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权力的长臂

1964年8月的一个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笔者描述了在肯尼迪遇刺事件发生的第二天，那个凄风冷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我认识他很久了。那天他就跟平时一样，神经紧绷——不停地走动、打电话……我在谈话中一提及某人，他便会立刻抓起听筒，联系那个人。他询问我对包括减税等很多问题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得先说清楚自己的预算要怎样使用。我们还讨论了外交事务。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林登·约翰逊只是想确认时局形势和政策的执行状况。他的提议不新颖也不独特。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的问题。相较于国内政策，他对外交政策的了解并不多。”

新任总统夫人说：“林登工作起来像是永远没有明天一样。”约翰逊引用自己最爱的《圣经》里的一段话来定义他的领导哲学，这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讲道论理。”不过，他自己也承认，在讨论时他喜欢“小设障碍”。实际上，为了说服别人和他“意见一致”，约翰逊很少以理服人，而是采取哀求、威吓或乞求的方式，所以他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勒索者。作为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他已经成为国会山历史上最精于权术的人；其政治手腕令人叹服。但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专断弄权”的名声不利于他在白宫的发展。埃里克·戈德曼称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利”。公众可能会赞同他的立法目的，但他达成目的的手段却另当别论。民意测验专家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投票给约翰逊的美国人中，其实有许多都对他有所怀疑。他们认为：他是个精明独断的人，必须时刻提防；他是个老辣的政客，毫无疑问，他有时候特别有用，但是并不完全可靠。他的大批崇拜者抗议，认为该说法不公。也许那些人的言辞有失偏颇，但这种怀疑也并不是毫无依据。1966年初，约翰逊故意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卷入程度的问题上误导国民；另外，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三个副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在他的任期内深陷丑闻。

然而，约翰逊自己并没做什么有损名誉的事，或者卑鄙的事。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他的身影。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彰显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游说议员，与美国的6个同盟国的首脑（“我的总理们，”他向一个记者解释道）会谈，解决美国与柬埔寨的争端（如果说暂时的话），他提出愿意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前提是俄国要销毁同等数量的TU–16战斗机，安排美国和苏联减少原子能原料的对外供应，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期间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务，并且，在1964年10月31日的演讲中展望“伟大社会”计划的前景等。总之，关于他的每件事都显得声势浩大。当他在国会联合会议上致辞结束走下讲台时，一位议员向他道贺。“是啊，”约翰逊说道，“我得到了80次掌声呢。”议员查询记录，竟证实了总统所言；原来他演讲时一直在数着掌声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都并排摆有3台电视机，方便他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台有42个键，他能让很多来电者同时在线等待和他单独对话，或者同时和所有人对话。他创造了用完169支笔签署3个议案的纪录。他喜欢开快车。在得克萨斯州，他曾载着4位女记者一边以令人心惊胆战的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开着车，一边为他们详细讲解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名乘客看时速表时倒吸一口冷气，于是总统便将自己的宽边帽摘下来盖在仪表盘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呼吁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在有关铁路罢工的电话会议中，一位工党领袖在被问及会议状况时说道：“林登的办公室墙角有面国旗。他举起旗子在室内奔跑。”他常把“我的军队”“我的政府”和“我的税收”挂在嘴边。为了不让别人忘记他是谁，他的袖扣上、靴子上、斜条纹夹克上，甚至是塑料水杯上都装饰有总统徽章。196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下令为自己制作了44英尺高的油画肖像，并把会议时间定在了他的生日8月27日的那个星期，这样他忠诚的党员们就能为他奉上最大的生日蛋糕了。同年11月，他倾尽全力想要在美国政治史上获得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他深夜进入一个新城市，会巡游四周，拿着扩音器大声号召：“各位，大家好！来开会吧！来听我讲演吧！”《纽约时报》的杰克·库德将他称为“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正将手伸入某人口袋时，却发现自己的手被美国总统握住了。

那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出了一个书单，列出出版史上最短的书。前三名是《意大利战争英雄》《波兰名人录》以及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所著的《我犯的错》。很多认识总统的人都知道他从不探寻自己的内心，因为他觉得那样不够安全。他的问题绝不是欠缺智商。埃里克·戈德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后来成为约翰逊的助手，他写道：“这么多年我常跟校内外智商一流的人打交道，我确信在我认识的人中再没有比林登·约翰逊更聪明的了。不过这聪明只针对智商而言，约翰逊思路清晰、敏捷、看问题透彻，还具有其独特的想象力和精细态度。”他的问题在于他深感自己年轻时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就读的那所中学，即便以当地宽松的标准来看也是不入流的。

在一次深谈中，约翰逊曾对《时代周刊》的休·赛迪袒露：“不管我在外交事务上做出多大的功绩，都不会获得赞誉，因为我没念过哈佛。”这个观点十分荒谬，不过他对知识分子的怀疑也不是毫无根据的。他们对他的蔑视——没有更适合的词语，是20世纪60年代令人震惊的现象。他们因为他拉扯小猎犬的耳朵而取笑他，似乎这也算一件大事。校园里的学生别着的徽章上面写着“林登国王一世”，“让林登·约翰逊绝育：别再生出丑孩子”，“希特勒还活着——就在白宫”，其中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我们需要你，现在你在哪里？”他们赞赏《麦克伯德》 ，该书将约翰逊刻画成刺客，而且趣味低下，比约翰逊的失言更糟糕；而且他们还为自己辩解说这是在对肯尼迪表示哀悼，有意忽视肯尼迪是因约翰逊能力强才选他做副总统的事实。白修德提过“政治玩笑像是从遥远的赫伯特·胡佛时代复苏了，反扑到约翰逊身上；总统和伯德夫人卧房内的笑话则颇具情色意味，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的私生活相差无几。”特勤局通报抨击总统的匿名信从之前的每月100封猛增到了1 000封。

约翰逊的说话方式对挽回名声没有丝毫帮助。他抑制自己天生的亲和力和质朴，转而竭力表现出严肃和谦卑，结果从电视机里反映出来的全是虚情假意和故作清高。人们本能地意识到不管真实的林登·约翰逊是什么样的，眼前这个必定是不真实的。他无法抛弃南方政客的浮华作风，而这风格与国民习惯了的肯尼迪谨慎自持的风格大相径庭，因此约翰逊被人戏称为“玉米饼大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个名字很贴切。处理完铁路罢工事件之后，他发表了全国电视讲话，朗读了来自伊利诺伊州帕克福里斯特一个名叫凯茜·梅·贝克的7岁女孩的来信。“我的祖母住在纽约，”凯茜写道，“她要来看我，帮我做第一份圣餐。请确保铁路正常运营，这样她才能来见我。”总统说：“所以凯茜的祖母可以去见她了。”作为议员，这些事可能不会有人追究，但他是总统；不出24小时，全国上下都知道那封信是10天前写的。凯茜的祖母已经见过她，并见证了她享用圣餐的全过程，而且已回到纽约。约翰逊从来都不懂放弃这种策略的智慧。在随后的越南问题上，他这种夸夸其谈的毛病只会带来更大的损失。

莉兹·卡彭特是他在得克萨斯州的忠实追随者，她写道：“当我想到林登·约翰逊时，我总能看到一只伸长的手臂拿起电话，抓起一捆文件、握手、拥抱、安抚、劝告，有时甚至是推搡一下旁人的场景。但他对人总是包容的，是的，总是包容的。”但包容不是对每个人，约翰逊将罗伯特·F·肯尼迪排除在外。两人对彼此都表现出最恶劣的一面。两个骄傲敏感的人之间所产生的相互厌恶的感情往往是强烈而非理性的，并且这两个人的相互仇视从达拉斯悲剧发生之前就开始了。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时曾反对他哥哥选用约翰逊作为副总统，而且约翰逊似乎也多次从根本上反对小肯尼迪的立场。约翰逊一派的人对他们的前任十分痛恨。莉兹·卡彭特希望她的总统能“从暗杀后痛失亲人的家族那儿听到公开表示慰问和鼓励的话……不过他从未提过，作为一名女性和党员，我意识到了这种沉默的危险……肯尼迪家族注视着生者，为死者祷告，但却没有安抚民众”。

无疑，人们对遇刺前总统的哀悼增加了约翰逊工作的难度，但这不仅限于肯尼迪家族。在暗杀发生后不久密苏里州的国会议员克拉伦斯·坎农曾预言：“目前一切都会是肯尼迪的，然后人们就会忘记。”但他们没有遗忘。杂志只要发表肯尼迪纪念专刊，很快就会销售一空。跟肯尼迪有关的书籍一经上市总是供不应求。美国史料收藏家发现肯尼迪亲笔信件的价值甚至不亚于林肯的。经他亲笔签名的《英勇的人们》一本可卖到375美元。为了完成从肯尼迪到约翰逊的权力过渡，总统助理在约翰逊视察时给民众分发两位总统的照片，但这一做法很快就被叫停；因为每有一个人要约翰逊的照片，就有10个人要肯尼迪的。新总统斥责一个特工人员佩戴肯尼迪鱼雷快艇式领带别针，这惹怒了整个特勤处。不过约翰逊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他始终活在一个故去之人的阴影里。

约翰逊一定常常觉得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到肯尼迪家族的人。他派鲍勃和埃塞尔·肯尼迪到远东地区进行访问，各报头版都争相报道访问行程。特德·肯尼迪在空难中受伤，对这一意外事件的报道盖过了约翰逊对美军力量强大的宣告——美军陆海两军联合实力已超过世界上的所有国家。最夺人眼目的是杰奎琳·肯尼迪，即便是她最微不足道的言辞或露面都能让总统的讲话黯然无光。盖洛普测验显示，与美国素来的民意测验不同，现在的第一夫人只在美国最受人尊敬的女人里排第二，她的前任仍保持着第一名的位置。1964年7月，肯尼迪夫人迁居纽约，白宫希望国民对她的崇拜能有所消减，然而事与愿违，光是她保持蓬松发型，坚持不戴帽子的习惯，就严重影响了女性帽业的发展，就像她丈夫对男性帽业的影响一样。

