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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美军登陆意大利。从那以后，美国大兵始终在意大利蒙特卡西诺山山脚下的泥地里摸爬滚打，渴望天气转暖，并希望尽快打开突破口。新的一年没有带来什么改观。德军依然占据意大利国土面积的2/3，其中包括罗马。1944年1月22日，盟军试图派出一支两栖部队在安奇奥登陆，迂回到敌军后方，从侧翼包抄敌军防线，但指挥部队的美国将军却软弱无能。他没有在突袭后乘胜追击，而是在海滩上就地驻扎，观察情况，直至德军元帅凯瑟林率军将他们围困于海滩。安奇奥成了血淋淋的陷阱，盟军无法摆脱德军的进攻，进退不得。他们被困滩头阵地4个多月，伤亡人数不断攀升。盟军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只得充当德国狙击手的活靶子。一名记者写道：“那里的盟军就像原始人一般，挥舞木棒或许比用机关枪更像样。常人无法想象他们在寒冬经历了怎样的痛苦。”
春天来了，连绵降雨导致的山洪冲垮了贝利桥。冬天路面上的车辙冻得如钢铁一般坚硬，现在又变得泥泞难行。毫无意义的围攻仍在继续。在意大利之足部分的亚平宁山脉东西两侧，盟军部队展开攻坚战，来自美国的第五集团军和来自英国的第八集团军伤亡惨重，血流成河。他们最多只能拖住德国几个师团，消耗他们的实力，使其无法支援希特勒的大西洋壁垒——这一壁垒马上就要受到跨海峡打击以测试其军力，但双方都在消耗自己的实力。更糟的是，进攻方往往要比防守方付出更大代价。盟军伤亡持续增加，士气随之下降。盟军内部的摩擦渐渐增加，这是个危险的信号。除了被反法西斯的意大利人软禁的墨索里尼，马克·克拉克中将要算意大利半岛上最不受欢迎的人。他把轰炸蒙特卡西诺山的罪责归咎于伯纳德·弗赖伯格将军，而这位将军是新西兰人心中的英雄。他这样的行为很不体面，无非就是推卸责任，而且在当时看来，轰炸是必要的军事行动。
安奇奥的盟军部队急需支援。盟军高级将领们只能想到一种解救被围困盟军的方法：大举进攻罗马。1944年6月4日晚上7点半，克拉克充当先锋，率领美军第五集团军几个分队开进永恒之城的中心——威尼斯广场。人们用鲜花、掌声和亲吻欢迎征服者，还给他们送上了多到拿不了的基安蒂酒。任何士兵都会陶醉于这样的时刻，但克拉克不知道适可而止。第二天早晨，克拉克召集部队指挥官们开会，他们到齐之后才发现克拉克叫他们来是充当新闻发布会背景的。克拉克摆出各种英武的造型以满足摄影师的需求。他的下属们，有美国人，也有盟军其他国家的军官，则尴尬地深感汗颜，甚至一些战地记者都羞红了脸。克拉克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不自在，甚至还决定发表简短的演说。“今天，”他说道，“是第五集团军取得胜利的日子。”
记者们目瞪口呆。愤怒的英国记者互相嘀咕，“第五集团军的胜利，那第八集团军呢？”第八集团军可是一路从开罗打过来的啊！还有波兰人的部队呢？其他国家的部队呢？除了这些，埃里克·塞瓦赖德还在想，对希特勒的胜利难道不是欧洲所有受奴役人民的胜利吗？难道不是受纳粹屠杀的犹太人的胜利吗？难道不是全世界为战争献出生命和仍在遭受战争折磨的人民的胜利吗？但克拉克不管这些。他只想让摄影师和记者们拿到所需的照片，并为他们腾出通信电缆，以确保第二天早上有关他的新闻能顺利送达编辑手中。新闻稿如期而至，但克拉克想上报纸的愿望却落了个空，因为第二天是1944年6月6日，诺曼底登陆日。
索斯威克庄园是一座富丽堂皇的英格兰豪宅，坐落于朴次茅斯造船厂正北方。庄园附近的榛树林里有一辆破旧的拖车，里面有两件不同寻常的摆设：一部红色电话，用来与华盛顿进行加密通话；一部绿色电话，是直通唐宁街10号的专线。正是通过这里，英美两国策划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攻击。在一个狂风四起的日子里，已升任四星上将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草拟了两封电报。第一封如今已为人熟知（“你们马上就要踏上征程，参加一场伟大的圣战”），如果他的部队登上诺曼底海岸，并且建立据点，就会发送这条信息以示庆祝。如果登陆不利，敦刻尔克事件重演，那将播送以下消息：
我军在瑟堡–阿弗尔地区登陆，但没能开辟据点。我要求撤回部队。基于现有信息，我决定在此时登陆攻击此地。陆海空所有参战部队英勇作战、恪尽职守，完成了自己的使命。这次行动失败的责任将由我一人承担。
历史事件发生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会觉得其本身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想到诺曼底登陆，我们就会认为在法国的德国军队毫无胜算，艾森豪威尔拥有庞大的军队和源源不断的补给。海峡上又有英美联合舰队护航，空中有战机掩护，这场战争已经胜券在握。甚至了解当时情况的人事后也是这种想法。蒙哥马利后来写道：“这场战役完全是按照计划进行的。”但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
人们认为当天的风浪对盟军不利，影响了登陆行动。其实这是上天的眷顾。因为天气恶劣，登陆行动开始时，德军几名重要将领不在指挥部——希特勒手下最具天赋的将领隆美尔当天休假，在乌尔姆为妻子庆祝生日。虽然德国有10支高机动性的装甲部队可以将入侵者赶回英吉利海峡，但诺曼底登陆日当天，只有一支部队参与了战斗。即使这样，这支部队也在卡昂攻破了英军的防线，将英军赶至海滩。但他们毕竟数量太小，著名军事战略家李德哈特在书中写道：如果有三支装甲部队投入诺曼底战役，“盟军据点将被拔除，他们根本无法联结、整合”。
隆美尔如果不是如此称职的丈夫，就有可能留在法国，盟军也就有可能被击溃。当然，隆美尔元帅首先要将战场情况电话告知希特勒，但元首已经认定必须把跨过英吉利海峡的敌军抵挡在海滩以外。他相信这样就能阻止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而罗斯福即使“幸运”的话，也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有趣的是，希特勒的直觉告诉他，登陆可能发生在诺曼底。但他听从了顾问的建议，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加来，”他说，“盟军主力将在加来附近登陆，诺曼底只是个幌子。”这对于艾森豪威尔来说是最幸运的消息。他的部队所面临的任务已够艰巨。此前一年，德国一直在海岸布雷，将反坦克三脚架植于地表内，修筑墙体厚达6英尺的混凝土碉堡，加固水泥隧道，将军事障碍物编织起来，形成自然防御网。纳粹使用苦役完成此项工作。一开始，英军在计划时间内攻占了朱诺滩和斯沃德滩，而美军付出惨重代价才夺取了奥马哈滩和犹他滩。接着，士兵们向内陆挺进，途中遇到诺曼底的灌木丛，这里本是负隅顽抗者的理想之地。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1亿美国人守在收音机旁边，等待法国传来的最新消息，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其中之一。总统始终关注这一庞大准备工作的每一个细节。他知道登陆船只在密歇根湖制造，沿伊利诺伊河和密西西比河出海，向东航行到英国港口装载美国大兵。每日简报使他了解登陆舰（登陆船和坦克）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建造情况，以及这种船只如何带着坦克、推土机和卡车试航。艾克（艾森豪威尔的昵称）推迟登陆日期，军事气象学家伤透脑筋却又无法准确预报天气，这些罗斯福都随时了解。还有人向他汇报艾森豪威尔将军如何在拖车外的煤渣路上徘徊踱步，手中揉搓着进攻北非和西西里时的幸运币。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发来信息，艾森豪威尔用沙哑的声音说：“我确定我们必须下令……我虽然不喜欢这样，但必须要这样做了……”而后，他用右拳击打左手掌，说：“好吧，我们行动。”
随着艾森豪威尔一声令下，欧洲反攻希特勒的大幕拉开。爱德华·默罗，一个不喜欢异想天开的人，看着开往法国的轰炸机群带着轰鸣声从头顶飞过，脑海里回响起《共和国战歌》的旋律。总司令离战场较远，他在做的也是唯一能做的就是祈祷。那个周末，他在军事副官“伯伯”沃森位于夏洛特维尔的家里重读《公祷书》，为登陆日寻找祈祷文。6月6日星期二晚，他通过广播带领全国人民共同祈祷。“我们的儿女，国家的骄傲……为他们指引出路吧，”他说道，“让他们的四肢充满力量，内心坚定不移，信念矢志不渝。他们需要你的祝福。他们前进的道路漫长而艰辛。敌人很强大，他们会阻挡我们部队的前进。成功不能一蹴而就，但我们会一次又一次地发动进攻。”然后，他乞求像他一样在国内观战的人能得到指引：“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相信你的存在，相信我们的子女，相信彼此，相信联合进攻能取得胜利……”
与此同时，决战在诺曼底的树篱间和罂粟花丛中展开。经过11天的激战，布雷德利报告了他的部队的首批伤亡情况：阵亡3 283人、受伤12 600人。他的战果并不明显，但伦敦要求战绩又有了新理由。6月14日，韦纳·冯·布劳恩教授
开始用V–1导弹袭击伦敦，从纳粹在法国和比利时建立的发射点发射，造成大规模的平民伤亡。盟军需要一场胜利，将军们需要一个大型港口，所有人都想结束桥头堡战役。瑟堡港直到星期二才被攻克，而德国人已想尽办法把这个港口破坏无遗。他们推倒了防波堤，摧毁了吊车，在各个码头遍布水雷和诡雷。直到8月，陆军工程师们才将这里清理干净。目前，远征军只能依靠代号“桑葚”的人工港运输物资。他们将人工港带到阿罗芒什，在那里抛锚组装。
尽管如此，补给从未中断。7月4日，艾森豪威尔向华盛顿报告第100万名士兵在法国登陆，另外还有566 648吨物资，以及171 532辆车。此外，桥头堡战役最后也成为对盟军有利的事件。激烈的战斗将西线德军的大部分兵力都吸引到科唐坦半岛。德军为了堵住防线上的缺口，装甲部队分兵作战，结果被各个击破，让纳粹失去了机动能力，这导致纳粹在以后的战役中处于被动局面。在法国开阔的内陆地区作战，纳粹最需要的就是机动性。同时，希特勒下令寸土不让，束缚了军队指挥官们的手脚，让他们无法做出战术撤退。7月9日，英军攻占卡昂。7月25日，美军攻占诺曼底与布列塔尼地区之间的交通枢纽圣洛。这时，巴顿将军亲自指挥部队一路猛攻。7月25日，他率领强大的装甲部队奔袭阿夫朗什，冲进布列塔尼地区。8月10日，他切断了布列塔尼地区与外界的联系。比维布鲁克勋爵的伦敦《每日快报》说：“美国人证明了自己能征善战，位列各国部队之首。”
