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孔子的生平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名丘，字仲尼，春秋时期鲁国人，是我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世称“孔圣人”。据记载，孔子的祖先是殷商后裔，周灭商后，周武王封商纣王的庶兄——商朝忠正的名臣微子启于宋。微子启死后，其弟微仲即位，微仲即为孔子的先祖。自孔子的六世祖孔父嘉之后，后代子孙开始以孔为氏，其曾祖父孔防叔为了逃避宋国内乱，从宋国逃到了鲁国，其父叔梁纥晚年与颜徵生下了孔子。有人说，孔子继承了父亲叔梁纥的英勇，身高九尺六寸、臂力过人，而且酒量超凡，绝非人们想象中的文弱书生形象，当然这些内容是没有明确史书记载的。

孔子3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他与母亲过着清贫的生活。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委吏”（管理仓库的小官）与“乘田”（管理放牧牛羊的小官）。虽然生活清苦，但孔子心怀天下，立志向学。他注意虚心向别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曾经向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等人学习。又由于学识渊博，被当时人称赞为“博学好礼”。

孔子入仕是在鲁宣公时期，当时政权掌握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而季氏又受制于其家臣阳货。鲁昭公初年，三桓变本加厉，又进一步瓜分了鲁君的权力。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对季氏的僭越行为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因不满这种“陪臣执国命”——政不在君而在大夫的状况，孔子辞官不仕，他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于是“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史记·孔子世家》）。他开办私塾，收徒讲学。从远方来求学的弟子，几乎遍及各诸侯国。

鲁定公九年，阳货被逐之后，孔子才再次入朝为官，并受到鲁君重用。51岁的孔子先被任命为中都宰，“行之一年，四方则之”。 齐鲁夹谷之会时，鲁国由孔子主持会盟的礼仪。孔子认为“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由于孔子早有防范，使齐国国君想用武力劫持鲁君的阴谋没有得逞。不仅如此，孔子还充分利用外交手段收回了被齐国强占的郓、灌、龟阴三地。由于政绩卓然，孔子由中都宰升为司空，再升为大司寇。鲁定公十二年，孔子为加强公室，抑制三桓，援引古制“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提出了“堕三都”的计划。由于孔子利用了三桓与其家臣的矛盾，季孙氏、叔孙氏同意各自毁掉了费邑与后邑，但孟孙氏被家臣公敛处父所煽动，反对堕成邑。定公围而不克，使孔子的计划受挫，孔子与三桓的矛盾也随之暴露。鲁定公十三年，齐国送八十名美女到鲁国，君臣迷恋歌舞，多日不理朝政，也不按礼制送膰肉（当时郊祭用的供肉）给孔子，孔子失望，于是去鲁适卫，开始了十四年颠沛流离于诸侯列国之间的流亡生活。

孔子带弟子到卫国后，虽然受到灵公重视，却始终无法实现其抱负。此后孔子几次离开卫国，又几次回到卫国。在这期间，为后世所熟知的，莫过于孔子及众徒弟厄于陈蔡之间的故事。鲁哀公二年，孔子离开卫国经曹、宋、郑至陈国，在陈国住了三年，吴攻陈，兵荒马乱，孔子便带弟子离开。楚国人听说孔子到了陈、蔡交界处，派人去迎接孔子。陈国、蔡国的大夫们担心孔子入楚后对他们不利，于是派服人将孔子师徒围困在中途，据《史记》记载：因楚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围孔子，致使绝粮七日。“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此外，十四年的时间里，孔子在途中遇到当时的一些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和楚狂接舆等，并接连受到这些隐士的嘲讽。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表示了为改变天下无道局面的决心。

鲁哀公十一年，冉有归鲁。齐师伐鲁之时，孔子弟子冉求为季氏将左师，与齐军战于鲁郊，克之。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求说，学于孔子，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人以璧迎孔子归鲁。至此，孔子结束了访问列国诸侯十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归鲁之后，鲁哀公与季康子常以政事相询，但终不能重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他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并继续聚徒授业，培育治国贤才，据史载：“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如颜回、曾点、子路、子贡等，便是其中的代表。这些才华出众的弟子，对儒家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对孔子思想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公元前479年，73岁的孔子寝疾而殁，葬于鲁城（今曲阜）北泗上。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并把孔子故居改为庙堂，藏孔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堂中，自此以后，年年奉祀。今日曲阜之孔庙、孔府、孔林，所谓“三孔”者，即始于此。

