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没落的贵族，对理想的守望

荆轲（？—公元前227年），中国战国时期著名刺客。战国末期卫国人，汉族，喜好读书击剑，为人慷慨侠义。后游历到燕国，被称为“荆卿”，随之由燕国智勇深沉的“节侠”田光推荐给太子丹，拜为上卿，秦国灭赵后，兵锋直接燕国南界，太子丹震惧，与田光密谋，决定派荆轲入秦刺秦王。公元前227年，荆轲同秦舞阳带燕督元地图和樊於期首级，前往秦国刺杀秦王。临行前，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场面十分悲壮，荆轲来到秦国后，秦王在咸阳宫隆重召见了他。荆轲在献燕督元地图时，图穷匕见，刺秦王不中，被杀。

实现理想与人生价值对于生存在儒家文化和思想体系下的中国人来说，可谓人生百年中最重要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是活着的最高目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揭示先秦儒家人生理想时谈道：“太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经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不但是先秦时期文人的人生理想，从此也成为历朝历代有志之士的最高奋斗目标。但是对于有抱负、有志向的人来说，常常有一种悲剧的命运，就是壮志未酬。历史给了每一个心怀壮志的人去拼搏的权利，但是结局却不尽相同，只有少数人成为了历史的宠儿，最终把自己的人生推向巅峰，尝尽实现理想的甘甜与欣悦，而萦绕着大多数人的还是失败和抑郁的苦闷。历史会记住圣人的德行、智者的才情、英雄的伟业，但是也会展示失败者的人生，因为众多的壮志未酬之人需要用伟大的失败者的故事来抚慰自己的无奈和愁苦，于是许多被历史的车轮碾碎了的悲情人物在人们的心中世代流传，悲壮刺客——荆轲便是以这样的身份被人们所传诵，我们在哀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同时，也深深被他的行为和信念所感动。那么历史上的荆轲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能让我们在千载之后仍然对他的名字念念不忘。历史上最早关于荆轲人生的记载来自于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在其《刺客列传》里他生动地记叙了这位刺客短暂而又惊险的一生，这便是历史上第一个荆轲形象的塑造。司马迁虽然是从史学的角度来描绘这位为了自己的信仰所献身的刺客的，但是却为此后的文学家提供了发挥的空间。随后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纂的《战国策·燕策三》中，细腻地描写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从此荆轲从一个历史人物开始向文学形象转变，直至今天他的故事被搬上了荧幕。

荆轲这个历史人物是因为那次力量与身份都不对等的刺杀而出名，但在刺秦王之前，他过着一段潇洒而又充满着无奈的生活。荆轲出生的具体年代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推断出了，史料上更没有确切的记载，司马迁在创作《史记》时，荆轲的同时代人还有在世者，司马迁奔走拜访这些先生，认真求教荆轲的事迹，但他却没能说明这位令众人仰慕的侠客的生辰，不免让人遗憾。荆轲生活在战国末期，正是中华大地上诸侯国之间进行战争的高潮时期。他是卫国人，卫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不上是一个大国，周武王灭商之后封他最小的弟弟于康邑，世称康叔，后来周公又将原来商都城周围的地区和殷民七族封给了康叔，建立了卫国，定都朝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北部的淇县。直到秦二世下诏废掉卫国最后一个君主君角的爵位，卫国共立国八百三十八年。即使有这样比较长久的诸侯国历史，但是卫国在当时变幻莫测的国际事务中也一直没有起到什么决定性作用，没有踏入“五霸”和“七雄”之列，荆轲的青少年时代便是在这样的一个诸侯国度过的。在人们的观念和印象里，有名的或是很出众的人一定大有来头，有一个离奇的身世或是成长于一个很神秘的环境，就像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大侠，无非名门之后就有一段离奇的身世或是不同于寻常人的境遇。荆大侠不用后人给他附会一段离奇的境遇，他的出身便十分符合人们的审美观念，荆轲虽然是卫国人，却是齐国贵族庆氏的后代，卫国人也因此称他为庆卿。这个庆氏在齐国曾经很有势力，齐桓公之子无亏生公孙庆克，其子以父名命氏，称为庆氏。中国古代人的姓分为两部分——姓和氏。一开始一个人或是一个家族只有姓，随着家族的发展，这个家族的成员越来越多，其中有一些优秀的人出现，他的后辈便会以他的名字或是封号、封地、官职等为氏。比如说我国战国时期楚国的王室成员都姓芈，只有成为楚王的人才可以以熊为氏，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芈姓屈氏，屈原是楚国的贵族，楚武王熊通之子屈暇的后代，所以他以屈为氏，我们现代人已经将姓和氏混同了。春秋时，齐有庆封，晋有庆郑，都是齐桓公的后代。庆封在齐灵公时期任大夫，庄公时与崔杼同为上卿，执掌国政，后来二人再升为左右相国。因崔杼家内内乱，庆封以弑君罪灭掉崔氏，独霸朝政。但是在这之后，庆封将政事交儿子庆舍处理，而自己则荒淫无度，引起了满朝对庆氏的不满。后来庆封的亲信卢蒲癸与王何，趁庆封外出之机，杀掉了庆舍，庆封见势不妙，逃至吴国。吴王将朱方（今江苏省丹徒县东南）封给庆封，庆氏宗族闻讯赶来相聚，自此，庆氏富于吴。所以荆轲乃是齐国的王室贵族之后，但是到了荆轲出生的年代，他已经沦落为没落的贵族公子了。到了燕国后，人们又称呼他荆卿，后人更愿意称他为荆轲，轲则是他的名字。卿在古代是对做官的人的称呼，也是长辈对于晚辈或是夫妻、兄弟朋友之间的亲密称呼，但在这里只是指人们对荆轲的一般称呼，有点类似于某某公子的叫法。轲则是荆卿的名字，《说文解字》中解释“轲”：“轲，接轴车也”，就是指具有两木相接的车轴的车，后多见于人名，我国古代的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孟子，其名就为“轲”。

