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的

那年秋天，华盛顿等待着自罗斯福以来第一位共和党总统的指示。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都变了，紧跟时代的步伐——这么说吧，从防空洞转到了烧烤架。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十分容易。摇滚尚未出现，音像店也不是青少年的地盘，顾客仍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们最喜欢的歌曲主题是爱，而不是欲望。他们慢慢地沉迷在那些柔和甜美的声线中，如马里奥·兰扎、朱莉·伦敦和托尼·贝内特。那时，美国退伍海兵哈里·贝拉方特的年收入已达75万美元。他的唱片《卡利普索》成为第一张销量过百万的黑胶唱片。那些循规蹈矩之人每月都会购买10万张米奇·米勒的唱片。米勒不仅是一位歌手，还是哥伦比亚唱片公司流行音乐部门的总监，这就意味着每卖出一张唱片，他都会赚两份钱。当时的音乐让人轻松舒适，让大家都忘了那是一笔大生意。米勒的同事佩里·科莫在星期六晚上的电视节目中说，他不介意为了生活回去剪头发，但电视机前的观众却无人发笑。

17年过去了，好彩牌香烟的歌曲仍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星期六晚上播放。为某种产品打广告，还没人认为是有害无益的。1952年，排名第一的歌曲是约翰尼·雷的《恸哭》，到1953年被帕西·费斯的《你的心在哪里》所取代。渐渐地，自动唱片机传来其他流行歌曲，如《葡萄牙的四月》、《烟雾弥漫的山顶》，薇拉·琳恩的《再见，亲爱的》、罗丝玛丽·克鲁尼的《请来我家》、特克斯·里特尔的《正午》。《正午》是第一首电影大片的主题曲，出自加里·库珀出演的同名电影。其曲调改编自“迪米特里·迪奥姆金的原创民谣”，由于整首歌朗朗上口，连艾森豪威尔将军都难以忘怀，哼唱了好几个月。在这些生动的艺术中，没有任何令人震惊或紧张的元素，也没有引起混乱。那是孕育的阶段，是喘息的机会，是放松重新调整的时刻。敏感的民主党人察觉到这一点了，史蒂文森说：“我同意现在是喘息的时刻，而自我调节已成为时代的精神。”艾奇逊则建议朋友“遵循自然规律，休养生息”。

杜鲁门政府和艾森豪威尔政府交接的空隙，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一位名叫莫雷·伯恩斯坦的商人兼业余心理学家准备对一位美丽动人的33岁女性弗吉尼亚·泰伊实施催眠，在心理学史上留下辉煌的一页。在被伯恩斯坦催眠前，弗吉尼亚还只是科罗拉多州的一名普通家庭主妇。在他的引导下，弗吉尼亚讲起柔和的爱尔兰语言，跳起吉格舞，确认自己是个爱尔兰妇女，名叫布里代·墨菲。在爱尔兰经过仔细调查，发现还真有这个人。她于1758年出生在科克，也埋葬在那里。接着发现，弗吉尼亚不仅以布里代的身份说话，还了解19世纪初科克的风土人情——那里的人民、地理和风俗。连续在《丹佛邮报》上露面后，她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伯恩斯坦关于她的书《探索布里代·墨菲》先后加印了8次。弗吉尼亚以布里代的身份说的话被刻成黑胶唱片，售出3万张，每张5.95美元。

尽管精神病学家震惊不已，但还是认为弗吉尼亚是把潜意识中的记忆片段交织在了一起。果不其然，在芝加哥，一个美国人发现一位本姓为墨菲的安东尼·科克尔夫人，弗吉尼亚在易受影响的童年时期曾住在她家对面。科克尔夫人来自科克，在孩子的请求下，她不断讲述自己年轻时在爱尔兰的生活，以及从母亲那里听来的故事。

电影院的收入持续走低。碧姬·芭铎在《上帝创造女人》一片中的表现引起轰动，这颇能说明20世纪50年代的情况。《时代周刊》 惊讶道：“碧姬躺在那里，有立体银幕那么大，屁股赤裸着朝上，就像审查员的眼珠。”于是，负责删剪电影片段的审核人员履行了他们的职责。这位法国最著名的演员只能在大城市的电影荧幕上出现，并且也不是总能见到，而普罗维登斯、沃思堡、孟菲斯和费城则彻底禁止播放她的电影。在艾森豪威尔获胜的那个月，电影院老板认为他们应该在立体电影上弄出点儿新花样。立体电影的制作者认为这是继有声电影后的又一发展。该类电影采用三维立体技术：观影时，你要戴上硬纸板外框的眼镜，然后就会觉得像坐过山车一样地飞速直下，以每小时150公里的速度飞驰，又或者眼睁睁地看着一支矛冲出银幕，直指自己的咽喉。1952年11月26日，第一部长篇立体电影《非洲历险记》在洛杉矶公映。其在一星期内的票房为9.5万美元，派拉蒙影业公司的一位经理嘲笑这种要戴眼镜看的电影的票房最终会十分惨淡，他说：“如果给观众放他们想看的东西，在他们的脖子上戴马桶都可以！”结果新鲜劲儿一过，立体电影就像维他风 一样死气沉沉了。

在艾克和史蒂文森竞选期间，还有两件时髦的事：飞碟和数字油画。据说第一次看见飞碟是在1947年，当时华盛顿州的一名飞行员报告说在亚基马印第安人保留地的上空有9个不明飞行物，形似浅盘，以每小时1 200英里的速度在天空飞行。到艾克竞选时，困惑的空军每个月要调查50宗不明飞行物的案件，10年内花费在探索飞碟上的钱共计50万美元，而这一谜案却比以往更加神秘。

数字油画就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艺术了。这是一种非艺术之人的小儿科行为，他们可以不必创作任何艺术作品，就以画家自居。这10年来，其带来的最显著的现象就是赝品层出不穷，因此数字油画可以被看作文化界的风向标。想出彩色数字油画主意的是底特律的帕尔墨绘画公司。顾客可以购买一幅复杂的静物写生或人物肖像——弥尔顿·伯利的是最受欢迎的。他们同时配好50种油彩或水彩，编上号码，并将对应的号码涂在油画布或画纸上。假如乌贼墨色的编号是14，那么对应14的地方便都涂上这种颜色，以此类推。使用帕尔墨的方法，你花上11.5美元（含税）就能重现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将其装裱在“古色古香的金色画框中”，而这个裱框其实是塑料的。

1952年11月29日星期六，清晨5点30分，星空下，两个男人出现在曼哈顿莫宁赛德大道60号，他们裹着厚外套，将领子竖起抵御严寒，随后坐上了等在路边的黑色豪华轿车。其中一人是美国特勤局的爱德华·格林，另一个则是当选的美国总统。在那个时间，城市中还没有车辆行驶。轿车飞速穿过空寂无人的街道，直奔东河方向，驶过三区大桥，转向长岛，最后停在与米切尔机场平行的小路上。那里有两架星座式客机正在待命，喷气式飞机出现之前，那已经是最快的飞机了。其中一架是为将军准备的，寒风凛冽，将军赶紧登上了舷梯。

艾克的下属将搭乘另一架飞机。那个星期六的凌晨，美国特勤局的车辆来回穿梭于整个纽约市区，与当选总统的车辆同时开出。他们采取了特别的方式，以确保不会引起外界的关注。将乘坐此次飞机的大人物离开家门，在约定的陌生街头汇合；被委派的国防部长、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查尔斯·威尔逊在中央火车站徘徊，假装是一位错过车的乘客，其实他在等他的司机。新闻秘书吉姆·哈格蒂替艾森豪威尔准备了一份充满虚假约会的日程表。这份日程表将发给报社，表示将军在家公务繁忙。一直守候在莫宁德赛大道60号外的记者将会看见每天都有不少显要的政治家进进出出——哈格蒂可不想露出任何马脚。共产主义分子应该不会试图杀害艾森豪威尔，但如今国际局势这么紧张，谁也不愿意冒险。

星期二晚上8点，两架飞机在汉城外降落，马克·克拉克和詹姆斯·范佛里特两位将军迎接了他们。他们原来的指挥官，也就是将来的三军总司令在韩国待了三天，研究战争形势，在大炮轰鸣的前线探望士兵。12月6日星期六，美国人民首次得知此次行程。哈格蒂发表声明告诉美国人民，下一任总统并“没有灵丹妙药，也没有解决办法”，但向他们保证“能做之事也有很多，并且会尽全力去做”，以此支持朝鲜战场上的美国军队。与此同时，艾克前往檀香山，与他的顾问们一起登上美国海军巡洋舰“海伦娜”号。尖刻的民主党人表示，他飞往太平洋地区的唯一原因不过是实践竞选时的诺言。他在那里的72小时中确实没做什么事，但那次旅程的意义远不仅如此。他上前线的消息极大地鼓舞了美国军队的士气，结冰的战壕提醒他——其他东西都没有这个作用，停战已经迫在眉睫。最终，有了“海伦娜”号的巡航。巡航期间，他接受并思量着麦克阿瑟的意见，接见并选中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下一任主席阿瑟·雷德福舰长，并与他任命的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相互增进了了解。这三人都认为美国的对手只懂得使用蛮力。此次巡航至关重要。

将军之前从未见过舰长，雷德福作为太平洋地区总司令在硫磺岛登上“海伦娜”号。8月，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布雷德利的第二届任期将满，艾森豪威尔推断，其继任者一定与查尔斯·威尔逊一样，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中心在亚洲。雷德福不仅符合这一条件，而且还狂热地守护太平洋战区，他甚至都不愿听到关闭西雅图桑德因特海军基地的建议。他也赞同制订新的战略方案。艾克认为，庞大的军事预算对斯大林有利，如果新政府倾力打击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威胁，那么美国将陷入困境。他认为，制造大量的核武器是阻止侵略的更为明智的方法。如果苏联知道这场绝望的战争最后会以在克里姆林宫投放原子弹告终，那么世界恢复和平的机会就会增加，或者理论上如此。杜勒斯喜欢这一想法，后来他称之为“大规模报复”。

当然，这个想法十分危险，接下来对它的讨论成为20世纪50年代的重大政治议题之一。一些民主党人指责即将担任财政部长的乔治·汉弗莱。汉弗莱强烈主张搞预算平衡，而五角大楼是联邦经费的最大支出者。汉弗莱只是大规模报复战略的众多拥护者之一，麦克阿瑟也在其中。登上“海伦娜”号时，艾森豪威尔得知他的老首长在全国制造商协会大会上说，他已找到“一个清楚又明确的办法解决朝鲜战争”，并且“不会引发世界大战”。他拒绝公开该方案，但表示会呈给当选的总统。“海伦娜”号上的大部分显要人士都不再把麦克阿瑟当回事，但艾克却不这样认为。他致电沃尔多夫，表示期待与他见面，“我也许会从你的想法和经验中得到许多益处”。麦克阿瑟乐意见面，“尤其是因为，尽管我作为个人和军人对此十分热心，但这是我回来后官方首次对我的建议表示出一点儿兴趣”。

12月9日，哈格蒂向媒体发布了此次会面的消息。第二天早上，杜鲁门从岳母的葬礼返回华盛顿时读到了这一消息，随之暴跳如雷。他说，如果麦克阿瑟将军有结束战争的妙招，就应该告诉美国总统，这是他的职责。在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对麦克阿瑟的计划是否切实可行表示怀疑。他怒气未消，也向“海伦娜”号“开火”了。他说，艾克前往朝鲜半岛的保证是竞选中一种不负责任的煽动行为。现在，每个人都发怒了。麦克阿瑟的意见简直不值一提——艾克到纽约去沃尔多夫酒店拜访了他，了解到他的想法不过是威胁中国，现任政府和离任政府之间进行平稳交接的希望也破灭了。

本来就没抱多大希望。在飞往汉城前，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助手曾拜访白宫，试图结合两者的外交政策。杜鲁门叫来艾奇逊，让他介绍世界上陷入战争的地区。他详细叙述了越南战场，他说最大的问题是，法国是否还有继续对抗共产主义的意愿。

艾克希望有个好的开始，但他也有自己的一套。他对领导的概念反映出他信任专家和权威。舍曼·亚当斯是他的参谋长，头衔是“总统助理”。亚当斯之下则是内阁，组建内阁是总统当选人的当务之急。许多总统认为内阁作为审议机构太过冗杂，作用也不大，他们宁愿与白宫的工作人员共事，让部长们去管理那些部门。艾森豪威尔有意把他的内阁当作国家委员会，在其中商议所有重要事务。所以在就职前的几星期，他并未同杜鲁门和艾奇逊协调工作，而是在1月12日和13日，在纽约海军准将酒店，让新任命的部长们预演了两次。

他任命之人反映出他对美国商业界的赞赏。艾克希望他任期内的政府作为商业的政府而为人们所记住，并多次谈及此想法。他认为，商人比军人更有才干，这二者又都比政治家出色。对于他来讲，政治家就是一群无能之辈。位于其价值标尺顶峰的，是工业界的伟大领袖。他组建的内阁中，商业界人士占了大部分，以至于史蒂文森称其是“大交易”，美国运输研究委员会在《新共和》周刊上说这是“8个百万富翁和1个水管工”组成的内阁。这个水管工就是工会领袖马丁·德尔金，他将担任劳工部长。

