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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3月，全美国都流传着一个小故事：一名女士在公交车上大声说道：“打仗以后，我丈夫的工作比以前好，挣的钱也比以前多，所以我想让战争多打几年。”听到这些，另一名女士愤然起身，给了她一记耳光，说道：“这一耳光是为我在珍珠港死去的儿子打的。”接着又给了她第二记耳光，说：“这一耳光是为我在巴丹死去的儿子……”
这个故事不太可信：什么样的母亲会在瓦胡岛和吕宋岛都有儿子？这个故事之所以广为流传，是因为它反映了战时美国自身的问题。的确，战争对千百万美国人来说就是一个宝藏，它带来了经济复苏，人们在“大萧条”时期的梦想成为现实，但这却让人们充满负罪感。当然，人们还没有内疚到拒绝赚钱的程度——这样的要求有些过分，不符合人类的本性，而且这并不能帮助参战部队。但这种负罪感足以让他们参加回收废铁活动、购买战争债券、为民事防护组织服务，以及偶尔请孤独的士兵喝酒。
每场伟大的战争都会带来社会的变革，像“二战”这样大规模的战争，注定会给美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当时，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纽约每日新闻》真的相信美国大兵打仗是为了“回来看球赛，并把油箱加满”。有时，美国大兵自己认为他们是为妈妈和苹果派而战，但历史没有这么简单。1941~1945年，美国经历了变革带来的阵痛，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像美国这样经历过这些后依然故我。思想、习俗、经济理论、外交政策，以及不同性别和社会各阶层关系都在美国国内展开较量。像基尔罗伊一样的女子铆钉工随处可见，战前女性的形象一去不复返。
产生变化最明显的原因就是紧缩的经济被注入大量资金。1942年，华盛顿每天给美国市场注资3亿美元。到1945年战争结束，据统计战争开支达2 450亿美元，比1789~1940年年度预算之和还多，其间，美国还打过5场战争。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美国人民生产的产品和劳务的总值）为910亿美元。1945年，则达到了2 150亿美元。这是史无前例的巨大飞跃。1940年，失业人口一度达到800万。战后，这一危害美国社会的顽固毒瘤消失了。就业人口从4 500万攀升到6 600万，其中包括500多万女性。保罗·班扬
回来了，整个国家的信心复苏了，回到了股市大崩盘之前。1943年的公司利润就超过了1929年的。
约瑟夫·保罗·戈培尔曾嘲笑说：“美国人孤立无援，以至于他们必须不停地吹嘘自己物资丰富。他们夸下海口，说每天造1 000架飞机和坦克，但打仗的时候却拿不出来，只能连吃败仗。”戈培尔的话没有经过大脑，甚是滑稽可笑。美国可以派出1 200万人的军队，同时和两个强大的帝国作战，建设的海军规模比敌军和盟军海军加起来还庞大。即使这样，1939年美国国内消费额仍增长20%。这让人十分困惑。爱德华·R·默罗说：“我们生活在阳光下，生活环境相对舒适，安全也有保障。‘二战’开始以来，唯有美国生活条件有所提高，未像欧洲国家一样，被战争所困。”埃里克·塞瓦赖德看到，美国国内大部分人的生活都因为战争有所好转，他警告道：“如果苦难会影响人们的思想，那么安逸也会。”
《时代周刊》鼓吹道：“美国突然间富裕了起来——美国各地一夜暴富。”但并没有多少美国人的财富有所积累。许多小企业被高效的大企业排挤，这是事实。然而，纳税申报表显示，战争带来经济增长的真正受益者是普通家庭，他们在“大萧条”时期几乎一无所获。这并不是人为安排好的，发生这一现象的部分原因深藏于美国的国民性格之中。有“20世纪的托克维尔
”之称的D·W·布罗根，向欧洲同胞解释说，他们的盟友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场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战争是生意，而不是艺术；他们不在意能否占领道义的高地，只关心能否打赢战争……美国是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公司，公司的股东都希望能盈利，该国的整个历史都证明了这种期望。”
农民也从战争中得到了好处，原因显而易见。“大萧条”时期，产量过剩让农民损失惨重。“二战”初期，由于害怕悲剧重演，农民们有些畏首畏尾，不敢投身于大规模生产。到1942年秋，总统终于使他们相信美国必须成为世界粮仓。等他们回到田间地头，粮食产量已比之前高出25%。这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大萧条”时期，发明家、化学家、工程师和农艺师发明了新型肥料、高产种子、杀虫剂和新型机器设备，科技已经可以改变农田的面貌。其他行业也如此，战争使科学家、军官、经济学家、公司高管、国家公务员通力合作，凝聚各方智慧，不仅寻找解决战时棘手问题的方法，也在寻找应对战后世界各种挑战的途径。20世纪30年代被搁置的发明，这时却有助于取得战争胜利。有管理天赋的年轻人，比如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助理教授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认为雷达、装配式住宅、冷冻食品、柴油机以及原油热裂解等战时使用的技术，在和平年代也能帮助人们过上富足的生活。战争已创造了广阔的市场，但人们还能清晰地看到，赢得战争将有更为广阔的市场。弗雷德里·刘易斯·艾伦写道：“显然，战争给人们的思想以相互启发与激励。总的来说，美国科技在战争中经历了如温室培育般的爆发式增长。”
30年后，当年的生产奇迹已经渐渐成为平常事，但其深远的影响开始显现。“二战”使得平等主义盛行，传统的标准逐渐消失，财富、社会地位、年龄、种族、性别和家庭出身不再让人本能地顺从。之前，人们会因为一个人的“背景”而尊重他；现在，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的“人人平等”摧毁了这一传统。理查德·惠特尼不会再被新新监狱视为座上宾。即使巨大成就赢得了社会地位，也没什么。科学家和工程师帮助解放了美国的生产力，开辟了科学技术的新世界，后来却被遣散，被人们当成“书呆子”。
这些并非都是“二战”的产物，社会变革酝酿积蓄已历经半个世纪。“一战”、禁酒令、“大萧条”，以及之后的冷战，还有核战争乌云笼罩下领袖们的无能为力，这一切都让人们不再相信权威，无论是国旗还是十字架，无论是美国总统还是家中长辈。然而，从珍珠港事件到战胜日本之间的几年具有决定性意义。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国家总动员中肩并肩、不分你我，模糊了阶级界限。更重要的是，经济大权转移到了普通民众手中。经济繁荣之前，美国人寻找产品；随着战后消费社会的到来，商品开始寻找人。下层阶级的富裕开始于20世纪40年代工资的积累。那时，人们认为花钱大手大脚是不爱国的表现，而且商品匮乏和反通胀控制也都导致不鼓励疯狂购物。不过，银行存款不断增加让经济学家忧心忡忡。1943年夏，美国财政部估算美国国内现金、支票账户存款、战时债券总额达到700亿美元。财政部总顾问伦道夫·保罗称之为“活性炸弹”，考虑到之后其对美国人性格特质和生活质量的影响，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在取得最后胜利之前，这样的想法只能为当务之急让步。在没有彻底打败轴心国之前，考虑战后和平时期的挑战显得为时过早，甚至很危险。1942年，当局提出让国家资源规划委员会研究战后问题，但国会解散了委员会，这项研究也就不了了之。有时，总统也无暇顾及国内事宜。1943年12月28日，开完新闻发布会之后，总统向一位没有离场的记者透露，他已经厌倦了“新政”这个词语。他说，10年前，“新政医生”是一名内科医生，治愈了国家内部的急性病。但在1941年12月7日，痊愈之后的病人遭遇“严重事故”，“新政医生”不懂如何治疗此类疾病，将病人交给了“外科医生——战争胜利医生”。
社评人们一片欢欣鼓舞。《时代周刊》写道：“揭示死亡：10岁的新政在营养不良的长久病痛中，最终病逝。1932年选举后，新政诞生，经过4年的健康成长，1937年开始在眼部出现黑色斑点，后因战争冲击始终无法完全康复。上个星期，新政之父——富兰克林·罗斯福宣布新政病逝。”他真的这样做了吗？罗斯福只是感兴趣于将其转化成其他形式的改革，他正在起草两个重要法案，并准备提交国会审议。一个是《美国军人权力法案》，为退伍军人提供教育和其他权利；另一个提案是允许每一位军人投票。
想当年，国会议员像聆听圣旨一样听他讲话。然而现在，那样的日子已经不再，他不得不被国会牵着鼻子走。在新任的第78届国会中，保守派势力大增。尽管这样，有一件事值得注意，那就是孤立派已经不再是问题了。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已经慢慢地发生历史性的转变，他支持成立一个世界性组织。只有加利福尼亚州的海勒姆·约翰逊仍旧执迷不悟地坚称美国应该“单干”，他与他的想法正逐渐消逝。1943年秋，约翰逊最后一次发表鼓吹孤立主义的演讲。在随后的投票中，关于“参议院是否应该下定决心参与建立国际组织以维持世界和平”问题上，85票赞成、5票反对、6票弃权。另外，众议院以360票赞成、29票反对通过一项由阿肯色州年轻议员傅尔布莱特提出的类似决议。这为华盛顿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扫清了障碍，这次会议拟订了美国参加联合国的初步草案。参议院以89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了该草案。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外交官们字斟句酌地拟订出一个协议，准备建立一个国际银行和世界基金，以维持货币稳定，并为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提供重建资金。温德尔·威尔基为其1943的新书取的名字似乎恰如其分——《天下一家》。
与此同时，各条生产线都在加班加点，生产军需用品，供给苏联、英国、英联邦国家、自由法国和美国自己的军队，准备1944年的决战。生产打字机的工厂转而生产机枪，汽车工厂则生产轰炸机。在康涅狄格州，伊格·西科斯基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条直升机生产线。另外一个康涅狄格州的工厂坐落于斯特拉特福德城，则生产了6 000多架海盗式战斗机。单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就为陆军制造了25 507辆坦克。
由于精密机械的复杂性，没办法预计下星期哪种民用物资会出现短缺。敢于领先瞬息万变的市场而囤积货物的人，只有那些人手和资金都很充裕的专业投机者。糖、黄油、酒、肉、香烟，这些物资出现短缺情有可原，战场上的部队和家乡的人民都需要这些东西。但令人疑惑的是，为何这个星期刚有了香烟却没有了火柴，为何政府对汽车轮胎执行配给政策，开车的人进城买自行车时，却发现自行车也开始执行配给政策，战争又为何会消耗卷发夹、假发、厨房用具、割草机、纸张、腰带、茶叶、尿布、铜棺材、烤面包电炉、烘烤模、打蛋器、小锡兵和玩具电车、芦笋夹、啤酒杯、痰盂、雀笼、照相机、调酒器、爆米花机、进口皮草和龙虾叉。任何疑问都会得到同样的回答：“你知不知道我们正在打仗？”是的，知道，不过……
这有点儿不合情理，执掌战争动员局的吉米·贝尔纳斯对此心知肚明。他的办公室在拥挤的白宫东区，那里还在装修。（贝尔纳斯的新闻收报机只能放在男厕所里。）生产小东西的工厂多数情况下都在为战争机器服务，所以战时不会生产像游船、烘烤模和龙虾叉一类的东西。但那些小东西的库存没理由不被清理，真正的原因是，全国性的大动员必定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问题。全美91%的人口，也就是12 260.4万人，都需要发放糖配给证，不能指望发放过程中不出现任何纰漏。错误是难免的，但有些错误让人难以置信。有一次，费城配给办公室忘了给自己发燃料导致其暂时关闭。每个被住房短缺困扰的家庭都听说过一个故事：洛杉矶发生一起谋杀案，当地记者奇克·费尔顿赶到案发现场，确定受害者已经死亡，他立刻前往受害者的住处，气喘吁吁地问房东：“能不能把死者的房间租给我？”房东摇摇头说：“我已经租给刚才过来的警察了。”
除了黑市里的商贩，以及身处战略要地的居民（比如底特律人，他们溜到加拿大境内，将繁荣的温莎市商场里的商品一扫而光，然后带回国内销售），大多数国内战线的民众只能强迫自己执行禁欲主义，虽然他们并非心甘情愿，但也乐意这么做。的确，美国国内人民抱怨生活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尤其是站在当时的战争债券海报之下。海报里是一个生命垂危的美国大兵，旁边一行字写着“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你只是借出你的钱”。自然，某些物资的匮乏比其他的容易忍受，比如战时生产委员会从1942年秋至1944年夏停止供应威士忌酒，但除了流浪街头的酒鬼以外，很少美国人为此感到恐慌。（酗酒成性的酒鬼只能喝奥尔德斯巴德那样的劣质酒，这种酒是从丢弃的土豆和土豆皮蒸馏出来的；吸烟成瘾的人们则绝望地抽佛里特伍德这类没听说过名字的香烟。）
