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内讧不断

1951年1月4日，汉城（今韩国首尔）再次沦陷。共产党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将美国军队阻隔在朝鲜半岛中部的原州，破坏了联合国军的整条战线。麦克阿瑟的第八集团军新任司令、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率领20万人（半数为朝鲜当地人）对抗40万中朝军队，结果“落荒而逃，自食恶果”，使得远在华盛顿的国务卿艾奇逊也感到情绪低落。

联合国军战线倒没被冲垮。李奇微投入后备兵力，利用空中优势，从两翼迅速集结军队，紧紧堵住原州的缺口。1月中旬，即中国春节前夕，朝鲜的进攻势头已过。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联合国军开始反击。2月底，第八集团军被打回汉城郊区。3月14日夜，李奇微重新占领汉城。两个星期后，两支大军再一次在三八线上展开对峙，又回到三个月前的原点——单就这一点，也可以说又回到9个月前战争爆发之际的原点。

美国的这一代人仍在为“二战”取得的胜利激动不已，又因近来顺利登陆仁川的奇迹而冲昏头脑，他们不可能平静地接受这种僵持的局面。对于大部分美国人而言，僵持（鼓吹有限的目标以避免无休止的战争）就像异教邪说，听来令人生厌。《生活》杂志的一篇社论表示，要拒绝与苏联共产主义“共存”，说那是“政治哄骗”，是“致命的谬论”。“院外援华集团”对美国政府不愿入侵中国东北不屑一顾，认为它们是在“姑息”，极端保守的共和党人则认为艾奇逊号召克制的做法几乎等于叛国。

战前的孤立主义正经历着一场不同寻常的改变。12月，33个师的中国军人开始涌入麦克阿瑟的防护网。两名孤立派曾公开表示要对朝鲜的远征军置之不理。12月12日，约瑟夫·肯尼迪在弗吉尼亚州夏洛茨维尔市发表的演说中呼吁美国人：“做好你们自己分内的事，只在家园遭到威胁时再干涉。”12月17日，前总统胡佛声援肯尼迪。他提出的理由是，在与共产党军队进行的全球冲突中，美国军队不会永远处于上风，但美国空军和海军可以控制海洋，保卫美国。他告诫美国人要安分守己，同时要喂饱“世界上饥饿的人民”，以及贯彻他解决国家危机不变的政策——平衡预算。

然而，敏感的孤立主义研究者注意到了一些新的变化。胡佛的单干假设并非像起初那样孤独，也不是仅限于西半球。他想“一边以英国为疆界，另一边以日本、台湾 、菲律宾群岛为疆界”，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接替胡佛担任共和党右翼领袖的塔夫脱在参议院亦做出同样的让步。塔夫脱表示，如果这些地区遭受袭击而又能成功防卫，那么对于这些“民主岛屿”应予以保护。胡佛 – 塔夫脱主义，也可称作美国堡垒主义或大陆主义，在新年到来之际，已被提议为代替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的另一个选择。在国会的这次讨论中，选择哪一个为最佳方案是主要议题。记者们纷纷称之为“大辩论”。

当时，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拨款建立4个师，这是杜鲁门曾向北约做出的保证。1951年1月5日，塔夫脱告诉参议院：“国会从未批准给欧洲一支地面部队的方案，我们也不应该不明就里地同意该计划。”三天后，参议员惠里提出参议院第8号决议，反对在制定正式的国会政策前，向欧洲派遣地面部队。2月15日，共和党大部分议员签署声明，赞同胡佛的大陆主义。塔夫脱的对手们一心把他说成故意阻挠议案通过者。然而，他们不曾明白且塔夫脱也忽视的是，在塔夫脱身后支持他的是由宪法赋予发动战争权力的国会，并非白宫。塔夫脱并无意妨碍行政部门的工作。1月15日，塔夫脱宣布，他“已准备妥当，可与总统……或多数派政党人士讨论并制订出方案，以获得美国民众的一致赞同和不断支持”。但杜鲁门并不打算与他人分享自罗斯福“百日新政”以来，通过许多先例而日渐扩大的总统权力。

按20世纪70年代的观点来看，这次辩论最显著的一点是，双方都默认某些先决条件，但这些在20年后早已不是什么永恒的真理了。无论是政治雄辩家还是国会都提倡“自由世界”——他们一致认为“自由世界”包括蒋介石盘踞的中国台湾、李承晚的韩国、保大的南越、萨拉查的葡萄牙、法鲁克的埃及、佛朗哥的西班牙、巴蒂斯塔的古巴、庇隆的阿根廷、法属阿尔及利亚、受军事独裁控制的海地以及在非洲和亚洲的所有欧洲殖民地。大陆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都认为，运用美国的军事力量是有益的。双方无论谁获胜，美国人民都会接受，他们不会组织游行和抗议，甚至连讨论都不会有。所有辩论者都认为共产主义是庞大而单一的，有一个中央系统指导着他们从中国上海到易北河所有的红色活动，因此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在任何地方进行的任何活动都是事先计划好的，然后对所有的“自由世界”产生影响。当时，这种信念出奇地获得了一致支持，杜鲁门总统因此在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在中南半岛和西藏看到一种模式，其在时间上与朝鲜的进攻相吻合，我们把它们视作对西方世界的挑战。这单单是共产主义者的挑战，其目的在于增强大部分亚洲人民已平息的排外情绪。英国盟军和欧洲的许多政治家都认为中国的行动旨在阻碍美国援助欧洲重建的计划。

此次讨论在以胡佛 – 塔夫脱为代表的共和党人和以杜鲁门 – 艾奇逊为首的民主党人之间产生了本质上的分歧，但这还远非党派之争。约瑟夫·肯尼迪仍是一名民主党人，参议员乔治和道格拉斯也是民主党人，两人都认为在国会不支持的情况下，总统不得派遣士兵出国。另外，共和党参议员洛奇和诺兰则认为，参议院在原则上已支持北约，因此杜鲁门能派出军队以实施计划。托马斯·杜威、厄尔·沃伦、哈罗德·史塔生和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大力支持北约。最后，一位未来的共和党总统的证词决定了辩论的结果。

这位证人就是艾森豪威尔。马歇尔将军对所谓的“集体安全”的必要性高谈阔论，但其主张与罗斯福 – 杜鲁门政策保持一致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被认为难以超脱战争之外，而艾森豪威尔则不同。圣诞节前一个星期，艾森豪威尔离开哥伦比亚大学，成为西欧军事防御的最高指挥官。他对国会说，除了“重新武装保卫西欧”，别无他法。他说，在欧洲人中，反对斯大林的呼声高涨，他建议美国取得北约的领导权，主张更多的美国武装力量进驻欧洲，而国会也不应限制其日后的增援力量。

塔夫脱抗议道，这样会使事情“更加模糊不清、难以捉摸”，但辩论就此结束，他失败了。詹姆斯·赖斯顿在《纽约时报》上评论道，艾森豪威尔拥有艾奇逊不具备的东西 ——“国内的政治支持”。此外，他还有“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是自1950年春天威斯康星州共和党人麦卡锡进入西弗吉尼亚州以来，国务院最缺少的东西”。惠里的决议案被否决了。4月4日，国会接受了另一方案，同意派遣4个师到欧洲驻扎。国会告诫总统，没有“国会进一步的同意”，不得加派军队，但如今已无法阻止杜鲁门了。

这是共和党人过得极为艰辛的一个冬天。他们18年没有执政了，并未意识到政治力量正在艾森豪威尔将军那里聚集，而只看见更加灰暗的前景。当时，麦卡锡是党内最出名的人。11月，他前往马里兰州铲除米勒德·泰丁斯。这是一次不光彩的活动。共和党内无足轻重的约翰·马歇尔·巴特勒是泰丁斯的竞选对手。麦卡锡与《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支持巴特勒，煞费苦心地出版了只有一期的小报《记录》。竞选前夜，这份小报出现在马里兰州每户人家的门口。报上是麦卡锡编造的攻击泰丁斯的卑劣谎言，封面上是一张移花接木的假照片，显示泰丁斯正与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握手。泰丁斯因此失去4万张选票而落选，在这之前，他可是被看作战无不胜的。如果他被淘汰了，那么人人都有出局的可能。竞选后的次日早晨，一位民主党资深参议员环顾参议院的同事，问道：“丧钟为谁而鸣？”然后冷冷地回答：“为君而鸣。”

接下来的一个月，华盛顿萨尔格雷弗俱乐部发生的一件事，显示出林肯政党的堕落程度之深。在知名专栏作家德鲁·皮尔森33岁生日前夜的晚宴上，参议员尼克松离席，发现醉醺醺的麦卡锡正在男厕所殴打皮尔森。麦卡锡用皮带抽打这位专栏作家的脸，讥笑道：“迪克（尼克松的昵称），这一下是为你打的。”接着又说：“我想证明一种理论。如果用膝盖使劲顶一个人的睾丸，血会不会从他的眼珠子里冒出来。”尼克松上前一步说：“让我这个贵格会信徒来阻止这场架吧。”他拉着麦卡锡的胳膊说：“走吧，乔（麦卡锡的昵称），该回家了。”麦卡锡说：“不，让他先走，我可不会背对着这个人。”皮尔森离开后，麦卡锡告诉尼克松，他不记得把车停在哪里了。两人在附近找了半小时，这位加利福尼亚州的参议员寻找车牌，而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则在黑暗中摇摇晃晃地跟在后面。尼克松找到车后，麦卡锡便急驰而去。对麦卡锡来说，最好是醒醒酒再开车，就像对共和党的士气来说，最好是别的共和党人获得千万选民的拥戴。但共和党别无选择，很多年前党内就已经没有偶像了。

接着，春天来了，一切都变了。4月11日，杜鲁门为他们带来了一位受迫害的英雄。杜鲁门解除了麦克阿瑟的职务，让大辩论演变为更大的辩论，触发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胜利日到12年后达拉斯事件 之间，美国最让人大动感情的震荡。

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不同，他不受士兵的广泛爱戴，但人气并非衡量将军好坏的标准。论功绩，同时代的将军无人能及麦克阿瑟，他也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指挥官。1918年，麦克阿瑟担任驻法彩虹师师长，当时38岁的他是军队中最年轻的将军。之后，他率领美国陆军与日军作战，并以总统代表的身份治理战后的日本。直到1951年，在许多美国民众心中，他都有如神祇。在48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学会了也实践了军人的一切美德，但唯一例外的是，他当不好副司令。

我们永远无法得知，在中国军队参战后的那个冬天，麦克阿瑟在想些什么，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已丧失战斗热情。据曾任布雷德利将军的副官，后任肯尼迪总统和约翰逊总统高级军事助理的切斯特·克里夫顿少将的说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1月以军事理由而非政治理由召回麦克阿瑟：“问题的关键在于麦克阿瑟失去了自信，并逐渐对下属军官和军队失去信心……但当他犯下不服从总司令命令的错误时（这一点证据确凿），参谋长联席会议轻而易举地做出了决定。”然而，大部分华盛顿人怀疑总统是否有勇气训斥麦克阿瑟。4月11日，《华盛顿邮报》早报的标题为“国会获悉，总统不会召回麦克阿瑟，但仍会训斥他”。

当时，美国上下都知道了两人之间的争论。威克岛战役的精神早已被忘却。12月初，麦克阿瑟开始在报纸上中伤总统，将言辞激烈的信件寄给《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周刊以及合众社社长。杜鲁门后来表示：“我本应该即刻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然而，杜鲁门只是通过参谋长联席会议警告麦克阿瑟，未经华盛顿同意，“不得擅自发布有关政策的言论，不得召开记者会或公开讲话”。圣诞节后，总统写信给麦克阿瑟，对其才能大加赞赏，同时委婉地提醒他，“就扩大敌对区域而言”，总统有责任“谨慎行事”。为确保麦克阿瑟明白这一命令，联席会议的两名首长柯林斯和霍伊特·桑福特·范登堡于1月12日飞往东京，在总部大楼将信交到麦克阿瑟手里，并告诉他，如果他需要，他们会做出说明。麦克阿瑟说不需要。接下来的两个月内，麦克阿瑟不见任何记者。用国务卿艾奇逊的话说，麦克阿瑟“蓄意破坏政府的行动……破坏了一次他被告知的行动，这是对总司令的公然反抗”。

杜鲁门认为该停战了，进行和平谈判的时刻已到。3月20日，他起草声明宣布这一消息，并抄送给联合国中的每一个美国盟国以作参阅，参谋长联席会议将文件秘密送到东京。令他们诧异和害怕的是，麦克阿瑟竟然通知报社，并宣布他已准备好按自己的条件与交战方进行谈判。这破坏了杜鲁门的计划，却又一事无成。麦克阿瑟提出的建议是全歼中国军队，正如沃尔特·李普曼直言不讳地指出：“任何政权都不会在生存问题上讨价还价。”中国重申了自己对胜利的信念。和平攻势还未开始就已然失败，只留下气急败坏的总统。随后，杜鲁门写道：“麦克阿瑟让我别无选择，我无法再容忍他不服从命令。”但在采取行动之前，又发生了一件事，使杜鲁门忍无可忍——麦克阿瑟给国会议员乔·马丁写了一封信。

马丁是众议院中的共和党领袖。在国会中，有些人将麦克阿瑟看作友好的驻外统治者，马丁就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则是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霍默·弗格森，他居然建议派国会议员去东京，以便从麦克阿瑟处了解美国政策的目标，以及实现该目标的途径。众所周知，马丁是杜鲁门的激进批评者之一。麦克阿瑟必定了解，这封信的唯一结果就是招来麻烦。4月5日，马丁在众议院宣布：“我有责任将我从一位伟大而可靠的人士那里获得的消息告知美国民众。”此消息就是，麦克阿瑟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全面攻击，并要求中国国民党部队进驻朝鲜前线。那天晚些时候，伦敦传来消息，麦克阿瑟与英国陆军中将马丁会面时，公开做出了同样的声明。当晚，艾奇逊接到通知，第二天早上的内阁会议后，总统要与他和马歇尔将军进行商讨。艾奇逊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即将讨论的主题毫无悬念。”

