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本书认为研究高校创意写作教育教学体系是揭开战后美国文学史神秘面纱的重要途径，本书把研究重心放在高等教育写作训练体系转变与文学文化产业发展之间是关系上，把美国战后创意写作学科发展史作为作为理解战后美国文学线索。这种关心，出于我们对美国文学创作状况的担忧和对美国文学史的天然兴趣，可能包含了某种偏见，但是战后美国的创作体系已然发生了一系列复杂的变化，其审美倾向在不断演化，而这种巨变和美国高校创意写作体系内那些才华卓越老师和学生们有关。我把这个以叙事文学为主的时期称之为“系统时代”（Program Era），我致力于描述这中间发生的一系列问题，希望能将大量的理论性表述和实例分析有机地结合起来，厘清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我希望借此能让我们形成对这个不断变化着的复杂系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迄今为止，还没有学者能将那些“碎片”集合起来，做出整体性描述。

有一种意见认为，本书将战后文学的许多方面都遗落了，认为我对战后文学史做了野蛮的简化，在这种简化中那些充满个性的作家，他们的文学地位和丰富的作品被抹杀了。战后美国文学确实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大量的尝试，而我从全局考虑做出的决定是只关注于小说而排除诗歌等其它文体，战后美国小说所呈示的信息非常有价值，它让我相信对自己的论述视野进行限制是有必要且可行的。尽管这会限制我的研究，但思考只能在简化复杂性中进行，一个强加的分析框架不可避免。我将论证，对于战后美国文学的多样性，我们可以像描述某种系统的有计划的产品一样将战后美国文学的多样性复杂性描述出来，解剖其中一个分子便能解释所有产品的多样性。

我们的观点是清晰的，战后美国小说最主要的问题在于“如何适应当代需要，发展出新的现代性写作原则”，相对而言，那些诞生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创作理念已经过时，正被逐步逐出高校文学教育教学和研究视野。无论好坏，当今高校已经成为展现当代文学价值观的中心地带，是培养优秀阅读者和作者的最重要的基地，当然优秀的读者总是不够多，而看起来作者似乎已经有点儿供过于求。

战后美国文学呈现了这一现象及其多样性发展样貌，对它进行深度的内部性阐述是非常困难的，有时候即使是使用社会学的和历史学的方法也会给研究者带来困扰。每一篇优秀小说，从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一位艺术家的肖像画，里面有着大量的令人望而生畏的自我缠绕，但解决“圈套”正是研究的乐趣。许多人在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热情写作着，写作成了一种让他们的生活增值以及变得有深度的方式，一种夸张却真实的印象是每个人都在生命大地上创作着，但是并不是这种“创作”都能变成故事被阅读和传播，这意味着所谓的绝对公平只是一种愿景。更多的是那些人数相对而言较少却拥有大量资源的“作家”，他们努力写作并总能设法出版自己的小说，他们用一种书面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生命存在及其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创意写作体系以一种系统化方法调动着社会资源，系统地培养着作家并生产着作品，以使文学能够不断地适应当下的社会体制。

正如读者马上会发现的那样，对战后美国小说的研究无法回避那些“克里斯玛”式的作者及那些另类作品。我们尽量容纳了足够多的个性作家及其个人化作品，选择那些代表性案例以便满足不同读者偏好。不过，我们对某些作者和作品所进行的解析多半是出于我们研究体系整体性要求，是有针对性的分析。这需要读者接受一种来自于非个人主义的审美研究方案，我们相信终有一天它将得到大家的认同。

“系统”一词常常会给灰黯无力的印象，对那些活泼的有生气的个性作品它有时是无力的，但就像加州大学那著名的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系统，它有着无与伦比的多样性，这里诞生了大量有趣的小说。对于“系统”的想象，总让人联想到监狱，或者其他制度化的地方，如精神病医院等；但是美国的“创意写作教育教学”系统的确交出了明显的令人满意的答卷。当然，它也始终提醒着我们另一个问题，一个人及其创作的的个性如何得到培养？战后美国文学提供了无数的证据，它表明在过去家庭承担培养责任的地方，现在高校承担了重要职能。

一般来讲，比之于家庭或学校，人们更倾向于选择更少强迫性或有明确界限的集体，例如，二十世纪早期纽约和巴黎拥有宽松氛围的“咖啡沙龙”。事实上“限制”只是程度问题，任何事物都按照一定的方式在运转，没有限制的机构和组织其实是不存在的。战后美国创意写作教学体制运转良好，其中老师与学生的那种关系就如同当年海明威命中注定要出现于弗勒吕斯街27号格特鲁德斯坦因（Gertrude Stein）的家门口一样。假使我们不承认这种关系，无视美国创意写作教育体制的存在及其作用，那是对美国战后文学历史真实的不尊重，使得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和追述美国战后文学的发展脉络。

本书致力于在文学史描述中对创意写作体系进行深入的研究和阐发，但我仍想以简洁的方式来阐明我的想法：我们需要从来自于爱荷华写作工坊和斯坦福大学以及其他大量不断成长中的超过350个创意写作工坊的大量实例出发，而这项工作，就是我们的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