运输则是另一个问题。1942年2月1日，最后一条汽车生产线转向战争生产，底特律尚余50万辆崭新的汽车。物价管理局将这些车全部征用，存放在政府仓库内，有需要者可申请购买。但申请条件非常严格，像乡村医生这样的人才有资格。到了1944年7月，也只剩3万辆，即使在和平时期，甚至是穷困潦倒的20世纪30年代，这些车也只是三天的销售量。物价管理局又把每月发放定额缩减22%。
如果已经有车，你还要面临汽油短缺的问题。不在国防部门工作的普通公民，车的挡风玻璃上都会盖上黑色的字母“A”，代表一星期可加3加仑
汽油。这就给赛车场和汽车旅馆判了死刑，只能关门歇业。城市里流行电车。路程不远的话，走路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即便是步行也面临着问题，平民一年只能买两双鞋。J·埃德加·胡佛报告说，抢劫犯的目标中，鞋子位列第三，仅次于酒和人造纤维。战争末期，美国本土出现了千奇百怪的交通工具：马车、改装的双人自行车、优雅的贝克电动车，以及喷气式的斯坦利蒸汽车，这种汽车最新的一批生产于1925年，斯坦利公司于当年倒闭。
人们厌倦了繁文缛节和官僚气息，年轻的尼克松曾准确地分析了国民的情绪。男人不在乎长裤脚没有翻边，上衣没有翻领；女人也不反对把长筒袜画在腿上，用眉笔在袜子上画接缝；孩子们习惯食物里只有少量的黄油和更少量的牛肉，并且没有培根。但物价管理局发的那些代币和配给票，对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谜，连杂货店老板也感到莫名其妙。后来，甚至连肉类、脂肪和乳酪也列入配给，用分数制度限制购买，他们几乎急得发疯了。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大家都从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那里听说，纳粹战俘在战俘营的伙食有多么好。
政府不时感到必须采取强硬措施。罗斯福征用了铁路，并给铁路主管穿上上校制服，只有这样才能让工程师们回到工作岗位。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董事长史威尔·艾佛瑞因拒绝服从战争劳力局的一条命令，他被士兵们抬出办公室。［那个星期流传着一个笑话：“你知道蒙哥马利·沃德公司的新产品目录上写的什么吗？‘谁的命令（“订单”双关语）我们都听。’”］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专员保罗·麦克纳特将60万底特律工匠、11万商船海员和150万飞机制造场工人“冻结”在西海岸。
1942年，在战争最黑暗的日子里，轴心国摧毁了1 664艘盟军船只，总排水量超过779万吨。德国海军上将邓尼茨计算过，如果他的“狼群”战术能够平均每月击沉70万吨，那么英国将物资枯竭。他的计算十分准确。起初的胜利让他满心欢喜，他想把所有的德国U型潜艇都派往美国海域。如果真是这样，战争的走向将大不相同，其后果不堪设想，但希特勒束缚了邓尼茨的手脚。希特勒凭直觉展开了另一个攻势——挪威。他强调说，这个地区将决定战争的命运。挪威？邓尼茨不敢相信希特勒的话。他展开一幅地图，给希特勒解释，只有12艘潜艇埋伏在美国海域，但几星期之内就击沉了近50万吨的货轮，其中57%是油轮。希特勒一脸不屑，看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他又重复了一遍：“挪威。”就这样，德军剩余的潜艇全都部署在了那里，而这正是盟军想看到的。
当然，盟军并不知道德军如何排兵布阵。大西洋的威胁远没有结束。德国每星期都有新制造的潜艇下水，盟军被击沉船只的总量也在不断攀升。英国处境艰难。美国告诉他们要坚定信心。如果说打赢大西洋战争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建造比潜艇更多的船只。就在这一关键时刻，亨利·J·凯泽出现在了美国的历史舞台上。年近60的他是一位非常有进取心的实业家。凯泽在建造博尔德大坝、大古力水坝、邦威水坝、沙斯塔大坝和旧金山–奥克兰之间的海湾大桥工程中，都曾扮演关键角色。1942年3月，他收购了加利福尼亚州和俄勒冈州的造船厂，正引进革新性技术，采用预先制造的模块组装生产船只，这种方式可以在保障质量的前提下，大规模生产。
凯泽在工业上取得的成功使其成为传奇。以前，从打龙骨到最终交付，造一艘船需耗时超过200天。凯泽把自由轮的平均生产时间缩短到40天。当年9月，也就是开战后第10个月，他的工厂打好龙骨后24天就制造出了自由级万吨货轮“约翰·菲奇”号，这创造了一项世界纪录。当时，大西洋航行着100艘他生产的船只。那还只是个开始。到1944年，他的船厂每星期都有一艘护航舰下水，他和他的造船同行们17天内就生产出了整支货运船队。1945年的前212天里，他生产了247艘船，平均每天超过一艘。但他早已经把目光转移到其他方面，他向华盛顿表示，如果他能生产自由级货轮，为什么不能生产运输机呢？此言论一出，他立刻就被政府的设计师和工程师们包围，告诉他这不可能。然而，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就是他的人生。这次他找到了一个搭档——霍华德·休斯。此人与凯泽的经历极为相似，而且还创造过一些关于飞行的世界纪录。1942年年末，他们达成协议：两人投资各占一半，利润也对半分。
凯泽和休斯都是天助神佑之人，很快名声大噪，他们应当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为人们所铭记。数千名兢兢业业的高管、上百万名辛勤工作的工人、一些技术娴熟的退伍军人和一些年轻的家庭主妇，一起完成了生产奇迹。美国的资源和自由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这是大日本帝国天皇的天威、墨索里尼的雄辩、阿尔伯特·斯佩尔
的生产天才都无法比拟的。对于在超音速轰鸣声中长大的一代人来说，一些“二战”时期的奇迹看起来稀松平常。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航空设计师可能会认为B–17轰炸机技术陈旧，就像“一战”时的斯帕德战斗机或德哈维兰虎蛾机一样。但在20世纪40年代，B–17轰炸机是技术上的突破，它的诞生正当其时。时间的流逝可以让25年前
“二战”中生产的武器过时，却无法抹去当年奋战在生产线上的工人们的功劳，他们与克虏伯、菲亚特、三菱工厂里的工人竞争，并最终战胜了那里同样努力的工人。
从整体上了解美国军事生产，需要注意的是：1940年5月10日，德军冲入低地国家和阿登高原时，发动的闪电战动用了3 034架飞机、2 580辆坦克、10 000门大炮以及4 000辆卡车。但在法国沦陷之后的5年里，美国制造出：
| 军用飞机 | 296 429架 |
| 坦克（包括自行火炮） | 102 351辆 |
| 大炮 | 372 431门 |
| 卡车 | 2 455 964辆 |
| 军舰 | 87 620艘 |
| 货轮 | 5 425艘 |
| 飞机炸弹 | 5 822 000吨 |
| 轻型武器 | 20 086 061件 |
| 轻型武器弹药 | 44 000 000 000发 |
在1943年年底的德黑兰，斯大林举杯祝酒：“敬美国生产力。没有他们，这场战争早已失败。”12年前，美国政府还给时任总司令的主要副官（也是唯一的副官）艾森豪威尔少校发放有轨电车乘车券。1938年，乔治·C·马歇尔将军还证实美国的军队太弱，无力抵御敌人入侵。1941年8月，希特勒跟墨索里尼说美国是个软弱的国家，“这个国家对生活的理解完全来自贪婪的商业活动”。他应该仔细阅读“一战”时上一届总理所写的文章。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以后，保罗·冯·兴登堡用一句话总结了美国的战争生产：“他们懂战争。”
但他们不懂日裔美国人，加利福尼亚州对待日裔美国人的方式只能被认为是美国的耻辱。那些喜欢给公众人物贴上标签的人应该从中吸取教训，因为种族压迫并非从右翼开始。根据自由派的教条，右翼分子中总是潜伏着种族主义者。鼓吹和执行种族压迫的，正是那些因自由和没有偏见而著称的人——厄尔·沃伦、沃尔特·李普曼、亨利·史汀生、艾毕·福塔斯、米尔顿·艾森豪威尔、雨果·布莱克和约翰·麦克洛伊等。内阁中有一人请求宽大处理日本移民，他就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且获得埃德加·胡佛的支持。一个参议员站出来抗议，他就是共和党人罗伯特·塔夫脱。12.5万名受到迫害的移民中，大部分都已加入美国籍（如果不是带有歧视性质的移民法，他们全都会加入美国籍），许多人的儿子还在部队服役。对他们的迫害侵犯了他们的正当权利，是政府推卸责任的表现。如果说罗斯福和丘吉尔签订的《大西洋宪章》是盟国的共同准则，那么这种行为就是完全背离了整个国家为之奋斗的原则。
珍珠港被偷袭之后，日裔美国人就遭到骚扰。1942年日军一连串的胜利让美国白人产生了盲目寻求复仇的心理——人们就是这样为自己辩解的。如果纽伦堡审判时，法官们裁决战争狂热可以作为减轻罪责的理由，这种说法或许还有些说服力。如果说纳粹因种族问题而惩罚民众，那么美国人也这样做了。可以肯定的是，日裔美国人没有遭到拷打、毒气和焚尸炉，也没有人在他们身上进行医学实验。尽管如此，美国政府的确对他们施加了暴行。这种行为在当时没有受到质疑，但逃不过历史的审判。
为什么西海岸对日裔美国人的迫害尤其严重，这令人费解。在夏威夷，东方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要高得多，那里的军队行动迅速而且合理。日裔领袖们跟军事情报处和联邦调查局紧密合作，只有几个嫌疑犯受到审讯。没人指责当局种族歧视，甚至连这方面的谣言都没有。但在加利福尼亚州，虽然“一代”（第一代日裔美国人）和“二代”（一世的子女）只占总人口的1%，但麻烦在珍珠港事件第二天早上就开始了。州长卡伯特·奥尔森和州检察长厄尔·沃伦，同各地的警长和检察官一起，树立了极坏的榜样。“一代”和“二代”被开除公职，他们的律师资格证和行医证被吊销，一些社区禁止他们进行任何形式的买卖，以捕鱼为生的渔民被禁止其渔船出海。州检察长沃伦继续使用他令人费解的推理——说国内没有日本人搞破坏，正说明日本人的阴谋是多么险恶（这种方式在他当上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后，被人们反过来利用对付他）。他进一步通知华盛顿：“本州司法官员一致认为，美国出生的日本人比日本侨民更危险。”
政府官员发起了反“黄祸”的运动，再加上媒体煽风点火，这场仇恨运动愈演愈烈。1942年1月29日，西海岸一家报业集团专栏作家写道：“为什么要对日本佬这么好？他们占了停车位，他们在邮局排队时站在你前面，他们在公交车和电车上有座位。让他们受苦、挨饿吧，谁反抗，就让谁死。我憎恨日本人，恨所有日本人。”他主张把所有日裔美国人赶到美国内陆去——所有日裔美国人，包括婴儿和老人，一个不留。他还说：“我说的内陆不是山清水秀的地方，把他们集中起来，统统赶到荒凉贫瘠的内陆地区。”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说，加利福尼亚州每个日本人都应该被监视，“管它什么人身保护法，应该先消除隐患”。专栏作家达蒙·鲁克恩和亨利·麦克利莫都表示赞同。
羊群跟随牧羊人（美国谚语）。保险公司取消了日裔美国人的保单，牛奶工也拒绝给他们送牛奶，杂货店拒绝卖给他们食物，沃伦冻结了他们的资产，银行也拒绝兑现支票。1942年年初，加利福尼亚州白人的恐惧和猜疑与日俱增。州政府建议日裔美国人移居内陆，三个星期内，8 000名日裔美国人听从了建议。这显示了他们所处的困境。
这并没有解决问题，只是把部分问题转移。种族主义的病毒正在蔓延。内华达律师协会称：“我们认为，如果日本佬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很危险，那么他们在内华达州同样危险。”爱达荷州州长蔡斯·克拉克跟媒体说：“日本佬像老鼠一样生活，像老鼠一样繁殖，像老鼠一样活动。”阿肯色州州长霍尔姆·阿德金斯跟着也宣布：“对于日本人的习俗，或者说是怪癖，我们的人民不习惯，我怀疑把日本人安置在这里是否明智。”堪萨斯州州长佩恩·拉特纳命令州警察禁止日本人的汽车在高速路上行驶，并说：“堪萨斯州不要日本佬，不欢迎日本佬。”
对于逃难的8 000名美籍日本人来说，生活充满恐慌。理发店窗户上写着“日本佬进来刮胡子，发生意外概不负责”，饭店窗户上写着“本店会毒死老鼠和日本佬”。加油站不给他们加油，他们买不到水，甚至不能去公共厕所。5个“二代”来到新泽西州，被一个农场主雇用，一个治安维持委员会放火烧了他的农场，还威胁要杀死他的小儿子。在丹佛，一个日裔女孩找到工作，想加入教会。牧师挡住了她的去路，问道：“在你自己的教堂不是更有家的感觉吗？”陆军中将约翰·L·德威特是美国西部防御司令部司令，也是个解决菲律宾问题的老手，他认为让日裔美国人游荡在美国乡间是愚蠢的。“日本佬就是日本佬，”他说，“不管他有没有加入美国籍，都没区别。”
