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禹治水至秦汉时期

在这一时期里，我们祖先广泛使用青铜工具，特别是铁制工具，并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这一切对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在这一时期里，我们的祖先在防洪、灌溉、航运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发展，并有一批大型水利工程建起，有的至今仍卓然屹立，造福人类。在水利建设的基础上，这个时期的水利科学技术也取得了较快的发展，并逐步向世界水利科学技术高峰迈进。

（一）防洪和治河

人类最初为了生存，必然要临水而居。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农耕文明的兴起，我们的祖先对水源的依赖性更强了。公元前22世纪，原始公社末期，农业进入了锄耕阶段，人们逐渐由近山丘陵地区移向土地肥沃、交通便利的黄河等大江大河的下游平原生活。

水是一把双刃剑，有利也有害。不久，洪水终于向人类袭来，淹没了平原，包围了丘陵和山冈，人畜死亡，房屋被吞没。这时，大禹受命治水，他疏导并分流洪水，将黄河下游的入海通道一分为九，经过十多年的不断努力，终于获得了治水的巨大成功。

那时，人口不多，居民点稀少，大禹治水采用的疏导和分流方法是正确的。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口骤增，社会经济空前发展，不能再任黄河在广袤的平原上奔流了。于是，筑堤防止黄河泛滥的方法应运而生。

在当时，筑堤防洪自然是有效手段。但是，黄河之水从上游冲下来的大量泥沙堆积在下游河床里，不断地抬高河床。尽管有堤，河水还是溢出河床了。

汉武帝继位后，黄河下游频繁决堤，筑堤和堵口成了当时经常性的治河工作。

汉武帝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河南省濮阳市西南）决口。洪水向东南冲入巨野泽，泛入泗水、淮水，淹及十六郡，灾情严重。

汉武帝闻讯，十分焦急，立即派汲黯、郑当时率10万人前去堵塞，未能成功。

丞相田蚡为了一己私利，反对堵塞决口，说黄河决堤是天意，不能靠人力强行007堵塞。结果，此后黄河泛滥长达23年。

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濮阳地区干旱少雨，又逢大河枯水期，汉武帝认为正是治河的有利时机，便派遣大臣汲仁和郭昌率数万人再次堵塞瓠子决口。汉武帝还在出巡回京的途中专程到瓠子工地视察，并亲自指挥，先将白马、玉璧沉于河中，敬祀河神，然后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全部出动，背负柴草，填塞决口。柴草用尽后，又命令治河人员砍伐淇园竹林的竹子继续填塞，终于堵住了决口。之后，又在黄河北侧新开二渠，引导河水北流。

为了纪念这项重大治河工程竣工，汉武帝下令在瓠子新堤上修筑了一座宣房宫。汉武帝对这次治河成功十分满意，特地作了一首《瓠子之歌》。

汉成帝建始四年（公元前29年），大雨滂沱，连续十余日不止。黄河洪峰骤起，直摧馆陶、东郡、金堤。不久，大堤崩溃，致使东郡、平原、千乘、济南 4郡32县被淹，最深处积水2丈余，受灾面积达1万多平方千米，摧毁官府民房近4万间，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人畜伤亡惨重。

这时，王延世于危难之际担起了治理黄患的重任。王延世为资中人（今四川资阳），自幼钻研水利，关心国计民生。他受命治水后，亲临现场勘察，找出症结，毅然决定在馆陶、金堤垒石塞堵狂流。他命工匠制作长四丈、大九围的竹笼，中盛碎石，由两船夹载沉入河中，再以泥石制成河堤。王延世带领军民日夜奋战36天，终于修成河堤，于次年三月初堵住了决口。四月，为纪念治黄成功，汉成帝改“建始”五年为“河平”元年。

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黄河又在平原决口，汉成帝派王延世与丞相杨焉、将作大匠许高、谏大夫马延年共同治理黄河决口。王延世经过精确的测量后，严密计算，仅用半年时间就修复了河堤，让百姓恢复了正常的生产。这年，农业获得丰收，两岸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王延世是一位治水专家，他将川人治水经验推广到中原，在黄河岸边以竹笼盛石稳固坝基，终于治服了桀骜不驯的黄河，使其服服帖帖地安澜了。

由于黄河河床高耸，超过民房，防洪条件恶化，形势危殆，单纯依靠筑堤堵口已经无济于事，必须寻求新的解决办法。西汉末年，在朝廷的倡导下，开展了关于治河理论的辩论。治河专家提出了多种方略，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有疏导、筑堤、水力刷沙、滞洪、改道等方法。