8月25日星期五，勒克莱尔将军的自由法国吉普车队进入巴黎城郊。星期六，戴高乐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巴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莉丽·庞斯穿着美国劳军联合组织的制服，在曼哈顿洛克菲勒广场高唱《马赛曲》。那是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在巴黎的观察员发现，巴黎的解放比他们想象的复杂。戴高乐的支持者和在法国内地军的地下分子有一个黑名单，上面记录了70万名叛国者的姓名。同德国人睡过觉的法国妇女必须自首，然后还要把头发剃光。但许多叛国者逃过了审判，或是花钱买到了自由。巴黎让一些美国人不安，它根本不像一座受奴役的城市。同伦敦相比，那里可谓一片繁荣。大街上衣着华丽的女子数量之多，让爱德华·默罗感到惊讶。战争期间，法国不仅纺织业欣欣向荣，还研发出了第一套电视信号发射机和电视机。莫利纽克斯、浪凡、斯奇培尔莉等著名服装店依然照常营业，顾客们还能买到花冠裙和宽袖衣服，当时美国和英国妇女受到布料配给政策的影响，早已无法穿着这样的衣服。一位巴黎服装设计师同美国记者谈到解放时，叹了一口气并两手一摊道：“解放搞得我没法做生意，我的顾客都被关进集中营去了，因为他们为维希政府服务。”
伦敦面临的险境比巴黎更加严峻。9月8日，经过1 843个漫漫长夜，英国首都重新在夜间点亮灯火，8岁的朱莉·安德鲁斯自打记事以来，第一次看到闪烁着灯光的城市。但灯光没有持续多久。当晚，冯·布劳恩开始向英国发射V–2导弹，英国人称这种导弹为“鲍勃·霍普弹（Bob hopes）”——找角落低头隐蔽并祈祷不要被导弹击中，同时再次进行灯火管制，这似乎合情合理。几星期来，在法国的部队和在英国的平民都奔走相告，战争就要结束了。被打得支离破碎的德军看起来似乎气数已尽，人们甚至认为希特勒自己可能也意识到他已经输了。9月12日，美军越过边界，在奥伊彭和特里尔附近进入德国境内，他们还试探性地攻击了齐格菲防线的外围，盟军也正式进入德国西部。那年秋天，盟军接连展开攻势，加拿大军消灭了斯海尔德河口附近的德军，美军第一集团军占领亚琛，并一举突破齐格菲防线，巴顿的美国第三集团军攻占梅斯和斯特拉斯堡，其他美国军队也到达罗尔河。那时已是12月3日，不到两星期后，希特勒突然大举反攻，打了盟军一个措手不及。德国精锐部队猛然扑向美国部队，耳畔还回响着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元帅战前响亮的动员讲话：“考验你们的时刻到了。今天，强大的进攻部队着英美联军进发。我无须多言，你们可以感觉到，成败在此一举。你们肩负着神圣的使命，为了我们的祖国和元首，你们一定要血战到底。”
这就是阿登战役（1944年德军西线最大的阵地反击战）的序曲。会说英语、身穿美军军服的德国士兵给美军制造了很大的混乱，第101空降师拼死守住巴斯托涅，围困他们的德军下达最后通牒，麦考利夫准将以“放屁”回敬，巴顿将军调动装甲部队解救巴斯托涅被围的美军，指挥先头坦克发起进攻的是第四装甲部队大名鼎鼎的克赖顿·艾布拉姆斯中校，年仅30岁，这一切都已成为美国军事史上的经典。这是美国军队在欧洲战场上最辉煌的时刻。有人问蒙哥马利，是谁改变了战局，他回答道：“是具有良好战斗素养的美国士兵。我为他们脱帽致敬，向英勇作战的美国人致以崇高敬意。我很荣幸，能跟如此优秀的军人并肩作战。我试着把自己也想象成一名普通的美国士兵。”
阿登战役是希特勒最后的豪赌，之后他的帝国慢慢瓦解了。1945年1月，苏联人展开最后攻势。从2月初开始，盟军攻占了荷兰，之后占领萨尔河，在雷马根夺取了一座德军来不及炸毁的桥梁，又在莱茵河上架设桥梁，比德国曾经拥有的桥梁总数还多9座。之后，他们包抄了鲁尔河，俘虏32.5万人。随后又夺取曼海姆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战争已接近尾声，所有欧洲人都能感觉到这一点。尽管伦敦的灯火管制还有一个月才能结束，巴黎已于4月第一个星期再次成为法国的光明之城。柏林、汉堡、德累斯顿、埃森、杜塞尔多夫、纽伦堡和法兰克福都被炸成一片废墟。再过两个星期，就是希特勒56岁生日，但没有任何为他庆祝生日的计划。
1945年4月11日中午，美国第九集团军到达易北河。4月12日早上6点，罗斯福总统还在沃姆斯普林斯的一间僻静的卧室中休息。昨天晚上睡觉之前，罗斯福料想早上就能获得进展的最新消息，但邮件有所延误。他平时习惯阅读《纽约时报》、《纽约先驱论坛报》、《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盛顿邮报》，今天这些报纸还没送到，他只能拿起《亚特兰大宪政报》阅读，报纸的头条是：
第九集团军距柏林57英里
以每天进军50英里计算
美苏会师时间将提前
太平洋方面的消息是：
海军陆战队在冲绳取得突破
双方激烈交战
150架超级堡垒轰炸机重创东京
此次日间空袭持续两小时
4月初，佐治亚州的天气比往常更暖和。山茱萸和野生的紫罗兰都已经开花了。一位邻居正打算给罗斯福办一场户外烧烤，在一棵老橡树下面摆上一张椅子，他就可以坐在那儿欣赏山谷里令人叹为观止的美景了。自从邮件延误后，他每天需要批阅的大量文件也就没有按时送到，罗斯福总统除了坐在那儿让别人给他画像就没有其他事情了。两年前，露西·拉瑟弗德委托一位画师为他画过一幅水彩像，如今，他自己又请那位画师为他再画一幅，以此作为送给露西女儿的礼物。
总统住到这里之后，比尔·哈西特和布鲁恩医生也松了一口气，尽管他们已经开始不再对总统的康复抱有希望。3月30日那天，在沃姆斯普林斯火车站，当随行人员把罗斯福总统从火车上抬到月台上时，人群中发出惊讶之声。把他放到轮椅上后，他整个人就瘫坐在轮椅里面，头随着轮椅晃动，俯仰已不由自主。这段时间，他的病情稍有缓和，所以才能坐车到这里来，然而他们对这种短暂的好转已习以为常。一到晚上，罗斯福总统休息之后，他们总是极度痛苦地面面相觑。哈西特说，罗斯福总统不过是在慢慢走向死亡罢了。他那充满活力、派头十足的签字已经大不如前，看起来甚至连伪造的笔迹都不如。他是美国总统，如今却连自己的名字都签不了了。作为心脏病专家，布鲁恩医生告诫： 除非让罗斯福总统摆脱工作的压力，否则他的病情将无任何希望。哈西特说那根本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位总统都不可能享受绝对的清静。两个大男人无计可施，几近落泪。哈西特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看到他那憔悴、困倦而又疲惫的样子时，我被吓到了。早上见他的时候，看起来还好好的。他的体重不断下降，他告诉我，他已经轻了25磅，而且没力气、没胃口，容易累。中午过后，见到他，这些症状就更加明显了。布鲁恩医生再度得知这些情况后，也认为这非常令人担忧。
然而这天早上，他们都认为罗斯福总统的气色好多了。因为传来的都是好消息，这有助于他保持好心情。而且，邮件又没按时送到，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他们又如之前几个星期无数次做过的那样互相安慰，总统也许有希望康复，尽管种种迹象表明这已不可能。
放在华盛顿总统办公桌上的那堆文件中，有一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寄来的紧急信件和一份利奥·西拉德随信附上的备忘录，此二人均请求罗斯福总统立即下令停止研制原子弹的所有相关工作。他们解释说，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了，他们曾以为理所应当的事情如今证实并非如此，且不再是相关的理由。美国利用核武器可能获得的任何短暂的军事优势都会被政治与心理上的损失以及对美国声誉的损害所抵消。爱因斯坦辩称，美国可能会触发一场世界性的核武器竞赛。
显然，希特勒统治的帝国里，一定发生了某些事情，或者该发生的事未能发生。不过，实际的情况是纳粹并没有核武器。起初，盟国的科学家们以为德国企图哄骗他们，因为这看起来似乎令人费解。塞缪尔·A·古德斯密特是代号为“阿尔索斯”情报小组的元老级成员，该情报小组曾参与诺曼底登陆。直到20世纪70年代，他依然坚信卡尔·冯·魏茨泽克和诺贝尔奖得主马克斯·冯·劳厄、维尔纳·海森堡，这三位最出色的德国物理学家得到国家的支持，完全可能已经制造出原子弹。情报小组问德国的科学家们，究竟怎么回事？
那个年代，德国人把所有事都怪到希特勒头上，但在这件事上，他们的理由貌似是可信的。希特勒倡导反犹主义，导致那些才能卓越的人才都被驱逐出国，而纳粹的官僚政治对长期的研究漠不关心，技术设备也非常短缺。纳粹机构重叠，各部门存在不正当竞争，有个典型的例子：原子研究是由教育部、陆军部以及邮政部这三个极不协调的部门联合负责的。1942年6月6日，美国科学家们也即将取得重大突破，而此时，德国在铀研究上迎来了重要的转折点。那个星期六，海森堡向希特勒的帝国装备部长阿尔伯特·斯佩尔简要报告了德国在铀研究中的进展。他说，有确切的证据表明，德国拥有建造铀反应堆并从中获取核能的技术，而且从理论上来说，有这样的材料就可以制造原子弹。下一步将是研究制造技术问题，比如临界质量的大小以及链式反应的可能性。那时，他和冯·魏茨泽克所讨论的是：铀反应堆不仅自身可以成为武器，而且它还可以作为武器制造的主要原动力。斯佩尔初步批准了他们可以继续从事研究，但是规模要小些，并且他们的目标应当是使其可以产生原子能。斯佩尔只是在附和希特勒罢了。希特勒确信自己能够快速取得胜利，因此已下令终止了所有新的武器项目，除了那些能够在6个星期内派上实际用场的武器项目。
斯佩尔后来在纽伦堡被定罪，并作为战犯在那儿服刑20年。他说，希特勒曾经向他提起过制造原子弹的可能性。1942年5月6日，斯佩尔与希特勒交谈时提出了倾尽全力制造原子弹这一问题。他建议请戈林担任德意志帝国研究院的主席，以示重视，这个建议被采纳。
1942年6月23日，斯佩尔又向希特勒汇报此事。希特勒对该项目仍有兴趣，但他并不了解物理学的基础理论，因而此事就被搁置了。德国的物理学家们向斯佩尔谈到3~4年内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但据他回忆：“我授权让他们开发一个铀能源发动机以用作舰艇推进器。海军对此颇感兴趣，因为该发动机可用来驱动潜艇。”斯佩尔毫无疑问地表示，如果他曾想到美国在进行曼哈顿计划，那么他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追赶上美国。他后来还定期跟进这方面的情况，但当时，希特勒却让他泄气了。希特勒的顽固派们嘲讽美国进展缓慢，他也跟着别人将所有的物理学叫作犹太物理。可是，如果德国独裁者能像罗斯福一样给予他的科学家们放手大干的权利，那么欧洲的版图乃至整个西半球的版图可能都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直到1944年11月23日巴顿将军攻下斯特拉斯堡之前，上述情况都不为德国以外的世界所知。“阿尔索斯”情报小组径直前往斯特拉斯堡大学及其新实验室。古德斯密特去寻找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理论物理学教授冯·魏茨泽克，但这个情报对象在三个星期前就已经逃走了。当古德斯密特考虑是否质问其他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物理学家们时，德国科学家们拒绝与敌人打交道，只好放弃。
