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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5月，第一本漫画杂志《驰名连环画》在报摊上面世，但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对它却毫无兴趣。这位全国第一警察其实爱看漫画，尤其喜欢《至尊神探》和《秘密侦探X–9号》，但那个春天他忙得几乎无暇看书。他手头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司法部将迁至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新楼里，应总统要求监视法西斯组织，还要研究国会刚通过的打击犯罪的法案，并把已裁撤的禁酒局的人员纳入联邦调查局。胡佛局长急于网罗人手，他在公众面前说：“现在美国的犯罪活动很猖獗。”事实的确如此，公众也担心这个问题。本来，人们以为禁酒令废除后，美国国民性格中的暴力因子会消除，但是原来的私酒贩子竟然变成了银行抢匪。当时，银行家声名狼藉，这些盗贼反倒被看作罗宾汉一样的人物。印第安纳波利斯市有个人很崇拜联邦调查局的“头号公敌”——约翰·迪林杰，他说：“迪林杰从不抢穷人，他只抢靠剥削穷人发财的富人。我完全支持他。”
迪林杰犯下10桩命案，抢劫了4家银行，越狱3次，最后联邦调查局的梅尔文·珀维斯带领一批神枪手结束了他的逃亡生涯。这一课教训深刻，但在35年后那个不够太平的时代里，一个全国委员会发现，20世纪30年代时，公众对暴力犯罪的容忍度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迪林杰死后危险性反而比他活着时更大。因为，他成为传说中的英雄，那些从没见过手枪的人也顺口就是杠子、左轮、一枪倒、风声紧之类的。农民证明了直接行动很有用。现在各种各样的人都赞成采取直接行动，就连加利福尼亚州州长也赞成为了正义实施私刑。切斯特·古尔德创作的漫画《至尊神探》，观念上可以说和埃德加·胡佛很接近，但他却说：“犯罪团伙非常猖獗，但法庭却没有重判，他们最终逍遥法外。我就想：为什么没有一个人绕过法庭直接把他们正法？”如果真变成那样，什么大人物惹怒你，是不是都可以开枪把他除掉呢？罗斯福夫人收到了大量恐吓信，为了安全，她听从特勤处建议，在离开白宫时一定带一把左轮手枪防身。
具有象征意味的是，迪林杰是在观看完一部警匪片离开影院时被击毙的。每年好莱坞会推出50部这样的警匪片，其中大部分都添加了浪漫剧情。胡佛其他方面的才能得到的评价不一，但他的公关能力毋庸置疑。1934年，联邦调查局为电影《执法铁汉》的制片人开放了档案。一部风格新颖的电影进入市场。电影里有一位联邦调查局特工，由人气颇高的青年演员詹姆斯·卡格尼扮演。而后，胡佛又利用广播进行宣传。梅尔文·珀维斯出现在了《弗莱施曼酵母时刻》节目里，但这次露面近乎灾难。珀维斯对着话筒打嗝，让胡佛目瞪口呆，令智威汤逊广告公司甚为恼火。另一方面，一档名为“捕盗神手”的节目迅速走红。迪克·特雷西自己也参与了一个儿童节目的录制。数百万儿童寄来桂格麦片的纸盒盖，要求换警徽。但全国最厉害的警察还是胡佛自己，他在全国各地奔波，列出一长串“社会公敌”的名单，追捕“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娃娃脸”尼尔森、“巴克妈妈”巴克、“机关枪”凯利，最后是“资历”最浅的少年雌雄大盗邦尼·派克和克莱德·巴罗。
那年5月造访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的人中，身份最尊贵的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他揣着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写的介绍信，提出赤字开支的计划，并自信满满地说：“其他计划和这比起来，实在不算什么。”之后，罗斯福写到，他和凯恩斯进行了“一次郑重的对话”。但实际上，这次谈话气氛非常凝重。凯恩斯态度矜持，几近傲慢，罗斯福对他的理论保持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他不相信在增加开销的同时还能走上富裕的道路。然而，他还是让特格韦尔把凯恩斯引见给了政府的一些关键人物。尽管新政看起来热闹非凡，但靠救济生活的美国人仍然超过1 800万。有些州——比如阿肯色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90%的救济款来自联邦政府。毫无疑问，罗斯福挽救了美国不致陷入无政府的状态，但“大萧条”依然顽固地赖着不走。凯恩斯曾说，每年3亿美元赤字才会让全国经济完全复活。对这番话，在他离开后很久，华盛顿人仍然记忆犹新。
这些日子，新政举步维艰。国家复兴管理局规模太大，运转困难。失意时，约翰逊将军只能借酒浇愁，沉湎在女秘书的美色中聊以自慰。媒体质疑她的高工资时，他解释那是因为她“不只是一个速记员”。媒体照他的原话登了，他又抗议说：“小伙子，你们这是下三烂的伎俩！”这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两个月前，罗斯福提出整治证券市场的法案，招致工商界的普遍不满。乔治·M·汉弗莱、休尔·艾弗利以及汤姆·格德勒带头闹事，抗议成立证券交易委员会。共和党的一个国会议员说，这完全是阴谋，是想“把一切好制度都苏联化”。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理查德·惠特尼说，他的交易所“是一个运转完美的机构”。威尔·罗杰斯听了嗤之以鼻：“那些华尔街的家伙摆出一副凶悍的样子，就是不想让政府在他们的地界安插警察监督。”但工商界还是输了。于是，在罗斯福指定约瑟夫·P·肯尼迪这样一个臭名昭著的投机商出任委员会主席时，他们把失望化为了怒气。罗斯福这样做是听从了莫利的建议，莫利说肯尼迪知道交易所有什么漏洞，也就知道怎么堵。华尔街为此还是怨声载道。惠特尼带领肯尼迪正式巡视交易所时，安排了众多保镖在侧。对此，惠特尼面无表情地解释，如果没有保镖，肯尼迪一定会遭到股票经纪人的报复。一些商业大亨说肯尼迪是“本阶层的叛徒”。现在，他们还没这样骂罗斯福，但罗斯福开除了不肯签货币贬值令的迪安·艾奇逊挨骂的日子也不远了。自由联盟筹建时，艾奇逊就在犹豫要不要当创办人。
一场更大的风暴在天际酝酿。和新政法令有关的1 000多起案件正在起诉过程中。1934年，任何法官都可以发布禁令推翻联邦法律。司法部长霍默·卡明斯曾警告罗斯福，联邦司法人员中只有28%是民主党人。所有案件最终都上诉到最高法院，但收效甚微。最高法院法官平均年龄78岁，思想保守。后来，几乎每个作风强硬的总统都和最高法院发生过冲突。罗斯福是自林肯后最铁腕的总统，所以他和最高法院的冲突异常激烈。
但是，至少还有一个内阁成员为全国带来了好消息——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仔细阅读了从柏林寄来的电报后，宣布“德国犹太人受虐待的事可以说是结束了。”
同年春，在宾夕法尼亚大道的一家自助餐馆里，阿尔杰·希斯与惠特克·钱伯斯第一次见面，钱伯斯当时使用的是化名。两人由苏联特工J·彼得斯和美国共产党员哈罗德·韦尔介绍认识。他们只告诉希斯，那人是“卡尔”，工作方面的情况你需要向他报告。餐馆离《华盛顿邮报》大楼只有几家店之隔，但即便邮报编辑部知道了这次会面的内容，也不可能泄露出来。那时，共产党人还没被当成危险分子，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刚成立8个星期，委员会主席由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约翰·W·麦科马克出任，他忙于监视美国的“左”派势力。三年后，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才开始依照总统的指示监视共产党组织，但即便那时，也只是关注这些组织有无通敌行为。
1933年感恩节，美国正式承认了苏联。苏联新任驻美大使以贵宾的身份出席了在华尔道夫 – 阿斯托里亚酒店举办的晚宴。参加宴会的年轻客人中有全国学生联合会前任主席爱德华·R·默罗。他曾写信向未来妻子痛斥美国的经济制度，认为这一制度“在我们出生以前，就为我们中的一些人掘好了坟墓”。（默罗对宴会的入场券价格也抱怨不迭，一个人6美元，真是前所未闻。）1934年5月，人民阵线在6个月后即将成立，厄尔·白劳德不久就会举起大旗，宣扬“共产主义是20世纪的美国主义”。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后来称白劳德是“比兰登更地道的堪萨斯人”。白劳德还起草了一个失业保险法案，由明尼苏达州众议员伦丁提议。20世纪30年代末，白劳德成了香饽饽。罗伯特·A·塔夫脱想争取“左”翼的全部选票，还邀请白劳德一起在克利夫兰市竞选会上发表演说。
1934年5月14日，哈里·S·杜鲁门在参加民主党初选活动的同时还负责密苏里州的救济事务，当天清早，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现在是凌晨4点，而我即将发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声明，我已经达到同龄人所奋斗追求的目标……现在正在竞选美国参议员，万能的上帝，请选择我成为参议员吧，我将像所罗门王那样虔诚祷告，祈求拥有能胜任这项职责的智慧。
