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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制政体第一脆弱处，是权力继承环节。此环节尤在作为政权创立者的第一代君主死亡以后，与作为继承人的第二代君主确立之间，普遍演变为严重危机。稽诸历史，自极权体制以来，中国所有大朝代无一例外在这时发生剧烈动荡。
帝权体制始作俑者秦，公元前210年，始皇帝死于巡幸途中，丞相李斯相信如果太子扶苏继位，将对己大不利，乃与宦官赵高合谋，伪造遗诏，杀扶苏及大将蒙恬，拥立嬴政第十八子胡亥为秦二世。
第二个大朝代汉，同样在此关头出事；高祖刘邦死，新君惠帝即为吕后所挟，七年后惠帝抑郁死，吕氏径直临朝。
第三个大朝代唐，高祖李渊次子李世民，未等父皇晏驾，先下手为强，杀太子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逼李渊交出皇位、做太上皇。
第四个大朝代宋，太祖赵匡胤壮年猝死，时年五十，传位其弟赵匡义，是为太宗。这件事很奇怪，因为中国王位继承制在商代逐步由父传子、兄传弟并举过渡到父传子制以后，基本原则一直是父死子继（先嫡后庶，先长后幼），如果无子，则兄终弟及——而赵匡胤共有四子，除长子、三子早亡，次子赵德昭、四子赵德芳均健在，皇位不传子而由弟继，大悖礼法，此事遂成千古之谜。被控制的官史竭力掩饰真相，并构造“金匮之盟”
的故事，给赵匡义继位提供合法性，稗史却普遍怀疑赵匡胤死于谋篡，最无争议的事实则是，赵匡义得位后，并未践“金匮”之约，而由其子孙继位，直至北宋亡。
末路皇朝清代，稍有差异。第一个正式在紫禁城当皇帝的顺治死后，第二任皇帝康煕顺利接班，没有出事。不过与历代开国皇帝比，顺治的情况非常特殊，他既非朝代创立者（为满人打下天下的皇太极死于明朝灭亡的前一年1643年），且登极时年仅八岁，在位头七年，由孝庄太后监朝、多尔衮摄政，亲政不过十年便死去，像是匆匆过客。实际上，在清朝第二任君主康煕的身上，才找到历来开国皇帝的气象与感觉。如注重实质而不拘泥数字的话，那么应该说康煕才是清代政治真正的奠基人。一旦以康煕为界，我们发现则危机复至，前述规律再次起作用——康煕死前对此似已深有预感，他有子三十五人，长大成人者二十人，接班人问题是他一生唯一焦头烂额却始终未能妥善解决的问题，储位两度废立，竟不了而了之。最终，皇四子胤禛在混乱和疑云中取得继承权，随后兄弟相残、血雨腥风，雍正以后又走上了正轨，乾隆、嘉庆、道光、同治……从此顺顺当当起来。
五大皇朝无一例外都在这节骨眼儿上出事，当然不是什么巧合。朝代更迭之际，巨大的君权还来不及找到稳定的运行方式，第一代君主的过世往往意味着可怕的权力真空，不管死去的君主看上去是否曾经牢牢地控制着局面，事实上各种潜伏的势力早已悄悄等候着他一命呜呼的时刻的到来，以便随时把垂落的权杖抓在自己手中。
令帝权很难避免这种规律性动荡的，至少有三个原因：第一，王朝虽已更迭，但尘埃远未落定，在推翻旧王朝和建立新王朝过程中积聚的各种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开，诸种势力之间的较量必在第一任君主身后有所解决。第二，尘埃落定之前，野心家、阴谋家最为高产，抢班夺权意愿最为强烈，以此为背景，极易滋生阴谋集团，向立足未稳的秩序发起有力挑战，而当格局既定之后即便有这类人物，却往往孤掌难鸣，不能成其事。第三，极权体制自身有种种致命病症，尤其是权力高度集中而隐含的绝对排他性，致使政治游戏参与者之间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攫取这样的权力就可决定别人命运，反之则被别人所决定，屈抑一方为此不惜铤而走险，放手一搏。
公元1398年，明朝立国者朱元璋死。历史规律没有放过这个机会，危机如期而至，并以壮阔、宏伟的方式加以演绎，成为历史上所有此类危机中一个完美、淋漓尽致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