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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是我国古代天才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他著述《史记》的目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就是研究“天”与“人”的关系，认识历史从古到今的发展变化，写出自己的一家之言。鲁迅先生曾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是伟大的史学家，他的《史记》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他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方法，以拥抱整个民族文化的宽广胸怀，熔三千年政治、经济、文化于一炉，完成了《史记》这部气魄雄伟、包罗万象、博大精深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巨著，成为历代史家学习、仿效的楷模。他也是卓越的文学家，以卓越的艺术才华，为我国传记文学开拓了一代新风。有人说，屈原的辞赋、司马迁的散文、杜甫的诗歌、曹雪芹的小说都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作品。可见司马迁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
司马迁不仅给后人留下了一份传世不朽的文化遗产，而且还树立了一个百折不挠、忠于事业的光辉榜样。让我们一起来追寻这位文化巨人的思想和文化脉搏。
古代人做事总讲究名正言顺，就连史学大家司马迁也是如此。
古代人在做官以后，通常以官名或居住地名作为自己的姓延续下去。司马之姓氏便是如此。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道：“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南正和北正都是官名，南正重执掌天上的神事，北正黎执掌世间的人事。这是远古时代即神话传说时代的事情。重氏、黎氏世世代代都掌管天文地理。司马迁认为他的祖先就是从此而来。到周宣王时，重氏、黎氏的后代失去了掌管天文、地理的官职而居司马之职。而有个名叫程伯休甫的后代人官居司马，于是，程伯休甫这一支重、黎的后代便改姓司马了。司马迁的这支家族，就是由此传下来的。实际上，司马迁讲述自己祖先的这些事情未必能确切考证，但是这也反映了他远大抱负的基点——天官世家。
读《太史公自序》可以发现，事实上，自程伯休甫官居司马之后，他们就不再是史官世家了。周惠王、周襄王以后，司马氏便分散开来。到了战国时期，秦国有个名叫司马错的人在秦惠文王时为官。司马错在历史上是很有名气的，是司马迁的八世祖，最有名的是他与张仪的大辩论。历史是这样记载的，惠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蜀国（今四川益地）发生内乱，向秦国求援，而此时韩国（国都在今河南新郑）又攻打秦国。秦惠王在伐韩还是伐蜀的问题上拿不定主意，就去征求张仪和司马错的意见。张仪以“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莫不从命”为据，主张伐韩。司马错却说：“我不这么认为。我听说，要想富国必先扩大领土，要想强兵必先使人民富裕。现在蜀国局势动荡，得到蜀国土地足以扩大秦国领土，取得蜀国财富足以使人民富裕。而周王室为天下共奉的宗主，挟持周王无异于引火上身。只有伐蜀才既得实惠，又不会有人出面干涉。因而伐韩不如伐蜀。”秦惠王听从了司马错的意见，攻下蜀地，并任命司马错镇守。司马错经营蜀地几十年，为秦国立下了非常大的功劳。
司马错的孙子叫司马靳，在秦昭王时为白起部将，由于在长平之战中白起和司马靳活埋了赵国在长平的降兵，回到秦国后他与白起同时被秦昭王赐死于杜邮。这时少梁也改名为夏阳。司马靳的孙子司马昌是秦朝主管炼铁的官，在古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铁在古代农耕社会有着极大的重要性，农业以铁为生产工具则生产水平有极大提高，铁还关系到军事装备等重大问题，因此铁的生产、销售都要依靠政府严格管理。
《史记》中记载，司马昌生司马无泽，司马无泽担任汉的市长（管理城市的商业地区），无泽生司马喜，喜被封为五大夫。在汉代有二十等爵位，爵位有名无实，不是官职，五大夫是第九等，喜可能是因为军功受爵。司马喜的儿子司马谈，是文景时期的人，在汉武帝时期司马谈担任太史公，乃司马迁之父。不过此时的史官与古代不同，只是一个中级官僚。由于家族对司马谈的影响，以及司马谈的史学之才，使其重新继承了远祖的史官世家之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