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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书是我国古代广泛流传、深受广大群众欢迎的说唱艺术形式之一，它属于讲唱文艺的范畴。表演者通过叙述故事情节、描写景象、模拟人物、评议事理等艺术手段，演绎历史及现代故事。评书是我国劳动人民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具有悠久的历史。相传评书起源于东周时期，周庄公是评书的祖师爷。
评书，也叫评词，在古代称为“说话”，流行于华北、东北、西北一带。北方语系通称评书；到了南方，江浙和福建一带叫做评话，而湖北、四川等地仍叫做评书。造成“评书”和“评话”在称谓上有区别的原因可能是江南和福建等地流行的各种评话，直接承袭元明以来的“平话”表演传统；而北方及西南地区流行的各种评书主要由鼓书“说唱”演变而来，或者说由书目到表演，包括曲种称谓的形成，均受鼓书影响较深。无论是评书还是评话，均以“评”为主体形式；没有“评”，这门艺术也就失去了本身的魅力。究其本质，评书和评话并无分别。
由此看来，评书也是我国方言文化的一部分。然而，在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之后，一些方言的说书文化日渐式微，目前正处于濒临消失的状态。
评书艺术的历史可以概括为：可溯之源长，可证之史短。
“说书”一词最早见于《墨子·耕柱》篇：“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但是，这里的“说书”并不是指说唱艺术。“说书”最早以表演艺术的形式被人们记录下来是在汉代刘向所著《列女传》中。这段文字讲述了古代妇女怀孕期间，为使孩子生下后“形容端正，才德过人”，便在夜晚让失明的艺人诵诗讲故事，宣扬伦理道德。这虽与后世的评书不同，却孕育着某些相关的因素。
我国古代民间故事及寓言也与评书艺术的形成和发展有关。诸如《守株待兔》、《校人烹鱼》、《滥竽充数》等小故事，如果翻译成现代汉语白话文，都可以认为是微型评书。
隋代出现的“说话”可以看做评书从可溯之源到可证之史的过渡阶段。《太平广记》卷二四八引《启颜录》中的记载，说侯白“好为俳谐杂说，人多狎之。所在处观者如市”。侯白善于“说话”，能够触景生情，随机应变，讲出引人发笑的故事。
“说书”表演发展到唐宋两代，便有了专门独立的表演形式，叫做“说话”。这种曲艺艺术与评书的表演方式相类似，但两者似乎没有任何确实的传承关系。“说话”这种表演形式对明清小说的影响也是非常巨大的。当时人们称说书人为搏君人。搏君人说书的目的是为了搏人一笑，他们最喜欢讲述古代故事，百说不厌。
作为评书源头的“说话”，在唐代的各种文献中频频出现，可以作为评书可证之史的发端。
“说话”艺术在唐代盛行，民间称说书为“市人小说”。此时，“说话”以一种说唱艺术的形式由民间进入宫廷。虽被人斥为“不近文律”，却因成功博得宫中权贵一笑而逐渐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说话”甚至还流传至寺庙之中，称之为“俗讲”。僧侣将经文和佛经故事编成通俗文字，用说唱形式宣传一般经义。俗讲僧先用说白散文叙述事实，然后用歌唱（韵文）加以铺陈渲染。
宋代时，百戏杂陈。“说话”艺术达到鼎盛。南宋时期（1127－1279年），由于表演者所说的内容及表演风格均有所完善，“说话”艺术开始流派纷呈，这时的说话艺人不仅人数多，而且分工细致，出现了所谓的“说话四家”。这“四家”分别指“小说”、“说经”、“讲史”和“合生”四种曲艺表演形式。他们各自以说演历史故事、神怪传奇和宗教故事见长。其中，小说家是“说话四家”中艺术技巧最成熟、最兴盛的一家。小说的题材除历史故事、神话传说外，大多取材于当代社会生活，与现实联系比较密切。讲史家的话本通常称为“平话”，讲史以讲说前代史书文传、朝代更迭、历史战争为主，题材广泛，内容丰富，一般篇幅较长。“说经”主要讲说佛教经典和人物故事，也包括民间关于参禅悟道的题材。合生家是“说话四家”中势力最小的一家，“合生”大概以讲说当世故事为主，篇幅较短，一般一篇只讲说一个故事。
