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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第三帝国时期，基础物理学并不存在。当时，犹太物理学是违犯法律的，而德国物理学则由位于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德国科学、教育和民族文化部负责。然而事实上，1938年3月之前，德国物理学界最出色的学者之一是一位犹太妇女，她就是莉泽·迈特纳。她与奥托·哈恩（1944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和弗里茨·斯特拉斯曼一起在柏林威廉皇帝研究所里进行中子撞击铀的实验，发现了中子诱发铀裂变这一惊人事实。迈特纳博士是反犹主义政策下的例外，因为她不是德国人，而是维也纳人。
德国吞并奥地利后，所有的奥地利人都成了德国公民，作为一名非雅利安人，莉泽·迈特纳被赶出实验室，纳粹集中营的魔爪遍布左右。于是她德高望重的同事们纷纷去拜见元首，为她求情。他们都辩护道：物理学只有对错之别，并无种族之分，正因为德国人有真理指引，所以才多次获得诺贝尔奖——获奖次数是美国人的三倍。希特勒听此大怒，随即将他们归为“白犹太人”，并下发了对莉泽·迈特纳的逮捕令。迈特纳扮成游客，逃到荷兰边境，又前往瑞典的孔艾尔夫，一个靠近哥德堡的海边小镇。另外两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居住在哥本哈根的尼尔斯·玻尔和现居于斯德哥尔摩的哈恩，都非常好客，友善地接待了她。但是对迈特纳来说，她的事业已经被迫终结，人生也全数尽毁。
同一时期，她的同事以及美国物理学家正处于科学鼎盛时代，一项惊人的成果在五六个国家接踵而至。意大利物理学家恩里科·费米因研究中子取得的成就而获得了诺贝尔奖。剑桥的哈恩、斯特拉斯曼、玻尔和查德威克以及巴黎的约里奥 – 居里夫妇都走在科学的最前沿，努力寻求突破。30多年前，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根据他提出的相对论，抽象地测量出了原子能。爱因斯坦认为物体运动时的质量大于静止时的，其中的差异由光速界定。如今实验表明，中子撞击铀元素后，会发生核裂变，新的化学元素被发现，铀的三个同位素已在研究中，并已写出方程式。这些原理一旦得到验证，爱因斯坦的推测则很有可能成为现实，这也将成为一项伟大的成就。不过，核物理学家们并未期望世界能够认同他们，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成果。1938年12月22日，当哈恩在德国《自然科学》期刊发表分裂原子现象的报告时，他总觉得自己或许搞错了：“文稿寄出去后，我对这个研究成果再次产生了怀疑，甚至希望邮出去的文稿能够返回来。”但玻尔读到这篇文章时，激动得一拍脑门，喊道：“我们怎么这么久都没想到这一点呢？”
对此，核物理学家们既欢欣鼓舞，又敬畏恐惧，对于这一研究成果的意义也意见不一。爱因斯坦告诉《 纽约时报 》 的记者威廉·L·劳伦斯，核裂变不能产生爆炸。玻尔与一位同事辩论时，提出了10条令人信服的理由证明不可能制成爆炸装置。哈恩对此事则解释说：“这必将违背上帝的意愿。”但在大西洋彼岸却传来了不同的看法。1939年2月2日，利奥·西拉德（美国核物理学家）从美国寄给约里奥·居里的信中写道：
约两星期前，哈恩的文章传到我国，我们有几个人立即对铀裂变能否释放中子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显然，如果它能释放出一个以上的中子，那其他一系列链式反应皆有可能。在某种情况下，这将导致爆炸性武器的产生，而且这种武器极其危险，尤其是一旦落入某些政权手里。
他并没有指明“某些政权”是哪些，但所有人都知道，也忧心忡忡——有了这种爆炸性武器，希特勒可以控制并摧毁整个世界。
出于恐惧和不安，欧洲的杰出物理学家们和莉泽·迈特纳一样纷纷移民。费米在离开法西斯意大利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后，在瑞典退了回程票，直接飞往纽约，前往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室工作；年轻的爱德华·泰勒（“氢弹之父”）前往乔治·华盛顿大学；维克托·F·魏斯科普夫到罗切斯特大学任教；玻尔也整装待发，准备去普林斯顿大学投奔爱因斯坦。他建议迈特纳和她的侄子O·R·弗里施博士暂时留在哥本哈根，继续完成这项实验。1939年1月16日，玻尔到达纽约后，收到了迈特纳和弗里施发来的越洋电报：这项实验得到证实，他们分裂的原子释放出了两亿伏特的电。如果铀能够被控制的话，理论上它产生的爆炸力将是TNT（三硝基甲苯）的2 000万倍。
任何人听到这个消息，都会感到无比惊讶，无论是对消息来源还是对事实本身。他们肯定以为科学家都是不切实际的怪人——像弗兰肯斯坦博士（玛丽·雪莱所创作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的主人公）一样，整天摆弄着各种蒸馏器、玻璃瓶和大型开关之类的东西。值得注意的是，当雷斯理·格劳维斯将军后来增聘一位工作人员和核科学家们共同工作时，他说：“你的工作不简单，因为你加入的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疯子团队’，我们也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才把这些人聚集到一起的。”科学家们虽然知道外界对自己的看法，但无动于衷。不过，战前核物理学家们这种漠不关心、随意而为的态度，在6年后随着一朵蘑菇云的升起而烟消云散。1939年，“物理学家”这个词并不常见，很多美国人甚至不会念这个词。许多在大学工作的物理学博士年薪只有1 500~1 800美元，但他们也只好接受，因为别无选择。工厂不需要他们。1937年，全国只招聘了4位科学研究人员，并且政府把多数经费都拨给了农业部，所以提供的科研经费少之又少。
好处是，科学成了无人打扰的行业。科学无国界，科学家之间对科研成果也不保密。甚至在苏联，A·I·布罗茨基于1939年发表了一篇关于铀元素分裂的文章，他的两个同事还在莫斯科地下通道的换气竖井里做过裂变实验。（不久，克里姆林宫便下令禁止这项实验，认为它无任何实用价值。）甚至在“国家安全”概念蔓延至这一领域时，科学家们对此也丝毫不担心。他们仍无所顾忌地与同行谈论核裂变，因为外行们根本不理解。实际上，科学家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知道核裂变的真正意义。玻尔离开丹麦之前，已经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德军可能要侵入这个弱小的国家，他还担心自己珍藏的重水——重水中一个氢分子中包含两个原子，可以有效减小中子的速率。然而，又有多少纳粹知道这些呢？寥寥无几，所以，他把重水倒入一个大啤酒瓶里，放入冰箱。就这样，丹麦沦陷5年，这瓶重水依然保存得完好无损。
或许只有在美国，学术自由才能最大化，也正是在这里，核武器竞赛的最初几步才得以完成，虽然都是公开进行的，但公众对此并不感兴趣。迈特纳 – 弗里施的电报也是用明码发送的，如果科学情报要用密码发送，是会被人耻笑的。同样，另外一次用以证实他们二人研究成果的实验也非常简陋：1月25日晚，大家把哥伦比亚实验室腾出一点儿地方，邀请费米做指导，进行铀实验，并安装了示波器测量能量，然后按下开关就开始实验，结果示波器指针显示产生两亿伏特，从而再次确认了此类实验的准确性。为了深入讨论此事，所有人都转到位于百老汇街和第119街交汇处的哥伦比亚大学普平物理实验室的301演讲厅。讨论期间，演讲厅的门都没关，更不用说上锁了。任何人只要走进去，即可了解核科学的最新发展——当然，他得能够理解那些术语，以及黑板上的图表、公式、零碎板书才行。
1939年，甚至连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也是对外开放的。费米和玻尔出席了当时在华盛顿举办的美国物理学会的春季会议，玻尔上台发表演讲，汇报了他们的研究成果。他直截了当地说，含有一小块铀235的武器如遇到慢中子撞击，所产生的威力足以炸毁哥伦比亚特区的大部分地区。演讲期间，参会者们不时出入大厅，长途致电各自学校，报告这一爆炸性信息。美国年轻人罗伯特·奥本海默（后来成为“原子弹之父”）在一个黄色的本子上疯狂地涂写，粗略计算着铀的临界质量。当时现场还有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但是他和他的编辑都没人能完全理解报告所蕴含的实际意义，但还是在报上发表了一篇铀裂变成果的简讯。第二天早上，路易斯·W·阿尔瓦雷斯博士（198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理发，突然注意到了该新闻，立即从理发椅上跳了起来，不顾自己身上还围着理发时用的遮布，冲到放射实验室告诉同事们。
