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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陷入严重尴尬。他们高举“迎贤立贤”旗帜，假如朱常淓确系贤王，则对朱由崧的排斥，也好歹师出有名。不幸，二者间并无贤愚可言，不以伦序定迎立的做法，显得毫无根据。考虑到“国本之争”以来的历史，毋宁说他们等于走到了自己的反面。他们当初批评万历不讲伦序，而今己之所为也是如出一辙。尽管他们可以辩解，万历出于私心，自己出于公心，但旁人却完全可以说，就事论事、从法不可废的角度看，他们选潞王、排斥福王与万历图谋改变太子地位，实质没有不同。
这一决策失误，源自两点。
其一，确有动机不纯的因素。总体上，东林党人是明末政治中的健康力量，甚至昭示了历史的变革和新生，但并不是说，每个人品质、格调彼此相当，中间亦有懦弱、卑微之人直至投机分子。史可法、刘宗周、黄道周、祁彪佳等，个人品性都铮铮佼佼、无可指摘；钱谦益、吕大器却不免质地不纯、杂厝斑驳。钱氏在弘光登极、马士英揽权后，竟觍颜投靠；吕大器则在排福迎潞方案破产后，赶紧献上马屁，以图自赎。而这二人，恰是当时迎立潞王的首倡者和最积极推动者，可见这一方案羼杂不纯动机实属事实。
其二，书生气重，不懂务实。讲原则、守信念，本是知识分子的正派作风，韩愈说：“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饿死而不顾”，程颐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很多明代正直官员，都极重名节，鄙视滑头油脑。不过，书生气太重有时会变成硁执和狭隘，对小节斤斤计较，反而置大局于不察。关于“定策”这件事即如此。尽管有许多陈年旧账，尽管朱由崧浑身毛病，但当时情势下，这些均非大局。大局是什么？一言蔽之：按照伦序，福王当立。正如路振飞告诫的：“议贤则乱，议亲则一，现在惟有福王。”
这个大局不坚持、不把握，就授人以柄，反被对手抢去先机。只要这步棋走正，别事均可另图；反之，这步棋没走对，则满盘被动。在这一点上，史可法犹豫不决是很大的失误，他应该把福王的道德缺失抛诸脑后，当机立断，力排众议，立即迎福王于淮上。
很多年后，黄宗羲反思此事，曾这样批评史可法：
当是时，可法不妨明言，始之所以异议者，社稷为重，君为轻之义……奈何有讳言之心，授士英以引而不发之矢乎？臣尝与刘宗周言之，宗周以为然。语之可法，不能用也。
以上的道理本身，光明磊落、朝气蓬勃，很能体现明末改革派士大夫的新思维。可是，如此超前的主张若想付诸实践，并不现实，毕竟还是君主体制，只能在现存伦理话语内说事、处理问题。黄宗羲的建议，史可法非不想用，是根本不可用。他徘徊不定，就因为内心处在所愿与不能的夹缝中，既不甘心拥戴福王，又深知这样做的难度。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史可法作为当局者所想到、看到、体会到的东西，黄宗羲岂能尽知？可惜的是，尽管史可法可能都想到、都看到、都体会到了，却陷入哈姆莱特式迟疑，让那个马士英捷足先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