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而言,本书为一史传叙事作品,但笔者私衷却是史传叙事其表,思悟认知其里。盖所谓史传者,大开大阖,奇崛跌宕,人易以故事视之,犹如读小说、听说书,目眩神迷,不觉而将其文艺化。其实,史传乃是有力的思想认识方式和工具。许多以读书为业、自命足以胜任思考的人,往往将思想等同于理论,甚而只知从理论上求之。这种误区,尤当思想、学术严重格式化,读书和著述仅为博取功名之器艺的时代,益滋其彰。其表现,我们不必到远处去找,眼下就很典型。岁岁年年,从学术考核制度,从学位、晋职竞争中生产的论文汗牛充栋,而内容空疏、言不及义者累累。当下知识者中每可见两种情形:一、与现实有茧疥之隔,搔不到痒处、揭不了疮疤,论来论去,思想只在一些似是而非的术语中打转,和科举制艺如出一辙,此谓“无补于世”;二、对历史,不光观念混乱、错误而不自知,又陶醉于某些徒具其表的义理,从理念到理念,从空想到空想,据之对历史东拼西凑、强以就我,甚而不惜昧实而论,此谓“学不成器”。黄宗羲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
三十多年前“文革”结束时,国人精神世界绌于“读书不多”,而今,病根却在“不求于心”——读书不少,心思仍旧昏愦。何以如此?有的是被应试教育所害,读书不为求知,目的尽在出身、文凭。有的则是根须扎错了地方。黄宗羲说:“拘执经术,不适于用,欲免迂儒,必兼读史。”
古人是拘执经术,今人是拘执义理,而实质总归一条,即头脑已被格式化,虽然也思考,也貌似产生思想,但根须却扎于先入为主的理念,不是扎在客观事实的土壤中。这就是“迂儒”,他们有些人的表现,往往比“迂”严重得多,其对义理的痴迷、对客观的排拒,可能达于偏执的地步。为了不至于此,或已然如此而愿意有所改益,有效办法是接受黄宗羲的建议“必兼读史”。读史,首先是桩令人愉快的事,有着如对小说一般甚至超过它的乐趣,但这是极次要的。它真正的好处是使人离真相更近从而明辨是非,搜读益多益广,这功效益发明显、确凿,世间最不容易蒙蔽之人,便是饱于读史之士;其次,读史能够大大弥补空头理论的各种不足,甚至回过头反思理论,重估它塞到我们脑中的那些观念。言及此,想起梁启超的评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
我从这句话所得,不只是两大师治学各有所重,进而更在于,黄宗羲何以要将最大气力用于史学?这很值得深思。以他学问之广之深,这一定是出于郑重、特别的选择。我以为,那是对自己时代现实审视、判断的结果。明亡之后,痛定思痛,一代硕学依各自认识展开反思和总结;而在黄宗羲看来,明代近三百年人文的弊端,主要在于空谈许多义理,对历史却认知力严重不足。所以他的批判,不特别致力于理论,而集中在史学层面,通过摸索历史,得到和浮现真知。体会、揣摩这一思路,我觉得对于当代有极大参考意义。回看半个多世纪以来,根本问题也是义理过剩而史学不足。陈云曾讲“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
,这是从国家政治层面对历史教训的总结,倘从精神思想层面看,相通的问题其实便是在义理与史学之间更应依凭和尊重什么。考诸现实,令人意外的是我们在国家政治层面基本已能采取“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态度,反倒是精神思想层面义理过剩而史学不足的情形没有多少改变。在“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不必说义理压倒一切,史学则完全没有空间抑或是被义理“挂帅”的史学。“文革”终结,改革开放,思想学术似乎渐至多元,但深入观察,尚好主义的风气依然独大,基于事实的讨论迄无多少余地,某些慷慨激昂之士,盛气凌人、泰山压顶,以至詈以粗口而有恃无恐,其所恃者何?无非是义理握于其手。但义理在手为何就如此强势?将根由追索到最底层,我以为是历史检讨不足。因为历史检讨不足,许多事实没有厘清,或虽已厘清却没有进入公共知识领域、向社会普及,致一般人的历史认识仍处于某些义理覆盖之下而非来自历史事实本身。既有此“知识背景”为雄厚社会基础,就难怪有些人出言强悍,气吞山河,总有“朕曰”口吻,动辄置人罪不容诛。当下中国精神思想如欲走出这种氛围,别无办法,非得像黄宗羲那样,扎实地做史学功夫,辨伪订讹、澄清史实,同时带动社会有读史的意识,逐渐建立不论什么义理都要附丽于史、接受历史检验,否则就是空头说辞的认识。
中国能否更智慧、更清明,颇待乎一个全民读史的浪潮。极而言之,诗歌、小说、哲学、道德……将这些暂时放下不读,都不要紧,但一定要读史。眼下我们不急于理想,甚至也不急于情感,所急者首先是事实。基本事实都不甚清楚,却憧憬理想、抒发情感,又如何靠得住?读史,就是寻找并确定事实的过程。有些人的谈吐和举动,一眼可见起于对历史了解不够。关于“文革”就是这样,我们在身边屡能发现有人心中至今为“文革”义理留一块领地,乃至还以此为批判现实的武器。这固然可悲,但我想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特别是年轻人)未必真的了解“文革”,使他们有如上思想感情的根因,其实是“文革”史学的不足,令那种义理仍能有所附丽。
总之,史学确是当代思想一个关键方面。几十年来,义理对史学深度注入,形成许多定式,令人们以为自己在接触历史,实际不过是接受义理。这远非在当代史中如此,现代史、古代史甚至史前史,都存在从某种义理而来的固定格式。举个很明显的例子,历史教科书一直把到1840年为止的中国定义为“封建社会”,把相应历史称为“封建史”。其实,自嬴政这位“始皇帝”起,中国就废止了封建制,汉代初年略有反复,不久也彻底取消实封,以后历代封王建国都仅为虚封,亦即受封之王有爵号有封地,但并非政治经济上的独立国。1973年8月5日,毛泽东有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说得很清楚,秦以后中国已经没有封建制,“百代”所行,都是嬴政始创的中央集权或大一统君权专制。那么,为什么教科书会无视这一点,而将二千年来中国冠以“封建社会”“封建时代”之名?原因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建立了一个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阶段的社会发展史模型。本来,这一番总结,所依据的主要是欧洲史;在欧洲,直到近代资本主义之前,确实处于完整的封建形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系统研究过中国历史,并不了解帝制中国的集权形态,他们的理论无从考虑和吸收中国的历史经验,这本来没什么,问题是,当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意识形态,上述社会发展史模型被奉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必由之路”,只能遵守,不能旁生枝节。因此,便让中国历史削足适履,将明明不属于封建形态的中国帝制史硬套为“封建社会”。其实,以中国历史实际,不单“封建社会”之说是穿凿附会,连“奴隶社会”的存在,也并不能从史料上落实。顾名思义,“奴隶社会”即应以奴隶制为社会基本关系,但至今不论文字上还是器物上,我们都不能完全地证明,中国曾经有一个奴隶制阶段。否则,其始于何时、崩于何时,历史上会有确切的标志和概念,可是并无任何历史学家对我们能够以此相告。郭沫若曾将一些论文编在一起,取名《奴隶制时代》,但里面的论述多不令人信服。我们见到的常常是一些字形字义的诠释,某字像是奴隶情形的表现,某字有受人奴役的含义等。他唯一肯定的结论是:“殷代是奴隶制”