加利福尼亚州不断施压，要求联邦政府行动。罗斯福厌倦了此事，又被战场形势搞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于是，他让史汀生和后任战争部副部长麦克洛伊去处理，只要求他们处理时尽量理性和人道。史汀生正为地图和战局而忙碌，所以这件事最初交给了麦克洛伊，他成为主张重新安置的主要人物，积极奔走。在德威特将军授意下，战争部侨民管理局局长卡尔·R·本德森少校已经拟定好了撤离方案。他在旧金山对方案进行最后修订时，麦克洛伊于2月8日突然打来电话说：“总统已经给我们全权委托，我们想干什么都行。”德威特立即将已认可的本德森的方案寄往华盛顿。
6天后，司法部长比德尔要求谨慎处理，他告诉罗斯福：“军方还没有通知我他们关于此事的结论。”但这又是在与史汀生过不去，他是内阁的强势人物，支持麦克洛伊和德威特。20年后，比德尔回忆道：“史汀生显然认为日裔美国人全部疏散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他立场坚定，总统会听从他的建议。如果……我劝这位部长顶住下属的压力，结果可能会不同。但我是内阁新人，不愿在老资格政治家面前坚持自己的看法。”
那个星期六还发生了其他事情。沃尔特·李普曼发表了一篇专栏文章，比德尔的下属称其文章包含了决定性观点。李普曼在2月14日的专栏中写道：“日本人长期在太平洋海岸开展侦察活动，试探美国的防线，这是不争的事实。”他理解华盛顿不愿采用“大规模疏散和拘留政策”，但“太平洋海岸已正式成为战争区域，任何地方随时可能爆发战斗。宪法中没有给予任何人在战区居住或经商的权利”。德威特将军也不见得有如此强硬的言辞。美国内政部副部长福塔斯和战时安置署署长米尔顿·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都被要求支持这项工作。2月19日，总统签署了第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战争部建立“军事区”，并可以命令“任何人或所有人”撤离。
这不是罗斯福值得夸耀的时刻。他大笔一挥，授权德威特处置无辜又困惑的人民，这些人跟第一代和第二代移民一样，相比故乡，更忠诚于自己的新祖国。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年“一代”生产的水果占加利福尼亚州水果产量的一半以上。依据传统美国的标准，他们做得很不错。“二代”正处于青年时期，他们生在美国，就读于美国公立学校，言谈举止、穿着打扮都与美国白人无异。
根据第9066号行政命令，德威特如是阐释，自愿迁移截至3月27日。日裔美国人只有48小时处理房屋、产业、家具。迁移过程中，只允许他们用手提包携带个人物品，刀片和白酒全部收缴，投资和银行存款全部没收。驳回申诉权利，甚至无权抗议。“一代”损失的农田和设备价值7 000万美元，水果蔬菜损失3 500万美元，年收入减少5亿美元，存款、股票、债券损失不计其数。
3月30日，从破晓开始，德威特将军的第20号平民禁令，就像防疫通知一样被贴到日裔美国人的家门上。撤离是一个迅捷的军事行动，还没有学会说话的小孩被贴上标签，就像行李一样，运输卡车开到门口，士兵们在人行道上喊道：“出来，日本佬！”这种号令声像极了德国士兵的命令“走，犹太人，快走！”。安妮·弗兰克在荷兰街道上听到的就是这种呵斥声。卡车把日裔美国人带到15个安置点，其中有华盛顿雅基马的酿酒厂、帕萨迪纳的玫瑰碗球场，还有圣阿尼塔和坦弗兰的赛马场。赛马场是最糟糕的，日本移民被安置在马厩居住。
这些安置点，正如米尔顿·艾森豪威尔和福塔斯的报告所说，只是临时安置点。囚犯们（日裔美国人现在已沦为阶下囚）持有身份卡，还要定期接受行李和人身搜查。但没有人告诉他们，还有11个大型“战时安置中心”等着修建。州长们觉得没必要说，所有的安置中心都设在整个国家最荒凉的土地上。
总统从来没去过那些荒凉的安置点，但他曾说那些地方是“集中营”。这个词再准确不过了。一个六七口人的家庭住一个“公寓”，面积只有500平方英尺
。房间没有炉子，也没有自来水。营房每个区共用一个洗衣房、食堂、厕所和露天淋浴室，妇女不得不在哨兵的注视下洗澡。“一代”和“二代”妇女继承了先辈害羞的特点。但她们提出洗澡的问题后，看守告诉她们休想，还反问道：你们现在不是美国人吗？
在内华达山脉东部荒凉的地带，在加利福尼亚州孤寂的欧文斯谷，在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偏僻的锡斯基尤的图里湖畔，他们要度过未来三年。在铁丝网的包围下，每天晚上强烈的探照灯光都会照进他们的窗户，他们努力找寻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生活：教育子女、举办教堂活动、参加各种活动。几年下来，他们总共举办了2 120场婚礼、5 981场洗礼、1 862场葬礼。
这些日裔美国人的事业应该是每个相信自由之人的事业，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将这称为“美国史上最严重的群体性侵犯人权”事件。但当时大多数人不这么认为。如果联邦政府听取加利福尼亚州的民意，安置点可能就成为永久性的了。那里的种族主义者不想让日裔美国人获得自由，他们不管别人怎么说，就连最高法院也只能靠边站。
即使是最高法院，也未能积极维护公民自由。1944年12月18日星期一，法院下发了裁决，这一裁决在和平年代是不可想象的。道格拉斯大法官避开了是否符合宪法的问题，布莱克大法官写道：加利福尼亚州受到入侵威胁，军事权威至高无上，日本人并非因为种族歧视而被驱逐（罗伯特、墨菲、杰克逊不赞成这项决定）。在两个问题上，法院提供了不同意见。他们赞成大规模驱逐，认为这是战时合理地行使权力。但同时他们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拘留无不忠嫌疑的美国居民是不正当行为。12月19日，军方开始将日裔美国人送回加利福尼亚州，他们遭到了57次反日裔美国人组织的暴力袭击。这出悲喜剧的顶点是，赫斯特报系大肆报道图里湖营地的囚犯暴动，将这场暴动援引为很好的证据，证明移居内陆的日裔美国人“不忠诚”。
图里湖营地根本没发生暴乱。拘留期间，没有一所营地发生过混乱。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日裔美国人受到不公正待遇之后，爱国之心似乎没受到丝毫影响。他们清心寡欲、逆来顺受，默认了美国的双重标准。举例来说，一名白人实习医生给病人进行常规检查，做一个小手术，可以获得500美元。而旁边“一代”医生，虽然医术精湛，但完成同样的任务只能得到19美元。尽管知道自己得不到报酬，一些日裔美国人还是会去植树、做实验研发人造橡胶、画征兵海报。让安置点看守们疑惑的是，每天早上，日裔美国人都会集合升星条旗，并敬礼，他们的童子军打鼓吹号（每个营地只有一个）演奏美国国歌。在托帕茨营，3 250名成年人选修了营地课程，最受欢迎的课程是英语和美国历史。每个星期六晚上，他们都会唱《美丽的美利坚》。1943年1月28日，到了兵役年龄的人所做的就不仅仅是唱歌了。
那个星期四，史汀生宣布军队接受“二代”志愿者。立刻就有超过1 200人报名，战争结束时，共有17 600名日裔美国人参军。他们在铁丝网环绕的安置点里宣誓忠于美国军队。在意大利，他们所在的第100步兵团和第442步兵团表现突出。没有一个日裔士兵逃跑。意大利战场上，第442步兵团阵亡人数相当于刚组建时人数的三倍，并获得3 000枚紫心勋章、500枚铜橡叶章、810枚铜星勋章、342枚银星勋章，47枚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和17枚功绩勋章。在欧洲战场上，这些部队成为传奇。比尔·莫尔丁描述日裔美国人部队，“就我所知，和其他无数人在战场上见证的一样，没有哪一支部队在忠心、努力、勇气和牺牲方面可以超过来自海外的军团。他们中的每个人基本上都有两枚以上的勋章，他们的伤亡率也高得吓人”。
同“二代”并肩作战过的人，明白驱使日裔士兵奋勇作战的背后原因。日裔士兵相信，当加利福尼亚州人听说他们在战争中取得的功绩以后，对他们家人的态度能有所好转，同时希望“一代”能够重获战前所拥有的财产，但这只是奢望。日裔美国人的家园、农场、产业都被加利福尼亚州白人霸占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赫斯特报系的支持下，把属于日裔美国人的财产据为己有。“二代”回到美国后，尽管身着制服，还是被饭馆和理发店拒之门外。《旧金山考察者报》头版头条写道：“小日本的后裔竟被允许在海岸游荡”。之后，一名在欧洲战场上失去一条腿的“二代”遭到公然殴打。这种做法，即使顽固分子也觉得太过分了，于是公开的暴行才告一段落。
如果说加利福尼亚州人全都盲目排外，显然不公正。可大多数人对此都默不作声、视而不见。战争部开始关心“二代”事件，他们派同日裔美国人一起服役过的军官到西海岸巡讲，告诉农民和商人们日裔美国人的英勇事迹。一次，一个身材瘦高的农民问一个中尉：“你们连里死了多少日本佬？”中尉回答道：“到战争结束时，我们排的日裔士兵只活下来两个。”那个农民说：“太可惜了，居然还剩下了两个。”在场的听众们有的望着天花板，有人盯着地板，有人看着膝盖，大家都一言不发。
西部防御司令部的情况危急，这使约翰·德威特将军一直坐在办公室。整个战争过程中，他始终远离战场的生死考验。但他倒未被忽视，陆军授予他杰出服役勋章加两枚铜橡叶章，海军也授给他杰出服役勋章，法国奖励他荣誉勋位，墨西哥也授予他阿兹台克鹰勋章。1947年，他带着满身的荣誉，光荣退伍，后来成为日美协会的一名热心会员。此人很好地展示出西方人的不可思议。
珍珠港事件三个星期后，农业部长克劳德·R·维夏德随意给了美国人一个建议。他说，农民要忙着养活军队，喜爱新鲜蔬菜的居民们可以自己种植，他称之为“胜利菜园”。数百万连耙子和铲子都分不清的城里人，只知道“耙子”指埃罗尔·弗林（电影演员）那样放荡不羁的人，纷纷开始种地。豌豆、胡萝卜、菠菜、西红柿、小萝卜、甜菜、莴苣、包心菜，什么都种。只要是空地，不管是家里的庭院，还是因为汽油要配给而空出来的停车场或运动场，甚至连芝加哥市的阿灵顿赛马场、俄勒冈州波特兰市动物园、埃利斯岛和恶魔岛，都种上了蔬菜。在农业部和种子公司的引导下，“胜利菜园”的农民们让美国上下欢欣鼓舞。到1943年，美国“胜利菜园”的数量达到2 000万，其新鲜蔬菜产量占美国总产量的1/3。
美国人并不喜欢吃蔬菜，但种菜也算是给他们找到了事情做。战时的美国成为一个巨大的中转站，那里的人们不断互相道别，各奔东西，或原地等待，也许只是在等待纸巾和发卡短缺结束之日。中年男子把“一战”时的头盔涂成白色，加入民事防护组织，测试防控警报，把木箱装满沙子，把桶装满水，练习急救，每晚都站岗注视着天空，寻找轴心国飞机的影子。在政府的发动下，妇女儿童四处搜集橡胶废品、废纸、铝、锡罐和牙膏管。家庭妇女回收做饭废弃的油脂，卷红十字绷带——从珍珠港事件到战胜日本，她们一共卷了25亿卷。一个西雅图制鞋商捐献了6吨橡胶鞋跟，“棉花爱迪”史密斯把心爱痰盂的橡胶垫也献出来了。在波士顿市毕肯山举行了一个废品搜集大会，捐赠的物品中有一支80年历史的格林机枪和一辆马车，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州长把自己的划船运动练习器也贡献了出来。
好莱坞帮助人们在漫长的等待中消磨时光。主要面向美国大兵，好莱坞在战争年间共拍摄影片982部，34 232个拷贝送到海外。电影同样供平民观赏，影院每晚场场爆满。这个年代的优秀影片包括罗伯特·杨主演的《富家子的婚姻》，蒙蒂·伍利主演的《晚宴的约定》，凯瑟琳·赫本、斯宾塞·屈塞主演的《时代女人》，维克多·迈彻主演的《不是冤家不聚头》，泰隆·鲍华、琼·芳登主演的《高于一切》，珍妮弗·琼斯主演的《圣女之歌》，宾·克劳斯贝、巴里·菲茨杰拉德主演的《与我同行》，弗莱德·麦克莫瑞、芭芭拉·斯坦威克和爱德华·G·罗宾逊主演的《双重赔偿》，简·拉塞尔主演的《不法之徒》，贾莱·古柏和英格丽·褒曼主演的《战地钟声》和《风尘双侠》，雷·米兰德主演的《失去的周末》，不朽的《卡萨布兰卡》，希区柯克导演的《辣手摧花》，还有《小鹿班比》。一如既往，演艺界也有不靠谱的时候，一个经纪人向媒体宣布狗演员莱西生了一窝小狗，后来一个兽医揭露说莱西是只公狗。但影片质量始终很高，要知道许多观众不仅追求影片好看，还要求影片爱国，能同时满足这两点可算成就非凡。多萝西·汤普森百般挑剔影片《救生艇》，因为她认为希区柯克让纳粹比其他乘客更有能力。《纽约时报》的波思利·克劳瑟也表示赞同，并说这部影片“是一部奇怪的不讲民主的电影，即使在我们这种开明的社会，也不能原谅”。希区柯克抗议说他导演的是恐怖片，而不是宣传片，但他的抗议被扔进了垃圾桶。《纽约客》影评人沃尔科特·吉布斯向来以职业和公正著称，但他也说约翰·斯坦贝克所著的《月亮下去了》表现出“对德国人奇怪的温柔”。观众们则更加宽容，他们来看电影不是为了批评。无数人离开家人，远走他乡，电影比以前更能够为他们提供短暂的庇护和宁静。