主教派华盛顿大教堂的主教，肯尼迪的老朋友弗朗西斯·B·塞尔从布道坛上站起来说，约翰逊“表面上，无论哪一方面都富丽堂皇，但因为私底下道德缺失，不免会有白蚁蛀蚀其根基”。《 华盛顿星报》评论道，塞尔“犀利的言辞恰当地总结了大部分选民的心声”。更让约翰逊难以承受的是那些怀疑他与前总统遇害有关联的恶毒言论。大法官厄尔·沃伦领导的委员会查实，肯尼迪是被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谋杀的，并没有同党，肯尼迪家族也尽力促使大家接受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但攻击沃伦报告是不负责任的言论在约翰逊执掌白宫的这些年一直没有间断过，甚至还会在上层社会中流传。《纽约世界新闻论坛报》指出，“出于对已故总统的尊敬，我们认为，现在应该是请那些利用死者、借机牟利、投机倒把、恶意中伤的家伙们罢手的时候了，除非他们真能拿出点有力证据来，不过目前他们什么也没有。”不过这都是浪费笔墨；对报告的攻击还在持续，并且此类攻击在英国广播公司付4万美元的高价给一个声誉不佳的评论家来拍摄两小时的影片，却什么都无以证明之时达到了顶峰。

白宫所说的“鲍勃问题”是约翰逊最头痛的事。新总统执政不到半年，华盛顿的人便都知道了前总统的弟弟正在建立一个流亡政府。该“政府”由从政府离职的新拓荒派人士和肯尼迪派人物组成。他们1964年开春在杰奎琳·肯尼迪位于乔治城的寓所会面，在她离开华盛顿后会议地址改到了胡桃山司法部长的家里。他们因对约翰逊共同的敌意而团结一致。当然，他们谁也不相信约翰逊应为达拉斯的悲剧负责，不过他们都认为小肯尼迪有权成为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然而他们脱离了现实，这两人根本不可能同舟共济。一次约翰逊总统较为温和地批评了鲍勃·肯尼迪：“那个所谓‘新贵’爬得太高太快了，他忽略了学习生活规则的过程，跳过了必要阶段。他不喜欢我，不过我更不认可他。”约翰逊派的人称鲍勃是前麦卡锡分子，是“自由法西斯主义者”；他们说他是“没节育的流浪男孩”，支持“上帝在国家之前，但最重要的还是肯尼迪家族”。

1964年7月29日，星期三下午1点，总统将司法部长肯尼迪叫到椭圆办公室，告诉他，他不会成为自己的竞选伙伴。约翰逊称赞了小肯尼迪的雄心壮志，并说有朝一日如果由鲍勃来管理国家将会是件美事，不过现在时机还不成熟。约翰逊向他推荐政府机构中其他的岗位，并邀请他像帮他哥哥一样来辅助自己下一届的总统竞选，但是鲍勃拒绝了他的提议。对于肯尼迪今年无缘副总统竞选的消息应在何时何地宣布并未确定。肯尼迪离开时觉得这次会面是高度机密的。不过约翰逊明显不那么认为，隔天他在邀请三名华盛顿记者吃午饭时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这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更糟糕的是，他情不自禁地发挥起自己精妙的模仿才能，在记者面前学起肯尼迪听到消息时的模样。总统说，得知此事后，鲍勃先是一言不发，深吸了口气。约翰逊边说边模仿起他吸气的样子。消息传到肯尼迪耳朵里，他怒不可遏。于是他当面质问总统，控诉他泄密。约翰逊则坚持说他从没把见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直到鲍勃直言他撒谎，他才承认或许自己忘记了有过这段对话，他得看看记录和日历。

总统想让肯尼迪自己宣布将不参加竞选，鲍勃不肯。这让约翰逊进退两难。一方面，他不想得罪肯尼迪国内的追随者们。另一方面，他认为他不能冒险让这问题一拖再拖；到大西洋城参加下届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们大都是肯尼迪的人，完全可以自行提名鲍勃参选。他的对策极其荒谬，不过确实是典型的约翰逊风格。7月30日，他宣布：“关于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的人选问题，我已决定，由我向大会推荐自己内阁中的任何成员或者在内阁长期工作的任何人员都是不合宜的。”他没给出原因。这种推辞根本说不通。他的这个举动，不仅打击了罗伯特·肯尼迪参选副总统的雄心，也夺走了麦克纳马拉、史蒂文森、施赖弗、腊斯克和奥维尔·弗里曼等人的希望。约翰逊说：“现在我的问题总算迎刃而解了。”鲍勃说：“不好意思，我还是有这么多优秀的同伴支持我。”

白修德在《1964年总统的诞生》一书中曾写过那个夏天的历史性冲突：“美国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鱼雷艇在东京湾的袭击反应迅疾，达到了果断和精准的极致平衡。”在当时看来的确如此。不过随后，随着民众对越南战争的失望情绪蔓延整个国家，东京湾事件变得暧昧不清，令人费解，还被当成了美国蓄意挑衅的结果。

要了解1964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北越附近水域发生了什么事，最关键的就是一份代号为34A的美国针对越南共产主义力量的秘密行动计划。白修德从没听说过34A，美国民众也没听过，就连国会也没听过。国会事实上应对该行动负责，它负责批准该行动，也确实批准了，它将美国的亚洲战争规模进行了灾难性的升级。某种程度上，东京湾事件被意外地误解和歪曲了，但如果华盛顿的当权者们没有进行更深层的权力游戏，这些失误便是无足轻重的。这些行动的主谋就是约翰逊总统。不过，他也可能受到了五角大楼中高级官员们的欺骗和利用。因此可以确定国会确实是受人操控转而支持战争行动的。

34A计划是于1963年12月，肯尼迪总统遇害一个月后提出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某次考察西贡的行程中，听到针对北越的秘密行动计划，他很认可。他让克鲁拉克将军负责这件事。回到华盛顿之后，他便向约翰逊总统报告了整个计划，约翰逊也热切地想了解。然而，34A计划的执行成效却令人失望。虽然南越游击队、伞兵和蛙人的进攻组织有序，但北越人民拥护河内政权，所以这些突击队每次都被背叛。策划34A计划的哈金斯将军和麦乔治·邦迪将主力部队调动去突袭共产党的海岸防线，进攻武器是南越的鱼雷艇。河内认为这不过是骚扰，并不构成威胁，但拦截到的无线电信息表明，被多次袭击的北越基地共产党海军指挥官们要求进行还击的呼声越来越高。

1964年7月30日星期六，约翰逊将司法部长肯尼迪和他的其他内阁成员从副总统候选人名单中移除，也是在那天，南越鱼雷艇小队按照34A计划从岘港起航。美国的驱逐舰“马多克斯”号也启程前往同一水域；其任务是通过挑衅诱使海岸防线守卫使用雷达装置，然后测出雷达位置——这和陆军测定敌军火炮位置再反击敌军将其一举歼灭是一样的军事原理。8月1日，“马多克斯”号驱逐舰驶过迎面而来的鱼雷艇；对方刚完成一次鱼雷攻击，正在返航。驱逐舰进入交战区，开始执行任务，对海岸上的雷达操纵员进行挑衅。那里的北越官员认为“马多克斯”号和鱼雷艇是执行同一任务的。这个假定美方相当清楚，因为美方一直通过无线电监听着三艘被遣去侦察驱逐舰的北越鱼雷艇的信息，还把这个情况向五角大楼进行了汇报。然而报告却被丢进了抽屉深处，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在五角大楼向白宫的汇报中，只提到三艘共产党的鱼雷艇袭击了“马多克斯”号，在美方回击时，其中一艘被击沉。

在向公众发布的经过处理的版本报告中，美军声称驱逐舰当时是在距离海岸还有30英里的公海区域内正常航行，没有提及它的任务，更没有提及南越鱼雷艇。约翰逊总统下令“马多克斯”号继续执行任务，并派出第二艘驱逐舰“C·特纳·乔伊”号加入行动。这便是第二次东京湾事件的背景。8月4日晚间，事后据一个海军士兵形容，“那一夜比地狱中心还黑。”负责驱逐舰巡逻指挥的船长约翰·赫里克通过无线电发回信息称，根据截获的北越无线电信息，显然他们仍旧认为这些美国舰队的行动只是34A攻击计划的一部分。像之前的报告一样，这一信息再次被五角大楼压下了。而公众得知的情况却是，美国舰队第二次被无端侵犯，并且这次的冲突位置距离海岸有65英里。

从采取行动的重要性来看，第二次袭击的证据极没有说服力。直到3年半之后，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才知晓事件的始末。令他们惊讶的是，参议员们随后发现当时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冲突。驱逐舰“特纳·乔伊”号的雷达屏幕上出现了光点，随即它就开火了。“马多克斯”号也开火了，虽然它的雷达屏幕上什么也没有。两艘舰艇都在迂回式前进。“马多克斯”号的船长注意到每当驱逐舰急转弯时，他的信号员就会报告说有鱼雷。如此三小时后，赫里克回复说：“回顾记录时发现所有上报的舰艇接触和鱼雷发射都有疑点。反常的天气状况和信号兵过于急切的情绪都可能是造成这么多报告失误的原因。 ‘马多克斯’号没有发现实际的目标。建议在下一步行动前进行全面实况评估。”实际上，北越鱼雷艇确实在附近——驱逐舰的炮火和舰载飞机击沉了其中两艘，但美国舰队分毫未损，究竟哪方首先开火实在可疑。第一份报告发回的14小时后，五角大楼仍旧向驱逐舰询问袭击中的目击者姓名、其可信度和北越军队的规模、类型和数量。

林登·约翰逊等不及这些材料。在他的命令之下，战机已经从航母“提康德罗加”号和“星座”号上起飞；攻击目标是4个北越鱼雷艇基地和一座油库。第二天一早，全美国都知道了35艘北越舰艇和90%的北越油库受损或被击毁。约翰逊在电视上宣称：“原先针对南越和平村庄的恐怖袭击现在已发展成了在公海上对美国的公开侵略了。”他说，美方的反击是“有限和适度的”，“尽管其他人已经忘记，我们美国人知道，冲突蔓延的危险性。我们并不希望战争扩大。”

如果他在那年选举中面对的是其他对手，那他对这次这些小型舰艇之间的短暂冲突的反应可能会不同。在三周前，共和党在旧金山牛宫提名了巴里·戈德华特为本党候选人，他指责约翰逊政府“在共产主义面前显得怯懦”。这让他的崇拜者起立欢呼，他说：“伟大的上帝建立起这个强大的国家是为了给勇敢者一个家园……而不是为了让它在共产主义的欺凌面前忍气吞声……是我们的失败筑起了柏林的耻辱之墙。我们的失败污染了猪湾的耻辱之沙。我们的失败标志着老挝自由的逐渐死亡。我们的失败危害着越南森林。”

利用东京湾事件，约翰逊可以粉碎戈德华特的这些言论。他所要做的，不过就是披着国旗向国会要求由自己全权负责清剿北越海盗。为了这一目的，他召集国会的领导们到白宫，让他们通过决议，授权他可以果断处理这类挑衅。他说他想要的，是联合决议，类似于国会曾经给予艾森豪威尔用于对抗1955年中国台湾地区和1957年中东出现的共产主义威胁时的权力。比尔·邦迪已经为他起草了一个决议草案。总统让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富布赖特以及约翰逊的一位老友为通过决议的事情负责。富布赖特当时同意了，之后却懊悔不已。