,但即使在殷代,连他自己都说:“‘当作牲畜来买卖’的例子虽然还找不到,但‘当作牲畜来屠杀’的例子是多到不可胜数了。”
我们知道,奴隶是奴隶主的财富,是奴隶主的生产工具,奴隶主拥有奴隶绝不是用来杀掉的,如果连买卖奴隶的迹象都找不到,却以“当作牲畜来屠杀”为奴隶制存在的证据,那么中国及世界上的奴隶制不知要延续到何年何月了——希特勒集中营里的犹太人不也是“当作牲畜来屠杀”的吗?其实在很长时间中,确切讲,整个世界来到“现代”阶段以前,奴隶或奴仆的社会身份都不曾消除,但这与整个的“奴隶制”或“奴隶社会”究竟是两码事。难道我们可以因为直至明清仍能见着太监这种奴隶式现象,而称那时中国为“奴隶社会”么?或者,把林肯以前的美国称为“奴隶社会”?总之,过去教科书所划分的中国史,除了原始社会,都未必合于实际。像奴隶社会的问题,本身史料不足,尚可存疑,以俟进一步的文献发现或考古发现。但“封建社会”之子虚乌有,却确确实实、一目了然。连伟大领袖都教导我们,秦始皇之后“百代”再无封建制,封建制在中国是远在周文王时代的事情。这正是我们史学中一个为迁就义理而强扭事实的充分例子。这错误好像至今仍在延续,和笔者当年一样,一代代学生仍然从课堂接受对一种并不存在的历史的认识。如非后来在教科书外多读多想,我亦无从知道所学知识里包含如此严重的不实,一旦意识到,我即自诫日后凡涉及中国帝制以来历史,坚决不用“封建”一词——借此机会,同样提醒读者诸君。
从中我还反思,它不光给了我们错误的知识,更阻隔或关闭了对中国历史真境况和真问题的探究。大家都去谈论并不存在的“中国封建社会”,而置二千多年的集权专制、大一统君权这一真正的“中国实际”于不论。我们身处中国却跟在欧洲历史后头研究“封建社会”,本身让人啼笑皆非,更不幸的是,我们因而不去认识自己的历史,不清楚它究竟是怎样形态、存在什么问题。至今,我们的历史批判所以不深不透,恐怕与此有很大关系。
可惜,情况到现在也还没有显出多大的改良。中国史学界,不乏刻苦用功的人,也不乏学问满腹、钻研精深的专家,但似乎始终缺乏当代黄宗羲,缺乏那种能将史学提升为一种思想认识管道的人物。在局部的一件事、一个问题,或一个历史人物的研究上,我们每每能见精详丰赡的成果,但从全局高度提出切合中国史实际的方向性、规律性的命题与论证,则难得一遇。我所能找出的原因,主要在于学者不能摆脱义理,直接用历史材料说明历史。由此造成的疑惑、浮辞、伪说实在太多,不仅包括刚才所说的中国历史形态这样宏大的方面,即在具体的朝代史方面,我们的认识和解说也总是钻笼入套。比如由明入清,或所谓“明清鼎革”这一段,以我所见,真正从当时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无拘无束、直面历史本相的研究,基本没有。所以这样,是因这段历史与两个很大的义理有关,而大家都不能够从中走出。一是农民起义问题,一是民族冲突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当下历史语境及国家意识形态中举足轻重,有很严格的界限。绝大多数史家,囿于其中,小心翼翼,瞻前顾后。我曾将建国后明清史研究与孟森那时加以比较,发现史家敢于创见的精神流散甚大。孟森先生《明清史讲义》、《心史丛刊》一二三集、《清朝前纪》、《明元清系通纪》诸著,只要考之有据、言有所本,所论无不明快,一则一,二则二,不讳、不隐、不忌,学术自由心态立然。他的书和文章,我每读必有获益,因为都是直面事实、不抱成见、不戴帽子而来。反观建国后,五十年代中期起到“文革”结束那段时间,不用说尽属以“理”入史、以“理”入学问,即便后来,束缚之痕仍历历可见,思想窒碍难行。令我们对脱略义理以外、一空依傍的真知灼见之盼,颇感受挫。
比如农民起义问题。自秦末陈胜吴广起,在中国帝制史上,农民起义与蛮族入侵一道,并为王朝周期性变更两大主因,几乎所有王朝,要么为农民起义所推翻,要么由蛮族入侵而瓦解。换言之,农民起义是帝制以来中国历史变化的主要动力之一。农民起义爆发,是王朝政治、经济现实极度黑暗所致,此毋庸置疑。起义,作为人民之反抗和暴政之暴露,也毋庸置疑。在此意义上,它完全拥有正义性、正当性以及必然性,这都毋庸置疑。根据历来的义理,农民起义被视为推动中国历史进步的力量与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这个论断,衡以阶级斗争学说很好理解,但衡以历史实际,却未必能落到实处。以我们的观察,经过农民起义推翻旧的统治,虽然促成王朝更迭,但中国历史和社会不要说大的积极变化,甚至毫无变化,所谓一元复始不过是周期循环、同义反复。如果有什么变化,恐怕也是社会益坏、积弊愈重。农民生存境状,二千年来趋势是每况愈下,赋税负担不降反升,一朝甚于一朝。“汉初十五而税一”
,税负不到百分之七,而晚明,“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一岁之获,不过一石”
,高至百分之三十到七十。在政治方面,几次成功的农民起义,最终都导致皇权体系的延续、巩固和加强。尤其朱明王朝,可谓完全由农民起义立国,而其制度丑陋性较前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如此,首先在于社会现实和历史结构本身都还没有发生新格局,一切只能周而复始;其次,农民起义作为反抗黑暗的现象,固然起于“正义”无疑,但受制于文化和精神能力低下,他们对自己行为的“正义”含义不能做思想的认识,更谈不上从理论高度对“正义”理念给以单独的观照、反思,实际上,这种“正义”既是盲目的,也仅限于特殊阶段,一旦迈过“反抗”期,从造反者变成当权者,农民起义领袖就不可避免以当初的反抗对象为师,成为旧权力的抄袭者——这一规律,似乎从来没有例外。
以明末为例,最成功的两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和张献忠,后者精神上太过简陋,暴露了太多的黯昧本能,即置诸农民起义史范围内亦不足论;李自成军则好很多,其文化上的努力和自我匡束,已接近农民起义在这方面的最高境界。李自成大力吸收知识分子进入农民军,从他们那里借取政治策略,对农民军面貌和理想加以修正,克制子女玉帛、打家劫舍的原始冲动,着力塑造正义之师形象。正因有这些调整和提升,李军所向披靡,终至夺取明都。李自成险些成功,如历来所论,他“被胜利冲昏头脑”,功亏一篑。很多人因这一点,为他扼腕。其实更需要询问的是这样的问题:即便李自成未“被胜利冲昏头脑”,又将如何?李自成能够为中国开辟新的历史,还是仅能复制一下朱元璋的成功?这是关键所在,也是关于明末这段历史我们真正应该考察的方面。从道义上说,李自成起义完全正当,明王朝覆灭则令人有“时日曷丧?吾与汝偕亡”的痛快,这些都没问题。出于同情,我们对反抗者有所偏爱,尽量予以肯定或维护,比如说“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