华盛顿政界并没注意到这件事。当时政界红人中，见过杜鲁门的只有哈里·霍普金斯，而且也只是一面之缘。去年10月，霍普金斯从芝加哥坐车到堪萨斯市时，他们两人在霍普金斯专列的客厅有过一次简短交谈。但是，就算新政派人物熟悉他，也不会重用他。杜鲁门当时负债累累。他的男装店倒闭后，法院判决他赔偿8 944美元，这笔钱还没还清。
拉福莱特在威斯康星州成立了进步党，厄普顿·辛克莱在加利福尼亚州预选中成绩骄人，这两件事才是华盛顿谈论的重点。辛克莱当时得票数目惊人，超出其他8位民主党候选人总票数之和。不过，当时华盛顿政界的大多数人对政事并不那么关心。过去一年波诡云谲，令他们疲惫不堪。所以，在中期选举前夕，他们反而在谈论别的事。赫维·艾伦长达1 224页的小说《风流世家》，占据了畅销书榜第一位。詹姆斯·乔伊斯的小说《尤利西斯》，刚由曼哈顿区一位法官解禁，销量也迎头赶上。欧内斯特·海明威在没有渔具的情况下，竟然捕获了一条重达468磅的马林鱼。拳击手马克斯·施梅林成了马克斯·贝尔的手下败将。葛林·康汉宁创造了1英里4分6秒7的赛跑纪录。马尔科姆·坎贝尔爵士以每小时272.1英里的速度驾驶蓝鸟跑车，风驰电掣，超过了客机。圣路易斯市流行昏睡病。新英格兰各州的榆树染上了荷兰榆树病。在影院观看《飞往里约》时，人们惊讶地发现弗雷德·阿斯泰尔和金格尔·罗杰斯“十分抢眼”，竟然抢了主角朵乐丝·德里奥和吉恩·雷蒙德的风头。成人广播电台里，最风趣幽默的喜剧演员是杰克·本尼。过去两年，他的赞助商包括加拿大苏打汽水公司、雪佛兰汽车公司和通用轮胎公司，但观众反响平平。现在，他的赞助商是吉露果冻公司。孩子们喜欢《独行侠》，新年伊始，广播中就充满了这个英雄骑着宝马“银驹”的嗒嗒马蹄声。
简而言之，现在大家有闲心谈些无关紧要的事了，1932年的绝望气氛已经烟消云散，好像什么都可能发生。5月28日，加拿大的奥利瓦·迪翁夫妇迎来了五胞胎。去年秋天，华盛顿参议员队参加了全美棒球世界赛，以后也许还有可能入选
。这个春天晴朗宜人，樱花繁盛，大多数华盛顿人心情愉悦，亨利·华莱士则盼着老天降雨。
20世纪30年代中期，混乱引起的恐慌平静后，天气成了最头痛的问题。全国各大河流一度大肆泛滥，密西西比河、俄亥俄河、波多马克河、田纳西河、特拉华河、康涅狄格河、密苏里河、萨斯奎汉纳河、哥伦比亚河、阿勒格尼河、梅里马克河的水冲出堤坝，淹没了大街小巷。1937年俄亥俄河暴发洪水，摧毁了50万人的家园，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那几年发生的洪灾和风灾夺去了3 678人的生命，冬天又异常寒冷。1936年夏，堪萨斯州人兰登正竞选总统，当时达到华氏100度（约38摄氏度）的高温天几乎有60个。不过，在罗斯福上任初期，最迫切的问题是应对旱灾和风灾并发，即“黑色风暴”。那是亨利·华莱士恐惧的噩梦。那时，农业调整管理局和民间资源保护队还未改变全国水土保持的现状。中西部水土流失严重，狂风之下，大量表层土被风携带走。
许多年来，自然资源保护论者一直警告大平原区可能会发生大生态灾害。西经100度以西所谓的矮草地区，年降雨量往往少于20英寸
。早期探险家早已将密西西比河边缘地区称为“美国大沙漠”，但这片地区平时有几百万头北美野牛碾过，且一直未被印第安人开垦，土层反而比较稳定。之后，人们带着约翰·迪尔牌耕犁来此定居，开垦荒地。“大萧条”前，雨量丰富，但过度放牧和开垦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灾难。早在20世纪20年代，科罗拉多州、堪萨斯州、新墨西哥州、得克萨斯州和俄克拉何马州的100多个县就已成为尘暴区。到了1934年，据国家资源委员会估计，全国3 500万英亩的可耕地已完全沙化，1.25亿英亩土地表层大部分甚至全部剥离，另有1亿英亩土地也已呈现严重沙化趋势。突然之间，尘暴区扩大到19个州756个县。就像19世纪的爱尔兰和乌克兰，大平原区随时可能陷入饥荒。
1933年，新政府成立第9个月，美国停战纪念日到来了。与此同时，第一次大风暴也咆哮而来。当天早晨，大风袭击南达科他州，无数农田泥土被暴风卷走。沙土在风中飞扬，遮天蔽日，正午时分昏暗如夜，人们一张嘴就可以吐出沙土。重现天日时，田地只剩薄薄一层沙，而道路、树木、棚屋、篱笆、机器设备上反而盖上了厚厚一层土。这时，暴风又向得克萨斯州去了。大风夹着泥沙阴沉地扑来，像一块黑色的幕布，笼罩着芝加哥，就连远在东边的奥尔巴尼市都能看到这团黑云。
这只是刚开始。1934~1935年，干旱一直持续。祸不单行，风暴也在全国肆虐，范围之广，连远至达科他州边缘的楚格沃特、尼俄伯、伤膝、花马等城镇也不能幸免。农业部副部长特格韦尔写道：“1934年，降雨稀少，灾害严重。”实际上，当年农业的巨大损失源自前一年冬天。那年冬天雪很少，农田没有吸收到充足的水分。土地上青草稀疏，小麦长得稀稀拉拉，特格韦尔形容其就像老头儿下巴上的胡茬儿。1月，凯恩斯拜见了罗斯福，杜鲁门参加了密苏里州的预选，而1934年的首次大风暴袭击了得克萨斯州的狭长地带。这片区域黄沙漫天，好像流动的撒哈拉沙漠。主妇们用浸油的布条和胶纸将窗缝、门缝和锁眼封死，但沙粒还是无孔不入。堆积的沙土此起彼伏，如同波浪一般，把地板变成了沙滩。
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学童说风暴好像“滚滚黑烟”。在俄克拉何马城，内森·阿施觉得食物里都有沙土味。他写道：风沙“吹进了眼里、衣领里，脱下衣服，扣眼里都有沙子。早起，只见窗台上沙堆如雪，还在不停往里钻，沙子还沿着线路潜进屋子。门板边缘也有沙子，像是褐色的锈迹。”连续三个星期，俄克拉何马城的街灯日夜亮着，人们出行要戴防尘面罩。雪上加霜的是，那些日子气温一直高达108华氏度（约42摄氏度）左右。
劳丽娜·希科克奉霍普金斯之命到当地考察，在南达科他州休伦市写下这样的报告：
我们早晨8点半左右动身，想驾车到县城北部了解当地农民的生活状况，但开了不到10英里，就不得不折返。形势每况愈下，车前一英尺远就看不清楚了。这次经历让人害怕。我们好像在雾中行驶，风暴凶恶，强劲的大风好像要把车吹飞一般。我们好像被一个巨大而坚不可摧的黑云包围，随时会被抛出地球。
特格韦尔写道：“就全国而言，干旱算是因祸得福。由于干旱，小麦减产，产量过剩的问题自然解决了。但对于个人和家庭，干旱无疑是灾祸。”实际上，农业部无意中加重了人祸。因为农业调整管理局决定缩小耕地面积，富裕的大农场主发现自己不需要那么多佃农，于是，佃农只能背井离乡，坐上1925年的道奇、1927年的拉萨尔和1923年的T型福特，踏上寻找绿色沃土的征程。背井离乡的还有小农场主，他们在农场外挂上“出售”的牌子，正式开启了“尘暴区”居民的迁移之旅。旱灾无情，埃里克·塞瓦赖德父亲的麦田被毁。没有收入，他也不得不加入了迁移的队伍。得克萨斯州霍尔县的人口从4万人锐减至不到1 000人。更引人关注的是俄克拉何马州的逃难灾民“俄克佬”，5年之后他们成为约翰·斯坦贝克的小说《愤怒的葡萄》中的经典人物。斯坦贝克正在加利福尼亚州蒙特利县调查犬只数量（霍普金斯组织的毫无意义的调查之一）。他注意到了这些灾民。加利福尼亚州似乎是一个鱼米之乡，小说里的乔德大娘说：“我想加利福尼亚州那儿该有多好。那里没有严寒，枝头挂满了水果，人们居住的小白屋隐藏在金灿灿的柑橘林中。”但事实上，硕果累累只意味着乔德一家作为摘水果工人的辛苦。同时，“俄克佬”的逃荒毁掉了厄普顿·辛克莱竞选州长的大好前景。
衣衫褴褛的灾民们风尘仆仆而来，让住在橘子林中白色小房子里的人们大为吃惊。小阿瑟·施莱辛格写道：这似乎预示着“铤而走险的破产者和穷光蛋构成了暴发社会革命的威胁。由隐修者彼得所领导的天翻地覆的大动荡，最终只会把本州的富人和体面人物都吓走”。电影界巨头路易斯·迈梅耶将辛克莱打造成隐士彼得这样的人物，种下了操纵媒体的种子，也在几十年后结出了恶果。
辛克莱很被动。众所周知，加利福尼亚州怪人多，这位54岁的作家就是异常怪异的一位。他在竞选伊始印发了一本小册子，名为“我若当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如何终结贫困：未来的真实描绘”。他提议成立一个覆盖全州的社会主义公社，以宽翼蜜蜂为社徽，以“我生产，我捍卫”为口号，大家一起劳动。罗斯福很欣赏辛克莱，这个作家的提议还获得了西奥多·德莱塞、阿齐博尔德·麦克利什、多萝茜·坎菲尔德·费希尔、斯图尔特·蔡斯、莫里斯·恩斯特和克莱伦斯·丹诺的支持，就连罗亚尔奥克的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也表示赞同。但是，诺曼·托马斯则说这个想法“从经济上和政治上都行不通。”洛杉矶市坚持老调的修女艾梅·森普尔·麦克弗森说辛克莱是“赤色魔鬼”。加利福尼亚州童子军被动员起来反对辛克莱，民主党的正规组织也不承认辛克莱的成员身份。
共和党候选人弗兰克·梅里亚姆公开支持“汤森德计划”：凡是60岁以上的居民，每月可领取政府发的200美元生活费，1934年1月1日起正式在长滩市实行。很快，街上就出现了一大队双鬓花白的加利福尼亚州人，为共和党摇旗呐喊，唱着：
汤森德的士兵前进吧，
昂首阔步上战场，
迎头赶上奔前方，
汤森德的旗帜在飞扬。
