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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凑巧而已。我父亲从没有打过篮球。”
维威克·拉纳迪夫决定担任女儿安贾莉所在篮球队的教练时，他给自己定下了两大原则。第一大原则就是他永远不会提高嗓门。该球队是美国青少年篮球联赛的球队之一。球队里都是一些12岁左右的孩子。根据他以往的经验，对这些12岁的孩子大喊大叫是没有用的，她们根本不会理你。于是他决定要像经营自己的软件公司一样，来“经营”篮球场。他讲话时要平静、温和，结合常识和推理的语言来说服这些聪明的女孩儿照他的观点打球。
第二大原则相对来说则更重要。美国人打篮球的方式让拉纳迪夫觉得迷惑不解。他来自孟买，从小接触的就是板球、足球。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第一次看篮球比赛的情形。他觉得这种比赛愚蠢极了。A队得分后便迅速退到己方场地。B队从边线传球，运球进入A队场地。A队队员一直在那儿耐心等待着。接着又会发生同样的情形，只不过攻防位置对调罢了。
一个常规的篮球场长94英尺。大多数情况下，一个队只会防守24英尺长的场地，而放弃剩下的70英尺长的地方。偶尔，一些队也会全场紧逼对手，就是说他们会竭尽全力阻止对手运球过界。但是这种战术持续的时间只有几分钟。在拉纳迪夫看来，篮球运动领域似乎存在着某种关于篮球比赛该怎么打的阴谋。而这种阴谋使得强队和弱队之间的差距拉得更大了。毕竟，强队拥有个子高大的球员，他们运球技术好，投篮准；他们可以在对方场地内准确无误地实施既定方针。但为什么弱队要用这样的方式打球，让强队可以更轻而易举地做自己擅长的事？
拉纳迪夫看看他的队员。莫佳和茱莉娅都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篮球队员，但是尼琪、安吉拉、达妮、荷莉、安妮卡和他女儿安贾莉从没有打过篮球。她们个子也不高。她们不会投篮，更不擅长运球。她们就只适合参加每天晚上球场上临时组织的比赛。拉纳迪夫住在门洛帕克，是加利福尼亚州（下文简称加州）的硅谷中心。照拉纳迪夫自己的说法，他的队员都是些“年轻的金发女孩儿”。她们的爸爸要么是网虫，要么是计算机程序设计员。她们钻研科学，读那些又长又复杂的书籍，梦想着长大以后可以成为海洋生物学家。拉纳迪夫知道如果她们以通常的方式来打球的话，就是让对手在没有防守的情况下直接运球攻入己方场地，那她们一定会输给那些酷爱篮球的女孩。拉纳迪夫17岁时，口袋里揣着50美元就来到了美国。他是一个不轻易接受失败的人。他的第二大原则便是要让他的队员在任何一场比赛，一直都实行全场紧逼的战术。最终，他的球队得到了全美冠军。安贾莉·拉纳迪夫说道：“就是凑巧而已。我父亲从没有打过篮球。”
试想一下，你参加了过去两百年里所有大国和小国之间的战争。我们假设参战一方的人口至少是另一方的10倍，武器装备的威力也比另一方强得多。你是不是认为强大的一方会获胜？我想，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强国获胜的概率接近100%。因为10倍的差距实在太大了。然而，真正的结果会让你大吃一惊。几年前，政治学者伊万·阿雷金·托夫特（Ivan Arreguín-Toft）对此进行了统计，他得出的结论是71.5%。弱国取胜的概率为28.5%，只比三分之一低了一点点。
阿雷金·托夫特接着又提出了一个稍有区别的问题。假如强国与弱国之间发生战争，这个弱国采取了和大卫一样的行为，他们不愿以强国想要的方式开展战争，而是采取打破惯例的方法和使用游击战术时，局势又会怎样发展？结果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弱国取胜的概率一下子从28.5%攀升到了63.6%。举个例子，美国人口是加拿大人口的10倍。如果这两个国家发生战争，加拿大又选择了非常规的战争方式，那么历史给你的建议是押加拿大会赢。
我们总认为弱者取胜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在人类历史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原因。然而阿雷金·托夫特指出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弱者总是会获胜。那为什么每次一个大卫打败一个歌利亚的时候我们都会如此吃惊？为什么我们总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一个人力量弱小或技术欠缺一定是缺点？
