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凡精神,抖擞处易见,断续处难见。断者出处断,续者闭处续。
【译释】
一般来说,观察识别人的精神状态,在关键时刻是比较容易识别的,而在风平浪静的时候,如果是有意掩饰,就比较难以识别了。在关键时刻精神不足,即便故作振作并表现于外,但其本质是掩盖不了的。而精神有余,由于它是自然流露并蕴含于内,自然是其本色。
曾国藩一生都在宦海中沉浮,太多的风风雨雨使他对人性的把握可以说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他深知,一个人不管在平时如何掩饰,一旦到了关键时刻,他所有的一切都会“自然流露”出来。所谓“患难见真情”、“关键时刻见人心”,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正如古人所言“告之以危而观其节”,这是识人之良方之一。就是说,在识人时,告诉给所识的对象出现了危难的情况让其处置,从其处理危难的情况来观察他的节操。节操,即气节情操,就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和重大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和道德方面的坚定性。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传统美德。两千多年以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孟轲就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至理名言,已成为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立身做人的准则。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格,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人格。国格是一个国家的荣誉、尊严和品格的总和;人格则是做人的资格和为人的品格的总和。国格和人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对外交往中,能不能做到不卑不亢,也是衡量一个人有无中国人气节的重要尺度。
古人讲得好:“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抱鼓之急则忘其身。”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总是挺身而出,迎着困难上,经受住各种苦难的磨炼,顶狂风战恶浪,舍生取义去奋斗,去拼搏,生为人民而战,死为人民而献身,这就是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操。
中国人民的气节和情操,表现在根本政治立场和政治原则方面,就是政治上的坚定性——为了中华民族的崛起,无论在如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不动摇。表现在对待人民的根本态度方面,就是对人民的无限忠诚——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俯首为“牛”,鞠躬尽瘁,为了人民的利益,甘愿自我牺牲。表现在对敌斗争方面,就是无比英勇顽强的精神——无论敌人多么凶残,斗争多么艰苦卓绝,对敌人绝不卑躬屈膝,在困难面前绝不放弃必胜信心,英勇斗争,前赴后继,威武不屈,视死如归。