辛克莱的口号是“结束加利福尼亚州的贫困”，被扭曲成“将空头支票开给加利福尼亚州”。《时代周刊》写道：洛杉矶的三大报社“干脆不报辛克莱的新闻，也不提‘结束贫困’的口号”。米高梅向雇员募款支持反辛克莱运动。即便一些明星反抗（比如卡格尼和珍·哈露），但大部分都妥协了，并参与拍摄虚假新闻片。梅耶是共和党主席，他聘用洛德暨托马斯广告公司，并把米高梅的摄影棚变成了宣传的阵地。大批临时演员扮成流氓和妓女，乱哄哄地跳下火车，米高梅则拍下这些画面，并配有讲解员给观众解释，他们看到的是真正的“俄克佬”到来的画面。一个年长的女演员打扮成慈祥的老奶奶，宣布她绝不会为辛克莱投票，因为辛克莱主张自由性爱。年老的男演员则戴着假胡子，操舞台腔，大吼着他们支持辛克莱（“既然他那一套在苏联都行得通，在这儿怎么会不行呢？”）。10月时，罗斯福还认为辛克莱会获胜，但在米高梅如此诋毁的攻势下，一切都完了。共和党以25万张选票赢得了加利福尼亚州，辛克莱竞选失败，重操旧业，开始着手新书《我作为州长候选人：我是怎样被打败的》
。
不是所有“左”派都被打败了。在华盛顿州，激进派聚集在几乎完全相同的口号下（“结束华盛顿的贫困”），选出了一位参议员，还选出了年轻的沃伦·马格努森作为金县检察官。拉福莱特兄弟俩也在威斯康星州旗开得胜，分别当选参议员和州长，他们的支持者在威斯康星州众议院10个议席中占了7席。魁梧的弗洛伊德·B·奥尔森坐在明尼苏达州议会大楼里，朝记者咆哮道：“没错，我就是激进派。你们可以说我激进得很！”此外，无可替代的菲奥雷洛·拉瓜迪亚现在当上了纽约市市长。
拉瓜迪亚说：“一般而言，纽约的生活单调重复、枯燥无味，但其实也能精彩纷呈、多姿多彩、刺激新颖，像冒险一样。”他身高不过5英尺2英寸，但个性张扬，神气活现。在他的管理下，纽约生活真的变成如轻歌剧一般生动诙谐。他总是戴着黑色宽边帽，声音尖锐刺耳，发号施令时听着阴阳怪气，办事风风火火，像海盗一样大胆无畏。他宣誓就任才一分钟，立刻下令抓捕暴徒“幸运儿”卢西安诺。他还调动城市建设、消防、卫生部门的力量支持罢工的服务员。洗衣店工资过低，引发社会争议时，洗衣店老板们恳求拉瓜迪亚在这一问题上保持中立，但他直接一通电话打到自来水厂，要求停止对所有洗衣店的供水，显示出他的不偏不倚。（洗衣店老板立马不闹了。）他把曼哈顿当作封地，自己就像一个领主。他不仅亲自带着警队，还突降夜间法庭庭审现场；他会出现在广播电台节目里，给孩子们讲连环画；消防队救火时，他会戴着大号头盔，站在疾驰的消防车后面。拉瓜迪亚的信条是勇敢无畏，就像儿歌唱的“谁怕大灰狼”。他善于做些夺人眼球甚至荒唐离奇的事，有时人们被表象蒙蔽，竟不会察觉他支持社会主义。但和他共事过的人都清楚他的想法和成就。
当选的激进派与新政派形成联盟，教条主义的“左”派则敬而远之。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和罗斯福的实验后，《新共和》周刊肯定地说“中间道路行不通”。特格韦尔得意扬扬地以为政府对“盲目的理论”不屑一顾，笃信马克思主义的哥伦比亚大学学报编辑詹姆斯·韦克斯勒却写道：新政派正需要这样的理论。此外，持这种观点的还有I·F·斯通和马克斯·勒纳。早在30多年前，林肯·斯蒂芬斯就说过：“关于自由，要有自己的信念……我们要为自己争取自由，而不是为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那时，赫伯特·马尔库塞还没提出“宽容要看对象”这个口号来激励新“左”派。《新群众》杂志的口号更富于马尔库塞的色彩：“法西斯主义者、滥用私刑的人或任何想利用民主权利欺骗公众支持反动派的人，都无权获得民主权利。”
汤姆·沃尔夫
那时才3岁，他后来为《纽约杂志》写了一篇精彩的文章讨论“激进政治的时尚”。这篇文章指的是伦纳德·伯恩斯坦和黑豹党，但这种风气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也很盛行。苏联特工黑德·马辛在国务院里有许多追随者，都是社会名流。一次，一位追随者站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用俄语演唱了《国际歌》献给她，让她又惊又喜。正如巴德·舒尔伯格在小说《醒着的梦》中所说，20世纪20年代后知识分子的面部特征都变了。过去，他们就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那样，“油头粉面、神采奕奕，穿着笔挺的箭牌衬衫，五官深邃，线条硬朗，左右脸十分对称，好像二流肖像画里的美男子一样。脸庞精致，鼻梁挺直，下巴有一条沟，深色头发呈中分向后梳，抹上凡士林或司丹康发蜡后，弄得服服帖帖”。现在的知识分子则是骨骼粗大，头发蓬乱，具有无产阶级的斯拉夫特征。确实，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写道：如果在一些鸡尾酒会上留心听，“你会听到一个出生优渥、举止优雅的文学评论家说自己是无产者，坚定地和人民大众站在一起”。在纽约八十几号那些雅致住宅里举行的晚宴上，所有艺术家的目光都会聚集在最近拜访过东12街35号共产党总部的人身上。如果有几分醉，他会高歌一曲，无数同志也会跟着他一起唱：
USa加个S
美利坚就变成了美利坚苏维埃
我们会看到这一天
土地归农民
工厂归工人——
美利坚属于全民时，
将是美利坚苏维埃时代
“左”派的威胁花样百出，显得荒唐；右派的威胁才显露迹象，却危害严重。1934年中期选举将近时，对新政派批评最多的是商人。在“百日新政”时，大部分人同意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的提议，不与政府作对。在他的《纽约每日新闻》里，帕特森承诺道：“不管罗斯福总统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我们都会支持他。至少一年之内，我们不会发表恶意的评论。”现在，一年已过，回顾过去，他们并不喜欢罗斯福在就职典礼时提到的《马太福音》第21章第12节的一句话： “耶稣进入神的殿，赶出殿里一切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第一个公开表达不满的是阿尔·史密斯。在《新展望》杂志1933年12月的社论里，他嘲笑新政各种机构滥用名称简写。他说：“这些名称看起来就像一个心不在焉的教授玩字母游戏。”他还补充说：“一些读者可能会问，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指出民政工程署计划的危害性。答案很简单。政府财政困难时，大家都在等待救济。眼看要过一个紧巴巴的圣诞节，这时，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不会开枪打死好心的圣诞老人。”
“不开枪才怪，”霍普金斯冷冰冰地说，“圣诞老人真该穿上一件防弹背心。”罗斯福本人给手下的一名大使写道：“人们开始诽谤了，这是必然的事。带头诽谤的是被称作梅隆－米尔斯集团的人，他们掌管着银行界和某些垄断工业部门。”1934年，国会同意增加救济拨款，但设立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决定，扩大了诽谤者的队伍。6月8日，总统顾虑重重，只能将增强社会治安和征收工资税的议案推迟到冬天。不过，这招作用不大，现在不可能休战。两个月后，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在迈阿密召开会议，正式宣战。罗斯福在写给驻苏大使小威廉·C·布列特的信中说：“大炮就位，准备开火。他们的组织现在被称为‘ 忍无可忍俱乐部 ’。”
有时，是罗斯福考验着他们的忍耐限度。复兴金融公司的耶西·琼斯在芝加哥金融家会议上大动肝火，他说这些人是作茧自缚，在座半数的人直接导致了各自手下的银行倒闭。他要求他们“聪明一回”，“要和政府合作”。罗斯福和华尔街银行家们彻底决裂可能是在1934年10月24日。那天，美国银行家协会的4 000名会员出现在美国革命女儿会的宪法大厅，聆听总统演讲。纽约第一国民银行行长杰克逊·E·雷诺兹为罗斯福做了出场介绍，语气十分谄媚。他对总统说，金融界抱着“悔过和谅解的心态”。他还感谢罗斯福实行了新政，“挽救并重振了摇摇欲坠的银行业”。可惜，罗斯福又老调重弹，说起恩迪科特·皮博迪的那套思想，要求全国所有的经济力量，包括商业、银行业；劳方、资方、政府，同心协力，拧成一股绳。“那样，我们会组成一个多么强大的全美联盟啊！”他想得倒好，好像“铁裤汉”约翰逊在全国实行的种种措施没有遭遇挫败一样。听众出于礼貌，依然鼓掌，但他们觉得雷诺兹这样低三下四，未免太过。回到酒店，他们才知道自己被出卖了。本来，雷诺兹讲稿里回忆了自己在哥伦比亚大学当法学教授的日子，还说到罗斯福那时表现平平，显出几分挖苦。但白宫坚持提前审查发言稿，讲稿里这些跑题的话都被删除了。罗斯福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
1934年竞选活动后期，总统开始攻击工商界，但大部分中产阶级都浑然不知。一次精彩的炉边谈话里，罗斯福说道：“多年来，一个自由国家的人民渐渐被少数拥有特权的人奴役。我不主张回到这样的自由。”同时，他赞颂“个人积极性产生动力，合理的私人收入会产生积极作用”。共和党再次发现根本无法和这样的对手抗衡，于是演讲中的措辞就不再那么客气。在威斯康星州，一名共和党候选人怨恨地说罗斯福就是“一个不能靠自己的腿站起来，只有靠拐杖的人”。罗斯福知道这种做法必然会自食其果，所以坚信民主党会在选举中胜出，但最终大获全胜还是让他吃了一惊。11月7日早上，全国人民醒来发现，执政的民主党对比共和党优势明显，在众议院中多出229个席位，在参议院里多出44个席位。全国只有7位共和党出身的州长。13名新当选的参议员全是民主党人，密苏里州的哈里·S·杜鲁门也位列其中。
