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先从一种最耸人听闻的描写说起,亦即他的恣意声色。《明季南略》:
马士英听阮大铖日将童男女诱上。正月十二丙申,传旨天财库,召内竖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乃旧院雏妓马、阮选进者,抬出北安门,付鸨儿葬之。嗣后屡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而马、阮搜觅六院亦无遗矣。
“童男女”、“淫死童女二人”、“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六院亦无遗矣”……将这些字眼及片断挑出来,摆放面前冷冷打量一下,不难意识到其中充满妄测、夸张、虚构和杜撰,做得了这种事的人,没法是朱由崧,甚至没法是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真实的人,倒很像色情小说主角或所谓AV男优,大抵他们才能够对性事如此强悍。当然,杜撰者不是计六奇,他的《明季南略》是在搜集大量明季史料基础上,整理、编辑而成。不仅《明季南略》,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如《小腆纪年附考》《爝火录》《甲申朝事小纪》《甲乙事案》《南疆逸史》等,都不难找到相类笔触。连《桃花扇》也蜻蜓点水地掺杂几句“天子多情爱沈郎”、“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 ,来暗示朱由崧男女通吃。
关于朱由崧这方面的生活,黄宗羲《思旧录》里面,有个不易注意的材料,那是沈士柱所写《宫词》。沈士柱,字昆铜,崇弘间名士,时牵某案受祸,“收禁南都之大内,一年有余”,就羁押在南京紫禁城。宫词是古诗的特殊品种,专写宫闱题材,沈士柱因有这段囚于宫中的经历,便觉获得了写宫词的资格,以目击者姿态描写一些听闻:
赵瑟秦筝入选频,一年歌舞号长春。烟花金粉销沉尽,肠断南冠梦里人。
方传内药宰臣贤,亲制蟾酥御苑前。剩得鼓吹鸣聒耳,蛙声又在曲池边。
征马长江四面围,亲将骑射悦宫妃。那堪回首圜扉泣,落得倾城带笑归。亡国后故妃存者俱出嫁。
鹦鹉金笼唤御名,贵妃亲教调郎情。即今苦雨凄风夜,却听鸺鹠四五声。帝好鹦哥,帝号福八,贵妃因教鹦哥唤之。
移得豪家洛牡丹,幸姬争戴折花残。沉香亭北多烽火,系马谁怜旧倚栏。
中间小字,系黄宗羲抄录时所添小注。诗的大意,不外是讽朱由崧沉湎声色,“赵瑟秦筝”指女乐,“内药”“蟾酥”“蛙声”均涉春药,“洛牡丹”寓意其福藩来历,同时又指美女,故下句有“折花残”的引申。总之,诗中描绘与《明季南略》等的叙事,颇能验合。由于作者在“南都之大内”关了“一年有余”,他的描写就和计六奇等得之道听途说截然不同,似乎可以坐实朱由崧的“纵淫”传闻。然而,细抠字眼,我们发现沈士柱所述未必来自他自己的第一手材料。“肠断南冠梦里人”、“那堪回首圜扉泣”、“系马谁怜旧倚栏”等句,分明显示诗作于朱由崧被俘之后。据黄宗羲讲,沈士柱这套《宫词》共二十四首,分“前”“后”两组,称“前”者应为囚禁当时所作,称“后”者则系出狱后补续,以上所引五首,即属“后宫词”,那时作者已脱囹圄之外,可以接触外面的风言风语,故不能排除他所讲的,其实也无非就是酒酣耳热的坊间议论而已。但有一点却显而易见,即类似传闻铺天盖地,无论当时和后世,都是大家对朱由崧的共识。
共识就是事实?人人相信便等于真相?一般会这么看。既然众口如一、众口同声,事情就错不了。可是,往往也有众口铄金的情形——经过“众口”,金子都能熔化掉,何况肉身凡胎的人。“众口”力量之大,不光能把事实和真相确定下来,也可以把虚妄确定为事实和真相。有关朱由崧的欲望化叙事,大部分属于众口铄金一类。李清专门谈到了这一点:
于吴姬罕近也。然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故内阉外壬相倚为奸,皆归过于上。如端阳捕蛤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娈童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辩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又大学士吴甡寓居溧水,曾见一大珰,问及宫府事,言:“上饮酒宴乐有之,纵淫方药等传闻非确,惜为大学士马士英所挟耳。”