经过“阿尔索斯”情报小组的搜索，斯特拉斯堡可谓满城风雨，不过最终居然找到了冯·魏茨泽克的私人文件。伴随着莱茵河右岸上大炮的响声，古德斯密特和他的助手借着蜡烛的光亮翻译这些文件，寻找这个线索、那个暗示，还有学术引文和不经意间的引用。突然，他们高兴得跳了起来，发出了胜利的呐喊，以至于旁边的美军都机警地拿起m1步枪和手榴弹。原来科学家们刚刚翻开了厚厚一捆排版紧密的纸张，正是德国铀计划和铀协会的全部资料。当然，有些页面已经缺失了，并且没有任何最近三个月内的更新，但是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是欧洲有关纳粹铀研究最完整的文件。
直到那晚之前，盟国的科学家都认为德国物理学家已领先他们一大步。在摇曳的灯光下仔细研究冯·魏茨泽克的手稿时，古德斯密特认为，纳粹明显落后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研究人员两年。德国缺乏制造钚239和铀235的工厂。显然，他们连所谓的铀反应炉都没有。当他致电华盛顿，报告他的发现时，有人提醒他说冯·魏茨泽克的文件可能是一个诱饵。他回复说，文件里的证据是真实的，文件本身是严肃的事实。陆军部提醒他可能有其他德国人在其他地方制造了原子弹。古德斯密特尖锐地反驳道：“一个使用假支票的工人可能会幻想他一夜之间变成军事天才，一个喝着香槟酒的游客也有可能把自己伪装成一个外交家。但是，那样的门外汉是绝对不可能获得足够的科学知识来制造原子弹的。”
尽管如此，搜寻还得继续。海森堡热衷于研究核武器，因此他有可能和其他同样热衷的科学家们无视政府对核裂变可能性的漠视，在一个秘密实验室里开展工作。事实上，类似这样的事情的确发生过。1943年冬，在不断的空袭中，海森堡和他的职员们曾用3吨铀和重水在达勒姆学院建起了一个小型反应堆。后来为了躲避轰炸，他们将实验室搬到了一座高高的库房里。该库房归斯图加特啤酒厂所有，位于德国西南部士瓦本阿尔卑斯山的丘陵地区。他们把啤酒桶搬出来，并用锡箔纸把库房里的墙面糊了一层，配上功率强大的发电厂，还在一家纺织厂的侧楼里建起了车间。
但是一旦希特勒的欧洲堡垒崩溃，即使在这个地方避难，他们也完全有可能被发现。像其他同盟国人员一样，海森堡和他的同事们担心安全问题，于是又搬到了图宾根附近一个从岩石上挖出来的大洞里。1945年2月，也就是在这个岩洞里，德国人建造了一座大型反应堆——几乎可以和同盟国科学团队在施塔格运动场下面废弃的壁球场里建造的一个大型反应堆的规模相比。到了春季，已经建成了一座铀反应炉，包括重水、铀块和石墨减速设备。德国人以超快的速度积累着临界质量。每天，都有船队从图林根林山运来铀块，在那里，卡尔·迪布纳博士建成了第二个铀反应炉。在进展速度上，海森堡和奥本海默之间还是有一些差距，但是这个差距正在一步步快速缩小。让古德斯密特非常烦恼的是，他认为应该把所有的实验数据保留下来，但美国的“阿尔索斯”情报小组名义上的指挥官是一名陆军上校，他派了一小支突击队突袭了这个山洞，并命令他们摧毁德国的设备。派军队去确实是一个明智的做法，因为海森堡的工作人员在忙乱中把这些铀块放到了一个牛车的干草堆里，打算偷偷运出去，但有些铀块被黑兴根农民偷了过来，他们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只是想着肯定值钱，可以卖给法国人。最终，铀块都被找回来了。当时，所有的纳粹物理学家都被盟军关押起来，包括难以捉到的海森堡。古德斯密特有点儿得意忘形。他对一位刚调过来担任联络员的普通陆军上校说：“德国人没有了原子弹，真是太好了，现在我们也不需要用我们的原子弹了。”少校很惊讶，回答道：“古德斯密特，你一定要明白，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武器，我们就一定会使用的。”
从那时起，参与曼哈顿计划的官员和科学家就分为两派，一派支持原子弹制成后投入使用，另一派则表示对这种想法很恐惧。这种分歧并不只存在于军人和文职人员之间，爱德华·泰勒一开始就坚持走强硬路线，而最初就主张禁止使用核武器的却是核物理学家们。甚至在德国已有原子弹的传说还未澄清以前，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已深信美国应该与世界科学家们分享这个新发现。在他们的催促下，1944年8月26日下午4点，尼尔斯·玻尔拜访总统，讨论这一问题。派玻尔完成这件事其实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他很啰唆。总统的时间本就宝贵，他却啰唆了一个半小时才进入正题。无论如何，罗斯福并未同意玻尔的意见，就把他送走了。然后，玻尔向丘吉尔求助，丘吉尔听他讲了半个小时后，生气地向带他进来的查韦尔勋爵问道： “他到底在说什么？政治还是物理？”
其实他两方面都谈了。很多（或许是大多数）科学家们都认为，制造原子弹对全人类来说都要求道德责任。应对希特勒所拥有的炸弹是一回事，应对日本人是另一回事。1945年的日本在物理学理论和科技方面并不先进，所以他们争论说：既然日本人自己不可能制造出这样的武器，美国人就不该用这样的武器攻击他们。这个问题的提出就把政治和物理提升到了科学治国的高度。这种情况史无前例，而且在战争期间，特别是太平洋上正在进行毁灭性空袭期间，思考这类问题确实不是个好时机。亚历山大·萨克斯作为一名使者，比玻尔要强些。他是总统的好朋友，5年前，就是他说服总统启动了这个20亿美元的研究。萨克斯现在和玻尔的意见一致。于是，1944年12月，他去白宫拜访了总统。据说，他与总统谈了很久，内容就不得而知了。罗斯福总统去世后，萨克斯说，总统同意：如果试验成功，就应邀请同盟国和中立国的科学家们共同进行第二次试验，并应就核武器所产生的影响写一份详细的报告，供同盟国和中立国科学家们传阅；迫使敌人撤离指定区域，向敌人展示原子弹的威力，之后给他们最后一次机会，如果还不投降，那就即刻歼灭。
一年后，萨克斯将这份非同寻常的备忘录上交给了新任战争部长罗伯特·帕丁森。但罗斯福并没有在上面签字，而且这次谈话没有任何在场证人。前任战争部长史汀生是罗斯福关于X计划（史汀生总把曼哈顿计划称为X计划）的联络人，但他从未向史汀生提及此事。萨克斯为人正直，显然不会无缘无故编造出这样一件事。但总统非常善于跟别人说他们想听到的话，而且还留有余地，通过举出一些假设的情况或恰到好处地运用一些虚拟法，他就可以免于承担责任。对于这件事，他可能尚且没有做出决定。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到逼不得已，几乎不会下定决心。萨克斯的这份备忘录并没有比史汀生在1945年3月15日所写的日记更具有说服力。那是罗斯福最后一次与他谈及X计划。史汀生写道：“假设原子弹确实可用，那么对于战后原子弹的控制问题，我跟他讲了目前存在的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让目前正在研发原子弹的国家对此事保持高度机密，不让别国参与控制；另一种观点是在科学自由的氛围下，由全球共同控制。我告诉他，在原子弹投入使用之前，他必须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且他必须准备一份声明，原子弹一旦研制成功，就要公之于众。他对此表示赞成。”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全面爆发的同时，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战争依然在进行，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6个月——从1942年8月中旬到1943年2月初。海军陆战队在兵力相差甚远的情况下继续英勇作战，实在深得人心，但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却是双方的海军力量。6次交战中，双方海军都拼命争夺制海权。“继续开枪啊，法兰那根！”19世纪的水兵会如此称呼这种战争。双方均损失惨重，各损失了12艘战舰，令人震惊。船员们把瓜达尔卡纳尔岛、图拉吉岛和萨沃岛之间的海域称为“铁甲海域”（不易通过），海军陆战队队员则称它们为“不眠的咸水湖”（日夜作战）。如果以损失的吨位来算，双方的海上战役可以说是打成平手。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到了最后，美国海军陆战队依然占领着瓜达尔卡纳尔岛及其机场跑道，而日军却正在撤离，已有2.5万人丧生。即使是这样，日本仍然认为自己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加固了新乔治亚岛上的蒙达基地，这样他们的零式战斗机和“齐克”战斗机飞向斯洛特炸毁美国海军陆战队时，就可以先停留。但战争已经发生转折，开战以来，日本第一次进入防守状态。
问题远不止于此。当时为了保卫澳大利亚，太平洋上同时进行两场战役，后来均取得成功。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是其中之一，另外一场战役发生在麦克阿瑟指挥战区的新几内亚岛。珊瑚海海战的失败并没有打击日军的士气。1942年7月，日军占领了在新几内亚岛尾部巴布亚北边沿岸的一排村庄，计划从海陆两面夹击，全面围攻位于南岸的莫尔兹比港。英国殖民地官员躲在丛林中充当海岸岗哨，手拿无线电发报机提醒美国，日本的海上突击正朝向半岛尾部的米尔恩湾。美国军舰最先到达，并击退了此次突击。日本陆军从一个叫布纳的村庄起飞，从这里直线飞行到莫尔兹比港只有100英里，但到达后须徒步跨越1.3万英尺高的欧文·斯坦利山脉，实在是令人生畏。在莫尔兹比港20英里外的地方，澳大利亚阻截了日本，和美军第32师一起开始了反击战。
这场战争比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伤亡还要惨重。1943年2月，日军在山区中节节败退，艾克尔伯格将军进入布纳山村，标志着战争的结束。两星期后，澳大利亚人夺取了附近的萨南纳达地区，但日军却正在求助援军，并准备以8艘运输船登陆该地区，以发动反击战。3月3日，B–25轰炸机在俾斯麦海发现了日军的护航队，于是把8艘运输船和4艘护航军舰全部击沉，7 000名日军全部沉没海底，一些游上岸的，也被岛上的原住民根据当地习俗砍头示众。最后，东京郑重宣布，莫尔兹比港已没有任何军事意义。
不过拉包尔还是有军事意义的。日本想要保住拉包尔，实际上是想控制南太平洋地区。拉包尔本身国防力量就很强大，不易攻陷，所以美国就把它中立化了。1943年夏，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开始进军新乔治亚地区，准备突袭蒙达基地。他们不得不穿过丛林，越过洪流，才能向穿着钢甲背心的日军发起攻击。然而8月，日本还是未能守住机场，美军在斯洛特狭道站住了脚。他们先后攻陷维拉·拉维拉岛和科隆班加拉岛，肃清了所罗门群岛中心区。11月1日，海军陆战队第三师进入布干维尔岛的奥古斯塔皇后湾，并在新月初上的第三天登陆该地。就当年太平洋战争的形势来看，这对美国来说的确是跨出了巨大的一步。如果海军和陆军工程兵们可以在这片绿泥地里建立一个大型机场，那么拉包尔就在美国战机的攻击范围之内了。