在那个年代，许多人常年生活和战斗在国外，大众媒体成为他们的纽带。背井离乡的人们几乎一无所有，媒体让他们找到了共同点。媒体上的某些内容甜得有些发腻，《白色圣诞》是战时美国第一首大受欢迎的流行歌曲，这首歌只是表达了顾影自怜的感觉，《我要回家过圣诞节》就更糟糕了。有些歌曲简直令人厌烦。有段时间，吉米·萨沃和全美国人民都在唱着“一个肉丸子换不到面包”，这让很多渴望耳根清净的人难以忍受。《现在没什么区别》和《你是我的阳光》也属于这一类型的歌曲。整个战争期间，尼尔森·艾迪是全美薪酬最高的歌手，这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事实。然而，百老汇的明天似乎一片光明，《布鲁默女孩》、《慈母泪》、《邂逅的爱情》和《迷离世界》进入了他们的流行期。1942年夏，两个不走运的人——理查德·罗杰斯和奥斯卡·汉默斯坦二世，开始试着编排一个陈旧的剧本《丁香绿了》。这出剧原本只演出了64场，1931年就停演了。《生活》杂志后来说“Rh因子
”把一部失败作品变成了《俄克拉何马》！ 1944年3月31日，这部剧在圣詹姆斯剧场举行首演。直至1948年停演，共演出2 248场，创下了当时音乐剧演出的纪录。与此同时，一位26岁名叫伦纳德·伯恩斯坦的音乐家创作了一部欢闹的音乐剧《小镇上》。当时，百老汇的小巷子里有很多“黄牛党”，这样的景象15年来第一次出现。
美国国内的人民阅读量比以前大了。柯乐利调查公司和胡珀调查公司报告说，广播仍然是美国主要的娱乐来源，以《费伯·麦吉和莫莉》和《空中市政会议》这两个节目最受欢迎，但还是新闻时段收听人数最多。广播同书店和图书馆一样，内容开始从小说向非小说转换。五角大楼是世界上最大的出版商，仅1 9 4 5年，它就印发了超过6 000万册的军用册，内容包罗万象。尽管它们出版书籍是双栏格式，看起来很不舒服，但还是有人如饥似渴地阅读，并经常将书寄回家。新书有马里恩·哈格罗夫的《瞧这里，二等兵哈格罗夫》、亚历山大·德·塞维尔斯基少校的《空中制胜》、伊尔卡·蔡斯的《未完成的昔日》、埃利奥特·保罗的《魂断巴黎》、威廉·L·怀特的《菲律宾浴血战》、理查德·特里加斯基斯的《孤岛浴血战》、约翰·赫西的《钟归阿达诺》、威尔基的《天下一家》，以及厄尼·派尔的《这就是你的战争》和《勇敢的人》。战后问题有两本书提到，理查德·赖特的《黑男孩》和莉莲·史密斯的《奇异的果实》，尽管销量很好，但没有引起社会学家们的注意。
销量最好的是杂志。美国境内所有流行期刊的销量在战时都有所增加。1944年的广告投资比1942年多了1亿美元。当时，埃里克·霍普金斯又一次准确描述了那时的情况：“非小说内容所占比例……稳定增加，原因是1939年以后发生的事实超出了想象。”（这个势头还会一直延续下去，到了20世纪70年代，严肃小说已经完全过时。）女性杂志销量超乎寻常。对妇女读者来说，战争这4年无聊到了极点。1941~1945年，应征入伍的1 600万人中，只有25万女性。军队中的男性数量始终保持在1 200万以上，他们是美国1.3亿人中最健康的1 200万。美国国内性别比例失衡严重，很多女性找不到伴侣。
与军人相亲时，女孩子们的表现就算不是富有进攻性，也是很主动的。她们把自己的化妆品称为“战妆”，这也不是完全说着玩的。年龄较大的女人会更有技巧。没有法国大设计师的建议，曼哈顿的裁缝们还是模仿了军队制服——从一个侧面说明女性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军人身上。当时有一种晚礼服很流行——上面用金钱点缀着空军的机翼形装饰物，从臀部开始，绕着胸部上来，一直延伸到肩膀。艾森豪威尔夹克也成为被模仿的对象，作为女性晚礼服的披肩，或有松紧腰带的女衬衫。人们还模仿英国突击队的贝雷帽，制成时髦的日装。无意加入陆军妇女军团的女孩子们也戴上类似陆军妇女军团队员的帽子，但上面点缀着金属小圆片。甚至布料短缺也不能阻止人们对时尚的追求，一种名叫“迪多”的特大连身衣套装，日间可做便服，晚上则成为睡衣。
军人妻子做得最不得人心的事，就是给在海外作战的丈夫戴绿帽子，反正她也没有什么机会。就像当时流行歌曲《幸运之星》中唱的“他们不是太老，就是太年轻”。已婚女性只能独守空房，她们中的很多人开始穿着松垮的衣物。对她们来说，国内的生活也不太好过，年轻的少妇常常会受到焦虑不安的困扰。许多婚礼在部队离开前举行，孤独的新娘子们怀疑一时冲动所建立的婚姻能否长久。性情刚烈的女性开始借酒消愁，到了1943年，男女酗酒比例从5∶1变成2∶1。其他妇女则埋头阅读埃米莉·波斯特或多萝茜·迪克斯的作品，或者想象自己就是乌娜·奥尼尔。纽约的史托克俱乐部把乌娜选为社交界的名媛，这让她的剧作家父亲（尤金·奥尼尔）非常反感。众多的目光转向杂志——特别是战时创刊的、以女性的奥秘为着眼点的三种杂志：斯特里特和史密斯公司出版的《小姐》、康泰·纳仕公司出版的 Glamour 以及沃尔特·安纳伯格公司出版的《十七岁》。
另一个战时现象出现了，源于逐渐成长的青年人。“大萧条”的结束，恢复了人们对适婚少女的兴趣。与此同时，许多高中生的母亲在洛克希德公司或是波音公司工作，这些学生回家后，直接用藏在门口垫子下面的钥匙开门。当时经济十分景气，他们既能从家长手里得到零用钱，也能自己赚钱。《纽约时报杂志》编辑莱斯特·马克尔开始试着在文章中使用“十几岁的青少年”一词，但美国人当时还无法接受。高中男生志在参军，看起来冷酷，而不再无忧无虑。女生则更加活泼热情，由于她们都爱穿短袜，所以人们用“短袜女孩”指时髦的女郎。
“摇摆世代”的时尚已经或者正在消亡。马鞍鞋已被平底船鞋替代，宽松的套头毛线衫代替了开衫毛衣，连帽风雪大衣代替了晴雨两用大衣，还跟蓝色牛仔裤（一种新潮流）一起穿。有一段时间，牛仔裤搭配白衬衫成为潮流（衬衣下摆松散地搭在裤外）。战胜日本后，征战海外的父兄们回到家中，却发现衣橱空了。啤酒夹克衫还有人穿，但上了年纪跳吉特巴舞的人已经认不出来，因为时髦女郎们已点缀上男朋友（真实的或想象中的）在部队服役时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徽章。还有一个潮流是戴黑玉石戒指，象征她们的男朋友在军队服役。放学以后，“短袜女孩”们聚在一起闲谈，当时还没有“闲扯”一词，要是问她们在干什么，她们会回答说“瞎混混罢了”。
溜溜球、睡衣派对、尺码不合适的鞋和袜子、条纹棒球长袜，他们创造时尚的能力和20世纪30年代中产阶级年轻人一样大而无聊。但也有不同的地方。美国已经不同了。美国的长辈们更倾向于观察年轻人，倾听他们的想法，并且放任他们的行为。在某些问题上，各个年代的人意见统一。一个就是对工会组织的看法，他们对工会持反对态度。看看工会战时的记录，就会疑惑为何如此。陆军后勤部长布里恩·萨默维尔将军对参议院的一个委员会说：“不要搞错了，没人感到供应不足。凡是能运到前线的，任何东西，都已给前线士兵运到了。”但矿工联合会不合时宜地要求加班费和涨工资，注定会损害工会的声望。而音乐家工会头头詹姆斯·C·皮特里洛也是一样不识时务，“短袜女孩”们尤其讨厌皮特里洛。他要求广播在播放乐队和交响乐团音乐时，支付版税，以致连续27个月，公众都没听到流行音乐。对年轻人而言，这似乎是有意打击流行音乐，其实真正的受害者还是那些著名的摇摆乐乐队。受到皮特里洛的禁令、配给政策、公路旅行高昂成本和公众品味改变等因素的影响（“短袜女孩”们现在喜欢多愁善感的民谣歌曲），伟大的乐队分崩离析，美国大兵们喜爱的摇摆乐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
做父母的高兴了，他们一直喜欢民谣。儿女们参加回收橡胶和废纸的运动，这让父母感到骄傲。许多新的年轻人的文化也让他们感到欣慰。1944年，美国的最佳单曲名为“在一颗星上摇摆”，这首歌颇具新意，最受广大“短袜女孩”喜爱。因为大学里基本没有男生，所以大学里很少见到运动健将（西点军校除外，它组织起一支以布兰查德和大三的戴维斯为中心的球队，所向披靡，平均一分钟得一分）。这样，人们的注意力就都转移到了高中球队上，规则做出调整后，篮球首次成为激动人心的观赏性运动。父亲和儿子可以一起看比赛，就像妈妈和女儿一起看 Glamour 杂志一样。年轻人总是喜欢尝试新鲜事物，1944年夏，一位流亡阿根廷的匈牙利人发明了一种新笔，用滚珠代替了原先的笔尖，年轻人是最先尝试使用。这种笔的进口品牌名为思加图笔，但人们只把它简单称为“圆珠笔”。后来，成年人也开始购买这种笔。不管从政治还是从书写工具来看，国内战场的两代人似乎是和平共处。
接着却出现一个了巨大的裂痕。罪魁祸首是一名歌手，他身材瘦弱、面色苍白、打着领结，耳朵一大一小，体重只有135磅，一脸饥饿相。他的名字是弗兰克·辛纳屈。本书上次提到他时，他还在跟着哈里·詹姆斯乐队后面跑。在他的崇拜者看来，他很脆弱、单纯，好像还是青少年。其实完全不是这样，他出生在霍博肯一间出租屋内，父亲是西西里最轻量级职业拳击手。他生性倔强、喜欢独处，常常出言不逊。他相信自己有过人的天赋，将来必会成为明星。遇到任何对手，他都会咆哮：“不管哪一天，我都能把这个小兔崽子唱下台。”他实际年龄25岁，早就不是高中生了。他这样解释别人的误读：“我25岁，但面相看起来像19岁。大多数孩子觉得我是他们的同伴，好像隔壁邻居。他们觉得认识我，我就喜欢这样。那又能怎样，他们都是好孩子。”
辛纳屈的健康状况达不到参军标准，他有残疾，耳鼓穿孔，他弥补自己的方式就是飙车。不过，他真正渴望得到的是名望。摇摆乐伴奏乐手常常会陷害主唱，有一次巴迪·里奇想捉弄辛纳屈，于是在歌曲唱到温情阶段时，来了一段明快的鼓点，结果演出结束后，里奇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辛纳屈对成功的痴迷决定了他无法长久待在乐队领队光环的阴影下。同詹姆斯共事6个月后，他转投汤米·多西。他重新演绎了《傻爱成真》、《日日夜夜》以及《白色圣诞》等经典曲目，并引起一些人的注意。之后他赔钱终止了同多西的合同，还雇用了一个经纪人，准备好单干。1942年12月30日，在纽约派拉蒙剧院，他正使出浑身解数在舞台上挥洒时，观众人群里第12排一个女孩因为没有吃午饭晕倒了——或者是“昏厥”。另一个女孩见状，吓得站起来失声尖叫。接下来的几秒钟，大家都没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辛纳屈继续演唱，他绝不会因为人群中发出刺耳的尖叫声而停下自己的演出。等他演出结束，剧院里一片喧闹，所有女孩都站起来厉声尖叫。
刺耳的尖叫声像瘟疫一样蔓延。从此，他以“声音”著称，不管他出现在哪里，随之而来的都是一场混乱。他每星期能收到5 000封邮件，美国成立了2 000个弗兰克迷俱乐部。索要签名的人跟随他到药店、餐馆、杂货店和他的家。他们爬上他家的屋顶，往卧室里面瞅。如果他从泥地里走过，人们会把他在泥里留下的脚印挖出来晒干并收藏。喜欢他的人不全是小孩，也不全是好人。有两次他差点因为歌迷想要拉扯下他的领带占为己有而被勒死。歌迷试着脱掉他的衣服，而且就要成功了。一个40多岁、凶神恶煞的女人把他堵在华道夫饭店，这个女人把自己的上衣扯开，坚持让他在自己的胸罩上签名。1944年，他重新回到派拉蒙剧院，参加为期三个星期的演出，3万名嚎叫的青少年簇拥着他。为控制这些青少年，出动了421名防暴警察、20名女警和20多辆巡逻警车。
“声音”，也就是弗兰克·辛纳屈，人称“晕厥之王”，短时间内变成了富翁，他发家致富的速度比美军夺取西西里还快。辛纳屈签了很多合同，每星期都能在好彩牌香烟的《流行歌曲选播》节目中演出，每年参演一部雷电华电影公司的电影，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给他支付的版税空前的高。辛纳屈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尽管有战时控制政策，他似乎还是挥霍了大部分收入。他在好莱坞盖了一所粉色的房屋，里面各种设施应有尽有，甚至有些当时前所未有。为了省去起身拉窗帘的麻烦，他安装了一套价值7 000美元的设备。辛纳屈定制的服装全部都很浮华，而且尺寸十分夸张，从宽大的领结、高腰松腿裤子，到鼓鼓的垫肩，无不如此。辛纳屈的身边聚集了一大群朋友，整天围着他转，就像臣子侍奉国王一样。他们觉得成为他的朋友就高人一等，而他以另一种方式让朋友们开心。他有许多独特的癖好，其中之一就是把价值150美元的金制打火机随便分送别人，就像鲍斯少校在部队中随便散发火星棒一样。他的红颜知己也在不断更迭。战前，他与儿时恋人南希·巴百图结婚。在他成名早期，凡是有记者问他有关婚姻的问题，他都用一句话回答：“我妻子南希是第一位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之后，他不再回答有关婚姻的问题。后来他又先后娶了艾娃·加德纳和米娅·法罗。
辛纳屈有没有天赋，就像巴顿将军扇士兵耳光一样，成为热议话题。《时代周刊》说：“辛纳屈的声音成为国家符号，就像约塞米蒂山谷”。而《时代周刊》的姐妹刊《生活》杂志却认为，“这个使人神魂颠倒的歌手的每首歌都差不多”，因为他只知道一个调子，那就是葬礼进行曲。《纽约先驱论坛报》引用了国会议员的话，“独行侠和弗兰克·辛纳屈是美国青少年犯罪的主要诱因”。艾尔莎·麦克斯维尔斥责辛纳屈是“音乐文盲”，并建议他的歌迷服用“抗辛纳屈素”。甚至他的前老板哈里·詹姆斯也承认，弗兰克的新衣服让他看起来像“一块湿抹布”。有人对平·克劳斯贝说：“像辛纳屈这样的声音，一辈子才能听到一个”。平回答：“确实是，但他怎么偏偏就出在我这一辈子里了。”