汉成帝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水利专家贾让应诏上书，提出治河三策：上策主张不与黄河争地，留足洪水需要的空间，有计划地避开洪水泛滥区去安置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策主张将防洪与灌溉、航运结合起来综合治理；下策是完全靠堤防约束洪水。

贾让的上策主张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努力谋求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有其积极意义的。

原来，贾让在上书以前，曾研究了前人的治河历史，并亲至黄河下游东郡一带做了实地考察。他发现战国时齐国与赵、魏两国以黄河为界。赵、魏临山，齐地低，于是齐国远离黄河25里筑堤。当黄河之水泛滥，东抵齐堤时，赵、魏两国就被淹了。于是，赵、魏两国也远离黄河25里筑堤。这样，就给黄河留出了活动的空间。如今，沿河居民不断与黄河争地，民房与黄河仅数百步。而且在百里之内，黄河在堤中东拐西拐。从黎阳堤上北望，黄河高出民屋，形势十分严峻。经过深思熟虑，贾让这才在上皇帝书中提出治河上策。他主张迁走堤下居民，有人说：“这样做会败坏城郭、田庐、冢墓，百姓怨恨，且花费甚巨。”贾让不以为然，他说：“濒河十郡治堤用款每年不止万万金，而且一旦黄河决堤，损失更大，如果拿出数年治河之费迁走堤下居民，黄河改道计划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大汉方圆万里，岂能与黄河争咫尺之地？黄河改道一旦成功，将会河定民安，千载无患，因此说这是上策。”

治河上策符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行的非工程措施防洪理论，也包含躲避洪水的措施在内。贾让能在两千年之前提出这样的见解，不能不说有先见之明。

王莽篡汉后，黄河再次决口，而且改道从今山东利津入海，河水泛滥近六十年。

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去世后，其子汉明帝继位，于永平十二年（69年），派擅长水利的王景治理黄河。王景学识渊博，尤其精通水利工程。汉明帝从全国各地调集了数十万士兵，开赴黄河沿岸。王景指挥他们以改道后的新河道为黄河河道进行修堤，使之不用再开新道。为了加强黄河抗御洪水的能力，又新建了汴渠水门，使黄河、汴河分流。这样，同时收到了防洪、航运以及稳定河道的多种效益。

这条新河道从今濮阳县与故道分离，流经范县、东阿、滨海，至利津入海。这条被固定了的黄河新道起到了治黄的重要作用，维持了近千年。直到北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年），黄河未进行过重大改道，也未发生过特大洪水，被公认为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二）灌区兴建

农田灌溉在中原地区起源很早，在战国人所著地理书《周礼·职方氏》中，已对全国主要自然水体的分布有概括的叙述。人工灌溉系统由有蓄水、输水、分水、灌水、排水等不同功用的各级渠道组成，称作“井田沟洫制度”。

春秋战国时期兴建的灌溉工程气魄宏大，有坝引水工程如漳水十二渠和蓄水工程芍陂，无坝引水工程如都江堰和郑国渠，都是这一时期兴建的著名的大型灌溉工程。

战国时期，魏国邺城（今河北省临漳县西）的漳河经常泛滥成灾。为了解除漳河水患，当地人想了很多办法，但都无济于事。洪水冲毁房屋，淹没庄稼，百姓深受其害。后来，邺城的一些地方官、地主、豪绅与装神弄鬼的巫婆串通一气，说漳河闹灾是河伯显灵，只要每年挑选一位美女送给河伯做夫人，就可以使水灾平息。这样，官府年年驱使百姓给河伯娶妻，把年轻姑娘扔进漳河。他们的目的是乘机向老百姓索取大量钱物，然后分赃，中饱私囊。天灾人祸使邺城百姓无法生活下去了。特别是那些家里有年轻姑娘的百姓，担心自己的女儿被选中，只得背井离乡，四处逃亡。

邺城是军事要地，地处韩国和赵国之间，西边是韩国的上党，北边是赵国的邯郸。这么重要的地方不治理好当然不行，于是魏文侯派精明强干的西门豹去当邺令。

西门豹到邺城后，明察暗访，了解真实情况，趁给河伯娶妻的机会将巫婆投进漳河，震慑了当地的官吏和土豪劣绅，然后依靠百姓的力量开了漳水十二渠，用以灌溉田地，使邺城很快便富甲一方了。

漳水十二渠是我国多渠首制引水工程之始，意义非比寻常。

多渠首是从多处引水，渠首有多个，“十二渠”即修筑十二个渠首，用以引水。

漳水是多泥沙河流，多首引水正是适应这种特点而创制的。多泥沙河流因泥沙淤积，常使主流迁徙，不能与渠口相对应，以致无法引水。多设引水口门，即可避免这样的弊端。此外，如果一条引水渠淤浅了，立即可以用另一条引水渠来引水清淤。漳水十二渠设计合理，不但有引灌、洗碱、清淤、泄洪的功能，而且易于维护，反映出当时农田灌溉技术的进步。直到汉朝初年，漳水十二渠仍能起到很好的灌溉作用。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西门豹有极高的评价，他说西门豹担任邺令，名闻天下，泽被后世，无休止之时，可谓贤大夫。