除了核爆炸的道德问题——随即便有人提出了，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答。之后的研究表明，铀元素并不只罕见，而且其中99.6%都是铀238，太稳定而不易发生裂变，必须从铀238中分离出铀235并达到一定纯度才可行，但这个纯度当时在美国从未尝试过。制造炸弹需要精密设计，这个任务委托给了德国难民克劳斯·福克斯
，他的政治见解颇耐人寻味。尤为重要的是，从物理理论到实际装备这样的大跨步，开支巨大，仅凭私人赞助是远远不够的。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美国只有一个人能够筹集到——罗斯福，也许他们本已想要拜访罗斯福。当时大家对原子弹道德观念还不强，而对这门科学却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争论开始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面前摆着一个事实：科学家们现在绝对相信，希特勒正在建造他自己的原子弹，而且证据显示，他甚至领先一步。
纳粹当然知道核裂变原理，源自哈恩在《自然科学》期刊上发表的那篇文章。1939年年初，两位德国物理学家就去拜访过菩提树下大街69号，并提出可以建造“铀机”的想法。同年4月，德国最杰出的6位原子科学家在柏林会晤两次，同意接受这项秘密任务。随后，反纳粹的物理学家S·傅吉博士得知此事。他无保密义务，认为各国科学界应该知道此事。于是，1939年，他在《自然科学》7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铀链式反应的详尽报告，并且在接受《德意志汇报》采访时对此做了简单陈述（该报当时还未被戈培尔查禁）。因为这份材料对于一般纳粹和普通美国人来说过于深奥，所以它通过了审查，并在苏黎世以外的地区传播开来。但美国的科学家们并不知道此事的来龙去脉，他们认为傅吉只透露了整件事的冰山一角，可是如果“一角”已经发展到了这个程度，那么世界已处于危机之中。1939年夏，此事又有了进一步发展，实在令人震惊。德国突然无理由地禁止捷克斯洛伐克的铀矿出口，并禁止发布关于铀的任何新闻。由于铀的已知用途仅限于陶器和钟表夜光盘的涂饰，所以禁运只有一种解释： 在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科学家们肯定正在建造核武器。事实上，他们的确如此。作为德国人，他们自然要将这件事做得冠冕堂皇，于是该消息也就流传出苏黎世。该项目名为“铀计划”，由铀协会委员指导，并由位于柏林的陆军兵器局负责。
一定得让罗斯福警惕起来。可是怎么告诉他呢？在美国，知道核裂变的大部分物理学家们都是新来的外籍人士。他们无权无势，也无政治人脉，有一些甚至还在学习英语。西拉德和泰勒拜访过联邦政府，却遭白眼，甚至连诺贝尔奖得主费米也被冷落。因为陆军和海军都需要集中力量获取常规武器，没有时间和他们玩巴克·罗杰斯
的游戏。国务院认为没有任何进行紧急戒备的必要。而且，据他们所知，铀稀有但无用，捷克斯洛伐克和比利时都有。欧洲的和平日子已屈指可数，军队已开始动员，危机一触即发，驻外联络官也顾不上理会那些不修边幅的科学家们关于原子分裂的言论。
但是，有一位头发蓬乱的科学家（要说不修边幅的话，他肯定是最不修边幅的一位）可不容忽视，他就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大名鼎鼎，只因他头发很长，后来“长头发”在美国成为科学家的代名词。7月，华盛顿政府的官僚最后一次拒绝接见费米之时，爱因斯坦已离开普林斯顿大学，前往长岛度假。然而，当西拉德和尤金·维格纳传话给爱因斯坦，说他们有要事一定要见面时，他竟然同意了。他们并没有明确的计划，也怀疑甚至连爱因斯坦都见不到总统。但他们想出一个更可行的方法，即可以通过爱因斯坦的朋友——比利时王太后，先通知比利时政府。不过首先当然要去长岛找到爱因斯坦，这可不容易。在那年最热的一天，他们拿着电话里所说的地址启程前往长岛。地址虽听起来像是美国城市帕乔格，实际上却是长岛配克尼克。甚至到那儿以后，他们还有些茫然。西拉德认为他们应该放弃，先回去慎重考虑。这时，突然有一个小男孩自愿带他们去爱因斯坦家。
爱因斯坦穿着拖鞋出来，亲切地迎接了他们，并带他们到书房详谈。据西拉德所说，爱因斯坦“并不知道铀能够产生链式反应，但我刚开始讲，他立即就意识到这将产生怎样的后果，并表示愿意帮助我们，就像一句成语所说：‘在所不辞’”。于是，西拉德和尤金·维格纳提出了求助比利时的解决方案，希望爱因斯坦写信给比利时王太后（这也许会扭转整个大战的趋势，因为希特勒计划第二年春天就占领布鲁塞尔）。他们并不确定这是否与外交礼仪相符，于是决定离开长岛后，先将其副本发给国务院，看国务院是否有意见，两星期后再发送正本。但在接下来的一星期里，他们和朋友一起讨论时，又提出了一个新的解决方案。古斯塔夫·斯托尔珀是《德国经济学家》前主编，他认识罗斯福的金融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为什么不直接去白宫呢？萨克斯认为这是个绝佳的想法。8月2日，西拉德与泰勒（维格纳有事未能同行）一起返回长岛，爱因斯坦用德语口述了一封寄给总统的信，泰勒将它翻译成了英语。信中提及希特勒关于捷克斯洛伐克铀矿的禁运令，以及柏林正在进行的铀计划。整封信的主旨在于解释核链式反应可能产生的影响：“……它有助于建成能量强大的新型炸弹，这样的炸弹，只要运一个在港口引爆，就很可能摧毁整个港口，以及部分周边地区。”
10月11日，萨克斯把这封信交给罗斯福总统，为了确认这封信不会淹没于总统堆积如山的文件中，他在总统面前将信大声读了出来。但这是一个错误，因信过长，罗斯福不耐烦了，并在最后说，政府如果在这个阶段干预是不成熟的表现。于是萨克斯请求在第二天早餐期间再一次面谈，总统终于答应再给他一次机会。萨克斯那天晚上彻夜未眠，他一遍遍地走出卡尔顿酒店，走过两个街区，走到与白宫隔宾夕法尼亚大道相对的拉法叶公园，试图找出一个办法生动展示这一可怕威胁。终于，他想出一个办法。早餐时，萨克斯向总统提起了罗伯特·富尔顿建议拿破仑采用他发明的汽船，当时，拿破仑认为不切实际，便拒绝了他，从而丧失了用汽船打败英国的机会。总统思考了一会儿，拿起一瓶拿破仑牌白兰地，斟满两杯。
他向萨克斯举起酒杯，并说，“亚历克斯，你要说的是别让纳粹将我们炸死。”
“确实如此。”
罗斯福召来了他的军事助手“老爹”埃德温·沃森将军，并给他看了爱因斯坦的这封信和萨克斯带来的一些附加文件，总统说： “老爹，我们必须有所行动。”
因此，以S–1为代号的秘密战争悄然开始。此事只有总统钦定的几个人知道——非常之少，甚至连副总统都全然不知。像其他战争一样，这场战争也有胜利的欢庆和英雄的诞生，而英雄并不只是实验室的那些科学家们。在罗斯福与萨克斯达成共识的7个月后，法国的核物理学家们完成了一个大胆的计划，以阻碍菩提树下大街69号的那些纳粹科学家们。德国人知道法国人几乎拥有欧洲所有的重水—185公斤，装于12个密封的铝容器中，是在1940年3月，从挪威海德鲁公司买进的。面对敌军的虎视眈眈，以弗雷德里克·约里奥 – 居里为首的法国科学家们将这些重水窖藏在里奥姆监狱的死牢里。纳粹知道重水就在附近，并且一直在搜寻。法国人还是成功用一艘英国运煤船将它们运出了波尔多港，与此同时，弗雷德里克·约里奥 – 居里也成功欺骗了德国讯问者，说重水在另一艘船上。
1940年1月，参议员博拉去世，三个月后，德军入侵丹麦和挪威，他所谓的“空头战争论”也随之结束。1940年，冲击最大的莫过于希特勒发动的西线进攻。它就像奥逊·威尔斯执导的那部为期7个星期的万圣节广播剧。每日每时，军事战略家们都在不断移动着插在地图上的彩色图钉，评论员们也不断描述着德国装甲兵如何深入盟军后方，斯图卡轰炸机如何对难民进行屠杀，以及看不到尽头的一队队金发碧眼的雅利安青年如何高喊着“希特勒万岁！”攻占荷兰、比利时，入侵法国等。但是，除了一列列穿着暗灰色军装的军人不断行进之外，很难说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欧洲传来的消息自相矛盾，外界完全摸不着头脑。在这场混乱中，约里奥 – 居里和皮埃尔·赖伐尔
这两类完全不同的人注定要分道扬镳。而其他人，新任领导人们，正试图凝聚士气低落的盟军部队。保罗·雷诺接任爱德华·达拉第的法国总理一职，马克西姆·威刚接替莫里斯·甘末林成为新一任法军司令官。在伦敦，张伯伦下台，丘吉尔继任首相，大西洋彼岸的人们也从此开始领略丘吉尔华丽的文采和雄辩的口才。
现在，每个美国人都已经知道何谓闪电战，但这才是其中最厉害的一战。德国的进攻开始于5月10日。4天后，荷兰投降；第16天，比利时退出战争。接下来的一个周末，英军陷入绝望境地，不得不进行了英勇壮烈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最后只剩下号称世界最强的法国军队留在欧洲大陆孤军奋战。第7个星期，也就是纳粹突袭的最后一星期，美国政府接到一封电报，雷诺亲自请求罗斯福出面干预，虽言辞恳切，却并未如愿。
6月22日，法国投降。德国占领巴黎，并在度假城市维希建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政府（维希政府），由亨利·菲利普·贝当将军和赖伐尔统治。