表现在人生道德情操方面,就是思想情感的正义性——勇于坚持真理,凛然伸张正义,绝不献媚取宠,始终正大光明,保持高风亮节,珍重人格、国格。我国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在自己言行中表现出可贵的节操。他们或者“不为五斗米折腰”,或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或者“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许多英雄人物在反压迫、反侵略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的高尚节操,作为璀璨的民族精神代代相传,至今激励着人们。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我们革命军队中出现了“愿与人民同患难,誓拼热血固神州”的朱德总司令,“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的陈毅老帅,“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把牢底坐穿”的叶挺将军,以及宁死不投降的“投江八女”、“狼牙山五壮士”等,他们的革命节操惊天地,泣鬼神,昭日月,贯古今。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当学习他们那种革命节操,以战胜邪恶,净化社会风气,推动社会进步。
范仲淹用人,多取气节而略细故,如孙盛敏、腾达道,都是他平日重用的人。他任陕西河东宣抚使兼陕西四路安抚使时,开设幕府,选用幕僚,多用因罪降职而还没有复职的人。有人怀疑他如此用人是否适当,范仲淹说:“人有才能而无过失,朝廷自用之。若其实有可用之才,不幸陷于吏议,不因事起之,遂废人矣。”因此,范仲淹所用的人,大多有真才实学。(李贽《初课集·铨选诸巨》)
气节中人必然赏识气节中人:
范仲淹曾以直言三贬,三起三落而不改其志,他为国为民,敢言敢谏,始终如一。他先忧后乐的精神、仁人志士的节操,对时人后人的影响都很大。正因范仲淹重气节,其用人必然是多取有气节的人。这些人大都是敢于直言而得罪当权者,因而“不幸陷于吏议”,且这些正直之士,大多是有真才实学者,他们被降职不用,实是国家的损失。因此,范仲淹在他为边帅掌握实权时,力之所及,任用他们为国效力,也使贤才不致埋没成为废人。
事实证明,范仲淹善于知贤才,他任边帅期间因用得其人,边境无虞,西夏不敢入侵;而经他荐拔的大批学者,为宋代学术鼎盛奠定了基础。
总之,作为用人者,在关键时刻你总能发现一两个让你眼前一亮的人,气节如是,其他方面也如此,所以有必要把握好时机,趁此全面地看清下属的真实面目和才能。
1. 失败时看人本领
马谡是诸葛亮手下的大将,屡立战功,司马懿举兵进攻街亭,马谡立功心切,立下军令状,但他的想法并未如愿。街亭失守,打乱了诸葛亮出祁山的计划,马谡没能立功,而同去的赵云、邓芝却表现甚好,没有损兵折将,还保证了军资什物的安全。孔明亲自率领诸将出迎,见到赵云说:“是吾不识贤愚,以致如此!各处兵将败损,唯子龙不折一人一骑,何也?”邓芝回答说:“某引兵先行,子龙独自断后,斩将立功,敌人惊怕,因此军资什物,不曾遗弃。”孔明夸奖道:“真将军也!”还赏赐赵云50斤金子,取绢一万匹赏给赵云的部卒。赵云推辞不受,孔明更是倍加钦敬,叹道:“先帝在日,常称子龙之德,今果如此!”一个伤了孔明的心,一个赢得了孔明的赏识和敬佩,所以,对于关键时刻的表现,有很多经验值得总结。
2. 关键时看人勇气
毛遂自荐随平原君到楚国谈判合作的军国大事,平原君与楚王谈了大半天也没结果,主要是楚王有些顾虑,决意不下。眼看谈判要以失败告终,随行的其他十九个人都一致动员毛遂上,考验他的时候来了。毛遂鼓足勇气,按剑历阶而上,问平原君:“从之利害,两言而决耳。今日出而言从,日中不决,何也?”楚王得知毛遂是平原君的幕僚后大怒道:“胡不下!吾乃与而君言,汝何为者也!”毛遂受辱但毫不胆怯,提剑逼近楚王,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楚王,平原君出使楚国的大功告成。这一次出使楚国,使平原君认识了毛遂的价值,把毛遂作为上客看待。
3. 失意时看人忠诚
对于那些英明能干、胸有大志的领导,即使他处于厄运之中,下属也应忠诚地追随他。
西汉末年,群雄争霸,刘秀亦是其一。刘秀创业伊始,势单力薄,往往是东躲西藏以求生存。在南徙北移中损兵折将甚多。随从见他失利落魄,多斩断跟随多年之情谊,另谋高就,左右人员相继离去,在此困境中,唯有一位叫王霸的人深知刘秀为人贤明,日后必成大器,于是便与手下心腹之士不畏艰难挫折,忠贞地追随刘秀。刘秀深为感动,说:“颍川从我者皆去,而子独留努力,疾风知劲草。”由此,刘秀以王霸忠而委以重任。王亦不辱使命,征杀疆场屡立奇功,刘秀平定天下后,王霸则被封为淮陵侯,位列开国“云台二十八将”之一,成为光武中兴的鼎力重臣。