1964年，冷战形势依旧紧张；国会没多少人主张对共产主义气焰保持温和态度。俄勒冈州的韦恩·莫尔斯是个例外。在第二次东京湾事件之后的夜里，莫尔斯接到从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来电者听闻这位参议员将会反对总统的决议，便建议参议员到时候提两个问题。第一，他必须坚持要求查看“马多克斯”号的航海日志，因为里面记录的驱逐舰与海岸的实际距离要比民众所了解的小得多。第二，他必须要求了解舰艇被派出去要执行的任务，这任务绝对没有那么单纯。

第二天早上，莫尔斯研究了决议的措辞，得出结论，该决议是违反宪法的。他向富布赖特指出，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而这个决议却同意总统可以绕过国会在任何情况下不宣而战。富布赖特想用中国台湾地区和中东地区的类似决议说服他。莫尔斯说，那些决议也是违反宪法的，而与约翰逊的事情比起来，他们要名正言顺得多。在那个危急关头必须得当机立断，但这次不同：越南的战争目前看不到尽头，这个不限时的许可证会让总统可以在任何他认为合适的时间进行战争干预。而且莫尔斯认为决议的措辞相当笼统。他恳请富布赖特举办听证会。富布赖特说，不可能，这只是突发事件。莫尔斯不同意这个观点，他其实是对的；但富布赖特已经决定让决议立即通过，还把这件事与参议员的爱国与否联系起来，让莫尔斯和唯一支持他的阿拉斯加议员埃内斯特·格里宁受到孤立。仅仅40分钟的讨论之后，决议就以414∶0的投票结果在众议院通过了。参议院花的时间长一些——辩论了8个小时，但是如观察员之后的评论一样，“比参议院讨论修订渔业法案花的时间还少。”

在当时，批评的言论寥寥。这一举动被视为在慕尼黑之后，政府不再姑息挑衅者，而是依赖集体安全的思路的合理延伸。这么看来，如果我们和东南亚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国现在去救援南越，那么当加利福尼亚州受到胡志明，或胡志明和毛泽东共同的威胁之时，他们也会来帮我们的忙。迪安·腊斯克坚称，不这么做会让美国陷入“致命危机”。之后这个言论引来诸多嘲笑，但在当时没有人质疑。腊斯克的立场其实是两党政治人物共同的立场；投票赞成决议的参议员有尤金·麦卡锡、乔治·麦戈文、伯奇·贝赫、艾伯特·戈尔、雅各布·贾维茨、约翰·舍曼·库珀、弗兰克·卡尔森、乔治·艾肯以及弗兰克·丘奇。《纽约时报》评论道：“美国对总统的一致信任是至关重要的。”《华盛顿邮报》说：“约翰逊总统赢得了自由世界的感激。”卢·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虽然7月时美国58%的民众对约翰逊插手战争有不满情绪，但现在72%的人都表示同意。哈里斯写道：“单是这一举动，约翰逊就将自己在对外政策方面最大的政治弱点变成了他最强的资本。”就连沃尔特·李普曼都表示支持，坚信总统对美国人民所说的，轰炸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底线，他绝不会派出军队。1964年，支持政府的人几乎占了美国大多数，大家都兴高采烈。很久以后，人们才想起莫尔斯的预言：

8月7日决议通过的当天，约翰逊就签字履行了。8个月后，他笑着告诉来访者：“我只知道，美国的海军正在那边射击鲸鱼。”

1963年夏天，在多家报纸开设经济专栏的作家埃利奥特·詹韦曾思考过，如果黑人和白人发觉他们竞争同一职位，会发生怎样的情况。他认为白人可能会憎恶民权运动，他将这一反应命名为“强势冲击”。在达拉斯事件后的那个冬天，“强势冲击”有了政治意义，它特指亚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在总统初选期间得到种族主义者的支持。华莱士在印第安纳州（5月5日赢得30%的选票）和马里兰州（5月19日获得43%的选票）展现了其影响力之后，他在全国范围内的支持者开始减少。他的声望受损似乎是因为大多数黑人仍旧对不公之事保持着逆来顺受的态度。7月份，华莱士退出了竞选。就在他退出之时，纽约的黑人却决定开始拒绝忍气吞声，他们以新的姿态创造着历史。所以，新闻头条上出现的消息又将引发更激烈的反应。

7月16日，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旧金山接受党内提名当天，曼哈顿的一名清洁工正在位于东76街215号的高级公寓外冲洗人行道，这个区域临近哈莱姆。当他看到3个黑人男孩在街边游荡，就冲动地把水管对准他们，此举很愚蠢。对这些男孩来说，水管让他们想起了“公牛”康纳尔和在伯明翰发生的事。他们异常愤怒，一边抓起垃圾桶盖当盾牌，一边用东西砸清洁工。清洁工被瓶子击中后撒腿就跑。其中一个男孩叫詹姆斯·鲍威尔，15岁，他拿着刀在后面追。这时候，刚下班的托马斯·吉利根警官正好路过，吉利根掏出手枪，要求鲍威尔放下刀。男孩不但没放下，反而刺向警官，向他的右臂猛砍过去。吉利根向空中开了一枪示警，接着又连开了几枪，结果打死了鲍威尔。

鲍威尔的死亡激怒了整个哈莱姆区的人。黑人们的愤怒郁积了3天。在第3天星期六的傍晚，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人在西123号街举行抗议集会。受慷慨激昂的演讲者影响，激动的黑人民众涌向了附近的29警察分局，要求吉利根立刻辞职。当意识到他们的要求不能被满足时，暴动发生了，他们不停地朝警察扔瓶子和玻璃碎片。暴乱蔓延，持续了整整5个晚上。这边刚缓和下来不久，布鲁克林的贝德福 - 斯泰弗森特区那边又乱了起来，等到布鲁克林的暴乱平息下来，300英里以外的纽约罗切斯特又发生了暴动。8月2日星期日，泽西城也有黑人闹事。帕特森和伊丽莎白也紧随其后，接着是芝加哥郊区的迪克穆尔，最后是费城。上百人受伤，近千人被逮捕。上千家店面被毁坏，总经济损失高达上百万美元。

联邦调查局表示，这一系列暴动没有固定模式，是“对一切政府机构的盲目攻击，没有明确目的和目标”。报告还说：“虽然城市里的种族关系紧张是一个影响因素，但爆发出来的动乱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种族暴动’。”从本质上说，就是暴乱，它们缺乏一定的形式和内容。从20世纪初到1964年之前，在美国的不同种族间发生了33起大型冲突，而白人始终是冲突中挑衅的一方。

而今，情况颠倒了，主动权转移到了黑人手上。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暴乱还有些其他的共性。他们都发生在夏季，发生在贫民区，那里的贫民和其区域决策人之间缺乏互动，并且暴乱都是因为黑人和白人警察之间的敌意引起的。

“你们当心！”黑人国会议员亚当·克莱顿·鲍威尔说道。他比他的批评者们（无论黑人或白人）更精明。他所说的“黑人革命”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在南方，与“中产阶级的要求”相关：涉及在公交车上和午餐店里入座、使用公共厕所、进入白人的学校等表明社会地位的问题。第二部分是在北方。他说一切才刚刚开始，将和第一部分完全不同。鲍威尔称它是“无产阶级”的，而且他预言这部分将是“艰辛”的。北方黑人一直享有南方黑人竭力争取的权利。他们关心的则是鲍威尔说的“谁拿钱的核心问题”。他们情绪躁动，并不理会马丁·路德·金非暴力的号召。他们的政治口号就是：“烧吧，孩子们，用火烧毁吧！”

虽然当时没人知道，不过1964年确实是未来三年内北方城市将陷入被摧毁殆尽周期的开端。除了纽约的骚乱外，那个夏天新泽西、费城、芝加哥和佛罗里达的圣奥古斯丁等地都有零星的动乱。种族问题成了美国最严峻的国内问题。对北方的学校来说，这一年是联合抵制的一年；纽约和克利夫兰的黑人父母不满他们的子女在校所受的待遇，于是让孩子留在家里。1964年，马尔科姆·艾克斯组建了黑人民族党。北方人的良知最后被南方的非正义行为激发了出来。那年春天，马萨诸塞州州长72岁的母亲，马尔科姆·皮博迪夫人，因参与圣奥古斯丁的抗议活动被逮捕。抗议是针对梅德加·埃弗斯谋杀案的无效宣判的，这一事件若再早几年发生，估计黑人就会顺从接受，但如今却激起大批民众的反抗情绪，他们加入了当年最重要的民权运动计划——1964年密西西比州的“自由之夏”。

密西西比州民权运动的直接重要性在于其对在北方地区聚居的黑人的影响。1940年以前，75%的美国黑人住在南方。由于南方黑人向北方转移的长期性移民活动和在新地方降生的孩子已经成年，因而产生了新一代激进的黑人。华盛顿和纽瓦克的黑人占大多数，而克利夫兰、巴尔的摩、圣路易斯和底特律的黑人数量也超过了城市人口总数的1/3。黑人的高出生率（约比白人高40%）使得黑人取代了移民成为美国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北部城市的贫民区中挤满了黑人青年。目前美国一半以上的黑人在22岁以下，而且他们大部分缺乏父母监管。在大城市，30%的黑人家庭是由单身妇女扛起了整个家；1964年，单是纽约就有10万非法出生的黑人婴儿，通信革命意味着电视新闻节目为这群敏感易冲动的观众提供了关于南方民权发展的生动报道。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提醒其欧洲读者：“在所有关于贫民区境况悲惨的统计数据中，我们有必要知道……约88%的美国黑人家里有电视机。”

“自由之夏”由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赞助，主要由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负责。参与者并不指望从密西西比州的白人那里得到礼遇。对詹姆斯·梅雷迪思和梅迪加·埃弗斯的事件，黑人们仍然记忆犹新；而且众所周知，南方的农业工人和小农场主十分憎恨1964年的民权法案。该法案由约翰·肯尼迪提出，再由林登·约翰逊从国会牵线搭桥。法案在许多新领域都增加了针对种族歧视的禁令。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将吸纳新成员的网络延伸进北方高校校园，主要吸纳对象是看不惯黑人遭受不公待遇而良心不安的白人学生。其中有1 000人志愿参与登记运动，协助登记密西西比州90万黑人中尽可能多的选民。他们在俄亥俄州的牛津市受训。6月19日，由200人组成的第一个团队出发前往南方，他们于6月21日到达杰克逊市。

