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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从一种最耸人听闻的描写说起，亦即他的恣意声色。《明季南略》：
马士英听阮大铖日将童男女诱上。正月十二丙申，传旨天财库，召内竖五十三人进宫演戏饮酒，上醉后淫死童女二人，乃旧院雏妓马、阮选进者，抬出北安门，付鸨儿葬之。嗣后屡有此事。由是曲中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而马、阮搜觅六院亦无遗矣。
“童男女”、“淫死童女二人”、“少女几尽”、“久亦不复抬出”、“六院亦无遗矣”……将这些字眼及片断挑出来，摆放面前冷冷打量一下，不难意识到其中充满妄测、夸张、虚构和杜撰，做得了这种事的人，没法是朱由崧，甚至没法是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真实的人，倒很像色情小说主角或所谓AV男优，大抵他们才能够对性事如此强悍。当然，杜撰者不是计六奇，他的《明季南略》是在搜集大量明季史料基础上，整理、编辑而成。不仅《明季南略》，几乎所有涉及这段历史的著作如《小腆纪年附考》《爝火录》《甲申朝事小纪》《甲乙事案》《南疆逸史》等，都不难找到相类笔触。连《桃花扇》也蜻蜓点水地掺杂几句“天子多情爱沈郎”、“你们男风兴头，要我们女客何用”
，来暗示朱由崧男女通吃。
关于朱由崧这方面的生活，黄宗羲《思旧录》里面，有个不易注意的材料，那是沈士柱所写《宫词》。沈士柱，字昆铜，崇弘间名士，时牵某案受祸，“收禁南都之大内，一年有余”，就羁押在南京紫禁城。宫词是古诗的特殊品种，专写宫闱题材，沈士柱因有这段囚于宫中的经历，便觉获得了写宫词的资格，以目击者姿态描写一些听闻：
赵瑟秦筝入选频，一年歌舞号长春。烟花金粉销沉尽，肠断南冠梦里人。
方传内药宰臣贤，亲制蟾酥御苑前。剩得鼓吹鸣聒耳，蛙声又在曲池边。
征马长江四面围，亲将骑射悦宫妃。那堪回首圜扉泣，落得倾城带笑归。亡国后故妃存者俱出嫁。
鹦鹉金笼唤御名，贵妃亲教调郎情。即今苦雨凄风夜，却听鸺鹠四五声。帝好鹦哥，帝号福八，贵妃因教鹦哥唤之。
移得豪家洛牡丹，幸姬争戴折花残。沉香亭北多烽火，系马谁怜旧倚栏。
中间小字，系黄宗羲抄录时所添小注。诗的大意，不外是讽朱由崧沉湎声色，“赵瑟秦筝”指女乐，“内药”“蟾酥”“蛙声”均涉春药，“洛牡丹”寓意其福藩来历，同时又指美女，故下句有“折花残”的引申。总之，诗中描绘与《明季南略》等的叙事，颇能验合。由于作者在“南都之大内”关了“一年有余”，他的描写就和计六奇等得之道听途说截然不同，似乎可以坐实朱由崧的“纵淫”传闻。然而，细抠字眼，我们发现沈士柱所述未必来自他自己的第一手材料。“肠断南冠梦里人”、“那堪回首圜扉泣”、“系马谁怜旧倚栏”等句，分明显示诗作于朱由崧被俘之后。据黄宗羲讲，沈士柱这套《宫词》共二十四首，分“前”“后”两组，称“前”者应为囚禁当时所作，称“后”者则系出狱后补续，以上所引五首，即属“后宫词”，那时作者已脱囹圄之外，可以接触外面的风言风语，故不能排除他所讲的，其实也无非就是酒酣耳热的坊间议论而已。但有一点却显而易见，即类似传闻铺天盖地，无论当时和后世，都是大家对朱由崧的共识。
共识就是事实？人人相信便等于真相？一般会这么看。既然众口如一、众口同声，事情就错不了。可是，往往也有众口铄金的情形——经过“众口”，金子都能熔化掉，何况肉身凡胎的人。“众口”力量之大，不光能把事实和真相确定下来，也可以把虚妄确定为事实和真相。有关朱由崧的欲望化叙事，大部分属于众口铄金一类。李清专门谈到了这一点：
于吴姬罕近也。然读书少，章奏未能亲裁，故内阉外壬相倚为奸，皆归过于上。如端阳捕蛤蟆，此宫中旧例。而加以秽言，且谓娈童季女，死者接踵，内外喧谤，罔辩也。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历历吐状，始得其实。又大学士吴甡寓居溧水，曾见一大珰，问及宫府事，言：“上饮酒宴乐有之，纵淫方药等传闻非确，惜为大学士马士英所挟耳。”