其中一处情节与沈士柱《宫词》倒可衔接上,即“落得倾城带笑归”一句及黄宗羲所注“亡国后故妃存者俱出嫁”,与“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之间。不同的是,逃入民家者仅为宫女,不是什么“贵妃”。这些宫女,对朱由崧那方面情形如何,是确切的在场者、当事人,比之于“众口”,她们人数虽少,却有真正的发言权。“于吴姬罕近也”,非不近,但不算热衷,更未及于依赖壮阳药、淫死童女的地步。有位流落宫外的大太监,对前首辅吴甡讲得更明确:朱由崧确有其耽乐沉迷之事,但不是性,而是“饮酒宴乐”——喝酒和看戏。
这恐怕是真实的朱由崧。至少我觉着,一个偏爱美酒、看戏,对女人和性却兴致未必多高的朱由崧,比较有趣,比较“这一个”。
帝王中诚然多好色之徒——其实倒不是他们格外地较常人好色,而是性权力、性资源得天独厚,欲望可以无度挥霍。这样的例子,明代就有好几位。个中极致,是在位三十天便做了风流之鬼的光宗朱常洛。在豹房里面欲海沉浮的武宗朱厚照,也很典型。由此,皇帝与壮阳药的关系确为明代显著者,《万历野获编》:
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术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少女初潮)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尿液),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
世宗,就是嘉靖皇帝;穆宗,则是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父子俩都是“药物依赖者”。隆庆皇帝服了春药,居然“阳物昼夜不仆”,似乎方士及其药物还真并非浪得虚名。或许就因这类故事巨大的广告效应,民间对皇帝与方药的关系早已笃信不疑,然后推而想之,凡皇帝必滥性,凡滥性必方药。朱由崧大概就是这样,自然而然被代入上述“皇帝故事模板”,发生诸多“纵淫方药等传闻”。
这种推想虽非事实,很多时候可能并不错,因为它合乎逻辑,在多个皇帝身上屡试不爽。可这一回也许真会“爽”那么一下子。按照宫内知情人讲述,朱由崧对女人兴趣仅堪平平,较之美色,他更大的享受是杯中物和戏剧。这确有点“反常规”,常规情形下,性总是排为男人的头号乐趣。但我们得允许例外发生,仍以明代皇帝为例,在性事上感觉寡淡的并非没有其人,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滥性无度,但他父亲弘治皇帝朱祐樘就刚好相反,除了张皇后,“平生别无幸与”,以致沈德符惊叹:“无论鱼贯承恩,即寻常三宫亦不曾备,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 这也真是修炼成仙了。什么原因?不好断言,似乎与两点有关,要么是张皇后擅宠、弘治怕老婆,要么是身体绵弱——朱祐樘曾受万贵妃迫害,命几不保,先天不足。不论如何,弘治皇帝留下了一个先例,说明并不是每位守着取之不尽性资源的皇帝,都必视男欢女爱为最大乐事。既然朱祐樘如此,朱由崧未必不能这样,何况他身边的宫女太监已经作证“纵淫方药等传闻”乃莫须有之辞。
说来我们本不必就此喋喋不休,朱由崧“纵淫方药”也罢,不“纵淫方药”也罢,作为街谈巷议或书话演义,妄说妄听何妨?然而有一点,当时人们就朱由崧“个人作风问题”传谣、信谣,都基于一种心理隐秘,即甲申国变后,事情坏就坏在没得到一位好皇帝,反过来这其实是说,万一不摊上一位无道之君,事情尚有可为。过去,我讲过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可悲,眼下则补上一句:只知皇帝可恨不知制度之坏,更是一叶障目。如果对坏皇帝的怨恨,是对所谓好皇帝的祈盼,对这种迷梦,绝对应该猛推一把,使之觉醒。朱由崧不是什么好皇帝,对他当骂则骂,该批则批,俱无不可;然而如果熟读史料、了解当时语境,我们却都知道他所以背负这么多丑闻,乃至夸张到有些妖魔化的地步,其实有一种特殊含义,这就是钱谦益等人打造的潞王神话,按照他们的说法,潞王“素有贤名”,可登大位。这是打道德牌,当时很有市场,连疯僧大悲都到处宣扬潞王贤明、皇帝该让与他做。且不说潞王与福王半斤八两,乙酉之变后他在杭州的表现完全说明这一点,就算果真德行较好而由他去当皇帝,明朝命运真能另有不同?明显是痴人说梦。古人的认识受制于时代,我们不能苛求,但作为后人,了解历史却不能顺从和重复古人的错误,而一定要将其指出。我们这里蛮认真地替朱由崧辩诬,清理某些有关他的不实之词,目的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防止将责任一古脑儿推到朱由崧那里,失掉对历史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