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曾把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企业,创办成亚洲第一、世界第五的烟草“帝国”;玉溪的烟农至今仍怀念“老褚”,是因为那时候的一把烟叶就能供养一个大学生;今天哀牢山上的果农,人均年收人都在3万元以上。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褚时健本人曾经和现在都拥有丰富的物质财富,跟随他一起创业、拼搏的人,大多都已发家致富。
然而,褚时健有自己的心病。
这个心病就是他的故乡至今仍然贫穷。
2012年,有记者采访褚时健时问:一辈子总为别人着想的人,有时候会活得很累,是这样吗?褚时健回答说:“这样子觉得自己舒服点,像我老家现在还很穷,我能给他们解决点问题,自己也感觉到心里舒服了。”
没有谁能够逃脱自己的故乡,无论一个人走多远,回家的路总是记得的。当一个人的年龄越来越大、身体离故乡越来越远,他的心灵和灵魂就会离故乡越来越近。故乡情结,源于童年时代对人一生的影响。
没有人知道,2002年,从监狱保外就医出来已74岁的褚时健,下定决心在哀牢山上开始新生的时候,他想得最多的便是故乡。74年前,当他从故乡呱呱坠地的时候,是故乡给了他第一次生命;74年后,当他已成古稀之年,故乡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因为这一次,他选择种橙。而这一事业的根基一橙苗,就来自于他的故乡。
在穷途末路、在山穷水尽、在强弩之末时,故乡再次向他伸出无私、慈爱的手臂,将这个历经风雨的男人揽在怀里;而这个经历过人生大起大落的游子,也怀着感恩、回报的拳拳之心,希望能够为故乡谋求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哪怕也是最后一次的“福利”:他希望故乡勤劳的农民,能够摆脱日出而作日人而息的贫瘠生活,能够凭借着他的果苗发家致富。
故乡,贯穿着人的一生。著名作家苏童在一次与笔者的交谈中,提到故乡对他创作的影响时说,“我所有的作品都离不开我的故乡,儿时和少年时代的生活几乎影响了我的所有作品,一个人不可能脱离他的故乡而生活。”当74岁选择东山再起之时,褚时健念念不忘的,依旧是故乡的橙苗。
出生于农村、多年与土地打交道的褚时健明白:人可以欺骗人,但土地不会欺骗人。你善待土地,土地就会给你无私的回报。
云南的土地养大了他,当他选择再次创业时,他再次选择了与土地密切相关的农业。
时间回到1928年,云南省玉溪市华宁县禄丰乡奂则村的一户农民家庭,第三个儿子诞生了。
是一个战乱、贫瘠和屈辱的年代。
这一年,蒋介石正式恢复北伐军总司令的职务;这一年,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在江西弋阳、横峰领导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创建了赣东北革命根据地;这一年,毛泽东率领部队在罗霄山脉中段开展游击战争;这一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奉系军阀张作霖乘坐的火车专列行至沈阳城郊皇姑屯车站的铁桥时,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指挥日本工兵引爆预埋的炸药,张重伤,抬回后气绝身亡,至此,统治民国16年的北洋军阀政府结束。
根据褚家家谱记载,褚时健祖籍在河南,清朝咸丰年间,褚时健的祖辈戍边来到云南陆良天生桥,后来迁到宁州府,也就是今天的华宁县禄丰乡的大黑者村。再后来,褚家迁到南盘江边的奂则村。
按辈分,这个刚刚诞生的褚姓农民家庭的儿子是“时”字辈,由于他的两个哥哥已先后夭折,父母只希望他一生能健健康康地成长,于是给他取名为“时健”。
在战乱年代里,连年的厄运,让本就没多少文化的父母多少有些迷信起来。在听从了一个阴阳先生的建议后,褚时健刚出生不久就跟随父母搬离了祖宅,选了一处人烟稀少的铁路边安家落户。
褚时健的童年,就是伴随着铁路和火车的鸣笛长大的。