,也不难以理解。但我们对历史的着眼处,终归不是情感,而在理性。李自成起义唤起我们何种情感共鸣是一码事,起义体现了何种内容,在历史、文化层面达到什么高度,是另一码事。功亏一篑说明,即便在农民起义范围内大顺政权也未臻善美。它的表现肯定比张献忠好,却明显比不了二百七十八年前缘同一路径而来的朱元璋。就算李自成不“被胜利冲昏头脑”,取得与朱元璋比肩的成就,对历史又有什么新意可言?我们不仅没从李自成那里看见创造历史的迹象,甚至也没有发现这种能力。
我们不会吝惜对农民起义的同情支持,但我们要将这种态度与对历史正确方向的判断区分开来。大顺政权以其实践表明,在最好情形下,它对历史的贡献将仅仅是王朝的周期性更迭。那是一个老套的故事,以对奴役者的反抗始,而以更换新的奴役者终。这样的结局,感伤者目为悲剧,而理性地看,当历史仍处于旧格局、按照老的轨迹运行时,完全是意料之中、万变不离其宗的事情。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兴与亡,不过是同质权力的易手、交割。只要权力终点仍是“龙床”,坐于其上的姓朱姓李、姓王姓张,于历史又有什么分别?就此言,李自成“成”也好“败”也罢,我们都不宜自作多情,轻易为之欣悦或喟叹,除非我们确实从历史整体明了其成败的意义。
历史是复杂的,它的道理,没法简单到“一部阶级斗争史”那样,只须做二元的判断。以明末来论,虽然大规模农民起义确是激烈社会矛盾的反映,但当时中国历史的主脑、主线是否就在这里,却需要给以整体的考量。我们对问题分量的估衡,不能以动静大、表现方式火爆为标志。依我们所知,明末农民大起义,李自成也罢,张献忠也罢,从结果看并没有提出、形成新的问题,从起因看也主要出于饥饿、灾荒、重赋等。这些内容与诉求不容漠视,揭示了社会的极大不公与黑暗;但放到历史整体中看,毕竟是已知历史的重复,不独明末农民起义来自于此,过去千百年农民起义也都来自于此。所以我们一面将寄予巨大同情,另一面,从理性角度不得不说,既然一件事所触及的只是旧问题,那么它形成的结果也自然越不出以往的层面。说得更加透彻些,如果中国历史已经面临什么新课题,以明末农民起义的客观水准看,是不能指望由它去负载、处理和解决的。实际上,明末的现实恰恰如此。虽然从李自成、张献忠那里我们找不到新的历史轨迹,但这样的轨迹在中国的确已经出现。证据有三:一、晚明经济因素和生产方式有新的突出变化;二、以乡绅力量的成长为背景,出现了社会再组织情形和新的社区政治萌芽,隐约有使君主集权耗散的趋势,甚至在局地事态中与之颉颃;三、精神思想和文化上,明确提出了君权批判,要求权力、利益重新分配,并尝试构想和描述新的社会图景和正确的伦理。纵览帝制以来中国史,不难鉴辨这三条都是带革命性的新的历史元素,它们应该寓示着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有大的转折和突破。
明末所以出现这样的转折和突破,得益于两点,一是社会历史本身的水到渠成,二是精神思想和文化达到了相应高度。
关于前者,我们可通过唐宋以来中国技术文明的进化、商品的发展、城市的数量增长和形态变化去了解,更可注意明朝工商繁盛、出现雇佣劳动、大规模海外贸易、金融货币影响加重、资本开始集中,以及在资本和技术支撑下生产益趋专业化竞争,以至初步有行业垄断苗头等现象。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引《歙县风土志》说,嘉靖、隆庆间,长江中下游已现“末富居多,本富益少”
之状。古时,农为本、工商为末;“本富”是以农而富,“末富”则属于因工商致富。这种财富来源或经济成分的变化,当然楬橥着中国的一种质变。而各地区缘其资源、技术优势,开始形成专业化分工与布局,例如布匹生产,通常在松江纺织,再运到芜湖染色,原因是两地在不同生产环节和技术方面各擅所长、优势明显。说到行业垄断苗头,可举徽州为例:当时,徽州的生产者无疑已执了中国文化产业之牛耳,从文化用品(笔墨纸砚)到图书出版,绝无他处能撄其锋,《桃花扇》写到的蔡益所,大概便是这样一位;他登台时,夸耀自己的书肆:“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
我们熟知的《千字文》《百家姓》并“三言”、“二拍”这样一些最风行的古代出版物,都是徽州出版家的产品,由他们编纂、刻印而推出问世。此外,由著名的“白银现象”,可知资本元素在明代之突兀。按照弗兰克的研究,当时全球的白银泰半涌入中国,中国乃是“世界白银生产的终极‘秘窖’”
。世界史上昔日的白银时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经济的存在与支撑,正如以后美元时代与美国经济之间的关系。中国商品经济之发达,其又一证据是它所拥有的几座超大城市,“南京达到100万人口,北京超过60万人口”,而广州与邻近的佛山有一百五十万居民,这“几乎相当于整个欧洲城市人口的总和”
。城市规模取决于城市内容,在以军事、政治为主导的古典型城市那里,既不需要在空间和人口上有大的扩展,事实上也难以负担这种扩展,只有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条件下,超大规模的城市才有其必要。
明代经济和社会具转型意义的变化及表现甚多,学界也有充分的专业性讨论,兹难尽述。总之,我们从中得到这样的印象:到了明末,中国历史已至新旧交替的关口。它一面为旧矛盾所困(即农民起义所反映的),一面涌出全新的问题和现象。而从前瞻角度看,后者更重要、更具时代特色。代表历史深远去向、直指今天的,不是农民起义军,不是李自成、张献忠,而是社会经济、技术、生产方式的演进所提出来的历史变革要求。这才是真正有延展性的方向,尤当我们幸运地站在五百年后,更是一目了然看见它穿越时空而来。反观在四川以屠戮为乐的张献忠,抑或进入北京后终不能克制对于“子女玉帛”兴趣的大顺军,我们无疑找不到这样的线索和指向。
说来说去,还是历史高度问题。农民起义作为社会现实酿出的苦果,有其不可避免性,也完全值得理解,然而它确实并不处在时代、历史的高度上。在明代末年,是谁体现了这种高度?对此,只要尊重事实、直面历史,都不难于回答:是新兴经济和文化所催生的士绅、知识分子群体。意识到并进而承认这一点,首先需要跳出“阶级斗争为纲”思维,将目光落实和聚焦于先进生产力这一历史大局。反之可见,这么多年由于义理之蔽,我们对自己一段重要历史,怎样认识不够、偏颇乃至严重误读。走出这遮蔽,明末历史不单自己要浮现焕然一新的面目,很可能将使中国的古代史、古代文化被重新看过。我们看见,在社会和历史的质变的刺激下,明末有了立足于自我、个体的强烈的私有观念,而以此为引导,进而有“平权”的意识,又从“平权”意识中发展出对君权、独夫的批判。将这种思想脉络连结起来,最终它将指向何方,对已置身现代文明的我们来说,答案不言自明、相当简单。这里先要分辨一点:“私有”的现象、现实的存在,不等于有明确、完全的私有观念或私有主张,后者必以个人独立权利的认识与诉求为前提。在中国,私产的事实从春秋时代公田变私田起即已发生,但二千多年来,私产存在的事实与私有观念或私有主张的形成并不同步,原因是对私产的承认没有与个人独立或对个人权利的尊重挂钩。在大一统君权伦理中,君犹父,民犹子,这种以家庭比喻国家抑或将国家缩微于家庭的解释,旨在限制社会的真正独立性,百姓万民不过是一个庞大家族的众多支系,在生活层面有自己的单元、空间,在伦理或法理上却仍归家长(君父)所有。因此,中国虽容纳了私产的事实,却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所谓“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制;如果有,亦仅是皇帝一人所享有之私有制,国家为其私有,万民为其私有,官员薪酬取之赋税却认为自己乃是“食君禄”……但这历来的认识,在明末切切实实面临突破。黄宗羲提出新的社会政治伦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
