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

谢娘别后谁能惜？飘泊天涯。寒月悲笳，万里西风瀚海沙。

——《采桑子·塞上咏雪花》

纳兰性德是清代词坛的一个“异数”。所谓异数，不光指他以濡染汉文化未久的满洲贵介公子之身昂然屹立于清词坛坫，成为词之中兴期屈指可数的几座高峰之一，更由于在如今学界和大众皆普遍漠视清词的大背景下，纳兰独能赢得广泛的青睐，获致超常的“礼遇”。据台湾黄文吉教授的统计，1912—1992八十年间计有清词研究成果1269项，其中纳兰独得171项，仅次于另外一个更大的“异数”王国维而屈居次席。其后的十几年来，关于纳兰的研究更是风起云涌，恐怕早超过了前八十年的总和。降而论之，在梁羽生名著《七剑下天山》中，纳兰曾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配角出现，金庸《书剑 恩仇录》里陈家洛与乾隆皇帝首次对话引用的也都是纳兰词作。而据媒体报道，北京近年出现了规模很不小的“纳兰追星族”，甚至到了定期沙龙集会的程度。造成这种种令人惊讶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有一点恐怕必须考虑，那就是在纳兰的文学创作成就之外，这个惊才绝艳的词人身上那种“不是人间富贵花”的神秘而凄美的情怀像磁石一般散发出的强劲而持久的吸引力。

纳兰性德生于顺治十一年甲午十二月十二日（公元1655年1月19日，一般习惯上作前一年），原名成德，以太子胤礽小字保成，避讳改今名。后保成正式命名胤礽，性德乃复用“成德”之名（徐乾学《皇清通议大夫一等侍卫进士纳兰君墓志铭》），然一般皆以“性德”称之。字容若，取别号楞伽山人者或在康熙十七年或稍后，系与爱妻卢氏卒及任侍卫之无奈情绪有关。先世为海西女真的叶赫部族，明代末叶为建州女真所吞并。性德曾祖姑被努尔哈赤纳为妃子，生清太宗皇太极。纳兰家族属正黄旗，嘉庆初王昶编《国朝词综》，记作正白旗，乃系疏忽所致。震钧《清朝书人辑略》、梁令娴《艺蘅馆词选》依《国朝词综》之说，并承王氏之误。其父 明珠，累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太傅，为康熙朝前期著名权相之一。性德十七岁（1670）以诸生贡入太学，次年举顺天乡试，再次年会试中式，以寒疾未应殿试。康熙十五年（1676）正式成进士，选授三等侍卫，寻晋一等。清初制度，侍卫不仅是侍从武官，出入扈从，且主传宣，与闻机密，是非常重要的职务。纳兰深得康熙帝眷爱，如果不是早逝的话，其政治前途将不可限量。

但就是这样富贵至极的家世，纳兰身上却非但毫无新贵的骄矜倨傲，反而情思抑郁，“惴惴有临履之忧”（严绳孙《成容若遗集序》），屡屡声称“德也狂生耳。偶然间、缁尘京国，乌衣门第”、“身世悠悠何足问，冷笑置之而已”（《金缕曲》），甚而每当登临出塞，特多萧条凭吊之语，如“马首望青山，零落繁华如此”（《好事近》）之类。如此特殊的心迹，使他能够在清初满汉之大防非常严峻的时段获得很多世所称“落落难合”的“一时俊异”，如陈维崧、朱彝尊、顾贞观、严绳孙、姜宸英等的友情。就中他与顾贞观尤其交称莫逆，并应贞观之请营救“科场案”名人吴兆骞，并生馆而死恤之，被普天下传为佳话。这些矛盾悖反的现象集于一身，使这位 天才贵公子愈发显得迷离莫测，自然也引起了种种匪夷所思之猜度。有人说他因先世为爱新觉罗氏所灭，故怀隐恨于清王朝，有孤臣孽子之心绪。有人则以为他奉有康熙帝“密旨”之类笼络监视汉族文人。凡此皆无根无凭，作为思路不妨事，引为实据则容易闹笑话。

康熙二十四年（1685）夏五月，刚过而立之年的纳兰性德永远阖上了他英迈多情的双眼，令时人也令后人满掬同情惋惜之泪。其早逝的直接原因自然是纠葛缠绵了十余年的寒疾，可他因为官场倾轧、爱妻早丧所造成的双重凄苦心理也不应漠视。纳兰身后，其乡试座师徐乾学为刻《通志堂集》二十卷，内有赋一卷，诗、文、词、渌水亭杂识各四卷，杂文一卷，附录二卷，可以觇见其经史文辞多方面的造诣。其中词集先后以《侧帽》、《饮水》名之，今存三百四十余首，得名最盛，当时即有“远轶秦柳”、“传写遍于村校邮壁”之说（徐乾学《通议大夫一等侍卫纳兰君神道碑文》）。纳兰于词不喜南宋诸家，好研习五代北宋之作，而最爱李后主，其《渌水亭杂识》云：“花间之词如古玉器，贵重而不适用；宋词适用而少贵重。李后主兼有其美，更饶 烟水迷离之致。”其自身情性气质、词风的幽艳真挚、令人不忍卒读的凄婉确也近乎李煜，而其实他并不自缚于南唐一家，某些篇章中特具的那种豪放苍茫绝非后主所能包举。此殆由时代升降之故，可也不必讳言天挺其才的罢。