日军并不这样想。他们分别从海上和空中打击敌人，但把最精锐的军队都留了下来，认为美国人会运用这个海湾来攻击其他地方。圣诞节那天，美国工程兵完工了，他们在皮瓦河岔口上游修建了一个大型简易机场，取名为“皮瓦大叔”。“亚美利喀”部队
和第37师重兵层层保护这个机场，所以当日军最后带着精英部队第六师团来势凶猛地攻击此地时，却碰了一鼻子灰。到了这时，拉包尔已被包围。埃密劳岛和格林群岛已被美军占领，第112骑兵师已到达阿拉维，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拿下了新不列颠地区的格鲁斯特角，第五骑兵师（罗伯特·E·李将军建立的部队）和第七骑兵师（卡斯特将军的部队）已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上岸。从“皮瓦大叔”机场起飞的大规模美军部队层层突围拉包尔，让日军已无计可施，只好放弃拉包尔。日军撤离了所谓的“慰安团”（朝鲜慰安妇），留下日本驻军独自遭受美军的炸弹袭击。美军的轰炸机无须护航队，也没有人反击，每天飞到拉包尔上空，投尽所有炸弹。
与此同时，战争的特点开始发生变化。大势所趋，必须改变，到目前为止，美国军队只是在打击日渐扩张的日本帝国的外缘地区。他们用了9个月的时间才往所罗门群岛中心前进了250英里，而东京依然在5 000英里以外。幸好，国内运送来了新型设备。现在，火箭、两栖履带式车辆、有轮子的船（水陆两用运输车，代号“鸭子”）和可拐弯的火焰喷射器，取代了临时使用的“一战”武器——因为优先考虑欧洲战场，这里原来使用的是旧式武器。海军还有更多新式武器： 50艘运输舰，由巡洋舰前身转化而成，并由独立级战艇快速带领。只要尼米兹指挥的舰队可以更靠近日本一点儿，他的潜艇（曾击沉过100万吨敌人的供应物资）就可以摧毁日本的商船。日本和英国一样，四面环海，所以这与当年在大西洋之战中德国U型潜艇取得胜利是一个道理。若有距离更近的基地，还可以空袭东京。第一批B–29超级空中堡垒拥有1 500海里的航程范围，很快就会出击。所以，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在太平洋中心开辟一个新战场。1943年11月20日，海军陆战队第二师执行了这项任务。这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有人都知道吉尔伯特群岛上布满了日本守军，但没有人预料到塔拉瓦（吉尔伯特群岛首府）战役。
塔拉瓦战役中，美军几近失败。日军司令官自吹自擂地说，比托岛是环状珊瑚岛里的关键岛屿，就算给100万大军100年，都不可能占领。历史学家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说：“相比之下，克雷希多岛是一个开放的地方。”进攻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也遇到了其他问题，海军炮击不够，海上的潮汐也对他们不利，因此错过了最佳攻占时间。第一天结束时，他们的滩头阵地只有20英尺宽。官员们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边用无线电指挥战争，边祈祷日本不要反攻。其实日军之所以没有实施反攻，只是因为通信中断了。第二天，海军陆战队驶入，切断了日军的防御战线，但美军因此也伤亡了3 000名士兵。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攻占马绍尔群岛中的夸贾林岛和埃尼威托克岛，损失相对小一点儿。不过从一开始，太平洋战区的战争就历时较短却损失惨重。海军陆战队第四师血战夸贾林岛，全程只用了61天，但伤亡人数达全师兵员的75%。
美军伤亡人数骤然猛增有几个原因。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中，日军曾经被突袭过，所以这次他们肯定不会再毫无准备了。此外，在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战役中，他们虽然遭到了美国军队的猛烈袭击，但自“一战”后，这些群岛就归日本统治，将近25年内，他们在这里修建了许多战壕。不过，太平洋战争伤亡惨重的最主要原因是日本作战策略的突然转变。这些善于海陆两栖同时进攻的日本人已经转为巩固防御。日本帝国总司令部用无线电下达命令，要求士兵到前线放哨，并做好准备，即使只剩下一人，也要顽强抵抗。有一个前哨做的远不止于此。新几内亚的版图很像一只鸟，比亚克岛是新几内亚尾端的一个小岛，上面有1万名日军。他们的司令官葛目直幸大佐认为，既然横竖都是一死，死在内陆总比死在海滩上要好，因此他们灵活运用了岛内的岩洞和悬崖，这样就可以多拖延些时间、多杀些美军，日军在日记里将这些被杀的美军轻蔑地称为“蓝眼睛的美国佬”。
葛目的这种办法使这场战役成为当时众多岛屿战中美军伤亡最惨重的一场。要不是比亚克岛正好在麦克阿瑟进攻菲律宾的路线上，也许东京根本就没注意到这件事。1944年春，麦克阿瑟肃清了新几内亚的尾部岛屿后，开始攻击腹部地区，而且运用了新的军事战略——“蛙跳战术”。美国是在夺回阿拉斯加群岛中的阿图岛和基斯卡岛的过程中偶然想到的这个战术。当时山本在中途岛战役中占领了这两个岛屿，主要目的是误导尼米兹。美军由于军事力量不足以同时进攻两个岛屿，所以指挥官下令绕过基斯卡岛。结果发现，夺回阿图岛后，日军已经悄悄撤离了基斯卡岛。麦克阿瑟这才一下子反应过来。4月底，他抛开其他岛，跃进荷兰迪亚。一个月后，第41师袭击比亚克岛。在这之前，美军的进攻损失还比较少，但是自从陷入葛目的悬崖–岩洞防御战术后，美军伤亡惨重。在比亚克岛战役完全结束之前，总伤亡人数已接近塔拉瓦战役。
情况可能还会更糟。日本的海军整整隐匿了一年，正准备出动，以加强驻军。6月中旬，这些船舰已经准备好出海了，但是海军中将小泽治三郎接到通知说，尼米兹发动的中太平洋进攻正指向马里亚纳群岛中的主要岛屿——塞班岛、提尼安岛和关岛。这是更大的威胁，于是舰队集体转向另一边。结果，菲律宾海海战又是一场双方远程轰炸机之间的战斗，这让那些海上列队战斗的老兵们很失望。即便如此，美国在海上取得的胜利仍令人惊叹。“地狱猫”战斗机击败了敌军以关岛为陆军基地的空军力量。在连续8个小时的空中战斗里，日军发动4次大规模反袭击，但接连败退。这是所有战争中使用航空母舰最为壮观的一次。到了第二天快结束时，小泽的空军力量已从430架战斗机减少到35架。这次“马里亚纳射火鸡大赛”（海军飞行员们这样称呼此次战争）最后，小泽撤退了，留在塞班岛上的日本士兵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
日军曾发誓要让美国在塞班岛战役中付出最惨重的代价。日本的守军比美国情报部门预计的多出一倍，美军的伤亡人数让华盛顿政府愕然。战争中，3 000名日军齐声高喊着“万岁”，向美军大举进攻，就这样把美国大兵赶到了惊涛骇浪的岸边。幸存的士兵和水兵继续歼灭剩下的敌人，或者只等日本人都自杀。两星期后，又有一批海军陆战队队员全面扫荡关岛地区。关岛战役中的损失比在塞班岛少了一半，可能部分原因是日军高喊的“万岁”没有塞班岛上的有效。美军在提尼安岛的损失更小，因为日军没有料到美军会在北岸登陆。即使如此，马里亚纳群岛战役还是造成了2.5万美军阵亡。不过这些群岛确实有重要价值，B–29轰炸机有了第一个能够直飞日本本土的基地。塞班岛战役的美国指挥官“嚎叫的疯子”霍兰德·史密斯海军中将说，这次战争是太平洋战争的决定性战斗。日本也同意此说法。德国在日本的海军军官向柏林报告说：这次岛屿战争“被认为是决定生死之战”。日本内阁倒台了，美国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战争胜利的希望，一时间信心百倍。
最初，麦克阿瑟就反对海军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到目前为止，中太平洋本来就与他在太平洋西南部的指挥区距离较远，这时再直入那里，就更不合他意了。现在，他轻蔑地称这个战略为“跳岛战略”，而且在他看来这就是浪费时间——尽管这个战略与他自己提出的“蛙跳战术”并无多大区别。1944年夏，海军上将金提议美国的军队应绕过菲律宾，麦克阿瑟对此怒不可遏。麦克阿瑟坚持认为美国应信守对菲律宾的承诺，这是信用问题，金则反驳说这是感情用事。最后两人不得不同意诉诸罗斯福。
总统当时本应该应政治顾问们的邀请，在芝加哥参加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但最后他却去了夏威夷，因为他不得不先把这一军事问题解决。7月26日，关岛激战之时，总统的飞机抵达希凯姆机场。尼米兹和麦克阿瑟刚从澳大利亚赶到，说明了各自的观点。在一次私人谈话中，麦克阿瑟竟然威胁总统，要是不采取他提出的战略计划，他就进行政治报复。如果他要返回菲律宾的诺言未能实现，“我敢说，这一定会引起美国人的反感情绪，那么在今年秋天的大选中，他们就不会给你投票”。他这种说法实在傲慢无礼，而且还可能是错误的。
但是罗斯福似乎已预料到会出现这个问题，并在离开白宫之前就已做出决定。他回答道：“我们不会绕过菲律宾，继续执行你目前的计划吧。愿上帝保佑你。”但是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并不满意。他们在华盛顿争论了两个月，才同意麦克阿瑟反攻菲律宾的计划。与此同时，哈尔西提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提议。反攻菲律宾的原计划是先在贝里琉岛、雅浦岛和棉兰老岛登陆，但是哈尔西从其空中攻击看出其空军力量已经比较薄弱，所以他提议跳过这些，直接深入莱特岛，发动空袭。大家采纳了他的这项提议。不过，对于贝里琉岛的任务，现在取消也来不及了，所以就继续按照原计划进行，但这场战争的结果是惨烈的。在日本人眼中，比亚克岛就是一座有魔力的岛屿。他们把葛目的经验传递给贝里琉岛的司令官，于是他也让人挖掘洞穴。他们潜伏在天然的石灰岩岩洞里，地下有隧道连接，上面又有层层珊瑚砂和混凝土掩护，以此把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打得落花流水，让美国士兵们开始品尝痛苦的滋味。
贝里琉机场北部的山岭形状如同锯齿，待美军把那里的日军肃清时，4个美军师才涌上莱特湾的海滩。1944年10月20日，美军登陆一小时内，第382步兵团就升起了星条旗。4天后，沃尔特·克鲁格将军在岸上建立了第六集团军指挥站。山下带领的第35军正在进行反攻。此后，克鲁格将军似乎就困在这里了，并且在莱特湾上演了一场最大规模、前所未有的海军战役。
山本虽然已经死了，但是日本海军依然想完成他的愿望，和美国在海上一争高下，最好能够利用美国军舰忙着登陆的时间。这样说来，现在正好是个机会。4支日本特遣舰队在海上围攻哈尔西的主力舰队，而此时哈尔西的主力舰正忙于执行莱特岛的任务，还要保护托马斯·金凯德上将带领的旧式战舰和较弱的小型航空母舰队，因为它们力量薄弱。日军将领知道自己与美国的新武装力量无法抗衡——美国有218艘战舰，而日本只有64艘，所以他们策划出了这样绝妙的计划。莱特湾可以通过两条海峡抵达，一条是北部的圣贝纳迪诺海峡，另一条是南部的苏里高海峡。日军的主要力量由海军上将栗田健男带领，准备前往圣贝纳迪诺海峡；从南面而来的两支舰队驶入苏里高海峡，与此同时，小泽的第4支特遣舰队把哈尔西引到北部。这样金凯德的舰队就无计可施了。日军又要高喊“万岁”了！