孙叔敖出任楚国令尹之后，大力推行水利建设。楚庄王十七年（公元前597年），孙叔敖主持修建了我国著名的蓄水灌溉工程——芍陂。芍陂因流经芍亭而得名。芍陂在安丰城（今安徽省寿县境内），位于大别山北麓余脉。这里东、南、西三面地势较高，北面地势低，向淮河倾斜。每逢夏秋雨季，山洪暴发，频发涝灾；雨少时又常常出现旱灾。这里是楚国北疆的农业区，粮食生产的好坏关系到军需民用，非同小可。

孙叔敖根据当地的地形特点，组织百姓将东面积石山、东南面龙池山和西面六安龙穴山流下来的溪水汇集于低处的芍陂之中，修建五个水门，以石质闸门控制水量，水涨则开门分水，水落则闭门蓄水，避免了水多时洪涝成灾，天旱时又能有水灌田。后来，孙叔敖又在芍陂西南开了一道子午渠，上通淠河，扩大芍陂的水源，使芍陂能够灌田万顷。

芍陂建成后，安丰一带每年都产出大量的粮食，很快成为了楚国的经济基地。兵精粮足，楚国迅速强大起来，打败了实力雄厚的晋军，楚庄王一跃而成为“春秋五霸”之一。

三百多年后，楚考烈王二十二年（公元前241年），楚军被秦军打败，考烈王便把都城迁到这里，并把这里改名为郢，因为这里是鱼米之乡，适于定都。

如今，芍陂已经成为“淠史杭灌区” 的重要组成部分，灌溉面积高达60余万亩，兼有防洪、除涝、水产、航运等多种综合效益。

为感戴孙叔敖建陂之恩，后人在芍陂建祠立碑，称颂他的丰功伟绩。1988年1月，国务院确定芍陂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秦自战国后期起，国力日渐强大。它除了重视经营东方和南方外，也很注意开拓西方和北方。它先后打败了西戎义渠和游牧民族匈奴，将领土扩大到河套及其西南的广大地区。秦为了巩固对这些地方的统治，除派驻重兵、营建西北长城外，又在当地设立郡县，进行治理。秦既然在这里筑长城，驻戍兵，派官吏，治百姓，为解决官兵的粮食问题，自然有必要兴建水利，以开发当地的农业生产。宁夏平原黄河以东的秦渠，就是因为它凿于秦而得名。秦渠又名北地东渠，与它位于北地郡黄河以东有关。除河东秦渠外，秦还在河西开凿渠道，后人称为北地西渠。

在今成都平原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今泾惠渠的前身）都是秦统一六国前为了增加统一战争的战略物资储备而兴建的灌溉工程。

都江堰位于四川成都平原西部的岷江上游，距成都112里，是秦国蜀郡守李冰于秦昭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年）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是我国现存的最古老而且依旧在灌溉田地、造福百姓的伟大水利工程，使蜀地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它是我国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被誉为世界奇观。两千多年来，它一直起着引水灌溉的作用，至今已成功地运行了两千多年，灌溉面积已经增加到一千多万亩。

成都平原在古代是一个水旱灾害十分严重的地方。岷江是长江上游的一大支流，流经四川盆地西部。岷江出岷山山脉，从成都平原西侧向南流去，对整个成都平原来说是地上悬河，而且悬得十分厉害。每当岷江洪水泛滥时，成都平原就是一片汪洋；一遇旱灾，又是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岷江水患长期祸及西川，成为蜀地生存发展的一大障碍。因此，秦昭王委任知天文、识地理、隐居岷山的李冰为蜀郡守。李冰上任后，下决心根治岷江水患，发展川西农业，造福成都平原。

都江堰渠首工程是由宝瓶口引流工程、鱼嘴分流堤、飞沙堰溢洪道三大工程组成的，具有灌溉、防洪、放水等多种功能，是古代劳动人民的杰作，在世界上实属独一无二。

首先，李冰父子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决心凿穿玉垒山引出泯江之水。由于当时还未发明火药，李冰便以火烧石，令其膨胀，再以冷水浇之，使岩石爆裂。这样，终于在玉垒山凿出了一个宽20米、高40米、长80米的山口。因其形状酷似瓶口，又引出贵如珍宝的泯江之水，故取名“宝瓶口”。打通了玉垒山，岷水流向东边，减少了西边岷江的流量，使其不再泛滥。同时，也解除了东边地区的干旱，使滔滔江水流入旱区，灌溉农田。