（二）孔子的主要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系统地整理、继承和丰富了以往的历史遗产，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

（1）仁

仁的人生哲学思想是孔子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也是儒家学说得以确立其主流文化地位的主要根据。在殷代和西周的甲骨文中，至今还未发现“仁”这个字，在《尚书》和《诗经》中也很少出现这个字。直到春秋时代才较多地被人提起，人们把尊亲敬长、爱及民众和忠于君主称为“仁”。孔子继承了前人的观念，并且把它发展成为系统的“仁”说。

什么是孔子的“仁”？孔子在《论语》提到“仁”有一百余处，涵义甚广，但其基本涵义是“爱人”。他的弟子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问答说：“爱人。”《说文》有个解释：“仁，亲也，从二人。”甚合孔子思想。仁，就是人与人的关系，要友善相亲，相互帮助。在儒家思想中，不论后世如何发展“仁”的含义，都是紧紧围绕“爱人”作为出发点的。但是这里的“爱人”，又需要我们做认真的分析：

第一，虽然孔子从等级制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了“泛爱众，而亲仁”，但是孔子提出的“爱”是有等差的，这一点与墨家提出的“兼爱”思想是相区分的。墨子说:“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孔子“爱人”的思想符合当时封建社会的实际需要，所以更容易在社会习俗和风尚中遗留下来。

第二，在答复弟子颜渊时，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孔子认为爱人要从大处、高处着眼，推己及人，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这里强调的是人们通过克制自己，达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都合于礼，这也就是仁的境界。

（2）礼

孔子推崇周礼。据学者研究表明，西周社会建立后，周公将从远古到殷商的原始礼仪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和规范，形成了“吉”、“凶”、“军”、“宾”、“嘉”五礼，也就是较完备的周礼。孔子提出：“夏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表明，孔子对周礼的推崇是经过了对历代礼制考察之后作出的判断。值得一提的是，孔子并非完完全全地拥护旧的制度，而是对周礼进行了“拿来主义”式的继承和发扬。

孔子对“礼”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礼”是社会秩序。《左传·隐公十一年》载：“礼，务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这是说，礼是治理和安定国家，巩固国家的制度和维护社会所需要的秩序。孔子又说礼是“王之大经也”（《左传·昭公十五年》），是进行统治的根本法规，治国之纲。因此，“坏国丧家亡人必失去其礼”（《礼记·礼运》）。丢掉了礼，就要失去一切。可见孔子这里说的“礼”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

第二，“礼”是礼仪上的规定。具体来讲，就是有关朝廷的祭祀、出征、朝聘，以至婚丧嫁娶，待人接物到生活细节，按不同等级、身份，都有不同的礼仪规定，实际是“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的具体形式。孔子回答弟子樊迟时主张：“各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子路问事鬼神的问题，孔子明确表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指的就是这些内容，从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孔子思想重人事而轻鬼神，改变了以往周礼特别重视祭祀鬼神的传统。

第三，“礼”是人的道德标准。孔子提倡“道之以教，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这正是“礼下庶人”身上的政治主张，告诫人们把礼作为德行的最高标准，改变了周礼“礼不下庶人”的规定。

第四，“礼”以“仁”为实质。孔子以实际行动开办私学，广招门徒，实行“有教无类”，改变了周礼“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子弟能够接受教育的局面，打开了向民间传播文化之门。孔子主张用“仁”的精神改造人的思想，规范人们的行为，作为一种反映社会成员之间，阶级、组织之间的关系准则，礼一旦确立下来，就要求全体社会成员必须遵守，修己的同时治人，完善人伦道德，实现社会的安定良好秩序。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仁与礼并不矛盾，因为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二者的结合，才是一种制度的完善。孔子主张礼仁结合，纳仁于礼，用仁来充实礼，实质上是注重了人道与政治的结合，从而对周礼作了重大的修整完善。

（3）德治

同孔子的“仁”和“礼”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

第一，孔子重视以“礼”教化，提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在德政的施行过程中，孔子推崇用道德和“礼”去教化和约束人们的言行。落实在政治上就是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君臣关系上要以礼相待，“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在其他关系上则遵守“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第二，孔子反对滥用刑罚。

在夏朝和商朝，统治者制定了大量的刑罚维护其统治秩序，其中大多数刑法比较残酷，剥夺生命的刑罚也多种多样，周初的统治者汲取殷商灭亡的教训，提倡“明德慎刑”，孔子也反对滥用残酷的刑罚解决社会问题。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一就有道，何如？”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体现了孔子重礼轻罚的思想。