荆轲从幼年开始就喜爱读书，并且擅长击剑，这是贵族公子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先秦的古代贵族对于文化教育是十分重视的，从周代开始贵族子弟就要进入学校进行正规的学习，学习的内容为“六艺”，《周礼·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就是要求贵族子弟要进行礼仪、音乐、射箭技术、驾驭马车的能力、书写识字和数学等方面的学习，以备将来治理国家的需要。所以荆轲喜好读书，具有与一般人不同的气质也是顺理成章的，他的家世背景给了他最早的志向索引，他的兴趣和才能也并不局限在读书和击剑。荆轲的青少年时期便沉浸在书香中，并且伴随着冷峭的剑光。当荆轲觉得自己已经学成可以走出茅庐去社会上打拼的时候，他曾经想凭借着剑术游说当时卫国的君主——卫元君，可以看出荆轲属于当时的士阶层，曾经荣耀的家庭历史激励着荆轲对于人生价值的执著，没落的贵族公子想像当时一般士人一样，通过依附于某个君主，取得衣食俸禄，并且实现自身济世的理想，甚至可以重振家族的光辉。

士人是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一个独特的文化阶层，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西周、春秋时代的礼乐制度逐渐崩溃，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礼崩乐坏”，同时文化也开始下移，文化不再被统治阶级和贵族所垄断，普通百姓也开始享受到接受教育的权利、品尝文化知识的魅力和与之带来的利益，最典型的就是孔子广收门徒，开课讲学。这样在春秋战国时代接受过教育、掌握文化知识的人相对于前代逐渐增多，这些人包括没落的贵族、手工业者等。激烈的社会变革不但使得有学识的人增多，而且也成为掌握文化知识的人研究和讨论的对象，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好多的学派，出于对社会的责任感和对人生的关怀，各个学派纷纷著书立说，批评时弊，阐述政见，互相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在贵族统治者与平民百姓之间就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阶层——士。这个不断壮大的新兴士阶层和以往的士有很大的不同，既包括武士又包括文士，并且有些人不但身怀盖世的武功并且掌握文化知识，他们的职责是习武、决斗，或是为主公出谋划策，游说他人，以自己一技之长来换取统治者的欢心，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这些文采武略集于一身的人，往往被称为侠士或者侠客。战国时代，争霸和兼并战争更为剧烈，这时各国封君权贵的养士之风也很盛行。先秦的很多典籍《庄子》《战国策》等已有关于这类武士生平和故事的精彩记载，如《战国策·赵策》中有关于鲁仲连义不帝秦的故事；《庄子·说剑篇》中也有“昔赵王喜剑，剑士夹门而客三千余人，日夜相击于前，死伤者百余人，好之不厌”的记载。同时，这些文士和武士思想独立，有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孔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子张说：“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祭思敬，丧思哀，其可已矣。”士以学和道德修养为己任，有远大的志向和抱负，以出仕作为自己的前途，仕则忠于职守。虽然荆轲的身世就已经为他踏入士人的阶层奠定了基础，在他的成长过程中，他也自觉把自己培养成为了一个标准的武士。他本身酷爱读书，擅长击剑，是一名典型的侠客。他在到达燕国之前就周游列国，结交王侯和有能力的人，并且早年在卫国的时候想要通过游说卫元君，得到重用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最后燕太子丹给了他这个机会，他成为了太子的门客。他一生的所作所为正是那个时代中千千万万士人的典型的人生经历。

但是荆轲没有选好主人，他第一次游说以失败而告终，此时的卫国已经进入了很衰落的时期，卫元君都是靠着魏国确立起来的，而且卫元君也不是礼贤下士、致力于朝政的明君，卫元君没有把荆轲放在眼里，使得他第一次朝着理想迈进的脚步原地空踏。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秦国攻取了卫国的都城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把濮阳作为秦东郡的治所，将卫元君的宗族迁至野王（今河南泌阳），从此成为了秦的附庸。荆轲开始了游侠的生活，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在古代，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高度发达的信息技术，今天我们通过网络、音像等可以足不出户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坐在家中的电脑前就可以浏览几千公里以外的风土人情，与国外的朋友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但是在荆轲的时代想要了解外界的情况必须亲自走出家门，深入到那些未知的地方去。于是他离开书本的世界，漫游于中原辽阔的疆域之上，结交豪士，丰富自己人生阅历的同时也在寻求和等待着一展锋芒的时机。