阿雷金·托夫特列出了一个弱者取胜的名单，其中就包括T·E·劳伦斯（T. E. Lawrence，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阿拉伯的劳伦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他领导阿拉伯人起义，反抗占领阿拉伯地区的土耳其军队。当时英国人也支援阿拉伯人进行起义。他们的目标是毁掉土耳其人兴建的从大马士革到汉志沙漠的铁路。
这是一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土耳其拥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军队。而劳伦斯带领的则是难以驾驭的贝多因人。他们没有什么技能，就是一些游牧民而已。当地的一名英国指挥官，雷金纳德·温格特爵士（Sir Reginald Wingate）称他们为“一群连枪都没有开过的乌合之众”。但是他们坚忍不拔，动作灵活。一个典型的贝多因军官配备的武器为一把步枪，还有100发子弹；另外要背45磅面粉，这意味着他一天能在沙漠行走110英里的路，即使在夏天也一样。他们带的饮用水只有1品脱，因为他们特别擅长在沙漠中寻找水源。“我们的优势是速度和时间，而不是攻击力，”劳伦斯写道，“我们最丰富的可用资源就是部落里的男子，他们从没有参加过正规的战争，他们的优点就是活动能力强，耐力足，具备一定的聪明才智，熟悉乡村，勇气可嘉。”18世纪的元帅萨克斯伯爵（Maurice de Saxe）说过著名的一句话：战争的决定力量在于人的双腿，而不在于武器。劳伦斯的军队里有的恰恰都是“腿”。1917年春天劳伦斯一方捷报连连：3月24日，他们炸毁了60处铁路，切断了布埃（Buair）的一条电报线路；3月25日，毁掉了一辆火车和阿布那（Abu al-Naam）的25处铁路；3月27日，炸毁了15处铁路，切断了伊斯坦布安塔尔（Istabl Antar）的一条电报线；3月29日，袭击了土耳其军队的一个驻地；3月31日，又毁掉了一处铁路；4月3日，炸毁了赫迪亚（Hedia）的11处铁路；4月4日和5日，毁掉了戴几河谷（Wadi Daiji）地区的一处铁路线；4月6日进行了两次袭击。
劳伦斯指挥的最成功的一场战役是突袭港口城市亚喀巴。土耳其军队预料到会遭遇袭击，但他们认为发动袭击的应该是那些在亚喀巴水面向西航行的英国轮船。而劳伦斯决定从东面进行突袭。他们穿过不设防的沙漠来到了亚喀巴。要达到这一目标，劳伦斯让士兵转了一个周长达600英里的圈：从汉志往北，深入叙利亚沙漠，然后再折回亚喀巴。那时正值夏天，他们需要穿过中东荒无人烟的一些地区。劳伦斯则取道大马士革郊区，误导土耳其军队。“今年的山谷里似乎到处都是角蝰、鼓身蛇、眼镜蛇和黑蛇，”劳伦斯在《智慧七柱》（ Seven Pillars of Wisdom ）描写其中一段旅程时这样写道：
天黑后，要打水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蛇要么在池塘里游泳，要么就三五成群地聚集在池塘边。眼镜蛇还曾闯入我们的警戒圈两次，当时我们正在那里面喝咖啡，讨论战略。我们有三个士兵因为被毒蛇咬到而送了命，还有四个士兵被毒蛇咬到，肢体因为毒素都发生了肿大，还好在经历了巨大的恐惧和痛苦之后他们最终康复了。当地人治疗这种伤口时，会在患处涂上蛇皮膏药，然后给患者诵读《可兰经》，直到他死亡。
最终，他们到达了亚喀巴。劳伦斯的几百名士兵杀害或俘虏了土耳其的1 200多名士兵，只有两个侥幸逃脱了。头脑简单的土耳其士兵怎么也想不到对手会如此疯狂，竟然从沙漠穿过来突袭他们。
雷金纳德·温格特爵士称劳伦斯的士兵为一群“乌合之众”。在他看来，土耳其军队具有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乍看之下，像土耳其军队那样，士兵众多、武器充足、资源丰富的确是一种优势。但这种优势会让军队无法行动，最终只能由攻变为守。然而，劳伦斯军队活动能力强，耐力足，具备一定的聪明才智，熟悉乡村，勇气可嘉，因此他们可以做不可能的事情，即从东面突袭亚喀巴。如此大胆的一个策略是土耳其军队所无法预料的。有些优势必须依赖于物质资源，而另外一些优势则只有在缺乏物资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弱者能够取胜，往往就是因为有时候后一类型的优势与前一类型的优势完全相等。
因为某些原因，我们很难学会这一点。我想，我们给“优势”下的定义十分严格，且限制过多。我们往往把无益当成有益，却对使我们强大而明智的东西的价值视而不见。《逆转》的第一部分试图要揭示这种错误的后果。当我们看到巨人的时候，为什么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就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像大卫、阿拉伯的劳伦斯以及本章提到的维威克·拉纳迪夫和他的硅谷女孩儿篮球队员那样，成为不接受常规标准的人？