该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行动就是缺席审判飞往英国的法国坦克部队将军戴高乐判处死刑。戴高乐将军蔑视维希政府中的官员，他坐在切尔西的一栋公寓里，写了第一批广播稿，表示既然与法国人民是同胞，必将生死与共。他和雷诺一样，也祈求美国政府的援助。丘吉尔亦有此想法，但作为优秀的政治家，他不愿亲自乞求美国帮助，而是说，在恰当的时候，“一个全新的世界，会倾注一切力量拯救和解放我们的旧世界”。
不列颠之战开始了。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空军在英格兰上空交战，争夺英国的制空权。为了给英国抵抗派一个下马威，德国摧毁了考文垂市，成千上万的伦敦人惨死街头。但英国人并未因此畏惧，他们躲在防空洞和地铁通道里（其中有一个叫朱莉·安德鲁斯的4岁女孩，还在那里学习歌唱），英国首相正告希特勒，英国宁死也不投降：“……我们绝不会退让、失败。我们将坚持到底。我们将在法国战斗，在近海和远洋战斗。我们的空军将愈战愈勇、愈战愈强。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我们的本岛。我们将在海滩战斗。我们在哪里登陆，就在哪里战斗。我们将在大街小巷战斗，在田野山岭战斗。总之，我们绝不屈服。”
然后，大众传媒开始发挥作用了。回想起来，当时关于“火星人进攻地球”的广播就像试航，只为缓解下人们高度紧张的神经。而这次的战争却是事实，它就发生在欧洲，它恰似美国人之前所听到的，也就无法避免情感倾向。当时并没有几个人支持纳粹。德国在国际上声名狼藉，不仅犯下暴行，而且大肆宣扬暴行。他们从一开始就枪杀人质，即使在美国，也几乎没有族群支持它。不久后，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纳粹与自己的盟国意大利也开战了。随后，纳粹占领希腊，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释怀的事情：一名德军军官命令一名希腊士兵把希腊的蓝白国旗从雅典卫城上降下来，士兵照做了，旋即身裹希腊国旗走下雅典卫城的边缘护栏，默然从300英尺高的城楼上纵身一跃。
即使没有希腊血统的美国人，听闻此事也会感动。1940年，不断为英国祈祷的并非只有亲英派。法国战败前夕，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在《纽约时报》上写了这样一首诗：
啊，建造吧！装配吧！运送吧！捐赠吧！
英国、法国，我们都要活下去，
否则我们将孤军作战！
厄运降临到了法国。那年夏天，英国所剩的也只有英国皇家空军的勇气、丘吉尔的演讲以及莎士比亚的遗作“英国过去不会，以后也绝不会躺在侵略者的脚下”。既然莎士比亚使用的语言也是美国人的，便能唤起美国人特别的情感。1940年夏末，美国作家爱丽丝·杜尔·米勒在英国出版了一本薄诗集——最不流行的艺术形式。诗集名为“白崖”，出版三个月就已重印11次。一些读者可以整首整首地背诵，包括最后的那4行诗，言语中强烈地表达出了作者和千万读者的亲英倾向：
我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
英国有不少我不喜欢的，还有不少我忍着的，
但没有英国的世界，
我也不愿独活。
众多主张美国应加入战争的人建议全美关注英国的命运。现在，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美国是多么亏欠英国，以及美英两国的命运是多么休戚与共。喜欢听广播的人们（那个夏天，有些人简直寸步不离广播喇叭）可以听到德国士兵列队进入英吉利海峡港口的整齐步伐，也可以听到德国士兵们合唱《我们出征英格兰》。听起来多么令人绝望。当时美国人还不知道，接下来英国的喷火式战斗机和飓风式战斗机使英国作战告捷。9月的一个夜晚，德国空军驾驶1 500架飞机，在伦敦上空投下了440万磅炸弹。这是自1666年伦敦大火后，这座城市经历的最严重的灾难。圣玛莉里波教堂里的无价之宝——玻璃窗都被炸毁了，上议院也被一颗炸弹击中，白金汉宫惨遭5枚炸弹袭击。在地铁通道里，小女孩朱莉·安德鲁斯和其他小朋友一起唱着：
现在有炸弹来照亮我们睡觉，
拿起沙袋，盖住炸弹，把火灭掉。
超过3.2万名英国儿童被疏散到美国。按照当时的行事风格，孩子们应该有一首歌。法国沦陷，创作出歌曲《最后的巴黎》；不列颠之战有歌曲《夜莺在伯克利广场歌唱》。现在，为了纪念英国来的小客人，叮砰巷
作了一首余音绕梁的歌曲：
我和姐妹们想起了那一天，
我们离开朋友，乘船离开，
我们想念那些不得不留下的朋友——
但我们只是放在心底，从不谈论。
这首歌就这样一遍接一遍地唱着，直到酒吧里的人们宁愿放弃好酒，也不想再听到这首歌，不想再谈论战争之类的话题，但又躲避不开。凯特·史密斯似乎到哪里都唱着《上帝保佑美国》。电影耗时较长，所以人们还要过好几个月才能看见《忠勇之家》，剧中，沃尔特·皮金乘着自己的小船来到敦刻尔克营救被打败的英国兵。还有一部已上映的电影《一个纳粹间谍的自白》，爱德华·G·罗宾逊在剧中饰演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整天就听着别人咬牙切齿地威胁他，比如“我总有一天会跟你算账的，侦探先生”。虽然这些电影看完后让人局促不安，但毕竟难以避免。每一个伟大的历史时刻，都会有低级庸俗的纪念品，销售员趁机发财。这次的纪念品就是这些经典电影（包括《卡萨布兰卡》，有些人认为它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电影），和一个流行而又不朽的手势，以至于自此以后的政治运动都对其善加利用。
这个手势由一位比利时难民首创，他叫维克多·德拉维利。和夏尔·戴高乐一样，德拉维利每天都会向同胞们发送短波广播，告诉他们要咬紧牙关。1940年的一个晚上，他提议，大家在各公共场合写上“V”字（取自“victoire”首字母，代表“胜利”）以表示相信盟军会最终胜利，同时挑衅纳粹。这是继十字符（“十”）以来最流行的符号。令人惊讶的是，“V”在不同语言可以代表那么多不同的含义。塞尔维亚语中，“V”代表“英雄”；捷克语中，“V”代表“胜利”；荷兰语中，“V”代表“自由”。英国广播公司对欧洲进行广播时，开头就采用贝多芬第五交响曲的前4个音符，3个点和1个破折号（“嘀 – 嘀 – 嘀 – 嗒”）——在摩尔斯电码中正好也代表“V”。于是，在欧洲各沦陷国家里，人们敲门、拉火车汽笛、按汽车喇叭以及叫服务员都用“嘀 – 嘀 – 嘀 – 嗒”。人们挥手打招呼时比出“V”字手势，餐厅里的刀叉摆成“V”状，停止走动的钟表也会被调成11点5分，“V”字无处不在，甚至在德国军官的私人厕所里。戈培尔试图狡辩说这所有的“V”字代表“希特勒的完全胜利”（Viktoria），但即便德国人都不相信这个说法。不久，这股热潮就越过了大西洋。美国的百货商场到处可见“V”形水钻胸针，蒂芙尼也出售上乘的“V”字钻石饰品，售价为5 000美元。
“你们以为在餐厅制造这些愚蠢的噪音，就可以赢得战争吗？”挪威吉斯林（挪威法西斯分子）的一个走狗这样嘲讽道。的确不能。希特勒的帝国比拿破仑时期的还大，希特勒拥有绝对的权力。在陆地上，他有足够的实力可以同时向四面发起进攻；在海洋上，他的300艘德国U型潜艇正扼杀着英国的生命线。现在，在他绝对统治欧洲的道路上，只剩下四面楚歌的英国正苦苦反击——除非美国出面干预。
美国人几乎只分为两派：孤立派和干涉派。尽管两派人中坚定程度各有不同，但所有干涉派认为在欧洲的这种局势下，必须有所行动。法国停战后，干涉派一片死气沉沉，“V”形标识，例如佩戴“V”形胸针不过是种姿态。在宾夕法尼亚州珍妮特市，一个射击俱乐部的会员正练习枪法，准备击落纳粹伞兵；在华盛顿柯克兰市，一家咖啡馆把菜单上的“汉堡牛排”改名为“自由牛排”。参议员内特·钱普·克拉克和众议员费什到美国退伍军人协会大放厥词，主张孤立，被主干涉的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轰下了台。有很多流言盛传美国人就是过得太舒服了，所以正“走向软弱”，好像“大萧条”时期美国青年人什么都没经受过，整天围在一起吃香蕉船一样。甚至连爱德华·默罗都在给其父母的信中写道：“美国会为自己的舒服日子付出代价的，并且很快就会尝到恶果。”在所有的干涉派眼里，查尔斯·A·林白就是彻头彻尾的大坏人。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将“林白大道”改名为“阿玛街”，《纽约时报》更说他是“瞎了眼的年轻人”，自由专栏作家称他为“冯·林白
先生”，罗斯福总统也不客气地羞辱过他（称他为“铜斑蛇
”）。至此，林白愤怒地从美国陆军航空队辞职。
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林白是叛国贼。他单人飞越太平洋时，人们对他崇拜有加，可现在他却与希特勒有所关联，美国人难免会认为他背叛美国、背叛人民。初期，他至少还是一个无实质作用的孤立派。“二战”爆发后的第一个月，他说道：“我们不要骗自己了，如果我们卷入欧洲的纷争，我们在和平时期也必须和他们一起。”“这场战争无非是过去在政治上屡犯错误的必然结果。”1940年，纳粹的矛头指向法国时，他又说道：“我们正面临战争的危险，并不是因为欧洲地区的冲突会干涉美国，而是因为我们美国人要干涉欧洲内部事务。我们的危机是内部危机，不需要惧怕外敌入侵，除非美国人陷入内讧或干涉外部战争。”他认定干涉派正“利用一切机会，把我们一步步推向战争边缘”。