;正当的国家,是让所有人“各得其私”“各得其利”、“敢自私”“敢自利”
的国家;应该根据这样的逻辑和原则,重新立法,以“天下之法”代“一家之法”
。面此表述,我们该认其为中国真正发生私有观念之始;它与欧洲启蒙思想家们所鼓吹的私有观念,比如蒲伯所谈“社会的正义靠自私来维系”
那样的意思,既在同一方向,也在同一高度。
这样推崇私有观念,是破天荒的事情。一旦有这种观念,过往一切价值都将纷然披解,伦理基石将被更换,个人或个体将就此崛起。在私有观念的拱卫下,每一位个体都有天然的平等地位。从本质上说,私有观念是一种人权观,而非财产观;它所肯定和欲加保护的,远不仅只是“财产”和“有钱人”,而是每个人依天赋人权理当拥有的一切:他的身体、他的精神、他的自由、他的尊严……只有愚民主义,才将私有观念曲解成唯独富人受益之物。事实上,私有观念与每个人息息相关。不论他们是贫是富,是平凡是显赫。它让社会真正回到对个人的尊重,真正摧毁了基于权力的人身依附。极而言之,私有观念下即便流浪的孤儿、身无分文的丐民,也比专制制度下腰缠万贯的富人更富有,至少他们作为人的基本权利不得践踏,而后者却随时可能被不受约束的权力剥夺一切。
私有观念不立,则平等思想无所由,平权意识无所出。黄宗羲说,君权之下,“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君之视臣如仆,臣之视己为妾,维持着一种卑怯苟且的关系,与“礼之备与不备”全无牵涉(这里,“礼”不妨换为“理”)。于是,他提出自己心中合理的君臣关系:“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
——第一,没有坐享其成者,大家都应该是劳动者;第二,只有分工不同,没有主仆之分,大家只是共事者。彼此关系,是互相依存、合作,不能一方发号施令、一方匍匐服从……假如我们对自古以来的君臣伦理略知一二,大概都不能不震惊于他的“肆无忌惮”、“犯上作乱”。过去,我们只知有李自成那样的“造反者”,现在才知道,跟黄宗羲相比那些“造反者”算不了什么。黄巢、朱元璋、李自成是将旧皇帝反下台、自己去做新皇帝。黄宗羲不然,他直接否定了君权,把它从独大、独夫位子拉下马。这不是造反,这是发动一场革命。
总之,中国历来的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乃至人人心头暗揣的皇帝梦,到明末,终于有人起来将它彻底击碎了。皇帝字眼,在黄宗羲那里已彻底是负面的存在:“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而类似批判,并不仅见于黄宗羲,实际是明末清初一批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例如雍正间吕留良案,案主曾静在其《所知录》中,将过往皇帝一语概括为“光棍”,提出对皇帝“成份”加以彻底改造:“皇帝合该是吾学中儒者做”。
此话的重点,与其说鼓吹儒者当皇帝,毋如说鼓吹“知书”方配得上治国。因为“知书”才能“达理”,“达理”才会讲道理、不胡来。善意、理性的政治,只能是讲道理、不胡来的政治。对此,他们有原则,甚至也有初步的制度构想。原则方面,黄宗羲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
,权力不代表真理,权力与真理不构成等式,这与我们今人“反独裁”是同样的意思。接着他提出了一个扼止独裁的办法,就是“公其非是于学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
这里的“学校”,与现在纯粹的教育机构有些不同,或可解释为国家政治人材储备地。里面的人,既是学生身份也是未来的从政者;他们“知书”、有知识理性,当前又置身“朝堂”之外,与乌七八糟的利益无关,大致相当于有独立见解的专家型政治评议人。所以,“公其非是于学校”、“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这样的环节即便一时谈不上政治决策过程民主化,但对君权发生一定约束、制衡作用,显然是可期待的。其实更重要一点在于,这是新的政治思路和方向的打开、开启,沿此探索下去,谁能说中国人断然提不出类似代议制那样的设想呢?
所以说,明末的精神思想高度,明显表现在新兴社会实践及其代言者那里,而非表现于别的事情。但何其不幸,这进程却迭遭两次隔碍。明末的农民战争和满清入侵,各有其必然,又各有其偶然。其必然,在于明王朝近三百年作孽多端、积重难返、窳败不堪、千疮百孔,早就如坐火山顶上,内忧与外患,都是一触即发;最终而言,明朝无论亡于李自成还是亡于满清,都应该说合情合理、咎由自取。其偶然,则是从历史大方向来看,内乱和外侵同样扰乱了中国的脚步;彼时中国,黄宗羲以“天崩地解”
称之,大怀疑和大批判的精神磊然而起,相对于即将到来的变革,“虏”“寇”之乱非但不处于同一方向,反倒令之铩羽折翅、鱼池水干,恰似黎明前本来极黑暗之际,地平线一缕曙光微微露出却倏忽消失,转而又沉入更深的黑暗。正因此,当我偶然见到“黑洞”一词的解释——黑洞是一种引力极强的天体,就连光也不能逃逸——当即想到,这简直就是明末的中国。
中国就此与可能的重大变革失诸交臂,令人怅惘。不过,此亦为历史所常有。对于历史,有人完全取理性主义,有人待以不可知论,恐怕各有偏至。总的来说,笔者不怀疑历史有其大方向,但就具体一时一地之事看,历史恐怕确实并不像理性主义者讲的那样富于规则、有规律可循,相反,种种的偶然、难以捉摸的情形屡见不鲜。明末这段历史,便属于后者。我们曾听说“资本主义”——不用这个指向性过强的术语,代以“现代文明”一词也许较好——不可能从东方的历史和文化自发产生;它另一种意思是,中国通往现代,只能依靠西风东渐、由外铄我的途径,甚至引出自由、民主等理念天然不合中国之论。诸如此类,非破不可;一因它们有碍我们对更好社会的探索追求,二来也全非历史事实。对这种论调,如果细致考察过中晚明的社会及文化,都很难不表质疑。当时中国明显自发地进入了“转型”通道,这结论应谓毋庸置疑。只是这一前景,被突发事态拦腰截断,继而由于满清的统治,民族矛盾取代和压制了中国原有的历史文化苦闷。换言之,中国所以未能延续“转型”过程,纯属意外。历史上,这种意外不在少数。远的不说,近现代两次中日战争,都不同程度改变了中国历史轨迹。故而,历史一面有其必然,一面也随时发生偶然;虽然总的来说,必然力量千回百折终归要实现,但因偶然而起的挫折、延误与迟缓,也实实在在令一个国家和民族在“运气”层面接受考验。我个人认为,从“古典”向“现代”转化中,中国的“运气”明显不如欧洲。当然,“运气”也有在我们一边的时候,例如公元之初前后,较之于别处(小亚细亚至欧罗巴大陆一带),我们的局面相对简单,麻烦较少,而能建起比较充分、稳固的农业社会农业文明,享其成果一千多年。