到达的第二天，就有三人失踪。这三人分别是来自布鲁克林24岁的迈克尔·施韦纳、来自纽约20岁的安德鲁·古德曼和21岁的密西西比州马里兰人詹姆斯·钱尼。施韦纳和古德曼是白人，钱尼是黑人。他们三人开着一辆1964年的福特旅行汽车，因为超速在密西西比州中部偏东的尼肖巴县被捕。劳伦斯·雷尼和他的副警长塞西尔·普赖斯说，这几个青年在县政府所在地的费城交完罚款之后就不知所踪了。那辆旅行汽车第二天在费城东北方向15英里外的地方被找到，但已被焚毁。

联邦调查局、当地执法官员和驻扎在密西西比州的海军一起进行了大规模的搜寻，想找到失踪的这三名青年。他们在河流和小溪里都进行了打捞；直升机和照相侦察机在空中盘旋。在总统的要求下，艾伦·杜勒斯飞往密西西比州与小保罗·约翰逊州长进行商议。州内很大一部分白人认为这三个人要么是在古巴，要么像一个报告里说的那样在芝加哥的某间酒吧里，喝着啤酒嘲笑那些满世界寻找他们的笨警察。密西西比州的白人普遍认为搜索的人并不是想找到那几个青年。他们觉得，这么做只是为了让约翰逊总统能赢得北部地区黑人的选票。

与此同时，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其余的志愿者也遇到了另外的难题。在密西西比三角洲，他们与当地黑人在开会时遭到了空中三K党的轰炸：私人飞机自低空飞过，扔下一个个炸药包。在密西西比州西南部的麦科姆，有几处黑人住宅被摧毁，几名白人被逮捕；逮捕他们的官员还发现了4支威力极强的步枪、几支卡宾枪和手枪、15枚烈性炸弹、一罐5加仑的炸药、一箱手榴弹和数千发子弹。

在密西西比州贝尔佐尼分发传单的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的志愿者被逮捕了，被控犯有“工联主义”罪，最后被拘押在镇上的监狱。一枚炸弹摧毁了纳齐兹市市长家的一面墙壁，他曾承诺会给予黑人同等的法律保护。一位巡回法院法官谴责烧毁教堂的人们，随即就有人去他家的草坪上烧毁了一个十字架。夏天过去之后，“自由之夏”的领导者拟出了一份其成员的伤亡名单。80名志愿者被殴打，35次枪击事件中有3人受伤，超过千人被捕，37座黑人教堂被焚毁或炸毁。此外，还有几桩悬而未决的黑人被杀案，这些案件也增添了人们对民权运动的敌意。

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联邦政府不可能在该州采取预防性警察行动；这样做不切实际，而且可能还会违宪。埃德加·胡佛则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他跑到杰克逊市，公然声称对他所谓的“过分强调”民权运动一事深表遗憾，并说，他的人“绝对”不会为那些志愿者提供任何保护。尽管如此表态，但在艾伦·杜勒斯的建议下，总统还是增派了联邦调查局人员去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一座新建大楼的顶部两层彻夜灯火通明，那是联邦调查局在密西西比州的总部大楼。约翰逊州长呼吁公众一起帮助寻找三名失踪的民权运动成员。但结果可想而知，这项呼吁是不会有人理睬的。不过，联邦调查局提供的近3万美元的赏金还是吸引了两名知情人前来报告。根据他们提供的线索，特工人员租来一台挖土机，对费城西南6英里处的一座农场的新筑土坝进行了挖掘。当挖开这座由红黏土筑成的高25英尺，长250英尺的土坝时，坝底中央出现了三名失踪青年的尸体。三人都是中枪而死的，而且黑人钱尼死前还遭到了毒打。

12月4日这天，联邦调查局逮捕了21名尼肖巴县人，其中还包括县警长雷尼和副警长普赖斯。普赖斯被指控逮捕了那三名青年，并将他们交给了一伙滥用私刑的暴民，而且他自己也参与了动用私刑。这伙暴民大多是三K党徒，其中一人还是当地三K党的头目。民权运动的领导者认为这群人中不会有人被定罪，据当时情况来看，似乎确实如此。约翰逊州长和密西西比州司法部长乔·帕特森声称，由于证据不足，当局不会提起诉讼。但密西西比州默里迪恩联邦法院的一个大陪审团却对其中18个人提起公诉，控告他们共谋侵犯了被害人的宪法权利，该行为违反了1870年宪法通过的一条不起眼的法令。但是联邦地方法院的法官是哈罗德·考克斯，他在詹姆斯·梅瑞迪思一案中就曾参与推迟了法定诉讼进程。最近一次，考克斯还把申请选民登记的黑人称作黑猩猩。这次自然也不能指望他会为难被告。

一开始，他果然没那样做。1965年2月，他驳回了对被告的重罪指控，将指控减轻为行为不端。当地一个陪审团甚至一度判定政府应赔偿被指控的县警长、副警长和费城治安法官的名誉损失费。在一些记者看来，那些被告似乎竟被多数人看作英雄。联邦的星条旗在政府大楼外高高飘扬，其中一面巨大的旗帜每天早晨都从街道正对面的理发店门前缓缓升起。电视和通讯社的摄影记者遭到愤怒的围观者围殴。尽管美国最高法院驳回了考克斯法官的判决，裁定被告必须按司法部提出的共谋罪受审，但大多数观察者都相信，这个案子其实已经了结了。至少被告是这样想的，在受审期间他们就被保释出来，明显看得出他们正为自己在当地出了名而自鸣得意。12名被告的辩护律师找来了114位证人，他们大多都为被告提供了不在场证明或证实他们品行端正。一位律师竟称告发者才是“叛徒”。陪审团的7名女性，5名男性统统是白人；开始陪审团有18名黑人陪审员，但因被告反对，这些人都被排除了。

约翰·多尔作为司法部的检察官传唤了41位证人。他们揭露，谋杀行为绝非一时兴起。在全国组织联合委员会志愿者大队出发前就先行一步的施韦纳，由于在黑人家中留宿吃饭而在其被害前9天上了三K党的死亡黑名单。他和他的两个同伴在一番疯狂逃命后还是被三K党人抓住并带到了一条偏僻的土路上。一个三K党人把施韦纳拉过来，问道：“那黑鬼是你的小情人吗？”施韦纳回答说：“先生，我知道你是什么感觉。”这就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了。很快，古德曼也被杀害了。一个三K党人失望地表示没能在那两名白人志愿者被别人打死前开枪。他开枪打死了钱尼，并说道：“至少我还是亲手解决了一个黑鬼。”

一天，陪审团退席仔细考量了证据后报告说，目前两派意见相左互不退让。考克斯法官不愿局面这样僵持下去，于是下达了一些新的指令。其中一项所谓的“爆破指令”是1898年时获最高法院支持，专门用来迫使僵持的陪审团做出裁决的指令。该指令要求少数持不同意见的陪审员“仔细研究和重新考虑”一下他们的意见，尽量顾及多数人的情感。法官还告诉他们说，他也会认可意见不统一的裁决。就在休庭期间，普赖斯警长和另一名被告韦恩·罗伯茨——一名汽车拖车推销员，却犯了一个大错。他们在联邦大楼的走廊上对听审的人说，他们将要给这个法官一点颜色。人们听到罗伯茨说：“既然考克斯法官给陪审团下了‘爆破指令’，那很好，我们就为他准备点炸药吧。”这话传到了考克斯法官的耳朵里。他让他们回到了被告席上，说道：“如果你们认为自己能威胁法庭，那你们就大错特错了。我是不会让任何野蛮人在这个文明的社会中为胡作非为的。”说完，他下令将二人收押，不得保释。10月20日，陪审团宣判包括普赖斯和罗伯茨在内的7人有罪，雷尼警长和其他7人无罪开释。此时离案发已有3年多了，但司法部仍然非常高兴，因为这次判决极具历史意义。这是密西西比州联邦白人陪审团有史以来首次在民权案件中裁定白人被告有罪。12月29日，考克斯法官分别判处7名被告3年到1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这一年是戈德华特大显身手的一年。自1936年兰登获得总统候选人提名以来，在过去连续7届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党内保守派一直克制着把自己队伍中的人提名为总统候选人的欲望。这一次，他们不再压抑，而是致力于做到Au + H ₂ O = 1964 。正如他们标语上写的那样，他们想做出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一味附和别人。于是在7月15日，他们提名了亚利桑那州资深参议员、极端右派分子巴里·莫里斯·戈德华特为总统候选人。

事实上，共和党只能孤注一掷了。乔治·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在过去的25年中，共和党党员减少了1/3；认为自己是共和党成员的美国人减少了13%，而民主党人的数量却增加了11%。戈德华特和他的团队对此做出了解释，他们辩解道，共和党挑选的一直是些“我也这样想”的候选人——这些温和派的共和党人只知道复述民主党的选举承诺。他们总结说，就因为民主党是原件而共和党温和派只是复印件，所以共和党才会一再受挫，选民总是更偏好最真实和原初的东西。

共和党目前如履薄冰。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选民都喜欢中间道路。共和党的右翼分子却对此予以否定。他们坚信，在广大的乡村地区隐藏着一股巨大的保守势力，并强调，那才是美国政治的关键所在。由于没有自己的阵地，这群心怀不满的保守派对两党都不屑一顾。于是，在选举日，他们要么出去钓鱼，要么待在家里。对他们来说，选举结果如何都事不关己。因为不论哪个党派当选，他们都得继续忍受自由派、“左”派、社会主义者、“集体主义者”和那些“悲天悯人者”。戈德华特派的理论家说，只有提名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候选人，才能让那些隐藏极深的大多数人涌上街头，从而选出一位真正的美国领导人。

尽管肯尼迪总统早就确信巴里·戈德华特将获得196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戈德华特自己却没多大把握，共和党的其他领导人也迟迟没有认真考虑过他。在谁将成为领导人的斗争中，情况总是变得很离奇。1月3日这天，亚利桑那人戈德华特在他亚利桑那州斯科茨代尔市那阳光普照的庭院里宣布将参选总统。接着宣布准备参加竞选的共和党人是位女性，她叫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在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中获胜的是亨利·卡伯特·洛奇，他的名字是被补写在选票上的，并且他从未宣布过要参加竞选。纳尔逊·洛克菲勒随后也透露他要参加竞选，接着宾夕法尼亚州的威廉·斯克兰顿也宣称要加入。