这些都是公开言论，一些干涉派可以接受，有的甚至还引以为荣。但是林白的支持者中不乏亲德派，再加上他与媒体的关系又不好，所以关于他的负面新闻被过于夸大。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认为新闻媒体唾弃自己的公众人物。不过在某些方面，他是值得同情的，例如，在他的长子被绑架并撕票后，新闻媒体的表现和行为实在令人惊讶。尽管如此，他依然只打口水战，言多必失。（一次纽约集会上，他说“大多数保持沉默的美国人，不看报纸，不看新闻，也不听广播”，却支持中立。）在得梅因市，和参议员奈一起演说时，他差点儿摧毁了“美国第一”运动
。他竟然还警告在美国的犹太人保持缄默，因为犹太人“控制和影响着美国的电影、新闻媒体、广播和政府”。他说，如果美国参战，“他们罪责难逃”。这篇演说让他立即失去了所有犹太人的支持，而且托马斯·E·杜威也认为这番言论“不可宽恕”。
所有孤立派的言辞都咄咄逼人。那段时间最流行的词语莫过于“等同于”，罗斯福下达的每个命令都“等同于宣战”。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基·皮特曼提议，英国应放弃本国领土，撤退到加拿大，他想这应该是希特勒所希望看到的结果。皮特曼甚至都同意纳粹可以控制大西洋地区。明尼苏达州参议员欧内斯特·伦迪提议美国接管英法两国在西半球的全部属地。参议员范德伯格认为“现购自运”就像喝第一口威士忌。从伦敦回来的约瑟夫·肯尼迪说英国为民主而战的说法是“无稽之谈”。“铁裤汉”约翰逊指责他的白宫老上司“不在乎美国人民的命运”。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直到1941年11月还在帮助“美国第一”组织，还说道：“只有歇斯底里的人才会以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会对我们发动攻击。”伯顿·K·惠勒告诉参议院，罗斯福“新的农业调整计划”是“要把1/4的美国青年送进坟墓”。（罗斯福反称这为“卑怯”的说法，惠勒收回此话。）也许参议院最有趣的评论来自罗伯特·A·塔夫脱，他说白宫不满日本对越南的日渐干涉，还说没有一位美国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战死在“中南半岛某个连名字都叫不出来的地方”。
“让美国远离战争！”1 000名达特茅斯学院的学生联合署名发给总统的电报中写道。自孩童起，他们都深受孤立主义和和平主义教师的教诲，所以就算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能转变自己的想法也是情有可原的。现在他们的想法与教师所教导的背道而驰。大学教师和罗斯福一样都看到了许多问题——如果有不同点的话，那就是教师们都有些不耐烦，认为罗斯福行动不够迅速。一些怀有理想主义的学生还越过边界进入加拿大应征入伍。查尔斯·博尔特写了一篇干涉主义社论，发表在达特茅斯学院的校报上，这触怒了他的同学，于是他加入英国陆军，并在阿拉曼战役中失去了一条腿。但1940年6月，英国大使洛西恩勋爵在耶鲁大学的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时发现，大多数学生还是希望自己能够置身事外。一些极端孤立派认为，只要英国舰队向西航行，弃祖国不顾而投奔美国，希特勒就会因征服了联合王国而满足。洛西恩试图使他的观众面对现实，他宣称孤立主义是完全不可能的，美国是无法孤立于外界事务的，如同英国。美国的财富和实力对其他政权来说极具吸引力，对希特勒或任何一个想要称霸世界的人来说，美国都令人垂涎。耶鲁大学的教师都听得热血沸腾，大多数应届毕业生却无动于衷。
罗斯福同意洛西恩的看法，将其与英国进行了更进一步的类比。英国白厅外交政策的宗旨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单独统治欧洲大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马尔巴罗和惠灵顿都跨越了英吉利海峡，为什么1914年英国不能容忍德皇入侵比利时，也正因为这一点，英国陷入了战争。罗斯福相信，在历史的长河中，美国必须和大西洋地区站在统一战线上。
但1940年是总统换届年，没有一个总统任期超过两届，这使罗斯福更加为难。虽然竞选第三个任期并不违宪，但总统两任期制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他并没有打算打破传统。他本来计划1941年1月卸任，但现在这个情况，他不知如何是好。人民很有可能选出孤立派总统，这对美国来说将是无法想象的灾难。在帮助英国的同时，又赢得选举，确实太艰难。为了实现这个计谋，他认为可能不得不放弃与美国人民坦诚的一贯政策（赫尔也同意）。
欧战一开始，政府办事就已不坦诚。一架绝密的新型道格拉斯a–20轰炸机在试飞时坠毁，美联社报道伤者之一为法国空军部的施默德林先生，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大发雷霆。还有一次，国务院遵照罗斯福的指示，与英国达成协议，公海自由航行权仅限于英国船只，任何德国商品（不管是产自德国还是送往德国）都可以在海上被拦截。即使船只航行于两个中立国之间，该项政策同样有效。中立国家表示抗议，但英国白厅称这是没办法的事，还在打仗嘛。敦刻尔克大撤退后，英军不仅狼狈不堪，更严重的是军备匮乏。因此，罗斯福用最快的速度将所有多余的美国新造武器运往英国。
美国当时的军事力量在世界上还不及三流国家。自股市大崩盘后，美国的基础机床制造业几乎完全消失。全国最大的锻造厂也只能制造浴缸和汽车车架，榴弹炮只能靠制造有轨电车车轴的机器。德军进攻荷兰的那天，赫尔告诉总统应到国会要求每年生产5万架飞机。罗斯福深吸一口气，最终做到了，因为即使是孤立派也坚持“捍卫美国”，国会投票同意拨款。赫尔曼·戈林说：“简直不敢相信！”最后美国年产6万架飞机。
罗斯福多次站在轴心国对立面的角度发表言论。意大利向法国宣战，使法国陷入极度困境时，他说：“1940年6月10日，法国没想到它被自己的邻国在背后捅了一刀。”总统竞选期间，他向英国提供了50艘超龄驱逐舰，以换取美国在西半球英国海军和空军基地99年的租赁权。此次交易甚至不合法，但它却让美国成为英国的非交战盟友。潘兴将军和乔治·菲尔丁·艾略特都对此表示支持。美国《时代周刊》报道，这是自购买路易斯安那州以来，美国为国防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一位孤立派参议员说：“听着，你无法抗拒这样的交易……罗斯福达成的这两笔交易，确实比我们所有人都要高明。”
驱逐舰协议签订两天后，一位耶鲁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成立了一个规模最大、财力雄厚、影响力也最大的反战组织，这位学生名为小道格拉斯·斯图尔特，是桂格燕麦公司第一位副总裁的儿子。这个组织就是“保卫美国第一委员会”。他们认为，美国人应该为保卫美国而战，而不是为了英国——这其实是牺牲了英国这个宝贵的盟友，尽管组织成员们并没有明说。罗伯特·A·伍德将军后来成为该组织的领导人，他也是西尔斯·罗巴克公司董事会主席。
不到6个月，该委员会成员就扩大到6万人。国会山上的每一个孤立派都参与其中。小说家凯瑟琳·诺里斯是该运动的首席宣传员，查尔斯·林白是最受欢迎的发言人，而伍德、亨利·福特、罗伯特·杨、斯特林·莫顿、小爱德华·赖尔逊和莱辛·罗斯瓦尔多是赞助者。委员会的经费似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一次，它同时在60家报纸上整版刊登宣传广告，抨击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之后又在另外79家报纸上再次宣传。约瑟夫·P·肯尼迪、艾丽斯·朗沃思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加入，使委员会颇具声望。委员会接连在麦迪逊广场花园和芝加哥召开了两次大会，与会者一听到丘吉尔的名字，就嘘声一片，这让林白很尴尬。
为了与之对抗，威廉·艾伦·怀特成立了“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还在全国各地形成了自己的分会——东部沿海各州是该委员会最大的支持者，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收集签名、邮寄宣传册、并在保卫美国第一委员会内部散发传单，与其作对。怀特委员会发言人包括约翰·J·麦克洛伊、作家伊丽莎白·卡特·默罗（即林白的岳母），还有以罗伯特·舍伍德为首的知识分子。该委员会得到了许多大型报社的大力支持，除了《芝加哥论坛报》和《华盛顿时代先驱报》。