汉弗莱担任财政部长，威尔逊是国防部长，司法部长是布劳内尔，邮政部长是萨默菲尔德，农业部长是埃兹拉·塔夫脱·本森，内务部长是道格拉斯·麦凯，商务部长是辛克莱·威克斯，而奥维塔·卡尔普·霍比将担任4月11日新成立的卫生、教育和福利部第一任部长。这与民主党的内阁相比，变化十分惊人。新成员中有三人来自通用汽车公司：威尔逊、萨默菲尔德、麦凯都是雪佛兰汽车的经销商。（在一次讨论激烈的新内阁会议中，杰里·帕森斯递给埃米特·约翰·休斯一张纸条：“从现在起，我只买普利茅斯牌汽车。”）由于五角大楼7.8%的业务都交给了通用汽车公司，威尔逊不得不卖掉了他的股份。之后，艾克要求其他内阁成员都这样做。

艾森豪威尔任命的部长们与他本人一样，在某些问题上比共和党的政治家更为右倾（塔夫脱向朋友透露，他担心政府中企业家数量太多），他们的言论也更为保守。接下来的几个月，人们就看到了几个突出的例子。新政府中最健谈的就是威尔逊，讲话总是滔滔不绝，因此他的绰号为“发动机查理”（通用电气公司的总经理也叫查尔斯·威尔逊）。“发动机查理”有时会说他的话被引述错了，有时他的确是对的。他从未说过：“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处就是对美国有益处。”他只是在参议院委员会讨论批准他的任命时说：“对美国有益处的就是对通用汽车公司有益处的，反之亦然。”这一说法与之前的说法全然不同，是对新政府不看好的自由记者将其颠倒了。然而，威尔逊也有不当之处。在谈论五角大楼花费过多的问题时，他说：“我可不是来经营杂货铺的。”

艾森豪威尔总是因为听见威尔逊说出不得体的话而生气，为此休斯还有一段令人难忘的描述：他首先“牙齿咬得咯咯响”，接着“紧咬嘴巴”，最后“慢慢地将亮蓝色的双眼痛苦地转向上方”。“发动机查理”的同事们有时也会因出言莽撞而遭受抨击。乔治·汉弗莱谈论海明威1952年出版的小说《老人与海》时说：“有些老人失败了，一事无成，为何还有人对他们感兴趣呢？”威克斯承认，在艾克的领导下，他实际上都不信任政府对贸易的监管方式。本森喜欢谈论农产品价格的“精神层面”。有人提议免费为全美儿童注射沙克疫苗，霍比夫人则公开谴责它为“走后门”而来的“公费医疗”。政府中另一位成员霍华德·派尔作为有权参与内阁机密的总统副助理，竟亲口说出“受苦的权利是自由经济的乐趣之一”这样的话。

回顾过往，这个即将上任的内阁比那些评论所预测的更令人印象深刻。作为一个团队，他们敬业奉献、勤劳奋进、头脑清醒、忠诚爱国。几星期以来，部长们每天准时出现在白宫西翼棺材状的长桌旁，在高背黑皮椅上坐得笔直，认真地在面前的白色小笔记本上记着什么，总统讲话时便严肃地点点头。幸而他们并不轻易气馁，因为他们肩上的新责任极其重大。所有人，包括威尔逊在内，都未被要求处理像1953年1月发生在美国政府中的那么大的事件。上次共和党执政时，联邦政府工资单上有63万雇员，如今有256.1万人，增长了3倍多；预算也从38.63亿美元增长到854亿，猛增了21倍不止。

从某种意义上讲，新政府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内阁中最年轻和最坚定的共和党人。休斯这样评价副总统尼克松：“干脆果断、讲究实际、注重逻辑，从不提出过大目标，但在建议或改良方法上却迅速敏捷——我一直认为他像一名高效率的辩护律师，带着对法律奇怪的马马虎虎的兴趣。”像其他人一样，尼克松有时会让艾克不知所措。他在电视上讨论艾森豪威尔早期的决定时说：“顺便谈谈国务卿杜勒斯，我们终于有一个反对共产党的国务卿了，那不是好事吗？”当厄尔·沃伦被任命取代弗雷德·文森的职务时，这位副总统称他为“伟大的共和党首席法官” ，使得艾克大发雷霆。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拉斐尔·特鲁希略·莫利纳的宴会上说：“为这个伟大的国家和卓越的领袖干杯。”当时他正在高脚玻璃杯旁露出微笑，记者拍下了这张照片。

那些在海军准将酒店召开的就职前内阁会议预示了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会发生的事。一开始，他们就热忱地投入其中。每次会议前要么默默祈祷，要么由本森念祷告词——他是摩门教十二门徒理事会的理事之一。如果艾森豪威尔忘记了，杜勒斯会清清嗓子，小声提醒，艾克则脱口而出：“哦，天啊，今天早上我真的需要上帝的帮助才能达成目标。埃兹拉，请吧……”他们也进行了大量讨论。当时的主要议题是即将在华盛顿举行的就职仪式。尽管民主党抱怨不断，艾克还是决定以霍姆堡毡帽代替传统的大礼帽，以显示他不拘小节，这也是新郊区的人们支持他的原因之一。他向这群人读了他宣誓就职后将发表的演说，当他们鼓掌时，他更是谦虚地说：“我需要你们的掌声，但我更需要你们的蓝铅笔 。”威尔逊说：“你把旗帜高举起来了，太棒了。”大家发现，“发动机查理”在任何问题上总是最先发表意见。当当选的总统陈述他最看重的信条之一（所有国家，包括共产主义国家都需要进行自由贸易）时，威尔逊插嘴说：“我比较守旧，我不愿向印度出售武器。”这可让反共产主义者窃喜不已，但他也会让他们震惊。在讨论朝鲜战争是否有可能停止时，他问：“能否来个一揽子交易？也许我们可以承认中国，解决远东问题。”

艾森豪威尔在纽约一切准备就绪，于1953年1月18日星期日离开那里，与家人一同搭乘宾夕法尼亚铁路第90号商务列车前往华盛顿，他1945年从欧洲回来时也坐的同一列车。首都四年一度的庆祝活动已然开始，每个旅馆都已客满。《纽约时报》报道，理发师推出了“玛米爆炸头”，如果顾客想把头发烫卷，只需花费两美元；如果想戴“假发”，那么价格可高达17.5美元。当选总统无暇理会这些琐事。他晚了一个小时离开曼哈顿，因为他在海军准将酒店修改就职演讲稿。星期一，他和其下属还要在斯塔特勒酒店12层的总统套房继续修改演讲稿，那里离白宫有三个街区。不幸的是，太多顾问参与其中并给出意见，让星期二中午的就职演讲显得单调沉闷、冗长乏味。另外，演讲前的宣誓完全属于他一人，那是当天最令人难忘的时刻。它使人们想起新任总统最可贵的品质——休养生息。游行队伍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行进时，一个卖纪念章的小贩清点存货时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他有两种新颖的纪念章，一个写着“我爱人人”，另一个写着“我恨人人”。第一种纪念章销售一空，第二种则几乎无人问津。作为旁观者，他说：“今天，大多人都是爱别人的。除了小孩，根本没人买‘我恨人人’的纪念章。”

民主党人可找不到高兴的理由。依然因杜鲁门的出言不逊而怀恨在心，艾克拒绝了这位即将离任的总统要与其在白宫共进最后一顿早餐的邀请。杜勒斯已两次拜访艾奇逊，而艾奇逊则宁愿他不要来。二者虽然都是冷战的强硬派，但他们的政见有很大分歧。艾奇逊怀疑（后来证明他是正确的），他的继任者会迫于麦卡锡的压力，解除约翰·卡特·文森特的职务。（文森特是个出色的外交官，曾受到麦卡锡的攻击。）

到1月20日正午，麦卡锡就成了共和党的一个难题。共和党20年来一直在抨击政府（自上一任共和党总统以来，只有一位共和党参议员继续任职），现在他们将接管它了。离任的民主党人则松了一口气。玛格丽特·杜鲁门离开宾夕法尼亚大道1600号，前往艾奇逊位于乔治敦的家时，转身开心地对父亲说：“嘿，杜鲁门先生。”杜鲁门愣了一会儿，便开怀大笑。他离开的消息没有提前公布，但在P街艾奇逊家的人行道上，聚集了500名祝愿者；在联合车站，5 000人等着欢送“费迪兰·麦哲伦”号最后一次驶向独立城。杜鲁门站在站台上，对他们说他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姿态，自己即使“活到100岁”也不会忘记这个手势，然后他伸出手，做出他当年竞选时笨拙的姿势，嘲弄地尖声说：“这就是我想做的！”火车司机鸣笛警告后，火车便缓慢向前开去。一个孤独的声音唱起《友谊地久天长》的头几句，接着众人加入，开始了雷鸣般的合唱，杜鲁门从此成为历史。

1953年1月21日星期三，清晨，白宫：

虽然新总统参加了两个就职舞会，接近凌晨两点才休息，但照常7点半起床，独自在卧室吃早餐——习以为常的半个葡萄柚和咖啡。华盛顿人通常起得较晚，但西点军校教会艾克早起是一种美德，他对此深信不疑。他将每星期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会领导的早餐会议定在早上8点，尽管他们极不情愿。他处理日常事务的时间不会超过8点半。穿上咖啡色西装，打上亮丽的领带，他走到一楼，大步流星地走向白宫西翼的总统办公室，舍曼·亚当斯（也是习惯早起的人）已在等候他。总统红色皮椅后的桌子上，竖着一座绿色大理石的气象钟，是格兰特总统执政期间花400美元购买的。艾克把它设置好，他是个有条不紊的人，每天早上都会这样做。

早上8点2分，他要接见的第一个人是布劳内尔。他们商谈了一些程序问题。内阁成员下午5点半将在东厢宣誓，威尔逊无法参加，因为他正在出售价值250万美元的通用汽车公司股份。（俄勒冈州的共和党人韦恩·莫尔斯将在参议院发言，提议威尔逊应被除名。在整个10年中，莫尔斯将是政府内部的肉中刺，最终他加入了民主党。）布劳内尔回司法部后，明尼阿波利斯的詹姆斯·布拉德肖·明特纳夫妇前来面见总统。明特纳是皮尔斯伯里·米尔斯公司的法律顾问，而这是一次社交拜访。去年春天，在明尼苏达州总统预选时，他为艾森豪威尔组织旨在使其进入候选人名单的运动，这次的见面就是对他的奖励。

整个早上都被总统的例行公务塞满。29个身穿红夹克、头戴白帽的骑师蜂拥而至，他们是科罗拉多州帕洛米诺骑警巡逻队，参加了昨天的游行，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接着，总统接见了警察局局长赫伯特·福赛斯带领的丹佛少年警察乐队。收发室传来好消息：昨天的大典中，共收到1 500封贺电。两位共和党州长与总统共进炸鸡午餐。下午，艾克为第一次国情咨文演说做准备时，才发现他没有办公桌的钥匙。

亚当斯解决了钥匙的问题，之前总统亲自负责的绝大部分文件也交给他处理。亚当斯、珀森和哈格蒂是与总统最为接近的三名助手。除了杜勒斯可以在任何时间面见总统外，政府中其他人必须通过新罕布什尔州前州长才能见到总统。大多数情况下，他那潦草的“OK，SA”与总统签名一样有效。他每天平均要接听250个电话。亚当斯还使事情井井有条。白宫工作人员被警告不得散播流言蜚语，不得在走廊吸烟，不得将脚放在桌上，也不能在“举止”上有“古怪的习惯”。

当助手们忙于工作时，艾克则在思考更重要的事，并保持身体健康。时年62岁的他是美国第34任总统：头顶光秃、英俊潇洒、精力充沛、面色红润、肩膀宽阔，身高177厘米、体重80公斤，只比40年前在军校时重了1.8公斤。他昂首挺胸，咬紧牙关，紧闭双唇。生气时，他会用右拳打左手掌，用手掌紧紧握住拳头；休息时，他表情严肃。要是他不愿见人，便可以很冷漠。然而，他最吸引人的特征却是迷人的微笑。

胡佛用重力球锻炼身体，罗斯福游泳，杜鲁门散步，艾克则打高尔夫。美国高尔夫球联合会在白宫玫瑰花园外为他修建了一个高尔夫草坪，设了一个球洞。天气好时，他就在总统府南草坪挥舞球杆；阴雨天，他可以在天花板很高的卧室练习。不久，他又把过道对面的闲置卧室改造成画室。新任第一夫人在战后的圣诞节送给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批颜料，从此绘画便成为他的爱好，十分认真。现在，他正给他的顾问们画肖像呢。民主党批评家正描述亚当斯是怎样尽力一次处理6件事时，接到艾森豪威尔打来的电话问：“你的眼睛是蓝色的吗？”他们提醒美国人，自柯立芝以来，再没有那么轻松的总统。民主党人讥讽艾森豪威尔的日程表，说那不过是列了一些他不会采取的措施。专栏作者TRB在《新共和》周刊上写道：“民众爱艾克。他做得越少，他们越爱他。也许，这就是诀窍。他不会破坏现状。”

如同大部分政界人士，艾森豪威尔也不爱戴眼镜。他的秘书安·惠特曼在一个特殊的机器上以特大号字体誊写他的演讲稿。他不会随身携带老花镜，而是在白宫随处放上一打，每当思考问题时，他都会拿起一副，咬起眼镜腿儿来。平装本西部小说仍是他最爱的轻松读物。卢克·肖特是他最欣赏的作者，虽然他也读了布鲁斯·卡顿内战三部曲的前两部《林肯先生的军队》、《光荣之路》，不久则读完第三部《沉寂的阿波麦托克斯》。按照他的指示，办公室的书架上摆了杰斐逊和林肯的作品集。他一有空就翻阅。《林肯选集》第二卷（1848～1858年）中，有一段话是描述他自己如何对待总统工作的。艾克很喜欢引用这段话：