家长们既生气又困惑。当时的英雄应该是身材魁梧、戴着钢盔的美国大兵，他们全副武装，准备登陆敌军控制的海滩。而弗兰克，拿当时的一句话来说，就像在避孕套里挤着的样子。从欧洲逃难到美国的青少年认为他就是个吵闹的怪胎。一位从德国集中营里逃出来的17岁女孩问道：“就没有什么办法让这些孩子们恢复理智吗？他们在派拉蒙剧院外浪费的时间可以用到其他事情上，比方说，帮助打赢这场战争。”她的美国同龄人还是继续尖叫，人们对于辛纳屈魔力来源的好奇心有增无减。《新闻周刊》评论道：“从表面上看，辛纳屈能成为女性的偶像，这让人很疑惑。”
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学家们认为他们能解开这个谜题。他们试图用中世纪对舞蹈的狂热来解释这一现象，还提到“乳腺过敏”、“母性渴望给饥饿儿童喂奶”、“群体性爱失落”和“群体性催眠状态”。一些对弗兰克持批评态度的人则说得更加直截了当：“他好像不是靠声音吸引人，而是身上能分泌麝香”，还有“我们认了吧——辛纳屈可能是留在国内的唯一一个男人。”最后这句话比较接近事实。女孩可能会为远在新几内亚岛丛林中的男孩歌唱“他在军队是一等兵，在我心中排第一”——但一男在手胜过二男在林。另外，这不像跟一个身体不健全者约会那样奸诈。这只是“短袜女孩”们的风气。
如果年长的人无法理解这种仪式，被辛纳屈取代的军人们倒是可以理解。战争结束以后，辛纳屈成为陆军、海军、空军和海军陆战队最恨的人，这种说法并不为过。和“短袜女孩”一样，穿着军装的弗兰克迷把“声音”当作一种象征，对她们来说，辛纳屈就是平民男性的代表。弗兰克只参加过一次在意大利举办的美国劳军联合会组织演出，还是在欧洲战场取胜以后，那时轴心国的大炮已经被封存。演出结束后，他立即离开，还嘲笑说美国劳军联合会组织的演出都是些不入流的演员。《星条旗报》评论道：“老鼠也能让女人昏过去。”经常在前线参加演出的玛琳·黛德丽说：“你不能指望欧洲战场的演出像在派拉蒙剧院一样。”
从在弗兰克演出中第一个女孩晕倒那天算起，整整5周之前，约翰·麦克洛伊命令征用洛斯阿拉莫斯农场学校的男孩，那里正是罗伯特·奥本海默儿时受教育的地方。奥本海默之所以推荐洛斯阿拉莫斯是因为那里几乎与世隔绝，盟国科学家们一直认为他们必须保密，才有可能赶在纳粹之前建造出原子弹，但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觉得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到了1942年年末，美国科学家和他们来逃难的欧洲同行都有些绝望。尽管罗斯福总统鼎力支持，原子弹的研制还是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艾伦·杜勒斯从瑞士发来报告：每星期都有大量铀和重水进入纳粹德国。德国拥有全世界最顶尖的原子物理学家。另外，美国的科学家们怀疑他们的计划已经被泄露。那年秋天，在田纳西州橡树岭附近的野山里抓获两名德国间谍。他们如何到达的那里，又受到了怎样的处置，这些问题华盛顿至今仍三缄其口。但结合其他证据，科学家们的噩梦似乎更加真实，不久的将来，希特勒拥有了核武器，而盟国一无所有。
现在有一件事情他们可以肯定，原子弹是可以制作出来的。理论从最开始就很完备，但要将理论转化为现实，有一个困难需要克服。理论上，当中子进入铀235堆之后，链式反应就会发生。中子使铀235中每一个原子分裂出1~3个中子，分裂产生的中子又去分裂其他原子，这个过程不断延续，直到达到临界质量。当然，他们不能在实验室中形成临界质量，所以使用石墨来减慢中子的速度，以便于观察反应过程。实验中，他们发现一些中子偏离，还有一些中子被原子堆“吞噬”。只有连续“几代”中子数量不断扩大，链式反应才可能发生。这被称为K系数，也被人们称为“伟大的K神”。裂变发生需要满足以下条件：100个中子撞击100个铀235原子产生第二代中子，若其中105个中子能够继续引发裂变，比例就是105∶100，K系数的值就是1.05。第三代中子的数量就是105乘以1.05，反应继续，直到达到临界质量。正如威廉·L·劳伦斯所说：“当K系数大于1时，原子堆就会发生链式反应，因为中子生成的速率大于消亡的速率。”相反，如果100个中子撞击只产生了99个，K系数就是0.99，就不足以发生裂变反应。早期实验中，通过提纯石墨，生成率最多能达到0.87。科学家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铀的纯度不够。阿瑟·H·康普顿博士打电话给西屋电气公司研发部部长说：“西屋电气公司多久能生产3吨浓缩铀？”电话那头的人哑口无言。当时，全世界的浓缩铀加起来重量只有几克。但西屋电气公司给予的答复显示了“二战”时期美国工业的巨大潜力。铀产量从一天8盎司
猛增到500磅，到了1942年11月，西屋电气公司已生产了吨铀。
交付地点非常不起眼。芝加哥埃利斯大道在第55大街与第56大街之间，芝加哥大学哥特式风格的建筑上布满常青藤，向远方延伸的院墙有一个缺口，里面是一扇门。门里面是一个大型壁球场，战争爆发以来，这个球场就不再使用。球场恰好在施塔格运动场西边看台下面。因为学校不再举办校际橄榄球比赛，很少有人会到这里来。11月，就是在这个地方，一个用独特纯度材料制作的超大反应堆在这里落成。两家碳棒公司，同国家标准局合作，生产出非常不易与中子反应的石墨。局里其他科学家连同艾奥瓦州立大学的弗兰克·斯佩丁教授，进一步优化西屋电气公司生产的铀。通过新方法，铀金属转化成一个个小块，这被人们称为“斯佩丁蛋”。最后，工程师们将反应堆装进一个巨大方形气球内，抽出气球中的空气，这样中子就不会被氮吸收。康普顿博士预计反应堆K系数可达1.04~1.05，其他人则认为能达到1.07。
反应堆成功指日可待，但又产生了新的问题。之前，有人成功分裂原子，但历史上还没人成功实现链式反应，所以无法确定减速方法的有效性。“伟大的K神”可能会冲破科学家们设置的限制措施，使整个芝加哥甚至伊利诺伊州被吞没。为了降低风险，科学家们又用7根镉条和3根硼钢棒穿过反应堆——镉和硼都能消耗大量中子，帮助“弗兰肯斯坦”们束缚住他们正在创造的怪物。但没人确定这是否可以成功，两名年轻物理学家自愿组成所谓的“敢死队”。这两个人要站在脚手架上，提着几桶镉溶液，俯视着反应堆。如其他控制措施无效，反应堆失控，他们就把这些溶液泼到反应堆上。
反应堆层层扩大，随着反应堆的增大，中子计数器上面显示的增殖速度值越来越大。1942年12月1~2日夜，第12层就位。那时，整个装置重达12 400磅，计数器不断跳动，说明反应无误。W·H·律恩后来告诉威廉·L·劳伦斯：“当时我们知道，只要拔出控制棒，反应堆就会爆炸。”第二天下午3点半，费米亲临现场，“敢死队”也在反应堆上方就位，除了一条镉金属条，其他控制棒全部拔出。之后，最后一根镉金属条也被部分移出。中子计数器的跳动声使人异常紧张，让人想到牙医使用的电钻。K系数直线上升，从0.98、0.99、1.00一直升到1.07、1.08、1.09、1.10。他们成功了，新产生的中子数量总能超过上一代。科学理论已成为现实，链式反应已可不断持续下去。现在将其转化为可携带的炸弹，只是技术问题了。
12月2日同天，有关技术问题的讨论在三个街区外展开，讨论地点就是芝加哥大学埃克特大楼的209房间。两组人在同一个城市工作，却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遵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保密措施非常严格。总统对曼哈顿计划的态度有些矛盾，这与他的许多其他特质一样，是美国国民性格的反映。他本能上信任他人，喜欢分享知识，希望美国为世界知识宝库做出贡献。可是当他一方面谈四海之内皆兄弟，并且真正认为应该如此时，另一方面又喜欢保密。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所说：“罗斯福既是现实主义者，也是理想主义者；既是终结者，又是传道者；既是王子，又是士兵。他之所以有这样的性格，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思想和背景，还因为他成长的社会及其传统。美国人长期以来就有既讲道德，又务现实的传统。”
总统在芝加哥奉行实用主义，壁球场和埃克特大楼虽然位置近在咫尺，实则远在天边。尽管如此，他们其实都在为同一个目标努力，那就是把原子弹装进B–29轰炸机的炸弹舱，这一计划在31个月后得以实现。格罗夫斯将军以检阅“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的名义，把这些人召集起来。他们都是美国技术精英，其中有工业巨子，还有来自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他们要靠自己的信念，完成将军给他们布置的任务。将军要求他们生产前所未见的材料，而生产目的却并未告诉他们。技术精英们只知道这个计划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而且华盛顿不惜重金。
他们接受了任务。当日，科研团队就同政府签订了合约，但其中的条款非常模糊，这在劳动法中绝无仅有。格罗夫斯答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先支付4亿美元，最终开支可能超过20亿美元。除此之外，科研团队几乎一无所知。少数知道一些机密信息的人被要求绝对保密，甚至不能跟自己的妻子提及。妻子也无法跟科学家谈话，因为科学家们已与社会隔绝，他们的家人只知道他们的地址——美国陆军邮政信箱1663号。
对于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科学家来说，这样严格的保密措施似乎有些过分。其中某些措施看起来有些荒唐。受到最严密监视的人就是罗伯特·奥本海默，监视他的是一个名叫鲍里斯·帕什的人，他身材臃肿，曾经是好莱坞高中的橄榄球教练。美国远征部队情报机构把他训练为对付“共产主义渗透”的专家。奥本海默战前为自由事业慷慨解囊，而且两次差点儿娶了旧金山心理医生珍·泰特洛克博士，珍是一名共产党员。当帕什听说这些情况以后，就死死盯住奥本海默。1943年，奥本海默来到珍在电报山的住处，接她一起出去吃饭。他告诉珍由于他要出去工作，所以可能几个月甚至几年都见不到他了，但是工作内容和地点都不能告诉她。之后他就消失了。7个月后，由于一直没有奥本海默的消息，珍在绝望中自杀。那时，帕什一直在暗中监视他们，完全误解了他们两个的会面，他认为奥本海默悄悄给共产党泄露消息。他告诉自己的上司说自己识破了奥本海默的小把戏，要求立刻开除这位物理学家。格罗夫斯回复道，开除奥本海默是不可能的，他说：“不管你搜集到奥本海默的什么消息，他在这个计划中必不可少。”
所有这些监视活动本可以像滑稽戏一样被人忘掉，但当时的现实情况却让人难以安心。受控于莫斯科的共产党间谍在洛斯阿拉莫斯周围建立了极其专业的间谍网，受控于阿纳托利·雅科夫列夫。此人独立于苏联驻纽约领事馆行事。雅科夫列夫通过哈里·戈尔德活动，后者是费城人，曾是工业间谍。雅科夫列夫的间谍网里还有一条情报线，通过纽约的朱利叶斯和艾瑟尔·罗森堡夫妇连到艾瑟尔的弟弟戴维·格林格拉斯。格林格拉斯是在洛斯阿拉莫斯工作的军方高层，他几乎能接触到任何一张图纸、草图，或是有价值的文件，而且他也足够聪明，能够看出哪些文件苏联人感兴趣。不过，格林格拉斯还不是雅科夫列夫最重要的情报来源，真正的无价之宝是克劳斯·艾米尔·福克斯。和奥本海默、康普顿和费米一样，福克斯也是一个极具天赋的原子物理学家，是洛斯阿拉莫斯中心的核心人物之一。福克斯是土生土长的德国人，当纳粹开始搜捕反对者时，他逃到了英国。他对希特勒的憎恨，以及对于盟军的忠心从未受到质疑。作为英国的自然归化公民，他已得到官方绝对信任。没人怀疑为什么纳粹会追捕一个理论物理学家，这样的问题当时还没人提起。直到战争结束以后，苏联特务组织瓦解，福克斯的朋友们才知道，他原来是个全心全意的共产党人。
通常哈里·戈尔德会派人取格林格拉斯的情报，但他经常亲自和福克斯见面。有一次，他同时见到这两个人。他会见戴维·格林格拉斯和其怀有身孕的妻子露丝，人们因为覆盆子果冻盒盖记住了这一事件，就像希斯–钱伯斯事件因为南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一样。朱利叶斯把果冻盒盖撕成两半，分给自己妹夫戴维了一半，然后对他说如果有人拿着盒盖的另一半出现，戴维要告诉他所有已知情报，“为科学目的分享信息”。因此，当戈尔德来到格林格拉斯在阿尔布开克市北高街209号楼上的住处时，戈尔德说，“朱利叶斯派我来的”，然后拿出了另一半果冻盒盖，他受到了戴维的欢迎。戴维拿出一摞纸，纸上都是他获得的情报。情报价值很高，工作在洛斯阿拉莫斯最小的技术间里的戴维记录下最高机密——引爆原子弹用的扁平透镜模型实验的图解。这种透镜与外行所了解的透镜完全不同，它是用高爆炸药混合而成的，就像玻璃透镜聚焦光线一样，它能聚集爆震波，从而引爆原子弹。苏联人获得这张图纸，就能省去昂贵且耗时的实验阶段。格林格拉斯将草图交到哈里·戈尔德的手上时，他创造了历史，同时也让自己的妻子看透了他的行为。在那之前，他用模糊的解释让妻子相信，他是为了人类共同利益分享信息。但当戈尔德递给他装有500美元的信封时，他妻子如梦方醒。戈尔德走后，他妻子喊道： “我明白你在搞什么名堂了，你出卖情报。为什么这么做？这分明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洛斯阿拉莫斯与莫斯科的间谍网中，出现了薄弱环节。