在李冰的组织带领下，人们克服重重困难，经过八年的努力，终于建成了都江堰这一历史工程。

都江堰建成之后10年，秦王政元年（公元前246年），秦国又在泾水之上兴建了郑国渠。

原来，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后期，韩桓惠公看到秦国统一六国已是大势所趋，为了削弱秦国的实力，他派韩国水工郑国到秦国劝秦王嬴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兴修水利，想利用浩大的工程来消耗秦国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从而达到“疲秦”的目的。这时，十分有远见的秦王正为国内多旱少雨、盐碱遍地而发愁，便立即采纳了郑国的建议，命令郑国在关中渭北平原上修建一条大渠。因是郑国带头修的，故名郑国渠。

这条大型灌溉渠西引泾水东注洛水，全长300 余里。泾河从陕西北部群山中流出，流至礼泉后进入关中平原。关中平原东西数百里，南北数十里，西北略高，东南略低。郑国充分利用这一有利地形，在礼泉县东北的谷口开修干渠，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灌溉着今礼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渭南、蒲城、大荔等县（区）的280多万亩土地。郑国渠开凿以来，由于泥沙淤积，干渠首部逐年增高，以致水流不能入渠，于是人们便在谷口地方不断改变河水入渠处，但谷口以下的干渠渠道始终不变。

郑国渠用富有肥力的泾河泥水灌溉田地，可以使淤田压碱，变沼泽盐碱之地为肥美良田，使关中一跃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从此关中平原沃野千里，兵精粮足，为秦军统一天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郑国渠发挥灌溉效益长达百余年，首开关中引泾灌溉之先河，对后世引泾灌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朝之后，历代统治者继续在关中完善其水利设施，如汉朝开凿了白公渠。汉朝有民谣歌颂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锸为云，决渠为雨。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这里歌颂的就是引泾工程——郑国渠和白渠。

汉朝的农田水利设施中，除上述明渠外，还有一类是坎儿井。坎儿井又称井渠，由竖井、暗渠、明渠等几部分组成，每条坎儿井的长度由一二里到一二十里不等。暗渠是地下渠道，其作用为拦截地下水，并将它引出。暗渠每隔一二十米，便在其上立一竖井，井深从几米到几十米，视含水层深浅而定。每条暗渠的竖井，少则几眼，多则一二百眼。它是开凿、修理暗渠时掏挖人员的上下通道，又有出土、通风、采光等作用，还依靠它来确定暗渠的坡度和方向。

原来，南疆吐鲁番和哈密两盆地都位于天山南麓，地下蕴藏着丰富的雪水。每当天山积雪融化时，便形成许多巨大的水源。聪明的盆地居民为了把水源的水引来灌田，便向水源方向挖渠。因地面的渠容易蒸发，便在地下挖。地下渠把水引来后，因水中有泥沙，常常堵塞渠道，于是人们每隔不远就挖出一口竖井，便于下去疏通渠道。这和现代下水道的原理是一样的。

新疆雨量极为稀少，全年只有几十毫米，而气候干燥，年蒸发量竟高达几千毫米，蒸发量是降雨量的一百多倍，如果采用明渠灌溉，渠水多被蒸发，而蒸发对坎儿井的威胁极小。

吐鲁番和哈密两盆地的坎儿井共1000多条，暗渠的总长度约5000千米，可与我国历史上的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媲美。当年，林则徐被贬新疆时，看到坎儿井，大为惊讶，曾赋诗赞扬。

西汉定都长安，关中是京中官吏、军队、百姓食用粮食的主要供给地。因此，西汉一代除凿漕渠从东方运粮入关外，更主要的是在关中增建灌溉工程，增加当地的粮食产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开凿了龙首渠、六辅渠、白渠、成国渠等大批农田水利工程。

西汉关中灌渠的开凿，以龙首渠为较早，引洛水灌溉重泉（今蒲城东南）以东10000 多顷盐碱地。由于土质疏松，如果开凿明渠，渠岸极易崩塌，遂改用井渠结构。井渠由地下渠道和竖井两部分组成。前者为行水路线，后者便于挖渠时人员上下、出土和采光。最深的竖井40多丈。因为凿渠时挖出许多骨骼化石，人们误以为是龙骨，所以便称此渠为龙首渠。

六辅渠是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兴建的，是六条辅助性渠道的总称，用于灌溉郑国渠上游北面的农田。这些农田地势较高，郑国渠灌溉不到。六辅渠建成后，为了更好地发挥这一工程的作用，汉武帝规定了“水令”。这是见于记载的我国最早的用水制度。