4. 危急时看人决断
汉朝初期,汉高祖刘邦派樊哙以相国名义带兵去平定谋反的燕王卢绾。发兵之后,有人揭发樊哙在刘邦生病时与吕后勾结,等刘邦一死,就要把戚夫人一家杀绝。刘邦很生气,就派陈平骑马去传达命令,让周勃代樊哙指挥军队,并立即在军中把樊哙斩首。
陈平接受任务后,私下里同周勃商量说:“樊哙是功臣,又是吕后的妹夫。皇上只是一时恼怒,想杀掉他。但是皇上已经病重,未来是什么情况并不明白。所以还是不把樊哙马上斩首,只是把他押回来让皇上自己下命令杀掉为好。”周勃也同意这样做。
后来,在押送樊哙回京的路上,陈平听到刘邦去世的消息。他急忙赶回向吕后报告逮捕樊哙的经过,吕后叫他把樊哙放了。因为他没有照刘邦的旨意杀死樊哙,所以吕后还是相信他,又让他做太子的老师。
【原典】
道家所谓“收拾入门”之说,不了处看其脱略,做了处看其针线。
【译释】
道家有所谓“收拾入门”之说,用于观“神”,要领是:在行动时要看他潇洒豪放的气概和胸怀有几分真、几分假、几分做作、几分自然、几分深浅;在静心安坐时要看他的细致周密、平心静气的状态。
一个人有多大的作为跟他的胸怀和抱负有直接关系,修养深厚、抱负远大、德才兼备之人必有大成就,值得委以重任;小肚鸡肠、畏畏缩缩之人是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的,最好敬而远之。
总结曾国藩识人用人的经验,我们可以发现,能人贤者尽管有多种定义,但不外乎三方面的标准:有远大的抱负和志向,有崇高的修养和德行,有过人的才华和能力。这三者相辅相成,是能人贤者们必备的“硬”指标,可以说是“一个都不能少”。
那么,首先,了解一个人的抱负和志向,可以从下列三个方面入手:
其一,识人贫贱知其志向。
陈胜出身农民,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就以帮人耕作为生。但他人穷志大,很想有所作为。他常常感叹人世,有时惆怅,有时慷慨激昂。有一次,他在劳动休息时,坐在田埂上默默长思,突然自言自语地说:“倘若有朝一日我发了,成为富贵的人,我将不忘记穷兄弟们。”与他一起劳作的佃农们听后都不以为然,并笑话他说:“你一个帮人干活的农夫,何来富贵之谈?无非是说大话而已。”陈胜对于大家的取笑十分遗憾,深有所感地说道:“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有志者终成大事,不久,陈胜便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向人们证实了他的豪言壮语,不是他说大话,而是他的宏愿和决心的表达。
其二,识人壮伟知其抱负。
古人说:察人之忠奸邪正,只可求之于风骨,不可求之于言辞;可求之于细行,不可求之于诗文。又说:三岁看老,小处看大。
汉高祖刘邦从青少年时起就不爱劳动,好说“大言”,而他逃避劳动的方式就是设法出人头地,成为一个出类拔萃的人,而当他一见到秦始皇出行这样威武壮观的场面,心中的理想图像便豁然开朗,他明确认识到,他的人生价值就是成为一个如秦始皇一样的“大丈夫”!可见在刘邦观看秦始皇出行的一瞬间,就明确了他人生的理想模式。
其三,识人危难知其韬略。
宋代宰相韩琦以品性端庄著称,遵循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生活准则,从来不曾因为有胆量而被人称许过,但情急之下所表现出的内圣神通却没人能比拟。宋英宗刚死的时候,朝臣急忙召太子进宫,太子还没到,英宗的手又动了一下,大家吓了一跳,急忙告诉韩琦,想阻止召太子进宫。但韩琦拒绝说:“先帝要是再活过来,就是一位太上皇。”他当机立断催促人们急召太子,从而避免了权力之争。
朝中大臣任守忠是个奸邪之人,他反复无常,秘密探听东西宫的情况,在皇帝和太后间进行离间。韩琦再次当机立断,用未经中书省直接下达的文书把任守忠传来,让他站在庭中,指责他说:“你的罪过应当判死刑,现在贬官为蕲州团练副使,由蕲州安置。”说着韩琦拿着空头敕书填写上,派使臣当天就把任守忠押走了。
这样,韩琦轻易除去了“蠹虫”,而仍然不失忠厚,表现出人生的一种最高修养。
再说看人的才与德。
古人指出,看一个人的才能要分三个阶段,当其幼小时聪敏而又好学,当其壮年时勇猛而又不屈,当其衰老时德高而能谦逊待人,有了这三条,来安定天下又有什么难处呢?