政府真正的目标是为人民做他们需要做但作为个人又不能做或做得不好的事。如果是个人就能做得很好的事，政府就不该干预。

从下个星期三的上午10点半起，艾森豪威尔将在隔壁行政大楼的印第安人条约室定期接见白宫记者。在这些接见会上，他常常表现出对重大事件毫不知情。虽然这常常使其助手窘迫不堪，他却坦诚表示这是真的，他坦言：“你们在告诉我一些我从未从我的政府听说过的事。”他信口开河，不管语法、句法规则，乱说一通，常常使助手们不知所措。聪明的记者们记下了艾森豪威尔版的“葛底斯堡演说”：

我没有核对过数字，我想大概是87年前，一群独立自主的人准备在这个国家建立政府，我相信东部地区也包括在内。他们的理念则是建立在类似国家独立的秩序与纲领上，即每个人都和另一个人一样……

他唯一读的报纸是共和党《先驱论坛报》，这是事实，但要说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表现极其愚蠢（当亚当斯担心发布会上的一些敏感话题时，艾克就会淘气地笑着说：“我会让他们摸不着头脑的”），或者把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看电视上，也不是事实。他唯一经常看的节目是《弗雷德·韦林演出》，每星期日晚9点至9点半播出。他偶尔也会到白宫的地下影院看电影，但是很少。他认为最愉快的事就是邀请十个八个好友，在白宫屋顶的日光浴室会餐，他则亲自动手在活动的烧烤架上烤牛排。受邀来参加这个晚餐的人会收到写有“DDE ”的便条，通常只写他们的名而不写姓：

5月28日星期二晚上，你是否方便来参加一个非正式的男性晚宴。我希望一小群人聚聚，如果你能来，我会非常开心……因为这是非正式场合，我提议我们7点15分在白宫见面，早一点儿共享晚餐，晚上则可以畅谈……我大概会穿用餐服，你穿便装即可。

诚挚感谢，
真诚的，
DE

谁会受到邀请呢？不会是政界人士。在艾森豪威尔看来，由于其职责所在，他见他们已经见得够多了。也不是他手下的行政官员。一旦他为某个部或局找到一个可以胜任的负责人，他便觉得完成了自己的职责，然后就将他和他的单位抛诸脑后了。如果当晚艾克想打桥牌打发那个晚上，便会邀请他最喜欢的牌友——北约的阿尔弗雷德·格伦瑟将军、可口可乐公司总经理威廉·鲁滨逊或投资银行家克利福德·罗伯茨。如果是聊天，他邀请的人会多一点儿，但也是同一个朋友圈内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曾调查“总统的玩伴”，发现只有一个人与政界有点儿关系，那就是科罗拉多州前任州长。其他人则包括两个农场主、两名石油大亨、两个酒商、两个高尔夫球友、两个房地产经纪人和三位银行行长。工商界人士占大多数——来自酒店、汽水、出版、保险、家用电器和轮胎业的总经理们，除去他们，就是众所周知的保守派了，如赫伯特·胡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和伯纳德·巴鲁克。

他们都会谈论什么呢？假如是第一次会面，他们一定会花些时间来欣赏各盟国政府为总统精心挑选的以示谢意的礼物，这是必不可少的。艾克在总统府的白色椭圆形书房中放满了陈列纪念品的展示柜，并称它为自己的“纪念品陈列室” 。他们谈笑风生，一小时内可以从石头花园谈到现代建筑，还谈到帕特和迈克的笑话、法国料理、上好的波本威士忌、土耳其浴室、汽车款式、种菜、犹太人的幽默以及扑克牌的玩法。他是个健谈的人，喜欢讨论具体问题，而非泛泛之谈。如果探讨麦卡锡藐视宪法权利，他会心不在焉。但如果谈到某个政治迫害的受害者的具体情况，他就会一直听下去，只要你说话不是太尖刻。他不欢迎恶毒卑鄙之人，艾克一向慷慨大方，他希望朋友们也如此。只有绅士才有资格进入这些房间，其余的只能同舍曼·亚当斯打交道。

罗伯特·A·塔夫脱的政治手段从未如此娴熟，他的精力也从未像现在这样用之不尽。他在国会山四处活动：组织第83届国会、智胜对手、奖励盟友、决定谁应该担任何职——总之，除了刷国会的房顶外，能做的都做了，而之后的某天，他连这个也要管了。塔夫脱让自己成为多数派的领袖，并将所有重要的委员会主席职位交给极端保守的朋友担任，如尤金·米利金、斯泰尔斯·布里奇斯、威廉·兰格、休·巴特勒、霍默·弗格森和威廉·洛兰。那些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之前就支持艾克的参议员，例如堪萨斯州的卡尔森、纽约州的艾夫斯、宾夕法尼亚州的达夫，发现自己被委任的职位不受待见也无足轻重。塔夫脱瓜分参议院这块大蛋糕时，有一件事失算了。他以为自己让麦卡锡进入政府工作委员会是谋略过人，以为这样他就能把时间都花在监督总务署的数字上了。塔夫脱表示：“我们已把麦卡锡安顿在他再也不会搞破坏的地方了。”

然而，任命刚刚下达，麦卡锡就开始找麻烦了。他在提交给参议院批准的政府人员任命单上就找到了借口。第一眼看上去，这份名单完美无瑕，但麦卡锡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出罪状。詹姆斯·科南特是艾克任命的驻德高级专员。麦卡锡宣称科南特作为哈佛大学的校长，他的观点“与美国人民的普遍信条大相径庭”。艾森豪威尔想让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担任副国务卿。史密斯是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二战”中曾是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之后他担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以及美国驻苏联大使。麦卡锡反对道，史密斯曾在控告麦卡锡诽谤罪的审前听证会上做证，并且不顾麦卡锡和帕特·麦卡伦的控诉，为外交官约翰·佩顿·戴维斯辩护过。但参议院可不会因为这些证据不足的理由公然反抗那位深得民心的总统。科南特和史密斯的任命都被批准了。既然麦卡锡已经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白宫也开始有所警觉，知道他可不是好对付的。

任命查尔斯·波伦为驻莫斯科大使时，他们认真较量了一次。波伦对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来讲非常重要，他是国务院中研究苏联问题的权威。由于该身份，他在雅尔塔会议上担任罗斯福的译员，但共和党右翼极其憎恨与那次会议有关的任何人。在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波伦坚决拒绝谴责雅尔塔会议。他甚至在批评该次会议的参议员面前维护它，称雅尔塔会议在当时符合美国的最大利益。于是，双方进入敌对状态。这是权力的归属问题，总会有人赢，有人输。

极端保守派就波伦的任命问题进行了越来越激烈的攻击。布里奇斯告知参议院，驻莫斯科大使应该由“一位称职的共和党人”担任。曾担任国务院保卫处处长的斯科特·麦克劳德是麦卡锡的人。3月20日，麦卡伦指控他“没有在得到的联邦调查局情报的基础上通过对波伦的审查”，这一针对麦克劳德的结论立刻就被杜勒斯“推翻了”。但国务卿随即否认该事。同一天的晚些时候，麦卡锡骂杜勒斯是骗子，要求他发誓做证。麦卡锡声称知道波伦的档案内容，说他是危险分子“还是太轻了”。此时麦克劳德心急如焚，他夹在两个大人物中间，只能寻求白宫的帮助。他告诉亚当斯和珀森，这一切只是个荒唐的误会。他只是让杜勒斯注意联邦调查局里波伦档案中“贬损他的材料”。麦克劳德请求辞职，但亚当斯告诉他，如果他那样做了，只会让现在不愉快的局面更加糟糕。

杜勒斯向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对波伦的忠诚“毫不怀疑”，但对于极端保守派的参议员来讲，即使是保守派的国务卿都值得怀疑。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塔夫脱和亚拉巴马州的斯帕克曼（他曾是史帝文森的竞选伙伴）组成两人委员会，一同研究联邦调查局里波伦的档案。3月25日，塔夫脱向参议院汇报了调查结果：

没有迹象表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质疑波伦先生的忠诚问题，他从未与共产主义者有过联系，也没有对其表示过支持甚至容忍……我认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对波伦先生的不良行为做出指控。

然而，麦卡锡仍然对波伦穷追猛打。艾森豪威尔告诉白宫记者，这位外交官的任命仍将交由参议院批准。总统表示，该任命会给美国带来最大利益，问题就是这样。尽职尽责的共和党人没有选择余地。塔夫脱本人对波伦的评价不高，但作为多数派的领袖，他不能反抗艾克，尤其是所有证据都支持与其相反的一方。于是他在参议院竭尽全力，以74∶13的票数通过任命。

乍一看，麦卡锡似乎挫败了，但事实恰好相反。该问题分裂了塔夫脱的势力，他不愿再发生类似之事，便告诉艾克，他支持此事的代价就是“不能再出现波伦（这样的人）了”。总统的助手们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与此同时，这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又在计划新的活动。整个华盛顿似乎没有一个共和党人准备公然反抗约瑟夫·麦卡锡。

新政府要组成对抗麦卡锡的战线，但由于竞选时不明智的承诺，此时政府的实力有所削弱。芝加哥代表大会上通过的共和党纲领是一个大杂烩，反映了过去20年来破碎的希望、失败中的迷思以及对共和党主要捐赠者的承诺。其中一个承诺是，艾森豪威尔会将富饶的沿海大陆架交由各州管理。尽管韦恩·莫尔斯阻挠议事，总统还是兑现了全部诺言，但他的威望有所折损。他以改革家的身份进入政界，但争论潮间地油田的归属可不是改革的问题。2月6日，在乔治·汉弗莱的催促下，他兑现了另一个竞选承诺，下令立即取消对工资的控制，以及对大部分生活消费品的限制，包括肉类、家具、服装、餐馆中的食物以及零售商店中的大部分物件。然后，汉弗莱又要求紧缩联邦信贷，削减国防经费支出。这次，艾克又答应了，让拥护他的消费者深感失望，并且也为1953年后期和1954年上半年的经济衰退埋下了隐患。

共和党的谬见在外事方面是最多的，中国台湾是其中一个主题。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派遣船舰和飞机前往朝鲜半岛时宣布：

共产党势力占领台湾，会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造成直接威胁，也是对执行合法和必要职责的美国军队的直接威胁。因此，我命令第七舰队阻止任何对台湾的攻击。而作为这一行动的必然结果，我要求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停止一切对中国大陆地区的海空攻击。第七舰队负责监督落实此事。

艾奇逊称之为“中立”台湾的观点，共和党极端保守派却不赞同。他们认为，中立蒋介石的措施既不明智，也对美国不忠。他们不顾事实，相信蒋介石能轻易打败毛泽东的军队，继续让他留在台湾则是他们阴谋诡计的一部分。为了表示对国民党军队的信任，麦卡锡、洛兰和布里奇斯出席国民党“大使馆”的正式晚宴，与他们一同大喊其口号： “反攻大陆！”他们站起来大喊，使馆里的国民党“大使”则热烈鼓掌。

他们郑重宣布要“让蒋介石出笼”。艾森豪威尔从未使用过这个词，但它出现在纲领中。在这个命令下，参谋长联席会议发电报给第七舰队：

1953年2月2日

立即执行

收件人：珍珠港美军太平洋指挥总部

抄送：日本东京远东司令部

命令中要求你们保证不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时的基地，这一部分要求现已取消。

但蒋介石如何再次占领大陆呢？没有船只，他甚至都到不了中国大陆吧！但艾森豪威尔仍然沉浸在幻想中。起草国情咨文时，他写道，杜鲁门的命令是要“美国海军为防御共产主义中国助力”。而且，谈论重新挑起中国内战具有挑衅性。报社泄露了消息，安东尼·伊登警告总统这会“招致极为不好的政治反响，又得不到军事补偿”。艾克心烦意乱，决定前往国会山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请允许我澄清一下，我方下达该命令并没有侵略意图。”十分清楚的状况是，被放出笼的蒋介石已经没有牙，不再凶猛了。没有第七舰队的阻挠，中国共产党做了几次试探性的攻势，发现国民党没有实力控制台湾海峡，甚至装出个样子都不行。几个月后，蒋介石越来越怀念美国的舰队。艾森豪威尔向参谋长联席会议下达命令一周年之际，《纽约时报》 报道了该事件的结果：11个沿海岛屿回归共产党了，但这不是最后一个关于台湾的消息。由于美国国内可能出现的政治分歧，或仅是为了避开民主党的嘲笑，第七舰队又被调回了台湾海峡，并被称为“把蒋介石收回笼”。

芝加哥大会的纲领还进一步声明：“拒绝履行一切包含秘密协议的承诺，比如雅尔塔会议之类暗中帮助共产党的承诺。”像其他共和党领袖一样，杜勒斯在制定这个政治纲领时，认为关于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事情并不符合事实。他们相信共产党和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的民主党建立了共产主义帝国。他们下定决心要改正这一错误。作为国务卿首次发言时，杜勒斯建议东欧可以“指望我们”，并在总统的国情咨文中写下这一段：“随后，我会让国会通过一项适当的决议，明确表明政府不会承认过去任何包含允许奴役人民的秘密协议。”此处指的就是雅尔塔、德黑兰和波茨坦，这一点很清楚。当艾森豪威尔宣读时，共和党人手舞足蹈地庆祝开来。看来秘密协议确实存在，接着，他们便一个传一个，他们自始至终都知道。当时，杜勒斯确信在国务院某个昏暗的地下室会找到证明民主党有罪的文件。但文件并不在那里，也不在任何地方，它们根本就不存在。真相大白后，总统和国务卿开始纠正他们的看法。但共和党在参议院中的首脑们已经在起草有关雅尔塔会议的决议。用他们的话讲，他们会否认战争期间签订的一切协议。艾森豪威尔发现，如果该决议通过，美国在柏林和维也纳的地位就会变得十分尴尬。

