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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约465—520年）的生平在《梁书》和《南史》里都有记载。《梁书·刘勰传》：“刘勰，字彦和，东莞莒人。”“东莞莒人”说的是刘勰的祖籍。南北朝时的北方政治动乱，导致了长期的战争与杀戮。西晋永嘉年间（307—313年），为了避祸，大批的士族和平民被迫南迁，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嘉南渡”。当时处在这种地理位置上的莒地自然无法摆脱这样的情势，于是刘勰的先人就举家迁到京口（今江苏镇江）。尽管他们保持了东莞郡莒县的户籍，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徐州东莞郡莒县都乡长贵里，但已经是身居异地了。
刘勰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他曾官县令、步兵校尉、宫中通事舍人，颇有清名。晚年在山东莒县浮来山创办定林寺。刘勰虽身兼数职，但其名不以官显，却以文彰，一部《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他的祖父叫刘灵真，除了《梁书·刘勰传》提到“宋司空秀之弟也”以外，不见其他史传记载。刘秀之是宋代司空，官位仅次于丞相，然而刘灵真这一系已属旁支远族了。据王元化先生的考证，“刘勰并不是出身于士族，而是出身于家道中落的贫寒庶族”。
两晋南北朝时期，士庶之别非常严重。不过，虽然整个六朝时期士庶观念严格，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还是有所缓和的。而刘勰出生的时代就是士庶区分有所缓和的时期。也许正因如此，就在刘勰出生前后，他的父亲刘尚开始步入仕途。到刘勰5岁左右，也就是宋明帝泰始七年（471年）前后，刘尚升任越骑校尉一职。乃一武职，官阶四品。这对刘勰的童年应该是有很大影响的。另外，宋明帝于泰始六年（470年）设立总明观，“征学士以充之”，并设置“东观祭酒”“访举”各一人，同时“举士二十人，分为儒、道、文、史、阴阳五部学”（《南史·宋本纪下》），这一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也会影响到刘尚对幼年刘勰的教育。
在刘勰7岁时，他做了一个对其一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的美梦。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追忆他所做的梦：“予生七龄，乃梦彩云若锦，则攀而采之。”他梦见了一片五彩祥云，犹如锦缎般美丽，便“攀而采之”。显然，刘勰之所以有如此吉祥的美梦，是因他所受的家庭教育正是儒家建功立业的思想。然而，这样的美梦不但没有实现，还发生了一件让他备受打击的事情。宋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年），其父刘尚在一次保卫首都建康的战斗中战死，刘勰那一年才8岁，这一打击无疑是灾难性的。《梁书·刘勰传》说：“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从父亲去世到20岁左右，刘勰在发奋读书中度过了自己从少年至青年的这段时光。
479年4月，萧道成即位，是为齐高帝，历史进入了齐代。萧道成13岁就接受儒家的教育，研究《礼》及《左氏春秋》。因此他即位以后，便重用擅长《经》《礼》的王俭，从此君臣唱和，儒学大振。建元四年（482年）正月，萧道成设立国学，“精选儒官，广延国胄”（《南齐书·高帝纪下》），崇儒重学之风吹遍全国。第二年三月，齐高帝萧道成去世，太子萧赜即位，是为齐武帝。他更是承继高帝之风，为儒学之兴推波助澜。他不仅仍重用王俭，而且优礼有加。上行下效，一时形成所谓“家寻孔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南齐书·刘瓛陆澄传论》）的盛况。当此之际，少年刘勰所受到的影响也是很深的。