美国将首次在和平时期征兵，这大概是任何在职总统寻求连任过程中提出过的最有争议的议题，很显然，这次双方都动了真格。曾经，甚至是乔治·华盛顿也未能劝服国会同意在和平时期征兵。1940年，只有加拿大、古巴及一些南美洲国家，和美国一样没有实施强制性军事训练。数百万美国人还是希望维持原制度：对他们来说，这项提议就如同让他们回到他们早已逃离的欧洲。但是马歇尔将军想要士兵，况且，如果美国想要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防机制，当务之急就是征兵。6月10日，罗斯福发表演说时，首次提出了这项提议，他承诺“美国的军事设备和军事训练将足以应付任何一次紧急防御任务”。其中的关键词是“训练”，随后在众议院发起的议案就是《征兵训练服役法案》。
约翰·L·路易斯表示，征兵制度是“独裁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体现。诺曼·托马斯、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和哈里·爱默生·富司迪牧师都认为征兵是不道德的行为（一位牧师预言，征兵将使青年人沦为“梅毒患者和奴隶”），劳联主席比尔·格林发表声明，虽未明确表达出自己的意思，但似乎是说只有在外族侵略美国领土时，他才会同意征兵。让埃莉诺·罗斯福尴尬的是，她最热爱的组织之一——美国青年代表大会也公开宣布其会员拒绝入伍。纽约协和神学院的20多名学生也声称拒绝登记入伍，尽管他们本就可以自动延期入征。莫霍克族印第安人也说明他们不会参战，因为自己从来就没被视为美国公民，这倒有一定的道理。
但反对参战的院外集团运气不佳。9月，委员会将征兵提案提交众议院，正值纳粹炸弹狂轰使伦敦燃成一片火海，各大报纸头条都是关于此事的照片。6月1日，盖洛普民意测验称，大众对征兵制度的支持率和反对率持平，法国沦陷后，征兵制的支持率上升到67%，而现在已增至71%。于是，国会同意暂时实施一年征兵制，规定21~35岁的青年男子必须应征入伍。一夜之间，美国最大的婚戒制造商之一——纽约的J·R·伍德父子公司的营业额增长了250%。美国掀起了一股“征兵前结婚”的热潮，因为他们以为已婚男人可以免于应征，但他们低估了对手。作为该草案的负责人，罗斯福任命了一名陆军军官负责征兵工作，他自1926年起就在研究各种征兵方案，熟知所有漏洞。这名军官就是刘易斯·B·赫尔希。
参议员惠勒曾喃喃自语，美国青年绝不会服从这种奴役性劳动法案，肯定会站起来革命。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10月16日，已有1 600多万美国年轻人应征登记，没有出现任何异常，而且大家的情绪似乎还很高涨。10月29日，战争部长抽出第一批应征入伍的人员，不久，成千上万邮递员们开始送信，信的开头这样写道：
祝贺你：
鉴于你已向当地的街区委员会报名，愿意接受军事训练，并在美国陆军或海军部队服役，现已通过审查，特此通知……
服役人员或入选者（当时出于礼貌，并不称他们为“士兵”），住进了新建的松木兵营，不久便拿着木制步枪，带着标有“坦克”二字的大厚纸箱进行军事演习。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厌倦了。美国当时并未参战，而且他们遵守的是美国和平时期的军事机制，一向笨拙、难操纵，无法鼓舞士气。几个月后，服役人员开始烦闷地数着日子过。到了夏天，军营里到处都是用粉笔写的“OHIO”字样，寓意“10月过山”。“过山”是军营里的暗语，意思是不经批准，即可离开，也就是说，到10月时，征兵制一年的期限就满了，他们即可恢复自由。但是到了那时，他们也未能离开，因为战争即将爆发。然而即使在那时，众议院也只以203对202的票数，通过了征兵制延长18个月的提议。仅一票之差，罗斯福当时真可谓如履薄冰。
希特勒肯定希望总统另有其人，据战后调查，实际上德国政府在194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花费了不少钱，但多数都打水漂了。经手这些资金的人叫汉斯·汤姆森，是德国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汤姆森多次在《纽约时报》刊登整版广告支持两党中的孤立派。在向德国总理府的报告中，他自吹自擂，说共和党政纲中的“美国第一、全民备战、争取和平”是他的功劳。他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这次的援助，没有走漏半点风声”。
这种说法疑点重重，因为民主党也提出了类似的政纲，承诺“除非我们遭受侵略”，否则美国军队是不会被派往海外的。这次总统竞选的关键点在于共和党候选人，就连亲英派的人也很难找到更合适的人选。纽约检察官托马斯·E·杜威已经赢得了所有的初选，塔夫脱也自信满满地把竞选总部的电话号码设为“me–1940”（意思是“1940年，舍我其谁”）。不过这次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并未受政客们的控制，因为大会代表们盼望提名一位可以打败罗斯福的候选人。大会前夕，罗斯福分别任命了共和党人亨利·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为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这激怒了代表们。会议期间，不断有人高呼： “威尔基！威尔基！”直到第6次投票选出温德尔·L·威尔基为候选人，他们才作罢。
威尔基的个人品质比竞选过程要好得多。他总是会被一些小状况羁绊，比如说，演讲有时需要高声疾呼，可是他的喉咙总是受不了。9月，连续两天的演讲后，他几乎不能发声了。在伊利诺伊州的罗克艾兰县，他硬着头皮走上台，用嘶哑的声音说：“我有心——咳咳——可我的声音——咳咳。”接下来的演讲更奇怪，就像一场无声电影，只看得到嘴唇动，却听不到声音。专家告诉他，不能讲话，这是唯一的治疗方法，可是这一要求，任何总统候选人都做不到。尽管用了各种药膏和漱口药，他的嗓子依然嘶哑，不见好转，直到竞选结束后，才恢复正常。
一些共和党的老党员反对威尔基，主要原因是前不久他还注册成为民主党党员。威尔基向参议员詹姆斯·E·沃森寻求帮助，但老男人不屑地告诉他：“如果一个妓女想要悔过自新，并去教堂赎罪，我个人还是欢迎她的，也会为她带路，但无论如何，我不会让她当天夜晚就担任唱诗班领唱。”工人阶级总是对威尔基不满，甚至还有人往威尔基太太身上扔鸡蛋。更严重的是，共和党中那些内斗者们并未吸取1936年的教训，反而害了威尔基。一位费城的律师引述：“支持罗斯福的大多都是穷人，他们一年都赚不到1 200美元，而且他们还不值得给这么多。此外，就是罗斯福的家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反战广播节目对待罗斯福也很粗鲁，这反而让民众开始同情起罗斯福来。大家都说“当你的孩子在欧洲战场奄奄一息，呢喃着要见家人时，不要责怪罗斯福派他们参战——你只能责怪自己让罗斯福重新回到白宫”。
威尔基在这方面做得无可指责。战争本来是唯一可以用来攻击罗斯福的切入点，但威尔基人品太好，又讲义气，不愿落井下石，加以利用。他鼓励罗斯福运送武器军备到英国，也支持和平时期征兵制以及驱逐舰交易。他批评罗斯福不该隐瞒国会自己做交易，这无可厚非。一些老顽固总说威尔基是个应声虫，只会随大流，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时，他很难采取其他立场。最过分的是，罗斯福的新任副总统候选人亨利·华莱士竟指控威尔基是纳粹的狗腿子，他完全不该受到这样的诬告。
在此期间，罗斯福一直面带微笑地处理自己的日常工作，仿佛从未听说过温德尔·威尔基这个人。罗斯福再获提名完全是由哈里·霍普金斯一手策划，哈里住在芝加哥黑石饭店一间漆成棕褐色的房间里，其浴室内设有一条直通白宫的专线电话。民主党党内提名者有法利、加纳和泰丁斯——说明自从上次4年一度的会议之后，民主党内部已分化。但是这次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显然是被人操纵了。芝加哥市长爱德华·J·凯利在市体育馆的地下室安装了一个麦克风，直通公共广播系统。到了关键时刻，一个芝加哥官员就会对着麦克风大喊“支持罗斯福”，便可引发公众追随。这名官员正是芝加哥下水道系统的管理者，共和党认为这一点颇为耐人寻味。
罗斯福竞选期间，唯一具有争议性的时刻就发生在大选5天前的波士顿。当地政界人士不停地要求他再次保证不会派遣美国青年出国参战。罗斯福告诉他们，他已多次向公众保证过这件事，早就觉得厌烦了。但最后，他还是同意了，并说道：“台下的父母们，虽然这句话我已经向你们说过，但我还是会再一遍，一遍，又一遍向你们保证，你们的孩子绝不会参加任何国外的战争。”
萨姆·罗森曼提出异议，因为民主党政纲里并无此说法。他认为罗斯福应该再补充一句，“除非国家遭受侵略”。可罗斯福摇了摇头，这样说太明显了。他回答道：“当我们遭受侵略时，当然要参战。如果是我国遭受入侵，那也就不算是国外的战争了，不是吗？难道他们还让我保证，除非南北战争再次爆发，我们才能动用军队吗？”约翰·甘瑟后来说，罗斯福的这种做法“不诚实”。罗伯特·舍伍德虽然曾经为这段话辩护过，但他之后说，当他的脑中一闪现“一遍，一遍，又一遍”这几个字眼时，就会感到怒火中烧。还有些罗斯福的崇拜者每次听到这些话，都会不自在。在此之前，罗斯福对美国人民都是坦诚相待的，这也是他能重返白宫的原因之一。