有时,历史兴废不由人意,我们只有仰而受之,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我们不可以不知其来历,不可以泯其真相,尤不可以错过它的教益。中国人说,往时难谏、来日可追;又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知往鉴今,是历史对我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所在。历史包含各种人力难及的启迪,许多问题,我们穷以一生、苦思冥想或许仍不能破解,到历史中却能轻松找到答案。这就是历史的宝贵,是它值得我们热诚相待的理由。在精神上和知识上,人类有诸多学习的途径,或者说,有许多师法的对象;在我看来,自然和历史是其中最好的两位老师,因为它们从不说谎,也几乎不会用虚离矫伪的义理误导你。
每个人一生,都有没齿难忘的经历。大约1670年,已入清的计六奇这样写道:
四月廿七日,予在舅氏看梨园,忽闻河间、大名、真定等处相继告陷,北都危急,犹未知陷也,舅氏乃罢宴。廿八日,予下乡,乡间乱信汹汹。廿九日下午,群徴叔云:“崇祯皇帝已缢死煤山矣。”予大惊异。三十日夜,无锡合城惊恐,盖因一班市井无赖闻国变信,声言杀知县郭佳胤,抢乡绅大户。郭邑尊手执大刀,率役从百人巡行竟夜。嗣后,诸大家各出丁壮二三十人从郭令,每夜巡视,至五月初四夜止。
“四月廿七日”,指的是旧历甲申年四月二十七日,置换为公历,即1644年6月1日。文中所叙,距其已二十余载,而计六奇落笔,恍若仍在眼前,品味其情,更似椎心泣血,新鲜殷妍,略无褪色。
之如此,盖一以创巨痛深,二与年龄有关。事发之时,作者年方二十二岁,正是英姿勃发的大好年华。在这样的年龄遭逢塌天之变,其铭心刻骨,必历久如一而伴随终生。时间过去将近三十年,计六奇渐趋老境,体羸力衰,患有严重眼疾,“右目新蒙,兼有久视生花之病”,而愈如此,那种将青春惨痛记忆付诸笔墨的欲望亦愈强烈。从动手之始到书稿告竣,先后四五年光景,“目不交睫,手不停披,晨夕勿辍,寒暑无间,宾朋出入弗知,家乡米盐弗问,肆力期年,得书千纸。”
他曾回顾,庚戌年(1670)冬天江南特别寒冷,大雪连旬,千里数尺,无锡“一夕冻死”饥民四十七人,即如此,仍黾勉坚持写作,“呵笔疾书,未尝少废”;而辛亥年(1671)夏季,又酷热奇暑,计六奇同样不肯停笔,自限每日至少写五页(“必限录五纸”),因出汗太多,为防洇湿纸页,他将六层手巾垫于肘下,书毕抬起胳膊,六层手巾已完全湿透……须知,这么历尽艰辛去写的上千页文字,对作者实无任何利益可图——因所写内容犯忌,当时根本无望付梓,日后能否存于人间亦难料定。他所以这样燃烧生命来做,只不过为了安妥自己一段挥之不去的记忆。
今天,不同年龄层的人,每自称“××一代”。作为仿照,十七世纪中叶,与计六奇年龄相近的那代中国人,未必不可以称为“甲申一代”。他们的人生和情感,与“甲申”这特殊年份牢牢粘连起来。令计六奇难以释怀,于半盲之中、将老之前,矻矻写在纸上的,归根到底便是这两个字——当然,还有来自它们的对生命的巨大撞击,以及世事虽了、心事难了的苦痛情怀。
若尽量简短地陈述这两个字所包含的要点,或可写为——
公元1644年(旧历甲申年,依明朝正朔为崇祯十七年),4月25日清晨,李自成攻陷皇城前,崇祯皇帝以发蒙面,缢死煤山。自此,紫禁城龙床上不复有朱姓之人。5月29日,从山海关大败而归的李自成,在紫禁城匆匆称帝,“是夜,焚宫殿西走。”
6月7日,满清摄政王多尔衮率大军进入北京。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历史更迭只是家常便饭。之前千百年,大大小小搬演过不下数十次,1644年则不过是老戏新齣而已。就像有句话总结的:几千年来的历史,无非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此而言,明末发生的事情,与元、宋、唐、隋、晋、汉、秦之末没有什么不同。
作为二十世纪下半叶以后出生的中国人,我们有幸读过不少用这种观点写成的史著或文艺作品,一度也只能接触这种读物。对于明末的了解,笔者最早从一本叫《江阴八十天》的小册子开始,那是1955年出版的一本通俗读物,写江阴抗清经过,小时候当故事来看,叙述颇简明,然每涉人物,必涂抹阶级色彩,暗嵌褒贬、强史以就。中学时,长篇小说《李自成》问世,同侪中一时抢手,捧读之余,除了阶级爱憎,却似无所获。晚至九十年代初,某《南明史》出版,当时专写南明的史著还十分稀有,抱了很高热忱拜读,发现仍然不弃“阶级分析”,于若干史实文过饰非。
将几千年历史限定为“一部阶级斗争史”,无法不落入窠臼,使历史概念化、脸谱化。就受伤害程度而言,明末这一段似乎最甚。这样说,可能与笔者个人感受有关,所谓知之深、痛之切。但感情因素以外,也基于理性的审视。在我看来,明末这一段在中国历史上有诸多突出的特质:时代氛围特别复杂,头绪特别繁多,问题特别典型,保存下来、可见可用、需要解读的史料也特别丰富。
明代是一个真正位于转折点上的朝代。对于先前中华文明正统,它有集大成的意味,对于未来,又有破茧蜕变的迹象。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正统,将中华伦理价值推向纯正的极致。同样,亦没有哪个时代,思想比明代更活跃、更激进乃至更混乱,以致学不一途、矫诬虚辩、纷然聚讼,而不得不引出黄宗羲一部皇皇巨著《明儒学案》,专事澄清,“分其宗旨,别其源流”,“听学者从而自择”
。
这一思想情形,是明朝历史处境的深刻反映。到明代晚期,政治、道德、制度无不处在大离析状态,藉善恶之名殊死相争,实际上,何为善恶又恰恰混沌不清,乃各色人物层出不穷,新旧人格猛烈碰撞、穷形尽相,矛盾性、复杂性前所未见。
别的不说,崇祯皇帝便是一个深陷矛盾之人,历史上大多数帝王只显示出单面性——比如“负面典型”秦始皇、“正面典型”唐太宗——与他们相比,崇祯身上的意味远为丰富。弘光时期要人之一的史可法,也是复杂的矛盾体;有人视为“完人”、明代文天祥(如《小腆纪年附考》作者徐鼒),有人却为之扼腕或不以为然(批评者中,不乏像黄宗羲那样的望重之士)。即如奸恶贪鄙之马士英,观其行迹,也还未到头顶长疮、脚底流脓的地步,在他脸上,闪现过“犹豫”之色。
明末人物另一显著特色,是“反复”:昨是今非,今非明是;曾为“正人君子”,忽变为“无耻小人”,抑或相反,从人人唾弃的“无耻小人”,转求成为“正人君子”。被马士英、阮大铖揪住不放的向来以清流自命,却在甲申之变中先降于闯、再降于满的龚鼎孳等,即为前一种典型。而最有名的例子,莫过钱谦益。数年内,钱氏几经“反复”,先以“东林领袖”献媚于马士英,同流合污,复于清兵进占南京时率先迎降,可两年之后,却暗中与反清复明运动发生关系。武臣之中,李成栋也是如此。他在清兵南下时不战而降,不久制造惊世惨案“嘉定三屠”,此后为清室征平各地,剿灭抵抗,一路追击到广东,却忽然在这时,宣布“反正”,重归明朝,直至战死。像钱谦益、李成栋这种南辕北辙般的大“反复”,固然免不了有些个人小算盘的因素,却绝不足以此相解释,恐怕内心、情感或人格上的纠结,才真正说明一切。
矛盾状态,远不只见于名节有亏之辈,尤应注意那些“清正之士”,内心也往往陷于自相牴牾。例如黄宗羲,自集义军,坚持抗清,只要一线希望尚在,就不停止战斗;即便战斗无望,也拒不仕清,终身保持遗民身份,其于明朝似可谓忠矣。然与行为相反,读其论述,每每觉得黄宗羲根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忠君者,他对君权、家天下的批判,是到那时为止中国最彻底的。以此揣之,他投身复明运动,并非为明朝而战,至少不是为某个君主而战,而是为他的国家、民族、文化认同而战。然而,他的行为客观上实际又是在保卫、挽救他已经感到严重抵触和质疑的皇权,以及注定被这权力败坏的那个人。这与其说是黄宗羲个人的矛盾,不如说是时代的矛盾。
