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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马士英拥立福王，在基本事实不变的情况下，各家叙说多有不同。计六奇说：
马士英独念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移书史可法及礼部侍郎吕大器，谓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请奉为帝。
这是最强硬、最决绝的一幅图景，“必欲立之”，“已传谕将士奉为三军主”，至以武力相威胁。顾炎武同样提到福王之立有军事为后盾：
时士英握兵权于外，与大将靖南伯黄得功、总兵官刘泽清、刘良佐、高杰等相结。诸大将连兵驻江北，势甚张。大臣畏之，不敢违。
其他讲述，却包含让人意想不到的情节。最奇特的是《弘光实录钞》所记：第一，抓住时机、抢“定策”之功的主意，来自阮大铖，是他“走诚意伯刘孔昭、凤阳总督马士英幕中密议之，必使事出己而后可以为功”。第二，三人密议的结果，并非径以福王为目标，而是由阮大铖派手下一个叫杨文骢的赶往淮安，“持空头笺，命其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
文骢至淮上，有破舟河下，中有一人，或曰福王也。文骢入见，启以士英援立之意。
计六奇记录了一种说法，也称马士英最初奔潞王而来：
或云士英亦希立潞王，而潞王舟先发一日，且渡江，乃亟奉福王登舟，黄得功、刘良佐、高杰以兵护行。
对此，计六奇表示怀疑，“其说非也”；他认为，马士英是在福王舟抵仪真时，“私致推戴之意，且招刘泽清以兵南下”。撇开细节问题，马士英开始并非只拥戴福王这一点，应属可信。《小腆纪年附考》提供了故事的另一版本：
士英亦遣其私人传语可法，谓立君以贤，伦序不宜固泥。可法信之，即答以七不可之说……
马士英一类人，脑中盘旋的只有“投机”二字。有奶便是娘，“不问何王，遇先至者，即填写迎之”的行径，很合乎他们的内心逻辑。伦序也好，贤愚也好，在他们这里，才真正纯属一种借口、一种旗号，需要什么就拿出什么，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总之，把“定策奇功”抢到手就是了。李清说，这伙人中另一位重要角色刘泽清，原来也表态拥护潞王，一旦听说马士英与其他几位将军结成同盟，“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高）杰等。”
所以，他们远比史可法们灵活，别人还在踌躇、还在煎熬之际，他们却早已摇身一变、顺势而动、稳操胜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