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的一个春天，阳光明媚，鲜花盛开，空气中夹杂着幸福和青春的味道。

那时候，褚时健在玉溪地委宣传部干部管理科当科长，马静芬则在昆明呈贡当小学教师。

一次，小学教育整改，褚时健带队到学校检查，却意外地发现有一个老师因为在昆明游玩，而没有按时返校。第二天，这个老师回到学校后，被学校工作队队长褚时健狠狠批评了一番。

这个没有按时返校的老师，就是马静芬。

那时候的马静芬，顽皮，带点儿任性。

“你怎么能迟到呢？你知不知道人手紧，一个老师不来，孩子们的课就没办法上？”

马静芬说：

“谁没有一点私事儿？我这不也是特殊情况嘛！”

褚时健说：

“特殊情况你也应该提前说一声，你一个姑娘家，万一有点啥状况，我怎么向你的家人交代？”

这话让马静芬的内心感到了温暖。他没想到，这个高大黝黑的男人，内心还有如此细腻的一面。

不打不相识，正是这次批评，让两人加深了印象。

因为马静芬没有“组织纪律”，被塑造成了典型，当然，是差的典型。

为了帮助后进，褚时健此后每天都要找马静芬谈工作，雷打不动的2个小时。慢慢的，两人的交流多了起来。在交流的过程中，褚时健发现，其实这个工作纪律不那么强的女教师还挺有工作能力，对教学工作也很有自己的想法。

此后，只要一有空，褚时健都会到学校去找马静芬，谈工作，也谈理想，谈人生，也谈未来。

慢慢的，两颗年轻的心越走越近。

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山坡上，年轻的褚时健拥抱着马静芬，说：

“我这个人是吃过苦的人，跟我在一起，只怕也会跟着吃苦。”

马静芬说：

“苦点怕啥？只要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快乐。你到哪，我跟到哪。”

在那之后60多年的岁月长河中，这对夫妻不管是在人生辉煌的顶端，还是在最为悲苦的谷底；不管是人前风光，还是人后落泪，他们始终相濡以沫，相扶相携，同甘甜，也共患难。

不久，二十出头的褚时健就当上了区长。1955年，27岁的褚时健已经担任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这在当时算是年少成名。

如果时局稳定，褚时健以后的人生，或许会在官场上平步青云。

然而，不久，他个人的命运再次被裹挟进时代的洪流。

1955年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全国各地先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的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同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彻底肃清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按照中央“七一”指示规定，进一步开展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运动。

运动开始时，是学习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接着就进人坦白、检举、揭发阶段。褚时健作为玉溪地区行署人事科长，在这场肃反运动中，同时被指定为“深挖美蒋特务”专案组组长。

然而，一个小小的玉溪，到哪里去找“美蒋特务”呢？

这天，有人来向褚时健报告，说在玉溪挖到了一条大鱼，他就是一直潜伏在玉溪的头号美蒋特务罗载兴。

褚时健看了看罗载兴写的交代材料，发现这人是当地一个很有名望的医生，年纪轻轻，不但医术高明，而且慈心仁厚，很受当地老百姓的喜欢。

但就是这样一个医生，怎么会跟“美蒋特务”联系起来呢？原来，罗载兴在交代材料中说，他曾经在西昌跟着一个美国人当过牧师，这个美国人的名字叫任福根。也正因如此，他成了“肃反运动”中打击的典型，为了让他深人交代与美国特务任福根的来往细节，专案组多次对他刑讯逼供，直到屈打成招。

就在罗载兴递交了交代材料的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刊登消息，说有关部门在北京破获了一个重要的美国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的负责人，正是“任福根”。

消息传到玉溪，专案组群情振奋，如获至宝，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玉溪，竟然潜伏着如此重大的“美蒋特务”。

褚时健接手专案组组长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审查罗载兴。在不少人看来，这是褚时健升官发财的绝佳机会，《人民日报》都点名说任福根是头目，那么跟着任福根干的罗载兴自然就是其重要团伙了。只要褚时健把罗载兴定罪，他就能借此机会扶摇直上。

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很多人大感意外。

褚时健在详细看了罗载兴的交代材料后，发现漏洞百出，前后逻辑矛盾，不能自圆其说，于是决定亲自审问。

“罗载兴，你写的这些材料可都是事实？”

罗载兴早已受不了皮肉之苦，被打怕了，见专案组组长亲自审问，于是忙不迭地点头说道：

“是……是……”

褚时健说：

“也就是说你到过成都？”

罗载兴懵了，想了一会，摇了摇头说：

“没……没……到过成都……”

褚时健说：

“既然你没到过成都，那么你怎么可能跑到成都的塔楼上去为特务安装秘密电台呢？”

罗载兴恍然醒悟，这才痛哭流涕，说出实话：

“报告组长……我……我那是被打怕了呀……他们让我写啥……我就写啥……”

褚时健说：

“这样重大的问题，你可得如实交代，怎么能说谎呢？”

罗载兴说：

“我那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经过一番审查，褚时健心里已经明白，这个人只不过与那个美国人见过两面，平日里都在本地行医，根本不可能像别人说的那样是“美蒋特务”。弄清了这一点后，作为专案组组长，褚时健让罗载兴写了一份详细的材料说明，签字画押后，就把人给放了。

好不容易逮着的一条大鱼，竟然就这样轻易地被褚时健给放了，这在当时来说，有一部分人对褚时健是有意见的，认为他肃反不力。

但褚时健的话掷地有声：

“做人不能昧着良心。”

褚时健后来回忆说，“那些年我就想你叫我干什么我都会干，但做政治工作我不会，整人我不会，对我们这种人，从做人的原则来说觉得不合适。” kAIsD4KG/gH2Xd3np9wO9p0nGx0/tUQrbC9u/Up4EDlMTAgbr4KNLSvzZoIzuRj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