预选前的一次炉边谈话里，罗斯福质疑了国家复兴管理局协定物价的做法。接着，约翰逊辞职了。他把手下召集到商务部礼堂，用意大利语念着蝴蝶夫人切腹自杀前的遗言，泪流满面。他的继任者是埃夫里尔·哈里曼。“铁裤汉”离开后也没多少变化，反正《全国工业复兴法》到1935年6月就期满失效了。但在这之前，最高法院已宣布它违宪，令其颜面尽失。这个决定的唯一不利后果只是影响了新政颁布的其他法令。蓝鹰标志也撤销了，人们反倒松了口气，现在它唯一的作用只是在买新车时可以拿旧车折价。到时，《全国工业复兴法》 已被1935年颁布的第二个“百日法案”（实际是177天）取代了。
选举结果说明人民鼓励政府大胆干出来后，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开始制订下一个百日计划。新法案的总目标是更加合理地利用国家资源，保障失业者和老年居民的生活，消除贫民窟并改善人们的居住条件。劳工和小农场主将会变成主要受益人。1935年1月4日，罗斯福对民主党占多数的国会呈递了国情咨文，并在其中讲述了他的大致计划。接着，他和助手开始起草法案。这些助手已经不是两年前在华盛顿名噪一时的那些人了。莫利、特格韦尔、艾奇逊、里奇伯格、伯利、道格拉斯和约翰逊已经离职或准备离职。新政需要各种人才，罗斯福将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詹姆斯·M·兰蒂斯、马里纳·S·埃克尔斯、汤姆·科科伦和本·科恩等纳入麾下。科恩和科科伦同住一幢房子，就是之后为大家熟知的“r街小红楼”。他们被《财富》杂志描述成“莎士比亚喜剧里的那些小国的谋士，他们迎合公爵，油嘴滑舌，在社会动荡里慌乱不安”。
社会确实动荡不安，但这种不安主要在别处，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驻华盛顿办事处和其他保守派的阵地特别明显。大企业开始和罗斯福角力，《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就给双方提供了一次较量的机会。该法适用于公用事业公司，其中有一条缓刑5年“死刑”条款，规定任何公用事业控股公司5年内必须体现出价值，获得公众认可，否则就要解散。这项条款一出，社会各阶层都传来了反对声。持反对意见的顶层人士是温德尔·L·威尔基，一家公用事业机构的律师。针对国家的监管，他想出了让州政府管理公共事业的应对计划。低一层的是公用事业游说集团。据斯克里普斯－霍华德报团驻华盛顿办事处报道，这个集团聘用的员工之多，超过了参议员和众议员的总数。最下层的是伪造选民来信的人。这些人攻势猛烈，几乎让这个法案被否决。他们耗费将近200万美元，发出25万封电报和500万信件，要求否决“死刑”条款。参议员杜鲁门一人就收到了3万封，但他把这些信烧掉了，继续支持罗斯福。起初，众议院否决了这个条款，但雨果·布莱克领导的众议院委员会证明了那些信件纯属伪造，“死刑”条款才得以通过。
社会保险是本届国会争论的焦点。共和党人坚称，如果政府法案通过，子女将不再赡养父母，工人会因工资税而绝望离职，总之，这项措施将抹去“生活情趣”。余生中，罗斯福每想到为争取社会保险所做的努力，自豪感便油然而生。回顾起来，社会保险法案可说是他在立法上最大的建树。这项法案的通过来之不易，反对者理由千奇百怪，有的人甚至在听证会上闹场。弗朗西斯·珀金斯在国会一个委员会上为法案做陈述时，一个女人突然跳了出来，大声说：“法案是抄袭的，一字一句都是照搬《共产党宣言》第18页的内容。主席，我有原书可以证明。”
柯立芝和胡佛任期内，国家繁荣，共和党和大企业关系密切。1935年，春去秋来，面对共同的敌人罗斯福，这两派又走到了一起。公共事业游说集团背地里散布谣言，诬陷罗斯福精神有问题。谣言铺天盖地，到了7月，就连各地报馆都致电驻华盛顿记者，询问罗斯福是否真的精神失常。国会里一小撮共和党人你一句我一句，指责新政的法案是在“赤化美国”。在罗斯福提议增加高薪阶层收入税并计划实行遗产税时，赫斯特报系称这个提案“本质上是共产主义”，是“斯大林·德拉诺·罗斯福”这个合成人物的“浑蛋”措施。
参议院否决了征收遗产税的议案，并降低了高薪阶层应缴的所得税额，但在那次国会上，罗斯福实现了自己的大部分目标。第二个百日里所取得的成果包括：通过了《土地资源保护法》；成立了国家资源委员会；扩大了联邦储备委员会；通过了《农村电气化法》，让百万农户用上了电；通过了《格菲－施奈德煤矿法》，取代了《全国工业复兴法》在矿业上的规范；通过了《瓦格纳－康纳里法》，代替《国家复兴法》第7条第1款，并建立了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还成立了国家青年局，为依靠救济长大的青年提供工作，帮助贫困学生寻找兼职。林登·B·约翰逊被委任为国家青年局得克萨斯州分局局长。那时，他刚和年轻的妻子伯德小姐在华盛顿西北区卡洛拉马路1910号找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里面只放了一张折叠床。不久，他就在那里遇到了小约翰·B·康纳利并以每小时17美分的工资雇用了这个佃农的儿子。（相比之下，国家青年局北卡罗来纳州分局局长对理查德·尼克松要大方得多，他的时薪是35美分。尼克松这时已离开惠蒂尔学院，到杜克大学法学院就读。）
获得中期选举的胜利后，霍普金斯笑呵呵地对手下说：“小伙子们，现在是我们的时代。想做的就要做到，不管是公共工程计划、社会保险法案，还是工资工时法案，都机不可失。动脑子，想想怎样让全国各地人民都得到保障。”虽然有人说霍普金斯拿救济金买选票（共和党人坚称霍普金斯说过：“我们要纳税、纳税，花钱、花钱，然后选举、选举。”），但他其实极力不让党派之争影响到公共事业振兴署。尽管如此，那些获得救济的人也必定感激涕零。1935年的前几个月，罗斯福联合工人、南方人、妇女、外国裔美国人、各城市民主党领袖和黑人，把民主党变成了全国的多数党。
从20世纪70年代回头看，罗斯福当时能获得那么多黑人的支持，有些难以置信。黑人不能参加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设工程；根据农业调整管理局农产品减产的政策，许多黑人失去了农场的工作；南方民主党人在南方各州实行新政计划时，黑人又受到种种新的歧视。1934年6月，联邦住房局刚成立，就在住房合同里制定了限制黑人的条款。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火车站，“有色人种”有单独的厕所、候车室甚至行李舱。新政派对于禁止私刑的法案欠缺热情。1934年，路易斯·豪将一份这样的法案塞进文件堆里，上面批着：“为时尚早，其他防止犯罪的法案可能因此遭到反对。”
原因是跟胡佛一比，罗斯福立刻增色不少。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沃尔特·怀特说胡佛就是“住在只有纯白种人的白宫里的男人”。（胡佛在白宫居住的4年里，从未和两名黑人门卫说过话。）共和党人一直宣称要保护黑人的经济地位，但依乔纳森·丹尼尔斯之见，“那种经济地位正是黑人渴望摆脱的”。埃莉诺·罗斯福、弗朗西斯·珀金斯和哈罗德·伊克斯为黑人运动积极奔走，卓有成效：伊克斯取消了内政部大楼自助餐厅的种族隔离制度，并吸收罗伯特·韦弗到政府工作。民间资源保护队和公共事业振兴署不拒收黑人，社会保险也无黑白人种之分。霍华德大学获得300万美元政府补助，救济工程专为黑人建造了许多学校，30万成年黑人因为新政的紧急教育计划识字读书。也许，这些只不过是表面文章，但过去黑人连表面上的敷衍都得不到。
有人支持总统，当然也有人反对；有拥护他的集团，也就有拆台的集团。在第二个百日快结束时，第一个反罗斯福联盟形成了。这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成员包括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汤森德派和威廉·达德利·佩利的反犹银衫党、赫斯特报系、乱给人扣“红帽子”的伊丽莎白·狄林的追随者、休伊·朗“分享财富”运动的参加者、朗的主要副手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以及查尔斯·E·库格林神父在1934年11月11日成立的全国争取社会正义同盟。美国公民自由联盟为其提供了大部分资金。其支持者来自下层中产阶级，这些人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支持约瑟夫·R·麦卡锡参议员（狂热反共者，主持迫害大批无辜人士），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支持乔治·华莱士州长（歧视黑人的政客），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支持斯皮罗·阿格纽（尼克松时期的副总统，因偷税丑闻下台）。