汉武帝太始二年（公元前95年），动工开凿白渠。渠首也在谷口，渠道在郑国渠南面，向东南经池阳（治所在今泾阳县西北）、高陵、栎阳（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注入渭水。此渠全长200 里，灌溉郑国渠所灌溉不到的4500 余顷农田。

白渠建成以后，谷口、池阳等县因为有郑、白两渠的灌溉，便成为不再旱涝的高产区。

白渠的溉田面积虽然远比郑国渠小，但是由于它比郑国渠合理，因而不像郑国渠那样易被泥沙堵塞，白渠在历史上长期发挥作用，在唐、宋时还有所发展，而郑渠的下游很快就不能灌溉了。

汉元帝建昭五年（公元前34年），南阳太守召信臣截断湍水，开三座闸门提高水位灌溉农田。最长的渠道系由闸门渠首向东修干渠，经穰县城向东北，再折向东南进入新野，全长200里。沿干渠筑陂、堰29处，农田受益面积三万顷。

汉平帝元始五年（5年），又开了三座闸门，总共六座石门，故号六门堰，也称六门堤，灌溉穰县、新野、朝阳三县土地五千余顷。

西汉末年，六门堤系统失修。东汉光武帝建武七年（32年），南阳太守杜诗修复六门堤，并加以扩展，将陂堰增至31处，农田受益面积四万顷。

六门堤系统下通二十九陂，诸陂蓄水相互补充，形成排水、蓄水、灌溉相结合的水利体系。像这种“长藤结瓜”的独特的水利形式，标志着西汉时期南阳郡水利建设已经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汉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会稽太守排水筑堤，变湿淤之地为良田，这就是著名的鉴湖工程。它是长江以南最早的大型塘堰工程，位于今浙江绍兴城南，又名镜湖。筑塘300里，灌田9000顷。绍兴境内，东南至西北一线以南为山地，北部为平原，北为杭州湾。鉴湖是拦蓄山北诸小湖水所形成的东西狭长的水库，堤长一百三十里，东起曹娥江，西至西小江，中有南北隔堤，将鉴湖分作东西两部，沿湖有放水斗门69座，历代有所增减。由于湖水高于农田，农田又高于江海，因此，干旱时开斗门涵洞放湖水灌田；雨涝时排田间水入海或关闭斗门、涵洞拦蓄山溪洪水。

（三）运河的开凿

商朝末年，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将王位继承权让给三弟季历，自己到荆吴（太湖流域）定居后，率领百姓开凿了一条规模可观的运河，人称“泰伯渎”，位于今无锡市东南。

春秋时期，运河开凿渐多，有的为陈、蔡两国所开凿，在今淮水上游；有的为楚国所开凿，在今湖北、安徽境内；有的为吴国所开凿，在太湖流域和长江、淮河、黄河之间。

泰伯建立吴国后，励精图治，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到春秋末年，泰伯后代阖闾、夫差父子相继为王。由于太湖流域有了初步开发，又有伍子胥、孙武等人的辅佐，国力逐渐强大，对越国、楚国不断发动战争。

为了在战争中运兵和运粮，公元前6 世纪末至公元前5 世纪初，吴国在太湖流域，在自然河道的基础上开凿了三条运河：

一、胥浦，北起太湖之东，南至杭州湾。这是一条从对越国发动战争的需要出发而开凿的运河。

二、胥溪，位于太湖之西，是沟通太湖、长江的运河，便于吴国战船向西进入楚国。

三、湖东运河，由太湖之东的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北上，到今江阴西部与长江汇合，便于吴船经此骚扰长江下游的楚地。

吴国大军在伐楚之前，采用声东击西的“疲楚”战术。这一战术就是利用后两条运河，或向西扰楚，或向北扰楚，使楚军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疲于奔命”的典故即源于此。

这三条运河的开凿，不仅促进了区域性的统一，而且还为后来的江南运河奠定了基础。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6年），吴军大败楚师于柏举（今湖北麻城县东北）。

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494年），吴军大败越师于夫椒（今太湖西洞庭山）。

经此两次大战后，楚国一蹶不振，越国也臣服于吴了。

吴王夫差认为自己在长江流域的霸主地位已经确立，便决定向北方用兵，强迫晋、齐、鲁、宋等黄河流域的诸侯俯首听命。为了向北方运兵，夫差下令建筑邗城，开凿邗沟。

周敬王三十四年（公元前486年），吴国筑邗城，沟通江淮。邗城即扬州，在今扬州市西北郊蜀冈一带，遗址周长近20里。这是扬州建城的开始。

吴国筑邗城，目的是在长江北岸建立一个进军北方的基地。

接着，便开始开凿邗沟，旨在便于运送军队和粮秣。这条邗沟从邗城西南引进长江之水，经过城东向北流，从陆阳、广武两湖（两湖分别位于今高邮县东部和西部）中间穿过，北注樊梁湖（今高邮县北境），又折向东北，连续穿过博芝、射阳两湖（两湖位于兴化、宝应间），再折向西北，到末口（今淮安市东北）入淮，全长300千米。