日本派往南部的舰队有些倒霉。杰西·奥顿道夫将军已经封锁了苏里高海峡。日军的第一支舰队因遭受鱼雷和炮火的袭击，已经全军覆没；第二支舰队朝雷达图像上显示的区域开火片刻之后，发现那里只是些岛屿。一开始，栗田的运气似乎也很差。在去往圣贝纳迪诺海峡的途中，他的两艘重型巡洋舰被美国潜艇摧毁，最大的战列舰也被美国飞机击沉。然而事实上，这些损失却给栗田带来好运。哈尔西和他们交战之后，觉得他们该完蛋了，所以当他们看到小泽的舰队，就立即上钩，朝着这个诱饵猛追——圣贝纳迪诺海峡就完全没有防守了。10月24日夜间，栗田的军队摸黑潜入海峡。第二天天刚亮，他们就朝着毫无掩护的金凯德的航空母舰发起狂轰滥炸。
保护这些航空母舰的唯一屏障是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这些战舰平常只用于反击潜艇，易受攻击，而且舰上的士兵大多都是婚后刚入伍的新兵。这些驱逐舰向栗田的战列舰发起反攻，那些英勇的护航驱逐舰，甚至连作战队型都没有学过，就冲进了日军的枪弹炮火之中。一些护航舰开始下沉，浓烟滚滚，栗田的战舰也同样陷入了一片混乱。美国航空母舰队起飞了所有能够起飞的飞机，栗田虽然率领着中途岛战役中日本最强大的战舰，还是掉头逃跑了。这次日军彻底受到打击。因为哈尔西还没反应过来小泽的船舰是诱饵，一直穷追猛打，彻底击溃了这支舰队。最后，日本在莱特湾战役中共损失3艘战列舰、4艘航空母舰和20艘其他各种战舰。日本帝国的海军彻底被毁灭了。
在莱特岛上，美国第六集团军和第八集团军正在逐步围攻敌军。圣诞节时，山下在马尼拉私自决定，放弃莱特岛。但是直到第二年的圣帕特里克节（3月17日），莱特岛才正式解放。那时，山下已经无能为力，黔驴技穷。12月12日，美国军舰袭击了棉兰老岛。三个星期后，美军4个师登陆吕宋岛仁牙因湾，几乎未遇到任何阻挠。他们绕过山下的北部防线，进攻巴丹，之后又攻击科雷希多岛，最终于3月初解放了马尼拉。
正如一个陆军军官当时挖苦道，在巴丹和科雷希多岛上，美国“正好回到了战争最开始的地方”。即便B–29轰炸机已开始轰炸日本本土，但东京毕竟在大洋彼岸。使战线更加靠近日本是美军的另外一个任务——中太平洋美军已经从塔拉瓦穿过马绍尔群岛，到达塞班岛了。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火山堆积的硫磺岛，就像海军上将金所说的，这是“通向小笠原群岛的阶梯”。从塞班岛出发，B–29轰炸机可以袭击日本首都，但是航程也只是刚刚够，而且炸弹负载总量也仅限于2吨，如果中途遭到袭击而损坏，那就飞不回来了。但是，硫磺岛距日本只有660英里，如果美国占领了那里，B–29轰炸机就可以装载7吨炸弹，同时也切断了日军从硫磺岛给东京发送空袭警报的机会。
日军对只有8平方英里的硫磺岛看得很重。美国海军进攻前，炮击持续了74天，却并没有吓倒日军防卫者，因为他们的驻兵营压根儿就不在地面上，多数岩洞上面都有至少35英尺的覆盖物做保护。日本几乎每种武器都可以打到海滩上。美军首次登陆后的两个小时内一片寂静，没有任何反应。之后，滩头阵地突然就遭到日本迫击炮的地毯式轰炸。即便如此，在战争的最初阶段，美军还是占领了折钵山和元山一号机场。这要是发生在大战的第一年，那就是离胜利不远了。每个人都在等待日军伴随着“万岁”的喊声冲进战场，这样美军就能将其一举歼灭。但是，他们现在却没有这样做。经过比亚克战役，日本士兵已经训练有素，他们死守着自己的碉堡和峡谷。3月底战争结束时，残酷的数据表明，美国海军陆战队伤亡1.9万人。
至于日军的伤亡数据，更是惨不忍睹。在日本，也有种说法叫“祸不单行”。超级空中堡垒现在低空盘旋于日本本土上空，开始有策略地对日本的80个城市进行轰炸。1945年3月9日，美军就在对东京的轰炸中炸死了10万人。哈尔西的航空母舰已闯入中国南海，切断了日军石油和大米的供应链。裕仁天皇的商船也只剩残骸碎片。很快，美军潜艇击沉船只的累计数量就将达1 000艘。横滨和大阪遭受空袭后，到处都是刚搭建起来的简陋小屋，很多日本人都染上了肺结核和疟疾。他们就算是有配给票，也领不到食物。日本司令官从中国东北发来可怕的报告：苏联军队正在边境移动。这还真是“祸不单行”！
但是，日本人的士气看起来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老人和妇女们都手持用竹子做成的长枪。“来打我们啊”，“东京玫瑰”还敢这样挑衅。若作战，美军还需一个进攻基地——冲绳岛。冲绳岛的司令官牛岛满将军在3月时就已经猜到4月1日会有敌人降落在读谷机场附近。他不仅猜对了，还准备给他们一个“惊喜”。4月1日这天是复活节，但对刚刚上岸的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来说，更是愚人节。上岸后，他们并没有发现附近有任何敌军。但谁也没有想到，他们用近三个月的时间才征服了这个岛屿，也没有想到冲绳岛战役竟然会成为太平洋战争中最血腥的一场战斗。事实上，牛岛将军在冲绳岛南面1/3地区集合了10万大军。到了4月12日，大家都已心知肚明，这可能是第二个硫磺岛战役。冲绳岛的墓穴都改建成了碉堡，山洞里也安装了重型大炮，并可以用铁轨移进移出。牛岛也期待胜利。日军的计划是，等到美军全部上岸，就用神风特攻队自杀式轰炸机将美国舰队全数歼灭，然后就可以轻松地屠杀美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了。
在佐治亚州的沃姆斯普林斯，罗斯福总统衣着整齐地坐在他的皮革扶手椅上，从这里看，全球形势充满了希望。在与露西·拉瑟弗德和两位来访的表姊妹玛格丽特·萨克利小姐和劳拉·德拉诺小姐的聊天过程中，总统始终面带微笑、积极乐观。从战略上来说，美军在各条战线都处于绝对优势。德军战线已被拦腰截断，除了一小部分被困军队还在顽强抵抗之外，德军正面临崩溃，成千上万的士兵纷纷投降。当然，打败日本要更艰难些。硫磺岛已经攻陷，冲绳岛很快也会被攻占。胜败已定，毋庸置疑。然而，截至1945年4月12日，在与轴心国的战争中，美军共阵亡196 669人，伤亡总数更高，达899 669人——其中6 481人牺牲于刚刚过去的一个星期。这些伤亡都是无法被忽视的。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牺牲，罗斯福告诉身边的人，以后一定要保证世界绝对和平。
接近中午时，比尔·哈西特来了，还拖着从华盛顿来的邮件皮革袋。对于刚到的邮件，哈西特建议总统吃过午饭后再处理，但罗斯福说他要立即处理。于是，哈西特呈上一份国务院的文件，待他批示。罗斯福兴高采烈地对身边的小姐太太们说：“典型的国务院文件，什么都没说。”他接着批阅剩下的文件，其中包括邮政局局长的任命通知、对优秀的盟军政治家授予功绩勋章以及日常的信件等，然后虚弱地签下他的名字。白宫一直认为圆珠笔只是一时流行的小东西，但钢笔的墨水又容易弄花文件。于是，一边总统批阅文件签字，另一边哈西特把签过的文件放在长沙发、空椅子或地毯上晾干。当他批阅到参院第298号法案决定延长农产品信贷公司法的期限时，对露西·拉瑟弗德眨了下眼睛，然后说：“这就是我制定的法律！”这时，外厅传来声音，原来是肖像画画家伊丽莎白·邵曼托夫夫人来了。她往里看了看，被到处都是文件的情景搞得不知所措。这时，罗斯福叫她：“哦，快进来吧！比尔正在等他的东西晾干呢！”
于是，哈西特迅速收拾好这些东西，看都不看邵曼托夫夫人一眼，因为对她全无好感。他觉得，邵曼托夫夫人总是让总统分心，不仅要测量总统鼻子的高度，让他转来转去，甚至干涉他的着装。比如，这天早上，总统穿着一件背心，打了一条哈佛领带，哈西特就都不喜欢。对哈西特来说，这些都是“对病人的不必要的束缚”，他甚至不觉得邵曼托夫夫人算得上是一位艺术家。不过，露西喜欢她，罗斯福也喜欢她。哈西特把一批国务院的报告上交给总统之后，就离开了。邵曼托夫夫人竖起她的画架，把一件海军斗篷披在总统肩上。总统就立即投入到国家文件中去了。
罗斯福之所以如此投入，一方面是因为这些都是外交文件，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对苏联这一星期以来表里不一的行为感到困扰。（不到两小时前，他还致电丘吉尔说：“我们必须坚定。”）如果说罗斯福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在反思两个月前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这绝对不是毫无根据的。他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是因为他的顾问们告诉他这有必要。麦克阿瑟将军、阿尔伯特·魏德迈将军和三军的参谋长们一致认同要求苏联对日作战，并认为就算不惜一切代价，也是值得的。在此时，知道曼哈顿计划的人，都认为它不值一提。原子弹投入使用的6个月前，人们并不知道它会彻底改变战争和地缘政治的性质。罗斯福总统的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就写道：“原子弹永远都爆炸不了，我是作为爆破专家说这话的。”
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从斯大林那儿得到的好处比他们预想的要多。过去，他们以为这位苏联的独裁者是一个在谈判中不易退让的强硬派。他总是坐在那里，面无表情，说的又是大家都听不懂的斯拉夫语（他的英语词汇量仅限于“那又怎样”、“这是你说的”、“厕所在那儿”、“这到底是在搞什么”）。但就目前的处境来讲，他本可以心满意足、冷眼旁观。近三年来，苏联都是三国中最弱的一方，虽然央求英美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却又给不出什么交换条件。现在，它们却得反过来求它。尽管如此，斯大林毕竟还是老于世故的。他秘密同意加入抗日联盟，但条件是苏联能够得到在中国东北的一些特权（特别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东段的一半利益）、千岛群岛、库页岛的一半（日本北部的另外一个岛屿）、朝鲜的占领区、大国在联合国的否决权等。还有另外一项秘密协议，其中包括同意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取得联合国的席位，这在美国国内引起不小的争议。此外，英美两国还同意承认外蒙古独立。
波兰的边界也需要重新界定，原属德国的部分地区划入波兰的领土范围。斯大林和盟国共同保证，包括波兰在内的所有东欧国家都有权利通过自由选举选出本国领导人和政府。很久之后，人们都还责怪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过于幼稚，对这样一个与民主国家不共戴天的敌人，当时怎么能够相信他的保证呢？实际上，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了。当时英美正与日本作战，但苏联没有。苏联红军不管有没有承诺，都可以自由行事。当时，斯大林正沉浸在欧洲的胜利中，满心欢喜。其实，雅尔塔会议的最大受益者似乎是蒋介石，斯大林与蒋介石签订了一项协议，承认他是整个中国的统治者，并答应说服以毛泽东为首的部分中国人同意与蒋介石合作。