第二天，4月7日星期五，杜鲁门的亲信都知道了他对麦克阿瑟最近一次不服从命令的回应，但艾奇逊建议他等到下星期听听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后再说。星期一，马歇尔将军宣布，参谋长联席会议一致决定解除麦克阿瑟的一切指挥权，由李奇微接替其职务，马歇尔和布雷德利对此也无任何异议。下一步就是通知麦克阿瑟，这可是一个难题。杜鲁门得知《芝加哥论坛报》已知内情，气愤地说： “我不允许他主动辞职，我要撤他的职。”杜鲁门命令布雷德利尽快完成此事。布雷德利从五角大楼向身在朝鲜的陆军部长弗朗克·佩斯传达命令，通知他更换司令一事，并命令其立即飞往日本通知麦克阿瑟。但对希望保持将军自尊的人们来说，这无疑是不幸的。由于电源故障，佩斯与总部失去了联系，被冰雹困在帐篷里。与此同时，白宫的新闻秘书在凌晨1点匆忙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了杜鲁门以为已传到东京的这一消息：

总统致麦克阿瑟将军：

作为美国总统和军队总司令，我有权撤销你的盟军最高指挥官、联合国军总司令、远东作战总司令及美军驻远东总司令等职务，对此我深表遗憾。

你应将所任各职移交给马修·李奇微将军，立即生效。你有权下达为前往你所选择之处所要下达的命令。

撤换理由将在上述电文递交与你之时，同时公布。

然而，并没有同时公布，冰雹毁了这一切。就在佩斯等待冰雹减弱之际，白宫记者已迫不及待地发布了总统声明：“我深感遗憾，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已无法全心全意地贯彻美国和联合国的政策……”此声明火速传遍了世界各地。此时东京时间为下午3点，一名副官恰巧听到了广播中播送的消息，并告知了麦克阿瑟夫人，然后告诉了麦克阿瑟。而那时，将军正在同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沃伦·马格努森共进午餐。

《伦敦旗帜晚报》宣布，麦克阿瑟被解职了。《纽约时报》的默里·舒马赫从汉城发回电讯：“校级军官认为，东京总部和美军第八集团军之间的关系将更加融洽。”但美国国内的反应并非如此。大部分民众因这场没有赢家的战争而灰心丧气，正在用暴力以外的一切方式向杜鲁门表达自己的不满。从马萨诸塞州的伊斯特汉普顿到加利福尼亚州的奥克兰，人们不是倒挂国旗就是降半旗。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加夫列尔和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人们焚烧杜鲁门的画像；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庞卡城，还有人烧掉艾奇逊的画像。到处都散布着请愿书，牧师在讲坛上大声怒斥。新的反对杜鲁门的笑话到处流传：“如果杜鲁门还活着，这件事就不会发生”，“我要去喝杜鲁门牌的啤酒，这酒像其他啤酒一样，只是没有酒沫 ”。《洛杉矶先驱考察者报》暗示总统因吸毒而糊涂，《俄克拉何马日报》则把这次撤职称为“夜深人静时犯下的罪行”，但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俄克拉何马州夜深人静时，东京却是白天。

洛杉矶市议会宣布休会，对麦克阿瑟遭到“政治谋杀，致以沉痛的悼念”。加利福尼亚州、佛罗里达州、密歇根州等地的立法机关通过了谴责杜鲁门的决议案。马里兰州查尔斯镇的一名妇女被告知，她不能将把总统称为白痴的电报发往白宫，于是她便和办事员一起翻阅《罗格同义词词典》，直到找到可接受的“假才子”一词。其他地区电报处倒是比较自由，经国会议员同意，将以下选民的电报载入《美国国会档案》中：我们要弹劾那个低能儿；我们要对白宫那个“猪头”的最新暴行提出抗议；我们要弹劾白宫中将我们出卖给“左”翼分子和联合国的犹大；建议去布莱尔国宾馆再找出一个希斯；当一个国民警卫队前上尉撤掉一位五星上将时，弹劾这个上尉完全符合章程；弹劾那个自称为总统的某某人；弹劾那个堪萨斯城拉选票的小政客；弹劾那条在总统座椅上的熏青鱼。

白宫的收发室被电报淹没了。总统新闻办公室不得不承认，在第一批收到的27 363封信件和电报中，批评撤职命令的人数远大于支持者的人数，大约为20∶1。盖洛普民意测验发现69%的选民支持麦克阿瑟，而只有29%的人支持杜鲁门。在格里菲斯体育场内，人们不断向杜鲁门喝倒彩，发出嘘声，这是自1932年对胡佛以来，民众第一次公开给总统喝倒彩。参议员詹纳说：“如今，美国已被一个秘密集团控制，该集团由苏联间谍管理。”麦卡锡在密尔沃基的会议上大骂总统是“兔崽子”，周围则都是一群醉醺醺的“保守分子”。解除麦克阿瑟的职务后，在国会议员马丁的办公室召开了共和党第一次高层会议。马丁告诉记者，他们讨论了弹劾总统的问题，并暗示不仅是杜鲁门本人，他的整个行政机构都可能会受到审判。

会后，马丁邀请麦克阿瑟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麦克阿瑟立即接受了该邀请。对他这种能言善辩的人来说，此次机会终生难得。他豁达地接受了下台的事实，内心十分平静。少校考特尼·惠特尼告诉记者：“我刚刚离开他，他泰然自若地接受了总统的解职命令，军人品质在他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他最辉煌的时刻。”4月17日，“巴丹”号飞机降落在旧金山机场，这是麦克阿瑟14年前第一次从美国陆军退伍后，首次踏上故土。当他头戴镶着金边的帽子，身披引人注意的军用雨衣现身在舷梯口时，欢呼的人群不断向他涌来。他的车队花了两个小时才缓慢地穿过了14英里 长的欢呼人群，抵达旧金山酒店。在这里，警察手拉手保护麦克阿瑟和他的夫人，以及他们13岁的儿子阿瑟·麦克阿瑟二世，以免他们遭到踩踏致死。第二天，麦克阿瑟站在旧金山市政厅宣布：“我所了解的政见可以用一句大家熟知的话表达 ——上帝保佑美国！”此时，10万加利福尼亚州人再次欢呼。

在华盛顿国家机场，麦克阿瑟受到了17响礼炮和联席参谋长们的欢迎，他们赠给他一套银质茶具。当时还出现了尴尬的场面： 他不知道参谋长们在他撤职一事中扮演的角色，因此对他们十分热情，但是对总统的代表、杜鲁门国民警卫队的老朋友却十分冷淡。哈里·沃恩嘟嘟囔囔地溜走了，这下这位英雄才凯旋般地穿过30万华盛顿人夹道欢迎的队伍。4月19日中午12点30分，最值得纪念的时刻到来了，全美听众从广播中听到众议院门卫宣布：“议长先生，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到了。”

将军大步走上主席台，参议员和众议员欢呼到嗓子嘶哑时，他依然站姿挺拔，十分平静。最后，他说道：“我的讲话不会带着迟暮之年的怨恨和苦楚，我只有一个目标——效忠祖国。”人们再次欢呼起来，一次又一次。总共34分钟的演讲被30次雷鸣般的欢呼声打断。有人认为美国不可能在两条战线打仗，麦克阿瑟则反驳道：“我认为这是失败主义最明显的表现。如果一个潜在的敌人能开辟两条战线，我们就必须对抗。对亚洲共产主义的姑息甚至投降，会损害我们在欧洲为阻止它所做出的努力”。他放低声音说：“我的士兵问我，为什么把军事优势让给敌人？”他稍微一停顿，悄声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最后，他声泪俱下：“我即将告别52年的军旅生涯。我参军时，还是19世纪的事。我想实现童年时的希望和梦想，但自从我在西点军校宣誓效忠祖国以来，我的希望和梦想就已不复存在了。然而，我仍记得当日军营中最流行的歌谣，歌中骄傲地唱到老兵永不死，他们只是归隐了。正如歌谣中的老兵，我的军旅生涯结束了，我要归隐了。我只是一名尽力做好上帝所赋予的天职的老兵。再见。”

斯佩里·兰德公司曾宣布，麦克阿瑟已加入该公司的董事会，但显然他归隐的地方不在那里，也不在其他地方。他的结语深深触动了钦佩者的内心，许多人把他当成心中的神。密苏里州众议员杜威·肖特悲伤地说：“今日，我们听见了上帝的声音，上帝现身了，我们听见了他的话语。”麦克阿瑟曾违抗过的前总统胡佛评价他是“一个从东方出现的五星上将，圣保罗的化身”。一位参议员说：“不同意麦克阿瑟就是不忠。”下午，麦克阿瑟对6 000名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成员说到这一看法时，她们也一致同意。美国革命女儿全国协会在宪法大厅召开第60届全美会议。女士们一起脱帽，以免挡住注视将军的视线。他没让她们失望，他说：“在这危急时刻，所有爱国者都注视着你们。我早就想亲自向你们表达我心中的敬意了。”

翌日，会议记录秘书长沃伦·沙特克·柯里尔夫人在宣读会议记录时说，她发现将军的讲话也许是宪法大厅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托马斯·思罗克莫顿夫人立即起立，提议删去“也许”二字，会议一致同意。那时，麦克阿瑟已身在纽约，成为一次历史性示威的中心。为了支持他，人们向他抛撒了2 859吨纸屑，是上次（当时是为了艾森豪威尔）的4倍。警察估计参加人数达750万，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曼哈顿规模最大的一次示威。4万名码头工人停工以参加示威，学校也停课了。将军的轿车经过时，人们在胸前画着十字，妇女用手巾掩面哭泣。18名过于兴奋的观众被送进医院。一些有生意头脑的小商贩把1948年麦克阿瑟竞选总统时发行的纪念章、三角旗、玉米芯烟斗拿出来贩卖，立即销售一空。另一个生意兴隆之处是叮砰巷 ，他们为下面的歌曲（根据美国福音《善言永存》改编的英国士兵民谣）录制了5种唱片：

老兵不会死，不会死，不会死，

他们永不死，

只是归隐了。

宾夕法尼亚州参议员詹姆斯·达夫说：“美国上下正处于感情激荡的状态中。”鲜花商在出售麦克阿瑟茶香玫瑰（“无须特殊照料”）、麦克阿瑟兰花、仙人掌、剑兰、天竺葵、牡丹和蝴蝶兰。麦克阿瑟一家住在华道夫 – 阿斯托里亚酒店的套房，每日房租为130美元。此后，该饭店每天会接到3 000个电话，都是想和将军谈话的人打来的。麦克阿瑟向胡佛表达了自己的敬意，并且接待了红衣主教斯佩尔曼和共和党内一些有权势的议员，包括塔夫脱、斯泰尔斯·布里奇斯、麦考密克上校、亨利·卢斯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显然，政治问题在将军心中的分量极重。在始于马萨诸塞州，于州立法机关前进行的一系列演讲中，他批判杜鲁门在“战场上的绥靖政策”，以及在实施国内外政策上的“畏首畏尾”。总统对此批判置之不理，直到麦克阿瑟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上宣布，总统3月与敌人的谈判破坏了美国领导人的“秘密计划”——不再把守台湾，并让北京在联合国占有一个席位，以换取朝鲜半岛的和平。此时，杜鲁门才反击道： “麦克阿瑟自己也知道，这纯属谎言。”但那时人们激昂的情绪已经过去。麦克阿瑟除了烟斗和金边帽子之外，已全身心地投入政治运动中。现在人人都知晓这个情况了，因为他被选中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做主题发言。

麦克阿瑟被解职后10天，民意调查显示，其支持率首次开始下滑。与此同时，在朝鲜前线，共产党军队又一次向联合国军发动攻势。李奇微对此并不意外。他已发现对方工事背后预兆不详的军事集结，于是命令在对方工事中部打进一个楔子。在新一轮的进攻中，该楔子落入中国部队的手里。随后两星期，韩国部队相继溃败，四处逃窜，第八集团军不得不再次仓皇退到三八线以南。但中国也未能突破防线。一个月之后，双方筋疲力尽，暂时停战，于是詹姆斯·范佛里特组织了一次有效的反攻，扭转了劣势。当他把战线扳直时，中国军队又把战线往南推进。之后李奇微又把战线恢复了原状。1951年5月底，他冲破共产党军队在韩国的防线，锯齿状的战线延伸到朝鲜半岛腹部，从东边的日本海到西边的黄海。两军在西部的据点都在偏僻的板门店附近。

战争是残酷、黯淡无光又令人沮丧的。为了让它充满活力，李奇微的参谋给此处的地形取了带着家乡味道的名字——“堪萨斯 – 怀俄明”、“犹他战线”、“猪排山”、“拳击场”，这种做法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演变成各种怪异的叫法：杉林急流战役、阿特尔镇战役等。“二战”时期那些干脆响亮的口号如火炬、北极犬、霸王、铁砧、巨龙、冰山等已经过时不用了。既然不能消除战争的恐惧，军队的新闻发言人便使用这些委婉的说法，好像战场名字完全被美国化就能隐藏恐惧一样。但正如那些无所不在的连环画和感恩节时战壕中的火鸡晚餐一样，战场的名字只能让士兵更怀念家乡。

美国国内的人们不再关注战事。俄勒冈一家报社的编辑怀疑根本没人阅读报纸了，他们一连两天登载了同一个战争故事：同样的内容、同样的排版、同样的标题，甚至同样的位置——就在第一版第二栏中部。他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根本没人发现这条重复的新闻。埃里克·戈德曼报道，在内布拉斯加的黑斯廷斯，一名在中国军队发动的第一次战役中大腿受伤的陆军下士威廉·詹森，一瘸一拐地进了城，盯着第二大道商店里琳琅满目的商品说：“我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这里简直是繁荣兴盛啊”。

这里繁荣兴盛，全美亦如此。美国在海外作战，但国内未遭受侵略和攻击，人们珍爱的一切都未遭受威胁。不像吉卜林笔下的在远地作战的19世纪的英国士兵，美国士兵根本不觉得自己在为帝国荣誉奉献。他们作战的唯一目的是换取另一片土地的和平，参加的是一场罪犯不会受到惩罚的警察行动 ，这真是不好。随后，美国作家詹姆斯·米切纳发表自己的观点：“美国自1950年朝鲜战争起，便建立了令人迷惑、道德败坏的信条。那时，我就质疑这些信条，如今，我越来越怀疑它们了。这错误的信条就是：我们可以用左手参加一场战争，让那些被挑选出来的人随便去死；而右手却保持稳定的经济发展，让有幸留在国内的人尽情狂欢，挣大把的钞票。”

