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越多越穷，越穷人越多

想要消除贫穷，增长是必要的。这道理看起来很明显。但是，照目前的这种结构，经济体系的增长并不能消除贫穷，相反，当前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反而会使贫穷永远存在下去并且会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这一点对于众多的增长支持者来说并不是很清楚。1998年，地球上45%以上的人靠平均每天2美元甚至不足2美元的收入生活。这比1990年时的贫困人口还要多，虽然人们看到在过去的10年中许多人取得了令人惊讶的高收入。 自1930年以来已经翻了14倍的世界工业产出增长使一些人变得非常富有，但这并没有消灭贫穷。也没有理由期望再有翻14倍的增长（如果在地球的极限之内可能的话）就能消除贫穷，除非全球系统被重构以直接让那些最需要的人获得增长。

在当前系统中，经济增长总的来说发生在那些已经很富裕的国家并且不成比例地流向这些国家中最富有的人。图2-13给出了世界上10个最大的国家（按人口）加上欧盟的人均国民收入（GNI）增长曲线。这些曲线表明，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是如何系统地扩大了富国和穷国之间的差距。

根据联合国开发署（UNDP）的报告，1960年全世界20%生活在最富裕国家的人的人均收入是生活在最贫穷国家的20%的人的30倍。到1995年，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20%的人的人均收入之比已经从30：1扩大到82：1。在巴西，最贫穷的一半人口所获得的国民收入在960年时占18%，到1995年时仅占12%；巴西10%的最富裕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1960年时为54%，到1995年提高到63%。 1997年非洲家庭的平均消费与1972年相比减少了20%。 一个世纪的经济增长带给这个世界的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图2-14给出了两个指标来说明这一点，即不同收入组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和能源使用份额。

作为系统动力学家，当我们看到一种模式在一个系统的多个部分中都存在并持续了很长时间时，我们就假定其在系统反馈结构中有深刻的内在原因。如果不改变系统的结构，更努力地或更快地运行这一系统都不会改变这种模式。增长总是扩大贫富差距，继续增长也跟过去一样无法消除这种差距。只有改变系统的结构（因果关系链）才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即便在出现巨大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仍然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这种结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两种常见的结构在发挥作用。第一种是与总是系统地给予特权阶层以权力和资源从而让他们获得更多特权的社会制度安排相联系的，这在许多文化中是通常的做法，但在一些特殊的文化中却显得更独特。这方面的例子很多，从明目张胆的或隐蔽的种族歧视到对富人的税收漏洞，从贫困家庭孩子的营养不良到专为富家子弟提供的贵族教育，从利用金钱获得政治地位（甚至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下也可以这么做）到利息支付总是系统地从那些入不敷出的人流向那些钱多得花不了的人这样的简单事实。

在系统学的术语里，这些结构被称为“从成功走向成功”的反馈圈。 这些正反馈圈总是对成功者进行奖励以便让他们获得更大的成功。在任何一个社会里这些都会成为一种病态，不可能自觉地采取一些平衡结构来拉平竞技标准。（平衡结构的例子包括反歧视法、累进税率、普遍的教育和保健标准、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提供安全网、对财产征税以及使政治不受金钱影响的民主进程等。）

在World3模型中，这些“从成功走向成功”的反馈圈都没有被明确地反映出来。World3模型不是一个反映收入、财富或权力分配动态的模型，它所关注的是世界经济同增长极限之间的总体关系。 所以它假定当前的分配模式将继续下去。

但是，在World3模型中有一个结构是反映人口和资本系统之间的关系的，我们在本章前面已经对此进行了描述。这种结构使得贫困、人口增长都处于永不停止的状态并使得世界系统有超出其极限的趋势。我们在后面的章节中将证明，如果要想达到一个可持续的世界，这种结构就必须改变。

这种永续贫困的结构产生的原因，是因为富人比穷人更容易进行储蓄、投资并使他们的资本倍增。几个世纪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富人支配市场条件、购买新技术并调动资源的权力越来越大，而且使他们建立起很大的资本存量来实现自我增值。绝大多数基本需求都已经被满足了，所以在不剥夺当前人口基本需求的情况下实现较高的投资率成为可能。较低的人口增长允许配置更多的产出来实现经济增长，而较少用以满足快速扩大的平民人口的健康和教育需求。

相比之下，穷国的资本增长很难赶上人口增长。可用于再投资的产出更多被要求用于提供学校、医院和满足基本的消费需求。由于这些迫切的要求使得几乎没有什么剩余产出可被用于工业投资，所以经济增长很慢。人口过渡长期停留在出生率和死亡率差距很大的中间阶段。当妇女们看不到有什么比生孩子更有吸引力的教育或其他经济选择时，那么孩子就成了极少可以得到的投资形式之一。于是人口变得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富。正如有句话说的那样，“富人越来越富，穷人的孩子越来越多”。

在一些国际场合，常常会因为这样的激烈争论而陷于瘫痪：在如图2-15所示的反馈圈中到底哪个箭头是最重要的——是贫穷导致了人口增长，还是人口增长导致了贫穷？

事实上，这个正反馈圈的所有部分都会对最贫困地区的人口行为产生强烈影响。它们形成了一个“系统陷阱”，一个“不成功者愈发不成功”的反馈圈，导致穷人总是穷而人口总是增长。由于用于投资的产出被抽走用于消费，所以人口增长使得资本增长放慢。在没有教育、没有健康保健、没有节育措施、没有选择、没有权力、除了寄希望于孩子能带来收入或增加家庭劳动力之外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贫穷反过来又促使人口无限增长。