直到6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后一次初选前，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会有人击败戈德华特，其中最有可能的是洛克菲勒。在5月30日星期六这天，洛克菲勒的第二任夫人生下了小纳尔逊·洛克菲勒，这提醒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共和党人这位纽约州州长最近刚离过婚。一夜之间，在卢·哈里斯的民意测验中，他就失去了7个百分点。星期二时，戈德华特的初选得票率为51%，洛克菲勒为49%。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亚利桑那州组织有序的选举队伍将反对派的票数全部争取了过来，以压倒性的883张选票赢得了首轮投票。随即，戈德华特对温和派的出言不逊加剧了共和党内的分裂，其中有两句令人难忘的话：“捍卫自由时的极端并不是罪恶！追求正义时的温和并不是美德！”

巴里·戈德华特当时55岁，为人十分正直，同时也是历届总统竞选中最有魅力的政治家之一。他英俊帅气、身材魁梧、满头银丝，总戴着一副招牌式的黑色牛角框眼镜，而且他早已是美国最知名的政界人士之一了，当然，也是最出名的保守党人。戈德华特代表着一种人们对过去美好事物的喜爱和对目前糟糕状况的仇视之情。他用他那干脆而低沉的西南口音拖腔带调地向全国人民引述着那些虽过时却仍能发人深省的美国格言和伦理信念。凭借他特有的演讲天分，那些言辞让听众们觉得头头是道而且也十分中肯。

在参议院之外的人看来，戈德华特就像是不合时宜的大杂烩。尽管他总喜欢引述过去的传奇故事，但他本人却是空军后备役的少将，杰出的喷气式飞机驾驶员，而且还是尖端技术的狂热爱好者。（在他被提名之时，他还稳坐在机舱内，驾驶着私人喷气式飞机在旧金山的牛宫体育馆上空急速上升、盘旋飞行。）他还是个业余无线电台爱好者。在他凤凰城郊区的家里和华盛顿的公寓里都装有昂贵的无线电收发设备，他还专门带了另一套无线电设备去参加旧金山的全国代表大会。他也是位出色的摄影师，曾出版过一套沙漠摄影作品。他最有意义的成就大概要数他亚利桑那州家中的那根高25英尺的旗杆了。这根旗杆配备有一套光电装置，曙光一照到旗杆它便会自动升旗，暮色降临时又会自动降旗。这样一来，即使没人在家，也能彰显他的爱国热情。

“万岁！加油！万岁！加油！”他忠实的追随者们欢呼着。他们激情澎湃、活力四射，有时甚至热情得令人生畏。在牛宫体育馆曾发生过令人难忘的一幕：当纳尔逊·洛克菲勒正在主席台上竭力主张人们采纳纲领委员会起草的少数派决议时，挤满看台的戈德华特派分子在底下发出嘘声，并大喊道：“我们要巴里！”很多人遇到此事或许都会惊慌失措，但洛克菲勒反倒乐在其中。他嘲弄地说道：“这里现在还是个自由的国家，女士们、先生们。”当众人的情绪开始失控并且发怒狂喊时，他又向他们讲述起在加利福尼亚州初选时别人用来对付他的一些手段：“这种事在美国是不应当发生的，但我能亲自证明这些事确实存在，而许多其他人也都能证明。他们也经历过在深夜或清晨受到电话骚扰、收到匿名恐吓信或充满诽谤和恶意的文字材料、遭到雇用打手或暴徒的袭击、被炸弹威胁或遇到爆炸事件、以共产党和纳粹党手段侵犯并接管新成立的政治团体等事情。”

此时，楼里的人几乎全都躺在地上，用鞋跟狠敲地板。主席思拉斯顿·莫顿敲着小木槌让大家安静一点，但却是徒劳。这时出席会议的戈德华特派代表们意识到，这样蛮横的行为被电视观众看到只会有损戈德华特的名誉，于是也劝说他们安静下来。在注意到谩骂之声仍不能停止后，洛克菲勒便微笑着再次讥讽道：“女士们、先生们，你们中有些人不愿听这些，但事实如此。”

这只是部分事实。戈德华特和他的干事从不让那些穿网球鞋的小老太太加入他们的组织。说实在的，他们竞选团队的缺点之一就是太规矩、太缺乏主动性了。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戈德华特派了两名很正直的年轻人，迪安·伯奇和约翰·格雷尼尔，去接管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伯奇任主席，格雷尼尔任执行理事。他俩花了整整5周来对委员会进行整顿——而这5周他们本应用来进行竞选活动的。11月选举后的第一天，戈德华特的财务主席兴冲冲地宣布，他的账面上还有盈余。

一个精明的政客本会利用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演讲的机会争取到失败一方的支持，甚至还可能去拜访被他击败的人，就像艾森豪威尔1952年拜访塔夫脱那样。但是，戈德华特也被一些卑鄙的手段激怒了，即使他再宽宏大量，也不愿去主动讲和。直到8月，事情已无回旋余地的时候，他才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赫希与洛克菲勒、艾森豪威尔、尼克松、威廉·斯克兰顿及乔治·罗姆尼等党内元老坐到了一起，试图与他们重修旧好，共同制定出最好的竞选策略。但这只是白白浪费了一整天的时间而已。大家都缺乏和解精神，而且谁也提不出有效的竞选方针。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在相互抱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这次会议导致了会后竞选其他职位的共和党人开始躲着这位总统候选人，甚至避免和他发表相同的政纲。

在为戈德华特宣传的广告牌上、饰针上和汽车尾贴上都写着一句话：“你心里明白他是对的。”这句话有几分道理。在他的三本书和报上的800篇专栏文章中，他已碰触了许多看似神圣不可侵犯但理应受到关注的条条框框。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联邦政府机构的规模已比原来扩大了50~60倍。政府官员大多都很专横跋扈，一些政府自己在实施或鼓励他人实施的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了，其中包括诸如超额雇工、折耗津贴、维持农产品价格补贴和花生种植补助等政策。在这类问题上，戈德华特参议员的态度很坚决，因此千百万美国人心里清楚，或至少相信，他是对的。

麻烦的是，他还说过、做过、写过许多其他东西，有些非常荒谬。他曾提出以一美元的价格卖掉田纳西流域管理局。他也曾说希望把整个东海岸割开，让它漂出海去。他还把美国的大城市形容为罪孽深重的巴比伦。他多次鼓吹要废除农村电气化、取缔国家劳工关系局以及设立一个新的美国最高法院。美国人心里清楚，这些都是不对的。

他的敌手是美国历史上最为精明的政客之一。因此，戈德华特铠甲上的缺陷很快便被巧妙地暴露了出来，一再的暴露让他的形势很被动，而且从此再难翻身。主张进行核大战的立场更对他造成了致命打击。1963年10月24日，戈德华特在哈特福德演讲时曾说，他相信，如果授权北约组织的“指挥官们”在发生危机时使用战术核武器，那美国目前的军事规模可以缩减1/3。这样，原子弹问题就成了竞选中备受争议的话题之一，争论一直持续到竞选结束。

作为一个合法的竞选议题，洛克菲勒在1月的新罕布什尔州竞选中对此加以利用。在后来众所周知的“雏菊女孩”的电视竞选广告中，民主党可能做得有点太过了。该广告于9月7日首次在电视荧屏上播出。那天晚上，全国广播公司“星期一晚间电影”剧场播出的由格里高利·派克和苏珊·海华德主演的影片《戴维与巴思谢巴》突然中断，电视上出现了唯美的田园风光画面，一个小女孩正一边采下雏菊花瓣一边数着数儿，随后她的身影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原子弹爆炸和蘑菇云升起的震撼画面。看到这样的广告，共和党人不可能保持镇静。但戈德华特一直以来都未能澄清他在哈特福德所发表的言论。至少，他谈到核武器时的那种态度让人很不安。一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无论如何是不应该说出“扔一枚（原子弹）到克里姆林宫的男洗手间去”这种话的。一次，戈德华特本想清除原子弹问题留下的阴影，但《纽约时报》的查尔斯·莫尔却发现他在发言中使用诸如“按下开关”“原子大屠杀”“用核武器毁灭”的词汇不下30次。这可不能让人放心。民主党人恶意中伤道：“你心知肚明，他会那么干的。”

另一个葬送掉共和党获胜希望的议题是社会保障问题。麻烦开始于1月6日的新罕布什尔州。在回答一个问题时，戈德华特表示，他赞成以自愿捐献的方式来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第二天，新罕布什尔州康科德市的《箴言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为：《戈德华特设立的目标：终结社会保障》。尽管戈德华特提出了抗议，但自愿参加捐献显然就是这样。付给退休工人的钱必然来自年轻工人；如果可以，没有人会比这群年轻人更不愿纳税的了。针对这一问题，民主党的电视竞选广告中出现了两只手把一张社保卡撕毁的镜头。社会保障关系着数百万美国人的利益，要找到一个比这更受人关注的问题怕是很难了。

戈德华特还有其他困扰。他不但投票反对禁核条约，还在去年6月时，投票反对肯尼迪·约翰逊提议的公民权利法案。他这一系列的举动使得保守派报纸一家接一家地转向约翰逊，最后，连他自己也看清了后果。民意测验的数据从来没有像这样一边倒过。盖洛普统计显示，约翰逊的支持率高达65%，而戈德华特却只有29%。选举结束后，这位亚利桑那人谈到，他早就该意识到，早在这场竞选开始之前，一切就在旧金山完结了。他说，事实上8月的时候，他才意识到一切都毫无希望了。这多少有点马后炮的味道。都到10月了，他仍坚称自己能够获胜。不管他有怎样的期望，却从未借助过任何手段来提高胜算。他还劝诫那些对约翰逊不满的人（千万不要对当今总统怀有不敬）。戈德华特有一名叫克利夫顿·怀特的顾问，这个人制作了一部纪录片，名叫《选择》。这部纪录片以令人震惊的镜头记录了黑人在贫民区四处抢劫所引起的暴动。戈德华特认为这部纪录片充斥着种族主义，禁止其发行。在约翰逊竞选总统期间，曾曝出一件丑闻，总统的首席助理被控在公共厕所鸡奸而被捕。但是戈德华特并未利用这件事，甚至拒绝讨论此事。

这名被控的助理名叫沃尔特·詹金斯。他也是因为工作过度劳累，疲惫不堪，才会禁不起那种诱惑。否则，他也不会做出这种事。10月7日，詹金斯离开白宫数小时，前去参加《新闻周刊》华盛顿分社为庆祝新办公室成立而举办的鸡尾酒会。他喝了几杯后就离席前往两个街区外的华盛顿基督教青年教会，他知道那边地下室里的男厕所是同性恋者幽会的场所。不幸的是，华盛顿警方也熟知这一点。