邗沟的线路比较曲折，目的在于利用当地的众多湖泊，以便减轻施工的负担，提高施工的速度。

邗沟凿通后的第二年，即周敬王三十六年（公元前484年），吴军北上，与齐军大战于艾陵（今山东泰安南）。齐军几乎全军覆灭，主将国书及其以下五大夫或战死，或被俘，损失兵车800 乘。

打败齐军后，吴王决定再开一条运河——菏水，以便进军中原，迫使当时北方诸侯首领晋国就范。

黄、淮之间的东部有两条大河：

一、济水，是黄河的汊道，首起荥阳，向东流经菏泽（今山东定陶东北，已淤）、大野泽（又名巨野泽，今巨野县北，已淤），折向东北，注入渤海。

二、泗水，发源于鲁中山地，流入淮水。

泗水和济水相距不远，只要在它们中间开一条运河，吴国的军队便可以从淮水北溯泗水，再通过运河，循济水直达中原腹地。

周敬王三十八年（公元前482年），夫差下令在泗、济之间凿出了一条运河。这条运河东起湖陵（今山东鱼台县北），西到与济水相连的菏泽。因其水源来自菏泽，故称荷水。

当年夏天，夫差率领吴国大军沿菏水到达黄池一带（今河南封丘县西南），召集北方诸侯举行历史上著名的黄池盟会。晋国自晋文公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一直是北方诸侯的首领，当然不肯轻易放弃这一特殊地位。因此，在这次盟会上，吴、晋双方各不相让。正当两军剑拔弩张时，吴王接到空虚的吴都被越军攻破的消息，只好向晋国让步，匆忙率军南归。

邗沟和菏水工程比较粗糙，邗沟的河道又较曲折，航运受到一定的影响。但这两条运河毕竟沟通了江、淮、泗、济诸水，对加强长江、淮河、黄河三大河流域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战国初年，魏国最早进行变法。魏文侯在位时（公元前445年-公元前396年），在李悝、吴起、西门豹等人的辅佐下，魏国军事力量曾盛极一时。战国中期，魏惠王仍然雄心勃勃，力图称霸中原。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魏惠王九年（公元前361年），将都城由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迁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市）。接着，又以大梁为中心，在黄、淮之间开凿大型水利工程——鸿沟。

鸿沟是沟通黄、淮两大水系的水运枢纽。这一工程是从黄河的汊道济水引黄河水南下，注于大梁西面的圃田泽（已淤），再从圃田泽引水到大梁。当时圃田泽是一个湖泊，方圆300 里，既可作为鸿沟的水柜，调剂鸿沟的水量；又可使水中的泥沙在这里沉淀，减轻下游航道的淤塞。接着，又将大沟向东延伸，经大梁北郭到城东，再折而南下，至今河南沈丘东北与淮水重要支流颍水汇合。这条人工河道史称鸿沟。

鸿沟从大梁南下时，一路上沟通了淮河的另一批支流，如丹水（汴河上游）、睢水（已淤）、濊水（今浍水）等。

过去，魏国境内可通航的河道较少，黄河多沙，只有部分河段可以行舟，丹水、睢水、濊水、颍水等流程短，水量少，航运不发达。鸿沟凿成后，引来了丰富的黄河之水，不仅鸿沟本身成为航运枢纽，而且丹水、睢水、濊水、颍水等也因为补充了水量，航道畅通，内河航运有了很大的发展。

