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对姜曰广、刘宗周的相继去位，文秉评以“从此大柄益倒持矣” ——的确是这样一个标志，这样一个决定性时刻；在那以后，国柄实际落在武人之手，“以文抑武”国策就此破产。

但是，明人对于这当中的合理性，往往不能认识，他们难以走出抽象的“是非”，从客观实际出发去看待和理解这种变化。比如文秉随后的评论：

泽清以武夫而强预举错之权，固已悖矣。至公然驱逐正人，甘为群奸效命，逆莫大焉。

仍是“悖”、“正人”、“奸”、“逆”一类字眼，仍然以正统看一方、以阴谋看另一方。其实政治上实质性的变动，从来不是靠阴谋；阴谋可以起一点作用，起不了决定性作用；决定性作用还是来自实势的转换。明末政治的武人上位，不应视为捣鬼的结果，而是趋势所在。

拉开一段距离的清人，所见就比明人中肯。徐鼒承认刘宗周疏言都是“侃侃正论”，但却批评他是“君子之过”。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大其守春秋讨贼复仇之意也。然则其言可用乎？”并引用了一句古语：“国君含垢，贵知时也。”拿史可法为对照，并称赞了后者：“史可法之委曲抚绥，论者讥其懦，而吾独有以谅其时势之难也。”

对此，我所见的鞭辟入里的评论，来自温睿临《南疆逸史》：

夫道有污隆、时有常变，文经武纬，迭相为用。兵之设肇于炎黄，圣人未尝不亟讲之也。故《易》著师象、艺尚射御；武王亲秉旄钺，周公东征，四国是吪；孔子夹谷之会，具左右司马，诛莱夷而齐侯惧；清之战，冉求用矛以入齐师，孔子称其义。故以即戎望之善人，而夫子自言战则克，盖得其道矣，圣人何尝讳言兵哉！自晋人尚清言、宋人祟理学，指武备为末事、将帅为粗人，借弭兵偃武之说以自文其不能，天下靡然从之；于是将鲜道德之选、军蔑尊亲之习，甲兵朽钝，行伍单弱。驯至盗贼纵横，貊夷交侵；乃尊用粗暴猛厉之夫，奉以为将。始则慢之，继则畏之；骄兵悍将，挟寇自重，文吏恇怯而不敢究。盖后世中国之衰，皆自腐儒酿之也。宗周侃侃正色，忠矣直矣。至欲以干羽格“闯”、“献”方张之虐焰，何其迂也！南都立国，宿将尽矣，惟有四镇耳。故虽暴横，而史公欲用之；不惮委曲绸缪，抚辑其众。乃宗周指其当诛以激其怒，使之抗疏诬诋大臣，不反轻朝廷之威耶？汉文帝有言曰：“卑之无甚高论”；令及今可施行也。后世之君子，皆自持其正论，以博名高耳，岂计时势之不能行哉！……呜呼！世有君子而使其道不得行，人君之过也。尊其身矣、听其言矣，而言不度乎时宜、身无救於败亡，则岂孔孟之道果仅可用诸平世欤！

此段将国家与武力以及文与武的辩证关系、历史认识的变化、宋明理学与孔子本人的差异、史可法正确在何处等一干问题，讲得格外清楚。读一遍，我们对中国的相关历史，基本可知其廓盖。

尤应注意“则岂孔孟之道果仅可用诸平世欤”这一句，历史的确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用于和平下或比较秩序化的现实，“孔孟之道”在古时算是不错的选择，然一逢乱世，这体系就有点像纸糊的灯笼，中看不中用。总之，很难找到万全之策，这似乎是没有办法的事。“孔孟之道”擅长守成，能保社会平衡和稳定，但不具侵略性、进取性或攻击性，是平平安安过日子的办法。基督教伦理天生赞美冲突，不满足现世，很有侵略性、进取性或攻击性，总想方设法破坏旧的、追求新的，哪怕失去安宁。不同文化塑造了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生活。“孔孟之道”下古代中国人自有其实惠，这一点既应看到，若跟同时代世界其他地方相比甚至也许可以知足；它并非完全不搞阶级压迫、也不曾做到一律公平，但它相对讲道理，主张各有所退让、忍让，主张和为贵，遇到矛盾不赞成用强，讲调和、讲中庸……这些，都是它的长处，也是它所以令中国大多数时间较其他古代世界安详、丰裕的原因。但“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正复为奇，善复为妖”。它的好处，便是它的不好处。不喜欢用强，慢慢地就变成无强可用；老讲调和、中庸，泼辣、野性、健劲的力量，慢慢地就不见踪影。