这段铁路,就是当时鼎鼎有名的“滇越铁路”。
历史回溯到1884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中法简明条约》,正式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1885年,清政府又与法国签订中法《越南条约》,同意勘定中越边界以及进一步确定了法国在中国广西、云南的通商特权。法国人的手终于伸到了中国。
既然要“通商”,就要有通商的交通要道。自古以来,越南与中国的交往,一直是通过东部的海防、北勘等海路以及东北部的四江、谅山等陆路进人中国广西再向中国内部延伸一这段路山势较为平缓,从河内到中国广西首府只有四百多公里的路程。至于与中国云南的交往,则可以从海防红河口上船,沿着红河逆流而上,经老街进人中国境内,再继续前行100公里到达蛮耗口岸,上岸后沿着“中越古道”经个旧、建水、通海、玉溪到达云南昆明,路程至少有一千多公里。这条通道,在越南境内基本是水路,然而进人中国云南境内就是陆路,而且山高河急、极具危险,一路下来,苦不堪言,相比起广西路段更为艰难、坎坷、遥远得多。
然而,法国人偏偏就看中了这条通道。
究其原因,一是云南的自然资源比起广西要更为丰富,尤其是矿产资源如锡、铜、锌等在亚洲都是首屈一指,这些金属矿产恰恰是法国所急切需要的;二是云南在中国地处边疆,与中国内地距离相对较为遥远,且与内地只能靠人背马驮交往,交通运输极为困难不便,法国如若得手,既能控制云南的局势又能让中国政府无可奈何;三是云南气候宜和、冬暖夏凉,除冬季外,与法国气候十分相像,不似越南那样炎热难耐,是最为理想的避暑胜地。
经过几次实地考察后,法国人认为,凭着自己的实力和技术,是可以修筑一条通往云南的铁路的。等这条铁路修成后,法国人就掌握了中国云南的经济命脉。继而可以取得云南的实际控制权,再由此向中国其他省区扩张,即便为此与中国当局交恶,也能依托越南而无所顾忌。于是,法国紧锣密鼓地筹划起修筑铁路的事情,并将这条铁路取名为“滇越铁路”。
滇越铁路,顾名思义就是中国云南(简称“滇”)至越南(简称“越”)的专线铁路。它的起(终)点是越南海港城市海防,终(起)点是云南首府昆明(清称云南府),由当时的法国印度支那殖民政府筹建,铁路轨距为一米,俗称“米轨”。
滇越铁路工程巨大,被当时英国《泰晤士报》称为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并列的“世界三大工程奇迹”而享誉世界。铁路沿线所有车站、桥梁、转运等场所的设施,均在法国制造后海运到越南,再人背马驮运送到云南现场拼接安装,基本毫厘未差,可见当时修路勘查的高度精确和制造技术的高度精细。
让法国始料不及的是,滇越铁路刚开通不久,中国就爆发了辛亥革命。对西方列强俯首帖耳的清王朝被推翻后,法国在中国的扩张政策也有所收敛,再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大伤了元气,法国已无暇顾及对中国云南的控制和扩张,只能靠铁路运输的垄断来获取单纯的经济利益。
滇越铁路昆河线的起点站是中国云南省的省会昆明,途经昆明(盘龙、官渡、呈贡、宜良)、玉溪(澄江、华宁)、红河(弥勒、建水、开远、蒙自、屏边、河口)三个地区12个县区,经过昆明、宜良、盘溪、开远、草坝、蒙自等几个高原坝子,经过南盘江、南溪河两大山地河谷,经过滇池、阳宗海等湖泊,至于沿途的高山峻岭、悬崖险坡更是数不胜数。
“船形的车厢,蛇行的路轨,英雄的司机,不怕死的乘客。”孩童时代,褚时健就对这样的顺口溜记忆深刻。由于弯多坡陡,火车时速基本控制在20-30公里,当地人又为它编了一句打油诗:“云南十八怪,火车没有汽车快。”
经过家乡的铁路一直由法国人经营,他们雇一些当地人维护铁路,工人的工资是当地人收人的几十倍,所以大家争着来这里做工。褚时健每天上学、放学都要顺着这条铁路走,“如果能在他们那里做工,日子就很好过。”这也直接触动了年幼的褚时健,“一定要有文化、懂技术才行。”
童年的时光总是那么无忧无虑。童年的褚时健,喜欢把耳朵贴在铁轨上,仔细倾听火车由远而近带来的震动的变化;喜欢爬上高高的山坡,看火车从远远的轨道驶来,钻进隧道、钻出隧道;喜欢听火车那悠长而韵味十足的汽笛。