萧齐政权一方面弘扬儒学，另一方面对佛教也是极为重视的。齐武帝萧赜刚刚即位之时，皇太子萧长懋便将当时的大乘佛学名僧集中于宝地禁苑“玄圃园”安居，表现了对佛教的顶礼膜拜。齐武帝即位的第二年（永明元年，即公元483年），被封为竟陵王不久的萧子良召集名僧，开设讲坛；佛徒高僧济济一堂，形成沈约所谓的“旷代之盛事”（《为齐竟陵王发讲疏》）。萧长懋还以皇太子之尊，萧子良则以竟陵王之贵，拜定林寺僧柔及僧远等人为师。这对刘勰的思想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后来刘勰在这一点上，认为儒道佛三教的精神价值观念可以互融，而佛学可以修正中国传统儒道二教的不足之处，具体说来便是精神蕴涵不够深入、耽于世俗的弊端。刘勰在《灭惑论》中说：“至道宗极，理归乎一；妙法真境，本固无二”，“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解同由妙，故梵、汉语隔而化通。但感有精粗，故教分道俗；地有东西，故国限内外。其弥纶神化，陶铸群生，无异也。故能拯拔六趣，总摄大千，道惟至极，法惟最尊”。在刘勰看来，儒、道、佛在“道”的问题上是可以相通的。不过在《文心雕龙》中，主导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其中虽然也有某些道家和佛家思想的影响，但构成它文学思想纲领及核心的，则是儒家的思想。
永明四年（486年）前后，也就是在刘勰20岁左右，他的母亲也去世了。永明八年（490年）前后，刘勰来到京师，举步踏入钟山名刹定林寺。依身沙门僧佑。暮鼓晨钟，青灯黄卷，这是弱冠之后刘勰的主要生活内容。
据《梁书·刘勰传》记载：“（刘勰）依沙门僧佑，与之居处，积十余年，遂博通经论，因区别部类，录而序之。今定林寺所藏，勰所定也。”“积十余年”，意味着刘勰几乎全部的青春时光都是在定林寺度过的，而沙门僧佑则成为这一时期刘勰生活中关系最为密切的人。
据梁代慧皎《高僧传·僧佑传》记载：“（僧佑）年数岁，入建初寺礼拜，因踊跃乐道，不肯还家。父母怜其志，且许入道，师事僧范道人，年十四，家人密为访婚，佑知而避至定林，投法达法师。达亦戒德精严，为法门梁栋。佑师奉竭诚，及年满具戒，执操坚明。初受业于沙门法颖，颖既一时名匠，为律学所宗。佑乃竭思钻求，无懈昏晓。”僧佑俗姓俞，他不仅是佛学大师，精通佛理，而且也是当时著名的学者，读过很多儒家经典。幼年时期，父母带其入建初寺礼拜，便表现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竟至不肯回家。父母只好从其所愿，任其出家入寺，奉僧范为师。父母本以其年幼任性，未必真心向佛，所以当他14岁以后，便私下里为其订下婚事。谁知当他知道以后，便逃到定林寺，投靠法师法达。法达乃是定林寺创建者昙摩密多的弟子，其“戒德精严，为法门栋梁”（《高僧传·僧佑传》）。僧佑竭诚奉事法达，更加执操坚明，其家庭亦莫可奈何了。年满具戒以后，僧佑又受业于律学名匠法颖，随侍尽心二十余年，“竭思钻求，无懈昏晓，遂大精律部，有迈先哲”（《高僧传·僧佑传》），成为佛家律学名僧。法颖去世后，正值竟陵王萧子良倡隆佛法之时，僧佑自然经常被请去讲律，听众常达七八百人之多。从这些记载来看，僧佑是一个具有虔诚宗教情结的人，对佛教典籍的钻研达到了痴迷的地步，曾编有著名的《弘明集》，同时多才多艺，人格高尚，在朝野广受世人景仰。这无疑对刘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刘勰跟随僧佑十余年，所受影响是难以估量的。比如，《梁书·刘勰传》说刘勰“家贫不婚娶”，其实“家贫”可能只是原因之一，而僧佑的影响也是存在的。不过，从刘勰居于定林寺十余年却并未出家来看，虽其“信佛”之心固然不假，却未必仅仅因为一般的“信佛”而“不婚娶”，倒是与之朝夕相处的大德高僧僧佑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
南朝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年），僧佑奉命到江南讲佛学，并修建庙宇，收藏佛经。当时定林寺是南朝一个佛教中心，藏书很多，刘勰在那里一方面帮助僧佑整理佛经，一方面在那里读了大量的经史子集等文学著作。这样他不仅精通了佛学，对于儒家的经书也非常倾心。永明十一年（493年）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刘勰作为僧佑的得力助手，帮助他整理佛经、厘定文献、区别部类、造立经藏、撰制经录，“或专日遗餐，或通夜继烛；短力共尺波争驰，浅识与寸阴竞晷”（僧佑《法集总目序》）。由于博学多才，寺院不少僧侣碑志，也多出自他的手笔。至今在定林寺中仍留有巨碑“象山树”三个篆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