结果是，白宫和国会山的共和党领导产生了第一次严重的决裂。2月16日，艾克在与共和党领袖的每星期会谈上，提出了一份由他和杜勒斯起草的模棱两可的草案。该文件实际上毫无意义：美国向东欧人的境况表示遗憾，并对他们保证会利用“一切和平方式”帮助他们。塔夫脱愤怒了，这压根儿不是他所想的。艾克指出，更强烈的措辞除了会引起其他问题，还会冒犯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他们会将此视为对罗斯福的侮辱，但塔夫脱就想达到这样的目的。在2月23日那次总统与国会领袖的例会上，艾克与这位多数派领导再次相互攻击。除了彻底否决罗斯福与苏联之间的所有协议，塔夫脱不会同意其他任何决议。

这时，一股外来力量闯入了共和党内部。他就是得克萨斯州的林登·约翰逊，参议院中新任少数派的领袖。约翰逊告诉白宫，民主党与共和党一样不满意东欧局面，并且愿意与共和党一起对此表示遗憾。然而，对于他们或是他们的总统没有做过的事，他们不打算承认罪责。埃米特·休斯和助理国务卿瑟斯顿·莫顿表示赞同，于是没有任何效力的政府决议送到了国会。尖刻的激进主义者搬出了所有关于罗斯福和杜鲁门“背叛”的陈词滥调。塔夫脱与外交关系委员会成员一起增加了一项修正案，声称该决议“不构成国会对美苏间任何协议之合法性或非合法性的判定”。参议院民主党政策委员会将这个修正案视作对罗斯福政策的批评。他们反对该修正案，问题陷入僵局。

就这样，20世纪50年代的中心政治问题在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5个星期就出现了：民主党参议员支持艾克的外交政策，但共和党内的顽固派却坚决反对。总统下决心忘记过去，但激进派却抓住雅尔塔会议的罪责不放，这让总统感到为难。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慢慢相信在芝加哥代表大会上的疑虑已经一一验证了。他们认为艾克是杜威和洛奇等人的傀儡，而他们是否爱国，值得极度怀疑。他们不太确定杜勒斯站在哪一边（有时对于艾森豪威尔也不太确定），并对国务院援助诺兰称之为“遏制政策的特洛伊木马”的任何尝试心存警惕。

1953年，林登·约翰逊和他的民主党参议员支持通过政府决议，不少于58次。然而，关于“被奴役的人民”的决议并未通过。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华盛顿，直到1955年，杜勒斯授权公布雅尔塔会议的所有资料，而懊恼的参议院激进派发现其中并没有用于竞选的子弹。两年前，该问题就已经到危急关头了。1953年3月9日，艾森豪威尔与国会领袖会面时，政府起草的这份决议又一次被提上议程。但在他们会面前，命运之神插手了，此事也就搁置了——斯大林不会再向任何人下达命令了。3月4日，他在莫斯科突发疾病，生命垂危。

艾森豪威尔总统和夫人正在进餐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公布消息： “列宁思想的优秀继承人，共产党和苏联人民的英明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已停止跳动。”总统向莫斯科发去了正式吊唁。第二天早上，他尖酸地对内阁说：“自1946年起，我就知道那些所谓的专家喋喋不休地讨论斯大林死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作为一个国家又应该做什么。现在他死了，你们可以翻翻政府文件去找找有没有什么计划，那只会白费力气。我们压根儿就没有任何计划。我们甚至不确定他的死会带来什么改变。”

办公室只剩下他和休斯时，他沿着椭圆形办公室踱来踱去。休斯那时的笔记，让我们了解了艾克当时的想法。他说：

但“现在还有一条路摆在我们面前”，他说，“那就是裁减军备”。如果那样做，可使人人“有吃有穿，有房可住，有病可医，有学可上”，如何实现这条道路呢？

舍曼·亚当斯认为艾克在4月16日对美国报纸主编协会进行的题为“和平的机会”的演讲是其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次。理查德·罗维尔在《纽约客》上称之为“巨大的胜利”，说其“坚定地建立起他作为美国领导人的地位，并再次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纽约时报》称其“意义非凡，感人至深”，甚至一向持反对意见的《纽约邮报》也赞同“这是美国最好的声音”。20世纪60年代，时过境迁，休斯主要记得的，是为发表这篇演讲所做出的努力。杜勒斯在每一个草案上都反对艾克的提议。休斯曾问杜勒斯，他是否认为朝鲜停战符合美国的利益，杜勒斯摇摇头说：“我们会后悔的。我不认为我们会从朝鲜停战中获得很多利益，直到我们给中国人致命一击，在所有亚洲国家面前展示我们的优越性。”休斯将此话转达给艾森豪威尔，他大怒道：“如果杜勒斯先生和他经验丰富的顾问们真的表示他们不能认真对待和平谈判，那我们就没法同坐一条板凳了。”后来他又说： “有时，福斯特就是太担心会被指责像杜鲁门和艾奇逊。”这在所有方面都是一次艰难的演说，即使发表都十分痛苦。那天，艾森豪威尔胃痛难忍，几乎无法抬头，到最后简直要垮掉了。

与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上百篇此类演说不同，这一篇引起了一波有效的和平攻势。中国人也厌倦了战争。杜勒斯僵硬的外交政策给亚洲国家的印象是美国新政府毫无灵活性。一份印度报纸称，美国人“用枪支来猎取和平”。现在，他们的总统表示事实并非如此。一种新的精神迅速在板门店传开。当然，要解开这个结，光有和平的意愿是不够的。谈判者们深深陷入日积月累的恐惧、仇恨与指责中，而这种情绪在中国控诉美国人使用细菌战时达到了高潮。毫无疑问，斯大林的死让强硬派中最强硬的那个不复存在，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随后，杜勒斯认为是尼赫鲁向中国透露了美国计划向联合国军队战地指挥官配发战术性核武器，从而让中国感觉受到了直接威胁。当时的确威胁说战争会迅速蔓延到中国东北，后来艾森豪威尔向亚当斯提起过此事。杜勒斯曾疾呼美国已三次处于“全面战争的边缘”——1953年朝鲜停战协定危机、1954年中南半岛危机和1954年年末到1955年年初毛泽东威胁要进攻中国台湾引起的紧张局势。但亚当斯对此表示怀疑，他写道：“杜勒斯的政策是否真正经受住了这三次危机的考验是个值得质疑的问题，国务卿认为它经受住了。我怀疑，艾森豪威尔并未接近过三次危机中的任何一个，那不过是杜勒斯的自以为是罢了。”

无论怎样，艾克对理性的呼吁在当时众多事件的混响中至少是个清晰的音符，从而引起另一方的注意并把他们重新拉回到谈判桌前。和谈重启后的第一阶段，进展很慢。其主要障碍在于掌握在美国手中的朝鲜13.2万士兵的命运。美国决定给他们权利，选择是否回归祖国。1945年，盟国将从德国解放的苏军战俘交给苏联指挥官。其中许多人被送到了西伯利亚，还有些人被处决，只因为他们当了俘虏。1952年5月7日，杜鲁门宣布：“我们不会把人交出来，让他们被屠杀或者奴役以换取停战。”同样，艾森豪威尔也决定如此。战俘的命运将决定谈判的结果，这一点越来越明显。

和谈在总统关于和平的演讲后第11天重新启动，拖拖拉拉地贯穿整个5月。如今使联合国各成员国团结起来越来越困难。一些欧洲国家“左”翼领导人认为毛泽东对细菌战的指控可能并非空穴来风。另一方面，极端保守派则催促美国不必理会懦弱的同盟，并响应麦克阿瑟全面胜利的号召。艾克否决了。他告诉他们：“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单干，就要在所有地方都单干。”在美国阵营中，沙文主义最强烈的“鹰”派人物是李承晚。这位78岁的韩国总统拒绝考虑任何分裂朝鲜的协议。他拒绝将三八线作为边界或前线，而准备在没有联合国的支援下跨过鸭绿江，即使面对灭亡也在所不惜。后来亚当斯说： “艾森豪威尔和杜勒斯费尽唇舌，不断努力呼吁李承晚保持理智，并让其了解美国不会为了朝鲜统一而引发世界大战。”他还表示，与李承晚的争端，“较之与共产党的争论，更伤脑筋，令人沮丧”。

这位老人几乎让和平毁于一旦。6月4日，中国与朝鲜都同意：那些在中立的遣返委员会面前宣布不愿回国的俘虏，可以在120天的等待后被释放并退伍。6月8日，双方拟定草案，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好。6月18日凌晨两点的华盛顿，杜勒斯被国务院值班人员的电话惊醒。原来是李承晚下令让卫兵打开战俘营的大门，释放了2.5万名反共产主义的朝鲜人，这是他煞费苦心准备的。韩国的警察向这群难民发放食物，提供避难所和衣物。杜勒斯立刻打电话给艾森豪威尔——这是他在白宫的8年里唯一一次被叫醒。艾克震惊不已。不出所料，那天早上共产党指责联合国与李承晚“蓄意合谋”，并要求“立刻”逮捕战俘，但这根本不可能。6月20日，他们停止了谈判，并发起一次重大攻势。

杜勒斯并不气馁。他认为对手会接受新的提议，并告诉艾克，如果另一方如他所想的那样渴望停战，“在给他们适当的保证下，他们就不会理会李承晚的一时冲动，并同意签订协议”。中国通过新德里证实了杜勒斯的想法。剩下的就是保证的事，需要给难以对付的李承晚施加更大的压力。艾克发电报给李承晚，表示他让联合国的命令“陷入无法挽回的局面”。他派管理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与李承晚协商。罗伯逊与李承晚在汉城商讨，一小时又一小时，一天又一天，他听着这位愤怒的老人倾倒压抑已久的情绪。李承晚筋疲力尽后，罗伯逊向他解释美国现在进退维谷。两星期后，李承晚让步了。

对于举行签字仪式前两星期公布的停战条款，谁都不满意。37个月的血流成河后，200万人横尸遍野，其中80%是平民，33 629人是美国人，从此之后，朝鲜半岛将恢复原状。李承晚得到2 350平方英里，而金日成多得到850平方英里，但综合其他情况，双方不分上下。双方维护和平的原则并不存在。联合国甚至没能形成有效的监督系统，以防止金日成再次进攻。这是杜鲁门在任期内就开始谈判的结果，但他的停战条件更为苛刻。保罗·道格拉斯指出，杜鲁门“一旦接受当前协议，华盛顿上下都会严厉指责他的”。

一位摄影师问艾森豪威尔感觉如何，他简单地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的儿子尽快回家。”白宫对即将到来的停战不置可否。在华盛顿的官员中，唯有国务卿满意地评价道：“一个国际组织反抗侵略者，这在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今天，所有自由的国家，无论大小，都更加安全，因为集体安全的理想已然实现。”

这也是自由派的解释。自由派那时信任罗斯福 – 杜鲁门关于世界政府的概念，并决意竭尽全力支持其首次维护和平做出的努力。理查德·罗维尔如此阐明他们的信念——朝鲜战争是一次极大的胜利：

保守派可不会轻易上当受骗。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 上写道：“如今真实的情况是，双方以及所有相关方面都已陷入相互制约的局面。”保守派有自己的想法。汉森·鲍德温在《纽约时报》 上解释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希望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传播，那么（朝鲜战争）就是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发生的正确的战争”。他们并未忘记共和党的纲领控诉过：在杜鲁门的领导下，一群“无胜利信念人”在“相互牵制的命令”下发动战争，“并在与敌人谈条件时，陷入僵局，颜面尽失”。如今朝鲜与德国一样，一分为二。他们认为“杜鲁门的战争”即将成为“艾森豪威尔的绥靖政策”。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认为即将到来的停战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议院询问：“这位尊敬的参议员，杜勒斯先生执掌国务院以来……政策可有什么变化吗？”詹纳回答说：“我没发现有何变化。”

在一次广播访谈中，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被问道：“我们即将得到的停战是否是荣耀的呢？”他回答：“我不这么认为。”他预测在这样的条款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失去在亚洲的平衡”。在朝鲜，马克·克拉克将军说：“此时，这些条款并未让我感到高兴。”而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他在仪式结束后将负责保管联合国的那份协议）则避免就此事发表意见，守口如瓶地回答：“不知道。这个问题将由高层官员回答。”保守派会反击的，他们只是在等待罗伯特·塔夫脱的信号而已。

什么信号都没有。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像7年前的范登堡一样，现在正在经历转变时期。塔夫脱曾是罗斯福和杜鲁门时期的搅局者，总是妨碍法案通过，如今成为新政府力量的灯塔。1953年4月30日，内阁出现危机。艾森豪威尔召集国会领袖，向他们传达坏消息：与他预料的相反，艾森豪威尔无法平衡第一次财政预算。杜鲁门最先的预算是99亿美元的财政赤字。艾克表示他能减少到55亿美元，但不能再削减一分一毫，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财政部长汉弗莱、预算委员会主席道奇和国防部副部长凯斯随后表示支持该预算。他们的要点是，将美国静态防御的局面改成动态防御，同时预测任何时间向美国发起的攻击，这需要大量经费，因此不能再减少预算。