在新政的第二个百日期间，反罗斯福集团打着当时风行的孤立主义旗帜，取得了两次胜利。罗斯福不想在外交事务中束手束脚，但是集团分子到处游说，最后还是通过了1935年的《中立法》。《中立法》规定总统不能向交战国出售军火，也不允许美国公民乘坐交战国的船只，除非后果自负。这些法令很快在埃塞俄比亚第二次抗意战争中生效。之后，罗斯福请求国会遵守世界法庭的判决，但这一请求被驳回，这是他们取得的第二次胜利。在参议院里，朗获得了海勒姆·约翰逊和博拉的支持。威尔·罗杰斯则加入到赫斯特报系和库格林神父的集团中，掀起全国规模的人民来信运动。这位广播神父扬言，国会拒绝遵守世界法庭的判决是他个人的胜利。那时，他的听众有4 500万人之多，这番豪言壮语也无可辩驳。
库格林神父建造的这个帝国，从操纵媒体的角度看，纯属他的个人功绩。他利用了美国鲜为人知的民族性：美国人的天真、对简单解决方案的渴望、爱好参加团队的情结、喜欢收集华而不实的东西的本性。如果神父再晚三十几年出生，他会成为一个出色的脱口秀主持人或者麦迪逊大道上一位杰出的业务代表，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推销员。无论推销什么，他都是一个能手，可他偏偏选择了推销仇恨。
神父是个加拿大人，45岁，身材高大、处世圆滑、衣冠楚楚，戴着一副眼镜，声音清亮如风琴。1926年，底特律人第一次听到了他那富有磁性的嗓音。那时三K党一把火将神父在底特律市郊罗亚尔奥克的教堂化为废墟（后来他竟对三K党特别宽容）。当地的WJr广播电台主管大为震惊，建议神父在广播电台上接连讲道，呼吁民众慷慨解囊修建新教堂。1930年年底，库格林推出了《小花朵的金色时光》 节目，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17个广播电台同时播出。另外，在星期日美国中部标准时间下午6~7点，他还在地方广播电台穿插广播。他在各地都有众多未曾谋面的听众。他们不但能通过广播听到他言语瑰丽的描述和气势如虹的长篇大论，捐出一点儿钱，还能得到一件神圣的纪念品。寄出钱后，他们会收到一个镀铬的小十字架，上面刻着“小花朵广播社团”，同时还附有一封信：
亲爱的朋友：
请接受这枚十字架作为纪念。我在广播里说过，这个纪念品碰触过真的十字架……
基督的虔诚信徒
查尔斯·E·库格林
再者，如有朋友想要这个纪念品，请来函告悉。
库格林加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三个月后，平均每星期会收到八万封来信，附寄的捐款超过了两万美元。广播特别受欢迎时，来信甚至超过100万封，需要150个办事员清点钞票，备好零钱。1934年，他成为全国收信最多（包括罗斯福总统在内）的人。他的教堂也早已重建（雇用的是非工会的劳力）。教堂高7层，顶部高塔用大理石和花岗石建成，高大肃穆，整个罗亚尔奥克都能看到。到了晚上，炫目的灯光照在塔面的巨型耶稣受难浮雕像上，只看见雕像底下刻着一个词：“仁爱”。教堂四面石墙上刻着各种铭文，有的摘自《圣经》，有的选用同业福利会的口号。《时代周刊》说，“这个仁爱受难塔让底特律人想起贮藏草料的筒仓”，于是受难塔设计师被叫作“筒仓查尔斯”。库格林严厉地还击说，《时代周刊》把耶稣受难纪念塔“说成是 ‘草料筒仓’，这是间接侮辱了基督，无可饶恕。由此说来，从耶稣那里得到精神食粮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岂不是像牲畜一样，以草料果腹？《时代周刊》登出这样言辞粗鄙的文章实在是对神明不恭”。
从仁爱受难塔望出去，耶稣一脸苦相看着这样的古怪场面——一个挂着“圣殿超级服务站”大招牌的汽车加油站、一个“圣殿旅店”，还有一个“小花朵热狗摊”。教堂里其他小贩叫卖的货品有：印有“筒仓查尔斯”照片的明信片、经过库格林“亲自祷告”的十字架、《圣经》、反犹太册子和布鲁克林区《圣训报》。1934年，小贩们还售卖由库格林主编的《社会正义》杂志（销量最大时，在美国2 000个教堂有售）。来参观仁爱受难塔的人都要尽量安静——并不是因为教堂是礼拜上帝的地方，而是怕打扰神父写每星期的布道词。神父坐在螺旋梯上面的高塔顶里，不停地抽着烟，身边是他的大丹犬。他的任务十分重大，参观者都很清楚这一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因他是个争议人物与他解约，之后，他就依靠信徒赞助成立了自己的广播网，总共60多个广播电台。他的信徒数量庞大，在基督教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财富》杂志说他“大概是广播史上最非凡的人物”。他的观众人数比《阿莫斯和安迪》、《傅满洲博士》和艾德·温的还多。他每星期都收到大量的银币，数量之大，使他成为全国主要的白银投机商。因此，他在星期日的广播节目里把白银称为“基督教徒的金属”。他会接见听众，地位仿如教皇。有时他也同意屈尊接见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瑟夫·P·肯尼迪。当时肯尼迪正努力调解，希望找到库格林和总统意见一致的地方。
但是，根本不可能，两人没有意见一致的时候。一开始，库格林神父是支持罗斯福的。1932年，他的政治口号是“选择罗斯福，或选择毁灭”。1934年4月，他还在纽约市竞技场戏院的集会上保证：“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信念！新政的法令就是基督的法令。”但这样的承诺过于轻率了。就说一件事，他现在拥有50万盎司
的白银，而总统对待白银集团的态度并不友善。在财政部长向报界公布的白银投机商名单里，库格林私人秘书的名字赫然出现在榜首，让神父窘迫不已。这件事他本能应付，因为继任伍丁的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是犹太人，他大可以把新部长说成“基督教徒的金属”天生的敌人。但事件若不够耸人听闻，听众就会流失，所以这位广播神父选择了走极端。长此以往，他对占据政治舞台中心的总统产生了敌意。
库格林的势力越大，他的敌意越盛。他组织的全国争取社会正义同盟号称有750万名成员。其中的好斗分子走上了街头，25人为一组（《社会正义》杂志称之为“小队”），向犹太人寻衅。寻衅时，他们一般会拦下已确知的犹太人，或者长得像犹太人的行人，要他们买《社会正义》杂志。拒绝的行人就会吃拳头。在时代广场的内迪克橙汁摊前，他们就多次用过这招，因为那里的爱尔兰裔警察是神父的崇拜者。同时，库格林又将枪口指向罗斯福在劳工运动中的新盟友。他攻击劳联，要求政府仿照意大利和德国，用法令解决劳资纠纷。按照雷蒙德·格拉姆·斯温的说法，库格林要的是一种“法西斯式解决劳工问题的方法”。
在底特律主教迈克尔·加拉格尔的支持下，库格林声称得到了教皇庇护十一世的支持。教皇本人也确实说过，“圣教的每一位教士都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为社会正义而抗争的事业中”，但教皇的喉舌《罗马观察家报》明确指出教皇所倡导的社会正义并不像罗亚尔奥克那位牧师所鼓吹的那样。波士顿枢机主教威廉·奥康奈尔谴责库格林“对穷人进行蛊惑人心的宣传”。这位“广播神父”在当时名声大噪、气焰嚣张。他曾对他的教会前辈口出狂言，声称他的杂志社是私人开办的，他们无权干涉。有人要是冒犯了他，必将会有大麻烦。拉瓜迪亚因批评希特勒而被圣殿授予“邪恶奖”，说他“在国际上宣扬邪恶思想”，自由派被划为共产党；他还对教众灌输工会（其实是莫斯科在背后操纵）的虚假情报。忠实的教徒必须“追随基督的思想，效仿基督的行为，购买基督需要的商品”，并警惕世界上所有犹太人。“如果你们认为这是煽动，那随便你们，我就是在煽动人们。但我们肯定会战斗到底，赢得胜利。”
1935年年初，库格林为他的全国社会正义联盟发布了极权主义计划，该计划第一点就体现了其基调，他要求“良知和教育的自由”而非言论自由。因为言论一旦自由就意味着他的“广播同盟”下台——除非他来领导国家，可能这才是他的真正目的。同年，他与罗斯福决裂，“新政”在他眼里成了“犹太式新政”，总统也成了“骗子”和“忤逆上帝者”，库格林还在辛辛那提市的演讲中提出“用上了膛的枪”消灭罗斯福。连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这位对欧洲政治强人崇尚有加的天主教徒都觉得库格林言辞过于激烈，佩格勒在自己的专栏中写道：联邦政权颠覆调查专员应该以对待厄尔·白劳德的方式对付库格林，而不是瞻前顾后，“唯恐他叫嚣挑起圣战”。
可对狄林夫人而言，库格林的所作所为并不是那么过分。在她所开具的有权势的共产党人名单中不乏博拉议员、蒋介石、埃莉诺·罗斯福、H·L·门肯和圣雄甘地等人，但这不但没有冒犯“灭犹棒”（专利证2026077，一种短而圆的棍子，通常有两种尺寸，其一为妇女专用尺寸）的发明者詹姆斯·特鲁，而且像乔·麦克威廉斯这样的纳粹主义街头狂热演说者以及劳伦斯·丹尼斯这样的极右派分子也对此不以为然。最有趣的在于赫斯特报系对此也没有任何批评，这家报社公开宣称：“但凡听到一位美国名流被称为‘法西斯主义者’，你基本上就可以确定他是捍卫美国精神的忠实公民。”赫斯特报系自1934年11月起就派遣记者伪装成学生潜入各个大学课堂，诱导教师发表一些标新立异的言论。他宣称除了“少数冥顽不灵的不满分子、头脑不灵光的大学生以及神经错乱的教授”外，没人会想改变美国的经济体制。
上千万人经常阅读和收听煽动性的言论，其中有人惹是生非也不足为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指出，1934年6月至1935年6月，“严重侵犯公民自由的案件种类之广、数量之多”超出“一战”后的任一年，而且，因路易斯安那州并未遵照宪法，所以这个记录并不完整。
