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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事情虽如此明了,南京的主流意见却偏偏对福王不感兴趣——东林党人公然倡议迎立潞王,还为此大搞串联;首席大臣史可法也搔首踟蹰,沉吟不决。这是怎么回事?莫非衮衮诸公不晓得按伦序福王当立?当然不是这样,他们对于圣贤之书滚瓜烂熟,个个是名教专家。莫非潞、福相较,此贤彼愚、良莠分明?这倒确实是一个焦点,史可法在答复马士英的信中就表示:

福王则七不可,(谓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也。)唯潞王讳常淓,素有贤名,虽穆宗之后,然昭穆亦不远也。

这一席话,有说是史可法本人的看法(如《明季南略》),有说出于吕大器、张慎言、姜曰广,史可法仅是将其转达给马士英(如《小腆纪年附考》)。不论如何,确有此议论;马士英后来一口咬定史可法应就此承担责任,从而给弘光政局埋下一大伏笔。

前面说,东林党是改革派,论到不拘泥于礼法,抑或将是非看得皆比礼法重,这种可能性真的未必没有。刚才所引批评福王“七不可”那段话,明显是将贤愚置于伦序之上。关键是,潞王“素有贤名”的说法是真是假?有无事实根据?查一查史料,我们意外发现,东林党人在这件事上居然撒了谎。朱常淓之贤愚,与朱由崧半斤八两、彼此彼此,顶多以五十步而笑百步。以下,是当时朝中一些中立者的亲眼所见和评论:

初,上(指弘光皇帝朱由崧)既失国,咸恨不立潞王。时太常少卿张希夏奉敕奖王,独语大理寺丞李清曰:“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大理寺少卿沈胤培尝曰:“使王立而钱谦益相,其败坏与马士英何异!”

张希夏受朝廷委使,与潞王直接接触,印象很一般,完全不认为“彼”(朱常淓)善于“此”(朱由崧)。这显然比东林党人并未与之打过交道而径言“素有贤名”来得靠谱。沈胤培说,假使迎立潞王而以钱谦益为宰相(既然他有首倡之功),跟福王、马士英的这组搭配比,结果其实是一样的。从钱谦益诸多表现看,事实多半将如此。直觉上我很怀疑,潞王“素有贤名”,根本是以钱谦益为首的东林活动家们信口胡编的,他们根本不了解潞王为人如何,目的只是为弃福王、立潞王制造舆论。兵法云“兵不厌诈”,实际上政治比打仗更不“厌诈”。虽然东林的政治大方向较正派,但具体策略肯定有虚有实,必要时并不拒绝耍手段。像潞王这样的人,被说成“素有贤名”,实在对不上号。他就是一公子哥儿,平时以“广求古玩”为嗜好,“指甲长六七寸,以竹管护之” 。福王嗜酒,沉湎梨园,是个戏迷;潞王嗜古玩,喜欢围棋,是个棋迷——两者可不是半斤八两么,何来贤愚之分?或曰,皇宫里长大,一辈子除了吃喝玩乐就无事可做,哪个藩王能有例外?这倒真不一定。后来在福州即位为隆武帝的唐王朱聿键,就不这样。当然,并不是说潞王品质有多坏,他既不曾当国,我们就无从断言(其实,连朱由崧也未必有多“坏”)。然而,东林党人用以扶潞弃福的那句所谓“素有贤名”,确实只出于他们的杜撰。 F7ps7A4HUJ1yZ2ovSjFCB0XXsNw+kBaD873bUAdorjHfVUQBhMw2jagAzFZgG1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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