用进废退，这既是自然界的原理，也是人世的常情。对儒家中国来说，文、武难以保持平衡状态，向“文”一侧偏得太多，“文”的经验很厚重，“武”的能力日益孱弱，愈到后来愈严重。汉之后，除唐代一段时间，遇到与外族PK，基本上大汉民族都一溃千里。我们讲的，并非在“积贫积弱”的近现代与欧美列强及日本之间的PK，却是作为明显富强得多的文明与蒙昧不开的“蛮夷”之间的PK。后一情形，晋代以来起码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被鲜卑、匈奴等“五胡”驱赶到长江以南；第二次，先被金人驱赶到长江以南，再被蒙古人在长江以南亡国；第三次，便是被满清征服全境。其实，严格地说还包括唐末。唐末跟明末很有几分神似；黄巢也将国都打下，并在那里称帝，之后也是异族武力——名叫沙陀，乃突厥人的一支，它的首领先是李克用，然后是朱温——代替中国皇帝把叛乱者击败、赶跑，进而又夺了汉人天下。这样看来，儒家被确立为文化正统后，生死存亡关头，汉族中国全部以强输弱。

这显然要算一种结构性的缺陷。总之，以中国历史来看，强能凌弱总被证明并不成立，相反，弱能胜强反倒屡试不爽。这一点，或许将给目下某些强国论的鼓吹者泼些冷水，因为除了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几次“挨打”，都并不因为“落后”，相反恰恰是以富强之国的身份。

且以1644年而论，甲申国变后，大明、大清双方无论国力、军力都并不般配——前者尽有膏腴之地，江浙一带更是中国财赋之所出，谈到军力，单单江淮至荆楚一线，明军即达百万以上；反观清人，既来自开发不足、物产不丰的关外，其真正兵力不过十余万人（满清征南，投降的明军起到很大作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便主要是后者的“杰作”），况且战线如此之长，按通常军事理论，单单补给一项就大为不利。然而结果如何？清兵南下，直如破竹，明朝则一触即溃。

是否有以下的可能：明军虽然人数占优，实际战斗力却极差，不像清军少则少矣，却个个是精兵强将？我们从两者交战的不相匹敌，极易作此揣测。然而，历史却并不迎合揣测，哪怕看上去“合情合理”。就此，我们有翔实、直接的材料，来说明明军的战斗力。这个材料，见于祁彪佳日记。

朱由崧刚刚监国，祁彪佳就受命巡抚苏松（苏州、松江一带）。到了那里，他开始抓一件大事，即整顿军队：

予以地方多事，不可无兵，乃将各营兵并为标下左、右、中、前、后五营……标中之兵，力必在六百斤以上，其九百斤者，则拔为冲锋官。

他要求，每个士兵必须有举起三百公斤的力气，这样才达标；假如能举四百五十公斤，就提拔为冲锋官。这个标准相当高，体格膂力远超过普通人（未知今天的士兵能否达到），一旦投入战斗应得谓之强劲。那么，祁彪佳是否不过说说而已？不是的。他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督行其军事整顿计划，日记留有多处相关记述。如七月初九，视察“义勇营” ；七月十五日，手下将领向他汇报“以力及额者（即达到前述之标准者）入标中营，余归左右二营” ；七月二十日，到“教场”考核练兵效果 ；八月二十六日，在“礼贤馆”“试验冲锋官技勇”，“有腹压六百斤石又能立六人于上者” ；九月十二日，同样是在“礼贤馆”，“召标中新募兵过堂”，“内有未冠者五六人，皆力举七八百斤”，“又试诸冲锋官技力” 。可见标准被严格执行了，既未苟且，更非说说而已。当然，较诸明军其他部队，也许祁彪佳算是“高标准，严要求”，但比一般要求不会高出太多，否则很难推行。

这样的部队，能说是草囊饭袋？又怎会一触即溃、不堪一击？然而事实又确实如此，清兵南下过程中，简直不曾发生过什么像样的战斗，明军望风披靡，几乎全都不战而降。其中答案，显然难于强、弱求之，实际也无从于强、弱求之，而必然另有根由。作为观察与思考，我们就此展开的认识，需要抵于历史与文化的深层及全局。 gScSW64GWGbmcSiagIBwEq7ZTGQnBMdhYKFQ4kQmkBkv7e9HRvY80NoP8gB6c1h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