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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士英拥立福王,在基本事实不变的情况下,各家叙说多有不同。计六奇说:

马士英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移书史可法及礼部侍郎吕大器,谓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请奉为帝。

这是最强硬、最决绝的一幅图景,“必欲立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至以武力相威胁。顾炎武同样提到福王之立有军事为后盾:

时士英握兵权于外,与大将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

其他讲述,却包含让人意想不到的情节。最奇特的是《弘光实录钞》所记:第一,抓住时机、抢“定策”之功的主意,来自阮大铖,是他“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使事出己而后可以为功”。第二,三人密议的结果,并非径以福王为目标,而是由阮大铖派手下一个叫杨文骢的赶往淮安,“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

文骢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曰福王也。文骢入见,启以士英援立之意。

计六奇记录了一种说法,也称马士英最初奔潞王而来:

或云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发一日,且渡江,乃亟奉福王登舟,黄得功、刘良佐、高杰以兵护行。

对此,计六奇表示怀疑,“其说非也”;他认为,马士英是在福王舟抵仪真时,“私致推戴之意,且招刘泽清以兵南下”。撇开细节问题,马士英开始并非只拥戴福王这一点,应属可信。《小腆纪年附考》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版本:

士英亦遣其私人传语可法,谓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即答以七不可之说……

马士英一类人,脑中盘旋的只有“投机”二字。有奶便是娘,“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的行径,很合乎他们的内心逻辑。伦序也好,贤愚也好,在他们这里,才真正纯属一种借口、一种旗号,需要什么就拿出什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总之,把“定策奇功”抢到手就是了。李清说,这伙人中另一位重要角色刘泽清,原来也表态拥护潞王,一旦听说马士英与其他几位将军结成同盟,“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高)杰等。” 所以,他们远比史可法们灵活,别人还在踌躇、还在煎熬之际,他们却早已摇身一变、顺势而动、稳操胜劵。 wxHaSwJm5dnPtVgDbx7RyEufkaiNd84GLPB0H19ITLH2gWzS4Klhz2StTaBRZiV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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