帕特·赫尔利和亨利·卢斯高度赞扬了雅尔塔协定，英美新闻界也给予肯定。但是，经验丰富的苏联问题专家埃夫里尔·哈里曼和乔治·凯南对此持怀疑态度。不过在1945年年初，他们两人的观点并不是主流思想。温斯顿·丘吉尔还力劝艾森豪威尔“在易北河以东尽可能远的地区与苏联会师”，艾克不同意。他撤销了派遣巴顿将军去布拉格的命令，还撤回了易北河以西的美军，允许苏联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德国东部和柏林。访问莫斯科后，艾森豪威尔宣称“苏联政策的制定主要以美苏之间的友谊为基础”。
在沃姆斯普林斯，罗斯福活动了一下，看了一眼表。正是下午1点。他对邵曼托夫夫人说：“我们只剩下15分钟了。”
她当时也没画多少，总统一直埋头于政府文件中，而她也不敢要求总统摆好姿势，所以就只好利用这点儿时间给画上色。
年纪较大的黑人仆人莉齐·麦克达菲在门口停了下来，往卧室里看了看。只见露西·拉瑟弗德正面对着总统，总统刚说了句玩笑话，露西正笑着。她之后回忆说：“那是我记忆中最后一次看到罗斯福总统的画面。我对总统最后的记忆是：他正看着一位美丽女人的笑脸。”
罗斯福把一支烟放进了烟嘴里，然后点燃了它。这时他的动作与绘画时需要摆的姿势相差甚远，邵曼托夫夫人也不再期望他能重新坐好。她看着总统抬起左手，然后按了按太阳穴。他好像还想捏捏自己的额头，但是手滑了下来，手指抽搐了一下，好像是在摸索什么东西。萨克利小姐把钩针放下，走过去问道：“你掉了什么东西吗？”他用左手在脖子后面压了一下，闭上眼睛，轻声地说“头很痛”（声音小得只有她可以听得见）。说完，他的手臂就滑了下来，头倒向左边，前胸陷了下去。当时是下午1点15分。
玛格丽特·萨克利立即致电布鲁恩医生，并让邵曼托夫夫人去找最近的美国特勤局人员。这位肖像画画家听完后，立即向她的车走去。露西·拉瑟弗德也跟着她匆忙出去了，一定不能让埃莉诺·罗斯福知道她在这里。总统肯定会康复过来的，当总统生病的消息传遍白宫时，所有人都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的美国，该是多么无助。那些在海外打仗的年轻人记忆中的美国总统一直是罗斯福。他的病很快就会好转，医生也会医治好他，大家都以此互相安慰、勉励。所有人都对此深信不疑，除了医生。
根据麦金太尔医生的任命，布鲁恩医生实际上已经成为总统府工作人员，他总是随叫随到。早上9点30分，总统吃早饭前，布鲁恩医生已经对总统进行完各项检查。罗斯福的心脏没有任何异常，血压偏高（高压180，低压110~120），但并不危险。他的血压偏高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也并无大碍。此前一星期，他与医生谈话时，总会深恶痛绝地批判斯大林自雅尔塔会议以来的所作所为，但今天早上他却丝毫没有提及此事。这时，布鲁恩医生疾步走进来，看到罗斯福总统深陷在椅子里，靠着两边的扶手支撑着，而罗斯福的表姊妹们则坐在沙发上，呆若木鸡。
总统的呼吸时而中断，时而又变得十分急促，他的舌头阻塞了自己的喉咙。他的脖子变得僵直，血压上升到了300，左眼大睁。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原来罗斯福大脑中的一条动脉发生穿孔，可能是因为老化而脆弱易破。血液从穿孔流出渗入颅腔，人的大脑对任何异动都敏感至极，于是发出剧烈疼痛的信号。他的眼睛已变形，人感觉眩晕，呼吸也变得更大声，听起来像是在打呼噜。医生明白，这些信号只意味着一种情况：病人出现了严重的脑出血。此时，尽管布鲁恩无法估量严重程度，但他立即采取了紧急救援。他迅速剪开罗斯福的衣服，从总统的手臂上注入了适量的罂粟碱以及亚硝酸异戊酯，然后又给他穿上蓝色条纹睡衣，在一名男佣人和一名每天负责给总统按摩的海军物理治疗师的帮助下，轻轻地将总统抬到他的槭木床上。屋外的人只能听到他那粗重的喘气声和痛苦的鼾声。
布鲁恩致电华盛顿的麦金太尔医生，他十分认同布鲁恩的诊断和治疗。若是放在今天，医生们会犹豫是否使用亚硝酸异戊酯，因为这种药物会抑制血压升高，同时减少流入大脑的血液，但当时对总统已无计可施。他已昏迷了50分钟。布鲁恩报告说总统已出现严重的血管收缩和局部瘫痪。麦金太尔医生打电话求助一位杰出的亚特兰大专家詹姆斯·E·鲍林医生，恳求他尽快赶到沃姆斯普林斯。鲍林马不停蹄，走小路，抄近道，全速前进，不到一个半小时便赶到了沃姆斯普林斯。正如他后来所说：“随时可能被交警拘留。”他在给麦金太尔医生的报告中解释道：“我到达时，总统已病危。他一身冷汗、面色黑灰、呼吸困难，胸腔中发出众多杂音……我进入房间不到5分钟，所有的生命迹象都已消失，当时是下午3点35分。”
总统的小狗法拉一直静静地蹲在卧室里。如今，它也似乎感觉到了某些异样，突然从角落里一跃而起，“唰”的一下拱开纱门，跑了出去，疯狂地叫着，朝着最近一座山丘的山顶奔去。在那里，它停止了吠叫，站立着一动不动，守灵一般。
总统的卧室内，第一个向遗体告别的人是秘书格雷斯·塔利，“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人说一句话或是看一眼，我走近病床，俯身下去，轻轻地吻了下总统的前额”。无论出于礼节还是规定的程序，都要求第一夫人和副总统（也就是新总统）必须首先知道真相，国家新闻界才可以发布此事。哈西特和布鲁恩请麦金太尔医生帮他们拨通了白宫新闻发言人史蒂夫·厄尔利的电话。厄尔利抑制住自己的悲痛，要求他们在未得到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的准许前，不得向外界透露只言片语。
那一刻，第一夫人正准备在华盛顿西北马萨诸塞大道1801号萨尔格雷夫俱乐部的年度茶会上发表演说。下午3点多一点儿，也就是总统昏迷不醒45分钟后，劳拉·德拉诺从沃姆斯普林斯打来电话，小心翼翼地告诉她，总统已经“昏迷”。几分钟后，麦金太尔医生也打来电话说，不用恐慌，他已派遣一架海军飞机载他们一道去佐治亚州。第一夫人询问是否需要取消演讲，他忙说无须如此，因为那可能会招致谣言。听从麦金太尔医生的建议，她完成了关于联合国问题的发言。随后，钢琴家伊华琳·泰纳开始演奏经典选曲。罗斯福夫人再次接到电话，这次打来的是史蒂夫·厄尔利，用夫人的话说，他“极度悲伤”，请她“尽快回家”。她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又不能不注重礼节，所以又回到聚会上”。她听完泰纳小姐奏完一曲后，便道歉地告辞：“现在，我要赶回白宫，请原谅我在这个令人陶醉的音乐会结束前便先行离开。”
总统的专车正在外面等候着她。她“坐进车内，紧握着双手，一直到白宫。我内心知道可能发生了什么，但实际上一个人还是不敢确认这可怕的想法，直到有人告诉我那是真的”。在白宫二楼的起居室，她派人把厄尔利叫来。后来，援引她对媒体所说：“相比我们自身而言，我更为这个国家和世界的人们感到难过。”这句话当然妥帖适当，但事实上她从未说过这样的话。这是厄尔利的主意。埃莉诺真正说的是，她想立刻见到哈里·杜鲁门。
表面上，背靠红色大理石壁柱和用蓝色天鹅绒点缀的镶金边挂毯，60岁的第32任副总统
正主持美国参议院会议。事实上，他正信笔写道：
亲爱的妈妈和玛丽：
我今天是在参议院议长的座位上给你们写这封信的，因为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就一个他丝毫不理解的话题发表主题演讲，不过之前一位来自亚利桑那州的资历不深的参议员已经发表了一些看法，他倒是言之有物。
他希望家乡云淡风轻（华盛顿正“阴雨蒙蒙，雾气缭绕”），还告诉他们，星期日早晨他将飞去普罗维登斯。他又补充道：
明晚9点30分打开收音机，能收听到哈里向民众发表的杰斐逊纪念日演说。我想届时所有的广播网都会播放，所以要收听到应该不难。在我之后致辞的是总统，我要隆重地介绍他出场。
希望你们一切安好
爱你们
有空回信
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发言之后，阿尔本·巴克利建议先休会，第二天再继续。下午4点56分，这位副总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在一个多小时前就已经当上了美国的第33任总统），他还到众议院议长萨姆·雷本那里喝了点儿酒。他在那儿正喝着掺水的威士忌时，白宫的总机电话打来。厄尔利说：“请你立刻到这里来，从宾夕法尼亚大道正门进来。”杜鲁门有点儿莫名其妙。他以为总统可能提早从沃姆斯普林斯回来了，想和他讨论些小事。但上楼后，当他看到埃莉诺·罗斯福的表情后，就知道这绝对不是小事。埃莉诺轻轻地把手放在他的肩上，平静地说：“哈里，总统去世了。”杜鲁门一时有些不知所措，问她有没有需要帮忙的，埃莉诺说：“现在是你有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你才是真正处于困境的人。”
17分钟后，下午5点47分，白宫总机通知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新闻社召
开一个紧急的电话会议。这三家新闻社的记者接起电话，听到下面一段话：“我是史蒂夫·厄尔利。现有急电一则。总统于今天下午猝然离世，时间是……”
这就足够了，赫斯特的国际新闻社第一个发出电讯：
急电
国际新闻社4月12日5点47分华盛顿报道：罗斯福去世。
30秒后，合众社紧接发电：
急电
华盛顿报道：罗斯福总统于今天下午去世。
两分钟后，下午5点49分，美联社发电：
急电
华盛顿报道： 罗斯福总统下午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去世。
合众社华盛顿分社的一个新闻改写员，正在用记者的速记手法将厄尔利口述的消息记录下来：
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死于脑溢血——杜鲁门副总统已知，白宫，罗斯福夫人通知——国务卿已知——已召集内阁会议——在部队的4个儿子已由母亲去电通知——总统已于下午逝世。他恪守职责到最后，这也正是对你们的希望。上帝保佑你们。我们爱你。罗斯福夫人署名“母亲”
。
罗斯福夫人、麦金太尔中将、史蒂夫·厄尔利下午一同乘飞机离开华去沃姆斯普林斯——（史蒂夫说）我们预计于明早离开沃姆斯普林斯，乘火车返华盛顿——殡仪事宜星期六下午白宫东厅——星期日下午海德公园安葬——详细事宜及具体时间还未确定。
详情向沃姆斯普林斯人员询问。