遇到这种情形，为麦克阿瑟欢呼似乎成为沮丧的人们的一条出路。这也许还会激励政府努力寻求和平，并且急需愿为此奉献之人的力量。停战是一件敏感的事。美国政府当时并未正式承认朝鲜和中国的地位。中国人一直坚称，三八线附近的军队全是志愿军，因此不受中国军纪约束。苏联则否认对此次冲突负有任何责任。美国国务院小心谨慎地商讨着中国台湾、中南半岛以及在外交上承认北京和平壤的地位等边缘问题。事实上，正在进行的讨论也会增加战场上的伤亡，因为野战指挥官需要通过厮杀来改变处境。最后，根本没有可靠的中间人寻求和平。谨慎行事必不可少。经验证明，联合国是不可能保守秘密的。即使是中立国，尤其是印度，也会走漏风声。印度驻联合国大使克里希南·梅农是一名仇美分子，似乎有意提一些使美国蒙羞的条件。

乔治·凯南找到了解决方案。他在离开国务院休假期间，从普林斯顿致电雅各布·马利克，希望双方使用俄语进行非正式会谈。5月31日，首次会谈于马利克在长岛的避暑山庄中进行。开头有点儿不顺利，但之后就进入了一系列冗长的讨论，只有到马利克认为有必要“慎重考虑”，即与莫斯科方面商讨时，讨论才停止。最后，他建议战场上的指挥官们主动谈判，这些他们都照做了，但早期的结果仍令人失望。中国人依旧带着诸多怀疑。李奇微比他的前任更为机智且自谦。他说服双方于7月10日在三八线附近的古镇开城进行谈判，但有关议程的争吵也随之而来。初秋时节，谈判地点搬到了板门店。但这也无济于事，谈判仍不时中断。朝鲜人的行动使战争拖延了两年，即将进入第三年。艾奇逊曾讽刺说，美国人好战的热情再也“无法降到更低了”。

如今，冷战的温度已降低到北极的水平。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之间的紧张局势主宰着世界事务。它是一种无所不在的污染：小说、戏剧、电影、杂志里随处可见它的身影；报纸的连载文章中更必不可少（如赫伯特·菲尔布里克的《我过着三重生活》讲述一位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告密者曾当了9年的共产党员，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有500多家报纸刊登了这个故事）；广播和电视上也不断播放着这样的局势；辛辛那提的棒球红队曾一度更名；社会科学的老师如果不骂这些“共产主义奴隶”的邪恶罪行，就会面临被解雇的危险；那些反共产主义的狂热分子得到了最高的演讲费用，列举厌恶共产主义及其跟随者或“左”倾分子的理由，会具有极强的说服力，他们还因此被授予了美国最高的奖项。

甚至连美国小姐候选人都必须陈述她们对卡尔·马克思的看法。近10年来最受欢迎的作家是布鲁克林的一个救生员。1951年年底，他的小说已售出1 300万册。身体结实、留着平头、声言瞧不起“长发”的33岁的米奇·斯皮兰于1947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小说《审判者》，其主角名叫迈克·哈默。他的作品越来越多，《快枪手》、《以牙还牙》、《孤独之夜》和《大屠杀》相继问世，被看作美国国家特性中自发组织民团、暴力维持治安的最新代表。迈克·哈默不仅是一位不屈不挠的私家侦探，更为了正义和民主而杀人，该人物为其创作者带来了每本5万美元的利润。1951年出版的《孤独之夜》卖出了300万册，其中一个典型的场景是以这样沾沾自喜的思考结束的：

今夜，我杀的人两只手都数不过来。我冷血地向他们射击，享受着每一分每一秒……他们是共产党人，老李。他们是红色杂种，早就该死了……他们从未想过有像我一样的美国人。他们认为我们都像马粪一样，软弱而愚昧。

迈克背后影射的人物被称作“新麦卡锡”或“另一个麦卡锡”，又或是无名的改革者，他们有勇气揭发政府中的共产党人，由此遭到不忠诚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的憎恨。如果该系列的书前后一致的话，迈克应该是劫富济贫的雅各宾党人，但大部分时间里，斯皮兰的描写并不连贯。书中的某些段落晦涩难懂，使不合逻辑的推论也不易被发现。在《猎艳者》里，迈克悼念一位麦卡锡式的人物里奥·纳普时说：“共产党人并不能经受住强大的攻势。不管你喜不喜欢，他们只是一群脏兮兮的农民，为了夺取控制权而杀人，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能制服他们的。他们是一群大呼小叫的笨蛋，优等人出现后，他们就会明白自己小人物的身份而仓皇逃窜。”作者考虑迈克和共产党农民间的分歧而陷入沉思时，这种等级优越感无处不在：

去他妈的臭皮囊，让他们和他们的哲学通通见鬼去吧！死亡和毁灭是克里姆林宫的人唯一能做的事，他们了解暴力和死亡的价值，一次又一次地在野外作战中上演，撕毁除他们以外的一切东西。

之后，大概是为了区别干净正派的美国人与以死亡和暴力为宗旨的信徒，迈克告诉一名女俘虏，如果用一支塞满泥土的枪杀她，会发生什么事 :

枪管会像橘子一样爆开，火药全都会顺着你可爱的喉咙灌进去。如果你想验尸官干那制止蛆虫的活儿，这倒是个好办法。他们必须把小刀伸进去，把你的脑髓刮出来放在餐盘里，再用尖嘴钳一点儿一点儿地把头盖骨夹出来。

她恶心作呕，而他却继续说：

最惨的要数脖子了，你想想啊，头都没有了，而心脏还不知道它的重要神经中枢不在了，脖子一会儿就开始不断喷血——你知道血会喷多高吗？不知道吗？让我来告诉你。

再次呕吐后，她说：“你真恶心。”然而，他还是没有当时的连环画恶心。为了讨好改革家和儿童心理学家，连环画也会表现出一本正经的信条。1951年的某连环画封面上写着：“本刊致力于预防犯罪和颠覆行为。我们希望美国青少年能从中了解犯罪和叛国的真面目——悲伤、黑暗、傻瓜的绝路以及眼泪。”但杂志内容教会他们的不止如此。写实的图片上画着被绑着双腕吊起的黑人尸体；男孩们将烧红的铁棒插到不忠的女孩的双腿之间；女孩也不甘示弱，用碎冰锥刺进共产党罪犯的眼睛里（“把它放下，不，不要！啊，啊，啊……”）。这样的主题不断出现，还有强奸、谋杀、踩踏孩子的脸和喝异性的血（“当她咬他的脖颈时，他感觉像是一种炙热的毒液通过静脉麻痹他的每一块肌肉——他能意识到结果是什么”）。女妖的特征则是喜欢把受害者捆起来，鞭打至死。如何伤害别人是另一个常见的主题。解剖图显示出人身体的各个部位，从“用手指戳或拇指抠眼睛”到“用脚后跟踩别人的脚背”，旁边还附有解释文字：“人体某些部位比其他部位更敏感……这些图供受训的政府特务使用，让他们了解人体特征以及使用什么来伤害这些部位。”有些场景让目不识丁的人们都能理解迈克·哈默主义，在插图中附有以下信息：

魔鬼，现在你们知道了吧，知道在午夜的月光下，在废弃的城市中心球场，一场棒球比赛正在进行的原因了吧。仔细地看着，看看这场奇怪的棒球比赛！一条条长长的腐烂的人的肠子充当垒线，肺和肝是球垒……心脏则是本垒。看看怀特医生，弯着腰，用带着污秽的头皮打扫心脏，大声叫道：“开球……击球手上场！”击球手走向本垒，挥动着死人的胳膊和腿，他选中一只后，便把其他的扔掉，站在击球区等候投手将头颅扔过来。接球手将死尸捆在胸前当作护胸，场内球手都戴着死人手做的手套，还有肚子做成的松香袋子，以及其他的装备 ——都是用明星投手赫比·萨登的身体做成的。

连环画的老读者知道肢解赫比的、邪恶的老怀特医生是敌人的间谍，也并不感到奇怪。这一集中，邪恶力量获胜。大部分情况下，连环画描写的经常是共产党人被处以极刑，如用绳子吊死、用手枪砸死、活埋、喂鲨鱼、吊在忠诚的美国人的汽车保险杠上——“旅途的道路极易磨损轮胎。”“但你不得不承认，这可是毁容最好的办法了！”“是啊，就算是斯大林也认不出这摊肉！”这里的说教一清二楚。在对抗自由世界的敌人时，有秩序的社会显得十分无助，唯一的希望便寄托在敢于违犯法律的凶残的人身上。毋庸置疑，他们是野蛮凶残的，但显而易见，我们十分需要这样的人。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说： “我不赞同麦卡锡的方式，但他的想法是对的。”

正确的做法是蔑视权威，不受约束，将共产党人拖到煤气厂后面，拧断他们的脖子。普通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他们像麦卡锡一样，对美国的政策早已深恶痛绝。美国的政策与他们儿时所学的一切背道而驰，有违传统。没有获胜的朝鲜战争只是其中一个例子。他们曾经受到的教育是，美国应避免纠缠不清的盟友关系，可如今国家却希望他们忘记这一切。美国军队已成为北约的中流砥柱，1952年年底，美军已拥有50个师和4 000架战机。为完善全球的军事基地，一笔前所未有的国民收入被投入军事装备的制造中。在华盛顿，联邦政府的机构月月都有所扩大。这还不算，前几年遭受过经济大萧条后，如今美国似乎在向全世界的贫穷国家施舍它的新财富。而所有账单都转嫁给了美国的纳税人，这让他们日渐不满。

他们能向哪里寻求援助呢？他们唯一信赖的同盟者站在了日渐减少的战前孤立派行列。老一代“美国第一”主义者对美国的新方向表示担忧。范登堡看到第一个军事援助计划时，给妻子写信道：“真难以置信，计划赋予总统无限的权力……这无疑会让他成为地球上的头号军阀。”塔夫脱投票反对，因为计划提到“我们有提供军费帮助西欧国家军事建设的义务。我认为这样的义务只会让战争更加无法收拾，而不会得到和平”。密苏里州参议员弗雷斯特·唐奈谴责集体安全的概念会将美国卷入其他国家战争“道义上的承诺”。

20年后再看这番话，会发现它是很有预见性的，但当时人们并不这样觉得。那些曾因称赞慕尼黑而臭名昭著的老家伙似乎是对的。政界中几乎没人意识到，1945年8月6日，国际政策的一切结构开始崩溃。那天扔下的第一颗原子弹成了革命性行动。而外交关系和军事联盟的全副武装，乃至于民族的概念，如今也像70岁老将军头脑中的军营小调那样，既过时又毫不相干。只有人们相信有必要动用陆军和海军时，陆军和海军才有价值。如果一系列的行动被看作不可思议，那么一切基于此的假设都会失去存在的理由。在原子弹时代，军事手段仍可能解决小国间或小国与大国间的争端，但对于大国间的争端则一无是处。英国一位军事分析家约翰·斯莱瑟爵士注意到了这一点，他说：“我们最终发展到这一步，战争作为实际推行政策的工具（我们这一代曾经历世界大战）已经自行废除了。”“艾诺拉·盖伊”号飞到广岛、“伟大艺师”驶向长崎，表明超级大国间的战争比最残暴的斯皮兰小说或最令人作呕的连环画都要恐怖上千倍，迄今还没有任何事物可以驱散这可怕的蘑菇云。相反，原子弹规模越来越大了。

日本投降后，洛斯阿拉莫斯曾一度寂寂无闻。那些知名人士都重返大学校园；核心工程师则移居阿尔伯克基，那里有一个新的工厂，即将启动一条装配线生产核武器；老科技园区内的实验室设备已被拆除，道路维修工作已然搁置，建筑物也逐渐腐朽。戴维·利连撒尔视察后，报告华盛顿说：“我们发现了大量健康隐患和火灾隐患，这会损害士气。”似乎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洛斯阿拉莫斯逐渐衰落并最终成为鬼镇，但20世纪50年代初，某些东西竟使之幸免于难。一夜之间，街道变成了柏油大道，一座医院建了起来，接着学校和图书馆也建起来了，围绕中央林荫路建立了一些商店、剧院和社区中心，体育场正破土动工，运动员纷纷被招进一家名为“洛斯阿拉莫斯原子轰炸机”的体育俱乐部。

死灰复燃的繁荣景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个皮肤黝黑、眉毛浓密的匈牙利人——爱德华·特勒。他狂热地制造威力更大的爆炸热核武器，其热情战胜了科学界、五角大楼和联邦政府道德上的不安。将他称为“氢弹总设计师”，真是毫不为过。

氢弹在杀伤力方面已然登峰造极，其破坏力是1945年投放的原子弹的25倍乃至1 000倍。原子弹的能量源于核裂变，分裂铀原子；氢弹的能量源于核聚变，聚合氢原子，这也是太阳发光的过程。在极高的温度下，才能实现聚变，因此氢弹又叫热核武器。人们早已从理论上得出其实现的可能性，但在广岛惨剧后，原子物理学家对谈论这种可能性都敬而远之。假设的新炸弹被称为“超级弹”。一直以来，《原子科学家通报》都隐晦地提及“超级弹”，但从未加以定义。他们认为，世界上越少人了解“超级弹”越好。

特勒不赞同这一看法。1942年夏，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有7位物理学家认真考虑人为聚变的可能性，特勒便是其中之一。他永远不会忘记随后令人激动的“自发表现、冒险和出其不意的精神”。但令他失望的是，考虑热核武器可能性的问题在1943年被中止了。因为聚变需要极高的温度，只有在原子弹爆炸时才能产生这样的温度，因此首先要解决裂变的问题。而这个问题解决后，大家认为就该停手了。但此时，特勒已经将想象中的“超级弹”看作自己的“孩子”，同事们也乐意将这个宝贝留给他。