鸿沟水系不仅改善了魏国的水上交通，由于这些水道还可灌溉农田，因而也促进了魏国农业的发展。鸿沟和丹水、睢水、濊水、颍水等流域是战国后期我国最主要的产粮区之一。

鸿沟凿成后，中原地区可以通过鸿沟本身及丹、睢、濊、颍等水入淮，与南方吴、楚等地的水上交通远比以前方便了。

鸿沟的开凿，使中原地区对其他各地的水上交通也大为改观了。它可以循济、丹等水东通卫、宋和齐、鲁，利用黄河北通赵、燕，西连韩、秦。

开凿鸿沟后，黄河中下游和淮水流域出现了大批商业城市。此外，在鸿沟河网中还兴起了一批新的城市，如丹水和泗水汇合处的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睢水之滨的睢阳，颍水入淮处的寿春等。鸿沟到汉朝时称狼荡渠，在历史上长期发挥重要的作用。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北方六国。接着，秦军又对江南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地区的百越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开始时，秦军在战场上节节胜利，但当他们打到两广地区时，虽然苦战三年却毫无建树。原来，由于五岭的阻隔，粮秣运输困难，使秦军补给供应不上。士兵经常锇肚子，当然不可能打胜仗了。秦始皇找到了问题的症结后，立即命令监御史禄劈山凿渠。于是，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监御史禄负责开凿运河，以解决军队的给养问题。五岭山脉中的越城岭和都庞岭之间有一个谷地，谷地中有两条自然河道，一条是湘江上游海洋河，另一条是珠江水系的始安水。如果在两水之间凿一条运河，就可沟通长江和珠江，解决秦军的粮运问题了。海洋河和始安水相距很近，最近处只有3里。但海洋河和始安水之间横亘着高约百尺、宽约1里的小山。在监御史禄的带领下，秦军克服种种困难，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凿通了运河。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灵渠。它把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连接起来，使秦国的援兵和补给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最终把岭南的广大地区全部划入了秦王朝的版图。

灵渠位于湘桂走廊中心的兴安县境内，与四川的都江堰、陕西的郑国渠并称为秦国的三大水利工程。

灵渠又称兴安运河，全长虽然不到80 里，是一条小型运河，但因为它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因而地位十分重要。它不仅在秦朝，而且在以后两千多年中，都是内地和岭南的主要交通孔道，对促进南北交流，加快岭南开发，意义都非常重大。

秦朝灭亡后，刘邦建立了西汉。西汉建都长安，到刘邦的曾孙汉武帝在位时期，由于长安人口的不断增加，又要用兵匈奴和经营西域，中央政府的粮食需求量越来越大，终于供不应求了。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汉政府一面在关中兴修水利，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就近取粮；一面改善水运条件，以便从当时主要产粮区——我国东南一带运粮入京。

当时，渭水虽然也能运粮，但它多沙，水道又浅又弯，运输能力很差。从长安东到黄河，陆路只有300 多里，而曲曲弯弯的渭河水道竟达900 多里。由于封冻和水量不足等原因，渭水一年中只有六个月可以勉强通航。渭河年运输量只有几十万石，而汉武帝每年要从东方调入几百万石粮食才够用。正当汉武帝为粮食急得寝食不安时，大司农郑当时建议在渭水之南凿一条径直的运粮渠道。汉武帝一听大喜，立即准奏。因这条渠道是运粮的，所以历史上把这条渠道称为漕渠。

漕渠工程动工于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渠首位于长安城西北，引渭水为水源，经长安城南向东，与渭水平行，沿途接纳泬水（皂河）、浐水、霸水，以增加漕渠的水量。这些河水都发源于终南山，含沙量很小。漕渠穿过霸陵（治所在今西安市东北）、新丰（治所在今临潼县东北）、郑县（治所在今华县）、华阳（治所在今华阳县东南）等县，到渭水口附近与黄河汇合，全长300 多里，历时三年完工。

汉武帝元狩三年（公元前120年），又在长安西南凿了一眼昆明池，周长40 多里，将沣水、滈水拦蓄池内。凿昆明池除了用来操练水兵外，还可以调济漕渠水量，供应京城的生活用水。

漕渠的通航能力很高，一直是西汉中后期东粮西运的主要渠道，年运输量在400 万石左右，最高年份达到600 万石，约为渭水运量的10倍。

西汉亡国后，东粮不再西运长安，漕渠因年久失修而逐渐湮废了。

汉光武帝刘秀建立东汉后，定都洛阳，漕运工程的重点随之东移。洛阳虽有洛水可通黄河，但洛水大部分河段河床都很浅，不便航运。为了使粮船可以直达京师，决定开凿阳渠。除引谷水外，又引来了洛水干流。此后，来自南方、东方、北方等地的粮船，经邗沟、汴河、黄河等航道，再循洛水、阳渠，可在洛阳城下傍岸了。

从西汉后期到王莽统治时期，由于黄河一再决口，鸿沟水运体系已经支离破碎，有些运道完全断航。由丹水演变而来的汴河，航道也经常受阻。汴河是洛阳的主要粮道，在全国入京的租赋中，来自豫、兖、徐、扬、荆等州所占比重很大，多循汴河入京。因此，东汉朝廷非常重视对汴河的治理。