选举后的那天早上，约翰·L·路易斯发现美国矿工联合会大厦前面挂了一个巨型横幅，上面写着“支持辞职”
。民众投票最终促成了罗斯福的再次执政—2 700万对2 200万，是罗斯福从政以来第一次票数如此接近，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仍然是威尔基所称的“冠军”。大选两天后，“冠军”罗斯福又回到联合车站，得意扬扬地乘车穿过宾夕法尼亚大道回到白宫。一路上，约有20万人夹道高声欢呼，他笑容满面地站在车上，摘下他的旧呢帽向民众点头致意。追随罗斯福的阵营依然人山人海，反对者也过来凑凑热闹。可玩味的是，当天的《华尔街日报》将罗斯福赢得竞选的消息登在了一点儿都不起眼的第6版。
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之后和竞选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罗斯福曾探访过第一集团军的94 000名官兵。他事先传话说，不要为他鸣礼炮、奏军乐，也不用举行阅兵式和欢迎仪式（作为陆军，他们还是照例完成），罗斯福只是想看看他们的装备如何，却没多少可看。司令官报告总统：“我们都用扫帚当机枪，用排水管当迫击炮。”罗斯福大笑着说，大家都一样，都在大冒险。
但也并非人人都在大冒险，比如英国。英国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罗斯福所做的不仅是送去他能够调动的所有东西，还正往英国分派当时正在生产的P–40战斗机。这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因为英国越强大，美国就会有越多的时间备战。然而，这一明智之举却很难向美国民众解释清楚。所以，在他的第三个总统任期里，随着国内外局势的日益紧张，罗斯福也开始增强各项行动的保密性。除了需要向国会申请资金的事务，其他他都倾向于独自行动。他派遣私人特使哈里·霍普金斯等人去英国，而非遵循正常的外交渠道。直到1946年调查珍珠港事件时，美国国会才得知在1941年1月29日至3月27日期间，英国军方人员曾飞到华盛顿，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秘密洽谈。尽管那时美英并不是盟国，但是正如T·R·费伦巴赫所说，他们是持共同目标的“协作国”。
克莱尔·布思·卢斯认为罗斯福对希特勒的手腕应该更加强硬，指责总统正在打一场“软弱战”。她说，每位领导者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动作——丘吉尔做“V”字手势，希特勒高举右臂，墨索里尼昂首阔步。当被问及罗斯福有什么标志性动作时，克莱尔舔舔自己的手指，然后伸出去试了试风向。这个比喻确实很巧妙，也是事实，不过罗斯福这样做是绝对有必要的，总统应该知道美国人民的想法。内部分化的国家是不可能在战争中赢得伟大胜利的。他比美国人民先走了一步，不，甚至是两步。但如果他走得太快以致脱离了人民，那他就失去了人民，也就不可能再次宣誓就职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写过：“既要忠心地为公众服务，同时又要完全满足他们的需求，是不可能的。”
民意测验日益成为蓬勃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不过一些测验结果是可以预测的。纽约市市民比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更具有干涉欧洲战争的热情，但得克萨斯州人民更想与希特勒交战，得克萨斯州的亲英派不多，但大家的爱国主义情绪强烈。美国真正热烈主战的区域是南方各州（佐治亚州没有举行过一次“美国第一”的大会）。南方各州的白种盎格鲁 – 撒克逊人对纳粹作战的决心是其他人的6倍，也许，正如迪安·艾奇逊所言，这是因为南方各州的英雄人物多为军人。就美国整体而言，62%的美国人赞成驱逐舰交易。那些看到祖国遭受蹂躏的国民，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个个都对德国人恨之入骨。上层社会人士也更倾向干涉派，到1940年夏初，超过2/3的美国商界和知识界领导人赞成向英国增加物资救援，《美国名人录》中将近一半的男女名流都主张国会立即宣战。与此同时，几乎每个美国人（93.6%）都同意扩军备战。
但是也有很多测验结果是无法理解的。1939年秋，40%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将被卷入欧洲战争。可是法国沦陷后，战争危机加剧之时，反倒只有7.7%的美国人持这种看法了。1940年年末，60%的美国人认为英国正在为美国的利益而战，但只有13%的美国人同意美国参战。到了1941年，《财富》杂志调查结果显示，67%的美国人愿意追随罗斯福总统参战，但仍有70%的人反对战争。引述林肯总统曾在1862年说过的一句话：“实际上，我们已经处于战争中，但人民大众还未下定决心。”
1940年年末，《纽约时报》得出结论：美国现阶段得了“某种精神分裂症”。但有一组前后一致的数据，能够反映某种趋势。这一趋势是针对盖洛普提出的问题：“你认为美国应该避免参战，还是应该不顾参战的风险尽一切力量援助英国？”回答是：
| 避免参战 | 帮助英国 | |
| 1940年5月 | 64% | 36% |
| 1940年11月 | 50% | 50% |
| 1940年12月 | 40% | 60% |
在两派极端主义者的影响下，罗斯福承受着来自国会领导人、白宫助手、内阁成员，甚至还有总统夫人的巨大压力。现在想想，他当时的决策并没有像之后实际行动时那么清楚。他为英国提供了一切他能够提供的物资，动员美国发展工业，全面武装整个国家。看着航船一步步逼近德国在大西洋上的潜艇，罗斯福倒希望出起事故，从而引发全民的战斗意志，凝聚全国的战斗力量。那时他几乎没有考虑太平洋，而且据大家所知，他也没有发现一项就某些角度而言最具意义的民意测验结果。在西海岸的美国人对德国并不感兴趣，却时刻准备对日作战。
1940年年末，罗斯福在最软弱的方面做出了第一个决策。那时英国正一败涂地，所有在前线的英军全部战败，战争资金也所剩无几。罗斯福刚赢得自己的第三次总统竞选，接着却得了鼻窦炎，为了调养身体，他乘坐“塔斯卡罗萨”号巡洋舰在加勒比海享受日光浴。调养期间，他也考虑着英国的近况。这时，一架水上飞机降落在旁边，并送上一封丘吉尔的亲笔信——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曾说过： “这也许是丘吉尔一生中写的最重要的一封信。”信中说，英国现在已经弹尽粮绝，也没有资金再买入军火，国库存款也只剩下最后的20亿美元。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的确，在美国大选结束后两天，连希特勒都公开谈道：“至于美国的生产总值，那真是用天文数字都无法形容的。因此，在这个领域，我们不打算与其竞争。”
但是，丘吉尔觉得，这一方面正是必须要与希特勒竞争的。罗斯福总统是否有方法能在美国宪法允许的范围内，拯救英国于“水火之中”呢？
收到丘吉尔的来信时，霍普金斯也在军舰上。他一开始并没有发现罗斯福已被这封信打动，过了好一会儿，霍普金斯才意识到总统正在努力思考——霍普金斯称这种状态为“加油”，他说：“罗斯福经常这样，表面上看起来正在休息，什么都不关心，实际上正在沉思。”丘吉尔的回忆录中记载，霍普金斯而后告诉他，总统一个人坐在躺椅上，把这封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两天的时间，他都没有做出决定，他陷入沉思，一句话都不说。霍普金斯知道他的脾气，也没有多问他什么。“一天晚上，他突然拿出了一整套计划……毫无疑问，他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而这个计划既可以解决丘吉尔面临的困境，又可以让希特勒无力还击。它恰巧是众议院第1776号法案
，即举世闻名的租借法案。
12月16日，罗斯福返回华盛顿。第二天一早，他就召开记者招待会说：“我觉得最近只有一件事算得上特别的新闻。”接着，他讲述了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故事之一，用45分钟的时间来解释“租借”的概念。“假如我邻居家的房子着火了，我正好有一条浇花用的水龙带，如果他用我的水龙带，接上他的水龙头，我就可以帮他把火灭掉。那现在我该怎么做呢？我不会在他用之前先说‘兄弟，这水龙带值15美元，你得给我钱’。那我要如何交易呢？我不想要这15美元，我只是想让他灭火之后再把水龙带还给我，仅此而已。如果火灭了而水龙带没有损坏的话，他会把它归还我，还会非常感激。如果水龙带有所损坏的话，他用‘实物’偿还我就是了。”