战胜日本后，特勒说如果可以进行热核试验，他就留在洛斯阿拉莫斯。得到否定回答后，他便前往芝加哥大学核研究院任职。第二年，他再次谈到“超级弹”，并宣称这个威力更大的炸弹在两年内就会研制成功。他当时是少数派，而反对“超级弹”的物理学家以爱因斯坦为首。爱因斯坦认为，甚至连考虑制作氢弹的想法都是错误的。可特勒却看不出何错之有。他指出，他们之所以制造出广岛那枚原子弹，是因为他们认为纳粹科学家正在制造原子弹。现在，据传苏联科学家正在研制热核武器。难道斯大林就比希特勒更可靠、更清醒吗？

1949年9月23日，苏联试爆原子弹成功，这一消息成为美国发展新式核武器的转折点。至此，在一系列因素的刺激下，发展聚变炸弹最终战胜了一切反对意见。首先，他们发现列宁格勒（今俄罗斯圣彼得堡）的物理学家早在1932年就探讨了聚合光核子的可能性。阿尔瓦雷斯和欧内斯特·欧·劳伦斯对此深信不疑，转而支持特勒，他们三人成为科学界知名的“超人”。而“超人”首脑特勒的最强反对声则来自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哈佛大学校长詹姆斯·科南特，这三人是美国科学界响当当的三巨头。因此，即使双方在别的方面势均力敌，反对派也应该轻易就稳操胜券，开始时也确实如此。1949年10月25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在华盛顿开会，权衡是否该支持研制热核武器。如果在一个大城市投放一枚氢弹，该城市80%～90%的人会立即死亡。因此，他们对此持否定意见。除道德理由外，氢弹制造昂贵而复杂，这也会使阿尔伯克基生产原子弹的速度减缓。而且，即使证明氢弹是可行的，值得投放氢弹的苏联目标也只有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这两座城市用裂变物质就能毁灭。

这是普遍认知取得的胜利，但只是斗争的开始。“超人”们与美军预备役少将刘易斯·斯特劳斯结成盟友，斯特劳斯是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的5位理事之一（其余4位为反对派）。他们还争取改变其他人的看法，如国防部长路易斯·约翰逊、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两院联合原子能委员会成员以及国务院政策规划室主任保罗·尼采。“超人”们认为美国的威望应归功于美国科技的优势，如果苏联制造出第一枚氢弹，美国将大失颜面。1950年1月13日，奥马·布雷德利决定支持“超级弹”研发计划，其理由是，作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他不能在加速的军备竞赛中让苏联哪怕是暂时得到好处。同月，希斯被判有罪，麦卡锡主义开始盛行。布雷德利做出承诺后4天，支持氢弹制造者的第二个刺激因素从伦敦传来——福克斯被指控叛国。人们难以断言福克斯究竟知晓多少，但他曾出席英美科学界最高级别的会议，因此美国政府在心情上正处于过度反应的状态。1月31日，由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约翰逊和美国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利连撒尔组成的三人特别小组在行政大楼开会，再次讨论了热核应急方案是否可行。持反对意见的利连撒尔在表决中被击败。当天下午，杜鲁门总统便宣布，他已命令美国原子能委员会研发氢弹或“超级弹”。

许多科学家认为自己的良知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奥本海默作为代表说道：“从一些粗浅的意义上来说，粗俗、幽默、夸张等方式也不能将其消除，物理学家知道什么是罪恶，这是他们不会丧失的知识。”《原子科学家通报》每期的封面上都附有一个时钟 ，指针指向11点52分，现在指针已指向11点57分了。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汉斯·贝特的带领下，12位资深物理学家发表声明，指责杜鲁门的决议。他们表示：“我们认为，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权力使用这种炸弹，无论出于何种原因。炸弹已不再是战争武器，而是毁掉整个人类的手段。其使用违背了一切道德标准，违背了基督教的文明。”毫无疑问，他们是真心诚意的，但贝特的愤怒只是短暂的。不到5个月，朝鲜战争爆发，这对反对者的决心是一次考验，同时他们也受到了新方案对科学家好奇心的挑战。朝鲜战争动摇了贝特，他认为爱国主义要求他摒弃自己对氢弹的反对意见，并投入初步的研究工作中。他投入的极大精力是成功研制氢弹的主要原因。然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只是满足他们的好奇心。1951年6月，在朝鲜战争一周年纪念日当天，特勒在普林斯顿高级研究学院对几位优秀的同伴发表讲话。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新任主席戈登·格雷记录了此次讨论情况。部分记录内容如下：

会上出现了一些情况。爱德华·特勒将自己的想法告知大家，他认为这是一种制造热核武器的全新探索途径……大家进行了计算，主要是贝特、特勒、费米等几位博士在计算，奥本海默也十分积极……与会者无一例外地参与其中，这也包括奥本海默博士。大家热情高涨，现在某种东西已经成功在望了。

同一星期，格雷承诺将由美国原子能委员会出资建造美国第一个氢弹工厂。直到13年后，电影人物斯特兰齐勒夫博士才对特勒狠狠地嘲弄了一番。但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时梦想的怪物早已被安放在地下发射台上，一按键便可使用。

首先，必须要解决一系列的数学难题。制造原子弹的方程式已经相当复杂了，而新的方程式更是无法用常规方式推导。要制造这个复杂的设备，每一步都需要惊人的计算量以得出精确数据，从而测定对内部数以百万计的微小部件的影响。因为这些反应是在若干分之一秒内连续发生的，因此从实际效果看，它们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但人类的大脑却无法应付。1951年的计算机也没帮上大忙。IBm（国际商业机器公司）为哈佛大学设计的计算机尽管有500英里的电线和300万个电接头，速度也远远不够。虽然计算机不断改良，但其中性能最好的ENIAC（电子数字积分计算机）也只能记忆27个单词。令人恼火的是，它们还变幻无常。暴风雨会让它们发生故障，电子管熄火，电路出错，而维修人员也找不出毛病所在。技术人员整夜整夜地坐在出问题的计算机前，在一个问题上花费数月时间，而其他设计组的专家则只能束手等待结果。洛斯阿拉莫斯的计算机组员每星期多工作一天，且24小时轮流值班。科技区的进度止步不前，直到一位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决定打破这个瓶颈。诺依曼考虑到“超人”们的矛盾心理，便将他们的目标称作“魔鬼的武器”，然后无情地、不顾一切地开始研究。20世纪30年代时，诺依曼在数学界已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他喜欢制作机器人和机械玩具，而如今对“超级弹”做出的永久贡献又将是另一种超级玩具。它可以容纳和记忆4万比特的软件（计算机对输出数据的叫法），并在一天之内算完三个月的方程式，诺依曼将其命名为“数学分析器、数字积分器和计算机”。该设备申请专利且在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注册而无法更名后，他的同事才发现其名称的首字母缩写为MANIAC（疯子）。

在“疯子”的帮助下，他们在杜鲁门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年，制作完成了重达65吨的氢弹。在“堪萨斯 – 怀俄明战线”和“大酒杯”的时代，将它叫作“迈克”也不足为奇。“迈克”被运到马绍尔群岛的埃尼威托克岛，放在埃卢盖拉布小岛上的一间小屋内，屋内还放着各种离子室、高速摄像机、β 射线光谱摄制仪、装有铀和重氢的容器和其他核设施。7年前，在新墨西哥州阿拉莫戈多沙漠地带举行过的仪式再次上演。1952年10月31日晚，所有船只都后退40英里，只有一队志愿者做最后准备。他们也撤离后，便在船上使用扩音系统开始倒数，引爆炸弹。黎明时分，数到零的时候，“迈克”便立刻成为第一枚人造炸弹之星。目瞪口呆的船员们看着巨大的火球升空达5英里，随后出现一团巨大的蘑菇云，呈淡紫色、蓝色、灰绿色，上升25英里后进入平流层，而下面的埃卢盖拉布小岛燃烧起来，一分为二后便沉没了。

潜水员随后在海底发现一个1英里长、175英尺 深的峡谷。科学家们计算出，炸弹形成的直径4英里的火球会使斯波坎或旧金山的所有商业区、圣路易斯或匹兹堡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曼哈顿自中央公园到华盛顿广场的一切瞬间化为乌有。当时海军安保十分稀松，书信检查员没有在意此类信件，它们使人不寒而栗，一位目击者称“至少10个太阳”才能比上它爆炸的亮度。一些信件被登载在当地报纸上，现在整个世界都知晓这个实验及其可怕的后果了。9个月后，格奥尔基·马林科夫在莫斯科得意地宣布：“美国已不再垄断氢弹了。”B–29型空中实验室在亚洲上空追踪到放射性物质，证实了他的说法。与此同时，英国也在试验其第一枚原子弹，其特点是可怕的Z字形云朵。核俱乐部的成员逐渐增加。爱因斯坦、奥本海默和科南特预见的噩梦终于变为现实，到处都笼罩着恐怖。爱因斯坦告诉记者：“全体灭绝正在向我们招手。”

新情况随之产生：完美的武器必须由完美的工具运载。20世纪50年代早期，爆炸中的自动化技术还没有完全脱离人为因素。建设美国核工厂的责任将由战略空军司令部承担。该司令部有27万人，驾驶着B–29轰炸机不断在全球穿梭，确保即使美国被毁灭，他们还能进行毁灭后的复仇。战略空军司令部一点儿也不吸引人，每名飞行员都要携带着比“二战”联合空军突袭时扔下的还要多的炸药。战略空军司令部的将军高举宣传牌，宣布“和平是我们的事业”，并将爆炸声称作“自由之声”，将年度演习称为“世界轰炸冠军大赛”。演习中，将由配备雷达的火车记录谁击中什么目标。但将军和飞行员也是人，正因为如此，他们不久就会被淘汰。

取代他们的偏偏是来自第三帝国那硝烟未散的废墟中的实验室。在“二战”交战国中，只有德国预见了喷气式火箭的军事用途。设计过V–1和V–2型导弹的科学家成了抢手货，战略司令部的战略家们不断上门取经。如果使用火箭推进，原子弹不用半个小时就能穿越大西洋或北极。战略司令部曾考虑使用火箭，但认为其不太精确就放弃了。原子弹的误差幅度不能超过2‰，这意味着如果射程是5 000英里就会出现10英里的偏差，但对氢弹来讲，这个偏差却无所谓。埃卢盖拉布小岛的沉没使大家对问题有了全新而残酷的看法。按《财富》杂志恐怖的说法：“由于毁灭性热原子弹头中的量子跃进，炸弹会在离目标中心8～10英里的范围内爆炸，这一点在军事中是可以接受的，更不用提致命的尘埃会降落在广大地区了。”

“放射性尘埃”这个危险的词开始进入人们日常生活的语言，它暗示炸弹造成的死亡圈的扩大，标志着“战争”整个概念的改变。另一个意义重大的新词是“过度毁灭”。氢弹被改良为“裂变 – 聚变 – 聚变”炸弹（FFF炸弹）——在原子弹爆炸和燃料聚变的基础上，再加上弹壳的聚变，放射性尘埃的覆盖范围增加到300平方英里 。

正是这一点，使人们开始深入研究问题。“二战”时的民防系统计划简直就是个笑话：海洋那么辽阔，轴心国的轰炸机根本构不成威胁，那些头戴白色扁平铁皮帽的空袭队员对整件事也感到丢脸。如今，他们长期的警戒终于有所回报。他们重新活动起来，监督学校的演习。另一方面，护身符和江湖骗子的生意逐渐兴隆。江湖医生开始宣传铅箔乳罩、铅制胸衣、铝制睡衣和危险时可挂在头上的松紧口袋。还有一个怪人兜售“铀235原子震伤特效药”，后来美国公共卫生署发现该药的主要成分是小苏打、食盐和水。另一个谣言是，剃光所有宠物的毛发，就不会有放射性物质了。动物保护协会提出抗议，才没造成什么严重的后果。

但这些民防运动多少有点儿不切实际。对最有事业心的企业家来说，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修建家庭掩体。1951年1月，洛杉矶一家建筑公司为它修建的第一个家庭掩体举行破土仪式，以鼓励人们修建家庭掩体。一位有三个孩子的母亲鲁思·科尔霍恩夫人在电视台摄影记者面前正式铲了第一锹土。她签订合同，花1 995美元修建地下家庭掩体，内有色彩亮丽的混凝土墙壁、草绿色的塑料地毯、用推拉门巧妙隐藏的储藏室和一个轻巧的盖格测量器。她兴高采烈地告诉电视观众：“我在夏天就做了许多罐装水和罐头，这将是一个不错的储藏室。”略微思考后，她接着说：“我将把这个地方打造成孩子们玩耍的乐园。”

花上3 000美元就可建造一座“一号小型防护罩”，它包括手提三路收发报机、鼓风机、发条钟、急救箱、斯丹诺牌取暖炉、放射性元素图表、防护服、化学清洁剂、汽油发电机和一套锹镐设备（“爆炸后可挖出条路”），以及一个五口之家在地下3～5天所需的一切用品。

对于大多人来说，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在爆炸当日对待目光短浅、没能修建自家掩体的邻居。退入自家的掩体后，就再也没有多余的空间留给邻居了。所以他们必须将邻居拒之门外，必要时还不得不使用暴力手段。因此，有些人考虑使用包括手枪在内的成套装备，但大部分人还不至于那么现实。后来，后院的地下防空洞就成了稀奇玩意儿：一些成了烧烤场地，另一些则用于堆放园艺工具、滑雪轮胎和孩子的自行车。

不久，五角大楼的战略家们对核屠杀引起的恐怖说法也知之甚详了。他们毫不费力地将思考重点从百万吨级的炸弹转到百万计的死亡上 ——每百万计的死亡指杀死100万人，而一天之内就可能发生10～15次百万计的死亡。对于军队以外那些考虑周全的人们来说，热核炸弹爆炸的产生使世界陷入火海的威胁是真实存在的，但他们也束手无策。冷战分子对世界末日的警告充耳不闻，政界人士则似乎已被麦卡锡主义麻痹。自慕尼黑事件以来，那些曾控制过某次国际危机的知识分子也无法运用智慧和力量去打破此次危机的控制了。