塔夫脱大发雷霆。他失去了理智，用拳头大力捶打着书桌，用强硬刺耳的声音大声嘶吼，说这个共和党政府与那些民主党人的政府毫无区别。五角大楼与往常一样贪得无厌。该预算超过国民收入的30%，实在是太多了。除非政府提高税收——这在当时是难以想象的，否则赤字令人难以容忍。塔夫脱大喊道：“我们向美国人民承诺的首要大事就是减少财政支出！如果按这样的计划，我们就绝不会在1954年选共和党的国会！你们正在带我们走杜鲁门的老路！我们在竞选时承诺的一切，都被你们抛弃了！”最后，艾森豪威尔深思熟虑地对塔夫脱说：“美国的全球战略中有一些必要元素。抓住它们并不难……”随后，他便简要叙述了冷战战略。

这是紧要关头。如果塔夫脱离开会议，向媒体公开指责总统的财政计划，并在国会成立影子内阁反对政府的外交政策，那么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将功亏一篑。无论如何，保守派总是对艾克充满敌意，有权势的多数党领导说一句话就足够了。但塔夫脱留了下来，他镇静下来，仅仅表达了希望来年政府预算能大幅缩减。艾森豪威尔向他表示，这个希望是合理的。

暴风雨过去了，塔夫脱从此成为总统最重要的支持者。私下，他笑话朝鲜停战条款，但他能克制自己的情绪，对媒体发言时，比诺兰、詹纳、马隆之辈更为谨慎细致。无可否认，他仍像以前那样直言不讳。（他曾说过：“说话讲究策略就是不真诚。”）他承认，分裂的朝鲜的前景“极度令人不快”，因为它创造了“随时会引发战争的条件”，使中国从容处理越南问题。但他不愿制造分歧，也不愿绝望。

此时，记者注意到他的变化。6个月以来，这位多数党领导以出色的表现辅佐共和党的总统。他们写到，自就职典礼以来，他的目标之一就是让共和党政府取得成功。这曾是孤独的斗争，右翼的其他参议员对他的忠诚疑惑不解，而民主党人则一直视他为难以和解的对手。另外，他正承受着新的心理负担，尽管他们对此一无所知。过去几星期，他越来越觉得自己病得很严重。

塔夫脱感到困惑。一年前，他开始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前，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身体检查。医生确定地说，他从未向现在这样健康。在第83届国会任职的头三个月，他是国会中的风云人物。然后在4月中旬，他与艾森豪威尔在奥古斯塔打高尔夫球时，突然感到臀部一阵刺痛，难以忍受。接下来的一星期，他根本无法入睡。服用大剂量的阿司匹林都已无济于事，5月在蒙大拿州的白硫磺泉镇休养也无法让他好转。6月12日，他在纽约医院进行一系列的身体检查，使用的名字是霍华德·罗伯茨。

医生建议他进行深度X光检查、服用可的松、拄拐杖以减轻对髋骨的压力，并坚持让他放下作为多数党领导人的日常事务。6月10日，他将日常事务的决定权交给了诺兰，但塔夫脱认为这只是暂时任命。在治疗允许的范围内，他会继续处理政务，参加白宫会议。他预计下一次国会会议之前能回到参议院，并且身体比以前更健康。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是最后一个在国会山见到他的人。塔夫脱向他招手，大喊两次：“我1月就会回来！我1月就会回来！”

那个6月，罗伯特·塔夫脱充满英雄般的色彩。他强忍疼痛，蹒跚着同他的妻子玛莎参加华盛顿的花园茶会。玛莎本来就跛脚，几乎全靠塔夫脱扶着，而他却没告诉她病情。像大多数政界令人敬畏的人物一样，他总是在踏进家门时卸下严肃的面具。玛莎认为他是一个忠诚体贴的丈夫，对他们的4个儿子来说，他是“戈普”，是露营旅行最讨人喜欢的伙伴，他喜欢玩扑克，嚼口香糖，可以陪他们玩上几小时，最后给他们讲吉尔伯特和沙利文的故事，他在这些方面知识渊博。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据报道，他情况“良好”。医生预计他年底就可以回去工作，而在此之前也能对一些重要问题进行投票。他本该在7月23日出院，即将出院时，医生却突然宣布他需要进一步治疗，验血时发现他有白血病。他回华盛顿的日子被无限期延长了。

板门店的谈判进展仍然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塔。7月27日上午10点1分（华盛顿时间7月26日晚上8点1分），他们在一张新漆的桌子上签署了18份停战协议。代表联合国签署协议的是威廉·哈里森将军，既没有系领带，也没佩戴勋章；代表朝鲜签署协议的是南日大将，穿着肥大的军装，挂满勋章。他们没有说话，没有握手。而在李承晚的命令下，韩国无人出席。

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出现在电视上。他说：“带着特殊的悲伤和特殊的感激之情，我们怀念那些受到召唤、在他乡失去生命的勇士。他们再次证明了，只有勇气和牺牲才能让自由在地球上生机勃勃。”他警告说美国“只在一个战场赢得停战，而不是在世界赢得和平”，并说希望可以借此说服睿智的人民协商分歧，而不是以“毫无意义的战争”解决问题。

现在是回顾美国外交政策和加强其作用的时候了，但是那位认同此点、能向美国保守派解释清楚的人，却在星期日晚上备受折磨地躺在纽约医院。星期四晚上10点半，塔夫脱陷入昏迷，13小时后便过世了。

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离世成了大灾难。威廉·怀特在第二天早上的《纽约时报》上写道：“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的去世震撼了共和党，在共和党的半世历史上，还未有过这样的震撼。艾森豪威尔政府在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桥梁就此真正消失了。他的去世对于政府……是无可估量的损失。”

事实上，这是全美国的悲剧。塔夫脱是美国唯一真正理解国会权力重要性和总统总揽大权危害性的政治家，也是能预见从釜山到美莱村这条长路走下去会有什么结局的人。国会山的政客们悼念他，而他们的悼词则显示出他们对他的了解多么少。俄亥俄州新当选的参议员约翰·布里克宣读悼念词。3.5万悼念者经过国会大厦圆形大厅，此处停放着置于黑色灵柩架上的棺木。这里也曾停放过塔夫脱的父亲和林肯的棺木。海军陆战队乐队演奏着忧伤的铜管乐曲《美丽的阿美利加》。布里克说：“塔夫脱参议员从未犹豫过强制实施法律……这位长眠的领袖为他自己创造了不朽的丰碑。他对政府的付出，以及通过政府向人民做出的奉献，将一直传递下去。”

这是布里克认为最好的悼词：塔夫脱被认为是一位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但这对艾森豪威尔却是不祥的预兆。未来几个月，这位白发苍苍的俄亥俄州人将提出宪法修正案，严格限制美国与别国签订条约的范围，以及总统协商行政协议的权力。该修正案将使政府陷入困境。越南战争爆发后，人们对此有了不同的看法，但当时艾克认为这是不明智的。他写信给诺兰：

诺兰的看法则有所不同，他与艾克的观点少有一致。在之后的5年里，他让总统与国会领袖的每星期例会变成一种折磨。艾克会大发雷霆，筋疲力尽，有时几乎语无伦次。讽刺的是，诺兰继任多数党领袖，艾森豪威尔应对此负责。塔夫脱逝世后，按惯例，总统作为多数党的领袖应挑选新的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但艾森豪威尔认为他的政府与罗斯福和杜鲁门的政府大不相同，这一观点害了他。他坚决认为，行政部门只是政府三个权力相等的部门中的一个，总统试图控制国会议员则是对开国元勋的藐视。他称自己为“守宪总统”时，就是这个意思。由于他对国会的尊敬，在塔夫脱过世后的日子里，他一直没有插手。葬礼当天，他直截了当地向内阁表示：“我着重强调一点，我们这个政府绝对不会对于挑选新的多数党领袖发表个人意见。我们不会干预他们的事务。”

但是，他们决意插手他的事。激进派与过去5届政府的政策进行了长期斗争，已成为熟练的政治“游击队员”，擅长渗透到行政部门，让公务员的日子过不下去。国会调查便是他们的首要武器。艾克本以为，他入主白宫的第一年，国会的听证会便暂时停止。他告诉内阁，他认为美国人长期处于高压状态下，在聚光灯下进行的没完没了的听证会现在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的政府应该有一段整理事务的时期。只有它失败了，国会才能插手。

布劳内尔苦涩地说，第83届国会已然插手干预。仅国务院就分别进行了10次调查，国务院职员忙得连读邮件的时间都没有。艾克回应说，政府必须同国会合作，也许他们只是在调查杜鲁门的人。但事实上，他们调查了每一个人，包括许多不在政府工作以及从未涉足政坛之人。麦卡锡调查《美国之音》，詹纳的美国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寻找中学里的共产党，众议院的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在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哈罗德·维尔德的带领下，准备搜查教堂。在一次广播节目中，维尔德说该委员会已经清除了表演界的颠覆性分子。现在，他们正准备调查基督教教会。他说，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清除个别教会分子，包括那些致力于政治活动多过本职的教会分子”。

艾克一生都对他的信念毫不动摇：“我们的长期利益，要求我们通过国会的党组织领导国会。”然而有时，即使是这位“守宪总统”也会对国会发怒。在之后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有人问艾森豪威尔：“联邦政府通过国会调查教会中的共产主义，你是否支持这一做法？”他给出否定回答，教堂是最不该调查不忠诚的地方，质疑他们的爱国精神，没有任何好处。也许在这种情况下，调查人员才应该接受调查——对于一位不插手国会议员事务的总统来说，这句话已经很重了。

但共和党在执掌国会，而且那是一批特殊的共和党人。有时，他们的极端保守主义确实让人无法应对。乔·麦卡锡的终审日即将到来，参议院的议员们开始联合反对他。不久，每位参议员被要求在他和艾森豪威尔之间做出选择，因此右翼的共和党人将暴露自己，成为总统的敌人。除了马萨诸塞州的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参议院每个共和党元老人物——诺兰、德克森、布里奇斯和尤金·米利金都支持这个蛊惑人心的政客。

麦卡锡的发言人乔治·索科尔斯基指责，共和党在艾森豪威尔的领导下，“变得太现代化，与新政没什么两样”。而在艾克就职的第二天早上，麦考密克将军就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上把艾克排除在共和党之外了。但是，大部分时政评论员都站在总统一边。塔夫脱逝世7个月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被《华盛顿邮报》收购，那是一份别具一格的报纸，尖锐地指出“参议员诺兰似乎无法将政府目标和个人憎恶区分开来”。《商业周刊》评论说“共和党大权在握，是否称职自然是人们想要问的问题”。罗斯科·德拉蒙德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到这是新的“华盛顿混乱”：

有时，首都记者在报纸上提出质疑：联邦政府是否已成为自我嘲弄的范例。参议院的掌舵手威廉·诺兰不断提醒总统，目前迫切需要海军对中国海岸实行全面封锁，并否决保罗·尼采的任职（尼采是威尔逊挑选的国防部副部长，主管外事），因为诺兰认为尼采作为国务院一员，曾是“艾奇逊灾难政策的制定者”之一。埃弗雷特·麦金利·德克森成功地在一项拨款法案上附加了一条：如果联合国承认中国的合法地位，那么美国将立即终止提供任何费用给联合国。国会5次通过这个附加条款的草案，总统5次拿起笔，又5次放下笔，说他不能既接受该草案，同时又主政外交。布里奇斯的决议打破了僵局，他声称“国会的看法”是中国应该永远被阻隔在联合国之外。两院全体通过该议案，副总统尼克松记录参议院的一致表决时，十分赞许。当汉弗莱起草一份议案将加入共产党判为重罪时，这场闹剧到达了高潮。这个议案必须修改，因为它会破坏《麦卡伦法案》。《麦卡伦法案》要求共产党员登记，而登记就意味着自认有罪，因此可使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来回避罪责，但是共产党的身份无论如何都不受法律保护。司法部长布劳内尔被吓坏了。该议案至少有6点是违宪的，而且还将若干现有的反对共产党的法律抵消了。无论如何，20世纪50年代初，国会中没人打算向选民解释没有投反对票的原因。汉弗莱这项荒谬的议案在参议院以79∶0通过，在众议院以265∶2通过。

除了接下去与麦卡锡的较量，艾森豪威尔执政的第一年是他在华盛顿最糟糕的一年。杜勒斯在麦克劳德的煽动下，以近乎莫须有的罪名解雇了许多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国务院护照办现由弗朗西斯·奈特领导，他像麦克劳德一样，也是麦卡锡任命的。他正在调查爱德华·默罗是否忠于国家。默罗在激进派中不得人心始于1953年10月20日他在哥伦比亚电视台的节目《现在看吧》中，讲述了密歇根大学一位名为米洛·拉杜洛维奇的大四学生的窘境。拉杜洛维奇在空军后备部队服役8年后，突然被列为危险分子。他被指控违反空军条例第36～52条，与“共产党或同情共产党者”来往密切。他被剥夺中尉军衔，并被部队开除。这使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法找到工作。这个案子曾由一个三名上校组成的委员会审查，空军部队没有提供证据，也没有提供具体的指控内容，还拒绝透露指控中尉的原告，并将他们自称掌握的证据放在信封里，整个听证会期间都没有开封。默罗查了里面的内容，与拉杜洛维奇来往密切之人是他的父亲和妹妹。他们的可疑活动便是读一份塞尔维亚语的报纸，该报纸在南斯拉夫发行。5年前，南斯拉夫就与莫斯科断交了。但空军部队不愿冒这个险，不愿意要其亲属阅读外语刊物的官员，而这种语言曾是一度崇拜已故的斯大林的人使用的。