通常认为，评书的创始人为明末清初时期的江南说书艺人柳敬亭。评书的南北两支派，都是柳敬亭传下来的。
流行于中国北方地区的评书艺术，作为一种独立的说书品种，大约形成于清代初期。相传柳敬亭在清康熙元年（1662年）随漕运总都蔡士英北上，曾在北京说评书。后来，清代北京鼓曲艺人王鸿兴去江南献艺时，拜柳敬亭为师，回京后改说评书，并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在掌仪司立案授徒。王鸿兴先后收何良臣、安良臣、邓光臣三人为徒，他们成为后来的评书权威，且自立门户。之后北京的评书演员皆是这三个流派传下来的。
评书艺人的来源多为“唱曲”的转行。相传形成于北京的评书艺术，其第一代艺人王鸿兴原来就是表演“弦子书”的“说唱”艺人。20世纪初，许多在北方乡村表演“西河大鼓”和“东北大鼓”的“说唱”艺人进入城市后，纷纷改说评书。这是中国曲艺艺术在流变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北方评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也可称之为四次高潮。
第一阶段为明末清初的开创时期。据传，明末清初王鸿兴拜柳敬亭为师。柳敬亭技艺卓著，堪称一代宗师。但是他所擅长的并不是北方评书。他的徒弟王鸿兴在学艺之后，迅速成长为引领北方评书风骚的大曲艺家。这一时期，北京评书除王鸿兴外还有其他支派，如姜振名所传吴辅庭、哈辅源以及单长德、张智兰等。
第二阶段为明末清初的奠基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双厚坪、石玉昆等。
严格地讲，石玉昆并不是评书家而是讲唱艺术家。他的表演形式是又说又唱，而且自弹自唱。石玉昆在曲艺界取得了非凡的艺术成就。他所整理并创作的《三侠五义》是后来评书的重要书目，在评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与评书艺术同时发展起来的还有评书演出场所——书茶馆。清咸丰年间（1851－1861年），北京城内著名的八大茶馆为评书的演出提供了较好的条件和环境。清末民初，北京内外城已有六七十个书茶馆。此外，还有设在各处甬道两侧和庙会的几十个书棚。书茶馆说书一般每日两场（下午三时至六时称“白天”，晚上八时至十一时称“灯晚”），有的书茶馆还加中场（下午一时至三时）。
民国五年（1916年），北京评书研究会成立，先后推选双厚坪、潘诚立为会长，名誉会长由当时教育部学务局的刘葆初兼任。
第三阶段为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兴盛时期。这一时期剑侠书盛行，评书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具体表现为名家辈出，代表人物有王杰奎、连阔如等，杰作荟萃、声名远播。广播和收音机的普及，给评书极大的生存空间。
第四阶段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拓新时期。传统评书在此时期进入了新的时代，产生了质的飞跃。
北京评书界认真贯彻“双百”方针，积极编演新评书，对传统评书边演边改，在演出中尽量剔除书中的封建糟粕。评书新秀逐渐崭露头角，继承并发扬了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评书的题材也有所突破。评书从书场、茶馆等艺术环境中走出来，大踏步地迈向了电视屏幕，它的表演体系正在发生着历史性的深刻变革，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北方的评书传统书目十分丰富，其中一部分是历代评书艺人传下来的，一部分是近代艺人自行编演的，还有一部分是由鼓书改造而成的。常见书目有《列国》、《西汉》、《东汉》、《隋唐》、《龙潭鲍骆》、《五代残唐》、《飞龙传》、《杨家将》、《呼家将》、《精忠传》、《包公案》（《七侠五义》）、《小五义》、《水浒传》、《明英烈》、《施公案》、《三侠剑》、《永庆升平》、《雍正剑侠图》、《儿女英雄传》、《清宫外史》、《封神榜》、《西游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