与此同时，随着时间流逝，新一代美国人逐渐成熟。敏感的人们认为，中学时的防空演习具有启示性，必然会唤醒这一代儿童。然而，虽然长辈们寄希望于他们，得到的却是残酷的失望。

在杜鲁门执政的最后几个月，大学教师发现知识界混进了一种迟钝而腐烂的气息——原来这正是那年青一代。如今回忆起来 ，很难理解当时的学生会因麻木不仁而受到责罚，但他们确实如此，并不冤枉。美国青少年从没有那样孤僻离群、小心谨慎、缺乏想象、麻木不仁、不思进取和沉默不语。

“沉默的一代”是20世纪50年代特有的，就像尾鳍型汽车后挡板和白色麂皮鞋一样，成了当时的时代特征。死寂笼罩着大学校园，自由主义变得疲惫无力、枯燥乏味。校园中没有愤愤不平的年轻人，没有燃眉之急，没有战斗热情，只有一小股极右反对分子的吵嚷声。只有少数“垮掉的一代”才会提出抗议，而他们也像同龄人那样对理想主义和争论退避三舍。对于大多数人，“抢短衬裤”（指大学男生突袭女生宿舍以夺取女生衬裤为战利品的胡闹活动）或“硬塞”活动取代了具有社会意义的行动。在“硬塞”活动中，大学生尽量挤进一个狭小的空间，人越多越好，比如一辆大众牌汽车内塞进40人，或一个户外电话亭内挤满12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弗雷斯诺分校，学生们将电话亭放入游泳池的深水区，7名志愿者屏住呼吸，硬把自己塞进其中。

少数热心的社会学家试图找出其中的意义。他们认为，“硬塞”活动只是把人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戏剧化，学生本身并没有错。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一切毫无意义，闹过之后，他们仍会排队等待大公司的招聘面试。他们耐心地等待着一切，因此到校园参观的人开始对他们的温顺议论纷纷。漫画家将学生描绘成布鲁克斯兄弟的空心服装，罗伯特·弗罗斯特对学生“缺乏果决能力”深表忧心。一位纽约市立大学的女校友返校参加社交集会，震惊离去——女生们谈论的话题永远是自己未来在郊区的家庭，以往该校的学生则一直认为这是高贵的女子学校女生的典型行为而对此嗤之以鼻。来自牛津大学的辩论竞赛者参观美国大学校园时，惊奇地发现，自由企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普林斯顿大学一位戴眼镜的三年级学生问奥托·巴兹教授： “有什么事值得进行一场运动？”在哈佛大学，戴维·里斯曼描述对学生的不满时说：“当我问这些学生，他们能为这些事干些什么时，他们竟然对自己还能有所作为的想法感到惊讶。当我建议，事情发展到最糟糕的地步，他们可以组织纠察队时，他们还以为我在开玩笑。”

1950年，默里·罗斯写道：“极少数年轻人能与积极奉献的人共同努力，并与他们为实现人类的最高目标而共同奋斗。”《生活》杂志为了找到能使年轻人兴奋的方法，请他们列举自己心目中的英雄。答案很直接：林肯、富兰克林·罗斯福、乔·迪马吉奥、麦克阿瑟、贝比·鲁斯（著名棒球手）、罗伊·罗杰斯（电影演员）、克拉拉·巴顿（美国红十字会创始人）、薇拉·埃伦（电影演员）、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多丽丝·戴（歌手）和伊丽莎白·肯尼修女。这与他们父母的选择几乎一致。在新的10年间，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年青一代的美国人受父母一辈人的价值观影响极大。威斯康星大学的威廉·奥尼尔认为：“美国中产阶级致力于个人安全，从而造就了具有强烈中年人价值观的一代年轻人。”过去，我们有把握假设一个年轻人的政治观点起初在“左”翼，之后随着年龄增长，会逐渐转到右翼。但现在可不敢保证了。20世纪50年代，大学生的政治观点从正中间开始，并一直停在那儿。

当然，在任何一代学生中，大多人都是沉默的，只有少数善于表达的人具有代表性。20世纪20年代，并不是很多人都能穿浣熊皮外套，也只有少数人能驾驶斯图兹熊猫牌轿车。20世纪30年代，一部分人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或为和平举行罢课。但在50年代却难以找到能言善辩之人，难以找到可担任领袖之人。最具代表性的是，大学足球队选出两名队长或轮流担任队长，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的钥匙也都被悄悄地揣在兜里。大学生们似乎鄙视“领袖”这一概念，而将他们称为“面面俱到的人”，但深究后，才发现他们其实毫无特点可言。关于这种人的美德，威廉·怀特曾在《有组织的人》一书中阐述为“表现并不突出，热情并不过分”。校园里“面面俱到的人”认为领导源自集体，进步在于所谓解决问题的会议，因此他们没有必要进取钻研和富有想象力。关键是，他们怀疑个人主义。寻求个人的威望和成就必须以牺牲他人为代价。个人爱闹矛盾，制造麻烦，危害集体荣誉，大家都想远离他。

在他们奇怪的特性中，喜好争论是最严重的罪恶。“沉默的一代”避免承担任何义务，首先在政治上就缺乏教养。他们的理想不会破灭，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理想。他们不开金口，避免严肃地讨论，将改革者称为“假善人”，敬而远之。在独立和体制发生冲突时，他们坚定地站在体制的阵营中。他们不追求名望，只希望得到他人的支持。他们渴望在集体作战中通力合作，而刻意隐藏会遭人排斥的个性。那些年，有钱的学生开始不修边幅、衣衫褴褛，以免与众不同。一名大学游泳队队员对里斯曼说：“我对我的竞争对手感到生气。我有点儿不对劲——我希望我能像某人那样与别人精诚合作，而不在乎输赢。”怀特注意到，学生不再梦想自己创业。他们想为别人、为较大的公司、为他们信赖的人工作。然而，他们对成为推销员或升职为部门主管则并不感兴趣。成为推销员就意味着面临竞争，主管则有时必须严厉。大四学生经常告诉招聘人员，他们想在人事部门工作，因为他们喜欢与人打交道，他们也喜欢到公共关系部门工作。怀特直言不讳地指出，那是因为他们想在“上班时间内讨好每一个人”。

这种观点与抗议行为格格不入。对于教授而言，反对麦卡锡主义是当时最为激情愤慨的事，但学生们却无丝毫兴趣。麦卡锡在校园没几个支持者，但也没引起太大的反感——大部分学生认为这件事很乏味。在各个领域，包括神学、新闻学和法学，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都是显而易见的，但学生对于职业的选择却有了极大的变化。如今最热门的职业要数工商管理了。20世纪40～50年代，曾经最受欢迎的人文科学已开始没落，以至于不到30%的人会主修基础学科。职业培训受到年轻人的追捧，而工商业是最受欢迎的职业，因为学生的“投资”会得到最高利润的回报。20世纪40年代末期，美国只有19.4%的大学生主修工商专业，到1955年，主修该专业的人已占大多数。

如果他们有什么偶像，那一定是斯隆·威尔逊《一袭灰衣万缕情》中的主人公汤姆·拉斯。在小说开头，威尔逊笔下的英雄有一位名叫贝琪的妻子，他们有3个孩子，在韦斯特波特有一座6间房的住宅，有一辆1939年的福特汽车，有1万美元的军人人身保险，还在慈善基金会有一份年薪7 000美元的闲差。虽然生活比较朴素，但还是多姿多彩的。他需要一辆新车，厨房的地毯又开始磨损了……然后，汤姆似乎撞上了好运：他得到了一份处理公共关系的工作，年薪9 000美元。他工作后才发现其中的陷阱：在新岗位上，他必须工作。再也没有三个小时的午餐时间了，喝咖啡的时间也大大缩短，并且也不能在工作时间内讨好别人了。如今，他必须工作，有时还得在晚上5点之后或星期六加班，从而占去他与贝琪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时间。这一切使他极为不满，他告诉老板他受够了。汤姆也愿意多挣钱，但如果要以减少他作为丈夫、父亲、“面面俱到的好人”的作用为交换条件，他宁可辞职。这是小说的高潮部分，其结局也出人意料。老板妥协了：

霍普金斯站起来，又倒了一杯酒，客气地说：“当然，还有许多好的职位不必占用你太多的时间，现在的问题只在于帮你找一份合适的。”

“沉默的一代”对此深信不疑。在他们认为的情谊背后隐藏着他们本质的纯良，以及一种安徒生式的信念：出于某种超自然的理由，他们认为看着时钟准时下班的人会享受到“美好生活”、“美好而合乎情理的生活”以及“正确而圆满的生活”。霍普金斯辩解道：“总有人要干这个工作。”汤姆也同情地答道：“我知道。”但那会是某个人而不是他，他可不会为了钱而变得神经质：

我不愿意让出时间。我实话实说，我想挣钱，没人像我这样爱钱。但我不愿意晚上和周末也工作，这样下去没完没了。还不止这些。我并不是能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人——我无法说服自己，我的工作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工作。

20世纪50年代的“汤姆”们相信所有伟大的发现都已完成，所有伟大的梦想都已实现，所有伟大的财富都已到手，他们可以朝九晚五，一星期工作5天，每天只需鼓捣一下技术，处理一些专业问题，将自己大把的精力花费在工作以外的事情上——做礼拜、参加公众活动、“了解”孩子、打高尔夫、观看少年棒球联赛，和自己的“贝琪”过着满足的生活，一起在家铺设水管。只要在毕业前与合适的公司签订合同，将自己的名字挤进激烈的竞争大潮中，大摇大摆地沿着消费的“高速公路”前进，这一切都将属于他们。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那样，大学生不再吹捧“玩起游戏”，而是“心中有数”，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他们也意识到这个“数”会不断变化，但他们确信变化时会有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人们不再谈论背叛，因为没有必要了。一开始，他们就被束缚住了，如同中世纪的年轻人被修道院束缚，他们则是被美国方式束缚住了。他们认为，毕业后等待他们的世界既不冷酷，也不残忍，而且一定没有敌意。在美国艺术与科技学院的校刊《代达罗斯》上，一位学者写道：“当代学生的主要特征是，他们对日常生活和未来的展望都感到无比心满意足。极少数人对身体健康、职业规划、家庭关系、国情和世情、安全幸福的生活感到忧心。”即将毕业的学生已准备好拥抱现状，如果有必要的话，还得捍卫它。他们会遵纪守法、纳税、服兵役、参加投票，尽管投票后就不再关心政治。他们在穿着、谈吐、信仰、交友、头发长短，尤其是思想方面，努力符合社会标准。这样，他们就能换来美好生活的一切特权和优待，即经济上的保障。

这种交易使教师大为震惊。经历了贫困和法西斯主义而幸存的美国遗产似乎被愚蠢的青年背叛了。他们宁可用理想去换取貂皮把手的啤酒开瓶器和14K金的赊购牌。他们赞同艾森豪威尔将军给“知识分子”下的定义：“夸夸其谈、言过其实的人”。

在纽约的罗德夫·肖洛姆犹太寺内，刘易斯·纽曼拉比将“抢短衬裤”的恶作剧归咎于麦卡锡主义。他说，那位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将“关于重大事件的讨论和反对看作危险事件”，因此学生只好通过“好笑、不得体的‘抢短衬裤’活动来发泄过多的精力”。这未免言过其实，但多少也有点儿道理。即使深思熟虑的讨论没那么危险，它在有组织的社会的各个层面也不会受到鼓励。一位研制喷气推进设备的工程师被逮捕了，除了他是罗森堡夫妇的朋友外，没有任何理由。欧文·拉蒂摩尔曾7次被控告在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做伪证 。国务院禁止人们到共产主义国家旅游。美国在联合国的雇员被视为“危险人物”并遭到解雇，《麦卡伦 – 沃尔特移民法》 的通过简直是保证到美国大学演讲的欧洲学者都会当众受辱。

麦卡锡此时正处于人生巅峰，几乎每星期都会传出反对自由思想的新暴行，多愁善感的学生们难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顺从者会受到奖励，信奉异端则将遭到惩罚。华盛顿是麦卡锡及其对手最大的战场，但几乎每个地方都在进行各种规模的有声有色的战斗。例如，在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有人提议将公共图书馆里作者是共产党或疑为共产党的作品打上红色印记，这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位当地的家庭主妇默特尔·格拉索克·汉斯太太倡议了此次活动。据《纽约时报》报道，汉斯太太“从不以文学造诣和博览群书自居”，但这并不表示她对书里的阴谋诡计没有独到的见解。她提出了一份有嫌疑的作者的名单，并希望处理他们的作品。她没要求将书焚毁，打上标记就足够了——亮红色的大标记一眼就能看见。标记印在封面内页，表明作者的共产党身份和政治立场，并附上他被“传讯”的次数。汉斯太太说：“这样，读者就会知道在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在阅读共产党的宣传册。”圣安东尼奥市市长的妻子也是一位女民兵，她认为汉斯太太的建议很好。接着，事态发展超出了人们的想象。监督者记录下翻阅过这些书籍的人，将他们的名字呈报联邦调查局或在《圣安东尼奥报》上发表。这引起了市内有权势的马弗里克家族的极大不满，他们主张公民拥有自由权。这场运动最终以反对盖章者的获胜而结束，但造成了许多家庭不和以及友谊破裂。

在印第安纳州，另一位家庭主妇托马斯·怀特太太（印第安纳州教科书评审委员会的成员）对盎格鲁 – 撒克逊的民间传说提出了别样的解释。她说：“现在，共产党在教育方面有一条新指示，即大力宣传罗宾汉的故事。他们想宣传罗宾汉劫富济贫的精神，这就是共产党的路线，这简直玷污了法律和秩序。”但身为共和党人的州长却不愿表态支持或反对罗宾汉。英国诺丁汉的郡守威廉·考克斯告诉记者，他认为罗宾汉（1160～ ？）不是共产党。印第安纳州教育局局长威尔伯·杨召开记者会，宣布无论怎样，他都会重读罗宾汉的传奇故事。20世纪50年代初期，怀疑凌驾于一切事物之上，在一些行业中，怀疑就等同于有罪。美国主要的戏剧出版商塞缪尔·弗伦奇似乎觉得黑名单还不足够，于是组织了一次剧本比赛，在比赛中，保留“取消任何卷入学术、文学、政治或道德争论的作者的参赛资格的权利”。