拉杜洛维奇的新闻播出5周后，空军部长哈罗德·塔尔博特出现在《现在看吧》节目并宣布，他再三考虑后，决定恢复中尉拉杜洛维奇的职位，因为他绝对不会威胁国家安全。这对塔尔博特来说，是一次耻辱的经历，但绝不是最后一次。1955年夏，他被指控与持有空军部队合约的企业有不正当交易，便在重重疑云下辞职了。而在1953年，政府还极力维护塔尔博特，转而指责默罗。媒体的可信度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默罗之类的人有很多，拉杜洛维奇之辈也不只一个。

在美国海军航道测量局工作了23年的公务员亚伯拉罕·查萨诺夫便是其中之一。他一向深得上级器重，却在1953年7月29日被停职停薪，人事部门通知他，他已被称为危险分子。两个月后，海军一个委员会裁定证据不足，一致认为他应该官复原职，但数月过后，没有一点儿动静。此时，查萨诺夫已倾家荡产，靠向妻子的亲戚借贷维生。1954年4月7日，尽管证据不足，海军部长助理詹姆斯·史密斯仍下令解除查萨诺夫的职务。《华盛顿每日新闻》的记者安东尼·刘易斯告知大众这一消息，并公布了具体细节。刘易斯关于此案的故事为他赢得了普利策奖。而为查萨诺夫辩护，更进一步加深了共和党保守派和媒体之间的隔阂。

记者们认为政府右翼有时不清楚“左”翼的所作所为，或者即使知晓，也毫不在乎。他们以关于沃尔夫·拉德金斯基的爱国主义的不得体的争论为例。拉德金斯基的例子十分荒唐，是因为他的爱国主义显而易见。他是一位斗志昂扬的反共人士，也是土地改革的专家。在麦克阿瑟的领导下，他在日本的土改运动被认为是胜过共产党土改的范例。实际上，斯科特·麦克劳德极力推荐拉德金斯基的政见。尽管如此，埃兹拉·塔夫脱·本森还是不想让他进入农业部。本森认为他是危险分子而解雇了他，史塔生为他澄清事实后，本森又在总统同意下聘用了他，并派他到亚洲，与共产党的土改专家斗智斗勇。

艾克最爱说追查共产党就是追查“一罐虫子”。其中的困难与其他问题一样，都要回到竞选总统时期。共和党曾表示民主党追查间谍的力度不够，然而要制订一个比杜鲁门1947年建立的内部安全项目更为严格的计划，十分不易。1953年4月27日，艾森豪威尔尝试了一下，发布10450号行政命令。在此命令下，只要有一丝叛国嫌疑，雇员就会被立即开除。还有其他很多偏离一般准则的行为——酗酒、吸毒、参与不正常的性活动、曾犯重罪、精神不正常、参与裸体组织、有不卫生的习惯和说谎等一切“与国家安全不一致”的行为，都可以成为开除的理由。

这个规定确实缩减了不少政府人员。10月23日，白宫宣布在执行10450号行政命令的4个月里，1 456名联邦工作人员离职，其中只有5人是艾森豪威尔执政后雇用的。为进一步证明在对抗世界共产主义中取得的进步，白宫发表声明，依据《史密斯法》，指控41名美国共产党领袖获罪，2名共产党判间谍罪，1名判叛国罪，并将84名外籍颠覆分子驱逐出境。而司法部长那已经为数不少的颠覆组织的名单上又新增了62人。艾森豪威尔发表第二个国情咨文时，又宣布了新的战果。他说，从政府解雇的“危险分子”已达2 200人。随后，尼克松宣布，“上千名共产党、他们的追随者以及‘危险分子’已被政府扫地出门”，并报告6 926人从政府雇员名单上除名。

共和党人高兴不已，毕竟这些都是事实。政府中到处都是赤色分子和粉色分子，艾克找出并开除了他们。但民主党却完全不同意共和党的说法，他们检查文职人员记录，发现在第一份清单上，只有863人被解雇。其他人要么辞职，要么退休，而且他们本来就打算离开政府的。尼克松报告的数字中，只有1 743人因被指控不忠而被解雇——41.2%的人曾被艾森豪威尔政府雇用。史蒂文森嘲讽共和党的忠诚调查计划就是个“数字游戏”，总统私下也这样认为。杜勒斯向内阁诉苦，他认为整晚阅读呈递给他的文件简直是浪费时间，只是因为有人报告某工人家庭中的某人（甚至是他的邻居）是和平主义者，是世界联邦主义者，或支持氟化饮用水。

哈里·凯恩对10450号行政命令进行了最无情的抨击。凯恩曾是华盛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1952年竞选失败，通过国会山老朋友的帮忙在颠覆活动控制委员会任职。由于里面有詹纳、麦卡锡和德克森，他自己也主张极端保守主义，所以没人期望他会成为拥护民权自由的人。然而，他却是这样的人。在一次情绪高昂的演讲中，他严厉抨击白宫“向不正义的一方偏离太远了”。总统大骂凯恩忘恩负义，亚当斯则提醒他还是这个团队的一分子，不应辱没自己的团队。

然而，这个团队还未学会相互合作。麦卡锡一直在给共同安全署找碴儿。内政部长麦凯赶走了才能出众的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局长，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专搞宣传活动的人。商务部长威克斯继续与国家标准局钩心斗角，这是哈里·沃恩和唐纳德·道森都不敢踏入的禁地。圣母大学法学院前任院长克拉伦斯·马尼恩博士是一位极右分子，被任命为总统的政府间关系委员会主席。他赞成布里克修正案，使白宫陷入混乱。

布里克修正案在保守党人中间受到追捧。一些最热心的支持者都不了解其中的内容，他们之所以签字并捐钱支持它，也只是因为在某些会议室和俱乐部都是这样做的，这就和在1936年支持自由联盟是一件时髦事的情形一样。他们认为这一定是正确的，不然为何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美国医师协会、宪政委员会、《芝加哥论坛报》以及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都赞同这一修正案呢？妇女支持布里克修正案委员会是“海外军人的妻子与母亲的自愿组织”，她们向国会呈递了一份50多万人签署的请愿书，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同样，反对方也一定是错的。不然为何它们会包括妇女选民联盟、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美国律师协会国际法和比较法部、纽约市律师协会、美国支持联合国协会以及埃莉诺·罗斯福呢？

首都的记者们称布里克的出击是“自1788年以来，关于外交关系的宪法的最大一次论战”。可能就是这样。如果不是麦卡锡和美国政府之间更为尖锐的斗争使之黯然失色，那么此次出击将是10年来极端保守派最大的一场运动。1953年1月7日，该修正案被参议院提出时，共有64名联合提案人——已达到宪法修正案所需的2/3参议院人数。杜勒斯疾呼该修正案“会对国家的和平和安全造成威胁”，但没有人理会。尼克松请求参议院的共和党人不要使自己的总统难堪，如此活动6个月后，他不得不告诉内阁：“毫无疑问，许多民众都支持该修正案。”

20世纪50年代初期，极端保守派热衷于提出宪法修正案。赫布洛克称之为“拼字游戏”。在第83届国会中，至少有107项这样的提议被提交给委员会。其中一项解释叛国罪不仅是倡议颠覆国家，“无论是依靠武力和暴力”，只要“削弱”其力量，就是叛国罪。其他提案还包括：禁止美国士兵踏上别国领土，除非国会已向该国宣战；禁止将纳税人的钱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新加入的州只能有一名参议员；联邦政府不得干预各州管理其居民“健康、道德、教育、婚姻以及良好次序”的权利；申明“美国虔诚地遵守基督耶稣的权威和教义以及尊敬其他国家的救世主，并通过他们得到万能的上帝的赐福”。

参议院对其中6个提案进行了讨论，每一个都获得了多数票。其中4个提案获得了通过修正案必需的2/3的票数，可以提交众议院讨论。如果在那里仍有2/3的人投票通过，就会交给各州立法机关讨论。这是参议院不负责任的表现。当时盛行的诡辩可以用德克森的话表述：“如果州立法院否决，那么伊利诺伊州新上任的参议员不会有意见；如果州立法院同意，我也会同意。”诺兰也是同一腔调。他说，布里克修正案的反对者害怕的是什么？难道他们不相信人们的判断？答案当然就是开国元勋从未想过国会会成为气窗，让修改宪法的提案通过；州立法院倾向于有特殊利益的代表，容易向特殊人物妥协，所以不再是人民的政府。但这样回答的人寥寥无几。马萨诸塞州的年轻参议员约翰·肯尼迪表示：“不同意修改宪法，是我们最宝贵的保护措施，也是最稳定的堡垒。”然而，其他议员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布里克修正案针对的不过是雅尔塔会议，这个阴魂仍不肯离去。如今，每个消息灵通的市民都知道1945年2月上半月在克里米亚发生了什么事，但“秘密协议”的幻象仍萦绕在华盛顿，威廉·詹纳之类的妖人让其保持着勃勃生机。他悄声说，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势力正由一个“秘密革命组织”操控着，其中包括欧文·拉蒂摩尔、亨利·华莱士、阿尔杰·希斯（已收监）、哈里·霍普金斯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两人均在20世纪40年代过世）。马尼恩不是唯一受“布里克热”影响的政府官员。1954年1月29日，关于修正案的讨论已持续一年之久，这时在内阁会议上，查理·威尔逊说，他对支持修正案的人感同身受，条约不应剥夺人们的权利，像雅尔塔和波茨坦那样的会议就应该被列为非法的。总统再次耐心地解释，布里克修正案不能妨碍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约定，因为这都是政治上的协议，既非条约也非行政协议。

回到办公室，艾克大怒：“我受够了，简直要大喊大叫了！这些该死的事毫无意义，只会损害美国的威信。我们常说法国人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国家——而我们则坐在这里为布里克修正案争吵不休。”在海军准将酒店进行就职前内阁预演时，他就已经遇到这个问题了。那时，这个主意对他来讲充满了吸引力。听到罗斯福和斯大林（不知为何，丘吉尔的角色总是被忽视的）瓜分世界的事情后，他极度愤怒，然后便上钩了。他认为（布里克是这样说他的）人们反对该修正案，会转过来对联合国不利。修正案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有一位无能的总统或昏昏欲睡的参议院要夺取人民和各州的宪法权利时，美国会因该修正案而有了保证。

杜勒斯详细研究了修正案，他越深入考虑，越是惊慌失措。布里克真正反对的似乎是一切条约和行政协议。他的其中一项修正措施就是将权力从白宫转移到国会山。杜勒斯认为，这样就会引起其他政府怀疑他们与美国签订的条约是否有效；因为这届国会签订了，另一届国会又会废除。 艾森豪威尔开始改变对该修正案的看法。他完全站到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阵营中，是在讨论无关此事的所谓的“部队地位”的协议时，根据该协定，如果美国士兵在未执勤时触犯了外国政府的法律，所在国政府有权按照该国法律对美国士兵进行处置。（最典型的例子是，一位美国士兵在日本向一群妇女射出一枚空的迫击炮弹，结果杀死了其中一个人。）极端保守派则坚决认为，美国军队对美国所有在海外的部队有绝对控制权。恰好，艾森豪威尔比华盛顿的任何人都了解“部队地位”的协定，因为他担任北约总司令时曾起草、商讨并监督管理其中一部分协定。他试着向诺兰解释其理论与实际，但这位多数党领袖火冒三丈。他用力拍打桌子，大声吼道：“一个在和平时期应征的士兵，在违反其意愿的情况下被派往国外并履行职责——上帝啊，我不认为他应该被交给国外审判！他还穿着我们美国的制服。我不愿我的儿子受到那样的待遇！”

布里克也是这样的态度。在一次攻击两位国务院工作人员的情绪激动的演讲中，他暴露了自己真正的动机。虽然他们反对他的修正案，但这并不是他攻击他们的原因，他们为北约“部队地位”协定做证才是原因所在。这是战略失误，当时总统正在听演讲。艾克找到最好的宪法专家，对修正案进行研究。他们报告说，根据该修正案，美国便无法加入北约，这令他垂头丧气。修正案具体指出，除非宪法将某些问题交由国会处理，否则参议院无权对其进行立法。因此，根据布里克修正案，这样的协定要成为法律，就必须得到各个州的同意。艾森豪威尔说，这会让各州立法院拒绝承认美国签订的协定 。艾克说，因此总统和国务卿必须面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即代表48个州政府”。

1954年2月26日，在一系列令人吃惊的议会手段后，布里克修正案终于到了最后表决这一步。在“部队地位”的斗争中，布里克败下阵来。为挽回颜面，艾克提出一个程序上的缓和措施，即对协定投票表决时，只记录投票数，而不是口头唱票。布里克拒绝该提议。2月25日，该修正案支持率不到2/3，50位参议员同意、42位反对。

