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奇的天府之都，悠久的古蜀文化；难以解读的历史之谜，令人惊叹的人文景观。辉煌的三星堆文明向世界展示了怎样的奇迹？古老的金沙遗址在悄然传递着什么信息？富庶的巴蜀之地，究竟经历了多少血与火的洗礼？让我们来到成都，走进天府之国，揭开它三千年三次崛起的神秘面纱，一同探索它历史记忆的人文本源。

北纬30°线上的奇迹

三亿六千万年前的造山运动，形成了四川盆地特殊的地貌结构。它北依秦岭，南靠云贵高原，西临雪山和西藏高原，东向长江三峡。这个巨大的盆地，只有夔门一个出口，而成都，正在这个盆地的中心。

公元前4世纪，中国古蜀国开明王朝五世（一说九世），将都城从广都樊乡——也就是今天成都的双流县，向北边一片山水环抱的平原地带动迁，并在那里大兴土木，构筑城池。“成都”之名，据说源于古蜀先王对上古英贤的景仰。《史记》中曾有记载：“舜耕历山……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意为：舜在历山耕田，所住的地方，一年成村，二年成镇，三年就变成大城市了。崇拜先王的执政者们，出于崇敬和向往，给新生的都府取名为“成都”。

于是，在中华版图之内，诞生了“成都”这个名字；而且，从此以后，“成都”之名延续了两千多年而未变更——在中国最古老的大中城市里，既未更名、又从未迁徙的城市，仅此一座。

这个刚刚诞生的蜀国首府成都，恰恰处在地球北纬30°线的南侧，而正是这条纬线的两侧，多少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令中外专家学者难以解释的巨大谜团——

北纬30°线附近，诞生了一系列世界自然人文奇观和难以解释的神秘现象：埃及金字塔、北非大沙漠、苏伊士地峡、喜马拉雅山、三峡、长江入海口、密西西比河入海口、百慕大三角区。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佛教和道教这五大宗教，也都发祥在这条神秘纬线的两侧。

那么，中国的成都呢？

奇特的是，处在北纬30°线两侧的地区，大都炎热少雨，甚至是无垠的沙漠。而成都平原上却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山清水秀、一片翠绿。宇宙和自然的力量在造就了成都险峻闭塞的地理环境的同时，也赐予了它美丽惊人的妙水奇山。

更为奇特的是，自有文字记载以来，成都的自然灾害要远远少于其他地区，无论是洪灾、旱灾、风雪、冰雹、蝗虫还是地震，都极少发生。

这里，真是一座天造的天府。

然而，奇迹不仅仅来自于我们无法解释的宇宙和大自然，天府的先人凭借聪明才智同样造就了璀璨的人文景观。

三星堆——古蜀文明之光

1986年，距成都只有38公里的三星堆，一夜之间成为全世界考古界所瞩目的焦点。三星堆出土的令人叹为观止的绝世珍品，改写了中国的文明史，也给世人留下了许多新的谜团。

三星堆古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它向世界昭示了中国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一样，同属中华文明的母体，被誉为“长江文明之源”，具有举世公认的历史、文化、科学价值，它的神秘性、唯一性是众所惊叹的。

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的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传说玉皇大帝曾从天界撒下了三把土，正落在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起于成都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仿佛排成一线的三颗金星，所以被称为“三星堆”。与三星堆隔河相望的是一处高出周围地势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曾有一棵高大的马桑树，虬枝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为“婆罗树”。每逢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的氛围，是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三星伴月一婆罗”。

现代考古发现的结果证实：这三堆土实际是古蜀国都邑的南城墙，城墙上的两个缺口，是因为年代久远，城墙剥蚀坍塌而形成的。

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未曾间断。1929年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石器。这些玉石器以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以“广汉玉器”之称声名鹊起。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对三星堆长达七十多年的发掘研究由此起步。

1986年，两处三星堆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使得上千件稀世之宝重见天日，轰动了全世界考古学界。经多年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 800年到2 800年，延续时间约2 000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可以一步跨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三星堆遗址的重大考古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文明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史、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然而，三星堆在向世人展示古蜀文明的神秘精深的同时，也留下了很多令人费解的千古之谜——

三星堆文明源自何处？为什么出土的“三星堆人”都是高鼻深目、阔嘴大耳，看起来并不像中国人，他们到底来自哪里？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 500年，而后被卷入历史的洪流，它为何突然消失，最后又归于何处？三星堆出土的大量祭祀器具，明显带有不同的地域特征，出土的珍稀象牙和来自印度洋的海贝，更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三星堆还是个各国来朝的宗教圣地吗？古蜀地僻人稀，“不与秦塞通人烟”，是怎样吸收引入了外界的不同文明呢？