在明末,这种情绪其实已是非常普遍的存在,并非只有黄宗羲那样的大精英、大名士所独有。细读《明季南略》,可于字里行间察觉作者计六奇对于明王朝不得不忠、实颇疑之的心曲。书中,到弘光元年四月止,对朱由崧一律称“上”,而从五月开始,亦即自清兵渡江、朱由崧出奔起,径称“弘光”,不复称“上”。古人撰史,讲究“书法”,字词之易,辞义所在。以“弘光”易“上”,是心中已将视朱由崧为君的义务放下——假如真的抱定忠君之念,计六奇对朱由崧本该一日为君、终生是君,但他一俟后者失国便不再以“上”相称。这是一种态度或评价。朱由崧在位时,作为子民计六奇自该尊他一个“上”字,然而,这绝不表示朱由崧配得上;《南略》不少地方,都流露出对朱由崧的微辞以至不屑。这是明末很多正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隐痛:虽然对君上、国事诸多不满甚至悲懑,但大义所系,国不得不爱,君不得不尊,统不得不奉,于万般无奈中眼睁睁看着社稷一点点坏下去,终至国亡。
虽然所有王朝的末年都不免朽烂,但明末似乎尤以朽烂著称。我们不曾去具体比较,明末的朽烂较之前朝,是否真的“于斯为盛”,但在笔者看来,明末朽烂所以令人印象至深,并不在于朽烂程度,而在于这种朽烂散发出一种特别的气息。
简单说,那是一种末世的气息。过去,任何一个朝代大放其朽烂气息时,我们只是知道,它快要死了——但并非真死,在它死后,马上会有一个新朝,换副皮囊,复活重生。明末却不同,它所散发出来的朽烂,不仅仅属于某个政权、某个朝代,而是来源于历史整体,是这历史整体的行将就木、难以为继。你仿佛感到,有一条路走到了头,或者,一只密闭的罐子空气已经耗尽。这次的死亡,真正无解。所谓末世,就是无解;以往的办法全部失灵,人们眼中浮现出绝望,并在各种行为上表现出来。
这是明末独有的气质,及时行乐、极端利己、贪欲无度、疯狂攫取……种种表现,带着绝望之下所特有的恐慌和茫然,诸多人与事,已无法以理性来解释。以弘光朝为例,在它存世一年间,这朝廷简直没有做成一件事,上上下下,人人像无头的苍蝇在空中飞来撞去,却完全不知自己在做什么。皇帝朱由崧成天耽溺酒乐,直到出奔之前仍“集梨园子弟杂坐酣饮”
;首辅马士英明知势如累卵,朝不保夕,却不可理喻地要将天下钱财敛于怀中;那些坐拥重兵的将军,仓皇南下,无所事事,为了谁能暂据扬州睚眦相向……他们貌似欲望强烈,其实却并不知所要究竟系何,只是胡乱抓些东西填补空虚。一言以蔽之:每个人所体验的,都是枯坐等死的无聊。
然而,这时代的深刻性,不只在于旧有事物的无可救药。我们从万古不废的自然界可知,生命机体腐坏,也意味着以微生物的方式转化为养料和能量,从而滋生新的生命。明末那种不可挽回的圮毁,在将终末感和苦闷植入人心的同时,也刺激、诱发了真正具有反叛性的思想。
前面说到明代精神的两面性。的确,以理学、八股为特征,明代思想状态有其僵死、保守的一面,就像遗存至今、森然林立的贞节牌坊所演述的那样。但是,对于明代精神的另一面——怀疑、苦闷与叛逆,谈得却很不够;对于明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批判性以至战斗性,谈得就更不够。
很显然,历朝历代,明代知识分子的上述表现应该说是最强的。从方孝孺到海瑞,这种类型的士大夫,其他朝代很少见到。如果说明中期以前多是作为个人气节表现出来,那么从万历末期起,就越来越显著地演进到群体的精神认同。著名的“三大案”,看似宫廷事件,实际是中国古代政治史一个分水岭;以此为导火索,知识分子集团与传统皇权的分歧终于表面化,从而触发党争和党祸。从天启年间阉党排倾、锢杀东林,到崇祯定逆案,再到弘光时马、阮当道——确言之,从1615年“梃击案”发,到1645年弘光覆灭——整整三十年,明季历史均为党争所主导。这一现象,表面看是权力争攘,深究则将发现根植于知识分子批判性的强劲提升和由此而来的新型政治诉求。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集团不光表现出政治独立性,也明确追求这种独立性。他们矛头所向,是企图不受约束的皇权,以及所有依附于这种权力的个人或利益集团(皇族、外戚、太监、倖臣等)。
这是一个重大历史迹象。虽然党锢、党争在汉宋两代也曾发生,但此番却不可同日而语。明末党争不是简单的派系之争,事实上,它是以知识分子批判性、独立性为内涵,在君主专制受质疑基础上,所形成的带有重新切割社会权力和政党政治指向的萌芽。若曰不然,试看:
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
这是黄宗羲《原君》中的一句。如果我们意识到阐述了这一认识的人,正是在天启党祸中遭迫害致死的一位东林党人的后代(黄宗羲之父、御史黄尊素,天启六年死于狱中),或许能够从中更清楚地看到明末的精神思想脉络。
在欧洲,资产阶级的崛起,使君权、教权之外出现第三等级,最后导致民主共和。我们无意将明末的情形与之生搬硬套,却也不必因而否认,黄宗羲在中国明确提出了对君权的批判,而且是从社会权利分配不合理的全新意义和高度提出的。我们不必牵强地认为明末发生了所谓“资本主义”(它是一个如此“西方”的语词)萌芽,但我们依然认定,这种思想连同它的表述,在帝制以来的中国具有革命性。
末世,未必不是历史旧循环系统的终结,未必不是已到突破瓶颈的关口。尽管我们明知,对历史的任何假设都近乎于谵妄,但关于明末,我们还是禁不住诱惑,去设想它可能蕴藏的趋势。这种诱惑,来自那个时代独特而强烈的气息,来自其思想、道德、社会、经济上诸多异样的迹象,来自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与判断,最后,显然也从中西历史比较那里接受了暗示……总之,我们靠嗅觉和推测就明末中国展开某种想象,私下里,我们普遍感到这样的想象理由充足,唯一的问题是无法将其作为事实来谈论。
也罢,我们就不谈事实,只谈假设。
人们不止一次在历史中发现:事实并不总是正确的,有些事实并非历史合乎逻辑的发展,而是出于某种意外。一个意外的、不符合期待的甚至无从预见的事件突然发生了,扰乱了历史的进程,一下子使它脱离原来的轨道。这种经历,我们现代人遇到过,十七世纪中叶的汉民族似乎也遇到了。
那就是满清对中原的统治。
我曾一再思索这意味着什么。尽管今天我们会努力说服自己用当代的“历史视野”消化其中的民族冲突意味,但当时现实毕竟是,汉服衣冠被“异族”所褫夺。这当中,有两个后果无可回避:第一,外族统治势必对国中的矛盾关系、问题系列(或顺序)造成改写;第二,新统治者在文明状态上的客观落差,势必延缓、拖累、打断中国原有的文明步伐。
有关第一种后果,看看清初怎样用文字狱窒息汉人精神,用禁毁、改窜的办法消灭异己思想,便一目了然。在满清统治者来说,此乃题中之义、有益无害,完全符合他们的利益需要,不这么做没法压服反抗、巩固统治。但对中国文明进程来说却只有害处,是大斫伤,也是飞来之祸、本不必有的一劫。
至于第二种后果,历来有不少论者,对满清诚恳学习、积极融入汉文化大加赞赏,固然,比之另一个异族统治者蒙元,满清的表现正面得多。不过理应指出,在他们这是进步、是提高,中国文明却并无进步、提高可言——实质是,为适应一个较为落后现在却操持了统治大权的民族,中国放缓了自己的文明脚步。在先进文化面前,历史上两个使汉人完全亡国的外族,蒙元采取抵制,祚仅百年;满清以汉为师,结果立足近三百年。它们之间,高下分明。然而两者有一点相同,即均无裨益于中原文明。自其较“好”者满清来看,入主中原后,一切制度照搬明代,实因自身在文化上太过粗陋、没有创新能力,只能亦步亦趋地仿造与抄袭。