这样比喻实在高明，而且听上去很有道理。但罗斯福提出借给英国的可不是水龙带，而是坦克、战斗机和战舰等军用物资。这些东西能在战后用“实物”偿还吗？此外，就这个比喻而言，水龙带只是租借物中最小的一部分。除了水龙带，还需要借给邻居水龙头以及其他大量昂贵的自来水设备。最终，只有总统一人能够决定借给他们什么、什么时候借和借给谁。众议院第1776号法案正式名称为“进一步促进美国国防及其他目标的法案”，这个法案授予了罗斯福其他总统从未要求过的权力，即“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总统认为它的国防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那么美国就可以为其提供援助。
这项措施作为先例，对后世影响深远，最后竟深刻影响到东南亚丛林。但当时，人们认为争论不过只是孤立派与干涉派两者之间的不断较量。12月29日（当夜，伦敦正遭受最严重的一次燃烧弹袭击），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向全国人民阐释了这项法案。他说，这项法案的目的仅限于出借、出租及出售军用物品。他给敌人命名为“柏林－ 罗马－东京三方轴心国”，并再次保证避免参战。他说：“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庞大的军火库。”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演讲，从各方函电来看，支持者占99%。民意测验显示，71%的人民表示赞成，其中54%的人主张立即执行租借法案。
但现在还不能立即执行，因为国会山上的孤立派认识到这是一场“小比格霍恩河战役”
。汉密尔顿·菲什愤然说道，第1776号法案会削减国会的权力，“不会比德国国会的权力大”；“铁裤汉”约翰逊证明，租借法案“是给全世界大肆派送‘糖果’（炮弹）”；参议员奈一个人整整讲了12个小时；密苏里州的参议员克拉克把它叫作“战争法案”。但他们现在已没有威胁性了，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早就对此发表过评论：“时间的推移、事件的发展、个人独立的思想行动，有时会渐渐破坏甚至毁灭一个观点，但表面上却没有任何变化的迹象。”这就是孤立派所面临的情况。历史的钟摆早就不再偏向他们，孤立派的忠实追随者也势单力薄。有一群自称为“抗议第1776号法案母亲十字军”的人在弗吉尼亚州参议员卡特·格拉斯的办公室门前静坐示威，格拉斯还出动了联邦调查局，并且告诉媒体：“你们真的有必要调查下她们到底是不是母亲，为了我们整个国家，我真希望她们不是。”
罗斯福的竞选经理已经把所有共和党温和派的人都拉拢过来了，一个都不落。当华盛顿州参议员霍默·博恩问及过去干涉派难以回答的问题时（“比战争更糟糕的是什么”），佛蒙特州参议员沃伦·奥斯汀回答道：“在我看来，如果希特勒奴役了整个世界，那将比战争更糟糕，甚至比死亡都糟糕。”听众们鼓掌欢呼，博恩只好溜去休息室躲着。1941年2月11日，威尔基为租借法案做证，并确保其通过。他说：“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授予罗斯福特别的权力，这也是民主国家的传统。”1941年3月，该法案通过了，罗斯福向国会申请先拨款90亿美元——这也使国内外购买军火的资金增至260亿美元。伦敦到处都飘扬着美国国旗。希特勒说，就算有租借法案，“英国照样会沦陷”。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控制下的新闻媒体威胁道：“罗斯福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在太平洋上引起英美两国意想不到的麻烦。”但这时还有谁会关注希特勒说些什么呢？
现在美国的工业发展正呈现迅猛的势头。重工业雇用300万名新工人，生产新军工设备。装配线上到处都拉着红、白、蓝三色的横幅，上面写着“时间紧迫”，以示警醒。政府成立了国家监管机构，自从总统与大企业间存在矛盾以来，这还是第一批一流管理人才来到华盛顿。美国人民开始面临物资短缺，哈罗德·伊克斯已将150艘油轮移交英国，导致美国油轮减少了40%，并造成了东海岸的第一次油荒。
早在1941年2月，墨索里尼就已经下令关闭美国在巴勒莫和那不勒斯两地的领事馆。罗斯福也关闭了意大利在底特律和纽约两处的领事馆予以还击，接着他宣布全国进入“无限紧急状态”，冻结了德国和意大利在美国的资产，扣留了轴心国和被轴心国控制的其他国家的船只，包括法国维希政府的“诺曼底”号，“以防他们采取破坏行动”。美国陆军航空队宣布，将训练8 000名新飞行员援助英国皇家空军。罗斯福把10艘海岸警卫队快艇（禁酒令时期用以缉私的老驱逐舰），移交英国，而且他还不顾红海正有战事的事实，宣布埃及中立，从而使其成为非战区，保证美国货轮在红海自由航行。4月9日，美国和格陵兰签署了一项条约，承诺美国将保护格陵兰免受侵略，作为交换条件，格陵兰允许美国在该地建立气象站及其他基地。美国发表简报称格陵兰上的德国气象人员已全部被“清除”。总统则宣称，保卫格陵兰对整个西半球的安全至关重要。
但是西半球范围到底有多大？参议员塔夫脱多次提出这个问题，但白宫给出的回答总是含糊其辞。那年春，宾夕法尼亚大道两边（国会与白宫）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是护航问题。盖洛普首次报告中说，绝大多数民众对此全持否定态度。参议院内部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45名参议员同意美国军舰护送货轮至大西洋中途，但这还遭到了40名参议员的反对。此外，英国海军总部提供的令人震惊的数据表明，德国U型潜艇在大西洋之战中大占上风。如果罗斯福想要把租借物资运到英国，那他必须要在海上施展妙计，而且一定要足够大胆，不能畏惧参议院中塔夫脱等人的反对。
2~3月，德国狙击手和潜艇组成了所谓的“狼群”战队，共击沉和捕获了22艘船只（11.5万吨）。虽然美国船厂可以帮忙修理英国损坏的船只，但远远不够，因为大西洋几乎快成为德国的领海了。罗斯福宣布，东海岸往东向大西洋延伸1 000英里以内为美国的“安全带”——记者们调侃地称之为“贞洁带”。与此同时，他还透露，美国军舰正与英国军舰“合作”。4月11日，他致电丘吉尔说，“美国将把安全区延伸至约西经26度”，他请求首相能够让英国海军“极其保密”地将他们的护航日期、计划和目的地告知美国海军部队，“这样我们的巡逻队就可以把新界限以西的所有船只和飞机搜寻出来”。正如费伦巴赫所指：“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做出的这个决策——秘密的军事命令，美国正式介入北大西洋战争。”
6月，赞成美国护航的人数比例上升到52%，75%的人认为，如果英国没有美国的护航就会战败的话，那他们支持护航计划。但是罗斯福的想法依然令人难以捉摸。诺克斯和史汀生已公开表示支持护航，总统却告诉记者，他对此表示反对，并且还反对派遣美国军队出国参战。我们现在知道，他那是口是心非。沃尔特·李普曼看出了总统言语中的不可信之处，于是撰写了一篇言辞尖刻的专栏，指责罗斯福总统对美国人民“花言巧语、拐弯抹角，甚至对他们故意屈尊、过度紧张”。然而，作为总统，罗斯福知道必须要团结全国的力量，他也知道，如果美国军舰在公海遭受袭击，全国人民势必会团结起来，这正是他采用现行策略的原因——造成此类不可避免的事故。
第一起事故发生在4月10日，但事态甚小。美国的“尼布拉克”号驱逐舰从一艘被鱼雷击中的荷兰货轮上救下了几名幸存者，然后通过声音探测器发现了一艘德国U型潜艇，并用深水炸弹将其赶走。就连罗斯福也无法对此小题大做。直到英国每月都要丧失40万吨的货运物资时，罗斯福才觉得他必须要有所行动。正如他告诉媒体的：“如果我们就这样袖手旁观，等到德军侵略到家门口时，我们就只有死路一条。”因此，他将西半球的范围明显扩大，几乎扩大到了北海。这次新举措的幕后推动者是海军作战部长，他于6月17日给霍普金斯送去一份备忘录，提议派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旅去救援在冰岛作战的英军，并让他们时刻“备战”。备忘录的背面，签署：同意。罗斯福。
7月7日，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冰岛首都雷克雅未克登陆。罗斯福发表声明指出，他应冰岛政府邀请派兵入驻冰岛，目的是防止别国“利用冰岛的海军和空军基地，来对付西半球”。这种说法真是荒谬。按照轰炸机航程计算，雷克雅未克距离纽约3 900英里，但距离柏林只有2 800英里。这是在“保护”冰岛，以防别国染指。看着他们一再仿效这种自己过去常用且常奏效的策略，纳粹终于愤怒了。德国海军想要对美国航运发动潜艇战，但希特勒意识到罗斯福正在翘首以待这起事故作为借口，所以他并没有上钩。希特勒命令海军上将埃里希·雷德尔尽一切可能严加避免美国的船只遭到袭击。他补充说，他当然也理解德国潜艇可能会无意中弄错。这一点，罗斯福也知道。美国军队和船舰入驻冰岛就是直接表示美国要介入大西洋之战。伯恩斯对此写过一段话：“如果说，援助英国以不参战与援助英国以参战，这两者之间有一条界线的话，那罗斯福清楚地跨过了这条界线的时间很有可能就是1941年7月。”
