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六、七月间，又爆发更激烈的冲突。

前左都御史、浙江耆宿刘宗周起复旧职。是年，刘宗周六十六岁。在学问和思想上，他是一代大宗师，世称“蕺山先生”，明末名流出其门下的甚多，如祁彪佳、熊汝霖、陈子龙、周镳、黄宗羲、陈洪绶、仇兆鰲、毛奇龄……可谓网尽精英。他的学说，以“诚意”、“慎独”为核心。从思想到人格，无论对人对己，他都严正之极，容不得半点污垢，行为刚峻乃至乖异。他曾自谓：“既通籍，每抱耿耿，思一报君父，毕致身之义。偶会时艰，不恤以身试之。” 他还是“以文抑武”论的主要坚持者，崇祯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崇祯皇帝召见五府六部九卿科道的面对中，他发言说：

臣闻用兵之道，太上汤武之仁义，其次桓文之节制。以故，师出有名，动有成绩。

认为用兵最高境界，是汤武仁义之道，如果做不到，就要像齐桓、晋文那样切实予以约束、控制；否则，武力不是什么好东西。不难窥见，他心中对武力以及从事武力的武人，怀有伦理上的卑视；这当然反映着儒家意识形态的基本观念。可以想象，一个有着这样观念而个性又极坚毅的人出现于刻下的南京，会触发怎样的事端。

从接到朝廷起用通知那一刻起，刘宗周似乎就进入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他从家乡山阴起身，一路向南京进发。但他并不急于进入南京，也不肯使用“左都御史”的官衔，《明季南略》说他“不受衔” ，《小腆纪年附考》则说“以大仇未报，不敢受职” 。这种举动在别人身上，可能是作秀，但在刘宗周却绝对严肃，是对“诚意”、“慎独”理念的践行，用他原话讲，“当此国破君从之际，普天臣子皆当致死”，幸而不死，大家起码该做到“少存臣子负罪引慝之诚”。 他恪守着“名不正，则言不顺”，入朝面君之前，要把一切有关大义疏明确立。在他看来，君仇未报，人人都是戴罪之臣，无颜接受新的任命，所以自称“草莽孤臣”，以这身份向朱由崧递上一道又一道奏疏，陈述心中的各种原则。

在引起轩然大波的《恸哭时艰立伸讨贼之义疏》中，他严厉抨击弃土辱国、望风而逃的将帅：

数百里之间，有两节钺而不能御乱卒之南下，致淮北一块土，拱手而授之贼。尤可恨者，路振飞坐守淮城，久以家眷浮舟于远地，是倡逃之实也。于是，镇臣刘泽清、高杰，遂相率有家属寄江南之说，尤而效之，又何诛焉！按军法，临阵脱逃者斩，臣谓一抚二镇，罪皆可斩也。

紧接着，又上《追发先帝大痛以伸大仇疏》，指责封疆之臣确知崇祯皇帝凶问后，理当“奋戈而起，决一战以赎前愆”，结果却“仰声息于南中，争言固圉之事，卸兵权于阃外，首图定策之功”，“安坐地方，不移一步”——人臣若此，皆该“坐诛”。

两疏一出，“中外为之悚动” 。客观地说，疏中言论不无过激，尤其“可斩”、“坐诛”字眼，似乎杀气腾腾。不过，这其实未足挂怀。刘宗周只是一个持议过苛而手无寸铁的老夫子，口中说出那些话，在他乃是激于忠义、呼唤正气、从伦理层面出发的必有之论。其次，其矛头所向应该说没有“党偏”迹象，我们看到他并非专门针对武人集团或马士英等弘光新贵而来，所列的“可斩”对象包括路振飞，还说他“尤可恨”。其实大家公认路振飞很正派，绝不属于“奸小之辈”。由此可见刘宗周不免也是“攻其一点，不计其余”，有股子“一个都不饶恕”的倔强劲儿。

问题是，武人集团正处在由弱势转强势、向文官系统发起冲击的过程中。他们刚刚成功撵跑了吏部尚书张慎言，刘宗周居然“顶风作案”；更何况，人未到、挑衅先至，是可忍则孰不可忍。

事情迅速演为一场危机。“都中谤纸喧传”，南京出现许多匿名传单，造谣东林党人“聚兵句容”，图谋“不轨”，又称“四镇方修行署，将入清君侧”；南京满城岌岌，“旬日方定”。