图2-16给出了这种陷阱的后果。南方国家的任何一部分在过去的20年中粮食产量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大多数地方都出现两三倍的增长。但是由于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均粮食产量却很少得到提高，在非洲还出现了稳定的下降。粮食产量明显超过人口增长的少数地方是在欧洲和远东地区。

图2-16中所给出的图形显示了双重悲剧。第一个是关于人类的。农业上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粮食产量的巨大增长，大部分不是被用于更好地养活人们所吸收，而是被不得不很差地养活更多的人所吸收。第二个悲剧是关于环境的。粮食产量的增长是通过破坏土壤、水源、森林和生态系统的政策取得的，这么做的代价是未来产量提高变得更加困难。

但是，任何一个可以使系统向下沉沦的正反馈圈也同样可以反过来使系统向上提升。更多的贫穷意味着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意味着更多的贫穷。但是，减少贫穷同样意味着人口增长放慢，人口增长放慢又意味着减少贫穷。如果有足够的投资并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如果对产品和劳动力有更合理的定价，如果把日益增长的产出更多地直接分配给穷人，特别是用于妇女的教育和就业以及计划生育，那么人口-贫困反馈圈的效果就会反转过来。社会进步会降低人口增长率，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投资投入到工业资本中以生产出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商品和服务消费的提高会进一步帮助减少人口的增长。

在世界某些地方，在那些对全体人民的福利特别是贫困人口非常关注的地方，这种转变的确发生了。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人口增长率在下降而人口过渡在进行的原因之一。

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在不平等成为一种文化风尚的地方，在缺乏公共福利投资的资源或意愿的地方，或者在由于金融失败带来的强制性“结构调整”使得教育和健康保健投资被转移的地方，人民的生活并没有得到广泛改善。这些与贫困紧紧联系在一起并且仍然在快速增长的人口，会陷入人口增长不是因出生率下降而是因死亡率提高而终止的危险境地。的确，在津巴布韦、博茨瓦纳、纳米比亚、赞比亚和斯威士兰这些地方，预计人口在21世纪会因为悲剧性的原因而出现零增长——死于艾滋病的青少年和儿童的增加。

人口和工业产出的指数型增长以一种复杂的方式构成了“现实世界”社会经济系统自生结构的一部分，这种方式使得世界的一些地方趋于缓慢的人口增长伴以较快的工业增长，而另外一些地方则趋于缓慢的工业增长伴以较快的人口增长。但在这两种情形中，人口和物质资本都是不断增长的。

那么，这种现实中的物质增长能永远持续下去吗？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人口和资本的增长增加了人类的生态足迹，这是人类给世界生态系统增加的负担，除非能成功地努力避免这种增长。从原则上说，不可能使人类活动的每个单元的生态足迹（通过技术以及其他手段）迅速减少到足以允许人口和工业资本持续增长的水平。但是我们相信，这在实践中是可以实现的。当然，目前从世界范围内可以得到的经验证据表明这种有效减少并没有发生。人类的生态足迹仍然在增长，尽管其增长的步子比经济增长慢。

一旦生态足迹的增长超出了可持续的水平，正如已经发生了的一样，它最终必然会下降——或者是通过一个可控的过程（例如通过生态效率的迅速提高）或者是通过大自然的力量（譬如说，森林消失迫使木材的使用下降）。生态足迹的增长是否会停止是毫无疑问的，惟一的问题是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

人口增长从本质上说将停止，或者是由于出生率的下降，或者是由于死亡率的上升，或者二者同时发挥作用。工业增长从本质上说也将停止，或者是由于投资率下降，或者是由于货币急剧贬值，或者二者兼具。如果想要阻止这些倾向，我们可以对它们施加一些合理的控制，选择对我们最有利的选项。如果我们忽略这些，那么自然系统就会无视人类福利而选择某种结果。

出生率与死亡率、投资率与贬值率，都会因人类的选择或由于地球的源或汇压力过大所带来的反馈而实现平衡。指数型增长曲线会变缓、变弯，或者变平或下降。人类社会的生存条件以及地球在那时都可能损失惨重。

仅仅把事物以“好”“坏”来区分并把这种区分固定化是很容易的。在过去几代人看来，人口增长和资本增长都是绝对的好事。在一个资源丰富的星球上只有些许人口居住，人们完全有理由做出这样正面的评价。但是现在，随着对生态极限的了解越来越清晰，也会诱使人们把所有增长都划分为坏事。

一个极限时代的管理工作需要更加精细、更加小心地进行区分。一些人拼命想得到更多的食物、住所和其他实物。另外一些人，以另外一种拼搏方式，想通过实物增长来满足另外一些需求，这些需求也是非常现实但却是非物质的——渴望被认可、自尊、沟通或获得某种身份。因而，单纯以毋庸置疑的肯定态度或毋庸置疑的否定态度来谈论增长都是毫无意义的。相反，需要问一下：什么的增长？为谁而增长？谁在付出？什么是这儿的现实需求？什么是满足有这种需求的人的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需要多少才够？有什么义务要分担？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为迈向一个充裕的、平等的社会指明道路。另外一些问题为迈向一个可持续的社会指明了道路：在一定的生态足迹下，一定的投入产出流能养活多少人？在多高的物质消费水平上？能持续多久？人类人口、经济和所有其他物种赖以生存的物质系统面临多大压力？在什么样的压力和多大的压力下该支撑系统会产生多大的弹性？多少才算多？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注意力从增长的原因转向增长的极限。这就是我们第3章的目标。 RvfFjD2RzRyQIfm213pecrFK0vpjtB/WiojXeizLaVLTfEbQ1Pop+MkX8YtNcCn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