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惜,世上无十全十美之事。虽然武力之于国家的两面性似乎被化解,但这化解方式本身却有自己的两面性。“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承平状态下可有效防范武力失控,可一旦国家面临较严重的外患或内忧,所带来的问题恰恰也就是不能有效控制武力。因为,真正需要用兵的时候,“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得节制”势必是内耗与掣肘。不单如此,“节制者”、“操兵者”两种角色长期定向化,还阻断了健全军事家的产生。此即黄宗羲指出的:
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崇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
但他只讲了某一面的情形,还有另一面,亦即“节制者”不知兵。在以文抑武的军事系统中,文官出身的督抚都是些读着圣贤书、念着“子曰诗云”长大的进士,派他们去“节制”那些带兵打仗的将军,寻常剿讨小股毛贼也许还看不出来什么,狼烟四起、遇到大规模战事时,局面实在不免荒唐;既然不知兵,实际上,他们也很难“不为大帅驱使”。
帝制中国,无论统治者还是老百姓,都从“文武分途”或者说文官政治结构受益,国家安定,生产能够保持,文明的脚步较少受干扰,这些都应看到和承认。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在全球鳌头独占,与从制度上有效抑制武力的破坏性有极大关系。不过,正像一开始所说,国家与武力这对难兄难弟的矛盾,没有尽善尽美的解决方案,相对较好的方案,也必然存在不足。从帝制中国的情形看,自从晋、唐经历最后两次严重内乱而终于找到有效抑制武力破坏性的制度后,宋、明两大朝代因内部武力失控而起的危机均不再至,董卓、安禄山式枭雄销声匿迹,它们最后覆亡无一例外由外族入侵所致,这也绝非巧合。
问题正在于,当内部武力失控的可能大为削弱时,国家整体军事能力和效率必然随之下降。其害处,承平之世丝毫看不出来,一旦“有事”,虎皮羊质、外强中干的真相便会暴露。宋、明脆败于西夏、金、蒙古、满清诸外族,一直以来被归之于后者武力超强。这固然未为无理,但人们谈得很不够的,其实是宋、明自身军事机体何其虚弱、不堪一击。这两个朝代几乎不能赢得任何一场战争,虽然局部来看它们并不乏军事奇才和英雄人物,杨家将也罢、岳家军也罢、戚继光也罢,但置诸整体,宋朝、明朝在军事中的表现皆属低能。归根结底,这不应到个人身上找原因,而是制度使然。以文抑武,不光严重制约军队的战斗力,还使得军事领域掺杂、充斥着官场政治的各种阴谋气息,在潘洪如何陷害杨继业、秦桧如何损毁岳飞、北京官场如何倾轧袁崇焕……这类故事中,有着宋、明两代军事机器的典型特征和原理。简言之,“无事”时它的确十分有效地消融了导致军事强人产生的能量,然而“有事”时它却恰恰销蚀了国家对于高效军事组织和伟大将领的希望。
我们从明代可以看到,它绝非在朝代尾声才暴露自己军事上的低能。1449年,明英宗朱祁镇率五十万大军,对蒙古瓦剌也先部玩“御驾亲征”,结果于土木堡(今河北怀来附近)五十万人马全军覆没,朱祁镇本人被活捉而去。这么一出喜剧,固是皇帝胡闹所致,但五十万明朝正规军一触即溃,委实超乎想象。皇家的《英宗实录》这么记载:
壬戌,车驾欲启行,以虏骑绕营窥伺,复止不行。虏诈退,王振矫命抬营行就水,虏见我阵动,四面冲突而来,我军遂大溃,虏邀车驾北行。
并没发生战斗,对方只一冲,明军“遂大溃”,威风八面的大明皇帝也就被人“邀车驾北行”(俘虏)了,五十万大军根本是纸老虎,或者连纸老虎也不算。诸多迹象表明,明朝之能维持二百五十年左右的国泰民安,很大程度是因周边没有强敌。十四世纪蒙古人崩溃以后,完全退回游牧原形——他们本质上不适应国家形态,此时终于恢复本性,四分五裂,在广邈原野上东驰西骋,唯以劫掠为能事;历来是中国心腹之患的北方一线,由此暂为虚壑,直到万历年间努尔哈赤统一建州五部,北部重新出现一个蛮族国家。
崇祯初年以来,内忧与外患并起,督抚+大帅的结构在内外两线都暴露出同样的问题:承平状态下的稳然可控,一经实战考验,被证明彻底失控。洪承畴战败、被俘、投降,是这当中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当时,以“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身份来到辽东的洪承畴,在松山之战中为诸将所弃,大同总兵王朴率先遁去,在十三万大军中引起连锁反应,“于是各帅争驰,马步自相蹂践,弓甲遍野。” 之后,洪承畴带着仅剩的由他直接指挥的万余孤军,困守松山半年,终于投降。大致,整个崇祯朝的军事失利如出一辙,剔除其他因素,都因督抚+大帅这一结构造成军事行动实际不可控所致。
眼下,来到朱由崧领衔的弘光朝。即位之始,他发下“敢辞薪胆之瘁,誓图俘馘之功”的狠誓。君仇国辱须报,疆土亟待恢复。单论数量,此时明朝尚拥兵百万以上,比敌人只强不弱,朱由崧发下那样誓言,也算有根有据。问题是,祖宗制度摆在那儿,偏瘫的明朝若想起死回生,弘光君臣非玩出点新花样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