戈尔德没有给福克斯钱。上一次，戈尔德给了福克斯1 500美元，但被他礼貌地拒绝了。他不是能被收买的，他有自己的原则。福克斯按照计划在圣塔非埃勒米达奇街与戈尔德接头，开着他那老旧的雪佛兰轿车带戈尔德去乡间兜风。他们两人分别之后，戈尔德手上拿了厚厚一摞打印的资料，内容关于如何把理论上的原子裂变应用到制造原子弹上。资料技术性非常强，远远超出了戈尔德的理解范围，但莫斯科得到资料之后高兴极了。雅科夫列夫得到指示，他告诉戈尔德：“两方面的情报都非常优秀，而且价值极高。”6年后，有人把格林格拉斯拷贝的图纸复印件给原子能委员会生产主管看，主管说： “这些图很好地展示了如何制造原子弹，近乎完美。”
这个间谍网加上苏联另外两个间谍莫顿·索贝尔和阿伦·纳恩·梅为苏联提供的有价值的情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帮助了苏联制造原子弹，即使是科学家们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只能猜测。情报只是让苏联缩短了制造原子弹的时间，苏联人有足够的理论储备以及技术人员，他们迟早会发现“伟大的K神”。或许格林格拉斯给苏联人的材料中其实并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制造原子弹只有一种方法，在洛斯阿拉莫斯早期的一次学术会议上，爱德华·泰勒这样描述原子弹的基本原理：把两个半球放在一起接触，直至质量达到临界点，就会爆炸。当然除此之外，还需要很多复杂的细节：需要多少铀235、两个半球有多大、它们需要以何种速度碰撞、散射角如何控制、链式反应发射出来的中子量如何控制等。莉泽·迈特纳
的侄子O·R·弗里施博士是这个任务的主管，在一次实验事故中几乎丧命，而另有两名物理学家真的在事故中丧生了。
哈里·达尼安是第一个在实验中牺牲的物理学家。他意外触发了链式反应，幸好当时他只持有少量的裂变材料，否则在他身边工作的其他科学家也要遭殃。裂变只持续了几分之一秒，他立刻就被送到医院，但他的右手已完全被辐射渗透。几小时内他就失去了触觉。伽马射线穿透了他的皮肤，内脏在迅速衰竭。他神智昏迷，头发脱落，白细胞增多，最后在极度痛苦中去世。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弗里希的实验室紧张程度骤升。整个区域的人都坐立不安，尤其是实验室中有一个名叫路易斯·斯洛廷的加拿大年轻人，他莽撞又一心只想寻找“惊险”。斯洛廷其实是在玩火，他称自己的工作为“摆弄龙尾巴”。假如他当时出现了重大失误，整个实验室将无人能够幸免。洛斯阿拉莫斯被夷为平地，而广岛和长崎则不会遭到原子弹攻击。历史也将改写。
斯洛廷是个冒险家，也是正义的追随者。西班牙内战时，他为共和国政府战斗；不列颠之战中，他又参加英国皇家空军。由于眼睛近视，他被迫停飞。他接受过对口的科学训练，所以自然而然便加入了曼哈顿计划。在弗里希的指导下，他找到了自己的专长，但他的同事们则强烈希望他回去驾驶喷火战斗机。他将两个半球穿在一根横杆上，用螺丝刀将两个半球推向对方，他在一旁全神贯注地观察。这就像俄罗斯轮盘赌。依据概率，他迟早会无法及时分开两个半球。意外的确发生了。一天，螺丝刀脱手了。两个半球过于靠近对方，耀眼的蓝光瞬间吞噬了实验室。他徒手将两个半球分开，中断了反应，才得以拯救这个区域。他明白这么做意味着放弃生命。在去医院的路上，他对在他身边的工作的同事说：“你会好的，但我一点机会都没有了。”9天后，他在痛苦中死去。被派去调查这场事故，并研究能从这场事故中吸取什么样的教训的人，正是克劳斯·福克斯。
实验室大多数科学家都在抱怨保密措施，尼尔斯·玻尔从来都不习惯他的代号“尼古拉斯·巴特勒”，总是想不起来。但福克斯知道其中的隐情，很少抱怨什么。或者说，福克斯只知道一半内情。纳粹德国尖端武器研究进展情况仍然是个谜。希特勒总是在谈论秘密武器，早在1944年，他已经放出了三种秘密武器：喷气式战斗机、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和V–1导弹，也就是第一批喷射推进式导弹，人们也将它称为“嗡鸣弹”。美国科学家们之前推断希特勒要么已经拥有原子弹，要么马上就能拥有。从德国传来的情报中，没有一项能推翻美国科学界的假设。他可能已拥有一武库的原子弹，作为最后一道防线。希特勒这个人不择手段。这位德国元首带来的恐怖、憎恨和畏惧，今天已经不可能重现。但如果不想象当时人们所面临的恐慌，就难以理解美国科学家们在新墨西哥州的沙漠里制造原子弹的动机。
有关原子弹的问题，最高层领导们在华盛顿和伦敦分别进行过讨论（但没有在莫斯科进行，这情有可原，因为罗斯福和丘吉尔认为，斯大林大概也不会与他们分享苏联实验室的最新发现）。1943年秋，一支特别情报小组将在诺曼底登陆，其代号为“阿尔索斯”，即希腊文的“小丛林”（也正是“格罗夫斯”一名的意思）。小组成员虽穿得像士兵，但作战服上佩戴着识别徽章，徽章上有白色的希腊字母α和一条红色叉状闪电。他们的任务就是搜集纳粹德国核武器研究进展情况的资料。小组的一位资深科学家会在现场翻译并评估发现的文件。这位科学家就是荷兰的塞缪尔·A·古德斯密特博士，他是一名杰出的实验物理学家，业余爱好则是研究刑事侦查方面的新进展。
1943年1月7日星期四，美国总统向参众两院联席会议发布了第10次国情咨文。“轴心国知道如果不能在1942年取得战争胜利，他们最终将一败涂地，”他说，“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我们的敌人没有在1942年赢得战争。”星期六傍晚，首都一片宁静，一队豪华轿车从白宫南门驶出到第15街右转，在铸印局附近一条少有人烟的铁道旁停下。总统专列已经在那里等候。总统走进了自己的专属车厢“斐迪南·麦哲伦”车厢，跟随他一同进入的有哈里·霍普金斯、罗斯·T·麦金太尔博士，还有几名军章闪烁的陆海军高级将领。在迈阿密，泛美航空公司的“飞剪”号班机正在等候总统一行，准备带他们飞过大西洋，到卡萨布兰卡和温斯顿·丘吉尔会见。
盟军峰会将在这一年频繁举行。卡萨布兰卡一役，罗斯福高估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在那之后，他提出了极具争议的轴心国国家“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这位盟军总指挥在魁北克（又是和丘吉尔）、华盛顿（和丘吉尔以及盟军将领）、开罗（和丘吉尔、蒋介石）、夏威夷（和尼米兹、麦克阿瑟）、德黑兰（同丘吉尔和斯大林），然后又回到开罗（再次和丘吉尔），进行会谈。那一年，战争领导权的火把已经从英国首相传递到了美国总统手里，两个人都心知肚明。领导权的转移和个人能力没有任何关系。美国在战争中投入了更多的人力、物力，而且美国的将领，尤其是艾森豪威尔，将会在伟大战役到来的时候指挥联合军队作战。
并非没有人批评罗斯福作为盟军总指挥的表现。实际上，他的一生都饱受批评。斯大林认为罗斯福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只会让德国人更加团结，延长战争。大多数历史学家都同意斯大林的这一看法。在太平洋战场，也许罗斯福总统给了麦克阿瑟太大的权力，而太平洋战场实际上是海战，应由尼米兹上将来赢取。但没有人质疑，从1943年开始，罗斯福就是盟国陆军和海军的总指挥。早在1942年11月，罗斯福的特别助理威廉·D·哈西特就在日记里写道：“总统正在成为这场全球大战的中心人物，他提出倡议并决定采取什么行动，他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路易·强森从新德里发来电报称： “罗斯福的名字在这里有特殊的魔力。”大多数职业军人都佩服罗斯福的领导力。艾森豪威尔写道：“尽管罗斯福先生的很多政治决策，我都不敢苟同，但是我知道他作为领导一个国家进行战争的统帅的能力——在我看来，他的表现完全达到了所有人对他的预期。”史汀生说：“这是美国陆军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总指挥。”乔治·菲尔丁·艾略特少校写道：罗斯福总统对全球战略的出色把握使他成为“最伟大的战时总统之一”。在所有“二战”参战国当中，美国的伤亡人数比例最小。1944年海军节时罗斯福总统可以说，1943年美国武装部队曾经在敌人的滩头阵地前参加过27次登陆战，而且“这27次登陆战每次都取得了巨大胜利”。
罗斯福总统看上去一点也不像军事天才。视察军队的时候，他的穿着总是一成不变：一件法兰绒的衬衫、一顶旧帽子、随意系着的领结。他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衣着随意、精神饱满在周末要去钓鱼的老爷爷。话说回来，他统帅的军队战士们也很随意。美国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其性质完全不同。没有人比住在白宫里的总统更能代表美国。戴维·利连撒尔写道：“罗斯福是全世界最英俊的军事领袖。”艾森豪威尔将军或许也被罗斯福对乡村地形和特点的深刻记忆和理解所折服。然而对美国大兵和水兵来说，罗斯福总统送给他们最好的礼物就是他的关心爱护，以及作为一个实干的总统领导着实干的美国出现在世界舞台上。乔纳森·丹尼斯写道：再没人像他一样始终能够唤起藏在美国人民恐惧之下的自信，因为他坚信美国人民具有尊严，所以要求或期待美国人民拿出勇气时，他无所畏惧。”要说罗斯福对人民的需求把握敏锐，他去夏威夷医院视察的那次是最具说服力的。当时，他和陆军、海军将领进行了会谈，制订了击溃日本的宏大进攻计划。在离开之前，他要求坐着轮椅穿过那些作战中失去上肢或下肢的老兵病房。他微笑着挥手，一语未发，但他的行为说明了一切：这也是一个双腿不能正常行走的人。他懂得这些老兵的痛苦，他也经历过。但他战胜了这些痛苦，成为美国总统。这些老兵没有理由绝望，应该继续追求自己的理想。
从罗斯福的外表就能看出，他现在十分疲惫。白宫记者们深知罗斯福不会在1944年寻求连任。罗斯福本人也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汉尼根写了信：“我心里唯一的愿望就是回到我哈得孙河畔的故乡。”但压力迫使他继续执掌美国政府，和任何一位总统一样，他也在思考历史对他的评价。对于战后美国的发展，他有计划，他要像前总统威尔逊忠于国际联盟一样忠于联合国。罗斯福也收到了很多来信，有人在信中说：“在这全世界充满悲伤、满目疮痍的时刻，罗斯福总统请不要让我们失望，现在是我们最需要你的时候。我从心底里认为是上帝派你来引领我们前进。”还有许多请愿书，其中一封有6 000多名钢铁工人联名签署，上面写道：“我们知道你很疲惫，但是我们不能接受你从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道格拉斯·钱德勒从第三帝国传来声音：“把那个人从一直是白色的房子里赶出去。”此人曾工作于赫斯特报系，后叛逃，在柏林广播化名为保罗·里维尔。
作为政治家，罗斯福不会被这些呼声影响，丝毫不会。罗斯福对温德尔·威尔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望眼欲穿。他们拥有类似的远见，而且私底下彼此互相敬仰。罗斯福把萨姆·罗森曼叫到办公室，请他担任与威尔基沟通的特使。罗斯福说：“我们应该有自由和保守两派，但现在因为意见不合，两派内部都出现了分裂。”罗斯福认为在总统大选之后两派应重组，他让罗森曼用自己的想法试探威尔基。威尔基对罗森曼说：“你告诉总统先生，我已经准备好用我的一生促成此事。”1940年，还有可能做出些成绩——尽管现在也很难想到如何做，但如今已经是4年后了。那时候威尔基在威斯康星州共和党预选中败下阵来，得票数落后于杜威、麦克阿瑟和史汀生。他也觉得疲惫了，同时对共和党保守派很生气，也对所谓的政治程序不再抱有幻想。他身体虚弱，在经历了三次心脏病之后，于10月8日去世。
威尔基是自1916年的休斯之后，共和党最有影响力的总统候选人。他的离世在共和党中掀起了“反威尔基”元老的一系列报复行为。他们轻蔑地说威尔基奉行“世界大同主义”。劳伦斯·丹尼尔斯、伊丽莎白·迪林夫人、约瑟夫·麦克威廉姆斯，这些极右派代言人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全部哑口，1944年又“重出江湖”，暗讽罗斯福是“犹太国王”。直到1941年11月，仍有国会议员利用自己邮寄信件方面的权利与纳粹的宣传机构联系，议员菲什的秘书因为在这件事上做伪证而被定罪。一些纸媒，比如《芝加哥论坛报》、《纽约每日新闻》，还有艾林诺·佩特森（“西西”）旗下的《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以及赫斯特报系都拒绝隐瞒军事情报。美军破译了日本的“紫色密码”，一位《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在报道中泄露了这一情况，但日本人没有看到这篇报道。总统认为司法部应该在这件事上采取强硬态度。政府也遇到了严重的煽动事件，但是司法部长比德尔认为在选举年抓捕一些保守派的媒体人士会对赢取选民产生不利影响，所以他将罗斯福的意思撇在了一边。但是，这件事仍然让总统坐立不安。孤立派仍然在媒体和国会中地位坚固。如果就这样算了，他们可能在美国得到更多的支持，进而破坏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个威胁的出现具有决定性作用。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的前一周，罗斯福在给汉尼根的信中写道：