这也正是希特勒不得不自我控制的时候。两星期前，6月22日星期日，他下了一个最大胆的赌注：他决定北起北极，南到乌克兰，在2 000英里的战线上进攻苏联。此时如果说有一样东西他最不想要的话，那就是另竖一个敌人。权衡各方利害，他猜想，这次新的入侵在美国未必完全不受欢迎。的确如此。《时代周刊》的一篇评论表明，普通美国人对德国和苏联可能都不大信任，评论说：“两大极权主义世界强国现在就像是从泥沼里跳出来的史前巨兽，半瞎且野蛮凶猛，相互厮杀。”参议员哈里·杜鲁门说，他希望“纳粹能够杀死更多的苏联人，苏联人杀死更多的纳粹”。因为这句话，斯大林永远都不会原谅他。华盛顿的将军和海军上将们认为苏联败局已定，提议无须往那里运送物资。但罗斯福和霍普金斯表示反对。10月1日，美国与苏联外交官签订10亿美元的租借条约，苏联的货轮开始长途跋涉，历尽千难万险往返于摩尔曼斯克与美国之间。
霍普金斯与租借法案协调员埃夫里尔·哈里曼，以及他们的一些工作人员正在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大楼的17个房间里工作，这些房间还是委员会匆忙清理出来的。战争也在不断改变着华盛顿的面貌。五角大楼和国务院新大楼在那年秋天竣工，林荫大道上的各种临时大楼也在兴建——尽管“一战”时期的一些“临时”建筑依然在使用。到处都出现了一些新人，他们日后颇具名望。在美国“奥古斯塔”号巡洋舰上，诺克斯的一位年轻助理与总统简要地协商了劳工问题。随舰日志上记录了该助理名为“艾德莱·史蒂文森”
。在路易斯安那州陆军军事演习期间，罗伯特·谢罗德告诉埃里克·塞瓦赖德，“一定要去见见艾森豪威尔上校，他比其他任何人更能说明情况。”结果见报时，艾森豪威尔的照片附注是：“D·D·厄尔森冰中校”
，艾森豪威尔不禁笑了起来。（他苦笑道：“至少前两个缩写字母写对了。”）
在美国，霍普金斯是仅次于总统，权力最大的人。他在白宫二楼的东南角有自己的办公室，就在总统的家庭私人住宅区域内。丘吉尔出于对他的敬佩和尊重，称他为“万物之要爵士”，伦敦人民也很信任他。1941年7月底，霍普金斯在唐宁街10号的花园里与丘吉尔会面时说，总统想在“一个僻静的海湾”与首相会面。丘吉尔闻言非常高兴，他非常愿意亲自见见这位首席盟友，而且这次会面也具有一流的宣传价值。他们选了世界上最荒凉的地方之一——加拿大纽芬兰东南部的普拉森舍海湾。8月9日，美国“奥古斯塔”号巡洋舰及其护送舰队停在了英国“威尔士亲王”号战列舰及其护送舰队的旁边，两国舰队一并前行，数量之多，阵势之大，足够进行一次大规模海战，这也许正是当时的想法。所有的会议均在“奥古斯塔”号上举行，除了星期日那天罗斯福越过跳板到英国战列舰上做礼拜。美英两国全体船员合唱完圣诗《哦王啊，我们永远的保障》之后，丘吉尔告诉罗斯福：“我并没有宗教信仰，但我要感谢上帝，感谢在这一时期，有你这样的伟人执掌美国政府。”在这三天多的时间里，两国首脑与双方工作人员协商了一系列事宜，还一起拍照留念，并起草了一份联合声明，叫作“大西洋宪章”。
双方各自回到伦敦和华盛顿后，就把会议照片发给各大新闻媒体，同时，《大西洋宪章》也以联合公报的形式向全世界发布了。公报主张自由国家的人民有权利选择本国的领导人、收复被武力占领的本国失地、彼此自由贸易、以平等原则获取原材料、帮助改善贫穷落后的国家、打败侵略者，并享有公海自由航行权，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中解脱出来。这大多是基于罗斯福最近的国情咨文所述（咨文中还包括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的权利）。9月，有15个反轴心国国家，包括苏联（颇具讽刺意味），都纷纷表示赞成《大西洋宪章》。但奇怪的是，《大西洋宪章》的真实原文版却不存在。一名记者向罗斯福提出这个问题时，总统回答道：“据我所知，它还没有任何文本。我没有，英国也没有。你们所能得到的最近似材料，是‘奥古斯塔’ 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无线电发报员发布时的手稿……并没有正式的文件。”
即便如此，大家都表示理解，而且宪章并不局限于和平时期的战略方针。罗斯福回到白宫后，宣布他已通过行政命令解决了护航问题。美国战舰将在冰岛以西海域为商船护航，同时在海上熄灯以备战，尽管那些被护航的货轮被设定为美国船只，但行动计划上显示，海军规定“任何国家的轮船”都可以寻求保护。
接下来要再发生事故的话，就很可能要交战了，事实上也的确如此。9月4日，在冰岛海域，德国U–652号潜艇指挥员发现自己遭到深水炸弹的轰击，同时还发现水面上有一艘驱逐舰。很显然，那些战舰是英国的，而且想置他于死地。但他错了，那些深水炸弹确实是从一架英国飞机上投下的，但“基尔”号驱逐舰却属于美国。“基尔”号舰长看到两枚鱼雷朝自己袭来，他采取回避战略，并发射深水炸弹自卫。德国U–652号潜艇和美国“基尔”号驱逐舰都未受损坏，但事实上，德国打响了德美战争第一枪。罗斯福将德国此次做法称为“海盗行为”，并下令海军部队不再“搜索即巡捕”，而是“搜查即毁灭”——换句话说，一发现德国船只就开火。纳粹和美国在海上等于已不宣而战，对此，在美国国内，民意测验显示2/3的美国人赞成开战。
10月15日，德国“狼群”战队袭击了位于冰岛以南400英里的英国护航队。护航队司令官发电请求救援，前去营救的是由“奇尔尼”号带领的5艘美国战舰。“奇尔尼”号是美国最好的驱逐舰，投入使用只有一年时间。它的侧翼受到鱼雷袭击，尽管最后没有沉没，但美国人民还是第一次看到了“二战”中本国人员伤亡名单：2人受伤，11人失踪，大概已经遇难了。总统宣布，这次战争并非意外，纳粹早就制订好一个长期计划，准备把美国船只全部赶出海域。他还说，历史已经见证了是谁打响的第一枪，“我们美国人民已经准备好战舰，即刻准备战斗，时刻准备好捍卫我们的国家”。
两星期后，另一艘驱逐舰“劳本·詹姆斯”号，在冰岛海域执行护航任务时，驶进了德国U型潜艇的鱼雷射程内。这次，美国驱逐舰被击沉了，船上100多名美国水兵因此遇难。此次沉船事件轰动了美国新闻界，伍德·格斯为此还写了一首叙事歌谣：
他们都是谁呢？告诉我，他们都是谁？
“劳本·詹姆斯”上是否有你的朋友？
此时，真正的战争热遍及全国，但国会山上的那些孤立派仍无动于衷。总统认为，目前的紧张局势下，《中立法》中的一些条款已经过时了。例如，其中一项条款禁止美国商船携带任何比船长手枪或鱼叉枪威力更大的武器。总统认为，应该废除此类法令，取而代之的是，允许美国货轮全面武装，并运送货物至各交战国港口。本来租借法案就已经激发了国会内部前所未有的争论，此番论战更激烈，并且相较上次的票数，这次获胜优势更加微弱——参议院中多出13票，众议院中多出18票。除非事态急转直下，否则国会是不会通过宣战提议的。不过罗斯福那时也还不确定是否宣战。根据1940年9月27日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签订的《三国同盟条约》，如果美国与签约国中的任何一国进行全面战争，就意味着其他两国也将对美宣战。罗斯福尚不确定美国是否已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同时对付德国和日本。
罗斯福与他的顾问们越思虑这些问题，就越困扰。这17个月来，罗斯福一步步前进的同时，制定各项政策，不断暗中挑衅希特勒，想激起这位日耳曼人的愤怒，并由此让他大开杀戒。可是希特勒从没被激怒，偶尔还能利用这一点。德国海军上将雷德尔看到美国源源不断地向英国运送物资，很担心，曾两次恳求希特勒进行反击，他还列举了美国海军的20个挑衅行为，希望以此刺激希特勒。然而，希特勒依然从容镇定，还反过来劝告他要耐心，他表示一旦打败苏联，就会“严加”对付罗斯福。罗斯福下达对德国海军部队“搜查即毁灭”的命令后，雷德尔再次恳求，要么让他攻击美国战舰，要么就把德国潜艇从大西洋上全部撤回。希特勒摇了摇头说，很快“与苏联的战争就能见分晓，到那时，再把德国‘狼群’战队调去全面攻击美国海军也不迟”。
罗斯福原本希望，让美国舰队出入与德国有冲突的线路，那么早晚就会产生矛盾，引起公开的敌对战争。但是希特勒一直都是审时度势的高手，总是选择一再忍让、视而不见。世界另一端的日本虽也屡次遭到类似这样的挑衅，但种种迹象表明，他们也并没有上钩。而现在，大家都聚集在华盛顿，要与美国谈判。谈判时间拖得越久，轴心国就越有时间征服全世界。罗斯福感到自己无能为力了。“他已经黔驴技穷了。”舍伍德之后说，“他使尽浑身解数，如今一筹莫展。”舍伍德和华盛顿的人民都忧虑重重，想着还不如在圣诞节前赶到纽约，看看戏院正在演出什么新剧呢。
11月底，乔斯·费勒和鲁思·维尔克的制片公司宣布，百老汇即将上演洛厄尔·巴林顿新推出的一部喜剧《海军上将的贤内助》，一些在城外已观看过的观众说这出剧还真是笑料百出，主要叙述了一名驻夏威夷海军军官的妻子野心勃勃，想要倚仗一位驻华盛顿的叔叔帮她的丈夫升官。这部剧曝光了军队内部的裙带关系，人们都说这是“跟海军开了一个善意的玩笑”。该剧原定于1941年12月10日星期三在百老汇大剧院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