在纽约大街和西北第14街的WRC电台办公室内，24岁的戴维·布林克立正值班。他听到国际新闻社的电传打字机的铃声响了4下，忙撕下新闻稿，递给上司。现在正是电台播放儿童节目的时间： 全国广播公司正播放儿童连续剧《轰动一时的法雷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播放的是《荒野之路》，美国广播公司正在播放《米德奈特船长》，共同广播公司播放的是《汤姆·朱克斯》。然而，5点49分，评论员们的声音响彻各大广播电台和地方广播站。接下来的4天内，广播电台取消了所有的商业广告，没有任何其他消息值得谈论。有人问纽约一名布朗克斯区的家庭主妇是否收听到收音机里播报的公告。她哭着说：“我还需要一台收音机吗？看着人们的表情就知道了。”大家不管是否认识，都相互转告，或打电话给自己的朋友，或打长途电话给自己的亲戚。在沃姆斯普林斯的大多数人都还未搞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时，总统去世的消息已经在伦敦和莫斯科传播开，甚至包括东京和柏林。在德国，夜幕已经降临，艾森豪威尔将军与巴顿和布雷德利将军召开会议，结束后正准备睡觉时，巴顿突然想起自己忘记给手表上发条，便打开收音机对时间。他听到了英国广播公司评论员用深沉惋惜的声音说道：“我们很遗憾地宣布，美国总统已经去世。”巴顿立刻叫醒了布雷德利，又一起叫起了艾克。几乎同一时间，在佐治亚州梅肯市附近的一条高速公路上，露西·拉瑟弗德询问邵曼托夫夫人是否可以打开车上的收音机，这位画家点了点头。她们正在听轻柔的音乐，突然节目就中断了：“我们暂且中断节目，给大家播报一条特别急电……”露西喘息着，用双手紧紧捂住脸。
在给儿子们的电报中，埃莉诺·罗斯福强调说他们的父亲一生尽忠职守，他也希望他的儿子们能将这一点继承下去。她秉承维多利亚时代的传统，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她离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时就小心翼翼，不想中断会议进程或惊扰任何人。她崇尚礼节和得体，也相信儿子们会理解她。在冲绳岛外海域上，美国海军后备队中尉约翰·罗斯福正站立在航空母舰“黄蜂”号的指挥台前查看，此时他接到了来自驱逐舰乌尔沃特·L·穆尔的语音消息，内容来自海军后备队中尉指挥官小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敌方水域，要辨别说话人的身份是不可能的，但也无此必要，毕竟有着格罗顿学校和哈佛大学口音的人并不常见。“你这是要回家了吗，老兄？”从驱逐舰发出询问。“没有。”“黄蜂”号上一个男人答道，“你呢？”年轻的小罗斯福说：“不，让我们先把这里清理干净再说吧。再见，老兄——语毕。”约翰·罗斯福回道：“再见——挂断。”
听闻罗斯福逝世，美国人个个疑虑重重，又颇感震惊，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恐惧。罗斯福总统带领了他们这么长时间，现在谁又会接手？《纽约时报》记者卡贝尔·菲利普斯回忆说，当大家开始意识到这一点时，白宫记者团都惊呆了：“天哪！杜鲁门将成为新总统！”但在当时，外界无所谓也根本不可能想到杜鲁门会成为新总统。罗斯福去世的消息犹如一团黑影笼罩在美国的土地上。埃莉诺后来承认，只有到那时，她才意识到罗斯福与美国人是多么心心相通。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曾在《纽约时报》中写道：“他一生鞠躬尽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赢得尊重，任总统12年，就连其他国家的人们也尊称他为‘总统’，就好比他是世界人民的总统。他从不奴颜婢膝、巴结讨好，也从不目中无人、自命不凡。他遇事从容、泰然自若，不屑于阿谀奉承或抨击报复任何人。他的去世令这些伟大品质都显露无遗。”
一些人的反应出乎意料。罗伯特·A·塔夫脱震惊得声音颤抖：“他是当之无愧的战斗英雄，他全心全意为美国人民服务，死而后已。”《纽约时报》发表的讣告社论饱含悲伤与沉痛：“当一个强大无情的野蛮文明扬言要接管西方世界时，幸得富兰克林·罗斯福掌管白宫。百年过后，人们依然会为此跪在上帝面前感恩戴德。”自亚伯拉罕·林肯于1865年去世后，纽约爱乐乐团第一次取消了卡内基音乐厅的演奏会。在伦敦，丘吉尔步入他在唐宁街10号的书房内，获知了此消息。他说他“仿佛感到重重的一拳打在自己的身上，犹如五雷轰顶”。白金汉宫的《宫廷公报》发表讣告，此前从未有一位外国国家元首而又非皇室成员的讣闻被登载。莫斯科的国旗镶上黑边，降半旗致哀。《泰晤士报》记者报告称，英国人奔走相告“我们失去了一位挚友”。
在华盛顿，迪安·艾奇逊从行政办公大楼的窗户往下看，密密麻麻的人群聚集在白宫前。“没有什么可看的，”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肯定他们也并不奢望能看到什么东西，只是静静站在那里，惘然若失。”在柏林，苏联的炮弹纷纷投落到元首的居所外面，戈培尔依旧喋喋不休地说：“我的元首！祝贺你！罗斯福已命赴黄泉！星宿显示，4月后半月我们将苦尽甘来。今天是4月13日星期五，这正是我们的转折点！”希特勒听后也颇为所动。另外一边，东京广播电台却让人深感意外，它引用首相铃木贯太郎海军大将的话：“我必须承认，罗斯福确实领导有方，为美国赢得了当前的有利形势。考虑到这一点，我很理解他的辞世对美国人民的沉痛打击，为此，我深表同情。”随后，一名播音员补充道：“为纪念这位逝去的伟人，现在我们特别播放几分钟的音乐。”
默默无闻的哀悼者则以其特有的方式寄托哀思。圣迭戈市有一位名叫佩特罗斯·普罗托帕帕扎基斯的人，向法院申请改名为佩特罗斯·罗斯福·普罗托帕帕扎基斯。纽约消防队的所有消防站进行“四五长鸣”——消防队哀悼消防员因公殉职的仪式。芝加哥一名小男孩在自家的后院摘了一束花送上，附上小条写着他不能参加葬礼，深表遗憾。晚饭前，格罗顿学校学生得知总统去世的消息后，饭也没吃，就跟随校长前往礼堂哀悼这位1900届校友。海德公园深处的圣詹姆斯教堂为他们教区的这位委员敲响了钟声。《纽约邮报》言辞恳切，总统若是有灵，也会为之感动，该报在每日伤亡栏栏首发布了这样一则消息：
华盛顿4月16日电：以下是最近一批逝去的英烈及其亲属的姓名。
陆军–海军阵亡烈士
白宫：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总司令。妻子： 安娜·埃莉诺·罗斯福。
地址：白宫。
军事周刊《扬克》的一位编辑写道：“我们调侃过罗斯福，总拿他来打趣……但他毕竟是罗斯福，一个领导我们成长的人……他不仅是军队总司令，还是我们这代人的总司令。”佐治亚州一位年长的黑人说：“走投无路时，罗斯福让民众有了活路。”很多与罗斯福素未谋面的陌生人向记者约翰·甘瑟倾诉：“我从未见过他本人，却感觉像是失去了我最要好的朋友。”起初，甘瑟自己也不理解这出人间悲剧： “他走了，让人难以置信。他相信人性本善，致力于改善穷人的生活。他有雄才伟略，又足智多谋。他相信人民，是号召人民奋发的旷世奇才。现在，这一切都成为过去，让人难以接受。”国会山上，议员林登·B·约翰逊声音哽咽，断断续续地说：“他总是如慈父般待我。无论何地，他是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唯一一个从未有所畏惧的人。上帝啊上帝——他是如何把我们所有人的担子全担起来的啊！”
当然，也有许多美国人并不认为他是战时英雄，也感觉不到像是失去了最好的朋友，更不用说视他为慈父。他们的情绪往往悲喜交加。有一位曾反对他的人怯怯地说：“现在我们终于自己做主了。”有的人为此欢欣鼓舞。噩耗刚刚传来时，公园大道一家酒店的电梯内，华尔街一位著名律师的妻子紧张不安地拽着一只手套，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冲到收音机前。突然，身后传来一位男子的怪叫：“他终于死了，死得真是时候！”这位女士转过身来，用手套直直地扇了他一个耳光。
罗斯福是美国人民永远的总统。所有的悼念中，恐怕以塞缪尔·格拉夫顿的悼词最为贴切：“人们回忆他，如一位面带笑容的公交车司机，嘴上总翘着烟嘴。他习惯了在急转弯时听到车上传来一阵嘈杂声，乘客习惯于埋怨他不该这样驾车，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可以安全地继续驶向下一个转角，同时也明白哪些嚷嚷声为真、哪些为假，因为他热爱车上的乘客。现在他走了，车也停了，离天堂之门还很远，乘客们紧紧地拽着彼此，不知如何成功转过下一个弯道。”
康涅狄格大道4701号二楼的一套公寓里，20岁的玛格丽特·杜鲁门正在为晚宴盛装打扮。电话铃突然响了，据她后来的回忆说： “电话里，父亲的声音紧张又奇怪。”但她当时正为晚宴兴奋不已，因此并未多加注意，还高兴地说：“喂，爸爸。”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你晚上回家吃饭吗？”
“叫你妈妈来听电话。”
“我只问一个简单的问题！”
“玛格丽特，请你叫妈妈来听电话，行吗？”
听到这句话，玛格丽特很委屈，双眼含泪，径自回到梳妆台前。过了一会儿，她瞥见母亲站在门口望着她，或者说，只是望向她这个方向。
“妈妈，出什么事了？怎么了？”
母亲贝丝·杜鲁门轻轻地回答：“罗斯福总统去世了。”
“去世了？”
贝丝给一位朋友打电话，门铃响了，玛格丽特打开门，看见一个陌生女人站在门外。
“是杜鲁门小姐吗？”
“没错！”
“我是美联社的记者。我想……”
没等她说完，玛格丽特就“嘭”的一声关上了门。因为她这才意识到自己穿着衬裙开的门，同时也意识到自己不再有清静日子了。她向窗外望了望，一大群人围在楼下，有记者、摄影师、朋友以及好奇的路人。公寓管理员后来发现，许多人来申请租这套空出来的套房，这里宽敞宜人、交通方便，每月房租120美元，属租金管制公寓，现在上门求租的人可谓络绎不绝。
第一夫人的专机在本宁堡的飞机跑道上空盘旋，准备降落。与此同时，比尔·哈西特正在亚特兰大帕特森殡仪丧葬公司购买棺木。哈西特想买一副内里镶黄铜的结实红木棺木，但这家公司没有，因为黄铜都用于战事了。后来，他又要求棺木必须长6英尺4英寸，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着实块头不小，但似乎这样的要求也不能得到满足。这家殡仪公司确实有一副较长的红木棺，但已经答应要卖给新泽西的一家殡仪馆。双方僵持不下，但这位精明的佛蒙特州人仗着总统的声望，最终揽得这家公司最好的棺木。10点45分，棺木由两辆灵车护送到达沃姆斯普林斯。40分钟后，埃莉诺·罗斯福、麦金太尔医生和史蒂夫·厄尔利赶到。
罗斯福夫人同格雷斯·塔利以及到场的表亲聊了很久，不知是谁告诉她关于露西·拉瑟弗德当时在场的事，这是最不恰当的时机。当时她直发抖，平静下来后，径直回到卧室，5分钟之后才露面，庄严肃穆，没有了眼泪。这时要计划筹办葬礼，包括拟定送葬的路线、确定丧葬仪式、指明牧师人选、选定颂词，还要按照国家礼节确定出席葬礼的人员，因为白宫东厅只有200个座位。这无先例可循。上一任过世的在职美国总统是沃伦·G·哈定（1923年），而国务院才发现哈定葬礼的相关材料已然遗失。所以一切都要仓促决定，由总统遗孀全权负责。
结实的灵柩上装饰有厚厚的佐治亚松枝，盖有海军陆战队深绿色的专用毛毯，停放在总统专用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上。灵柩中，总统年11月末，杰奎琳·鲍维尔·肯尼迪曾参照此复本安排肯尼迪总统的葬礼。遗体的下半身盖着他的海军斗篷。罗斯福夫人点头同意后，一面国旗便盖住了灵柩。在熠熠夜光下，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金银花的香味，他们忙了一个通宵。4月13日星期五上午9点25分，送葬队列出发，灵柩置于炮架上，以本宁堡乐队敲着低沉鼓声为先导，在红泥道上缓缓向火车站方向前进。弯弯的道路两旁，佩戴头盔的伞兵列队肃立。士兵们有的脸色苍白，有的面带泪痕，有位士兵在灵柩经过时站立不稳，昏厥在地，滚入路旁的水沟。总统最喜欢的黑人手风琴家格雷厄姆·杰克逊奏着一曲《回家》，恭送总统。军队的护柩人将灵柩送上列车，司机发动了火车，顺着坡势渐渐滑向远方。这是罗斯福专车的第400次旅程，也是最后一次。火车的最后两节车厢对调了，罗斯福夫人所坐的“斐迪南·麦哲伦”车厢现在是倒数第二节。最后一节是罗斯福曾经用于办公的车厢，现在他的灵柩正停放于此。卫兵在两旁肃立，列车继续行进。其他车厢的窗帘大都垂下，唯独这节车厢的窗帘拉开着。国旗覆盖的灵柩上面，亮着灯，整夜未灭，以便车外的路人瞻仰。