如果我的人民要求我继续执政，那我就像那些在前线战斗的士兵一样，没有权利退出。
至于我本人，并不想继续执政。到明年春天，作为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我已经服务了12年……
即使我不情愿，但是作为一个斗士，如果我们共同的总司令——所有神圣的美国人民有这样的要求。我将重申继续执政的承诺。
7月20日，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正在提名罗斯福作为总统候选人之时 , 他正坐在高峻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悬崖边，视察一场1万余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希金斯艇铰链船头登陆的两栖作战演习。在他看来，那些与会的政客们在走所谓的政治流程时，他在工作。然而，4年召开一次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从不只是走流程。党内在提名罗斯福的事情上达成一致，但是对副总统人选产生了分歧。罗斯福可能忽略了这个问题，也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有最后决定，各种现象表明后者的可能性较大。罗斯福认为亨利·华莱士的工作不当，未能尽责，还不必要地触犯了国会领导人。但罗斯福又不愿意让他从副总统的位置上退下来，华莱士本人则认为自己有足够的理由继续担任副总统。罗斯福在写给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主席的信中说：“华莱士是我的好朋友，我喜欢他，也尊敬他。因此，如果我是大会代表团成员的话，我会投票再次提名他为副总统的候选人。”
但威廉·道格拉斯和阿尔本·巴克利都各自认为罗斯福肯定会提名他们，而吉米·伯恩斯也认为自己已经得到了罗斯福的绝对支持。哈里·杜鲁门认为伯恩斯有内部消息，他也同意提名伯恩斯。但罗斯福在副总统人选上无所谓的态度让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决定找一个对罗斯福权力和威信影响最小的人，他们选定了杜鲁门。杜鲁门是忠诚的民主党人士，在国会上也坚决拥护通过行政管理法案，他的老家在美国中西部边境上的州。在与战争相关的一次艰难的调查任务中，他领导委员会的表现老练而得体。罗斯福不认识杜鲁门，甚至几乎都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当汉尼根提出这件事的时候，罗斯福嘀咕道：“对……对……是我让他领导那个战争调查委员会的吧？”当然，罗斯福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但汉尼根列出提名杜鲁门的很多理由，从政治的角度上看，都站得住脚。罗斯福同意了，就是杜鲁门。
这位密苏里州参议员听到被提名的消息时大吃一惊，说道：“我的天啊！”杜鲁门本人甚至都没有考虑过参选副总统。他向朋友四处求证，直到和罗斯福通过电话，他才肯相信。他极具个人风格地向朋友问道：“为什么他不一开始就告诉我这个消息？”然后他去找伯恩斯进行政治交易。尽管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大会还是经过两轮投票才成功提名杜鲁门。然后罗斯福在圣迭戈的海军陆战队基地通过广播宣布自己接受了对杜鲁门的提名。美国人都在互相问“杜鲁门到底是谁”。《纽约时报》称，杜鲁门能被提名是“密苏里州的第二次妥协。”詹姆斯·E·海杰蒂写道：“大佬们的胜利。”杜鲁门的竞争对手、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约翰·布莱克说：“杜鲁门，是叫这个名字吗？”他挠了挠头，嘟囔道：“我总是记不得这个名字。”7月31日出版的《时代周刊》轻蔑地把杜鲁门称为“来自密苏里州的不知天高地厚的灰头发参议员”。
托马斯·E·杜威是共和党中最有希望成为总统的候选人。他智慧、勇敢，人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可以成为一位优秀的总统。但此时民主党实力太过强大。国家经济已经开始复苏，民众仍然将共和党与胡佛联系在一起，军方每日捷报频传，罗斯福也已成为美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有经验的政治家。罗斯福曾经对《时代周刊》说：“我就是喜欢激烈竞争。”时间流逝，他对竞争的喜爱却与日俱增。他所谓的“竞争”是和共和党元老派对抗，而不去理会他真正的竞争对手。这一招成功地打击了胡佛、兰登和威尔基。在一次庆功演讲中，罗斯福展现出了打击竞选对手更新、更致命的绝招——嘲笑对手。国会中有三个人总是阻挠政府通过法案，那就是乔·马丁、布鲁斯·巴顿和汉密尔顿·菲什。罗斯福在国会上为自己的成就辩护，并说：“大家都同意，除了马丁……巴顿……和菲什。”“马丁……巴顿……菲什”, 当他第三次说起这句话时，听众已经耳熟得把握了它的节奏，并开始跟着他唱和：“马丁……巴顿……菲什”。这很有趣，说实话 , 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政治良方。更有力的是，他揪住一条关于共和党的传言：罗斯福把自己的苏格兰梗犬忘在了阿留申群岛，后来居然派了一艘驱逐舰把那条狗接回来。对此，罗斯福通过广播，面对卡车司机工会和全国人民，话中带刃地讽刺道：“这些共和党领导人从来都对攻击我乐此不疲，这还不够，他们还攻击我的妻子、儿子，甚至不放过我家的小狗法拉……对我家小狗所遭受的诽谤言辞，想必我有权表示愤怒和反对！”
杜威怒火中烧，总统的话正好刺中了他。从那时起，便有人说，总统竞选成为“罗斯福的狗与杜威的羊”之间的较量。似乎罗斯福竞选的每一步都比上一步走得更艰难，总统的政治手段好像被一种隐形而邪恶的力量压制。这种痛苦愈加强烈，双方都不好受。西德尼·希尔曼成为共和党的攻击目标，他是美国产业工会联合会（简称“产联”）政治活动委员会的负责人，正组织工人们给罗斯福投票。当时，杜鲁门将代表民主党参选的消息四起，罗斯福说：“去找西德尼求证。”于是，美国大大小小的广告牌上写满了“去找西德尼求证”、“西德尼·希尔曼和厄尔·白劳德的共产主义分子都登记了，你呢”。在选举的最后几个星期里，杜威反复提到共产主义的问题，要是放在10年以后，这种指控会让政治家们胆寒，但这是在1944年，苏联是美国反法西斯的盟友，这就不一定那么有效了。
幸运之神偏爱共和党。现已晋升为少将的时任征兵局长路易斯·赫尔希公开发表不当言论，说让士兵继续留在军队里，或者遣散部队再成立一个机构管理退伍军人也好，花费都差不多。赫尔希将军的名字本书会再次提及，他的蠢话使得后来好几任总统尴尬不已。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立即制止了他。史汀生受总统之命让他闭嘴了。另外，史汀生还澄清道，政府正准备快速复员。无论如何，一名满嘴跑火车的将军还没本事把杜威送进白宫。不管是对小狗法拉还是对西德尼的诋毁，杜威只需要一个能引起热议的话题，而罗斯福却把它们挨个扼杀在了萌芽状态。
罗斯福在芝加哥军人球场内，站在他的车上发表演讲，体育场里有10万人，还有10万人站在外面听他演讲。总统说这是他竞选生涯中经历过最怪异的一次竞选：共和党一边贬斥民主党的无能，一边又称民主党通过的法律政策。他们高呼“好争吵的疲惫老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海陆联军，这一事实无可辩驳，但又说“所以，现在是该改变的时候了”。罗斯福说：“实际上，他们还说，那些江郎才尽的狂想家果真开始为建立持久和平的世界打基础。如果你选了我们，我们对此不会做任何改变，但他们又低语道：‘我们这样做才能不失去民意，甚至得到杰拉尔德·奈和杰拉尔德·史密斯的支持，我们不会失去任何孤立派竞选资助者的支持。为什么？因为我们甚至能让《芝加哥论坛报》满意！’”
对手掌握了一个重要把柄：罗斯福的身体状况。如果所有医学证据被公之于众，引起广泛讨论，那么选举结果也许会完全不同。但这在当时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没人知道总统的身体状况究竟怎么样，包括总统自己和他的私人医生。而且，倘若公开讨论这种问题，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指责。反对罗斯福的报社疯狂谴责他，可以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别那么拘谨”成为《纽约太阳报》10月的头版社论： “是惯例而非宪法，抹杀了人们公开谈论副总统战胜总统的可能性，美国历史上已有6位总统在任期内去世。”《纽约每日新闻》每期都会提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已经62岁高龄，而托马斯·杜威才42岁。《时代周刊》说：“62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的确确是一位老人了。”
罗斯福的私人医生——麦金太尔医生代表白宫对总统的健康问题做出回应，他本人对此负重责。他像总统的大多数私人医生一样，有海军中将的军衔，是一名优秀的眼科和耳鼻喉科医生，成功治愈了罗斯福的鼻窦炎。对于罗斯福的健康问题，麦金太尔医生对媒体说：
……体重和以前相比下降了八九磅。老实说，我希望他能增重几磅。在去魁北克之前，他就不再游泳，但是现在他将重新开始游泳。他是一个游泳健将，游泳对他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水的浮力可以让他的腿活动，这是其他任何运动都达不到的效果。他的器官没有任何问题，完全健康。他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但是他完全可以负担，这是非常惊人的。传言说他健康问题堪忧，大选期间出现这种传言不难理解，但是这些都不是真的。
医生认为解释过后，这种传言可以平息，但罗斯福并不满意。或许是因为自己患有麻痹症，总统对关于他身体状况的传言高度敏感。为了证明医生没有半点儿虚言，他甚至宁愿选择忍受身体上的折磨。第一次瓦解谣言的机会是纽约的一次竞选活动，他要带领车队从布鲁克林的艾必斯野场穿越皇后区到布朗克斯区，然后再去哈莱姆区和曼哈顿中心，经百老汇大街到炮台公园，全程长达4个小时，途经50英里。那天下着大雨，一场连绵不断、冰冷刺骨的秋雨，让所有人湿透衣衫，痛苦不已。这样站在车上淋雨穿行，简直是疯了，然而此时罗斯福并未考虑结束，甚至未考虑过缩短行程。他只是短暂地停了两次，一是在布鲁克林的海岸警备队车库，二是在其妻子位于华盛顿广场的公寓，他擦了擦身，换了套干衣服。其余时间，他都站在车上微笑，挥舞着他的软呢帽，那场景的确让人心疼。
妻子埃莉诺坐在后面的美国特勤局的车里，心痛不已。她淋不着雨，因为这辆车上有帆布顶棚，而总统的车上也有，她原以为丈夫起码会撑起帕卡德车的顶棚挡雨。同样十分担心的还有拉瓜迪亚和瓦格纳，他们两人坐在罗斯福前面的活动座椅上，浑身都湿透了。倾盆大雨越下越大，总统的披风湿得仿佛镀了一层银。比起上一次选举，他的头发又稀疏花白了许多，现在全都湿淋淋地贴在头皮上，他的夹鼻眼镜也起雾了，几乎什么也看不见。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民为了有幸一睹这个全美最有名的微笑，有伞的撑伞，没伞的就顶着湿淋淋的报纸，在大雨里哆嗦着等待罗斯福的车队。而他宁愿咬紧牙关坚持行完全程，也要让全美人民看到他的微笑。6天后，他又在费城巡演，同样冒着冷雨在敞篷里，一站就是好几个钟头。从那以后，所有报社记者都说罗斯福简直就是活力的象征，连反对罗斯福的报社记者都大为惊叹。
11月7日，罗斯福照常和埃莉诺出现在位于海德公园的投票点。他告诉主持官员他是“种树的”，又庄严地确认自己是第251号选民，而后被带到投票机前。这是他第一次投票，他不知该如何操作，只听帘幕后传来拍打机器的声音，他喃喃自语：“这该死的家伙不管用！”后来有人指点了他一下，他便顺利克服了选举那天唯一的困难。目前，即使暂时不算国内的军人票数（他们是罗斯福的强烈支持者），罗斯福也赢得了选票总数的54%。选举人票数结果是罗斯福432票、杜威99票。阿肯色州的傅尔布莱特和康涅狄格州的麦克马洪沾他的光成为参议员，海伦·加哈根·道格拉斯和亚当·克莱顿·鲍威尔也进入了众议院。汉姆·菲什和杰拉尔德·奈都被打败了，尽管约翰·L·刘易斯在各矿区支持杜威，民主党还是拿下了这些区的选票。罗斯福兴奋不已，不断告诉选民这次选举不仅是总统的选举，也是对美国是否将加入联合国的投票。这一问题曾如魔鬼般困扰着伍德罗·威尔逊，直到其去世也未可知，现在终于得到了解决。
竞选虽然胜利，但总统仍然对竞选中遭受的种种卑劣手段耿耿于怀。他曾说过，杜威给对手扣赤色分子的帽子，这种行为“十分无耻”。凌晨3点，共和党宣布竞选失败，当时总统还在纽约，他坐着轮椅到卧室去休息时，对身边的哈西特说“我仍然认为他就是个狗娘养的”。当然，这种话总统不会在公开场合说。从一切表面迹象看来，美国平稳渡过了战时的选举难关，选举过程也没有留下伤痕。