就题材论，纳兰成就最高的无疑为爱情词，个中悼亡之作又为翘楚，足称“北宋以后，一人而已”（王国维《人间词话》）。其余如塞外旅愁、友朋酬赠之作亦极有特色，在词发展史上作出了卓特的贡献，因而无愧于满洲第一大词人之地位论定，也无愧为整个清代最伟大的词人之一。但这也就是对他最高的评价了，有人出于偏好，对某些旧说不加审辨，竟直接谥之以“清代词坛第一人”，甚至“清初学人第一”，那就未免有点过分了。这样不切实际的夸张只能造成歪曲和混淆，并无助于认知纳兰的真实面目。

前人论清词，称最著名的三家云：“竹垞（朱彝尊）以学胜，迦陵（陈维崧）以才胜，容若以情胜。”（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论纳兰而拈出一“情”字，堪称目光如炬，由此且可引申出不少问题。

首先，王国维《人间词话》对纳兰有一个很著 名、为人所熟知的评价：“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其言说的核心其实也是一个“情”字，只不过深化成了“自然”之“情”。观堂先生的评价是很精辟，也高妙的，所以一直被人津津乐道，但对于“未染汉人风气”则还需要做一点深入的辨析。前面我们说过，纳兰论词最推尊后主，不少学者还指出，他在实践中学习冯延巳、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甚至学东坡、稼轩的地方都不少。再从其词的题材与情感特征来看，对爱情的忠贞、对官场污浊的厌恶、对兴亡繁华的悲慨，也无不打上了汉文化悠久深长的烙印，而不是新兴的满洲一族所能具备的。在这个意义上说，恰恰不是“未染汉人风气”，而是经历过很深厚的汉文化的濡染与浸润，纳兰才能成其为今日之纳兰的。所以，观堂先生的“汉人风气”之真意应该是指明末以来文坛上飘荡的那种浅薄堆砌、骨格卑下的风气才对。

其次，正因纳兰主“情”，大抵探喉而出，无多雕琢，所以词坛久有“小令当行，长调多不协律”之说。还是谢章铤氏敏锐地指出：“长短调并工者，难矣哉！国朝其惟竹垞、迦陵、容若乎？”这是很 公允的说法。纳兰小令久孚盛誉，但长调或凄恻顽艳，思深骨俊，或风鸣万窍，怒涛狂卷，其造诣、魅力绝不在小令之下，因而本书所选也不少。以故，那种因偶尔的音律不协即否定其长调成就的说法乃系偏颇拘墟之见，而冲破此类似是而非的“定论”正是我们准确全面评价纳兰词的重要基础。

再次，纳兰之主情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很有目的地要高扬性灵之旗帜，欲在词坛上有所作为的。顾贞观《答秋田书》云：“吾友容若，其门第才华直越晏小山而上之，欲尽招海内词人，毕出其奇远。方骎骎渐有应者而天夺之年，未几辄风流云散。”这是一段关于清初词坛史实的忠实描述。纳兰与顾贞观曾在康熙十六年（1677）刊刻了他们合作编选的《今词初集》二卷，选录清立国以来三十年间一百八十四位词人的作品，作为别树一帜的理论准备。毛际可概括本编宗旨为“舒写性灵”，可见，他们二人本来很有可能建起一个与阳羡、浙西争胜，从而三鼎足于词坛的“性灵派”的。可惜随着纳兰的英年早逝，顾氏伤心之余，离京南下，披读于积书岩，这个已经呼之欲出的词派也胎死腹中了。这真是令人掩卷长叹的难以弥补的遗憾！

本书以通行的《通志堂集》为底本，参以其他刻本，在全部三百四十余首词中选出一百余首加以注析，排列一以《通志堂集》为序。其选自《通志堂集》外者，则依赵秀亭、冯统一先生《饮水词笺校》。写作过程中，主要参考了《饮水词笺校》与张草纫、张秉戍先生的两本《纳兰词笺注》，大受启益的同时，也对几位先生的某些看法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其有戆直不恭处，敬乞前辈先生鉴谅。

最后要说明的是，尽管本书由我最后写定，但其中也包含着迪昌师的很多心血。不仅在注释、赏析的很多环节中，依然保存着我与迪昌师合作《纳兰词选》的某些痕迹。即便是很多不同的选目、完全重写的赏析文字，其间也大多有着迪昌师的发蒙启愚之功。像以前出版过的几本小书一样，我还是把这一本微薄的词选献给迪昌师，作为师生情缘的又一份纪念。时光渐行渐远，但总有一些情感会愈久愈醇，不至随人天永诀而磨灭。我固执地相信这一点。

马大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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