……

古蜀文明展示的奇迹并没有结束，更多的惊喜和疑团在上个世纪接踵而至——

距发现三星堆遗址不到15年，一支开发楼盘的建筑队，在成都市二环路和三环路之间用挖土机撞开了金沙遗址的大门，再一次震动了世界。

发掘中的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极有可能是三星堆文明衰亡后在成都地区兴起的又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地。

整个金沙遗址分布范围至少有4～5平方公里。遗址的东部“梅苑”东北角区域是宗教仪式活动区；遗址的中南部“兰苑”文化堆积分布区是居住区；遗址的中部“体育公园”文化堆积分布区是居住区和墓地；遗址的北部是进行过两次大规模发掘的黄忠遗址，该遗址主体遗存的时代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应是金沙遗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金沙遗址清理和发掘出土的重要文物共两千余件，包括金器四十余件、铜器七百余件、玉器九百余件、石器三百余件、象牙骨器四十余件。此外，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象牙和数以万计的陶器、陶片等。

过去史学界认为，成都有两千三百多年的建城史，金沙遗址的发现把成都作为古蜀都邑的历史向前推进了700年！而在3 000年前的世界，古蜀文明应该是当时高度发达的文明之一。

三星堆文化和金沙遗址的发现，不仅把巴蜀的古代文化史向前推进了两千多年，还向我们描绘了一幅与公元前五百多年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罗马同样繁荣昌盛的生动景观，它的文化艺术成就，可谓独树一帜。

古代蜀人是世界上最早开发和使用黄金的古老部族之一。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罩、金鱼、金虎、金璋等黄金器物，展现了古蜀人高超的黄金加工制作技术；金沙遗址出土的金冠带、太阳神鸟金箔饰、金箔蛙形饰、金喇叭形器和金盒等10件金饰器物，风格奇特，图案诡异。在铁器尚未出现的三千多年前，巴蜀大地的先人们却凭借高超的技艺，打造出了如此众多且美轮美奂的饰物。

其中最令人惊叹的是太阳神鸟金箔饰，它的厚度只有0.02厘米，重量却达到了20克，是蜀人在3 000年前创造的一件非凡艺术品。太阳神鸟金箔饰形制为圆形，内有镂空图案，外径12.5厘米，内径5.29厘米。圆形金箔上的镂空纹饰，如同一幅均匀对称的剪纸图案，图案可分为内外两层：内层图案中心为一镂空的圆圈，周围有12道等距离分布的弧形旋转芒，呈顺时针排列；外层图案是四只逆向飞行的神鸟，整幅图案看似一个神奇的漩涡，又像是旋转的云气或是光芒四射的太阳。神鸟环绕飞行使人联想起金乌驮日翱翔宇宙。这种太阳和金乌巧妙结合的图案，在四川乃至全国范围内的考古发现中都是独一无二的。它透露了有关古蜀太阳神话传说的宝贵信息，记述了商周时期蜀国盛行的太阳崇拜，为今人了解古代蜀地的精神观念和宗教祭祀活动的真实情况，提供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关于中国远古时代的太阳神话，《山海经》等古籍中有这样的记载，当时天上有十个太阳，它们既有神人合一的特点，又是金乌的化身，是太阳神鸟三足乌。十个太阳每天轮流从东方扶桑神树上升起，化为金乌在宇宙中自东向西飞翔，晚上就停落在西方若木神树上。这实际是古人对太阳东升西落现象的观察和想象。十日神话传说在殷商时期长江上游的古蜀王国中十分盛行，三星堆的考古发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三星堆的另一重大发现是奇异的青铜神树，它应该是古代蜀人心目中一棵具有复合特征的通天神树。青铜神树通高3.96米，树上九枝，枝上立鸟栖息，树干旁一龙援树而下，生动细腻而弥漫着神秘气息。树的底座象征神山，树干代表连接天地，树上的龙代表沟通天地的交通工具，树上象征生命的鸟，表达着对太阳和生命树的崇拜。它既是十日神话传说中扶桑与若木的象征，又是天地之中建木的写照。分为三层的树枝上栖息的九只神鸟，分明就是“九日居下枝”的情景；而在已断裂的顶部，据推测还应有一只象征“一日居上枝”的神鸟。栖息于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都长着鹰喙与杜鹃的身子——鹰是翱翔长空最为矫健的猛禽，杜鹃是深受蜀国先民喜爱的禽鸟，将它们的特征融合成这种具有复合特征的神鸟，大概就是古代蜀人想象中太阳精魂——日中金乌的形象。

就在同一历史时期，在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中，都出现了大量树的图腾，这说明古蜀先人所传达的对直达天庭的向往和营造出的充满神秘气息的氛围，与当时世界范围的神学宇宙观和生命观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总的说来，崇拜鸟和崇拜太阳，不仅是古代蜀人精神世界中的主题观念，而且是古蜀各部族的共同信仰。金沙遗址铜立人像头戴的旋转状的奇异冠饰，青铜三鸟纹有领璧形器上绝妙的图像纹饰，都生动地展现了古蜀时代鸟崇拜和太阳崇拜的精神观念，堪称太阳神鸟的千古绝唱。