照明代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看,中国历史此时已处在突破、转型的前夜,至少,新的问题已经提出。倘若不被打断,顺此以往,应能酝酿出某种解答。满清入主,瞬间扭转了矛盾与问题的焦点。先前中国从自身历史积攒起来的内在苦闷,被民族冲突的外在苦闷所代替或掩盖;本来,它可能作为中国历史内部的一种能量,自发探求并发现突破口,眼下却被压抑下去或转移到别处,以至于要等上二百年,由西方列强帮我们重新唤醒、指示这种苦闷。
这是一个已经身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于读史时的所思。毋庸讳言,它带着很大的猜想性。但这猜想,究竟不是凭空从笔者脑中而来,而是对扑鼻的历史气息的品咂与感应。读计六奇《北略》《南略》、黄宗羲《弘光实录钞》、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文秉《甲乙事案》、夏允彝《幸存录》、王夫之《永历实录》、谈迁《国榷》……心头每每盘旋一个问题:这些人,思想上均非对君主愚忠、死忠之辈,不同程度上,还是怀疑者、批判者,却无一例外在明清之际坚定选择成为“明遗民”。他们有人殊死抵抗,有人追随最后一位朱姓君主直至桂中,有人远遁入海、死于荒渺,有人锥心刺骨、终生走不出“甲申”记忆……民族隔阂无疑是原因之一,但这既不会是唯一原因,而且从这些人的精神高度(注意,其中有几位十七世纪东方顶尖的思想家和学问家)推求,恐怕亦非主要原因。我所能想到的根本解释,应是他们内心十分清楚,这一事态意味着在巨大的文明落差下中国的方方面面将大幅后退。他们拚死保护、难以割舍的,与其说是独夫民贼,不如说是中国历史和文明的延续性。
“明遗民”是大现象、大题目,人物、情节甚丰,而且其中每可见慷慨英雄气,绝非人们从字眼上所想的冥顽不灵一类气质。就眼下而言,我们着重指出明末这段历史的幽晦与复杂、人性的彷徨与背反,包括社会心理或个人情感上的苦痛辛酸、虬结缠绕,并非一部“阶级斗争史”可以囊括。
中国人重新认识自己历史的时间并不长,基本从二十世纪开始。之前,既缺少一种超越的视野(对传统的摆脱与疏离),也缺少文化上的参照系(不知有世界,以为中华即天下),还缺少相应的理念和工具(对此,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所论颇精要)。以中国历史之长,这一工作又开展得如此之晚,其繁重与紧迫可想而知。即使如此,我们却仍有三四十年以上的时间,被限制在一种框架之下,使历史认识陷于简单化和概念化,欠账实在太多。
像明末这段历史,对观察全球化以前或者说自足、封闭状态下中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思想,可谓不可多得的剖截面,但迄今获取的认识与这段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丰富性相比,却单薄得可怜。它先在二十世纪初排满运动中、后在抗日时期,以历史情境的相似令人触景生情,两次引起学界注意,陈去病、柳亚子、朱希祖、孟森、顾颉刚、谢国桢诸先生或加以倡重,或亲自致力于材料、研究,创于荜路蓝缕,有了很好的开端。五十年代起,思想归于一尊,同时还有各种“政策”的约束,对明末历史的探问颇感不便与艰难,渐趋平庸。举个例子,钱海岳先生穷其一生所撰,曾被柳亚子、朱希祖、顾颉刚等寄予厚望的三千五百万字巨著《南明史》百二十卷,一直静置箧中,直到新世纪的2006年(作者已过世三十八年)才由中华书局出版。像《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那样的著作,本来不无价值,但它们的矗立,却是作为一种警示性标志,起到排斥对于历史不同兴趣的作用。
历史是一条通道,现实由此而来;使它保持通畅的意义在于,人们将对现实所以如此,有更深入的、超出于眼前的认识。每个民族都需要细细地了解自己的历史,了解越透彻就越聪明,以使现实和未来朝较好的方向发展。
崇祯死了。他在李自成军攻陷皇城时,毅然自缢。作为皇帝,这样死去史不多见,说到历来以身殉国的皇帝,他算一个。
崇祯的死,被当成明朝灭亡的标志。姑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例,这部已印三百余次、总发行量据信超过四千万册、流传极广的辞书,于其卷末《历代纪元表》,将明代的起迄标注为“1368—1644”,所列最末一位君主即是思宗朱由检,也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崇祯皇帝。对此,大中学校历史教材如出一辙,每位学生所得知识,都是在崇祯上吊的那天,明朝灭亡了。
然而,这并非事实。
崇祯的死与明朝灭亡之间,不能划等号。史家以崇祯死国为明亡标志,是为求简便而将历史以整数相除。真实的历史却往往不是整数,还有许多的事实,如同隐藏在小数点后面的数字,只求整数,这些事实就被抹去或省略。对专业治史者来说,求整数只是一种简化,他们对历史的了解,不会受此影响。然而,以外的人却不免陷入错误知识而且并不自知,他们会认真地以为,在崇祯自尽或者清兵进入北京那一刻,明朝就此亡掉。这是一个占据现在绝大多数人头脑的错误知识。
当时的情形,其实是这样的:
4月25日清晨,崇祯死后,北京为李自成所占。大顺军控制了黄河以北、山海关以南,包括陕、晋、鲁、北直隶和约一半河南在内的数省区域。如果手头有明朝版图,你立刻可以直观地看到,这是一片不大的区域;而且,这种控制并不牢固,总的来说还相当脆弱。
5月22日(甲戌日)至27日(己卯日)
,明军吴三桂部和满清联军,与李自成大战于山海关一片石,将后者击溃。李自成败退北京,于5月29日匆匆称帝,“是夜,焚宫殿西走。”
一周之后,清军进入北京。但是,大顺军溃逃所留下的地盘,并未立即纳入满清控制之下。在一段不短的时间内,满清对原属明朝疆土的掌控微乎其微;大致,仅北直隶(以今河北为主)一地而已。其左近处,晋、陕两省尚在争夺中(与李自成),而河南和山东的大部,一时间满清、大顺和大明谁都不能据有,互有交错。至于此外的广邈地方,满清干脆连一只脚印也还不曾留下。
反观此时明朝,虽旬月中,京师两番易手,从朱姓先改李姓,复改爱新觉罗氏,但亦仅此而已。所谓巨变,除了京师周遭可算名副其实,其他地方都谈不上。关外(所谓“建州”)后金崛起已近三十年,陕晋之乱也有十多年,张献忠1640年就攻打了四川……这些,均不自1644年始。如果说明朝是个烂摊子,则崇祯在世即已如此,而他殉国之后,暂时也没有变得更糟。
大部分地区,到此仍是明朝之天下。自荆楚以至浙闽,从淮河迄于粤、桂、滇,都还姓朱。它们不单面积广大,尤其重要的是,皆系中国富饶之地,天然粮仓几乎悉数在此(除天府之国已成瓯脱),工商于兹为盛,税赋根基未尝动摇,换言之,在这乱世之中,明朝财力仍属最强。对此,当时一位民间战略家“布衣陈方策”,上书史可法,这样分析形势:
东南岁输粮米数百万,金钱数百万以供京边,动称不足。今我粮运、银运尽行南还,贼将存仓之余粒、栲索之金为泉源乎?贼其饥矣,贫矣。
