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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座城市之间的故事，多少有些神秘。
1644年春，它们的处境有天壤之别。一边，烽烟四起、城碎墙残、君王殒命、人心惶惶，另一边则安宁如故。截至此时，长江三角洲在满目疮痍、遍布祸乱的明末，独能置身事外，兵燹远隔，桑梓仍旧。王朝第二政治中心南京，安居乐业，街陌熙攘，秦淮河畔偎红依翠的风情丝毫未受打扰。
东南的静逸偏安，透过一个细节表露无遗——崇祯皇帝4月25日驾崩，足足过了十一天以至更久，南京才隐约听到点什么。诸史一致记载，5月6日（四月初一戊午），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等举行“誓师勤王”仪式。注意“勤王”二字，换言之，此时南京得到的消息，只是京师告急。真实情况却是，他们已无王可勤。勤王部队刚过长江，就在北岸的浦口停止前进，这时大概有了进一步的消息。计六奇说：
（三月）廿九日丁巳（5月5日），淮上始传京师陷，众犹疑信相半。
阻止部队北上的，恐怕就是这一“淮上”消息。然而，消息内容只提到“京师陷”，未含皇帝下落，而且来源也很不可靠，使人将信将疑。究竟发生了什么，准确信息直到5月15日（四月初十丁卯）方才到达：
丁卯。京营李昌期至淮安，告巡抚路振飞以大行之丧。振飞集士民告以大故。
又经过两天，同样的信息送到南京：“四月己巳（5月17日），烈皇帝凶问至南京。”
《国榷》则记为庚午日（5月18日）“先帝凶问至南京”
，相差一天。对于这样特别重大的变故，理应慎之又慎加以核实，所以又经过十三天，到5月30日（四月二十五日壬午），南京官方最终完成了对噩耗的确认：“壬午……北信报确，史可法约南京诸大臣出议。”
也就是说，东南一带普遍在旧历四月二十五日以后知悉巨变。这一时间表，证以计六奇的回忆：“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园，忽闻河间、大名、真定等处相继告陷……廿八日，予下乡，乡间乱信汹汹。廿九日下午，群徴叔云：‘崇祯皇帝已缢死煤山矣。’”
很能吻合。
此时，距崇祯之死已一个月零五天。
倘在今天，如此惊世之变，将于几分钟内传遍环球，而三百年前却辗转月余。这固是通讯原始所致，却并不完全因此。北京距南京约一千一百公里，假如一切正常，当时条件下像这样重大的消息，以第一等的传驿方式可在三五天送达。之所以耗时多至十倍，实在是一南一北已阴阳两隔，而中原板荡，有如飞地，为溃兵、难民所充斥，一片乱世景象。
工部员外郎赵士锦，5月19日（四月十四日辛未）逃离北京，和方以智等结伴南归，“行旅颇艰”，“相戒勿交一语”；经过二十天，五月初五端午日到达淮抚路振飞控制下的清江浦，最后回到故乡无锡已是6月21日（五月十七夏至日）
。这个经历，我们可以作为崇祯凶问曲折南下的参考。
由赵士锦的讲述，我们还略知北变之后沿途各地的情形。从天津经沧州、德州、茌平、高唐至济宁一线，明朝统治已经解体，李自成势力则正向这些地方渗透。在德州和济宁，赵士锦都曾目睹和北京相同的闯军拷掠士大夫的场面。济宁以下，徐州、宿迁至清河（今淮安市淮阴区）间，为缓冲区；五月初四夜，赵士锦看到“烟火烛天，光同白昼”，“吾兵烧青（清）河县也”——可见对这一区域，明朝已毁城弃守。过了黄河（此时黄河入海口位于今江苏滨海县境内），清江浦以南，才在明朝实际控制中。
显然，在南京北面横亘着两道天然屏障，第一道黄河，第二道长江。因为它们，南京得以把自己跟战乱隔开。虽然北变音讯传来后，空气也变得紧张，南京一度戒严
，而赵士锦从淮安乘小舟继续南归途经泰州、丹徒时，则被“防御甚严”的乡兵（民团）拒绝登岸，“刀棘相向，奸与良弗辨”
——一定的恐慌也许难以避免，但比之于中国其他地方，这一带看上去似乎是世外桃源。也许天险可恃，也许人们觉得作为本朝龙飞之地，这里元黄毓粹、王气犹存，是块天生的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