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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还提到在这过程中朱由崧有一个举动：
时王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
可能性不知如何。更多迹象表明，朱由崧“被”拥立的成分似乎较大，无论以他的头脑，还是以他彼时的处境、心气论，都不像有能力采取主动。
综合各种所述，我们大致复原一下朱由崧时来运转的那一刻：他随潞王等来到淮安后，落拓登岸，穷困潦倒，与几位随从靠借来的一千金度日。正在无计可施之际，一日，忽然遇见几个陌生人。其中一个，掏出一封信笺，上面写着恭迎他去南京继承大统之类的话，具名者“马士英”、“刘孔昭”等等，都是些响当当的人物。当然，来者不曾告诉他的是，他们在淮安首先寻找的是潞王，可惜，打听来的消息显示，潞王的船队前一天就驶离该处，现在甚至已经渡过长江。换言之，当初若非黯然离开王舟，他本人也将与这样的机遇失诸交臂。然而，事起突然，一时间，福王信疑参半。不过，很快马士英就亲自赶来觐见，带着几位军事强人的效忠信，还有浩浩荡荡的军队。朱由崧终于明白，一件大事即将发生。
以上所有情节，我们无法给出具体日程表，很多事情在幕后发生，史无明载，就连当时史可法和南都诸臣都蒙在鼓里。
《国榷》有一笔记载，5月30日（四月二十五日壬午），“史可法约南京诸大臣出议，不果。”原因不明，会不会是马士英奉迎福王正在途中，密嘱其同伙暂时回避？根据我们掌握的日期，6月1日（四月二十七日甲申），南京礼部官员前往仪真面见福王，正式呈交请他驾临南京的“百司公启”；这意味着，6月1日之前他应该正在从淮安到仪真的路上。
5月30日，史可法召集会议“未果”，仅隔一天，6月1日同样的会议却开成了，而且取得决定性成果。《圣安皇帝本纪》记道：
甲申，守备南京魏国公徐弘基、提督操江诚意伯刘孔昭等，南京户部尚书高弘图、工部尚书程注、都察院右都御史张慎言、掌翰林院事詹事府詹事兼侍读学士姜曰广等，南京守备掌南司礼监务太监韩赞周等集朝内。兵部右侍郎吕大器署礼、兵二部印，不肯下笔。吏科给事中李沾厉声言：“今日有异议者死之。”
紧接其后，顾炎武提到“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作为李沾严厉威胁的注脚。
这个会议，马士英、史可法均不在场。前者是资格问题，后者似乎返回浦口驻地，不在南京。
对于某一方，这是一次准备充分的会议，对于另一方，则有些猝不及防。吕大器显然遭到当头一棒，他以不肯起草文件和用印的方式，做着无谓而徒劳的挣扎。
《明季南略》和《小腆纪年附考》说，与李沾发出威胁同时，刘孔昭、韩赞周“复力持之”。朝臣、勋贵、太监，三种声音交织得很好，充分显示事先经过周密联络和策划。吕大器还想拖延，遭到刘孔昭“面詈”，警告他“不得出言摇惑”。“大器不敢复言”。“议遂定”。“乃以福王告庙”。
告庙，是将结果呈报于列宗列祖，在礼法上完成确认。
同日，礼部官员赶往仪真递交“百司公启”，福王“得启即行”。次日（6月2日）抵浦口，魏国公徐弘基等恭接。第三天过江，舟泊南京城外燕子矶。第四天（四月三十日丁亥），南京要人谒见。第五天（五月初一日戊子），福王离舟登陆。入城前，先到孝陵祭告，然后从东华门入，步行穿过皇极殿，出西华门，到内守备府，以之为驻跸行宫；百官朝见，行面君时正式的四拜礼。
“定策”尘埃，至此落定。
入城时，王辇所到之处，市民沿街聚观，绅士们肃立恭迎。《国榷》说：“始，江南闻变，各怀危惧。至是，士民忻忻有固志。”
南京街头气氛说明，随着福王到来信心正在恢复。而在稍远的外地，还是人心惶惶；计六奇记述，福王入南京当日，“无锡各大家避居湖滨”，整个五月上旬，不断有抢劫消息传来，五月十一日（6月15日），时为教书先生的计六奇正授课中，听到外面铳声一片，跑出一看，“数百人荷戈鸣金，巡绕庐舍”，打听后得知是地方集资组成的临时保安队伍，“每人予米三升，钱三十文，肉半斤”。
撇开政坛的矛盾斗争不论，从民间角度看，新君人选产生是受欢迎的，它对稳定人心、恢复安宁有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