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由王景、王吴主持的治河、治汴工程，成绩卓然。黄河泛滥是汴河堵塞的根源，治汴必须治河。治汴工程主要有改造渠口和筑堤、浚渠等。从荥阳到泗水，汴河全长800 里，他们全面地建筑河堤，深挖河床。经过这次治理，汴河的漕粮能力大大提高了。

河北平原位于黄河下游北面，太行山之东，燕山以南，东临渤海。这里河流纵横，水道众多。南部多为黄河故道，由西南流向东北；中部之水源出太行山，多为西东流向；北部诸河发源燕山，为北南流向。这些河都流入渤海，流短水少，不便航运。不过，如能在各河之间凿渠沟通，将它们连缀起来，水源得到调剂和集中，航运效益便会大大提高。于是，曹操开凿了利漕渠。

邺城北控河北平原，南联中原腹地，地位重要，本是袁绍、袁尚父子的大本营。曹操消灭袁氏后，将自己的政治中心由许都（今河南许昌市）北迁到这里。曹操重视对邺城的建设，为了发展这里的水路交通，特地开凿了一条利漕渠。

利漕渠开凿于汉献帝建安十八年（213年），以漳水为水源，经邺城向东到馆陶县西南与白沟衔接。白沟是当时河北地区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利漕渠凿成后，邺城因有白沟之利，对幽燕中北部的控制和对黄河以南的联系，都大大加强了。曹操死后，其子曹丕逼汉献帝禅位，建立了魏朝，中国历史进入了三国时期。

经过千百年的努力，到两汉时，我国的运河工程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东起沿海地区，西到关中，南起湘桂，北到幽燕，都有运河可通。这对促进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边疆地区的开发，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巩固，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四）海塘工程

我国江苏、上海、浙江三省市沿海地区自古就有潮灾。从浙北到苏北，地势低平，大部分地区潮灾严重。

苏北和浙北都属冲积平原。12 世纪，苏北海岸线尚在今盐城县治到东台县治附近，后来，由于黄河和淮水泥沙的沉积，把大片海域变为平原，海岸线东移了100多里。

在苏南，4 世纪，海岸线约在今嘉定县治到奉贤县治一线附近，由于长江和钱塘江的泥沙堆积，到12 世纪，海洋后退了，海岸线东推到川沙、南汇一带。今日沪东的大部分土地都在这七八百年中淤积而成。

浙江绍兴萧山以北一带的情况也是如此。由于钱塘江泥沙的沉积和潮水对泥沙的搬迁，海岸线也在北推，平原也在扩大。

这些冲积平原海拔低，一般只有几米，有些地方甚至低于海平面二米。冲积平原土壤松软，含有丰富的有机质和矿物质，有利于农作物的生长。因此，当它成陆不久，人们很快就将它开发成高产农田了。

宋朝以来，松江、嘉兴等地成为我国重要的产粮区，即与此有密切的关系。又由于它濒临大海，具有优越的条件生产海盐，因此，苏北长期以来，都是我国海盐最重要的生产基地之一。钱塘江南北也是如此。

从浙北到苏北一带的沿海都有较大的涌潮，往往会淹没新淤成的土地，破坏盐灶。为了防止潮灾，苏、沪、浙沿海百姓修建了伟大的防潮工程——海塘。海塘在苏北称为海堤，在苏、松和两浙则称为海塘。这些工程，开始修建于秦、汉，后来不断发展，由短塘扩展为长塘，由土塘进步到石塘，终于形成一座海岸长城，北起江苏连云港，南到浙江上虞。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设钱唐县，治所在今杭州灵隐山脚。古代唐塘通用，唐即塘，也就是堤。以钱唐作县名，因为当时已有海塘。秦朝为征服涌潮，在钱塘江边修建海塘。《水经注·浙江水》转引《钱塘记》说钱唐县东一里左右，有一条防海大塘，名叫钱塘。

（五）水利科学

春秋战国时期活跃的学术氛围也推动了水利基础科学理论的蓬勃兴起，秦汉水利建设的高潮更为水利科学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司马迁在《史记·河渠书》中赋予“水利”一词以专业含义，水利成为有关治河、防洪、灌溉、航运等事业的科学技术学科，将从事水利工程技术工作的专门人才称作“水工”，主管官员称作“水官”。水利学作为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的应用学科由此诞生了。

在先秦时期的文献《周礼》、《尚书·禹贡》、《管子》、《尔雅》中，涉及水利科学技术的内容较多。基础性的理论纷纷提出，主要反映在水土资源规划、水流动力学、河流泥沙理论、水循环理论等。

秦汉水利建设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水利建设的高潮，有关水利的记载大批出现，水利科技的基础理论进一步深化。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史记·河渠书》是中国第一部水利通史，正是它确立了传统水利作为一个学科和工程建设重要门类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