言下之意,北事失利未必只有害处,一定意义上,竟也等于甩掉个包袱。北地苦瘠,物产不丰,迁都后,一直靠南边通过运河输血供养。如今,南方钱粮再不必北输,“尽行南还”,岂非卸掉大大的包袱?这位陈布衣又说:
举天下之大,贼仅窃十之一二,我犹居十之八九。且贼瘠我肥,贼寡我众,贼愚我智,贼饥我饱,贼边我腹……
语气稍嫌轻浮,所论则大皆事实。
此外,明朝为两京制,北京之外,还有南京。朱棣以北京为京师后,南京旧制保存未变,从六部到国家礼器一应俱全。过去二百多年,这种叠床架屋的配制不免糜耗冗费,谁承想,当初这因朱棣篡位而形成的制度,现在意外起到“系统备份”的作用,使明朝免于崩溃。事实上,因着南京这套备用系统的存在,面对京师沦陷乃至国君殒命,明朝所受到的打击并非想象的那么严重。
最后再看武装力量。福王南京称帝后,史可法对兵力重新部署,将江北明军主力设为“四镇”,每镇兵额三万,四镇兵力计十二万。但这是计饷的定额,每个年度“每名给饷二十两”
,十二万部队一年耗银二百四十万两,而朝廷整个财政年入六百二十万两
,此已用掉三分之一强,所以必须严格控制额度。然而,计饷的兵额并不是各镇实际兵力。《小腆纪年附考》有一处提到,“四镇之兵不下数十万人”
,绝非区区之十二万;另一处说,单单四镇中最强的高杰所部,便计“十三总兵,有众四十万”
。四镇之外,明军主力还有一个“巨无霸”,这便是驻扎湖北的左良玉部。左部之强,四镇加起来也抵不过——“良玉兵无虑八十万,号称百万”
(陈方策给史可法上书中,也说“左镇拥兵数十万”
)。以上数字应有水分,未足信凭,但反过来说,朝廷出于财政原因所定下的江北四镇各三万、楚镇五万余兵力
的额度,同样不代表真实的数字。因各镇实际兵力原不止此,何况他们为增强自身实力,还都有扩军之举。例如,“泽清在淮安,选义坊之健者入部,肆掠于野。(淮抚田)仰无如何,乃为请饷。”
但朝廷拿不出钱来,对军纪的败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除了抢掠,军方还在各地自行征税,“时四镇私设行盐理饷总兵监纪等官,自划分地,商贾裹足,民不聊生。”
其实,“私设”二字无从谈起,在史可法的“四镇”规划中,“仍许各境内招商收税,以供军前买马置器之用”
一语,载于明文,可见并非“私设”。
就是说,这时明朝军队有账面内(计饷)和账面外(未计饷)之分。后者超过前者多少,没有翔实数据,但依“传闻”推想,多上几倍大概不成问题。而账面内(计饷)兵力,《三垣笔记》提供了确切的数字:
江北四镇:各三万,共十二万。
楚镇:五万余。
京营:六万。
江督、安抚、芜抚、文武操江,郑鸿逵、郑彩、黄斌卿、黄蜚、卜从善等八镇:共十二万。
以上合计三十五万。如按多三倍算,明朝实际兵力这时仍超百万。这样估计似乎并不夸张。
尽有天下膏腴之地、国家组织完好、拥兵百万——这样一个朝廷,距“灭亡”二字不亦远乎?而它的对手或敌人:李自成已经溃不成军;张献忠始终抱定流寇哲学;满清刚刚入关、立足未稳,且与李自成继续缠斗、脱不开手。四大势力的处境,明朝可谓最好。
所以,虽然教科书为求简便可以把1644年当做一个重要标识,作为史实我们却应知道,这一年明朝不仅仍然健在,而且底气颇足。它的确遭遇严重危机,但不能与“灭亡”混为一谈。对它来说,类似的危机过去就曾有所经历。1449年,“土木之变”致英宗被俘,严重性相仿,明朝却起死回生,又延祚二百年。那么,怎见得1644年最终不可以是另一次“土木之变”?
为何费这些笔墨,反复辨析不当以1644年为明亡标志?第一,这知识本身是错的,是年,明朝不过死了一位皇帝,却很快又有了新皇帝,国家机器继续运转。第二,虽然政治中心从北京转到南京,并且失去对黄河以北的控制,但这政权既不支离破碎,更没有陷于流亡境地,某种意义上,其客观条件比对手们更优越。第三,倘若以为明朝随着崇祯自缢而亡了,不知道至此它其实仍然活得好好的,甚至有能力和大把的机会去收复失地、重整山河,那么我们不光在史实上出错,实际也无法搞懂明朝怎样灭亡以及为何而亡。
申明1644年明朝未亡,不单是弄清史实或纠正一个错误知识。不能因满清占领了北京,就立刻将它奉为中国权力的正统。仅以北京的得失为这样的标志,既有夸大之嫌,更是提前用后事看当下。1937年,中国也曾失去国都,是否可说中国就此亡国?这一类比,因后续历史的不同,也许不甚恰当;然而仅就1644年而言,其实并无不可。对清朝在中国历史的二百六十年整体存在如何定义,可另外讨论,但在1644年,它是入侵者,是汉民族的敌人,是中国正统权力的颠覆者,此一历史原态没有含糊其辞的必要。
关注这个问题,不必说确与民族感情有关,南明这段历史两次形成热点,一次在清末民初,一次在抗日时期。前者本身就是民族原因所致,满清统治中国后,严厉禁蔽明末真相,将明史截断于崇祯之死,由清廷钦定的《明史》只写到庄烈帝(崇祯),也就是说,今之所谓明亡于崇祯的框架,正是来自满清。与此同时,满清决然封杀弘光、隆武、永历等南明诸朝,以及清初“明遗民”有关这段的史著,为此不惜制造一起又一起文字狱。这种遮蔽与掩杀,一直维持到同光之际,因其自身强弩之末才渐有松弛。所以,一旦清室逊位、进入民国,与排满思潮相呼应,学界立即涌起挖掘、修复这段历史的强烈愿望。等到日寇侵华、国府西迁,相似的情境再次触动历史记忆和心灵体验,使人们从新的层面看待和感悟明末。这种记忆与体验包含民族认同和精神溯源的可贵价值,正像明末清初诸多爱国者,每每追忆着岳飞、文天祥去激励自己那样。这时,崇祯死后的明代历史,隐然具有如何看待中华正统的意味。虽然国运日蹇、虎狼在前,爱国志士却不改坚贞,且不说国犹未亡,即便江山易手,国统也犹存心中——这是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谈迁、方以智等许许多多“明遗民”所树立的榜样和传统。较之于此,轻言满清占据北京、明朝即告灭亡,置历史于何地,又令先贤情何以堪?
历史是远远而来的大河,穿山越岭,走过不同路段,滚滚向前。这种向前并非对过去的抛却,相反,所历之处的大地精华会流动在整条河流之中,携往未来。唯有这样看,历史才是庄重和有尊严的。之所以斤斤计较明代是否亡于1644年,不在于时间上区区一二年之差,而在于坚持历史的伦理层面不苟且。若干年中,这种苟且已达于荒唐。诸如王眧君从悲情人物变成光明使者、岳武穆失去“民族英雄”光环。起李陵、文天祥、左懋第等于地下,他们似乎已然面目无光。顺此逻辑,则洪承畴、吴三桂之徒,有朝一日将被膜拜为促进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功臣。这背后,是一种实用主义历史观,取舍只问是否有利当下、合乎现实需要。其实不必如此,如前所说,历史有不同路段,完全可以分而论之。今日怎样、当时如何,各予尊重,有何不可?为何非要强史就今、驱策历史为现实服务?这做法,于现实或有若干便利,而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看,却割裂传统、造成历史伦理淆乱、致使一些重要而基本的是非阙如。
拗正这种偏差,不妨自重新确认明末历史始:在1644年,不管论以统序,还是质诸实际,满清并不具备南京的权威性,更不要说取代它。明朝作为当时中国之权力正统,至少维持到1645年6月7日(旧历五月十四丙午),亦即明京营总督、忻城伯赵之龙和礼部尚书钱谦益等向全境臣民正式下达投降书的那一天。这是满清真正成为中国统治者的时刻;此后,南部虽有隆武、永历等政权继续存在,但我们可以认为,奉明朝正朔的历史到此已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