晚上7点半左右，詹金斯和一名退伍老兵被一名一直在外面监视的警官当场逮捕。他们俩被押到警察局。到了警局后才发现，5年前，詹金斯就因同样的指控曾被逮捕过。新闻记者不愿将此事公之于众，但是，他们别无选择。因为迪安·伯奇想要人们关注“一件轰动华盛顿的新闻——白宫正拼命压制一条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事件”（这是一个较早的关于共和党右翼轻率使用这种说法的例子）。此事一经曝光，詹金斯就被确诊为“极度疲劳”而住进了医院。伯奇以及戈德华特的许多其他顾问都请求戈德华特利用此次机会，大肆渲染这一所谓的政府上层人物伤风败俗的惊人事件。然而，戈德华特却拒绝了这一请求。

约翰逊焦急地委托奥利弗·奎尔调查组对这一丑闻造成的选票流失情况进行调查统计。调查结果却出人意料，流失的票数少得根本不值一提，大众也很快就忘记了这个丑闻。出现这样的结果，一方面是由于戈德华特的宽容，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的注意力已从詹金斯事件上转移到国家外交事务上发生的三件令人震惊的大事上了。在10月15~16日的48小时之内，赫鲁晓夫被剥夺了一切权力，赶下了台；中国宣布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的保守党政府垮台了。白宫记者团都说约翰逊运气好，他确实运气不错。当伯德·约翰逊夫人和一群南部政府官员的夫人们一同南行时，她们乘坐的火车名为“伯德夫人专列，该火车有16节车厢。她们遭遇了强烈的诘难——这一定能在别的地方赢得同情，从而获得更多选票。

约翰逊在新奥尔良迎接伯德夫人专列，并在当地进行了一场精彩绝伦的竞选演讲。这场演讲是一次冒险——他反对参议员拉塞尔·朗的提议，强烈呼吁保卫民权，单是这一点就让人们印象深刻，而演讲的最后几句更是让人永远难忘。他呼吁停止盲从，然后又说要开始实施并遵守1964年的民权法案（“我不会让他们制造仇恨，不会让他们利用我的人民的偏见来收买人心”）。接着他说道，在萨姆·雷伯恩第一次进入国会的时候，他与一位身体羸弱的南方参议员谈了很久，那位参议员说，等身体恢复得差不多的时候，想再回家看看。约翰逊引述了那位参议员的原话：“我真希望能够南下，回到故乡，再次为人们发表一次民主演说。我觉得我还有一篇演说要发表。我可怜的南方同胞，30年来，他们还没听过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演说。他们在选举过程中听到的除了黑鬼还是黑鬼。”听众们先是愣住了，待到清醒过来，他们站起来向约翰报以长达5分钟的热烈欢呼。

约翰逊竞选时的其他一些情形却非都如此有利，尤其是在越南问题上。他谴责戈德华特在核武器问题上随意言说、逻辑不严密，这无疑是一剂强力的政治良药。民主党人已经禁不起更强的药力了。继“雏菊女孩”电视广告之后，9月17日电视台又播放了一个节目，但因为太不近情理，该节目只播放了一次。该片向我们展现了一位可爱的小女孩正在吃冰激凌蛋卷，这时突然传来一个声音说，锶毒化了空气，并提醒观众戈德华特曾投票反对禁止核试验协定。该参议员提出用原子弹可以摧毁胡志明铁路，此举被认为是其不负责任并且崇尚军国主义的例证。对于约翰逊来说，这可是个危险的话题。它会使选民想起美国正处于越南的激战之中，而把美国人送到那儿的可不是戈德华特。为了保持和平这一主题，总统向美国人民做出了一些人们不会忘记的承诺。

9月25日在俄克拉何马州尤福拉，他说道：“我们不想让我们美国的孩子去替亚洲孩子打仗。我们不想牵涉其中……更不想被困于亚洲的陆地战场，无法逃脱。”

在本次竞选活动中，该事件似乎已清晰明了。戈德华特建议美国派军队和飞机支持南越，约翰逊总统表示反对，并指责他鲁莽好战，不考虑后果。

随后他又于9月28日在新罕布什尔州的曼彻斯特说：“我想我们并没有准备让我们的孩子去替亚洲人打仗。现在的情况是，我一直试图让那些越南人按照我们的意见，使用我们提供的装备，自己去打仗……目前已有190名美国人牺牲了……我经常在深夜醒来，扪心自问，如果我走错一步，会造成多少美国人丧生……发动战争并不是什么难事……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会轻易发动战争。但是停止战争却是一件棘手的事情，这也正是我目前正在努力解决的难题。”

10月21日他在俄亥俄州的阿克伦说：“……我们不打算把我们的孩子送到9万或10万公里之外的越南去打仗，这场仗应该由亚洲人自己去打。”

10月27日他又在匹兹堡说：“只要我是总统，美国人就能有和平，就会有和平。”

一年之后，有个尖刻的笑话这样讲：一个女孩说，“如果我投票选戈德华特，那么6个月内，我们就会卷入战争。我投了他一票——我们就果真在打仗了。”的确，一个投票人，如果他的唯一动机是维护和平，而他又仔细阅读过报上发表的演讲，那么在1964年11月选举的时候，他肯定会投票选举约翰逊为总统而反对戈德华特。随后他就会像其他许多人一样，感到背叛。竞选期间，总统在埃尔帕索说：“今天我在此向大家保证，为了促进和平和自由，我在任何时候都将到世界的一切偏远角落，与所有人会谈。”而事实是，只要他觉得美国军队有能力对共产主义国家实施军事制裁，他就会拒绝越共和北越的一切回应，其中包括一些大有和解希望的举措。在竞选过程中，各方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似乎大相径庭。戈德华特提议派遣美国士兵和飞机支援南越，而约翰逊却指责他是不负责任的战争推手。而且总统当时显得很诚恳。然而，到了第二年夏天，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戈德华特提出的军事计划竟被约翰逊一一践行了，尽管他曾发誓反对这些军事计划。

11月3日，林登·约翰逊在选举中赢得又一个完整任期，入主白宫。他和休伯特·汉弗莱以多数票通过，在44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共赢得486张选举人票。戈德华特和众议员威廉·e·米勒只在亚利桑那州、密西西比州、亚拉巴马州、南卡罗来纳州、路易斯安那州和佐治亚州暂时占据优势，共赢得52张选举人票。国会民主党人也横扫了国会选举，他们在35个参议员席位中赢得了28个席位，使其席位总数达到68个，而共和党只有32个，并且民主党还占据了41个众议院席位。他们如今以2/3的多数议席（议院共有295名议员，民主党占了140人）主导着议院。尽管共和党确实在州议会上捷足先登，取得了一个州长的职位，但他们在全国一共只有17名州长，而民主党却有33名。

一条在华盛顿流传极广的竞选汽车标贴嘲弄地说，“万圣节扮成戈德华特吧！”贴有这条标贴的汽车并非都属于民主党人。选举当天，标贴作者与厄尔·沃伦在其住所共进午餐。让人印象最深的是，首席法官强烈表示希望戈德华特遭到惨败。沃伦和许多其他温和派共和党人一样，希望戈德华特的保守派被彻底击败。当灾难来临时，共和党人更加确信这一早已存在的真理：共和党人内部的争执远比民主党人内部的争执激烈得多。保守派不只是在选举中失败了，很多时候，保守派成员之间竟假装不认识对方。

理查德·尼克松或许很好地诠释了共和党人在党内的挫折与困惑。选举结束两天后，尼克松就严厉指责纳尔逊·洛克菲勒，怪他不肯帮助戈德华特，直接导致其选票流失。尼克松称这个纽约州州长为“分裂分子”。到了下个星期二，尼克松却有了其他想法。他一面敦促共和党人抵制“极端右翼主义”，另一方面又热切支持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所谓的“严肃负责的观点”。当时，即使是在共和党人中，尼克松的见解也已失去影响力了。与洛克菲勒不同的是，尼克松曾孜孜不倦地为竞选努力，结果这些努力都付诸东流了。虽然许多当事人表示理解尼克松在弥合党内罅隙上的努力，但这无益于解决任何问题。

对尼克松而言，这几年相当平静，从其他方面来说，也算得上好年头。他赚了很多钱，并且有时间阅读及思考。除了外出演讲，私底下，他就是一位普通的父亲。竞选开始那星期的星期日，他的黑白花色的西班牙长耳小狗切克尔斯死了，当时他安慰了他的女儿。早在1952年，尼克松就把这只狗当作一份政治资产，它活了12年。（10月他在艾奥瓦州竞选时，有人送给他一只西班牙长耳小狗，并建议取名为切克尔斯二世，但他把它转送给了别人；只能有一个切克尔斯啊！）选举结束8周后，纽约州举办了一次初进社交圈的少女的国际舞会游行，当时他的女儿特里西娅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他一直陪着他的女儿。第二天正好是1964年除夕的前一天，尼克松在切克尔斯的坟上安了一块墓石。许多人都认为这一举动相当有象征意义。

直到1964年11月，林登·约翰逊都是在肯尼迪总统的阴影下治理国家，而现在他依靠的是自己的力量。肯尼迪传奇在美国民众心里仍然影响巨大——国会山两个最具吸引力的人就是纽约州选出的现任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以及在马萨诸塞州以90多万张选票的极大优势重新当选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可是现在约翰逊却坐上头把交椅，华盛顿的一些事物也充分反映了这一情况。在酒吧最常听见的歌曲是《得克萨斯之眼》和《得克萨斯的黄玫瑰》。15号街的财政大楼旁边，有一个华盛顿酒店，在酒店的大厅里，经常可以看见许多脚穿牛仔靴，头戴牛仔帽，身着正装的中年男子来来往往。华盛顿让外来的游客觉得这是一座边疆城市，其实美国其他地方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一切开放，怎样都行的60年代已经来临。

1964年，加利福尼亚州设计师鲁迪·根赖希推出了一款裸胸游泳衣，引发了一系列新潮流。一些高级夜总会开始打起“裸胸”女子的招牌招揽顾客，但很快这也不稀奇了；像在美国其他大都市里一样，国家档案局附近的那些华丽的华盛顿卡巴莱餐馆里，女招待袒胸露乳地走来走去，她们的乳房随之摆动十分招摇。接着玛丽·匡特在伦敦设计出了超短裙。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女们和妇女们穿的裙子，一寸一寸地缩短，逗弄着人们的感官，直到迷你裙出现，人们早已司空见惯。至此，只有女人最漂亮的大腿才能吸引人的眼球。