如果说库格林神父是“大萧条”时期极端主义的宣传部长的话，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则是公认的极端主义者的领袖。广播神父有自己的信徒，但他宣讲的是虚无主义。他们的盟友汤森德博士的追随者成千上万，但汤森德自己却不知道怎样利用这些人达到目的。而老练的政客朗几乎拥有一切：选民、选举大纲以及政治本能，他也知道在合适的时机以合适的方式夺权。只有他才是罗斯福真正需要防备的政敌。
休伊·朗的传奇记载于两本著名小说里，一本是约翰·多斯·帕索斯的《第一号》，另一本是罗伯特·佩·华伦的《国王班底》。休伊·朗的人生跌宕起伏，他出生于温堂区一个破旧的小木屋中，家境十分贫困，但极佳的天赋使他在穷小子间鹤立鸡群。他最开始卖一种叫“康拉莱尼”的起酥油给那些穷人，其中既有穿背带裤的男人，也有穿印花衬衫的女人，这些人对他报以死心塌地的信任。他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杜伦大学法学系三年的课程，在他21岁时，路易斯安那州最高法院特别授予他律师执照。他的成就之高，杜伦大学迄今为止其他学生无出其右。此后，美国最高法院颁布了一项关于学校教科书的法令，被下级法院判为违宪，休伊·朗为最高法院辩护并胜诉，由此大放异彩。他在陈述观点时没有依赖任何法律援助，也没有参照任何参考书，仅凭一页简报舌战群儒，他的出色表现得到了首席大法官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高度赞扬。
要不是暗中与标准石油公司的律师往来，朗毫无当选州长的胜算，他采取了一切可以利用的方法。与新奥尔良市的那帮腐败政客不同，朗知道他的职责所在。当时路易斯安那州被众多州外企业控制，全州仅有30多英里的柏油路，穷人被医院拒之门外，各条主要河流上均未架设桥梁，全州半数儿童无法上学。赫伯特·胡佛在担任商务部长一职时曾来到此地，当地情况让他颇感兴趣。他对当地奉若至宝的伊万杰琳神话嗤之以鼻，用他的话说，人们对这个女性所知甚少，甚至她是不是叫这个名字都还有待考证，也许她根本就叫格温多琳，这样的羞辱罪不可恕。1928年秋，时年35岁的朗竞选该州州长时的机智辩论，惊得农民和老乡们目瞪口呆。在马丁维尔市，站在成捆的棉花上，在燃烧的火把的映衬下，他发表的演说成为美国政坛最激动人心的演说之一：
伊万杰琳就是在这里等待情人加布里埃尔的，可他始终没有出现。这棵橡树是名垂千古的景点，因朗费罗曾写下一首诗为它吟诵。但在这苦等却看不到希望的不止伊万杰琳一个人。你们等着学校建起来，孩子们可以有书念，可这些学校在哪儿呢？你们出了钱，要修筑公路，可这些公路在哪儿呢？救死扶伤的医院又在哪儿呢？失望的伊万杰琳流下了伤心的泪，但她只是哭一辈子。你们在这个地方，围绕这棵橡树，已经哭了好几代。给我一个机会吧，我不会让你们继续流泪。
他一当上州长，就粉碎了那些大公司的势力。路易斯安那州的人头税取消了，开征新定的营业税，欠债的可申请延期偿还，穷人可免纳普通财产税，教科书免费，学童由校车接送。三年内，他修筑了2 500英里柏油路、6 000英里碎石路，还建造了12座桥梁；将特种财产税减低了20%；在新办的夜校里，17.5万名成年文盲有机会读书识字。在南方，他是唯一平等对待黑人的州长。当三K党头子威胁要来路易斯安那州开展反朗运动时，朗对记者说：“转告他们，那个帝国杂种
休想走进半步。我说他是狗崽子，可不是骂他，他出身如此，我只是实话实说。”
朗呼喊着“人人是国王，但没人戴王冠”这句口号当选了。如今王冠有人戴，那人就是他自己。《阿莫斯和安迪》曾讲过一个秘密团体，叫作“海中的神秘骑士”。他们的领导人被尊称“首领”，朗就以“首领”自称。侯丁·卡特写道：“到了1935年春，朗俨然成为路易斯安那州之王。”像卡特这样在报上批评朗的人，日夜都要带着武器防身，因为有人挨了打，有人遭到绑架，有人进了监狱。在朗当选为参议员的前夕，他女秘书的丈夫威胁他要起诉他破坏别人的家庭，朗就派人把他带上飞机，在路易斯安那州上空绕来绕去，一直到投票完毕才放他下来。所有法官都对他俯首帖耳，就连本州最高法院的法官也包括在内。所有警察，不论州警还是市辖警察，都直接向他报告。教师、税收员、州政府公务员、银行职员甚至州长，全都听从他的指令。最后，由他掌权的州议会连民主制度也不要了。谁当选、任什么职务，都由朗决定，而不是选民。新奥尔良市民嘟囔不满，他便召集民兵，亲自领队进城，神气十足，像古代罗马的恺撒。他说，他试过和反对派讲道理，但“讲道理行不通，所以我要用炸药。谁挡我的路，就把谁炸飞”。
1935年年初，他所操纵的州议会在22分钟内一口气通过了44项议案。议会里尚存几个正直的人，其中一个站起来说：“我不能预见未来，也没有看见昨晚的月亮上有血迹
。但是，我看见这个议事大厅亮堂的地板上有一摊血。因为你们这样蛮干下去，就会跟随骑白马的死神一起灭亡。
”此话一出，他立即被轰下台。就算有人流血，也不会是朗。他身边始终站着配有左轮手枪和冲锋枪的保镖。他的心腹还说，就快有联邦特工来保护他了，因为他们和他们的政敌都很清楚，朗的新住址将是华盛顿的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白宫）。
朗已成为全国闻名的人物，知名度仅次于罗斯福。他是国人最热于谈论的政客。显然，他已准备好将影响力扩大到路易斯安那州之外。他对得克萨斯州的政治斗争介入极深，还打算赶走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阿肯色州人乔·鲁宾逊和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密西西比人帕特·哈里森。他的惊人言行往往成为城市各大报纸社论和漫画的题材。在长岛的一次宴会上，他醉醺醺地走进了男厕所，看见小便池旁站着一个高个子年轻人，便叫他“为路易斯安那州的首领腾出位置”。那个青年没有理他，一向不按常理出牌的朗便朝年轻人裤子上尿尿，结果挨了一拳，一只眼乌青，狼狈地离开了宴会。这事很滑稽，但当他在参议院衣帽间里对同事们说以下这番话时，没有人敢笑。他说：“伙伴们，一群暴民不久后会出现在这儿，他们会把参议员们全部吊死。我要想想，到底是留在这里一起被吊死，还是出去当暴民的头头。”
总统给驻意大利大使写信道： 美国人“染上了一场叫作休伊·朗 – 库格林神父的流感，人人都在忍受病痛”。罗斯福本人也未能幸免。和广播神父一样，朗在1932年也是罗斯福的支持者。（不过和库格林不同，“首领”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没有他的支持，罗斯福就无法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但现在他对整个新政都无比厌恶。他的所得税申报表受到了审查，法利迟迟不肯下拨联邦款项，公共事业振兴署因为路易斯安那州分署违法乱纪，停办了当地工程。但朗最抑郁不平的是自己没当上总统，他觉得自己是总统的不二人选。他还写了本书，名字就叫“我在白宫的头几天”。（书中他说要让罗斯福当海军部长。）在被问及1936年是否将开展提名朗竞选总统的运动时，他不假思索地说：“当然要办，而且我相信我们会所向披靡。”哈里·S·杜鲁门是国会里少数几个不怵朗的人之一。那时，杜鲁门还是一个来自密苏里州的无名小卒，刚当选参议员，照例要主持会议。一次会议上，朗又大放厥词。讲完后，他问杜鲁门有何看法。杜鲁门不客气地回答：“若不是要主持会议，我会直接走出去，才不会听你讲完。”但新政实行快两年了，杜鲁门这样的人越来越少。朗在参议院里公开嘲笑总统，说他是“骗子和冒牌货”。无奈之下，罗斯福只好央求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西奥多·比尔伯帮忙。比尔伯是南方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者，可见罗斯福真是走投无路。比尔伯把“疯子”朗骂得狗血淋头，但他的这次出头却惹怒了自己的选民，抗议信如潮水般涌来。
1935年2月5日，在讨论联邦政府的人事任免时，大家提起了路易斯安那州那个祸害。全国应急管理委员会的会议记录里有这样一段话：
总统：不要任用或者留用为朗或他那派工作的人。绝对不行！
加纳副总统：不管是谁，没有例外！
总统：不论是谁或哪个机构，只要是朗的党羽，就别想在这儿工作。
国务卿赫尔：行动得越快越好。
总统：你们想要具体的指示，随时找我。
但此举收效甚微。侯丁·卡特后来说：“我们唯一的优势就是联邦政府的任免权。争取选票时，让公共事业振兴署把上万招工名额分配给那些反朗的组织，但这也无济于事。那些失业的穷鬼对于工作当然是来者不拒，投票时，却并未照公共事业振兴署的旨意做。即使选举没有黑幕，也没几个我们的人能当选。”
3月5日，罗斯福就职满两年，这时政府终于肯承认，除了恐惧本身，还有别的值得恐惧的事。“铁裤汉”约翰逊现任纽约州公共事业振兴署负责人，在华尔道夫－阿斯托里亚酒店的一次宴会上，他抨击“由路易斯安那州的大煽动家和神父政客组成的”右翼联盟。首领和“广播神父”立刻在广播上还击。约翰逊针锋相对：“如果你把希特勒和库格林神父的话放在一起，哪句是谁说的，根本分不清。包括反犹太人的宣传在内。”新政派的其他人也群起而攻之。哈罗德·伊克斯对记者说：“参议员朗的问题是，他脑子里的想法说出来有股恶臭。当然，前提是他得有脑子。”