第三，孔子对执政者提出正己、正名的要求。孔子提出“正名”是君主实现德政的首要前提。当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又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子路问：“为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对周武王作了评价说：“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国，正其国以正天下，伐无道，刑有道，一动而天下正，其事正矣！”可见正名之重要。

第四，与孔子的德治思想相联系，他认为国君要治平天下，就必须举贤任能，发现和提拔优秀人才，参与政事。关于贤才的标准，孔子认为应该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有政治理想和奋斗目标，要依据仁的精神和拥有高尚的品德，还要能善于娴熟地运用业务知识和技能。简言之，贤才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知识和治国才能。简单来讲，就是孔子根据“德”与“才”的关系而讲明的“德才兼备”，是人才的重要标准。

孔子认为要治理好一个国家，执政者必须正己、正名，举荐任用德才兼备的人才治理国家，必须在满足百姓生活富裕的基础上加强教化，慎用刑罚惩戒百姓的过失，实质上也体现了“仁”的精神内涵所在。

（4）中庸

中庸如今已经成为一个人们常用，但是又经常曲解的词语。说它被曲解是因为经常被理解为做“和事佬”的心态，什么事情都是“好好好”的状态，实际上孔子曾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这里说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庸之德古时已经存在，只是已经鲜有人能做好；更为重要的一点，这句话说明了中庸在孔子的学说中是至德的地位，是孔子哲学的基础和最高的道德准则。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第一，中庸意即谨守礼制，不偏不倚，不激不随，恰当适中。“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道。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礼记·中庸》）“中”是不偏不倚，中正，无过不及。庸不易谓之庸，不偏离正常。子贡问师商两人，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子贡又问，师比商是否更好一点，孔子答：“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过”与“不及”是事物极端的表现，必须通过“中庸”来维持事物的平衡，在政治行为上更要避免“过”与“不及”。

第二，处理事情要把握好分寸，凡事尽心竭力，但不做强求。如孔子主张进谏，但认为不必强谏，谏而不听，臣应适可而止或退以洁身。他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在止。”（《论语·先进》）“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用之则行，舍之则藏。”（《论语·述而》）这里要说明的是，并非在处事过程中遇难而缩，如对待朋友上，孔子提出：“忠告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论语·颜渊》）其中“忠告而善导之”实际上体现了多次规劝和劝导之意，实在不能起到作用的时候才“止”，以不自取其辱。

孔子在强调个人修养方面也特别注重行中庸之道。子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都有喜怒哀乐的情绪，当这些情绪未发泄时，我们的情绪就处于心平气静，中庸平稳：但有时因发生了异常的变故，人就会有情绪的变化和波动，只要是适当、有节制，不过度与激烈的发泄，就是温和平和。这意思是说，人与人相处，行中庸，遇事心平气和，包容共济，相互谦让，文明处世，礼貌待人，人们就会减少摩擦与争斗，化解社会矛盾，实现人们的和谐相处。

孔子以“射”来作比喻，说明“中庸”，认为“射”的“中”与“不中”的关键在自己主观方面，必须“反求诸其身”（《礼记·中庸》），己心正则己身正，己身正在则矢无不正，射无不中。正己好比仁，射中好比礼，仁是内在修养，礼是外在标准，仁是前提，礼是目的，二者之联结，便是中庸之道。《礼记·仲尼燕居》载：子曰：“礼乎礼，夫礼所以治中也。”这里谈“中”，谈怎样才能“中”，实际上已经糅进了“仁”的观念。换句话说，“中庸”应是一种内在的修养，应成为君子的自觉追求，而内心的“中庸”就是仁。

（5）教育思想

谈到孔子的教育思想，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学而时习之”、“温故而知新”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言，实际上这些只是孔子教育思想海洋中的点滴。如前文提到，孔子之前，教育与学术由官府垄断。孔子创办私学，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垄断；不分贵贱、广收门徒，提出“有教无类”的原则，打破了只有贵族子弟能接受教育的旧传统，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孔子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积累了大量丰富有效的经验和做法，现在我们一并来加以分析。

第一，教育目标。孔子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君子或曰君子儒。即具备“仁”、“德”思想，“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可以做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论语·微子》），甚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论语·微子》）的人才。