其中一处情节与沈士柱《宫词》倒可衔接上，即“落得倾城带笑归”一句及黄宗羲所注“亡国后故妃存者俱出嫁”，与“及国亡，宫女皆奔入民家”之间。不同的是，逃入民家者仅为宫女，不是什么“贵妃”。这些宫女，对朱由崧那方面情形如何，是确切的在场者、当事人，比之于“众口”，她们人数虽少，却有真正的发言权。“于吴姬罕近也”，非不近，但不算热衷，更未及于依赖壮阳药、淫死童女的地步。有位流落宫外的大太监，对前首辅吴甡讲得更明确：朱由崧确有其耽乐沉迷之事，但不是性，而是“饮酒宴乐”——喝酒和看戏。
这恐怕是真实的朱由崧。至少我觉着，一个偏爱美酒、看戏，对女人和性却兴致未必多高的朱由崧，比较有趣，比较“这一个”。
帝王中诚然多好色之徒——其实倒不是他们格外地较常人好色，而是性权力、性资源得天独厚，欲望可以无度挥霍。这样的例子，明代就有好几位。个中极致，是在位三十天便做了风流之鬼的光宗朱常洛。在豹房里面欲海沉浮的武宗朱厚照，也很典型。由此，皇帝与壮阳药的关系确为明代显著者，《万历野获编》：
嘉靖间，诸佞倖进方最多，其秘术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少女初潮）炼之，如辰砂以进。若顾（可学）、盛（端明）则用秋石，取童男小遗（尿液），去头尾炼之，如解盐以进。此二法盛行，士人亦多用之。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官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
世宗，就是嘉靖皇帝；穆宗，则是他的儿子、隆庆皇帝。父子俩都是“药物依赖者”。隆庆皇帝服了春药，居然“阳物昼夜不仆”，似乎方士及其药物还真并非浪得虚名。或许就因这类故事巨大的广告效应，民间对皇帝与方药的关系早已笃信不疑，然后推而想之，凡皇帝必滥性，凡滥性必方药。朱由崧大概就是这样，自然而然被代入上述“皇帝故事模板”，发生诸多“纵淫方药等传闻”。
这种推想虽非事实，很多时候可能并不错，因为它合乎逻辑，在多个皇帝身上屡试不爽。可这一回也许真会“爽”那么一下子。按照宫内知情人讲述，朱由崧对女人兴趣仅堪平平，较之美色，他更大的享受是杯中物和戏剧。这确有点“反常规”，常规情形下，性总是排为男人的头号乐趣。但我们得允许例外发生，仍以明代皇帝为例，在性事上感觉寡淡的并非没有其人，比如正德皇帝朱厚照滥性无度，但他父亲弘治皇帝朱祐樘就刚好相反，除了张皇后，“平生别无幸与”，以致沈德符惊叹：“无论鱼贯承恩，即寻常三宫亦不曾备，以至于上仙。真千古所无之事！”
这也真是修炼成仙了。什么原因？不好断言，似乎与两点有关，要么是张皇后擅宠、弘治怕老婆，要么是身体绵弱——朱祐樘曾受万贵妃迫害，命几不保，先天不足。不论如何，弘治皇帝留下了一个先例，说明并不是每位守着取之不尽性资源的皇帝，都必视男欢女爱为最大乐事。既然朱祐樘如此，朱由崧未必不能这样，何况他身边的宫女太监已经作证“纵淫方药等传闻”乃莫须有之辞。
说来我们本不必就此喋喋不休，朱由崧“纵淫方药”也罢，不“纵淫方药”也罢，作为街谈巷议或书话演义，妄说妄听何妨？然而有一点，当时人们就朱由崧“个人作风问题”传谣、信谣，都基于一种心理隐秘，即甲申国变后，事情坏就坏在没得到一位好皇帝，反过来这其实是说，万一不摊上一位无道之君，事情尚有可为。过去，我讲过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可悲，眼下则补上一句：只知皇帝可恨不知制度之坏，更是一叶障目。如果对坏皇帝的怨恨，是对所谓好皇帝的祈盼，对这种迷梦，绝对应该猛推一把，使之觉醒。朱由崧不是什么好皇帝，对他当骂则骂，该批则批，俱无不可；然而如果熟读史料、了解当时语境，我们却都知道他所以背负这么多丑闻，乃至夸张到有些妖魔化的地步，其实有一种特殊含义，这就是钱谦益等人打造的潞王神话，按照他们的说法，潞王“素有贤名”，可登大位。这是打道德牌，当时很有市场，连疯僧大悲都到处宣扬潞王贤明、皇帝该让与他做。且不说潞王与福王半斤八两，乙酉之变后他在杭州的表现完全说明这一点，就算果真德行较好而由他去当皇帝，明朝命运真能另有不同？明显是痴人说梦。古人的认识受制于时代，我们不能苛求，但作为后人，了解历史却不能顺从和重复古人的错误，而一定要将其指出。我们这里蛮认真地替朱由崧辩诬，清理某些有关他的不实之词，目的不是做翻案文章，而是防止将责任一古脑儿推到朱由崧那里，失掉对历史的正确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