就在这次斗争绝望的关头，发生了一个悲剧性事件。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沃尔特·乔治起草了一份修正案，内容与布里克修正案相似。这份修正案值得严肃对待。布里克修正案的支持者并非都不负责任，其中一个负责任的人便是美国律师协会前任主席弗兰克·霍尔曼。该协会中，“通过联合国维持和平与法律部”也支持布里克，一些研究宪法的学者也站在他这边。这并不表示它是一项有利的修正案，虽然在吵吵嚷嚷的讨论声中，确实有一些建议值得仔细聆听。自从罗斯福执政以来，总统的权力已经大得惊人了。艾森豪威尔历来谨慎，他是不会滥用权力的。但从接下来的事件看，后来的白宫主人可不是那么小心翼翼。而且，乔治提出的修正案可不仅仅是经过修饰、更亮眼的布里克修正案。其语言是精心雕琢的，语气比布里克修正案更为温和，而且删减了布里克修正案中一些臭名昭著的从属条款，即禁止国会对超越其权力范围的问题采取行动。艾克反对的就是这一条，即反对某些条约必须各州都支持。去掉这一条，政府反对布里克修正案的原因就没有了。乔治的提案在很多方面具有先见之明，但因为其会限制总统在外交政策中的自由，还是遭到了白宫的反对。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些记得乔治修正案的参议员们再次想起了它。而在反对总统于越南战争中的行动的愤怒声中，有人想起了诺兰的意见，但他早已在竞选中失败并隐退，在加利福尼亚州过着普通的生活。 诺兰当时赞同乔治的修正案，因为他无法忽视“行政部门干预司法权力带来的危机”。如果那天是塔夫脱处于诺兰的位置，他一定会使这场辩论显得更庄重，但是所有理智的希望都在情绪的迷雾中失去了方向。一个参议员要么是艾森豪威尔的人，要么是他的敌人，情况就是这样。就这样，布里克把乔治一同拖下了水。即便如此，政府也只是勉强胜利。对于乔治修正案，有60票赞成、31票反对——由于需要2/3的赞同票，因此其实只有1票的优势。如果第31位参议员当时生病或是去厕所，而众议院和州立法院投票又通过的话，那么美国随后20年的外交历史将大不相同。举一个例子，那个臭名昭著的让美国有权在大范围内干预越南内政的“东京湾决议”，便会因违宪而被否决。

布里克修正案被否决的那天，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庆祝了自己66岁生日。他是政界元老，看起来也像。关于他的一切都与众不同：狮子般的头，轮廓分明的脸；“大都会”、“风笛摇滚”、“市区”和“世纪”等俱乐部的会员；卡内基基金会主席，教会正义与持久和平委员会联邦理事会主席；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普林斯顿大学、巴黎大学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学位获得者。

杜勒斯一生中最重要的是成为基督教长老会的一员。他认为他的宗教信仰是伟大的力量，但实际上却是他的累赘。他认为反共产主义是长老会教义的延伸（用乔治·凯南的观点来看，正如苏联领导人认为共产主义本身就是福音一样），因此，他的外交政策与苏联领导人一样，都是僵硬和教条主义的。艾森豪威尔相信妥协和调解，但他挑选的实施外交政策的人却极度不信任这一点。杜勒斯巧妙地破坏了史塔生裁军的计划，理由是美国的北约同盟国会将此看作美国决心减弱的表现。对他来说，灵活比软弱更糟糕，那简直是不道德的。谁不同意他强硬的主张，就会被烙上耻辱的罪名。1953年，杜勒斯第一次出访时，以总统名义赠给埃及总统穆罕默德·纳吉布一支镍制自动手枪。这是提醒所有中立国的政治家们，以武力反抗共产党，才会赢得美国的友谊。对于中立国的领袖（如印度的尼赫鲁）来讲，世界并非如此简单。尼赫鲁试着在两大竞争集团之间找寻自己的位置。他认为，反共产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同等重要。杜勒斯认为中立主义最恶劣，便理直气壮地将武器运往巴基斯坦，从而失去了与印度的友谊。

尽管杜勒斯花言巧语，20世纪50年代唯一被推翻亲苏政府的只是美国后院的一个小国家——危地马拉。但这场胜利也值得怀疑，因为它为日后拉丁美洲的溃败播下了种子。然而，杜勒斯那宗教式的热情最令人不安的一面是，他深思熟虑地煽动东欧国家的人民——他承诺会把当地的苏联暴政“推回去”。1953年7月17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他十分满意地报告，法国的乔治·皮杜尔和英国的索尔兹伯里侯爵3天前同他会面，表示他们对东欧的“真正自由”十分关切。他说：“据我所知，这是伦敦和巴黎第一次愿意支持这项原则。”

关于此次会议，休斯在他的会议笔记中气愤地写道：“他真的相信几句话就能让人人都享受自由吗？”但是杜勒斯相信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什切青到的里雅斯特的听众都相信了。杜勒斯未能解释，美国决意帮助他们也仅限于“一切和平的方式”（艾森豪威尔总是不会忘记小心地提起这个限制），这将带来悲剧性的后果。民主德国突然爆发罢工、纵火、暴乱。苏军坦克镇压3万名东柏林人发起的暴动后，艾克向媒体强调，美国不打算在东欧进行实际干预。但11月底，杜勒斯煽动在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的骚乱。他说，因为他宣布美国不会承认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兼并行为和“确定它们的被奴役地位”。

杜勒斯经常不在首都，这令那些喜欢低调处理外交事务的人缓了口气。实际上，他到处活动，像卖保险一样向盟友提供对抗侵略的策略，将美国军事力量作为钢筋，把非共产主义国家联合起来。除北约外，又加入重组后的美洲国家组织、东南亚条约组织；在中东签订《巴格达条约》——后来成为中央条约组织，美国虽未加入，但大力支持该组织。包围共产主义国家的条约，每年都会增加新的内容，直到美国要对8个安全条约承担责任，并保护42个国家。沃尔特·李普曼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写道：“杜勒斯不仅展示出自己是个精明且善于算计的外交官，而且是一个赌徒，用本国的血汗、财富和荣誉当作自己承诺的支票，比过往任何一位国务卿能想象的还要奢侈浪费。”

尽管杜勒斯一生中并没有被要求兑现以上的承诺，但如果真有人要求了，那么负责兑现之人恐怕会十分担忧。一些惊恐的证人冲到国会委员会的房间中进行抗议：美国在扩大军事责任的同时，也在削弱自己的实力。作为一名将军，艾森豪威尔对五角大楼不太尊重。在一次预算中，他将空军预算削减了50亿美元，由此遭到范登堡将军的疏远。当中国台湾遭遇一次周期性紧张局势时，他又命令将军队人数从320万减少到285万。只有一位五星上将总统才敢这样做。他拒绝了一切在核武器时代不实际的战略。有一次，白宫举行会议，讨论进一步裁军，他说：“如果你能冷静地理智思考问题，那么将用于陆战部队的经费用于建设新的公路益处还更多些。这样在敌人来袭时，大城市的居民可以更快撤离。”

总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内阁中最强有力的人物汉弗莱也支持他。他们的目标是减税，而他们认为这是达成这一目标的正确方法。舍曼·亚当斯写道：“这个‘新姿态’以及以核报复为基础的计划，显然是艾森豪威尔削减陆军人数的原因。”艾森豪威尔是总司令，他承担全部责任。为消除进一步的疑虑，他指示五角大楼假设美国将来会卷入核武器战争。国会山的民主党人抱怨美国现有的安全只是一种假象，人们被骗了，而总统的动机则具有政治性。的确，有一部分动机是出于政治考虑的。政府提出了一个更为虚伪的承诺，即“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 战略上的单一武器论也受到寻求简单方案以解决问题之人的青睐。显然，美国不打算发动征服战。因此，他们说国防部顾名思义就应该只搞防御。他们只要求美国不受侵略，大规模报复的威胁也只是确保这一点。

当然，他们的信条理论并不奏效。国务卿与总统各行其是，无法实现这个目标。政府的外交政策慷慨大方，军事政策却相当吝啬，但很少有政治家发现这个差异，真让人惊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报复政策可能是有效的遏制方式，那时美国总统小心翼翼地避免卷进国外事务，但美国现在已不再是这样的国家了。“美国式和平”已取代“英国式和平”，英国曾派遣炮艇的地方，如今美国派去了杜勒斯和他的圆珠笔。超级大国需要大规模的威慑力量来保持和平，而那种“每一元都要花得更值得”的说法好像国际政治是美国7月4日国庆日的老式庆祝仪式，只是空谈而已。

年轻的亨利·基辛格看出了这一问题。1954年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之后成为哈佛大学政治系的教员，并出版《核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以严谨的逻辑分析了美国在世界中的姿态。他总结到大规模报复是一种谬论：政府进行有限度战争的能力大大降低了，最后只剩下原子弹这个武器，每当外交不能达成一致走到诉诸武力的边缘时，国家的生存便成为赌注。艾奇逊也看出了矛盾之处。他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于美国主张大规模报复具有“主动权”进行分析，认为其非常荒唐。他指出，报复是对某些人主动性的回应。罗维尔对这个矛盾看得也非常清楚。1954年4月8日，他在《华盛顿来信》 一文中预测，“如果中南半岛发生最糟糕的事，原子弹在那里会像石弓那样毫无用处，到时地面部队将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以前的实力，而且远不只于此”。

华盛顿与印度正好有12个小时的时差（一处是子夜，另一处是正午）1954年2月10日早上10点30分，艾森豪威尔总统走进印第安人条约室参加每星期三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时，在河内法兰西大厦的法国军队总司令部正被黑夜笼罩。记者问他，地球另一边的军事情形是否仍然严峻。他说：“我比任何人都反对美国在那个地区卷入热战。因此，我批准的每次行动都是反复斟酌的，我们将尽一切努力，不卷入战争。”

下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你说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不管战争走势如何，你都决定不卷入或者不那么深地卷入中南半岛的战争？”

艾森豪威尔回答说，他并不能预测未来。然而，他接着说：“如果美国在那些地区深陷全面战争，尤其是动用大部队作战，我无法想出对美国来讲，有比这更大的悲剧了。”

与后来的情形相比，美国军队当时在中南半岛战争中的人数并不算多。这得追溯到上一届政府，那时他们就已经在那里了。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中南半岛上的三个国家——越南、柬埔寨和老挝仍是法国的殖民地。1949年12月30日，它们的地位有所改变——巴黎承认它们是“法兰西联邦”内的“独立国家”了。这不过是个反对殖民主义的姿态，目的是反对苏联对胡志明越盟军的支持。1950年2月7日，华盛顿和伦敦承认了这三个国家，艾奇逊强调说：“支持附属国家的人民通过和平和民主的进程走向自治和独立，是美国的基本政策。”他希望一些亚洲国家随后也能承认这三个国家，但它们踌躇不前，因为厌恶了越南保大亲王，这位法国支持的傀儡宁愿在里维埃拉晒太阳，也不愿执政。艾奇逊不顾其他国家对保大的蔑视，仍固执地将美国的声望押在中南半岛。后来，他懊恼地回忆起国务院的一位同事约翰·奥利曾警告他，美国正处于这样的境地：“倾向于取代而非补充法国的责任。”奥利说，美国会成为法国的替罪羊，卷入直接干预的泥沼中，“事情只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决定……既然我们干预这件事，就不要再回头看了。”

到艾森豪威尔宣誓就职时，美国已经负担了法国1/3的经费，运载武器到中南半岛，并派出200名空军部队的技术工程师。艾克继续支援，但已经不够了，越南危机加深了。2月那个早上举行新闻发布会时，越南危机已集中到一场大战上，这是典型的战争，比夏伊洛战役或阿尔贡战役更能改变世界进程并影响美国发展。7年来，法国军队被胡志明杰出的军事将领武元甲将军打得溃不成军。这些在圣西尔军校训练的法国军官对武元甲的游击战极为陌生，遭到阻拦，因此发誓要引越盟进行一场决战。1953年11月20日，他们空投1.5万伞兵到河内以西约200英里处的战略要点。此处覆盖着可连接中国、东京湾和老挝的通信线路，该地位于泰国境内，地名“奠边府”由三个泰语单词组成：“奠”为大，“边”为边境，“府”为行政中心，即边境上的大型行政中心。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了。

在地理位置方面，东南亚的这一区域是最险峻的：悬崖峭壁、丛林幽深、峡谷险要、河流汹涌。但是，各处地面有一些相对平坦的洼地，较大的洼地还可整修为跑道。奠边府就是这样的盆地，其形状如长长的橡树叶，小溪是树叶的支脉，中央的河流则是树叶的主脉，其长11英里，宽3英里。奠边府周围森林密布、山谷深邃。法国伞兵部队在此修建了一个机场，以及一系列的“豪猪”——保护机场和出击敌人的坚固据点。自马基雅维利时代起，军事战略家便主张指挥官占领高地。他们认为如果一方占领了高地，就可用炮火摧毁另一方。然而，法国军队没能占领俯瞰奠边府的高地。在对抗游击战的同时守住这些山峰实为不易，因此河内的总指挥部认为没必要守住高地。在法兰西大厦，战地记者听说法国的大炮比武元甲能得到的任何武器都更先进。而且，越南群山密布，越盟也无法将大炮拉进来。

法兰西大厦的判断错了。自11月以来，9万名越南农民把105毫米野战炮穿过荒山野岭运到了奠边府。到了1月，武元甲的大部分炮兵部队已进入有利位置，俯瞰着灰黄的平原大地。2月10日，在华盛顿的艾森豪威尔正在印第安人条约会议室回答关于中南半岛的问题时，越盟第57团在长途跋涉并休整一番后，从洒满月光的山坡上俯视那个保护法国12个营的睡熟士兵的碉堡群。后来游击队的指挥官何文贤告诉别人，那晚机场周围摇曳的火炬，令他想起他们村中屋舍前一堆堆柴火中发出的火光，那代表对逝者的追思。

3月13日，武元甲在黎明前的炮火声中拉开了围攻奠边府的序幕。法军放出烟雾隐藏机场未能奏效，飞行员们称这个低洼的盆地为“夜壶”。三天前，星期三的例行记者招待会上，一名记者向总统提到密西西比州参议员约翰·斯坦尼斯的观察所得。斯坦尼斯当时就提出警告，美国向越南派空军部队技术工程师，很可能会使美国卷入这场战争。艾克说，不会那样的，除非国会行使宣战的权利，否则美国不会干预中南半岛的战事。