当联邦调查局特工公然到学校进行安全检查，校董会又要求学生宣誓效忠时，大学生在这种情况下不保持沉默，倒是一件怪事了。几乎人人如此。斯蒂庞克 – 帕卡德汽车公司董事长保罗·霍夫曼是一位崇尚自由的共和党人，他却是一个例外。在其他任何时代，霍夫曼关于自由的见解都算不上大胆，但在那时能强烈地坚持己见就很不寻常了。他在西南部的一所大学演讲后，一名学生问：“你认为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应该学习共产主义吗？”霍夫曼回答说：“当然，我认为我们应该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这样，我们的新一代，也是最重要的一代美国人，就会知道为何共产主义会对我们的生活方式造成威胁。”学生说：“我与你的想法一致，但此时此地发表这样的言论十分危险。”事实上，霍夫曼说这样的话也不是没有一点儿危险的。他受到了监视，当他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支持下，争取到去印第安纳州波利斯市演讲的机会时，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设法让他无法使用室内战争纪念馆。而事实上，他此次的演讲主题为“自由企业”。

民团迫害、新式热核武器带来的恐惧、父母讲述“大萧条”的故事，这一切都造就了“沉默的一代”。当然，这一代也有能言善辩之人。普林斯顿大学的奥托·巴兹在《纽约时报杂志》上表示，这一代人的长辈们对他们判断错误。他说自己的学生不过是小心谨慎而已。他认为，指责他们缺少政治上的战斗精神是错误的：“将来会证明他们正是讲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而这是美国在国际和国内生活中，长久以来就需要的。”这样的赞美软弱无力，没有得到回应，也没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宾夕法尼亚大学一位更为著名的学者菲利普·雅各布表示，“沉默的一代”的价值观表现在背离美国传统上。他说，尽管学生们高度赞扬真诚、诚实和忠诚，但他们在“学术上的诚实标准一般都很低，在许多重点院校，有计划的欺骗都成了司空见惯的事”。他觉得学生的享乐主义和反智主义表明他们已抛弃了清教徒的传统，他认为这些学生“也许是主要文化和道德革命的先驱，但在本质上却是世俗的（名义上是宗教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却是融入集体的）社会的引路人”。

如果别人看见了革命的影子，他们会只字不提。但既然雅各布博士描绘出轮廓，自然会有人赋予其血肉。想想这一代人当时自愿闭口不谈的感觉十分有趣，他们虽然年幼，还无法评价“沉默的一代”的神秘性，但这种神秘性必然会在他们思想中某个阴暗角落留下记忆和言语所不能及的影响。1951年盛夏，在这个10年刚刚拉开序幕时，新泽西州梅普尔的马克·拉德 年仅3岁；曼哈顿的马里奥·萨维奥 和凯西·布丁 ，一个8岁，一个7岁；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休伊·牛顿 10岁；艾奥瓦州道奇堡的琳达·苏·埃文斯8岁；纽约的凯瑟琳·普拉特·威尔克森 6岁；伊利诺伊州德怀特的戴安娜·奥顿 9岁。

20世纪60年代早期，“沉默的一代”已经成为历史。卫斯理公会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在篮球联赛中场休息时，对往事深感怀念，于是自然地哼唱起记忆中的抒情歌谣。他们唱道：

闪闪叮叮和你，

闪闪叮叮和你，

总是玩得很开心，

在——一——起。

接着唱：

胡迪·都迪时间到，

胡迪·都迪时间到，

鲍勃·史密斯和胡迪，

对你说你好！

再唱道：

米老鼠，米老鼠，

永远让我们如此欢乐！

米——待会儿见！

奇——我们喜欢你！

老——鼠——老——鼠！

唱着歌的学生分享着父母不知道的歌谣。他们是第一代看着电视长大的孩子，这时公共关系工作者开始谈论“形象”，心理学家开始谈论“角色”；广告术语中的“公众”一词为“大众”所取代。20世纪30年代的孩子每天只有45分钟的儿童广播，其余闲暇时间里，他们只能收听成年人的节目。中产阶级家庭中的小一点儿的孩子则听父母讲述他们童年时代听过的故事，这些故事始终未曾变过：《鹅妈妈》、《格林童话》、《一个孩子的诗园》、《金银岛》、《小飞侠》、《小妇人》和《绿野仙踪》。在杜鲁门任期的最后几年，这一切都开始衰落。除了被迪士尼制作成动画片（《木偶奇遇记》《、睡美人》）或被著名表演家珍藏（《小飞侠》、《绿野仙踪》）的作品外，曾经围坐在妈妈膝盖旁听过的故事已被渐渐遗忘，除了那些不认为讲故事和听故事奇怪的家庭。

《闪闪叮叮》、《胡迪·都迪》、《米老鼠》、《幸运儿》和木偶戏《与斯纳基·帕克一起的生活》是新传媒中不那么令人反感的幸存者，一般节目的水平则比较低下，赞助商对好节目漠不关心。在《电视指南》的调查中，家长支持《魔法房屋》和《想象先生》节目，却因其在尼尔森和胡珀收视率调查中成绩不佳而被停播。伯尔·蒂尔斯特朗的《库克拉、弗兰和奥利埃》木偶戏虽然长期播放，但最终被倡导暴力的节目，如《电视上尉》、《天空之王》、《年轻宇航员》、《半夜船长》和《超人》等压制。“超人”的扮演者乔治·里弗斯在加利福尼亚州开车撞到石墙，撞破额头后，看见自己的血而昏倒。即使这样，他的影迷还是继续幻想他无坚不摧。

新的少儿节目中约有1/3是讲述犯罪和暴力的。美国制造玩具手枪的公司从10家增加到300家。“双枪手”威廉·博伊德深谋远虑，购买了他自己所演的过时牛仔片电影胶片的专利权，赢得了来自电视的第一桶金。到1950年，仅销售赫白龙·卡西迪同款服装所得的总收入就到了4 000万美元。赫白龙的6支枪造成的伤亡人数使电视上的总伤亡人数增多，到1954年，该人数已超过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荧幕中的某些凶杀案令人不寒而栗。《纽约时报》的杰克·古尔德反对播放年轻女孩被勒死的特写镜头，但占据时代主流的观点是，电视节目在“大杀手杰克”的面前，简直是小巫见大巫，而且电视中的暴行还有些好处，即帮助小观众在幻想中释放好斗心。无论如何，暴力节目广受欢迎，孩子们就是想看这类节目。因此，麦迪逊大街上那60个方形街区的所谓的“电视业”中心决定增加暴力级别。就在不远处的公寓里，住着一个经常逃课的小学生，他看遍了所有电视中的暴力节目——他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 。

几乎新传媒的各个方面都饱受争议，除了其重要性。显然，它的重要性是巨大的。电视时代比收音机时代来得更快。收音机发展到顶峰时，美国人一个月购买了16.5万台收音机。1948～1949年，每个月都会售出20多万台电视机，而这还只是开始。1950年1月1日，美国总共有300万电视机用户。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的年代），又有700万台电视机进入美国家庭。收音机仍是广播界的霸主，向4 000万听众播送节目，但这仅仅是因为大部分人还未向推销战术（“你的小孩被遗忘了吗……”）和社会压力低头。在大都会里，这些力量通常会得到报纸的宣传帮助。报纸误判了广播电台的吸引力，轻易将开放频道的权利让给他人，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次，它们一开始就掌握了主动权。巴尔的摩市推出详尽的图例，来解释销售手段是如何在报纸的支持下显示显著效果的。1949年春，胡珀的数据表明，82%的城市居民收听广播，仅18%的人观看电视。于是，《巴尔的摩太阳报》、《太阳晚报》、《星期日太阳报》开始劝告其订阅者观看他们自己的Wmar台的电视节目。结果，1950年5月，该市成为第一个电视节目的晚间观众（50.2%）人数超过广播听众的城市。

但观众并不满意。新鲜劲儿一过，人们便发现Wmar台的节目画面有雪花点，节目制作也略显粗糙，几乎成了一种新的“空中污染”。“那些衰弱的老年摔跤选手怎么了？”巴尔的摩人在大街小巷不断询问这个问题，得到的答案是：“没怎样啊，他们还在继续摔跤。”《时代周刊》宣布：“电视已成为1950年的主要行业和文化力量。”但在那年的头几个月，电视节目的水平仍然不高。虽然不时也有佳作呈现，如《达夫的小酒馆》、杰克·韦布的《法网》和那位从西弗吉尼亚州来到亚马孙的、精灵般的女英雄达格玛，但即使最好的剧目也不过是二流的杂耍表演。当时人们心中的“电视先生”是著名的喜剧演员米尔顿·伯利。许多大牌表演家都曾是经验丰富的广播名人。两年前，戈德堡一家转战电视屏幕（代表作《来者请进》、《无人接听》），但大多数作品都没能引起轰动。想听爱德华·默罗的新闻或平·克劳斯贝最新民谣的人们必须使用收音机，而非电视机。阿瑟·戈弗雷继续通过收音机与4 000万听众互动，用弗雷德·艾伦所说的迷人的“裸音”与听众亲密接触。

电视的部分问题在于技术。摄影师仍然凭着感觉来，安装人员将天线搭错位置，第一批大量生产的电视机不断出现问题，维修工却无法解决这些问题。1950年1月，芝加哥的哈里克拉夫特公司生产了第一款方形显像管。这确保电视机可以使用整体的管面，并节省50%的外壳体积。但对于美国电视业来讲，仍存在巨大障碍：地球表面是弧形的，调幅波是弯曲的，而调频波和电视机接收的电波是直的。在电视机出现的前几年，水平线外的电视用户无法收看到画面，因此只能在当地人才中寻找节目制作人。1948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工程师使用所谓的同温层电视广播技术，将天线放置在B–29轰炸机上，被其送上2.5万英尺的高度，在匹兹堡上空盘旋。这是一次不错的尝试，方圆250英里内，电视屏幕上都能接收到闪烁的信号，但还需要更为精密的材料。同轴电缆和微波传输设备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三年内，一个意义重大的、埋在地底的电缆网络工程开始运行。1951年9月，大西洋和太平洋两岸通过94个电视频道，向4 000万观众播放杜鲁门总统在旧金山签订《旧金山对日和平条约》 时的讲话。至此，电视网开始与当地频道签订合同，广播向电视转型的重大时代来临。

不久前，《广播日报》公布了1950年的媒体奖项，从中可看出，广播和电视这两大巨头仍势均力敌：

广播	电视
年度风云人物：杰克·本尼	年度风云人物：席德·西泽
时代女性：伊夫·阿登	时代女性：费伊·埃默森
最佳表演：《勒克司广播剧院》	最佳表演：《第一影室》
最佳喜剧演员：杰克·本尼	最佳喜剧演员：米尔顿·伯利

之后的5年，经销商平均每年售出500万台电视机，这一数据持续走高，直到美国88%的家庭（4 000万户）拥有电视机，其中13%的家庭拥有两台或以上的电视机，有的家庭甚至有6台电视机。1949年，收看电视节目的农场主相比10年前增加了27倍。1950年的一项研究发现，一些初中生每星期花在电视上的平均时间接近30小时。调查可准确估计美国高中毕业生的时间分配——他们花1.1万小时上课，1.5万小时看电视。随后，威斯汀豪斯的研究表明，美国人花在电视上的时间比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还要多。

那些不看电视的人（20世纪50年代，很少有自尊心比较强的知识分子会承认自己拥有电视机）会认为看电视的人莫名其妙。诺曼·卡曾斯向他那些困惑的读者说：“电视晚间的娱乐节目是毒药，是杂耍，是格斗表演，这是电视一贯的套路。”马克斯·勒纳认为，电视机是“穷人的奢侈品，因为它可以满足他们的心理需求”；法官们认为，电视机确实是必需品，不能被债权人所没收。1954年，冷冻快餐问世，人们再也不必因为舍不得离开电视机而狼吞虎咽了。同年，托莱多市的水电专员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特定的三分钟里，水的用量会突然升高。为了弄明白原因，他做了一次细致的调查，才发现在整个托莱多市，电视观众会在播放广告时冲进厕所方便，然后冲水。

当时，美国家庭每天看电视的平均时间为4～5个小时。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认为，汽车曾诱使人们离开家门，而电视机则将人们带回家里，但后者逐渐摧毁了家庭生活：

以前父母和孩子一同开车出游，大家有说有笑，相互交流；如今，他们在电视机前并排坐着，一坐就是几小时，几乎没有眼神交流。如果他们相互讨论，也只会为电视节目争论不休。

他们该选择什么节目呢？一些早期的电视节目相当不错。1950年3月，美国广播公司推出的《欧洲十字军》成为第一个赢得皮博迪奖的纪录片；第二年，默罗的电视纪录片《现在请看》获此殊荣；第三年，阿利斯泰尔·库克在福特基金会的支持下，每星期日下午带着为时一个半小时的《时代列车》节目进入人们的起居室。其他频道的节目也很精彩：吉米·杜兰特虽然粗俗，却十分风趣；维克托·博格演技不佳，但也是个迷人、快乐的丹麦小伙子；富尔顿·希恩主教虽然油腔滑调，但颇有学问。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出品的歌剧都是最优秀的。每星期日晚上，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飞哥好年电视剧场》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第一影室》联合推出新晋优秀剧作家的生活剧作品，第一期播放的是帕迪·查耶夫斯基的《马蒂》。在众多主持人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默罗仍然高居榜首，但观众们也收听美国广播公司的约翰·查尔斯·戴利或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约翰·卡梅伦·斯韦兹主持的节目（“现在是全球要闻时间，请看报道”）。戴维·布林克利也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任职。1955年，切特·亨特利加入，与布林克利组成了著名的新闻广播小组。默罗退休后，他们成为最受欢迎的主持人。

如果这些节目具有代表性，那么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应该逐渐上升才对，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谁该为索然无味的电视节目负责呢？那些有兴趣监管电视进展和有足够判断能力的人为此展开了激烈的讨论。没人应该负责。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来填补所有的空余时间，而等待着的观众数量巨大，只有所谓的陈腔滥调才能满足大部分人的口味。真正逗乐听众的是这样的内容：

