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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感受或想象，广泛存在于人们心头，尤其北方那些宗藩、官僚、将军和富室。自从北方局势恶化以来，南逃之人便络绎于途，其中有两种人需要格外注意，一是手握重兵的武人，一是王室宗亲，他们对以后的事，都将施加重要影响。
早在4月中旬（旧历三月初）京师陷落以前，各宗藩就开始“弃藩南奔”，时间大致在4月10日（三月初四）左右，他们不约而同奔淮安而来。截至4月27日，淮安已出现了四位亲王，分别是来自开封的周王、来自卫辉的潞王、来自汝宁的崇王，以及领地在洛阳、数月来一直流浪的福王。
计六奇说，最早到达的是周王（三月十一日以前），其次福王（三月十八日），最后是潞王（三月二十一日）。
其他作者所记，一般是福王与潞王同时抵达。文秉《甲乙事案》则说诸藩并至，还描述了当时的场面：
是时，各藩俱南奔，淮抚路振飞亲驻河干，以令箭约诸藩，舟鱼贯而进。
关于其中经过，一种说法是正月庚寅日（1644年大年初一）闯军破怀庆，暂栖于此的福王逃脱，北上卫辉依附潞王，复于三月初一随潞王南至淮安。
另一种说法，河南大坏后周、潞、崇三王各自逃出，在曹州汇集，由水道南下；途中，四处流浪的福王看到这支船队，“乃趋入舟边，诉履历于三王”，所幸舟中有两名太监原在福王府供职，“识故主”，为之作证，这样福王才为三王接纳，“遂同舟下淮安”，这是当时南京市民广泛口传的故事。
离乱之世，各种说法也许都不确凿，我们能够注意的，是福王在其中格外惨淡的处境。
计六奇又说，在淮安那段时间里，福王“寓湖嘴杜光绍园”，周王、潞王辄以“行舟皆泊湖嘴”
。这也是一个要品味的情节。虽说诸王均在流亡中，其他人却“各以宫眷随”，都还保持着亲王的派头与生活，“独福王孑然，与常应俊等数人流离漂泊”
，“葛巾敝袍而已”
。福王一家是王室近支中最早的落难者，1641年春，洛阳陷落，老福王朱常洵被李自成杀而烹之。福世子自此家破人亡，以至形如乞丐，该年二月，有大臣根据河南来人所述，向崇祯皇帝汇报福世子近况：“问：世子若何。曰：世子衣不蔽体。”时在隆冬，难怪崇祯闻言为之“泣下”，“发三万一千金”派司礼太监王裕民专门前往“赍赈”
。1643年，崇祯批准他嗣位福王
，但此时崇祯自己已穷于应付、捉襟见肘，嗣位只是虚号，恐怕连两年前的“三万一千金”也拿不出来了，福王实际处境不会有任何改观，依旧沦落底层，一文不名。眼下，船队驶入淮安时，周王表现阔绰，“出行赀给赏淮安各义坊”
，以此为见面礼；反观福王，却“槖匮，贷常淓（潞王）千金以济”
。所借这笔钱，或即搬出舟中“寓湖嘴杜光绍园”的租住之用。大概，诸王将他捎到淮安已然不薄，继续留舟中彼此均不相宜。可以想见，身无分文、黯然离舟，连以后过日子的钱都要靠别人周济，这番光景下的福王真可谓穷途末路。据说，旬日之后，南京的大臣们前来觐见时，他是这样一副形容：
王角巾葛衣坐寝榻上，枕旧衾敝，帐亦不能具，随从田成诸奄布袍草履，不胜其困。
然而，有道是“祸兮，福之所倚”。福王从花团锦簇、前呼后拥的王舟迁出上岸，孑然、伶仃地借寓杜光绍园，当时固然凄清，事后看，其命运转机似乎偏偏由此而来。那真是眨眼间峰回路转，极富戏剧性，不禁让人油然想起，唯独他的封号里有一个“福”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