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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藩者，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也。国变后，他们是左良玉以外明朝正规军中实力最强的四大统帅。这四支部队，黄得功镇庐州
，刘良佐也应驻于左近
；高杰、刘泽清则是“外来户”，前者由山西败溃而来，后者是从山东逃到江北。“及设四藩，杰卒驻扬，泽清驻淮，良佐驻凤、泗，黄得功驻庐。”
其中还有一些过节、争夺，暂且不表。
划定四藩的同时，朝廷还宣布给五位大帅晋爵。宁南伯左良玉、靖南伯黄得功进封侯爵，高杰、刘泽清、刘良佐分别为兴平伯、东平伯、广昌伯。
需要补充一个情况，一般以为“设四藩”的主意出自史可法，事实也许并非如此。《议设四藩疏》肯定是史可法写的，也是以他的名义进呈于朱由崧，不过这只表明职务关系——作为首揆，相关行为必须由他出面。但意见是不是他提出，或者，是不是他的独自主张，一些记载露出其他迹象。
例如，《明季南略》“史可法请设四镇”一条，载史可法奏疏有如下字样：“臣与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等谨议……”、“又议……”，显示有关建议是内阁集体会商的结果。《国榷》的记载有相同内容，且更具体：
大学士史可法言：“昨午与诸臣高弘图、姜曰广、马士英等，恭承召谕，令臣等将用人、守江、设兵、理饷各宜议定。谨议……江北与贼接壤，遂为冲边。淮扬滁凤泗庐六处，设为四藩，以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刘良佐高杰刘泽清分镇之。”
明指头一天经朱由崧召对、下旨，开了一个会，专门讨论。
最出乎意表的材料，见应廷吉《青燐屑》。史可法督师扬州，作者充其幕僚，追随左右直至扬州城破前夕，其间无话不谈，后均记于《青燐屑》一书。1644年12月2日（旧历十一月初四），崔镇，对时局备感失望的史可法回顾半年来弘光朝的经历，如是说：
揆厥所由，职由四镇尾大不掉。为今之计，惟斩四臣头悬之国门，以为任事不忠之戒，或其有济。昔之建议而封四镇者，高弘图也；从中主张赞成其事者，姜曰广马士英也。依违其间无所救正者，余也。
里面包含四个要点：一、“设四藩”提议人是高弘图；二、表示赞成的有姜曰广、马士英；三、史可法本人当时对此感到拿不定主意；四、数月后，经观察和检验，史可法认为这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并深为后悔没有断然反对。
这段话正好能与《国榷》、《明季南略》相证，即：“设四藩”方案，来自于一次内阁会商。而且我们进一步得知，史可法非但不是始作俑者，还是唯一感到犹豫的人。
问题是，这说法的可信度如何？会不会是史可法推卸责任的一面之词？笔者不以为如此。综观甲申之变以来，种种表现说明史可法是勇于任事、能够忍辱负重之人。这样一个人，对属于自己的过错不会诿之他人。封四镇后不久，江督袁继咸从九江入朝，曾就此事专程前往内阁，“责阁臣史可法不当遽伯高杰”
，史可法一言未发，没有为洗刷自己而透露内情。查遍史料，他仅仅是在私密、愤懑的情形下对应廷吉提到过一次，除此之外人概莫知，以致同时代的黄宗羲过了很多年仍认为：“史可法亦恐四镇之不悦己也，急封爵以慰之。”
归根结蒂，四藩之设、重赏诸帅、武人地位提升，不在于谁提议，而在客观上可否避免？徐鼒论道：
然则可法胡为出此谋也？曰：不得已也。诸将各拥强兵，分据江北，能禁其不窃踞自尊乎？不能也。锄而去之，能保其不为敌用乎？不能也。既不能制其死命，而又不能抚之以恩……假以朝命，使恩犹出之自上，此亦乱世驭骄将不得已之术也。
从最实际的角度讲，且不说别的，弘光之立就很借重武人，不是有朱由崧曾以书招高杰等率兵拥立的传说吗？就算朱由崧本人无此举，马士英与诸将串联总是千真万确的事，“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
皇帝人选如何，都已须视武人眼色，何况封个伯爵侯爵？这尚在其次，更主要的是，国变之后，败兵如潮，军队处在失控边缘，事实上此时已经发生严重危机——高杰所部在扬州、瓜州等处，大肆劫掠，与民众生死对峙；不同部队之间也为争夺地盘或其他利益，频发流血冲突。可以说，原有军事建构已失去效用，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必须要有新的方案，平衡利益、稳定军队，同时，重构朝廷武力或至少形成一种暂时秩序。就此而言，“设四藩”也许不是令人嘉许的方案，但它相当诚实，反映了现实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