奥奇：嗯……啊……哦，亲爱的……你……看到……报纸了吗？

哈里特：哦，亲爱的，里基也许看见过。

奥奇：哦……哎，我…… 里基（突然闯进来）：嘿，老爸，我把报纸给戴夫了，他又给了桑利。（离去）

奥奇：哦，哎……亲爱的，我……我想……看报纸。

年轻观众（不只年轻观众）屏住呼吸，观看下面的情节：

博伊德：运气真好，我们把一群人围住了，巴特·史莱姆绑架了法官的女儿。

嘉比·海耶斯：什么，这帮下流的人，光干坏事！霍皮，走吧，我们去为民除害。

当203频道播放以下情节时，400万忙着煮饭、熨衣服的家庭主妇竟为之动容：

海伦：哦，保罗！手术很成功。

保罗：你是说，小家伙没事了？还会继续担任棒球击球手？

海伦：是的，昨晚，我一直都在做祷告。

保罗（温柔地）：你的祷告奏效了。

海伦（停顿良久）：是的，保罗，我的祷告——奏效了。

《年轻的宇航员》像赫白龙·卡西迪一样老生常谈，《我最爱的丈夫》像奥奇和哈里特一样愚蠢，《世界转动之时》和《夜之边缘》 则像海伦·特伦特一样花哨。电视节目好比“天下乌鸦一般黑”。星期日晚间时段不是《第一影室》与《飞歌好年电视剧场》的较量，而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埃德·苏利文与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史蒂夫·艾伦之间在晚上8点的竞争。苏利文签下当时最贵的明星嘉宾猫王而拔得头筹。猫王曾是孟菲斯的卡车司机，他最令人难忘的歌词是“去吧……去寻找爱情”。为了让猫王上三次苏利文的节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惜花费5万美元——这笔钱在当时可以购买许多严肃电视剧剧本或纪录片。

电视节目的道德标准与好莱坞的电影一样无法捉摸。猫王的骨盆和费伊·爱默森大开的领口都是可以接受的，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主席戈弗雷发人深省的话语却被看作“马车夫的幽默”。当诺埃尔·科沃德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出品的《福特明星剧院》中仍保留在《欢乐精灵》中出现的“浑蛋”等不文明用语时，《时代周刊》发表评论说：“上星期，观众在电视上听见了最猥琐和最不敬的话。”网络监督者经常找格劳乔·马克斯的麻烦，杰瑞·莱斯特的古怪行为（“我是豆包”）也冒犯了一些人，但节目还是在悄无声息中通过了审查。从某种程度上看，审查制度似乎只是拿谁开刀的问题。有奖问答类的节目几乎可以容忍所有污言秽语。但是，当反共分子创办了一家名为AWARE的公司并抹黑约翰·亨利·福克（像威尔·罗杰斯一样喜欢讲俏皮话）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迅速解雇了他。福克必须提起公诉才能恢复原职。6年后，他赢得诉讼，但诽谤者却没受到任何惩罚，其中包括《赢得所有钱》的节目主持人克莱顿·巴德·科利尔。

2月，一项调查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大众的观影品位。排名前十的电视节目分别是《埃德·苏利文》、《6.4万美元有奖问答》、《佩里·科莫》、《我爱露西》、《12月新娘》、《天才发掘者》、《赌你一生》、《瑞德·斯凯尔顿》、《我的拿手绝活》和《华特·迪士尼》。总体上，这些节目都比较平淡且华而不实，而占据主导地位的主题则是打闹喜剧。这在一定程度上能表现出电视在新媒体宣传工具、国民性格乃至时代精神方面的意义。艾伦·泰特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悲剧在于大众传媒破坏了通过感情交流思想的方式。路易斯·克罗嫩伯格表示，在电视机的方屏幕出现后，一切保护隐私的墙壁就此崩塌，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美国已成为偷窥者的国度。

但在美国并不是所有话都是对着话筒说的，还有许许多多的话不是说出来的。这些话印在书本上、盲文中、磁带中、报纸上、留声机中、电影胶片中、塑料上、画布上，甚至建筑中。交流方式在不断变革，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20世纪60年代的性。从未有过如此大量的信息被传送出去，也没有过这么多的传送方式。信息量大得十分惊人。1950年起，每年在杂货店和报摊售出的平装书为2.5亿本，每本售价在25美分、35美分和50美分（大本）不等。印刷行业已有8.1万种书籍在印刷中，其中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就多达17个版本。布罗根表示：“有充足的证据表明，美国大众的品位正在提升。”1952年1月，平装图书的销量如下：鲁思·本尼迪克特的《文化模式》售出40万册，《裸者与死者》125万册，《1984》75万册，《欲望号街车》50万册，带着抽象封面设计的《奥德赛》译本售出35万册。源自加拿大的大江被原木堵住了，它们都等着在加工坊被制成纸浆，这样美国读者既能娱乐又能受到教育和启发，有所觉醒。成千上万平方英里的纸张被运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纽约时报》、《评论报》、《花花公子》、《假日杂志》和格罗夫出版社，它们被送去印刷《大英百科全书》、《冷暖人间》、《疯狂杂志》和《美国学者》，以及哈罗德·罗宾斯、约翰·克罗·兰塞姆、诺曼·卡曾斯、马克斯·勒纳、艾伦·塔特和路易斯·克罗嫩伯格等人的著作。

随着电视业蒸蒸日上，美国5 000家电影院票房惨淡。厄尼·科沃斯和《一日女王》偷走了曾为克拉克·盖布尔和金吉·罗杰斯倾倒的观众的心。随着时间的流逝，嵌在好莱坞林荫大道上的明星名字也变得黯淡无光。那里苦涩地写着：“购买圣诞邮票，打倒电视。”如果没有海外收入，好莱坞早就关门大吉了。这也是海外收入第一次占到电影总收入的50%。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说：“大众喜欢驾车出游，观看电视，将来我们的业绩肯定会有所下滑，我们必须面对这一事实。”在广大的农村地区，电影只在夏日放映。自战胜日本以来，乡下影院已从351家增至7 000家。同时，那些位于大街上老式的华丽电影院如主街、派拉蒙、首都、宝石、福克斯、竞技场剧院这些在整个“大萧条”时期最值得骄傲的事业，都已逐渐没落。

全美观看电影每星期人数统计表明，约4 500万人不再看电影了。宽银幕电影曾引起短暂的轰动，不久又再次跌落谷底。老板关闭包厢，解雇员工，亲自去叫卖爆米花。不久，电影只在周末上映，最终，不少电影院关门大吉，其中一些被改造成保龄球馆、超市、银行、公寓，甚至教堂。很讽刺的是，在曼哈顿，电影院改建成了电视演播室。在大都市周边和小城市中，电影院早已布满灰尘，成为老鼠聚集之地，最终成为火灾隐患，有碍观瞻。由于电影院大门很容易撬开，于是也成了流浪汉藏身和情人们约会的地点。银幕上曾上演保罗·穆尼为阿尔弗雷德·德莱弗斯辩护，加里·库珀宁愿遭受折磨也不愿泄露骑士的行踪，此时这里却到处都摆满空酒瓶。查尔斯·布瓦耶在这里乞求赫蒂·拉玛尔与他私奔逃离卡巴斯，伯纳黛特饰演的詹妮弗·琼斯则在这里受到圣母玛利亚的召见，如今，走廊到处扔满了烟头、卫生纸和用过的避孕套。

但电影仍是一种社会力量。在某些情况下，电影将社会集合在一起，形成一股团结的力量。麦克·托德的《环游世界80天》就是个极好的例子。片中共有29位明星、68 894名群众演员、7 959只动物——包括4只鸵鸟、6只臭鼬、15头大象、17头公牛、512只猴子、800匹马、950头驴、2 448头野牛、3 800只羊和一头受惊的奶牛。类似的影片还有《火车怪客》、《白鲸记》、《晴空血战史》、《黑狱亡魂》、《金臂人》、《红男绿女》、《危急时刻》和《桂河大桥》。新兴的明星，如朱迪·霍利德、柯克·道格拉斯、玛丽莲·梦露、威廉·霍尔登和雪莉·麦克雷恩，至少与战前的银幕之星一样优秀。

电影业的主要问题在于票房收入不高，但还有其他一些因素 ——外国电影逐渐受到欢迎。战争爆发前，经常看电影的观众从未看过欧洲电影，上映的少数英国电影也单调乏味、令人生厌。约瑟夫·阿瑟·兰克改变了这一状况。亚力克·吉尼斯、杰克·霍金斯、迈克尔·雷德格瑞夫等英国演员在美国像美国演员一样家喻户晓。意大利人送来了安娜·玛格纳妮和吉娜·劳洛勃丽吉达，奥地利人带来了玛丽亚和马克西米利安·谢尔，法国人有碧姬·芭铎和伊夫·蒙当，日本人则有三船敏郎，瑞典拥有一个剧团，该剧团的演出让人知道巴黎真的不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地方。20世纪40年代末期，好莱坞迫使演员远离近郊电影院的银幕，想观看电影，就必须去大城市中所谓的“艺术剧院”。

1950年2月，纽约联邦法庭废除了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必须与当地电影院签订合约而相互约束的条款。电影院老板再也不用没看过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送来的影片就进行播放。电影院老板接二连三地购买影片，并且可向任何人购买。对具有事业心的欧洲人来说，整个美国就是个开放市场。这一决定影响深远。好莱坞是在保证每部影片都有机会与观众见面的基础上成立的。电影院老板如果想购买秀兰·邓波儿或罗伯特·泰勒主演的电影，就必须购买一定配额的二级影片和实验电影。结果是，电影院同时放映两部影片或“一些精选短片”：不知名的和知名的电影一起放映，如果合观众口味，一颗新星便就此诞生。现在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1950年以后，即兴将两部影片同时放映的风险太大。电影院老板有权拒绝无名的影片，让电影制片人和发行人损失惨重。结果，太平洋岸边的大亨将一切力量投入拍摄宏大的电影中，如果失败了，损失会超过百万美元。

总之，好莱坞在这10年生意惨淡。电影业曾在美国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如今业绩却一月不如一月。大亨们坚决反对将自己视为珍宝的老电影搬上电视，即使在电视制作中使用电影的方式也无法打动他们。于是，他们只能看着电影城衰败，最后变成鬼城。

电影制作人正处在痛苦的过渡阶段。美国的道德观念仍禁止播放情色片，甚至裸露也不许。对于无害的《娇娃春情》，《时代周刊》的评价是：“这是合法上映的、最淫秽的美国电影。”制片人继续拍出符合大众娱乐的电影。电影必须吸引某一特定社会群体这一理念还未盛行。1954年上映的《昼夜摇滚》获得首次成功，即使这样，美国大部分青少年也对此无动于衷。这部电影取得的突破以及作为一种全球现象出现的摇滚乐首先源于英国，在那里，“二战”以来的动乱造就了第一个自发组成的青少年团体。当年9月，电影引发了3 000名摇滚青年的骚乱，于是12个英国小镇的议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禁播该片，并在放映该片的影院外布满了警戒线。摇滚青年的发型特别引人注目，当时美国青少年男孩的发型仍是中规中矩的平头，但摇滚青年们的头发很长，梳在脑后。这个发型可追溯到战时的洛杉矶，它被叫作“鸭屁股”（当然不能在男女混杂的地方叫）。他们那时还没有将头发披散在肩上，那是以后的事了。

在过渡阶段来临前，电影是社会的联系者。电影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没有种族歧视——除了黑人，但甚至他们自己也没在意。电影稳固了家庭纽带，提醒人们遵守共同的价值观。战时拍摄的电影展示了祖先是英国清教徒的美国人、异教徒和美国少数种族一同工作，给美国这个“大熔炉”增加暖意。此外，好莱坞还是社会的良师益友。影迷自觉或不自觉地模仿明星的行为。例如，电影中不能表现男女同床的画面，因此海斯办公室和之后的布林就改变了睡床行业中床的样式；在电影中，连最轻微的污言秽语也不能使用，据说这有助于保持社会语言的纯净。另外，虽然当时没引起广泛重视，但过渡期前拍摄的面向普通大众的影片还是为国家提供了共同的话题。在20世纪70年代，互不相识的中年人可以谈论《费城故事》、《叛舰喋血记》或他们记忆中宝贵的100多部影片中的任意一部，即使在30多年后，他们这一代人也能找到共同话题。而他们的孩子缺少的正是这一点：尼克松执政前期，没有一部电影能与美国生活相联系。

当然，这一切与艺术毫无联系。按艺术的标准来看，20世纪60～70年代最好的电影比之前的任何电影都好。那时，过渡已然结束，可以探索新的情感和关系，将其从古老的规矩中释放出来。电影制作已经成熟，可以用高度严肃的态度对待电影，才华横溢的导演能够以前人无法想象的方式处理电影胶片。但是，有些东西还是丢失了。电影成了离间者。小孩子去看周末午间电影，青少年去看同龄明星为他们拍摄的电影，成年人则看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影片。好莱坞以前的纽带力量一去不复返。

社会标准也变得不同了，产生误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不合主流”就是一个误导人的词语。20世纪50年代，一些青少年开始警告父母，他们决定不再跟随社会大流。但在亚文化模式中，跟随大流是肯定的。欧文·豪尖刻地说：“一个追求潮流的少女怎么会承认不喜欢沃恩·门罗呢？”有些例子是随意列举的，但也十分有趣。《花花公子》早期的刊物上大喊：“加入‘垮掉的一代’。购买‘垮掉的一代’ 的领带卡，购买‘垮掉的一代’的运动衫，购买‘垮掉的一代’的戒指。”20世纪50年代初期，这种亚文化崇拜模式迅速形成。朝鲜战争带来了繁荣，于是花费在崇拜上的钱就更多了。1955年，刚主演了《无因的反叛》的詹姆斯·迪恩 在一场车祸中被活活烧死，他成了亚文化崇拜的第一个殉道者。