当时剧院中裸露成风，在60年代中期快结束时，半裸已成为社会时尚。透明或者一眼就能看透的裙子最为时兴。伊夫·圣罗兰生产出一种仅用几片金属圆亮片半掩乳房和胯部的薄纱裙。在意大利，服装设计师福克特发明了一种能轻挂于人胯部的南海短裙，他还用连串的珠子代替上衣。稍稍害羞一点儿的女人穿短裙时要么穿一件名为紧身连裤长袜的内裤，要么穿“滑稽内衣”——一件浮华鲜艳的内衣。人们透过纱罩一眼就能瞥见女人们的裙下风光。一旦更大胆或更漂亮的女人穿上这样的衣服，就会更加炫目了。女人们自腹部的裸露范围也向上下两边扩展得更加厉害。当史密森学会搜集到一些更奇异的新礼服时，艾奥瓦州共和党众议员格罗斯在众议院中起身表示抗议。

新生的年青一代坚持他们的言论自由权，随意表达他们觉得“合适”的东西。一时间，“合适”和“承诺”这样的词都变成了一种流行用语。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见证了“言论自由运动”的兴起，该运动在加州简称FSm，是众所周知的。这一运动反倒引发了20世纪60年代第一次重大的学生与政府间的对抗事件。FSm组织成立于1964年夏末，是由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组成的一个联盟，其思想体系囊括了从戈德华特主义到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意识形态。他们所有人联合起来反对大学当局禁止学生在校内呼吁政治权利，也反对学校阻止他们将针对公民权利的示威游行扩展到校外。在马里奥·萨维奥（一个来自纽约的22岁的哲学专业学生）的带领下，学生们发起言论自由运动总动员，由此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学的董事会成员正试图把校园变成一个集中营。这次阴谋的目的正如他们所目睹的那样，是把整个伯克利分校变成一个培养白领技术人员的职业学校，把它变成像企业、银行、出版社、军队和保守工会一样的现有制度下的机构。萨维奥大声疾呼：“是时候躺在机器上阻止它运转了！”

1964年9月14日，秋季学期开学的前一周，动乱开始了。从此，无论是伯克利分校还是美国其他任何大学再也回不到从前了。那些把“言论自由运动”称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人根本没有抓住关键。它实际上是无政府主义的，同时蔑视一切辩证法。一名支持该运动的研究者称：“一切旧的标签都已过时，如果‘言论自由运动’中真有正统的共产主义分子，他们也不会有重大影响。”有时，该运动对理性的不管不顾简直过于荒唐。当警察把萨维奥和他的800名追随者从发生叛乱的中心斯普劳尔厅拉出去的时候，萨维奥高喊：“太好了！我们终于可以让校方接受我们的条件了！”

次年3月的一天，太阳懒洋洋的，一个赤脚长发的青年在伯克利校园的正门前示威，手里举着一块蓝底的标语牌，牌子上写着一个4个字母拼成的下流词语。他名叫约翰·汤普森，不是学生，而是一个未出版过作品的诗人，同时也是所谓的伯克利“秘密社团”的一员。这个社团由一些无名作家和政治上的激进分子组成，20世纪60年代后期发生的骚乱不少都是由他们挑起的。第二天，又有十几个青年来到校门口，举着类似的标语牌。其中一个人还对着校园里的扩音器大声念出他标榜的那个词，另一个人则对着逮捕他的警官大声朗读了《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的一段。“言论自由运动”的参与者中没有人去保释汤普森和他的朋友们。校报发文反对这一“肮脏言论运动”，用当时时兴的话说，他们怀疑这些怪异的改革者是在玩弄他们。

然而，他们的示威，以及那些禁忌字眼的新用法却是20世纪60年代所特有的，并成为反抗束缚的宏大反叛运动的一部分。汤普森和他的朋友们经常拿言论自由运动开玩笑，但许多严肃的作家都郑重其事地对待他们使用语言的权利，而那些语言在今天已被禁止。他们认为这是经最高法院同意的（他们是合法的），从长远来看，他们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可能比萨维奥所倡导的非暴力反抗更为持久。更衣室里的语言一被印刷出来，就被搬上了舞台。例如戏剧《灵欲春宵》在百老汇共上演664场后，于1966年又拍成了电影——最后成为文化符号出现在了形形色色的社交场合。老顽固们最早开始使用那些语言，后来在年轻人中间也开始流行。在曾经称之为文明的社会里，人们常常从一些最可爱的美人嘴里听到一些过去只在无异性参加的场合中才会有人使用的盎格鲁–撒克逊短语。较为保守的老一代人听到这些话时常感到万分惊愕。

就像避孕药和新兴的裸体时尚一样，“言论自由运动”的发展也反映了一种正在形成的新生活方式及新的道德观念。对于多数的老一辈人而言，这些根本毫无道德可言，不过是和蓄长发，建立嬉皮士聚居点一样的把戏。但是，对于“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中那些追随戈德华特的人来说，这种禁果的诱惑力相当大。“争取自由青年美国人”组织从来不参加反战游行，也不看杂志《堡垒》。不过，灯一熄灭，他们就像色情嬉皮士一样活跃。对偶尔通奸者的一次调查显示，他们多数是留短发，在政治上保守的人。一名常与保守的享乐主义团体打交道的洛杉矶企业家对记者说道：“这是你所不知道的美国。那里的人规规矩矩的，不穿拖鞋，也不留胡子——青年男女过着极其平常的生活。那里的美国味之浓，简直令人难以想象。”

大学早就为男女交往提供了场所，但是，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要想在校外找一个动人、合适又风流的异性，还得花大量时间和金钱。现在，连这种情况也在改变。就在约翰逊·戈德华特参选前两年，卡茨基尔斯的格罗辛格饭店才首次在周末接待单身男女。当时没人知道，这只是另一个运动的开端。1964年，驻扎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的海军少尉迈克尔·奥哈罗感到孤独寂寞，于是为其他未婚男女青年——军官、专业人员、飞机上的女招待、教员、模特儿、秘书和职业女性，举办了一个派对，从而开创了一种新的生财之道和生活方式。3年后，奥哈罗退伍，开始担任“下级军官和专业人员联谊会”的主席，该协会拥有3万名成员，12个地方分会以及50名职员。那时，它已能为单身男女安排去风景名胜度假，并组织只限于未婚男女参加的巴哈马游艇海上漫游或欧洲旅行团，提供奥哈罗联谊会的会刊《夜信》这一仅供单身人士阅读的杂志。当然，奥哈罗也有竞争者。在旧金山，寂寞男女可在“保利之家”聚会；在芝加哥，有所谓的“商店”，在达拉斯，有“感谢上帝，今天是星期五”会所，在曼哈顿，则有“拉夫先生之家”和“星期五聚会”。

这一切的必然结果便是综合公寓的兴起。未婚男女可以在此租房生活，这样一来，他们可以在任何时候彼此来往，于是这类公寓也就应运而生了。从某方面来看，这也是时代分化的一种体现——同龄群体趋于离群自居，而这就造成了许多误会，进而演变成后来人们所谓的“代沟”。最早这样做的并不是年轻人，而是老年人。1960年，德尔·韦布在亚利桑那州建起了第一座“退休城”。像奥哈罗一样，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而引发了效仿的热潮。到1965年，便出现了第一个单身男女居民点，即洛杉矶托朗斯郊区的南湾俱乐部。当南湾俱乐部尚在建造时，里面的248套公寓就已全部租出。最后该公司总计盖了13座这样的综合公寓，其中一座位于凤凰城。共有租户8 000人，他们可以在一起玩桥牌、参加圆桌讨论、举行烧烤聚会、组织化装舞会和品酒会，他们甚至可以同居，也不必担心被对方的妻子或丈夫撞见。

很自然的，在单身男女圆桌讨论会上常谈论的一个话题就是如何避孕。另一个话题则是婚姻枷锁，他们常常质疑：“婚姻有什么值得拥护的？”婚姻不过只是60年代中期许多遭受攻击的社会制度之一而已。再没什么是神圣庄严的了。在1966年的复活节前一周，《时代周刊》在其封面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上帝死了吗？”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神学辩论。还出现了一条令人难忘的汽车标语：“上帝还活着，但藏在阿根廷呢。”在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古腾堡的灿烂群星：印刷者的诞生》（1962）和《理解媒介：人的延伸》（1964）中，那些阅读《时代周刊》或任何其他报刊的人都被贬损为老古董和“不知变通者”。

60年代中期的那些反传统活动并不总是有利可图的。1962年拉尔夫·金兹伯格出版了《性爱》一书，但邮局认为该书是淫秽读物，结果他被判入狱5年。1964年他出版了《事实》，书中包含了一些关于巴里·戈德华特的虚假信息，戈德华特因此提出控诉，最后获得了7.5万美元赔偿金。1967年，金兹伯格发行的《先锋》也失败了。另一个失败的尝试者是卡修斯·克莱，不过起初谁也没料到他也会进入反传统的领域。他以重量级拳击比赛史上的最快速度，在一分钟之内击倒了桑尼·利斯顿，赢得了世界冠军。夺冠之后，他却加入了黑色穆斯林，改名为穆罕默德·阿里，并以良知不允许为理由拒不接受征兵，这一切使拳击迷们感到莫名其妙，最后，他也和金兹伯格一样，进了监狱。

在这个变幻莫测的年代，任何人都有可能犯错。战略空军司令部作为美国核攻击力量的监督部门，理应十分谨慎。然而，美军的一架B–52轰炸机却在西班牙海域上空与一架喷气式加油机相撞，还投下了4枚氢弹，此事吓坏了美国，欧洲方面就更为惊愕了。诺曼·梅勒算是声名在外的擅写小说的作家，然而，1965年，他沉寂10年后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美国梦》却遭到无情的批评。据说林登·约翰逊为了维护作为总统的尊严，曾下定决心抵制一切庸俗潮流。但他却在手术后，撩开衬衣，让新闻摄影记者拍摄他的伤疤。加利福尼亚主教派教会主教詹姆斯·派克在被控宣扬异端邪说后，辞去了主教职务，转而开始研究招魂术，还写了一本名叫《另一个世界》的书。后来他在朱迪亚沙漠失踪。人们找到他的时候，他双膝跪地，已经死去了。22年来，人们都认为贝蒂·格拉布尔和哈里·詹姆斯是比弗利山庄最幸福的一对夫妇，然而，他们最终却在拉斯韦加斯离了婚。

任何事物都不是其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亚拉巴马人在选举州长时竟然投票“选举勒利恩”，并解释此举是为“让乔治去做”。激进的黑人认为自己是因种族间的紧张关系才采取所谓的非法行动，而1964年，另一群来自中产阶级的黑人在布鲁克林的克朗高地区成立了义务警员组织，以最严格的方式执行法律。《华尔街日报》抱怨说，常春藤联盟大学的毕业生很少有人从事工商业，反而选择到教堂、工会、和平卫队和一些争取民权的组织中去任职了。这篇报道打击了众多美国人的信念，他们一直认为上大学是为了多赚钱。甚至连冷战都不是以前的样子了。1966年，美国和苏联在莫斯科和纽约之间开通了直飞航线，泛美航空公司和苏联航空公司的飞机，每周往返一次。