在漫游的过程中，拜见名士和自己仰慕的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内容，而且荆轲的天性也是广交朋友。年轻气盛的荆轲，怀着极大的好奇心与挑战的心态，千里迢迢，慕名来到榆次县聂村（今山西境内），与盖聂谈论剑术。盖聂是战国末年著名的剑术家，因仰慕战国初的著名刺客聂政而得名。但是两位有着共同爱好的人并没有成为挚交，原因在于对于剑术和价值观念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荆轲心怀济世的理想，并且想以剑术来作为实现理想的手段，认为剑术的功能更在于与人搏斗，这引起了盖聂的不满，盖聂对荆轲怒目而视。既然话不投机，对于剑术的认识存在差异，便没有继续探讨的必要了，荆轲放浪形骸的性格促使他扬长而去，没有考虑到礼节和别人对他的看法。荆轲离开盖聂的厅室之后，在一旁倾听他们谈话的人劝盖聂说：“荆轲不是平庸之辈，只因为你们的看法不同，你不应该对他怒目而视，再把荆轲请回来吧。”盖聂说：“刚才我和他谈论剑术，他的言语里有不甚得当的地方，我是因此才用眼睛瞪他的。你的话是有道理的，我还是派人去找找他吧，但是我这么无礼地对待他，他会因为害怕而离开的，不敢再留在这里了。”随后盖聂派家人去请荆轲回来，被派去的人到荆轲住处时，房东告诉他，荆轲已乘车离开榆次了。家人回来报告此情，盖聂很惋惜地说：“荆轲这个人，性情直率倒可取，但惜他心高气傲不谦虚。他本来就应该离开了，刚才因为我用眼睛瞪他，他害怕了。”荆轲真的是害怕了吗？还是胸怀宽广，不愿意与他人计较？从荆轲刺秦王时在秦王大殿上的表现来看，荆轲显然不是胆小之辈，在秦舞阳吓得脸白变色之时，荆轲还能灵活应对，可见荆轲是个胆量过人之人，不会因为一位剑客的怒目而逃之夭夭的。但是作为一个在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也像其他人一样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在他以后的许多人生场景中，也暴露了他不够英雄的一面，这些共同反应了他性格上的某些弱点，促成了他最后的失败。

后来荆轲漫游到了今天河北省南端的邯郸，与一个叫鲁句践的人弈棋赌博，鲁句践这个人除了在《史记·刺客列传》里提到他和荆轲一起下棋之外，在其他的史料和文献当中很难找到关于他的记载，所以我们很难通过对他来进一步了解，加深他和荆轲关系的认识。但是他们在下棋的过程中，因为争执博局的路数而吵了起来，鲁句践发怒呵斥荆轲，荆轲却默无声息地逃走了，和鲁句践不再相见。司马迁记述的荆轲这两次默默的离开，后人做过很多的猜测，其真正原因我们无法知道，就像他人生当中许多令人争议的地方一样，留给后人无限的遐想。

随后，荆轲来到燕国，遇上了他生命中第一个比较重要的人——他的人生知己高渐离，二人共同演绎了历史上“士为知己者死”的一段佳话。高渐离擅长击筑，筑是古代的一种击弦乐器，颈细肩圆，中空，十三弦，正是高渐离的筑和他的歌声上演了易水送别的场面，为荆轲的人生添加了浓厚的悲壮意味。在燕国，荆轲很喜欢一个以宰狗为业的人，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这个人为狗屠。荆轲特别好饮酒，天天和那个狗屠及高渐离在燕市上喝酒，喝得似醉非醉以后，高渐离击筑，荆轲就和着拍节在街市上唱歌，相互娱乐，不一会儿又相互哭泣，身旁像没有人的样子。荆轲虽说混在酒徒中，但在他游历过的诸侯各国，都是与当地贤士豪杰德高望众的人相结交。他在燕国时能够被燕国隐士田光所赏识，田光便是他生命中第二位贵人，日后把他举荐给了燕太子丹，这说明荆轲并非平庸之辈，他只是想用酒和表面上放浪形骸的潇洒来麻醉自己的痛苦和掩饰生活给予他的无奈，把心中大志隐藏起来，以待时机一鸣惊人。

以上这些便是荆轲在刺秦王之前我们所了解到的他的生活，他表面上是一个穿梭于各国之间，来去自如，潇洒不羁的侠士，可以大碗喝酒、在街市上唱歌、不顾他人非议我行我素，但是他的内心还是复杂和苦闷的，他害怕自己永远被埋没、永远混迹于市井当中，但是历史最后还是给了他一次可以实现志向的机会，他一直等待的那个时刻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