这些谣言，可以肯定出自武人集团，而其源泉是东平伯刘泽清。在造足气势之后，“越数日，刘泽清疏至，明己有功无罪”，其中更有如下狠话：“宗周若诛，即卸任。”要求朱由崧赐予上方剑，让他去杀掉刘宗周。李清对刘泽清的上疏有三个字的印象：“语狂悖。”

刘泽清似乎并非嘴上说说，《南疆逸史》（亦见于《弘光实录钞》）记载了一个惊人情节：

方宗周在丹阳僧舍也，泽清、（高）杰遣刺客数辈迹之。见其正容危坐，亦心折不敢加害。

情节很像《赵氏孤儿》屠岸贾之刺赵盾。以刘泽清的阴毒，这种事他能够做得出。

不过，说高杰也派遣了刺客，应系讹传。事实上，高杰不曾参与刘泽清攻击刘宗周的行动（详下）；在此，笔者提供一条来自祁彪佳日记的可直接排除高杰嫌疑的证据。当时，祁彪佳奉命过江，处理部队间纠纷；七月十六日，在瓜洲与从扬州赶来、正在此协调“四镇”的太仆寺少卿万元吉会晤。他在当天日记中写道：

……欢然共谈于楼上。万以刘鹤洲（刘泽清字）方参论东林诸老，欲令高英吾（高杰字）上诉，反其所言。予以非镇将所宜言，令勿托彼。万极是之。

这里说的是，刘泽清冒用高杰名义，联名上疏参劾刘宗周等，万元吉了解后，打算让高杰自奏一疏，声明名义被刘泽清冒用，而祁彪佳认为这么做不妥，万元吉由是打消此念。

据《明季南略》，大约半个月中，刘泽清先后三次上疏，要求严惩刘宗周。第一次与高杰联名，第二次与刘良佐同时上疏，第三次以“四镇”的集体名义：

七月廿一丙午，刘泽清、高杰劾奏刘宗周劝上亲征以动摇帝祚，夺诸将封以激变军心，不仁不智，获罪名教。三十日乙卯，刘良佐、刘泽清各疏参刘宗周劝主上亲征为有逆谋。八月初二日丁巳，高杰等公疏请加宗周以重僇，谓疏自称“草莽孤臣”为不臣。既上，泽清以稿示杰，杰惊曰：“吾辈武人，乃预朝中事乎？”疏列黄得功名，得功又疏辩实不预闻。

不仅冒用了高杰名义，还冒用了黄得功名义，只有刘良佐未见表示异议。最恶劣的当属第三次，盗用“四镇”集体名义来构成强大军事压力，逼迫朱由崧制裁刘宗周。

事实上，刘泽清还曾于八月二十日第四次上疏。这一次，攻击对象除了刘宗周，还有内阁大学士姜曰广。原因是，刘宗周《恸哭时艰立伸讨贼之义疏》呈达后，握有票拟权的姜曰广代朱由崧作出如下批示：

览卿奏，毋狥偏安，必规进取，亲统六师恢复旧物，朕意原是如此。至严文武恇怯之大法，激臣子忠孝之良心，慎新爵、核旧官，俱说的是。朕拜昌言，用策后效。仍着宣付史馆。该部知道。

虽无实质性处理，然而，将刘宗周奏疏存入史馆，等于所言将鉴于史册。

因此，刘泽清大恨，连同姜曰广一道猛攻，《甲乙事案》形容：“其词凶悍甚。” 这种凶悍有充分的理由。虽然高杰、黄得功不肯与之联手，内阁大学士、兵部尚书马士英却是他的奥援。黄得功揭发刘泽清盗用其名义的奏疏，被马士英悄悄扣下。面对刘泽清的连番弹劾，刘宗周指出：

本朝受命三百年来，未有武臣参文臣者，尤未有武臣无故而欲杀宪臣者，且未有武臣在外而辄操庙堂短长、使士大夫尽出其门者。有之，皆自刘泽清始。一时纪纲法度荡然矣。

这几句话，完整道出弘光政局的根本之变。大势如此，不可挽回。十多天后的事实证明，这场较量，文官系统损失惨重。九月九日，姜曰广致仕；九月十日，刘宗周致仕。户部给事中吴适上疏，恳请留任姜、刘，没有任何反应。《小腆纪年附考》说：“宗周以宿儒重望，为海内清流领袖。既出国门，都人士聚观叹息，知南都之不可有为也。” ShdDsGw0p4Ph6hvMMPApFhh3Ddwrkfxfyb37mcNbWH+dodNrwfjj1OmMeC/0QU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