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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申年六月二十三日，弘光皇帝朱由崧召对阁臣，研究对清政策。这时离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已过去整整五十天。其间，明朝未与满清打过任何交道，甚至连这样的意图也未曾表现。考虑到本国首都为对方所占，同时还面临诸多不利的形势，明朝若无其事、束之高阁，让人无从理解。事实上，假如不是出现了新的事态，南京可能继续保持着将头埋于沙堆的鸵鸟姿态。
新的事态，是满清于六月初九“驰诏”江南各地，发布“告江南人民书”。所谓“驰诏”，大概是以机动性很强的小股骑兵，渡过黄河，以突击方式将诏书散发到明朝控制区。诏书的内容，可以在谈迁《国榷》中看到。它首先进行自我称颂，宣传明朝的国仇——崇祯皇帝被逼死——是因己得报；次而假惺惺释放善意，对福王之立姑予容忍：“予不汝禁。但当通和讲好，不负本朝”，还提出联手追剿李自成；不过，诏书真正想说的是这样一番话：“若国无成主，人怀二心，或假立愚弱，实肆跋扈之邪谋……俟予克定三秦，即移师南讨。”
很明显，它想要达到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瓦解明朝官民心理，二是为未来使用武力做铺垫。
诏书在南京引起了怎样的直接反应，我们不清楚。我所看到的最早的反应，并非出现于南京，而出现于江北——经身在前线的史可法提议并加以敦促，才有了六月二十三日的御前会议。
史可法于六月某一天——具体日期不详——以正式的奏章，催请朝廷紧急讨论对清政策。这就是著名的《款虏疏》。我个人相信，奏疏正是见到满清“驰诏”之后所写。理由是，它在内容上与满清诏书有确切的因果关联。例如，“予以义名，因其顺势，先国仇之大，而特释前辜；借兵力之强，而尽歼丑类（指李自成）”，明显是针对“驰诏”所谓“各勦勍旅，佐我西征”而提出的建议。我还推测，史可法对满清诏书的知悉相当及时。五月初以来，他督师扬州，但并非总待在那里；《青燐屑》说，他常到各地督巡，甚至直抵黄河南岸。所以，他极可能第一时间得知此事，然后迅即奏闻南京。
“款”有示好、求和之意，这也是这道奏疏的主旨。史可法首先批评朝廷在对清问题上沉默太久：“今胡马闻已南来，而凶寇又将东突，未见庙堂之下，议定遣何官，用何敕，办何银币，派何从人”，“万一虏至河上，然后遣行，是虏有助我之心，而我反拒之；虏有图我之志，而我反迎之。”鉴于同时面临虏、寇两大问题，他分析形势后主张：“目前最急者，莫逾于办寇矣。”亦即，为了集中对付李自成，对于满清，不妨立足缓和，否则“以我之全力用之寇，而从旁有牵我者，则我之力分”，故而示好满清“亦今日不得不然之着数也”。就此，他提出十分细致具体的建议：
伏乞敕下兵部，会集廷臣，即定应遣文武之人。或径达虏主，或先通九酋。应用敕书，速行撰拟；应用银币，速行置办。并随行官役若干名数，应给若干廪费，一并料理完备，定于月内起行。
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我们很容易指出对满清立足于“和”的策略，根本不现实。我们尤其不免遗憾，作为当时朝中少数能够睁眼看现实的大臣，史可法没有识破满清诏书假仁假义背后的狼子野心——至少，警惕性不够。后来南京使团在北京的遭遇相当清楚地表明，满清分毫没有和好之意。但是，我们不打算以此苛责史可法。首先，在客观情势上，明朝与满清修好而全力对付李自成，有其理论与现实的两种必然；从现实说，明朝根本不可能同时与李自成、满清为敌，而理论上，李自成对明朝有君父之仇，满清却至少名义上对明朝有恩。其次，我们完全想象不到，明朝已瘫痪到何种地步，它的情报工作多么糟糕，实际上，对于北方究竟发生了什么，对于满清的真实面目，南方几乎一无所知，而与满清可能媾和的判断，就是在这种情形下做出的。
与满清修好，假如是作为外交策略，作为争取时间、缓和处境、激化敌人间矛盾的计谋提出，本来不失高明。可惜，南京思路却不是这样，而是对修好真诚寄予希望，甚至在心理上依赖这样的结果。这在方向就完全错了。陷于这种错误，除了眼盲耳聋、对事实无知，更根本的原因在于，从皇帝朱由崧到当权的马士英，只愿苟且、无心振作。客观上，就算史可法提出更积极的建议，也并无意义——根本不可能打动他们。相对而言，修好方案虽注定是空中楼阁，却至少引起了当权者兴趣，使他们愿意谈论北事。
《款虏疏》的确起到这种作用，它关于存在与满清缔和的可能性的论证，对南京产生了相当的诱惑。所以，很快召开了六月二十三日御前会议，弘光朝由此首次形成明确的对清政策。内容完全是《款虏疏》的体现，主要有：与清媾和；派使团去北京谈判；以财物“酬谢”满清；关于未来，不排除考虑割地……不过，《款虏疏》要求的“月内成行”，却未能实现。据陈洪范《北使纪略》，直到七月十八日，使团才正式成行。
造成拖延的原因之一，是正使人选难产——《明史》说：“时大清兵连破李自成，朝议遣使通好，而难其人。”
“难”在何处？《使臣碧血》一语点破：“众莫敢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