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拾入门”观其神

【译释】

道家有所谓“收拾入门”之说，用于观“神”，要领是：在行动时要看他潇洒豪放的气概和胸怀有几分真、几分假、几分做作、几分自然、几分深浅；在静心安坐时要看他的细致周密、平心静气的状态。

一个人有多大的作为跟他的胸怀和抱负有直接关系，修养深厚、抱负远大、德才兼备之人必有大成就，值得委以重任；小肚鸡肠、畏畏缩缩之人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最好敬而远之。

总结曾国藩识人用人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能人贤者尽管有多种定义，但不外乎三方面的标准：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有崇高的修养和德行，有过人的才华和能力。这三者相辅相成，是能人贤者们必备的“硬”指标，可以说是“一个都不能少”。

那么，首先，了解一个人的抱负和志向，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识人贫贱知其志向。

陈胜出身农民，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为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他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其二，识人壮伟知其抱负。

古人说：察人之忠奸邪正，只可求之于风骨，不可求之于言辞；可求之于细行，不可求之于诗文。又说：三岁看老，小处看大。

汉高祖刘邦从青少年时起就不爱劳动，好说“大言”，而他逃避劳动的方式就是设法出人头地，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而当他一见到秦始皇出行这样威武壮观的场面，心中的理想图像便豁然开朗，他明确认识到，他的人生价值就是成为一个如秦始皇一样的“大丈夫”！可见在刘邦观看秦始皇出行的一瞬间，就明确了他人生的理想模式。

其三，识人危难知其韬略。

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著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称许过，但情急之下所表现出的内圣神通却没人能比拟。宋英宗刚死的时候，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大家吓了一跳，急忙告诉韩琦，想阻止召太子进宫。但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他当机立断催促人们急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朝中大臣任守忠是个奸邪之人，他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韩琦再次当机立断，用未经中书省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说着韩琦拿着空头敕书填写上，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这样，韩琦轻易除去了“蠹虫”，而仍然不失忠厚，表现出人生的一种最高修养。

再说看人的才与德。

古人指出，看一个人的才能要分三个阶段，当其幼小时聪敏而又好学，当其壮年时勇猛而又不屈，当其衰老时德高而能谦逊待人，有了这三条，来安定天下又有什么难处呢？

看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作为，也应该有这样的标准，如果有才能而又以正直为其立身之本，必然会以其才能而为天下大治作出贡献；如果有才能却以奸伪为立身之本，将会由于其担任官职而造成社会混乱，可见有才还须有德，才能造福社会，否则就会祸及黎民，造成大乱。

判断一个正直的臣子的标准是不结党营私。看一个人的才能就要看事情是否办得成功。看人不能仅仅只看其主观意愿，还要看其才干和谋略如何。在战场上驰骋过的骏马，虽然拴在食槽上，但一听见催征的鼓角声仍然会嘶叫；久经沙场的老将虽然回还家门，但仍然能够料定战争的形势。

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在社会上他的才能会很快表现出来，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锋尖会立刻显露出来一样。有才能的人不会长期默默无闻。

贤德之人对有些事是不会做的，可以任用而不必怀疑。能干之人是什么事都会干的，可以任用却难以驾驭。由此可知，贤者与能者是有区别的。

自古以来，明智的用人者都知道，所谓“贤者”，应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董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祎、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干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诸葛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诸葛亮提拔蒋琬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每次出征，蒋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诸葛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死，蒋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祎代之，费祎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地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夙愿虽不实现，足见其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祎、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前十七年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二十八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二十七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之臣辅佐之故。

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识人、用人都要坚持德才兼备这一标准。那么，在德与才之间，哪个更重要呢？按照大家熟知的说法，德与才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两者都很重要，但德尤为重要。司马光认为，取士之道，当以德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中，其次艺能。在他看来，选用人才的原则，应当把德行的考核放在首位，然后是经术，然后是政事，再就是艺能。这反映了司马光的选用人才思想是把德行放在第一位。

唐代杜佑也认为，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岂舒俊才，没而不齿，陈蹇长者，拔而用之，则多上雷奔，四方风动。这就是说，如果以品质节操为首要，以才能技巧为其次，选用人才，必定会使人们加强修养，勤奋学习，以伫立于科举最优之列，怎么会使俊杰之才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受到埋没而不被录用呢？通过排列比较这些人才，选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会使许多人才受到震动而被吸引，从四面八方来响应。这里主要是强调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认为取人才艺为次之。

识人观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刁才。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缺才有德的人，是忠厚人、老实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这样的人是好人，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按照人才学的基本原理，在处理和看待德与才的关系时，任何机械的、僵化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须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德与才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阐释。

人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庸庸碌碌，无毁无誉而已。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合胜股肱之任。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强调德应重于才，但在这个前提下，又要注重量与才的问题，坚持德、量、才三者的统一，符合这三条标准才能担当重任。

要评估人，无非德才两者。德的内涵包括个人品质、伦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干、才华，等等。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德才兼备的人的成长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要发现人才，主要是根据其德才的表现，但要认识人，则需要时间的考验。如人的政治品质，平时难以看出什么问题，在非常时期则好坏分明，古代的忠臣义士大都是在危难时刻涌现的，所以，有人将之总结成一句格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验，有些人能说会道，在实干时却很窝囊；有些人平时默默无闻，但在实践中却才能毕露。

用人以德才兼备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只能以掌握现有的人才资料，按其德才来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驾驭人才，是待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为非，这是爱护、培养、发展人才的根本法则，至今仍很值得借鉴。

识人须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也就是说，要知其人，必须考察其德才，而以德为其灵魂，重在其实践。

周朝吕尚在《六韬·龙韬·论将》中讲到：将有五才，“勇、智、仁、信、忠也”。更进一步解释为：“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说：“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也就是说，朝廷选拔人才，需要审慎地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德、功、才”是三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古代比较早、比较全面的人才标准。

孙武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东汉王符在谈到军事将才时说：“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是故智以折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在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是曹操提出的“德、识、才、学、体”五德皆备的思想。

三国时的刘劭著的《人物志》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保留下来的最完备的人才专著。在这部著作中，刘劭把人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三类，即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备者与才高德下者三类。作者明确推崇德才兼备的人是最高尚的。

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的，是宋朝的司马光。他明确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而愚者虽欲为不善，但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这就是说，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论述比较深刻，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 JPfZeLxjdySzMKj/XvtfCST5Rl/Dug1BFlHL2P8bWZS4nE9w6o5MqFAgv3vMfTv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