1964年，影片《奇爱博士》逐渐淡出电影院线；到1965年，完全被《日瓦戈医生》取代。日瓦戈医生的形象使得厚毛皮帽、长及大腿根儿的高筒靴以及衣摆及地的大衣成为风行一时的装束。1965年，滑板取代了呼啦圈成为新的流行时尚，其制造商获利高达1亿美元。当第一次滑板大会在加利福尼亚州阿纳海姆举行时，三大广播公司的电视网都进行了实况转播。《滑板季刊》的发行量达到了5万份。后来，又出现了一种超大皮球玩具，风靡一时的滑板也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这一年自行车又开始流行，并且热度持续了很久。当年自行车的销量高达600万辆，长岛铁路还特意为需要长途上下班的乘客预备了自行车架。

美联社的一名记者注意到，1965年是“越复古，越时髦”的一年。在许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商品中，竟有人想买流苏吊灯和水手装。喇叭裤一下成为潮流。25岁的商业艺术设计师彼得·马克斯当时就预见到会出现“一股影响深重的青年之浪——青年革命即将来临”。为了迎接这次革命的到来，他还创造了一种迷幻艺术。仅用了5年时间，他所设计的装饰画、招贴画以及头巾图案就给他带来了200万美元的收入。在流行艺术的杰作中，有一种女士腰带，其背面画着一只极大的眼睛。“怪异风”一词开始在语言中出现，人们常用它来形容羽毛围巾、沙发垫巾、泡泡糖画片、秀兰·邓波儿的照片以及大西洋城的纪念品等商品。亨弗莱·鲍嘉和珍·哈露主演的电影重新上映，有一阵子女孩子们都打扮成哈露的样子。最叫座的影片有《吉姆老爷》《痛苦与狂喜》和两部很有深意的滑稽剧——《女贼金丝猫》《风流绅士》。

哈里斯民意测验显示：“富裕且受过良好教育的美国成年人对电视的兴趣日益降低。”三大电视网似乎都在极力寻找观众最低级的庸俗趣味。实际上，它们均摆脱不了尼尔森的评价。（《纽约客》评论说，“这是不可避免的，它和数学定理一样清楚明白。”）联播节目质量下降的局面使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备感痛心。当年爱德华·默罗主事的时候，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曾风光过一段时间，他们的节目也受到了知识界观众的欢迎。而现在，在小詹姆斯·奥布里的领导下，却只播放一些神秘剧、乡野喜剧和春宫片似的节目。

1965年，艾德莱·史蒂文森和温斯顿·丘吉尔相继去世。埃德加·胡佛依然健在，并掌管着联邦调查局，不过，他也在老去。联邦调查局的数据表明，美国犯罪率在一年内增长了11%，而总统的推行法令伸张正义委员会推断，实际犯罪案件的数目可能是上报案件的3倍。社会上的抗议活动在违法案件中呈上升趋势。1965年3月24日，密歇根大学举办了一个12小时的通宵反越南战争宣讲会，这绝对是合法的。但后来出现的那些裸体会、睡觉会、性爱会就不一定合法了。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布鲁克林分会的领导人威胁要在1964年4月22日纽约世界博览会开幕当天搞破坏，他们要通过让交通堵塞来示威——使上千辆汽车因油耗尽导致中途停车，形成混乱。结果他们竟使参加开幕式的群众从25万左右减少到92 646人。最后有将近300人被捕，其中包括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全国负责人詹姆斯·法默。

美国暴力事件的恶劣依旧让人胆战心惊。1966年夏，一名叫理查德·斯佩克的临时工在芝加哥谋杀了8名护士学校的学生。两周后，得克萨斯大学优等生查尔斯·惠特曼，爬上该校在奥斯汀的27层高的水塔顶，向下面路过的行人开枪，导致14人死亡，30人受伤。3个月之后，一名18岁的大学生携带手枪跑进亚利桑那州梅萨市的罗斯·马尔美容学院，开枪打死了4名妇女和1名儿童。他对警察说，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奥斯汀杀人事件的启发。他说，他想“出名”，就像斯佩克和惠特曼那样。

两个有极端意识形态的议员遇到了麻烦。亚当·克莱顿·鲍威尔曾把一个哈莱姆区（纽约黑人住宅区）寡妇骂作“警察局的帮凶”；她已经获得了法院判给她的精神损失赔偿金，但鲍威尔对此判决非但不理会，还逃离了纽约。康涅狄格州的参议员汤姆·多德因滥用竞选资金和向联邦德国商业利益代理人兜售其影响力而受到其同僚的责难。一名纽约的便衣警察潜入一个密谋炸毁自由女神像、自由钟和华盛顿纪念碑的阴谋集团内部。参与该活动的阴谋者们可谓形形色色：魁北克独立分子、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崇拜者、黑人民权运动的拥护者及北越后备军支持者。在纽约，有一家“分时度假的社团”专门联系那些愿意在假日交换房屋度假的房主们。在马萨诸塞州东部的一个小城市里首次传出有年轻夫妇交换配偶的爆炸性新闻。一个旅行社曾这样为推广日本的柔道体验之旅做广告：1396美元让你体验两周的大汗淋漓。瓦萨尔大学校长莎拉·吉布森·布兰丁曾警告过校内的1450名女学生，她希望她们最好不要乱来，不然就得离开学校。杰克·瓦伦蒂告诉一群广告人：“我每晚都睡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安心，因为林登·约翰逊是我的总统。”

杰克·鲁比一案于1964年2月17日在达拉斯开庭审判，并于3月14日进行了有罪判决。他的律师梅尔文·贝利大声喊道：“这是一个‘袋鼠法庭’ ，一个迫害人的法庭，这些大家都知道。”后来，鲁比于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于狱中。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就一项外交政策发表重要演讲，警告美国人：除非美国立即抛开各种粉饰美化自己的神话，否则他将与政府决裂。教皇保罗六世10月在纽约逗留了一天，并在联合国大会上致辞。新一任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似乎下定决心要向约翰逊表示出极大的忠心，他模仿一个阿维斯租车广告的口吻说：“我是二把手，我必须加倍努力。”一些观察家怀疑赢得民主党候选人资格的两位总统是否会演变出一种施虐与受虐的关系。总统似乎是很享受羞辱这位副总统的过程。他对记者们说：“小伙子们，我刚刚告诉休伯特，我手里可攥着他的把柄呢！”

1966年，《音乐之声》成为电影史上最有影响力的影片之一。人们奔走相告：“你们最好相信这全是真的。”在黄金时段，电视中播放的几乎全是彩色节目。又有两个职业橄榄球联盟合并了。《娃娃谷》 和《逃避审查之道》则是当时两本最畅销书籍。在百老汇，《歌厅》 和《妈姆》成了盛极一时的歌剧。戴维·梅里克在拍摄《蒂凡尼的早餐》这部影片时投入了50万美元，但并未取得成功。有一个服装公司销售一次性纸质衣服，该裙子一盒只卖1~ ２美元，穿脏了就可以直接扔掉。新型男性化妆品包括假睫毛——所谓的“时髦睫毛”，以及剃须后用的粉扑——“指节铜环”。1966年夏，对于旅行者来说，真是糟透了。因为航空公司遭遇大罢工，此次罢工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付出代价最高昂的罢工。五大主要航空公司的飞机停飞43天。那年秋季，在世界棒球联赛中，道奇队在与巴尔的摩队的对阵中连输4场。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张古怪的汽车保险杠贴片上写着：玛丽·波平斯是个瘾君子。

60年代中期，因劳资纠纷，纽约人度过了279天没有报纸的日子。《世界电讯报》《美国人报》和《纽约先驱论坛报》合并成一家，更名为《世界论坛报》，这家报纸仅发行了9个月就停印了。190年后，迷信最终战胜了两美元纸币，1966年8月10日财政部下令停印两美元面额的纸币，因为“人们不再需要它”。

1966年的秋季选举是美国政治的一个转折点。美国社会对贫民区暴乱和民权运动游行的怨恨结合起来，这让白人的强烈反应第一次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再加上通货膨胀，货币利率居高不下，抵押贷款短缺，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这种强烈反应为共和党候选人提供了跳板，乔治·罗姆尼和纳尔逊·洛克菲勒凭借巨大优势重新当选。参议院议员中也加入了不少来自共和党的新面孔，比如，田纳西州的小霍华德·贝克、马萨诸塞州的爱德华·W·布鲁克、俄勒冈州的马克·哈特菲尔德和伊利诺伊州的查尔斯·h·珀西。新上任的共和党州长有：加利福尼亚州的罗纳德·里根和马里兰州的斯皮罗·T·阿格纽。虽然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只增加了3个，但再加上8位新州长和众议院的47个席位，他们得到的比在1964年失去的还多。但在这时，约翰逊却对立法失去了兴趣。他在越南战争泥潭中越陷越深，认为这场战争的结果将决定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据他的弟弟萨姆·埃利·约翰逊称，他每天半夜三点就“从床上爬起来，然后睡眼惺忪地披上件睡衣，穿着拖鞋下楼，到白宫底层的情报室听取从西贡传来的最新战报”。

约翰逊日益从人民中孤立出来。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这位从肯尼迪时期起就担任国防部长的元老级人物也对这种通过单纯的武力打击就想让敌人投降的作战方式越发没有信心。麦克纳马拉整天都在钻研他的完美计划，想要在越南中部筑上一道电子屏障以阻止北越的渗透。当他放弃这一计划的时候，他就已经对军事技术彻底丧失了信心。不久，沃尔特·罗斯托就成了白宫越南问题的首席顾问。他与这位备感孤独，心烦意乱的战时总统的关系，就如约翰逊的另一位助手所说的那样，“完全和拉斯普金与被围困的沙皇一样。”保守的第90届国会将与罗斯托一起怂恿约翰逊继续战争，批准巨额的军事拨款，让他在越南战争的泥沼里越陷越深。

事已至此，似乎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其实本可以是另一番情形的。约翰逊击败戈德华特后，人们对他的赞许是真诚的，美国上下都支持他。他的目标一直是国家的目标。那时，他和他的人民都信心满满。很少有人正确地估计到那个“露着屁股的四等小国”（约翰逊有一次曾这样称呼越南）所能造成的威胁。第一家庭中却有一个人惴惴不安。1965年年中约翰逊夫人曾说过：“我只希望外交问题不要再增加了。这可不能代表林登总统时代。” fLA0YKtcVdxnXJ0Betd4rztUdj42DRX57in3D3m/zvMW3sG9Mf4P43ax7cWgcj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