看一个人在社会上的作为,也应该有这样的标准,如果有才能而又以正直为其立身之本,必然会以其才能而为天下大治作出贡献;如果有才能却以奸伪为立身之本,将会由于其担任官职而造成社会混乱,可见有才还须有德,才能造福社会,否则就会祸及黎民,造成大乱。
判断一个正直的臣子的标准是不结党营私。看一个人的才能就要看事情是否办得成功。看人不能仅仅只看其主观意愿,还要看其才干和谋略如何。在战场上驰骋过的骏马,虽然拴在食槽上,但一听见催征的鼓角声仍然会嘶叫;久经沙场的老将虽然回还家门,但仍然能够料定战争的形势。
只要是有才能的人,在社会上他的才能会很快表现出来,就像锥子放在口袋里,它的锋尖会立刻显露出来一样。有才能的人不会长期默默无闻。
贤德之人对有些事是不会做的,可以任用而不必怀疑。能干之人是什么事都会干的,可以任用却难以驾驭。由此可知,贤者与能者是有区别的。
自古以来,明智的用人者都知道,所谓“贤者”,应以“德”为先,德才兼备。
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
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膺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梁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致使社会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妃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董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祎、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干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诸葛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诸葛亮提拔蒋琬为丞相府长史,诸葛亮每次出征,蒋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诸葛亮常赞琬为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诸葛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诸葛亮死,蒋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祎代之,费祎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地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入。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夙愿虽不实现,足见其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琬、费祎、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前十七年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已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二十八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二十七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之臣辅佐之故。
所以说,无论什么时候,识人、用人都要坚持德才兼备这一标准。那么,在德与才之间,哪个更重要呢?按照大家熟知的说法,德与才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两者都很重要,但德尤为重要。司马光认为,取士之道,当以德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中,其次艺能。在他看来,选用人才的原则,应当把德行的考核放在首位,然后是经术,然后是政事,再就是艺能。这反映了司马光的选用人才思想是把德行放在第一位。
唐代杜佑也认为,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岂舒俊才,没而不齿,陈蹇长者,拔而用之,则多上雷奔,四方风动。这就是说,如果以品质节操为首要,以才能技巧为其次,选用人才,必定会使人们加强修养,勤奋学习,以伫立于科举最优之列,怎么会使俊杰之才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受到埋没而不被录用呢?通过排列比较这些人才,选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会使许多人才受到震动而被吸引,从四面八方来响应。这里主要是强调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认为取人才艺为次之。
识人观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刁才。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缺才有德的人,是忠厚人、老实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这样的人是好人,但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按照人才学的基本原理,在处理和看待德与才的关系时,任何机械的、僵化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须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德与才的关系,做出实事求是的新的阐释。
人才的标准有三,一曰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庸庸碌碌,无毁无誉而已。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合胜股肱之任。在通常情况下,我们强调德应重于才,但在这个前提下,又要注重量与才的问题,坚持德、量、才三者的统一,符合这三条标准才能担当重任。
要评估人,无非德才两者。德的内涵包括个人品质、伦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干、才华,等等。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德才兼备的人的成长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实践。
要发现人才,主要是根据其德才的表现,但要认识人,则需要时间的考验。如人的政治品质,平时难以看出什么问题,在非常时期则好坏分明,古代的忠臣义士大都是在危难时刻涌现的,所以,有人将之总结成一句格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验,有些人能说会道,在实干时却很窝囊;有些人平时默默无闻,但在实践中却才能毕露。
用人以德才兼备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只能以掌握现有的人才资料,按其德才来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驾驭人才,是待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为非,这是爱护、培养、发展人才的根本法则,至今仍很值得借鉴。
识人须以德才兼备为标准,也就是说,要知其人,必须考察其德才,而以德为其灵魂,重在其实践。
周朝吕尚在《六韬·龙韬·论将》中讲到:将有五才,“勇、智、仁、信、忠也”。更进一步解释为:“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说:“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也就是说,朝廷选拔人才,需要审慎地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德、功、才”是三个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古代比较早、比较全面的人才标准。
孙武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东汉王符在谈到军事将才时说:“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是故智以折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在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是曹操提出的“德、识、才、学、体”五德皆备的思想。
三国时的刘劭著的《人物志》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保留下来的最完备的人才专著。在这部著作中,刘劭把人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三类,即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备者与才高德下者三类。作者明确推崇德才兼备的人是最高尚的。
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的,是宋朝的司马光。他明确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而愚者虽欲为不善,但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这就是说,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论述比较深刻,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