第二，教育内容。《史记》载：“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又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其中“诗”、“书”主于“文”，是立言的根本，“礼”、“乐”主于“行”，是立身行事乃至“成人”的根本，所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孔子教育他的儿子孔鲤也要学诗、学礼，否则无以立言、立行（见《论语·季氏》）。这是从“独善其身”的自我修养方面说的。儒者在确立这一点后，还强调要“兼济天下”，这见诸孔子教育的另一方面的主要内容，即“政事”。政事是以自我修养为基础的，只有“修己”以后，才能进一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见《论语·宪问》）。只有在完成自我修养的基础上，才可以从事政事，以“兼济天下”，否则害人害己。

第三，教育方法。孔子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主要是“因材施教”。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子路与冉有向孔子请教同一个问题，听说了一件事，要不要马上去做？孔子对子路说不可，对冉有却说可以去做。孔子的另一个学生公西华对此发生疑问，孔子解释说：“冉有退缩，故鼓励其进取；子路则勇于进取，故使之知有所退缩。”（《论语·先进》）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孔子的学生之所以各有所长，也正是他因材施教的结果：以“德行”著称的有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以“言语”著称的有宰我、子贡，以“政事”著称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学”著称的有子游、子夏（见《论语·先进》）。这些学生可以说是孔门中比较著名的几位，才能各有特点，应是得益于孔子的“因材施教”。但孔子最重视的还是他们的“德行”，如宰我虽以“言语”闻名，但孔子斥之为“不仁”，原因是他不行三年之丧而自觉心安理得。子夏以“文学”见长，孔子责之以“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论语·雍也》）。仲弓长于德行，但讷于言而敏于行，时人评价其只知“仁”而不知“佞”之机变，孔子则称赞仲弓，虽然不一定称得上“仁”，但“佞”却是绝不会去作的。（见《论语·公冶长》）此外，孔子注意到启发式教育的作用，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亦不复也。”（《论语·述而》）

第四，胸怀天下，以身作则的教学态度。注意运用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时人、时事的评价以及孔子自己的立身行事，来达到教育学生的目的。对人、事的品评在《论语》中有很多的篇章，不再赘述。至于孔子的立身行事，孔子本人这样对学生说：“二三子，以我为隐乎？吾无隐乎尔，吾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论语·述而》）这就是说我之行事，对你们没有什么隐瞒的。在厄于陈蔡之间时，“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公》）孔子之行事，《论语》中也多有记载，有学生引以为荣的，也有使学生发生质疑甚至于为学生所诟病的，但这种无所隐瞒的坦荡胸怀亦体现了为人师表的心胸。与此同时，孔子要求弟子们端正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当仁不让于师，要求弟子学以成才，学以致用。

总之，孔子在其丰富的教学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教育目标是培养君子仁人，教育原则是“有教无类”，教学方法是因材施教，采用“循循然善诱”的启发式教育，重视德育，智仁勇并举而以仁为中心，提倡教师以身作则，师生教学相长的教育体系。孔子的思想博大精深，孔子及其创立的儒学思想体系成为其后儒家学者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思想源泉，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显赫而居中制衡、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并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巨大、持久、广泛的影响。

（三）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只要谈到中国的文化史，无法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就是孔子。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人物能像孔子一样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历史如此休戚相关，以至于有学者认为“孔子简直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作为中国文化的巨擘，世界文化的名人，孔子大概也是西方人了解最多和最为熟悉的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他曾多次入选“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列，在世界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早在汉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就满怀敬慕之情地写道:“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袛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主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史记·孔子世家》）

这里对于孔子对中国文化发展史的贡献，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在孔子的故里曲阜，元代统治者为孔子立的神道碑也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可见孔子为封建制度立言立法所起到的承先启后的伟大的历史作用，是孔子的名字与思想得以与封建制度共存的原因。对于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自近代以来，有不少学者认为是历代帝王对于孔子的提倡所致。唐君毅还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孔子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地位之形成，初亦不由于帝王或政治上居高位者的提倡，却是主要赖于孔子之弟子后学，及后来各时代在不同的学术文化领域中兴起的突出人物之尊崇。而这些人物之兴起，则经常是当其个人居贫贱之位，在困厄忧患之中，或整个民族生命，文化生命遭遇艰难挫折，人心危疑震撼之时，由对孔子之教，有种种不同的体悟，而自动兴起，求对孔子之学与教，上有所承，下有所启……”（《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 cBY75UtvYpJkh2+JJDfkumdsIOcSkJ6arYjCies6w8ispLKxhJyaGD8MnS/VEl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