比起那个老吝啬鬼，朗要聪明得多。他通过广播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他的“财富分享”计划，即个人财富上限不得超过500万美元，个人年收入不得低于2000美元，也不得高于180万美元。老人享有养老金，退伍军人补偿金的政策规定纷纷出台，并规定廉价食品应该由美国农业调整管理局的剩余产品供给，儿童享有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免费教育，每个家庭享有6000美元的房产津贴和国家供给的一台收音机、一辆汽车和一台洗衣机。“财富分享俱乐部”（不收会费）的成员在路易斯安那州郊外采取行动，并推选哈提·W·卡拉威夫人顶替其亡夫阿肯色州议员的位置。现在，全国的贫民窟中都在传唱朗那首朗朗上口的歌谣：
人人为王，人人为王。
你可成为大富翁，
别人也有福可享。
财富如此多，人人可分享。
6月有灿烂骄阳，12月也照样晴朗。
不管冬日或春天，
四季好时光，和平如天长。
乡邻情谊深，
人人皆为王。
朗向《 休伊·朗： 真实的人生 》 的作者福雷斯特·戴维斯透露，他想取消民主党和共和党，然后自己连当4届“美国的独裁者”。1935年春夏，朗的人气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威胁日甚。《纽约时报》记者特纳·卡特利奇认为政府走错了一步，不应该触怒他，因为政府的回击“反倒让朗从一个小丑变成了真正的政治威胁”。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进行了一次秘密民意测验，发现如果朗作为第三党候选人竞选总统，他会从罗斯福那里分走400万张选票，并获得对选举结果有重要影响的州的支持，而且1936年的选举最终会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谁当总统
。吉姆·法利是全国最具慧眼的政治预言家，9月，他对伊克斯说，朗的选票会超过600万张。在第二期新政期间，朗及其同盟者影响力巨大。社会保险法案获得通过得益于朗所支持的“汤森德计划”，提高高薪阶层税额的法案和《公用事业控股公司法》的提出，也是因为朗。那时，朗指责罗斯福是有钱人和公用事业公司的奴隶。朗对这些了然于心。7月，他指责罗斯福“抄袭他14岁时写的分享财富演讲”，“我还在穿齐膝短裤的时候，就有这么聪明了。他现在也就我当年的水平”。
8月下旬，国会休会了，朗还在参议院走廊里上蹿下跳，不住地嘲笑“富兰克林王子”、“玉米勋爵”华莱士、“坐牛”约翰逊和“芝加哥麦虱”伊克斯。可朗及他留在巴吞鲁日的恶婆娘都有不祥的预感。一个月前，他说敌人想要靠“一个人、一杆枪和一颗子弹”刺杀他，然后总统特赦了凶手。现在他又说，下届会议中，他希望看到一个听话的国会，“如果我能回来的话——我或许回不来。这次演说可能是我的绝唱，谁知道呢”。
这果然是他的绝唱。9月8日，他正在巴吞鲁日的州议会大厦催促议员通过一些法案。这时，一个人拿着一杆枪，躲在议会大厅的大理石柱后，准备射出那颗子弹。这人叫卡尔·奥斯汀·韦斯，是个有抱负的年轻医生。他的岳父是地方法院法官，同朗有过节。为此，朗改划法院辖区，把他挤走，还散布流言，污蔑法官的先祖。晚上9点20分，朗大摇大摆地走过议会的圆形大厅。韦斯医生突然出现，一枪打中了他的腹部。朗的保镖立刻反应过来，用61颗子弹把韦斯打成了筛子，但是他们的领袖已受了重伤。昏迷前，朗说： “我想不通他为什么想杀我？”别人也想不通。后来的两天是朗的葬礼。朗身穿黑色燕尾服和白领带，静静躺着供人吊唁，人们还在猜测凶手的动机。人们为他献上的鲜花铺了三英亩地，25万人聚集在议会前的草坪上，参加领袖的葬礼。杰拉尔德·L·K·史密斯牧师在致悼词时哭着说：“他是名贵的斯特拉迪瓦里斯小提琴，他的美妙声音远胜过嘈杂的鼓声。他是未完成的交响乐。”接着，史密斯愤怒地说，媒体和参议员比尔伯要对谋杀负责。比尔伯不甘示弱，说史密斯“肮脏龌龊、卑鄙懦弱、阴险恶毒、谎话连篇，活该入地狱”。人们还在揣测朗被害的原因。住在河口地区，受过朗恩惠的路易斯安那州穷人唱道：
啊！他们说他豺狼心，
但看看他让孩子免费上学。
告诉我，为何狠心将他杀害？
他已死去，躺进坟墓，
可他铺的路上人来车往，
告诉我，为何狠心将他杀害？
30多年后，史密斯对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说：“没人能证实罗斯福总统下达了暗杀令，但有一点可以确信，策划暗杀的人相信朗的死会叫总统高兴。”听到朗遇刺身亡的消息时，总统正同库格林神父和约瑟夫·P·肯尼迪共进午餐，他大惊失色。稍有人性的人都不会将朗的暴毙当成乐事。但从长远看来，朗从国家政治舞台上退出，让罗斯福少了一个大患。历史上有极少数几个人，若活下来，将极大地改变美国历史，朗就是其中之一。
罗斯福知道他迟早要面对右翼第三党的挑战。史密斯、库格林和汤森德誓要谱完朗那支交响乐。葬礼过后的第9个月，广播神父的联播广播电台已增至35个。一天，他对广大听众宣布，一个叫作联盟党的新党派成立了。联盟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克利夫兰市举行。会上，库格林撕掉了他的白衣领，与史密斯和汤森德携手并肩，他的追随者们全部站起鼓掌庆贺。如果有听众只是来看热闹，这个场面也足以使其激动。库格林演说起来滔滔不绝，都是在诋毁总统。他每说一句诋毁的话，听众就激烈鼓掌。库格林忽然声音哑了下来，摇摇晃晃地离开了讲台，突然倒下，还好被保镖一把扶住。这样巧妙的策略，成功地煽动了民众的情绪，让演讲达到最高潮。以往在电台广播时从没发生过这种情况。但他现在不仅仅是一个广播电台名人，也不仅仅是一位神父。多年来，他所讲的内容与传道已毫无关联了。
1935年春，总统最亲信的顾问团认为总统对公众的教育角色弱化了。他们将想法告诉了总统，罗斯福回应道：“人们厌倦每天在新闻头条读到同一个人的名字，厌倦每晚在收音机里听到同一个人的声音……长时间听高频声音的播放，人们心里会受不了，这是人性的弱点。”
但在这方面，显然群众的智慧更高深。历史不是只有政治。10年前一件不起眼的小事可能形成这10年的社会格局和经济形势，只需适当的栽培，和相应的经济形势变动。但并非所有小事都能产生这样的影响。1935年5月，连锁信在全国掀起一阵热潮，但也没有深刻的意义。与此相反，恩里科·费米在罗马的简陋实验室里做出的成果虽引起一阵轰动，但现在回看，人们还是低估了其中的价值。从费米妻子劳拉的幽默叙述中可知，费米和学生用中子逐个撞击原子，实现了链式反应。他成为最早分裂铀原子的物理学家，但他自己当时并不知情。
无关紧要的小事和令人瞠目的大事之间，有许多有趣的事。1935年是技术史上的分水岭，有些事比国会上的唇枪舌剑更令人难忘。当你厌倦库格林神父的陈词滥调时，只要拨动收音机指针，就可以换到20岁的奥逊·威尔斯的节目。奥逊·威尔斯在节目里扮演一个叫作“影子”的角色，又名拉蒙特·克伦斯通：
玛戈：啊，拉蒙特，你看！那个侍应朝厨房走去，手没碰到门把手，门就开了！
影子（随口说）：哦。那是光电射线的作用。
玛戈：啊，光电射线是什么东西？
影子：看看门的两边吧，玛戈。看到地板上突出来的铬制物了吗？那些东西上面藏着灯泡，看见了吗？两个灯泡之间，有一道光。有人靠近门，遮住了光线，门就自己打开了。
玛戈：好聪明的办法！
1935年时，这的确聪明，但这只是电子工业的雏形。后来，电子设备不仅取代了看门人，还取代了电梯操作员、保龄球馆球童、拣信员、开票员、纺织品配色员、计数员、狱卒、保险公司理赔员、会计、杂志分销商等1 000种岗位上的熟练工或生手。一句话，“自动化时代”开始了。
通信革命也开始了。马歇尔·麦克卢汉提出“地球村”概念，改变了个人私人空间和文字的传统模式。1935年6月，乔治·盖洛普第一次进行民意测验，是应杨罗必凯广告公司要求。约翰·希尔、厄尔·纽瑟姆、卡尔·博雅建立了“公共关系”办公室。1935年，由米利亚姆·霍普金斯主演的《浮华世界》开始在市中心的电影院上映。这是首部达到正片标准长度的彩色电影，虽然当时许多电影院还不具备放映彩色片的条件。除此之外，还有相关的新发明。诺贝尔奖得主伽利尔摩·马可尼发现，无线电短波沿着地球表面会被“扭弯”，这种微波首先在“二战”中应用于雷达，接着又应用于电视广播。1935年，美联社开始提供有线电传真服务。1936年和1937年，《生活》杂志和《展望》周刊也相继采用了这些技术，美国人开始习惯于所谓的图像。1935年，辛辛那提市首次举行夜间棒球赛，啤酒开始罐装生产。当时十几岁的年轻人，之后步入而立之年时，这些都是常见的娱乐方式。
1933年的“百日新政”时期，阿瑟·谢尔曼的拖车生意转危为安，迅速发展为美国增长速度最快的企业。不到一年，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索塔县就出现了2 000辆拖车和棚车。那时，美国年轻人喜欢研究机械，他们最喜欢看《机械修理者画刊》。其中，通用汽车公司的独立前轮悬挂系统最受关注。通用汽车公司总裁小阿尔弗雷德·P·斯隆说：“简单来说，这个悬挂系统让汽车有了膝关节。每个前轮都有单独与底盘连接的软弹簧。路上有土包或坑洼时，前轮会自行升降，就像身体的关节一样抬高或者伸直，而另一条腿或整个身体的平衡不受影响。所以，颠簸只影响车轮，不影响乘客。”这就是膝盖般的运动。但是，就连小阿尔弗雷德·斯隆（或阿瑟·谢尔曼）也没预料到，日后美国的汽车业和州际高速公路网络会发展得那么好。