社会科学的地位正在上升。人们对一切媒体充满了好奇心——它们是干什么的？有什么影响、意义和潜能？哈佛大学的戴维·里斯曼和芝加哥大学的鲁埃尔·丹尼一同调查了媒体在塑造人民社会化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媒体向人们灌输作为美国人（无论男女老少）的意义何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马歇尔·麦克卢汉正在试着定义“依靠视觉而直线反应的老一代”和“依靠听觉和触觉而多向反应的年青一代”。在巴尔的摩，门肯搜集材料说明了一种国家语言（“标准美语”）的形成，随其而来的则是区域性语言的衰落。

这些年里，广告业从巴掌大的地方发展到像万宝路“香烟之乡”那么大的地方。1948年，美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时，国内大约有100家公共关系公司，许多都在简陋狭小的地方办公，在企业中设有公共关系科的公司不到50家。位于曼哈顿的公共关系公司迅速增加到1 000家，这是一个稀有业务——或一个穷困的政府部门，油印机和一些急于表现的温和职员在这里必不可少。不久，高级公共关系顾问便会升到该行业的副总裁级别，在华盛顿，他们则会成为总统选定的非正式顾问团的成员。这些人出现之后，形象往往取代了真理。他们为公司领导写开幕词，用免费搭乘公司飞机的方法笼络记者，为应召女郎发津贴。自从罗伯特·蒙哥马利担任艾森豪威尔的顾问后，公共关系的技巧在政治竞选中成为必不可少的一环。

同时，广告开始向更细微的模式发展。20世纪40年代，广告直接向人们展示虚弱、感伤、雄心壮志、贪婪和恐惧。例如李施德林的广告语：“永远的伴娘”、“我98磅 ，弱不禁风”、“最好的朋友都不会告诉你”、“我坐在钢琴前，他们哈哈大笑”。夸张的手法反而使高级的语言显得平庸无趣。因此，梅西公司在《纽约时报》上登了宽达6栏的广告嘲笑广告公司，题为“不熟悉的词语和短句——广告人如何形容女士服装和配饰”。其中包括，“薄纱：几乎没有——黑色最佳”、“质感：一切比石头柔软的东西”、“富有魅力：任何东西加上闪光亮片即可”、“难以言喻的：我们一小时没看见它了”。至此，20世纪50年代的广告业已开始蓬勃发展。麦迪逊大街上的文人被聪明、能言善辩的经理人挤到一边。电视中拍卖商的叫卖和买主任意选择的忧虑淹没在诸多广告语中：“欣喜若狂吧，向地球发出呼喊”、“本迪克斯轿车让2 000万女性坐在驾驶座”、“巴卡第酒的热量还不及一杯脱脂牛奶”、“钢铁与世界一般大”。对广告市场的行为研究已达鼎盛时期。不久，甚至有人提出惊人的所谓的潜意识广告——电视荧幕上快速闪过广告语，这样它就能避开有意识的眼睛而进入人们的潜意识，在人们购物时，该广告语就有可能浮现在他们的大脑里。自弗雷德里克·韦克曼的《推销员》一书风靡以来，精明的美国人就不断地注视着麦迪逊大道上的一举一动，正如他们曾为埃米尔·库埃和霍华德·斯科特深深着迷一样。杜鲁门时代末期，在温内特卡或贝莱尔，几乎人人都能说出硬推销和软推销的不同之处，以及罗珀、尼尔森、胡珀等人的重要意义；也都知道“让我们把这个升到旗杆顶”或“放在火车上，看它是否会在韦斯特波特下车”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皮尔兄弟公司也许是软推销中最受欢迎的人，而研究现代广告学的学生最推崇的人是亨利·摩根。在广播最辉煌时代的末期，作为一个怪人，摩根几乎可以在广播里做任何事。一次，他以83美元将自己的所有员工拍卖了。他经常采访自己，又假设好莱坞的预告片比正片更令人激动，并用整整半个小时播放预告片的音频。当播放早餐麦片粥的广告“啪，劈，砰”时，他会戴上耳机以隔绝那震耳欲聋的吵闹声。一个又一个愤怒的广告赞助商把摩根解雇了。最后，他不得不从事无趣乏味的硬推销工作——一个天才推销员在消费者无休无止的货币战争中消失了。

广告商每年花费100亿美元（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2.2%）操控大众，为设计更加巧妙的商品找到更为广泛的需求。其理论是广告会刺激经济发展，从而为美国方式战斗。油嘴滑舌的广告人占据了许多崇高位置，这相当于自柯立芝新时代以来就特意为金融家准备的职位。几乎每个人都十分信任他们，甚至连斯大林也购买了2 000台发射机，以干扰自由世界损害其国家的言论。体育迷乖乖接受了假休息时间、假受伤以及足球比赛中“最后两分钟的警告”，将这一切看作广告商的推销手段。葛培理布道协会特意调查了地铁站里站着的乘客的习惯，以确定投放布道协会广告的最佳位置——上帝也相信市场行为研究了。

1929年，“咆哮的20年代”结束。之后还不到25年，美国便进入另一次的狂欢作乐。有人称之为“发福的50年代”。纽约证券交易所称，1/9的美国人持有股票，其他大多数人似乎都是债务人。埃里克·戈德曼写道，有些百货公司推行一种广告策略，参加的顾客一生可以赊一笔账（例如500美元），支付一定费用后，将工资交给“债务律师”并让他分发给债权人，便可以从债务律师处领取生活津贴了。

汽车变得更宽、更长、更矮。每年秋季上市的新车都配置了更多的破铜烂铁和更大的尾鳍型后挡板。造价13 074美元的凯迪拉克eldorado Brougham汽车的仪表盘上还配有口红、舒洁面巾纸盒和4只镀金的酒杯。底特律之外，市场为那些拥有一切的人提供纯金的牙签、威士忌味的牙膏和潜艇。《华尔街日报》发现了繁荣的邮购产业，它可向顾客提供真人大小的著名模特的塑料复制品，还戴着真头发，有手指甲和脚趾甲，单身汉购买这些复制品，和它们一起睡觉，甚至还有人花几千美元为塑料模特购买衣物。女士们则梳着各式彩色发型从理发店走出来：香槟黄、秋杏色、火银、肉桂黄、苹果绿、孔雀蓝和亮褐色。周末，她们的丈夫寻找着装有雷达设备的新渔具，这些渔竿会发出电脉冲，发现鱼后立刻报告位置。宴会上，商人们向好奇的朋友展示塑料制成的矩形大来卡 信用卡。对美国中产阶级来说，使用信用卡的奇迹就在未来等着他们。

所有这些都是时代的一部分。整个10年中，广告牌、电视荧幕以及小商贩打开包裹叫卖的地方，都充满了乏味和粗俗。如果有一个时刻能代表其他时刻，那一定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电视上播出的《纽伦堡审判》的高潮部分——《90号剧院》播出的一出精彩的戏剧，主题是纳粹德国法律的不公平之处。美国法官克劳德·雷恩斯与德国法学家保罗·卢卡斯对簿公堂。雷恩斯问道：“以上帝的名义，你能让我明白为何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杀害在……”他动了动嘴唇，没发出任何声音——没说出口的话是“煤气炉中”。在《90号剧院》 的赞助商美国煤气协会的极力反对下，这个词被剪辑掉了。

这是劳伦斯·卫尔克 、苏西·帕克 、拉夫连季·贝利亚 和阿尔贝特·施韦泽 的时代，这是“超级弹”和索尔克疫苗 的时代，这也是奥威尔式绝望和鲁瑟 式希望的时代。克里姆林宫中坐着一位“二战”的胜利者，他有一个顽固的下巴，少有幽默感；白宫中坐着“二战”的另一位胜利者，他的下巴同样顽固，并且也缺少幽默感。对于两国的公民来说，对方的领导者不久就会低头——也许是通过武力手段，这一点比水晶还要清晰透明。双方都认为，自己的内政基本定型，随着时间流逝，变化也不会太大。他们都不信任知识分子，却都担心下一代的成长。华盛顿热衷科技，莫斯科亦如此。在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宣传国家鼓励的信仰而受到追捧，苏联的情况与之相同。

新罕布什尔州坎迪亚41岁的赫尔曼·桑德尔医生被无罪释放。他在曼彻斯特被指控一级谋杀。他为了“减少病人的痛苦”，往59岁癌症患者阿比·波诺托夫人的静脉里注射了空气。1951年结束了，1952年即将开启。在阿克伦的警察局长会议上，大家谴责法律和条令的缺失。1950年进行人口普查的官员报告，新的人口中心正好位于伊利诺伊州奥尔尼的外部。波多黎各成为美国的首个自由联邦。威廉·兰道夫·赫斯特去世，享年88岁，人们在芝加哥的动物收容所为他举行了弥撒仪式以示哀悼。

48岁的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奥纳西斯被指控在购买多余船只时预谋欺骗美国。多尔·沙里告诉洛杉矶的哈佛俱乐部： “美国会是有大团圆结局的国家。”阿肯色州、田纳西州、密苏里州、密西西比州、肯塔基州和亚拉巴马州的龙卷风造成236人遇难。纽约一位社会批评家对美国死气沉沉的年青人感到哀伤，他表示：“我已经被时代淘汰了，我希望年青一代能破土而出，举起岩石，撕毁偶像，甚至制造出可以理解的破坏行动。”最后，他认为“大学生不应以社会理智的名义去反叛，而应以追求时尚的名义去反叛”。

人们开始在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的比弗洛奇湖中开采铀，据说这是北美储藏量最大的地方。新近独立的印度尼西亚的总统苏加诺在参观位于伊利诺伊州的林肯墓地时，人们听见他不停地自言自语道： “我爱美国人！”纽约纽瓦克机场在两个月内发生了三起致命事故后关闭。而英国哈维兰彗星型客机从伦敦飞往约翰内斯堡，6 724英里的路程花了不到24小时，从而开辟了世界上第一条喷气式客机航线。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仍然忠实于螺旋桨飞机，他乘坐“圣牛”号，花14小时横渡了大西洋，并称赞它是“伟大的飞机”。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称，苏联打算在美国外交官的鸡尾酒中加入调好的迷幻药，该药会令人产生古怪的行为。1952年，路易斯·拉萨尼亚博士将该药用在几位波士顿志愿者的身上，以找出其药效发作后的表现。他发现，一个人的性格越不稳定，对迷幻药就越敏感。威利·萨顿被一位服装销售员认出来后，在布鲁克林被捕。当被质问为何抢劫银行时，他回答：“因为钱在那里。”

在开罗，穆罕默德·纳吉布将军和迦玛尔·阿卜杜尔·纳赛尔上校召开军官会议，废黜法鲁克国王，宣布埃及共和国成立。住在安大略湖的迪翁五胞胎已长到16岁。康尼·麦克 已经92岁了。在奥地利的苏联占领区中，艾森豪威尔的《远征欧陆》一书因被视为“法西斯文学”而被没收。以阿肯色州众议员伊齐基尔·盖辛斯为首的众议院某委员会展开调查下流文学的运动，于是带有色情文字的信件和文章不断向他们涌来。五星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向特克斯·麦克拉里和金克斯·福尔肯伯格坦承，只要上船，“我总会晕船”。

在马里兰州，参加投票的公民以4∶1的比例支持争议较大的《奥博反颠覆条约》，其中包括定期检查共产主义活动的条款。22岁演员约翰·巴里莫尔在结婚两周年纪念日上大肆炫耀并疯狂飙车，在拉斯韦加斯被捕。在哈瓦那，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取代卡洛斯·皮罗斯政府，夺得古巴的政权。加利福尼亚州高级法院宣布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效忠宣誓无效，却仍保留州的效忠宣誓。美国最高法院批准纽约学校的时间安排 ，并解除了对电影《奇迹》的禁令，这是电影第一次享受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乔·阿多尼斯因预谋破坏新泽西州的赌博法，被捕入狱。密苏里河、密西西比河和红河洪水泛滥，造成3人死亡、10万人无家可归，估计损失达3亿美元。众议院一个委员会调查“二战”期间1万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被屠杀的真相时，认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应承担责任。统治玻利维亚的政审会议在造成200人死亡的叛乱中被推翻。阿根廷政府查封了独立的《新闻报》。南非最高法院宣布将有色人种投票者另列名单的法律无效，而总理丹尼尔·马兰则宣布最高法院本身就不合法。在巴黎，阿瑟·凯斯特勒完成了《渴望的年代》 一书的手稿，醉酒后打了一个警察，后来他说“这是他过去同警察打交道的经验造成的”。印第安纳州假释委员会假释了戴维·斯蒂文森，他曾是该州三K党的龙头老大，也曾是20世纪20年代残暴的杀人狂魔。道琼斯工业指数维持在206～236。人口调查局报告，自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的空调数量已增长了三倍。

在内华达州的拉斯韦加斯附近引爆了5枚原子弹，包括一枚小型在半空爆炸的原子弹和5 000名军人参加的一次原子弹军事演习。美国最高法院对1949年图谋推翻政府的11名共产党领袖维持原判。马萨诸塞州立法机关禁止共产党投票。1951年6月19日，杜鲁门总统签署延长征兵的法令。美国关闭了纽约的匈牙利大使馆，禁止美国人去匈牙利旅游。

1951年10月3日，白宫宣布苏联进行了第二次原子弹爆炸，10月22日又报道了第三次。在联邦德国，康纳德·阿登纳总理赢得大选，并批准了《欧洲防务集团条约》。在布拉格，鲁道夫·斯兰斯基和其他9个被清除的共产党人因间谍罪和叛国罪被绞死。美国向苏联和中国降低关税的计划终止了。自由欧洲电台在慕尼黑设置了发射器，向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宣传反共产主义的言论。苏联限制外国外交官只能在莫斯科方圆25英里的范围内活动。在纽约，苏联还迫使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让位于瑞典人达格·哈马舍尔德。

所有这一切，还有上千件类似事件，就像20世纪50年代早期那些被撕掉的日历，一件件地过去了。随着季节更迭，白雪被青翠代替，夏日以其最迷人的样子消逝，秋天枯叶飘落，白雪重新降临。这10年稳定了，冷战却加深了。下一次美国选举临近，政治的面目更加可憎。“摇摆世代”如今已近而立之年，为人父母，教导子女。他们感到不安，越来越意识到国家正陷入危机。 j/jCgjxE33onMfcFA29tn0Mo3MZim50lGA7n8b2ffMf/v8JTsRSjHw7LDADf5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