历史学家可能会好奇，为何要讨论美国卷入战争的问题。联合国未对中南半岛有过任何承诺，不久之前的美国与此地也毫无瓜葛。唯一真正对该地区感兴趣的只有罗斯福总统，他希望看到该地区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一年前，艾森豪威尔还不愿扩大一场反共产主义的亚洲战争。他表示，即使仅仅在奠边府实施空袭也要冒极大风险，这可能会使美国空军与中国空军陷入对抗。无论如何，进行决定性一击的机会很小。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军事力量远不及联合国在朝鲜的军事力量。

但是，除了艾森豪威尔，大部分政府领袖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美国是自由世界最强大的国家，是全球反对世界共产主义斗争的领导力量。朝鲜停战后，中南半岛成为唯一有这种冲突的地区。主张干预的人表示，如果共产党在一条战线获胜，那么所有战线都会遭遇危机。这同样是知识界的意见，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经济史教授沃尔特·罗斯托在《代达罗斯》杂志上写道：

一致的看法是，只要美国部队还在朝鲜，那么向法国提供财物、枪支和策略就已足够了。依此推论，现在需要的东西更多了。如果不能提供更多的支援，自由世界的安全就将受到威胁。

前一年9月，即1954年中下旬，艾森豪威尔批准向法国军队提供一笔更大的经费（3.85亿美元）。当时，杜勒斯将美国在中南半岛的目标确定为成功完成纳瓦尔计划，该计划以当地法国指挥官的名字命名。杜勒斯解释说，这样就会在“1955年战争结束前，击败共产党有组织的进攻”，只剩下扫荡战，这个可由越南军队在1956年完成大部分。纳瓦尔计划失败了，但是直到1954年1月4日，总统与国会领袖们讨论即将发表的国情咨文时，还未考虑将美国军队派往中南半岛。艾克打算请求国会支持，继续给法国军事援助。一位共和党参议员问，这是否意味着派美国士兵去越南。大吃一惊的总统回答：“不是这个意思。”他说：“我可以写上‘物质援助’。”他确实这样做了。

到3月第三个周末，中南半岛的局势已然恶化。杜勒斯依然对法国充满信心。3月23日，他还预计法国军队将获胜，但五角大楼可不确定输赢。奠边府传来的消息令人沮丧。武元甲的炮兵占据盆地周围，实际上机场已无法使用。用C–54型飞机向12个营的被困人员空投物资，只能取得部分成功。如果在距地面6 000～8 000英尺处空投物资，那么半数都会掉在越南军那边；如果在4 000英尺进行空投，越南的高射炮又会击落大部分飞机。敌军从四面八方逼近法国军队的要塞，在许多地方安放了自动武器。巴黎通过外交途径向华盛顿发来请求，请求美国实施空袭以缓解受困部队的压力。3月22日，法国军队参谋长保尔·伊利将军飞往华盛顿请求援助。

李奇微强烈反对，他说，一旦同意投入美国空军，派遣步兵也只是时间问题。他对当地地形略知一二：稻田、丛林、糟糕透顶的公路网以及极差的通信设备，甚至连海港也很糟糕。美国的干预只会成为“悲剧性的冒险活动”。他以书面形式向艾森豪威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在其回忆录《军人》中写道：“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有军事经验的人来说，其中的含义再明显不过了。”但同样拥有战争经验的雷德福则认为美国派出轰炸机是个不错的主意。人们纷纷猜测国务卿的立场。3月29日星期一，他在海外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说时，就谁都不会再怀疑了。他的话语和腔调都是关于冷战的：

星期六，杜勒斯在国务院与两党的国会领袖商议，向他们解释对法国集体防御的必要性，也就是说，要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美国派出远征军。他自信满满，认为一定能吓退中国共产党，让他们放弃胡志明。他说，如果这个行动失败了，就要把越盟消灭。任何妥协都不可能达成，即使理论上的妥协也不行。一位观察家对国务卿讲话的印象是：国务卿“极度怀疑，如果在中南半岛建立共产主义政权，美国是否还能存在下去”。

星期日晚上，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雷德福在总统的椭圆形书房议事。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是，干预是否合情合理，如果合理，那么理由是什么。在巴黎，皮杜尔不断催促狄龙大使。法国竟要求使用原子弹，可见它们绝望程度之深。两艘载有核武器的航空母舰与第七舰队一起在东京湾巡航，但华盛顿没人真正考虑过使用核武器 。事实上，艾森豪威尔禁止任何空袭。在一定情况下，他愿意考虑杜勒斯的“联合行动”，由盟国共同出力。法国必须同意将战争进行到底。他们必须让越南、柬埔寨、老挝完全独立。法国和中南半岛三国必须请求盟国（美国和英国）参战。最后，有权宣战的国会将做出决定性的一步，而并非由总统决定。杜勒斯在这样的条件下可以尽力去做，在艾森豪威尔与丘吉尔的电讯往来中，他试探后者的态度（他的态度比艾克更为保守），然后启程，试着将伦敦和巴黎的盟军集结起来。

三天后，总统便在语言中增加了一个隐喻的表达。尽管不愿美国插手干预越南，他仍然坚信冷战信条。杜勒斯在海外记者俱乐部的演说未发表之前，他就已阅读过草稿，也赞同他的观点。他在每星期例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告诉记者，法国在中南半岛的威望濒临绝境，而深陷危机的不仅仅是威望。共产党在那里夺取胜利，就会扩大红色帝国的版图，夺去美国重要的原料。这意味着自由世界将失去整个东南亚，而美国在太平洋沿岸的军事防线也会受到威胁，即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中国台湾地区和日本等地。艾克说：“你放置了一排多米诺骨牌，推倒第一块，最后一块也只会跟着很快倒下，这是必然的。所以这就是全面瓦解的开始，它会造成极为深远的影响。”

杜勒斯从欧洲回来后，感觉迅速干预的机会已经来了。白厅和法国政府似乎已准备接受联合行动的建议。如果在危机中陷入重重包围的法兰西大厦有任何接受援助的机会，那就是现在了。丘吉尔并未强烈反对该建议。而法国为了获得援助，几乎可以牺牲除凯旋门外的任何东西（事实上，喧闹的示威队伍正在凯旋门抗议扩大战争）。艾森豪威尔虽然似乎不为所动，但他一定会改变主意的，即使他坚持，国会也会行动。

就在这出好戏唱到此时，尼克松走到了舞台中心。当时他的动机尚不明朗，他也从未就此澄清过。那时，他似乎是华盛顿中最凶猛的“鹰”派人物，但首都大部分人过去和现在都认为，这位副总统只是在为政府放出试探性的气球而已。4月16日星期五，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报纸编辑协会年会，就是释放气球的场合。他的讲话本来是非正式的，但其内容实在骇人听闻，就无法再隐瞒了。他被问道，如果法国撤军，放弃越南，那美国会怎么做？美国士兵会取代他们的位置吗？尼克松回答，他们会的。自由世界的境况十分危险，如果进一步撤出亚洲，结果不堪设想。他祈祷法国能全力以赴，赢得胜利。“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为避免共产主义势力进一步在亚洲扩大——尤其是避免在中南半岛扩大势力，我们就必须铤而走险，派美国士兵参战。我认为行政部门必须采取不受欢迎的政治立场，即正视这个行动并采取行动，我个人支持这样的决定。”

他的话即刻引起了各界反响。一些政府官员已做好准备进行新的战争，但报纸没准备好，编辑们纷纷致电艾克，要求总统否认副总统的意见。国会也没准备好，谴责尼克松是极不负责的沙文主义者。在国外，关于美国军队部署的种种传闻引发了各种紧张不安的反应，从而打乱了盟军派遣远征军的计划。当月随后将在日内瓦召开关于亚洲问题的19国会议，伦敦决定看看会上能取得什么成果。星期一，杜勒斯从奥古斯塔（艾森豪威尔正在此处打高尔夫）返回华盛顿，告诉记者，美国“不太可能”干预越南战争了。

4月下旬，法国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请求支援。当时杜勒斯和雷德福正在巴黎处理北约事务，皮杜尔请求国务卿，希望美国进行空袭，否则奠边府就会失守。杜勒斯说他会考虑考虑的，但这只是友善的说法而已。艾森豪威尔再次向他表明，只有国会同意，美国才会派兵到中南半岛。而且，杜勒斯也看到了巴黎报纸上的报道，对于受困的法国部队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到目前为止，奠边府的局势已吸引了世界的目光，编辑们不断在头版刊载有关越南的只言片语。人们终于知道，法国此次行动的代号是“秃鹫”。头版的地图上描绘着被包围据点中的要塞位置——这些小山被命名为安妮 – 玛丽、加布里埃尔·多米尼克、伊莎贝尔、休格特、弗朗索瓦丝、克劳丁、比阿特里斯，以及两座姊妹山——伊利安1号和伊利安4号，绰号“洛洛布里达姐妹”。法国高级军官克里斯蒂安·德·卡斯特里已从上校升为陆军准将，既然他是英雄，就该获得将军的荣誉。一名法国护士热纳维埃芙·加拉尔 – 泰罗比拒绝登上最后一班飞往河内的飞机，被称作“奠边府的天使”。关于卡斯特里的故事有许多版本。据说，他发现他的部队已在劫难逃，便让士兵向自己开炮。

许多关于围困的报道都不属实。卡斯特里没有向炮兵部队下令朝自己开火，因为他的炮兵部队已全军覆没。美国报纸上描写的“孤军奋战”的故事，与受困军营的实际情况没有任何联系。战地记者不该受到责备，因为法军总部的消息也不灵通。在4月18日星期日的复活节，法兰西大厦披着绶带的军官在河内大教堂吟唱赞美诗时，就已经不再了解“秃鹫”行动的情况了。派去侦察营地情况的侦察机飞到营地上空，要么被武元甲的高射炮击落，要么被赶走。整个跑道都在越南机枪的控制之下。C–54型飞机搭载着卡斯特里的准将勋章、庆祝晋升的白兰地、几盒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和荣誉军团勋章以及其他物资，该飞机试图空投这些东西，但都失败了。据点里的无后坐力炮如今已落入越南人手中，他们正朝着奔向降落伞的法国士兵瞄准射击。第二天一早，越南广播电台兴高采烈地宣布，他们缴获了一切空投物资，包括白兰地。

如今，奠边府法国军队的境况相当惨烈，阵亡人员已达半数。他们有时要忍受热带烈日的烘烤，有时更忍受倾盆大雨煎熬，只能在大堆的粪便和腐烂的尸体下躲藏。炮兵阵地丢失后，他们便无法进行有效反击，因此陷入绝望之中。武元甲的105毫米大炮的火力一直未曾停息。越南军队的战壕蜿蜒曲折，继续向法军逼近，也与敌人的步兵越来越近。有一阵传来希望，说河内会来一支救援军，随后美国空军部队也会赶来支援。士兵相信这个传闻，指挥官也相信，甚至卡斯特里也相信，因为他很难接受这个事实：纳瓦拉是将他派到此地送死的。如今到了4月，他已经获悉河内总部命令他销毁一切武器和物资，不能落入敌人手中。至于他的部下，他被告知要让他们知道，他们挡住了越盟大军，保卫了法兰西的荣誉，以此来动员他们进行最后决战。

5月7日，受困56天后，奠边府上空的三色旗终于被白旗取代，随后又被越南的金星红旗所取代。法国的荣誉一去不复返了。在日内瓦，关于亚洲问题的多国会议已经开幕。他们仍在讨论美国派遣远征军的问题。默罗在会上通过广播评论道：“美国尚未决定派遣部队到中南半岛，也没决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派出部队。第二句话可能比第一句更重要。如果最后的问题是将中南半岛送给共产党还是救出来，那么一定形式的干预在所难免。”

杜勒斯告知与会各国，尽管中南半岛很重要，但因为不让共产党控制东南亚而拯救它，并不是势在必行。这就为达成妥协扫清了道路。越南会暂时以北纬17度为界分为两部分，双方要在1956年7月20日分别进行自由选举后再统一。《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罗伯特·多诺万认为，这是下下策中的上策，多米诺骨牌“还不至于全部垮塌”。与此同时，国务卿继续想方设法结成亚洲联盟，因为艾森豪威尔宣布，“自由世界”知道“朝鲜和东南亚的攻击，威胁到整个自由世界，只有联合行动才能消除威胁”。9月，杜勒斯在马尼拉成功完成这一任务，来自澳大利亚、英国、法国、新西兰、巴基斯坦、泰国、菲律宾和美国的代表宣誓加入联合防御，抵抗侵略。他们因此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其中第4条条约规定，一旦其中一国受到攻击，他们便要共同抵抗。条约不仅对外部侵略有规定，对内部颠覆活动也有规定。另有一份独立的议定书，将条约的保护范围扩大到越南、柬埔寨和老挝。

美国这时的外交似乎很成功。南越和美国代表没有在《日内瓦条约》上签字，但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很重要。杜勒斯的官方身份只是会议的观察员。因此，既然双方没有签字，就不会履行保护两年后越南选举的义务。这就埋下了伏笔，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选举不能顺利举行，便会导致战争再次上演。此次战争的不同之处在于，越南暴动被烙上“侵略”的印记，从而成为直接向在马尼拉结成联盟中的每一个成员宣战。约翰·奥利所说的“滚雪球”开始了。

10月，国务卿深思熟虑后告诉内阁：“美国从未像现在这样得到别国的尊敬，外交关系也从未如此好过。”

后来，私下谈到越南时，他说：“我们在那里是清白的，没有殖民主义的污点。奠边府的失败，也许会因祸得福。”

美国人小像：玛丽莲·梦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