器形高大、造型生动、结构复杂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重要特征。其中，二号祭祀坑出土的立人像高达2.62米，重一百八十多公斤。如此庞大的青铜巨人，在商周青铜文明中绝无仅有，被誉为“东方巨人”。人像头戴兽面形高冠，身穿窄袖与半臂式共三件右衽衣服，上饰龙纹；身佩方格纹带饰，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台上；两臂平抬，两手呈持物献祭状。一般认为，此像代表的是国王兼大巫师（“群巫之长”）一类人物，是集神、巫、王三者身份于一体的最高权威性领袖，是神权与王权的最高象征。而人像双手究竟所持何物，至今尚无定论。

此外，还有一个奇异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在三星堆出土人像、面具中，表现人“眼睛”的文物不仅数量众多，而且这些文物本身珍稀奇特，很多出土青铜头像或面具双目突出呈圆柱状，长度甚至可以达到16.5厘米，对人体器官的集中刻画和呈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另外，还有数十对“眼形铜饰件”，包括菱形、勾云形、圆泡形等十多种形式，周边均有榫孔，可以组装或单独悬挂、举奉，表现出对“眼睛”特有的重视。这成为三星堆文化的标志性特征。

那么，古代蜀人为何如此重视刻画眼睛？铜面具的眼睛部分为什么要凸起为圆柱状呢？这与古蜀人崇拜祖先有关。据《华阳国志》记载：“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其墓葬也被称为“纵目人冢”。据学者研究，所谓“纵目”，即是指这种铜面具眼睛上凸起的圆柱，而三星堆出土的突目铜面具等，正是古代蜀王蚕丛的神像。

据记载，蜀王蚕丛原来居住于四川西北岷山上游的汶山郡，这一地方“有碱石，煎之得盐。土地刚卤，不宜五谷”。直到近代，此地仍是严重缺碘、甲亢病流行的地区。现在我们知道，甲亢病患者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眼睛凸出。蜀王蚕丛很可能就是一个严重的甲亢病患者，生前眼睛格外凸出。他的后人便在塑造蚕丛神像时，抓住了这一特点并进一步夸张、“神化”，造就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纵目”人像。

古都千秋兴亡

成都，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从诞生伊始就开始了它迅速的崛起。依据今天看到的这些不可思议的物证，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古城第一次崛起的过程中，成都的先人们克服了今人难以想象的巨大困难，甚至完美地展示了今人不具备的惊人智慧。这让我们每每情不自禁地发出慨叹：我们并不都是站在古人的肩膀上，而常常是在他们的脚下！让我们惊叹的还不止于此，大自然虽然赋予了成都得天独厚的生存环境，却也留给了它极为恶劣的地理交通条件——“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成都四周绵延不绝的崇山峻岭，形成了一道先天封闭的自然屏障。

然而，古蜀大地上那些可能是来自异邦的产品、外来的文化，经过当地的融合创造，为千年之后的我们展开了一幅物通人和的繁盛画卷。都江堰的灌溉之利使其物产丰饶，不知饥馑，经济、文化的高度发达，孕育了先秦时期的古蜀文明和汉代蜀文化。

东汉末年，尚未登上政治舞台的诸葛亮就以战略家的眼光预言：成都平原将是刘备崛起的战略基地。在他还未进入蜀地执政之前，就把“天府”的桂冠送给了富饶的成都平原。

汉代及以前，北方的移民大量涌入成都，使成都的人口仅次于长安，成为汉代的“五都”之一。而在中国封建社会全盛时期的唐宋六百年间，成都成了一座在经济、文化上领先于中国其他地区的中心城市。它不仅是中国古代万里长江的第一城，还是汉唐时期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

我们不禁惊叹，这样一个“其地四塞，山川重阻”的盆地，竟然成了中华民族长江上游的古代文化中心，同时又是中华文明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

成都的命运，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东汉末年，狼烟四起，中原战乱，使大半个中国陷入了一片战火之中。成长中的成都也无法逃脱战争的蹂躏，美丽丰饶的天府之国也不可能在一个大动荡的时代里永远保持着世外桃源般的和平安宁。

历史上，成都曾经几度遭遇灭顶之灾：

西晋时期（303年），巴人李特、李雄攻入成都，建立了成汉政权。为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李雄在成都及附近城邑屠城三月，残杀40万人，赶走了20万人。《华阳国志·序志》记录：“李氏据蜀，兵连战结，三州倾坠，生民歼尽……丘城芜邑，莫有生者。嗟乎三蜀，近为荒裔，桑梓之域，旷为长野。”《资治通鉴》称：“李氏成汉残蜀，城邑皆空，野无烟火，仅存千户。”以至于成汉政权后期，当政者不得不从外地移民入蜀定居。

