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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身体上经常受苦受累，但褚时健觉得，自从来到农场后，精神上的压力小多了。在农场，他再也不用担心得罪人，再也不用每天捡拾机关里的那种官僚作风了，再也不用担心尔虞我诈的争斗了。在农场，别人能做多少活儿，他照样能做多少活儿，一点也不比别人差。
妻子带着女儿来之后，一家三口总算是团聚了，从此虽然多了一份清苦，但却少了一份牵挂。一家三口住在哀牢山半山腰一间破烂的的碾米房里。
褚时健负责为农场种菜、砍竹、酿酒、捞木头，马静芬负责喂猪，给农场喂着40多头猪。
1960年，农场无粮，人们吃了半年的稀饭，稀饭清得能照出人的影子，人们饿得前胸贴后背。在艰难的岁月里，从小练就的捕鱼本领救了褚时健，在阳光热烈的午后，他一头扎进农场脚下的小河里，不多久便能捞上许多的鱼来，算是解了一家大小的燃眉之急。
大自然给了苦难中的人们以恩赐，在食不果腹的年代，大自然用它无私的宽广胸怀，默默地回报着人类。偶尔，褚时健会带着他的双筒猎枪，走进农场后面那片绵延不绝的哀牢山。在战争年代学来的枪法，给了他回报。他曾经在一次捕猎中，一枪打中两只麋子，被傣族人传为神话。
与这些温情的场景相比，更多的是苦难和血泪。
有一次，褚时健到江中捞木材。哀牢山成片成片的原始森林里，满是参天大树。为了运输方便，上游的伐木工人将木材砍倒后，便推进滚滚的江中，让木材随着江水流到下游，然后再水流平缓的河段，再将这些木材捞上来。
在农场，褚时健的工作之一，就是将这些木材从江中打捞起来。
捞木材不但讲求技巧，而且相当费体力。那一次，在江中浸泡了一天之后，只剩下最后一根圆木。捞上这根圆木，他就能回家了。
这也是最粗、最重的一根圆木。
褚时健抱着圆木，奋力向20多米远的岸边游去。然而，此时，木头的末端却被江中的一处乱石卡住，动弹不得。褚褚时健想尽了各种办法，圆木纹丝不动。无奈之余，他只得游到圆木的末端，用手支撑着乱石，一阵猛力摇晃后，被卡住的木头终于可以移动了。但是接下来的场景，让他心跳加速。这圆木比一般的木头更沉、更大，在离开乱石之后，便顺着滚滚江水，朝下游快速漂去。
在农场改造，褚时健还是“戴罪之身”，倘若有半点闪失，他就会被定上重罪。“不能让木头漂走！”这个念头闪过脑际，他便扑向圆木，再次紧紧地抱住了它。
圆木顺着江心，朝下游快速漂去。
在不到100米远的地方，就是一处险滩，水流湍急，漩涡密布，一旦被冲进去，必死无疑。
险滩越来越近，在生死的最后时刻，褚时健想到了妻子和女儿，想到一旦自己死了，她们怎么办？
在最后一刻，褚时健抱着圆木奋力一跃，终于跳到了河对岸的浅滩。独自一人在水里挣扎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摇摇晃晃地走上岸来。
“我几次几乎要死，临死前想到了生。我明白一点，人在任何时候，精神都不能垮。”多年以后，回忆起当年那些与死神擦肩而过的往昔，褚时健忍不住这样感叹道。
妻子马静芬同样艰难。
一个人喂着40多头猪，每个月的工钱是12元，不管刮风下雨，都得把猪照料好。半山腰之外，方圆几里都没有人家。
有一天晚上，褚时健到队里去开会，深夜未归。马静芬将女儿哄上床后，一边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织毛衣，一边等着丈夫的归来。突然，她听到蚊帐顶上瑟瑟有声，刚开始还以为是风吹落了屋顶的黄土，不一会儿，那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啪”的一声响，马静芬抬头一看，蚊帐顶部已经明显下陷，摇摇欲坠，定睛一看，不禁毛骨悚然：蚊帐顶上躺着的，赫然是一条一米多长、又粗又壮的花蛇！
马静芬大气都不敢出，僵坐在原地一动也不敢动，想抱着熟睡的女儿逃跑，脚下像是被黏住了一般，动弹不得。直到大约一个小时后，丈夫开会回来，一棒将蛇打死。
褚时健外出办事的时候，十天半月不在家，马静芬娘儿俩就相依为命。每天半夜，马静芬都要去碾米房关水闸，月黑风高，山风萧瑟，每次她都战战兢兢，山林中稍有风吹草动都被吓得半死。她硬着头皮提着马灯到碾房关闸，每次都被吓出一身冷汗。
当多年以后，马静芬向旁人讲起这些往事，褚时健自责地说道：
“我一直不知道她怕黑，一直不知道她怕去关闸。”