1935年，20世纪30年代流行的摇摆乐第一次响起。一年前，单簧管演奏者本尼·古德曼每星期只能挣40美元，他便组起了自己的乐队，希望能多挣点钱。8月21日晚，他的乐队结束了和洛杉矶帕洛玛舞厅的合同，又没找到愿意和他们签约的新东家，可谓倒霉透了。当时，舞厅清一色的狐步舞曲，虽然优雅恬静，但乐师演奏烦了，跳舞的客人也听厌了。古德曼决定放手一搏，使用弗莱切·亨德森改编的曲子（亨德森是黑人，白人舞厅经理拒绝采用他的作品）。这样的摇摆乐格调虽没那么优雅，但平时排练时很受伴奏者欢迎。突然之间，铜管乐器响亮吹起，鼓声急促喧哗，萨克斯风悠长饱满，独唱歌手们和本尼自己，轮番助兴，在聚光灯下随性演唱。这样一来，现场活跃起来，气氛高潮迭起。一夜之间，25岁的古德曼成为娱乐圈里的“摇摆乐之王”。
并不是人人都痴迷摇摆乐。一名心理学家曾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摇摆乐“有危险的催眠作用”，它“故意把节奏设计得很快…… 比人的脉搏还快”，可能“颠覆传统”。但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每个年龄段的人都有自己的摇摆乐。那时，古德曼、阿蒂·肖、格伦·米勒和汤米·道尔西正当红，是那些身披薄纱、脚蹬白皮鞋的年轻男女的偶像。（道尔西将在费城尼克松大戏院首次登台，奉上他令人难忘的处女秀——歌曲《玛丽》。）在帕洛玛、罗斯兰、萨沃伊、好莱坞帕拉丁、格伦岛赌场等舞厅，他们的名字如雷贯耳。其他年龄段的人也有各自的摇摆乐。儿童最爱斯派克·琼斯，中年人则喜欢凯·凯瑟的甜美风格，老年人偏爱盖·隆巴多、韦恩·金和文森特·洛佩兹的舒缓节奏。挑剔的知识分子也迷上了摇摆乐，他们会到卡内基音乐厅欣赏细腻、复杂的乐曲。这时，留声机也重新流行起来，各种摇摆乐唱片都有。蓝鸟和迪卡唱片一张35美分，哥伦比亚唱片每张50美分。至于音乐多样化，或者一些人所谓的品位巴尔干化，还在30年之后。
当时，表演艺术都体现着一种普世主义，把电影分成限制级、指导级和普通级等是不可思议的事。那时，每星期有8 500万美国人走进影院，一般都是全家出动，所以电影必须都是普通级的，适合所有年龄段观众观看。一家人看电影的年均花费是25美元，以“大萧条”时期的票价来看，这一数目很惊人。全国共有17 000家电影院，比银行还多，是酒店数的两倍，百货公司数的三倍。每家影院一年放映100~400部影片，自然没时间全部审查。但好消息是（对电影艺术的发展可不算好消息），海斯办公室、布林办公室相继成立，接手了审查电影的工作。1934年，天主教道德同盟开始对电影内容进行严密监控。他们不允许好莱坞电影里有长时间接吻、通奸、裸体婴儿等镜头，夫妻也只能各睡一张床。他们还要求电影里的语言“像漂白剂洗过那样干净”。当丹尼斯·金唱起“勃艮第葡萄酒，见鬼去吧”时，观众立刻激动不已，好像看见一个裸体女人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就连电影起名也要循规蹈矩：“不贞”突然被改为“忠贞”，“好女孩也要去巴黎”莫名其妙地被改成“好女孩去巴黎”。可以说，这时的审查制度符合当时的道德观。梅·韦斯特后来说：“唱歌时，我们都不能扭屁股。”一次，审查梅·韦斯特的一部电影时，布林办公室疏忽大意让其通过了。电影里，加里·格兰特对她说：“亲爱的，你需要休息——我会让你休息得舒舒服服。”（这时，韦斯特抚弄着头发，舌头滑过齿间，回答道：“那能叫作休息吗？”）为此，她的电影遭到禁播。《生活》杂志有一期的内容是“孩子的出生”，竟然要打官司才可出版。《时代周刊》指责厄斯金·考德威尔的小说《小墓地》打“擦边球”，“体现出美国出版界近期的趋势：沿着审查的底线走，只要不越过，就大着胆子做”。
同时，电影审查制度还反映出失意人群的心理需要，他们希望借电影逃离现实世界的烦恼。约翰·多斯·帕索斯写道：好莱坞提供“欲望和梦想，只需5~10美分，物美价廉”。就是在“大萧条”时期，10美分也不能满足你的欲望，和现在一样，那时的色情片只有少量观众爱看。但人人都爱做梦，因此，承载着人们梦想的电影可以吸引到最多观众。1935年，《叛舰喋血记》、《小麻烦》、《简瑞里船长》、巴斯比·伯克利的歌舞片，以及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的悬疑片等陆续出现，观众群不分男女老少、信仰派别，票房一路走高。
在这个时期，看电影本身就是一件有气氛的事。立体放像镜头屏幕、福克斯声道（不再用维太风录音系统）只是这种气氛的小小体现。放映机放映出的任何东西都协助制造出这种气氛。两片连映让人直呼过瘾，星期六系列片和精选短片叫人心情愉悦。比如，先来一部特里通公司的动画片，再放映一部百代电影公司的新闻纪录片，然后是塞尔玛·托德和帕茜·凯莉主演的喜剧片，以及一部菲茨杰拉德的旅行纪录片（“……就这样，我们向景色迷人、友好和平的德国告别了”）。摸彩颁奖、影院的赠碟之夜、宾果游戏、弗利牌双泡口香糖、彩色包书纸、虫子形状的巧克力软糖、一地冷掉的爆米花和影院后排亲昵的情侣都将看电影变成了一件有趣的事。最关键的是，你可以坐在漆黑的影院，看着银幕上的某张脸、某个眼神、某个动作自由幻想。随着电视的出现，电影的神秘吸引力消失了。但在那以前，这种吸引力是巨大的。戈尔·维达尔借小说中米拉·布来金里冶这个人物说道，1931~1945年出生的年轻人上过学，但没经历过“二战”，他们受电影的影响最大。他说的可能是对的。
但他可能只说对了一半。20世纪30年代，还有一个重要的家庭娱乐活动就是听广播。像电影一样，广播业也受到严格审查。全国900家广播电台中，700家属于4个广播网，即全国广播公司（红网），全国广播公司（蓝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共同广播公司。比起现在的电视，当时广播的内容也很健康。现在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出错尚有回转的余地，20世纪30年代的广播主持人可没这么幸运。如果一个儿童节目主持人以为他关了广播，抱怨了句：“我想，那些小畜生会安静听一阵子了。”他只能卷铺盖走人。当时，一家人都会守着广播，聚精会神地听每一句话。全国广播公司（红网）的《一个人的家庭》是最长青的节目之一，具有一定代表性。这是个诺曼·洛克威尔式的故事，每星期三晚8点，2 800万个家庭会准时收听。这档节目的主持人每次开场都会说“本节目专门献给年青一代的父母及他们充满困惑的子女”。
对数百万人来说，打开收音机的动作就像部落仪式一样必不可少。凯特·史密斯的《月亮爬上山顶》、露丝·埃廷的《丰收日，月长明》、阿莫斯和安迪的《最好的歌》、鲁迪·瓦利的《请你吩咐》、莫顿·唐尼的《卡罗来纳的月亮》和雷·诺布尔的《我是真的想你》 在广播电台非常受欢迎，几乎没有家庭没听过这些歌。全国人民最熟悉的电话号码是默里山8–9933。拨打这个电话，你就可以发表针对《鲍斯少校的业余广播》表演者的意见。圣诞节到来时，怎能错过莱昂纳尔·巴里摩尔演唱的《圣诞颂歌》，全国人民都会守候收听。“西部矿区小镇的姑娘可以幸福地嫁给富裕的英国贵族吗？”没有几个美国人会为这样的问题睡不着，但即便他们觉得这个问题很蠢，也不会说出来。广播里的每个场景都需要听众自己想象，想象出的画面远比21英寸的屏幕展现得更加多彩，所以电视节目无法和最好的广播节目相比。埃德加·伯根为木偶人查理·麦卡锡配音，惟妙惟肖。得知他的身份后，瑞典国王路易·B·梅耶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都开心地跟他握手。
广播最重要的意义还在于，通过广播，人们向操纵消费社会迈出了第一步。当时，广告界的先驱是美国烟草公司总裁乔治·华盛顿·希尔。正是希尔的创意，美国烟草公司创下购买推荐信的先河。（写推荐信的名人包括歌剧演员舒曼·海因克夫人，虽然她根本不抽烟。）推荐产品的想法是受到“难兄难弟琼斯和黑尔”这两个滑稽演员的启发。每当人们被他们的笑话逗笑，都会想起袜子；听到《捕盗神手》，就会想起库牌漱口水；听到伯根和木偶麦卡锡的声音，就会想起切斯和桑伯恩牌咖啡；听到《畅销唱片排行榜》，再配上后面烟草拍卖人讨厌的顺口溜（这个顺口溜是希尔的主意），就会想起好彩牌香烟。为了证明这样做很有效，他在董事会光洁的会议桌上吐了一口痰。他说，顺口溜就像这口痰一样，让人恶心。他用丝绸手绢把痰擦掉接着说，但是你会记得特别牢。“好彩牌香烟美翻天”是希尔的又一个策划。每次广播，主持人都会翻来覆去地说“好彩牌香烟美翻天，好彩牌香烟美翻天”，听众听得快发疯了。1946年9月13日，本地广播电台新闻解说员突然在节目中插播：“女士们，先生们，今天乔治·华盛顿·希尔死了。真的，乔治·华盛顿·希尔今天死了。”听众们会永远记得这一天，听到这个消息，他们真是谢天谢地。
比起来，其他广告只是稍微惹人烦。比如，“抽完一车烟，半点都不咳”（老黄金牌香烟）、“让车主告诉你”（帕卡德汽车）、“开始它轻唤，后来它咆哮”（大本钟牌闹钟）、“顽渍不残留”（菲尔斯 – 纳普撒牌肥皂）、“‘好彩’香烟，比糖更美”。用乔治·E·莫里的话说，大规模生产的消费时代是要把“大企业和大众连接起来，建立起息息相关的紧密联系”。但在当时，这样的概念还没人提出。就算有人提出，也没几个人能理解。如果那时有人告诉大众，以后的大学生会反对消费者至上，也不屑于处处求稳定，人们一定会迷惑不解。那时，代替人力的机械设备才刚开始大规模生产，节约劳力的东西，谁也不嫌弃。生活保障在“大萧条”时期是不可企及的梦想，谁都渴望得到。罗斯福关于社会保险的初步设想将在1936年的总统大选中提出（在1935年的法案中，福利只涉及工人本人，不包括其家人）。这次的大选在美国人心目中愈加重要，而且大家一致认为，这次大选是针对新政的一次公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