褚时健的童年,也是伴着南盘江清澈的河水长大的。
南盘江,是珠江流域干流西江干流河段,是珠江的源头河段,1985年被确定为“珠江源”。西江在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以上称南盘江,南盘江与红水河共同构成西江上游。南盘江,古代称温水或盘江,发源于云南省曲靖市乌蒙山余脉马雄山东麓。自珠江源至北盘江汇合口,即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双江口,全长914公里,河道平均坡降为1.74%,流域面积为56809平方公里。其中广西境内5548平方公里,贵州境内7713平方公里,云南境内43548平方公里。
南盘江出源头后,由北往南流经云南省沾益、曲靖,至陆良上折西流,至宜良上折南流,至开源折东北流,至八大河(清水江口)南岸进人广西境,至三江口(黄泥河汇口)北岸进人贵州后折东南流,至仓梗折东北流,至天生桥复折东南流,至百口折东北流,至贵州省望谟县蔗香村双江口纳人北盘江,称红水河。天气晴好的夏天,褚时健会跟周围的伙伴一起,光着膀子到小溪里去摸鱼。把水给搅浑了,鱼为了呼吸到新鲜空气,全都浮在了水面上。
每当放学之后,褚时健就把书包和衣服盘在头上,光着身子,下水摸鱼,从小就学会了一身捕鱼的好技巧。大自然用她富饶的物产,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敞开胸怀。多年以后,当整个村子里都没有了吃的,褚时健依然能填饱肚子,他的绝活儿就是下河摸鱼。这也让他从小就了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云南的日照强,成天在河里摸爬滚打的褚时健,从小就特别黑。他自己也承认,“的确比别的孩子更黑一些”。2013年11月,笔者见到他的第一印象就是:面孔特别黑。起初笔者还以为他年老身体不太健康所致,在后来的交谈中才知道,“黑”是他从小就有的特征之一。
华宁县是汉族和彝族少数民族混合居住的高原地带。褚时健生来就皮肤黝黑,头发自然卷曲,双眼皮,浓眉大眼,眼球为浅褐色,手指粗而短,手掌厚实,体格高大健壮,这或许跟褚时健的奶奶是南盘江对面弥勒西山上地地道道的彝族妇女有关,他的血液里,流淌着汉族和彝族的血液,但他本人则是汉族人。
小小年纪的褚时健,从小就成了父母的好帮手。他下河摸鱼,上山打猎,跟着大人们学酿酒。父亲是个酿酒的好手,家里有半间酒坊,每年酿3个月的酒,能够挣足他一年的学费。放粮、蒸煮、搅拌、捞渣、接漏……对于酿酒的每一道工序,褚时健样样都会。酿酒需要700多斤粮,1000多斤燃料,则全靠他一人伺候。
繁重的农活,让他养成了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床的习惯。这习惯一直伴随到今天。2013年11月,笔者在褚时健的果园与果农们聊天,果农郭振福讲了一个故事:2013年10月的一天,早上7点多钟,他还在睡梦中,就被人叫醒,匆忙起床开门一看,褚时健的车停在门外,褚时健摇下车窗,笑着向他嘱咐:要采果了,做好人手准备。这时候,郭振福才知道,老板今天凌晨4点钟就从玉溪出发了。对于一个已经86岁的老人,还如此拼命,郭振福每每谈及此事,都感动不已。
幸福的时光总是那么短暂,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褚时健小时候学习刻苦,成绩很好,后来考上了昆明家中学。1945年,褚时健17岁那年,中国抗战结束,本以为从此可以结束战乱进人和平年代,潜心读书,“做一个有文化的人”,然而时代造化弄人,抗战刚结束,第二次国共内战就爆发了。“反对蒋介石,打倒蒋介石,人人有饭吃”的口号在校园里广为传播,褚时健再也无心读书了。
1949年,正是黎明前的黑夜,褚时健刚读到高一,就决定投笔从戎,参力口了云南武装边纵游击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纵队14团的一名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