但是……
如果罗斯福在演说中提到他的宠物狗法拉，使杜威颇为恼火。那么，杜威嘲讽罗斯福年老体弱，暗示罗斯福的身体状况无法胜任总统一职，不仅让罗斯福很心痛，而且这种感觉久久不能消退。每次在公开场合露面，他总要刻意表现得生气勃勃、精神饱满。当年，他回到首都华盛顿，就像恺撒大帝凯旋一样，华盛顿又下着瓢泼大雨。说来奇怪，不管他到哪个城市，那里总是会下雨。10年前，罗斯福每次访问都能带来倾盆大雨，农民们对此雀跃欢呼，而他的部下们也认为罗斯福就是有这样的好运气。但现在，对于像他这般年纪的人，雨水就算不上好运了，甚至可能是危险的。总统叫人们不用担心，并命令把帕卡德汽车的篷顶放下来。到了联邦广场，3万人被浇得湿淋淋，站在那里等着看他。他坐在杜鲁门和华莱士之间，拿天气开玩笑。接着他的轿车缓慢地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行驶，公路两旁30万华盛顿居民夹道欢呼。罗斯福（包括杜鲁门和华莱士）浑身都被雨水浸透了，但到了白宫，他还是容光焕发，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好像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健康过。
但是……但是……
有一段时间，亲近罗斯福的人都十分担心他的身体健康。那年10月，《时代周刊》报道鼻窦炎是“最令罗斯福不得安宁的健康问题”。其实情况要严重得多，他的整个心血管系统都令人担忧，而在这方面，麦金太尔医生没有经过专业的训练。早在1937年，总统就被诊断为患有收缩期高血压，更严重的是，4年后又患了舒张期高血压。尽管麦金太尔的这位病人锻炼越来越少，担心的事务越来越多，麦金太尔医生仍然表现得非常乐观。罗斯福并非公众想的那样健壮，那只是医生做出来的假象。早在1943年，他就两次被重病折磨：一次流感和一次莫名其妙的感冒（他自己说是北非之行引起的）。从德黑兰回来后，他又感冒了一次，晚上还会头痛。他即使前夜睡一个好觉，工作到上午仍会疲惫不堪，有时还会说着说着就睡过去了。有一次他正在签字，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钢笔掉在纸上，弄脏了文件。女儿安娜和秘书格雷斯·塔利都被吓坏了，赶紧私下找麦金太尔医生说明情况。医生说他也同样担心，并建议总统去医院做一次体检，但一想到要让自己那个顽固的病人面对如此严重的情况，又似乎十分害怕。最后，安娜把事情告诉了母亲，埃莉诺则轻描淡写地告诉罗斯福，他需要去贝蒂斯海军医院体检。1944年3月27日，他乖乖来到医院，这次为他做检查的可不只是一个医生，而是整个医学专家的团队。
其中一人是海军少校霍华德·G·布鲁恩，心脏病主治医师、贝塞斯达医院心电图仪部主任。布鲁恩对罗斯福的状况非常震惊：总统发着烧，还受支气管炎的折磨，已经耗尽精力。更糟糕的是，他的心脏扩张，四周血管膨胀起来，血压也高出警戒线。在检查报告中，布鲁恩指出罗斯福患有高血压、高血压性心脏病和心力衰竭，其他医生也一致同意。他们建议罗斯福好好休息，他也谨遵医嘱，前往伯纳德·巴鲁克在南卡罗来纳州的种植园修养。他之前每天要抽二三十支烟，现在减到了五六支，晚餐前的鸡尾酒也减量到一杯半了（睡前也不再喝）。他在给霍普金斯的信中写道，他对假期非常满意，晚上能睡12个小时，白天就在园里晒太阳，他在渐渐控制自己的脾气，还说“让我忘记其他所有的事儿吧”。秘书露西·拉瑟弗德经常去看望他。
作为一个病人，他好奇心并不强，从来不问他吃的那些绿色药丸是干什么用的，其实那是洋地黄。布鲁恩少校和贝蒂斯海军医院的医生们本可以向罗斯福解释他的情况，但在医学院没人学过怎样告知美国总统他已病入膏肓。而且，他们军衔不够，这在战争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关于病情的所有图表资料都移交给了海军中将麦金太尔。贝蒂斯海军医院的医生们以为麦金太尔会把病情转告罗斯福，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这样做过。离开南卡罗来纳的日子，总统从未像病人一样休养过——那年，他出行里程达50万英里，指挥了两场战事，还准备再次竞选。同时他还要监督（战争）后方工作，处理总统桌上大大小小的国事。1944年，他的工作日程表上包括：接管芝加哥的蒙哥马利·沃德公司、起草美国大兵权利法案、劝说参议院民主党领袖阿尔本·巴克利收回辞呈、批准按照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模式成立一个密苏里河流域管理局、劝说史汀生部长不要退休、提出史无前例的巨额预算案、在纽约市长竞选期间到纽约市发表演说、研究保险公司延期偿付权问题、签署一个战后科学研究项目、跟有关核裂变的秘密工厂中的劳资双方进行秘密协商、对一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击毙一头受伤的小牛的军事法庭判决进行复审，还要从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中选择一人指挥欧洲登陆战。这些事要总统亲自处理还算合情合理，但极不合理的是，只有总统才能说服海军部与陆军部共用五角大楼（海军将领想要属于自己的大楼），也只有总统能决定是否取消海军和陆军的娱乐比赛。史汀生事后说：“仅凭一己之力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事情，事必躬亲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害死了自己。”
白宫的来访者都看见了总统脸色有多糟糕。7月，詹姆斯·罗斯福见证了预言成真的那一刻。就在海军陆战队于加利福尼亚州海岸开始准备演习之前，儿子詹姆斯在“费迪南·麦哲伦”号陪着父亲。突然罗斯福面无血色、疼痛难忍，闭着眼睛挣扎着说：“吉米（詹姆斯的昵称），我不知道我是否能扛过去了，实在是太痛了。”儿子想把这次父亲的公开露面取消，但罗斯福很快恢复了过来，否决了儿子的提议。我们无法知道这次病痛的原因，因为没有报告给布鲁恩医生。但第二次发病，正发生在公众的视野中。总统离开加利福尼亚州，来到西雅图演讲。特勤局人员建议他去附近的一艘驱逐舰上演讲，可以以大炮为背景。总统喜欢这个想法。一切准备就绪，但演讲刚一开始，他就发病了。当时没有人注意到，他承受着心绞痛的折磨，胸腔持续剧痛15分钟，全身都痛感强烈。难以置信的是，他居然还可以站得住，甲板是倾斜的，支架本就不稳固，还要演讲。
只有罗斯福本人知道当时的疼痛，而站在罗斯福背后的布鲁恩，丝毫没有意识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直到很久以后才得到罗斯福心脏病发。至于现场民众，只是为听了一场有史以来最差劲的演讲而感到沮丧。那次演说，罗斯福咬字不清、毫无生气，有时候甚至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演讲内容毫无章法，也没有任何道理可言。人们听不出是罗斯福在讲话。萨姆·罗森曼听着广播，双拳紧握为他着急。总统已病入膏肓的消息传播开来。不幸的是，一张罗斯福呆滞懈怠、面容枯槁、脸色惨白的照片更残酷地印证了这一消息。美国特勤局的麦克·莱利告诉罗斯福，一些记者坚持认为罗斯福是在住院而不在南卡罗来纳州。罗斯福坚定地说：“麦克，这些记者就是一群该死的食尸鬼。”
罗斯福的反应可以理解，但又稍显唐突。有时候，在一个重要人物行将去世的时候，新闻界有责任加以密切注视，这次就是这样的情况。长期以来，由于记者对罗斯福非常敬爱，所以很少报道他的外表如何。那位拍摄罗斯福这张可怕照片的摄影记者，已遭到同行们的排斥。然而，总统的内阁成员和老朋友们却直白得多。多年来的工作压力已经使罗斯福苦不堪言，现在似乎要一下子爆发出来。一位观察员写道：仅仅在一个星期里，总统仿佛“从壮年步入了老年”。劳工部长弗朗西斯·珀金斯对于有关罗斯福（和她自己）的流言从来都置之不理，更不相信关于罗斯福健康日益恶化的一切传言。但是在罗斯福第4次就职典礼之前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她着实大吃一惊。他两眼呆滞，看上去就好像挨了一拳似的，脸色苍白、面容憔悴。他穿的衣服似乎大了一号，两手颤抖，嘴唇发青，似乎不得不用手托住他的头。迪安·艾奇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总统的样子使我们都大吃一惊。他消瘦、憔悴，两眼下陷，眼眶发黑。只有他得意地拿起那个烟嘴的动作，和他漠视困难、轻松愉快的态度，才使人想起当年的罗斯福。”第二天，约翰·甘瑟看见罗斯福后写道：“我看见他的样子就感到很震惊。我确信他时日不多了。皮肤已经毫无光彩，就像在发暗电灯泡上面的羊皮纸灯罩一样。他变了形的面庞使我久久难以释怀。他的脸色灰暗，憔悴且松垂，嘴唇的肌肉似乎已经有点儿不受控了。”甘瑟又写道，他已经筋疲力尽，“连简单问题都难以回答，胡话连篇”。
两个星期后，在克里米亚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安东尼·艾登发现罗斯福在晚上的初次见面时迷迷糊糊的，精神状态不好。丘吉尔的医生莫兰爵士只看了罗斯福一眼，便认定他的时日已不多。他们的这种印象，和华盛顿方面对罗斯福健康情况的印象凑在一起，就使人们后来形成一种论调：罗斯福这个“雅尔塔会议上的病人”，被狡猾险诈的苏联人骗了；他的亲友们让他竞选第4任总统，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美国。按照共和党20世纪50年代的说法，雅尔塔会议“出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但是还有一些疑问无法解答。首先，这里有个假设，就是有人可以说服罗斯福放弃竞选。1940年的竞选，埃莉诺就曾再三劝他放弃，但他没有同意。其次，他的病情变化无常。可能今天布鲁恩医生的检验结果说明总统已病危，明天他又显得精力充沛。布鲁恩在他的检查结果与病人的实际病情之间，找不出任何变化规律。显然，他在大雨中的那次竞选活动消耗了他大量精力，在那之后，他脸色不再红润，常常食欲不振。但他的血压却有所下降（到210/112），肺部也没有炎症，而且一切迹象表明连他的心脏也非常健康。他在布雷默顿离开驱逐舰的甲板后，就把心绞痛的情况告诉了布鲁恩。一小时内，布鲁恩就测量了罗斯福的血细胞数值并做了心电图。结果显示，一切正常。
罗斯福总统在关键时刻振作精神的能力让人不可思议。艾伦·哲瑞当时是合众社的记者，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白宫记者宴会，当看到罗斯福坐着轮椅进入会场时，哲瑞感觉罗斯福健康状况很不好，整个人显得老态龙钟。但是在总统退场之前，他仍然“像从前一样回应记者们的欢呼，因此我们最后看到的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头往上一仰，顿时笑容满面，举起手向大家致意，一举一动和过去的他没什么区别”。1944年9月25日，在华盛顿新竣工的斯塔特勒酒店，罗斯福给工会领袖和民主党党员发表演说。罗森曼和总统的女儿怀着紧张的心情很早就来到现场。那天早上，罗斯福的健康状况很差。安娜细声问罗森曼：“爸爸能坚持下来吗？如果他讲得不好，那这场活动效果会很糟糕。”听众也很紧张，因为大家都听说罗斯福病得很重，他在加利福尼亚州颤颤巍巍的样子被拍到的那张照片，民众都看到了；在驱逐舰上无精打采的那段演讲，民众也听到了。罗斯福坐着开始发言，头几个字听起来有点儿奇怪，按照伯恩斯的说法，“仿佛总统只是在动嘴巴，却没发出声音”。但是后来，他恢复过来，发表了斗志昂扬的演说，简洁明快，声音洪亮，就像他第一次就职演讲时一样。
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的随行人员（哈里曼、伯恩斯、海军上将威廉·D·莱希、爱德华·斯退丁纽斯）都认为他能精明而有效地维护美国利益。在会议初期阶段，罗斯福夜间经常咳嗽，但布鲁恩为其检查时还是显示肺部状况良好，心脏和血压也正常。2月8日（跟斯大林在波兰问题上争吵以后），罗斯福的血压出现异常。医生为此担心起来，于是调整了罗斯福接下来两天的治疗方案和日程安排，但之后这些病状又消失了。这时，艾登对罗斯福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他觉得自己对罗斯福的第一印象必然是错误无疑的。在艾登看来，尽管罗斯福面色不好、体重下降，但他在谈判中展现出的精明果断非同寻常。他不但在工作强度上和丘吉尔保持一致，而且还能找出时间，和斯大林举行小型会议，就美苏在亚洲的角色问题进行会谈。
毫无疑问，雅尔塔会议加速了总统的死亡。1944年，他与一个强硬的共和党对手竞选，并且要保持旺盛的精力，担任三军总司令，指挥战事。这两个因素同样也加速了他的死亡。人们将来会怀念雅尔塔会议，因为总统在那里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此外，他再没牺牲过其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