列车沿途都是露宿的哀悼者，没有人估算过到底有多少人。在亚特兰大，人们不准靠近铁轨。火车轰鸣着沿轨道缓慢行驶在9号公路上，沿途戴着白手套的士兵队伍高举带刺刀的步枪致敬。尽管如此，对总统忠心耿耿的人民还是纷纷前往，涌上街头，交通一度瘫痪。四处的车库、仓库、工厂和楼宇屋顶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神情凝重地望着远处的列车。私人飞机在上空盘旋，久久不愿离去。这天下午，列车驶离亚特兰大后，每个十字路口都站着静静默哀的人群。当列车驶向盖恩斯维尔时，梅里曼·史密斯在列车里喊道：“快看！”棉花地里，一群戴着印花头巾的黑人女佃农双膝跪地，紧握的双手伸向列车志哀。
列车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盖恩斯维尔短暂停留，补充燃料，工作人员换班，又由新司机在车头上挂上一面国旗。至少5个街区的人群伫立在铁路两旁，全部睁大双眼，目不转睛地望着列车。接着，一队童子军开始吟唱《信徒精兵歌》。梅里曼·史密斯后来回忆道：“刚开始唱得并不整齐，随后，声势渐渐壮大起来。不久后，近万人同时唱响，声音顿时如管风琴般响彻耳际。”列车继续缓缓向北行驶，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回忆道：“整晚我都在铺上躺着，望着窗外渐渐昏暗的天色，看着丈夫曾经无比热爱的国土，我的目光转向站在车站和十字路口的人群，他们远道而来，彻夜未眠，只为聊表自己对总统最后的敬意……我的确感到震惊，一路上，不管是车站，还是十字路口，都站满了人群。这一切都超乎我的想象。”她一向喜欢米勒德·兰佩尔悼念林肯的诗。望着窗外的夜色，法拉伏在她的脚边，这四行诗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中：
凄寂的列车行驶在凄寂的轨道上
7节车厢漆黑发亮
缓慢、肃穆的列车
载着林肯回到了家乡……
星期六早上6点20分，列车驶过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曙光微明，又是春日里明媚的一天。森林中开满了山茱萸，如弥漫的粉红色薄雾，遍地都是盛开的杜鹃花和紫丁香。不到4个小时后，杜鲁门总统来迎接列车，仪仗队沿着特拉华大道前行，然后向西转到宪法大道。富兰克林·罗斯福曾经沿着这条路走过无数次，笑容满面地朝欢呼的人群挥舞自己竞选时的软呢帽。今天，在场的人更多，却异常安静，只听见空军24架解放者重型轰炸机从上空飞过。
这样装备盛大的葬礼在首都史无前例。头戴钢盔的士兵列队站在两旁的人行道上，一队警察骑着熠熠生辉的摩托车在前方开路，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乐队演奏着肖邦的《送葬进行曲》、《信徒精兵歌》以及选自宗教清唱剧《扫罗》的《死亡进行曲》，海军军校的学生也在队伍中。队伍里还有坦克、运兵车、载着步兵的卡车、陆军妇女团、海军志愿紧急服役妇女、海岸警备队妇女后备队。解放者重型轰炸机又在上空出现，突然间，载着覆盖黑丝绒棺木的灵车出现在人们眼前，由6匹白马牵引，车后还跟着一匹马，都戴着眼罩、马镫倒悬、指挥刀和靴子倒挂在马镫上——标志着战士阵亡，源自成吉思汗时期。阿瑟·戈弗雷正在向全国实况转播，当他看到灵柩时，声音哽咽了，忍不住抽泣。伯纳德·阿斯贝尔写道：“一切都太突然了。灵柩静静地前行。它看起来是那么小，只是一个大轮车，盖着国旗的灵柩徐徐走过，并非人们想象的那般高大宏伟。和一般人的安身之所一样小。”
队伍向右转入第15街，又向左转上宾夕法尼亚大道，经过一群不断抽泣的妇女。“他走了。永远离开了，再也不回来了。我是多么敬爱他”，“上帝啊，他走了，永远离开了我们”。而后，灵柩到达白宫，从西北门进入，直上北边的门廊。海军乐队开始演奏美国国歌《星条旗》。这时，一个敏捷的身影从人群中悄悄离去，匆忙回到了总统办公室——哈里·杜鲁门已经开始埋头工作了。当然，没有人注意到他，因为所有人的目光都望向门口。仪仗队正抬着灵柩进入白宫东厅，后面跟着总统遗孀。
那也许是战争期间最宁静的一个下午。全国各地的百货公司都挂上了黑布，林林兄弟巴纳姆–贝利马戏团取消了日场演出。停止营业的电影院，仅在纽约就有700家。报社当天未登广告，很快就编辑完成。就连杂货店也在下午2~5点关门。下午4点，仪式在白宫东厅举行，整个美国都停下来了。美联社、合众社、国际新闻社的电报缓缓打出：肃静。公交车和汽车停靠在路边；电车停止运行；空中的飞机只在上空盘旋；已经着陆的飞机停在跑道上，并未驶向航站楼；收音机停止播放。此时此刻，没有电话服务，甚至拨号音都没有。纽约的地铁隧道里，505辆地铁列车在运行中暂停。到处都能见到男士们脱帽，女士们屈身。那一刻，所有美国人都像聚集在白宫东厅的200名哀悼者一样静默。
东厅四面摆满了百合花，足有10英尺高，遮住了墙壁，散发出浓郁的香味。当杜鲁门总统进来时，人们竟忘记起立，没有人留意到这点儿礼节上的疏忽，连杜鲁门自己也未察觉。除此之外，整个仪式进行顺利。罗斯福的轮椅静静地放在临时祭坛旁边，让人不禁想起他一生克服了重重困难。在罗斯福遗孀的请求下，所有宾客唱起了海军赞歌（“永恒圣父，恩能无边……”）。圣公会主教安格斯·邓恩致悼词，并引用了罗斯福在演说中最常说的那句话“我们唯一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祝福祷告仪式在下午4点23分结束。仪式后，罗斯福夫人率先离场，而后，楼上罗斯福一家的房间里就传出她同安娜的争吵声。罗斯福夫人离开的那段时间，女儿充当家里的女主人。当时，罗斯福总统曾询问安娜，自己能否同“一位老朋友”——露西·拉瑟弗德共进晚餐，安娜迟疑了，因为她知道个中含意，但最后还是同意了。埃莉诺觉得他们两个人都对不起自己，但后来她想通了，擦干眼泪后，下楼来到东厅，向遗体做最后的告别。工作人员打开了棺木，她放进去一束花后，棺木便永远地盖上了。
联合车站上，两辆列车等候着将宾客送往海德公园。第一辆列车负责运送罗斯福一家、杜鲁门一家、最高法院工作人员、内阁成员以及总统生前好友，第二辆列车负责运送国会议员、外交官以及新闻记者。晚上9点半，送葬队伍沿着早晨的路线返回，道路两旁士兵肃立，人行道上的人群静默。但政治人物就是政治人物，列车开离华盛顿后，政客们就谈论起政治。在“斐迪南·麦哲伦”车厢里，哈里·杜鲁门认真地同詹姆斯·伯恩斯交谈着，希望他能接任国务卿一职，因为伯恩斯参加过雅尔塔会议，对那里签订的协议了如指掌，没有人比他更合适。哈罗德·伊克斯是列车里声音最大的一个，他肆无忌惮地调侃杜鲁门，又同妻子吵嘴。亨利·华莱士脸色阴沉，闷闷不乐地一个人待着。星期三晚上摩根索还在沃姆斯普林斯见过罗斯福总统，他表示：那晚总统倒酒时，手确实比平时颤抖得厉害些，但头脑依然如往昔般灵活。哈里·霍普金斯则忙着告诉别人，新总统可不是5个月前“信手拈来”的，罗斯福观察了他好长一段时间，见杜鲁门确实领导有方，将委员会管理得不错，又广受参议院欢迎，而以后的和平协议正要提交参议院批准，所以才选他为副总统候选人。
到了布朗克斯，列车短暂停留。当离开莫特港公园时，第二辆列车调到第一辆列车前方，这一消息通过电报迅速传到哈得孙河的另一边，为总统志哀的纽约人民认真地聆听着一举一动。破晓时分，《纽约客》的《城中话题》栏目的一名记者出现在西点军校河对岸的纽约加里森火车站。他向铁路岔口的看守打听总统的车什么时候经过，那人回答：“到这儿是7点半到8点。载有国会议员的列车先到，大概15分钟后，总统的列车通过这里。”人群开始聚集过来，一位父亲带着个浑身打哆嗦的小男孩：“孩子，你要记住今天看到的一切。”但儿子却回答说：“冷死了！”
过了不久，又开来二三十辆轿车，从福特a型到1942年凯迪拉克均有。车主们看起来与其说是伤心欲绝，倒不如说是很激动。这名记者突然意识到，这说不定才是罗斯福希望看到的，因为“富兰克林·罗斯福情愿走得热闹一点儿，而不希望看到哭哭啼啼的场面”。这些人一边等，一边窃窃私语。（“星期五那天，我没告诉贝尔登太太，怕她受不了这样的打击。”“要是上帝能让他挺到战胜德国就好了！”“我倒想站台上所有人都站到一处，这样对他的敬意显得更大些。”）一批格伦可列夫修道院的教士身穿棕色教袍和凉鞋，恭恭敬敬地站成一排，如士兵一般整齐。一位妇女紧张地说道：“要是见不到他就糟了！”旁边一位男士安慰道：“放心吧，会见到的。”
车子果然慢了下来。第一辆列车过后，第二辆列车也缓缓驶来，车头还冒着缕缕白烟。男士们纷纷脱下帽子，就像80年前林肯的灵柩经过这里时一样。一开始，一个身穿红蓝格短外套的加里森青年大喊了一声，人们立刻齐齐望向列车里国旗覆盖下的灵柩以及守灵的仪仗队。
一个小女孩尖叫道：“我看见他了，真的看见了！”
女孩的母亲尴尬地说：“孩子，你看不到的，他正在国旗下面安睡呢！”但小女孩又重复了一遍：“我看见他了！”
人群散得很慢，好像拿不定主意接下来要做什么。那位父亲带着浑身打哆嗦的男孩离开时，男孩转头跟父亲说：“我都看见了。”父亲回答道：“那就好，一定要记住。”
冷泉、波基普西、切尔西、培根……这些名字都是罗斯福再熟悉不过的了——随着队伍的前行，都退向后方。星期日早上8点40分，列车从罗斯福的庄园旁转入海德公园私家轨道。列车一停，就响起了礼炮声，每15秒一响，连放21响。西点军校乐队引领着仪仗队前行，沿着土路，走上弯曲陡峭的斜坡。1870年，罗斯福的父亲詹姆斯·罗斯福开辟了这条非常宽敞的路，罗斯福小时候将它称为“河道”。就在这里的河边，孩童时的罗斯福学会了游泳、划船，又在阳光普照下的高地上学会了骑马。如今，只剩一匹马驮着空空的马鞍和倒挂的马具，一步步踏上岸边高地。
罗斯福庄园在山顶上。10英尺长的篱笆围在玫瑰园外，花园里已挖好一座新坟。一个简单的下葬仪式准备在这里举行，罗斯福的亲人、高级官员和友邻都被护送到这里。护柩的军校学生手持长枪，6名军人将灵柩抬进花园，埃莉诺·罗斯福紧随其后。花园里立着一个用绿叶编织成的十字架，海德公园圣公会主教来为吊唁者领祷。玛格丽特·杜鲁门在当天的日记中提到：仪式“很简单，但很感人”。当护柩者将灵柩缓缓放进墓穴时，主教举起手祷告：
为人的苦难结束了，
争执的日子结束了，
抵达上帝的彼岸，
结束一生的旅途。
上帝啊，愿你的孩子安息吧，
我们在这里，愿你的奴仆安息吧。
一架飞机在上空孤独地盘旋，军校学生整齐地踏前一步，向空中连放三响礼炮。小狗法拉吓坏了，狂吠、打滚、缩成一团。司号员吹响号角时，法拉仍被吓得惊慌失措，不住地颤抖。
埃莉诺·罗斯福缓缓地离开了丈夫的墓地。回到纽约，她在黑色丧服上别上了珍珠鸢尾花，这是罗斯福当年送给她的结婚礼物。对着围拢过来的一群记者，她只说了几个字：“一切都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