公元1236年，蒙古大汗次子阔端率远征军犯川。阔端率蒙古及西夏、女真等族军队，号称50万，大举入蜀。同年九月攻陷阳平关，十月攻破成都。破成都后，蒙军大肆杀戮，《宋季三朝政要》记录，仅成都城内被屠军民达140万人，房屋城邑焚毁殆尽。

明末，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再度大规模屠城，被杀居民达300万人。康熙元年（1662年），成都已经“民无遗类，地尽抛荒，城中绝人迹十三年”。这是灾难深重的成都遭遇的最后一次屠城。成都人口在唐代曾高达58万，到了明代，只剩9万人。1647年，清军攻下成都后，清政府管理四川的官衙只能暂时设于阆中，而不能设在成都，因为当时的成都十室九空，千古名城几成一片废墟。根据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调查，四川地区清代以前的建筑已经全部毁灭，现在能看到的历史古迹，基本上都是后来移民入川重建的。

在清政府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中国历史上持续近百年的最大规模的移民浪潮开始了。来自全国17个省区的移民，携家带口，浩浩荡荡涌向蜀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

成都，从此成为一座名副其实的移民城。它再一次敞开博大的胸怀，伴随着几乎来自半个中国的新移民迁徙带来的鼎沸人声，开始了新的崛起。

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间，成都地区再度迅速地恢复、发展，它不仅完整地承继了蜀地三千多年的精神遗产，还汲取更为丰富深厚的外来思想与文化基因，开始了它新的复苏、重建与成长。在很短的时间里，成都再度成为甲冠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

天府雄起

一直持续到近代的成都的第二次崛起，给世人留下的最为鲜明深刻的印象，还是它对古代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发扬。

在今日的四川，我们可以亲眼目睹一处处璀璨的人文景观——

道教的发祥地之一——青城山，2000年11月30日被联合国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

西南地区最大的道教宫观——青羊宫，宫内保存的重要道教典籍《道藏辑要》为全国仅有。

在唐代号称全国第一大佛寺的大慈寺，高僧玄奘在赴西天取经之前，曾在此沉冥修炼。

全国最大的供奉“天下第一名相”诸葛亮的武侯祠，祠中千百年来不断的香火，反映着中国百姓的民心所向。

名扬四海的杜甫草堂，诗人杜甫正是在这里奠定了“千古一诗圣”的地位。

在清代前期大移民以后，由陕西移民带进来的大曲制造技术，酿出了今天被誉为全国第一的川酒大曲。

清代前期的大移民之后才逐渐发展形成的川菜，如今传遍全国，有口皆碑。

川剧是清代前期大移民后，由五个省的地方声腔演变而来，人称“五腔共和”。

……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听到的、尝到的和感受到的，并已经辐射到整个中华大地的巴蜀之风、川味特色，皆兴起于它的第二次崛起。

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迁徙与移民，是人类生存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的许多城市都曾有过不同程度的移民与迁徙，但是，像成都这样表现出惊人的文化创造力和生命爆发力的城市，却寥寥无几。

成都，究竟凭借着什么样的智慧和精神特质，拥有了如此巨大的再生潜力？它又是依靠什么特有的精神遗产，在近代中国并不安定的社会环境中，依旧保持了一个繁荣富庶的“天府之国”的神话？

在过往的岁月里，尽管巴蜀大地有着重重山峦的天然屏障，尽管成都城有过两次顽强的崛起，但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史中，它的命运不可能不与我们这片饱受磨难的国土血脉相连。无论它多么希望如第一次崛起时那样得到相对的安宁和长期的富庶，也无论它多么渴望保持它第二次崛起时的全面的复兴和文化的重建，它最终还是在当代与其他兄弟省份一道，艰辛地走过了改革之路，积蓄了更大的发展能量。

公元1979年，深受巴蜀文化熏陶的邓小平，重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用他那浓重的乡音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

中国，开始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开放与发展。成都，也开始了它第三次的崛起。短短的二十多年间，成都又一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不由得再次发出惊叹，一个在开放之初没有享受任何特殊政策的西部省份，一个远离海洋的典型内陆城市，今天呈现在我们眼前的，竟是这样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成都市区高速公路密度全国第一；

电脑销售量全国第二；

世界知名零售业巨头在成都落户最多；

私家车拥有量全国第三……

成都，成为建国后被国务院确定的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

千年古城，历尽沧桑，向世人展示着它血与火、繁华与动荡交织的过往；

巴蜀春归，天府之地，它仍然在默默积蓄力量，等待迎来新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