是的，在褚时健这个大男人看来，关闸只是小事一桩。
在元江农场，全家三口的生活费是34.8元，其中伙食费24元，剩下的10.88元要对付每月其他所有支出。女儿那时候还小，每逢星期天进城，褚映群最喜欢喝的是糖水，2毛钱一杯，褚时健每次都要给女儿买上一杯。
再后来，农场一千多人没粮食吃，鉴于褚时健曾经在部队上征粮的卓越成就，他得到一个重任：负责解决农场的伙食问题，搞工副业。
褚时健干过制糖，种过菜，酿过酒，这些都是他原本熟悉的活儿。
1963年，褚时健奉上级指令，调人新平县戛洒糖厂工作。当时的戛洒糖厂，已经亏损了十多万元，制糖工艺也十分落后，一直采用传统的制糖工艺，与两千年前没什么两样，1斤糖需要5斤燃料。为了制糖，戛洒江边茂密的森林被砍了个精光。高成本带来的却是低产出，生产出来的糖品质也很差。
褚时健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种现状。缺人手，他就亲自上阵，一人负责一条灶；原料差，他就号召当地人种甘蔗，用甘蔗渣榨糖。
在戛洒糖厂，他干过一件傻事，将4吨的锅炉改为10吨，愣是将一个半死不活的厂从倒闭的边缘给拉了回来。
一次，锅炉出了毛病，在榨糖的旺季停摆了，让全厂人都很着急。厂里的老锅炉工看了看情况，连连摇头说，这台锅炉已经老得不能再老了，唯一的办法，只有重新购买。
重新购买一台锅炉，对于一个小小的戛洒糖厂来说，无异于伤筋动骨。褚时健不相信，他说：
“衣服烂了，缝缝补补再穿就行了；锅炉烂了，总是有原因的，我就不信修不好了。”
老锅炉工说，要想修，也不是我们这几个人能修好的，起码得到新平县或者玉溪市去找高手来才行。
听着大家七嘴八舌的议论，褚时健围着锅炉转了几圈，皱着眉头，神色凝重。然后，他找过一把螺丝钳子，弯下腰去，用力拉开了炉门。
此时的锅炉，刚刚熄火不久，炉门一打开，一股浓烟就扑了出来。褚时健咳嗽了几声，待浓烟散去，竟然一弯腰钻进了锅炉。
老锅炉工在一旁看得急了：
“你不要命了？赶紧出来！”
这锅炉刚熄火不久，内壁的温度还相当高，刚一进去，褚时健就觉得浑身上下都快被烤焦了。在一旁的老锅炉工看得呆住了，赶紧转身去找水桶。
不到一分钟，褚时健带着一股焦臭味从锅炉门里钻了出来，他浓密的头发上，已经有丝丝白烟冒出，衣袖上也有火星迸溅。还没来得及说话，老锅炉工一桶凉水便兜头而下。
褚时健不顾浑身上下的水滴，用手抹了抹额头的水珠，又用钳子敲了敲锅炉壁，说：
“试试看。”
还真神了。也不知道他在里面鼓捣了一些啥，反正这锅炉又可以重新开工了。自那以后，厂里的人都说厂长简直是个神人。
不久，每斤糖所需的燃料由原来的5斤降为8两，用甘蔗渣制出来的糖，品质也比以前有了很大程度的提升。
回想起在戛洒糖厂工作的经历，如今的褚时健仍然引以为傲：“我这个厂长是戴罪之身，‘摘帽右派’，打个比方，‘右派帽子’挂墙上，检查的人来了，就给我戴上，批斗我了，就戴着帽子走个过场。厂里有两路造反派互相打，他们都不舍得往死里整我。整个云南的糖厂都亏损，我那个镇办小厂一年盈利30多万呢，别的厂100斤甘蔗能榨9斤糖，我们能榨12斤。我们还把别人榨过的废料，要过来再榨一次。尽管设备简陋，品质在当时算好的，像蜡一样。”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在新平县戛洒镇，褚时健当年工作过的糖厂依然红红火火，随便向镇上的人打听，他们都会说：“喏，有烟囡的，冒烟的，大门口有两个石狮子的，就是了。”
“我从小就有这样子的想法，你叫我做什么，你放心，我一定会做好的。”这就是褚时健。
从1958年12月30岁时被派往农场，到1979年离开新平前往玉溪卷烟厂，褚时健在山中整整呆满了20年。这20年，几乎耗费了褚时健的整个青春。其中，在戛洒糖厂，他整整呆了14年。
他万万没想到，在接下来的岁月长河中，自己的命运一次又一次地跟着时代一起发生着惊天巨变。
1979年，当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停在戛洒糖厂，将他和家眷接走的时候，戛洒糖厂的职工们哭了。200多名工人列队相送，有人说：你们把老褚接走了，就是把我们的福气也带走了。
褚时健带着家人以及几包简单的行李，驶进玉溪卷烟厂的大门时，他已经是一个已经年过半百的人了。
他的人生，再一次站到了起跑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