作为红杉城的代表队，维威克·拉纳迪夫的篮球队被分到美国青少年篮球联赛的七、八年级组别。这些女孩儿们在圣卡洛斯附近的佩耶体育馆进行训练。因为拉纳迪夫从来没打过篮球，所以他聘请了一些专家来帮他。第一个就是罗杰·克雷格，以前曾是职业运动员，在拉纳迪夫的软件公司工作。
克雷格同意加入后，他又招募了克雷格的女儿罗梅特，她在中学期间曾打过篮球。罗梅特是防守对方球员的最佳人选，如果你不把她放在那个位置上的话，她就无法发挥自身的价值。队里的女孩儿们都喜欢罗梅特。“她看起来就像一个大姐姐”，安贾莉·拉纳迪夫说道，“跟她待在一起感觉很棒。”
红杉队的策略主要集中在两个时间限制点上。为了推进比赛，双方队伍都必须遵守这两个时间限制点。第一个是发界外球的时间。当一个队得分时，另一个队的球员会在界外发球，她有5秒钟的时间可以将球传给场上的队友。如果超出这个时间，球就由对方球员控制。通常情况下都不会发生这种状况，因为队员不会浪费时间去防守界外球。她们会跑回自己的半场。但是红杉队的女孩儿们不打算这样做。队里的每个女孩儿都要像幽灵般紧紧地跟着对手。一些球队在实行紧逼策略的时候，防守队员会站在被防守的进攻队员身后，这样一旦进攻队员拿到球后，她可以阻止她将球传出去。但红杉队的女孩儿们反其道而行之，她们采取的是更有攻击性、风险更高的策略。她们站在对手前面，力图在第一时间就截断对方发出的界外球。她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防那个发界外球的队员。这样红杉队就空出了一个球员。在拉纳迪夫的策略中，这个球员是机动球员，她可以帮助队友防守对方球队的最佳球员。
拉纳迪夫说：“想想橄榄球。四分卫带着球跑，一整片场地都是他的。虽然他可以随便掷球，但是传球还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篮球比赛中的传球就更难了。相比橄榄球，篮球场地更小，有5秒的时间限制，球更重更大。而红杉队的女孩儿们更是严防对手，让她们无法在5秒钟内发出界外球。有时，发球队员因为害怕超过5秒的时间限制，还会随便将球丢出去。有时，发出的球还会被红杉队队员拦截下来。拉纳迪夫的队员都非常疯狂。
篮球比赛的第二个时间限制是要求队员在10秒内就带球攻入对方的半场。如果红杉队的对手没有超出第一个时间限制点，及时将球发出去的话，红杉队的女孩儿们会立即将注意力放在第二个时间限制点上。她们会冲向那个接到发球的队员，然后“围堵”她。安贾莉就是其中一个“围堵”者。她会全速冲过去，伸开又长又宽的双臂，与另一个队员一起紧盯运球的队员。也许她能抢断球。也许对方球员会因为恐慌而将球传出去；或者停止运球，紧抱着球，这样裁判就会吹哨了。
“刚开始打球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防守之类的都不懂。”安贾莉说，“所以我爸爸就说‘整场比赛下来，你们要做的就是防守对方球员，确保她们接不到发球’。从对方那儿断球的感觉太棒了，比任何一种感觉都好。在比赛中，我们就是紧逼她们，抢断她们的球，一遍又一遍。这会让对手觉得非常紧张。我们有时会碰到一些水平比我们高出很多的球队，她们已经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球了，但我们依然能够打败她们。”
红杉队常以4:0、6:0、8:0、12:0这样的分数领先对手。有一次她们甚至以25:0领先。因为她们都会直接带球上篮，很少会投那些命中概率低、需要技巧和训练的远射球。那年在红杉队输掉的为数不多的比赛中，其中一场比赛只有4个队员上场。她们依然实行紧逼战略。为什么不呢？她们只输了3分而已。
罗梅特·克雷格说：“对我们球队来说，防守战略能够隐藏我们的弱点。事实上，我们球队没有好的外线投手，队员长得也不是特别高。我们越注重防守，就越能抢断更多的球，越能得到更多带球上篮的机会。而且我对球员很诚实。我告诉她们‘我们并不是最好的篮球队’。她们都清楚各自的角色。”一个12岁的女孩儿愿意为了罗梅特而战。“她们都非常了不起。”她说。
劳伦斯在袭击土耳其军队时选择了对方防守力量薄弱的地方——铁路沿线最偏远、最荒芜的村落，而非重军把守的地方。红杉队突袭的是界外球的传球环节。在篮球比赛中，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都很容易在这个环节受到攻击。大卫拒绝和歌利亚进行近身搏斗，因为那样的话，他一定会输。于是他站得很远，把整个山谷都变成了他的战场。红杉队的女孩儿们采用的也是同样的战略。她们防守的是整个篮球场。全场紧逼靠的是腿，而不是手臂。努力取代了能力。她们和劳伦斯军队里的贝多因人一样，“不善于进行常规战争”，她们的优点也是“活动能力强，耐力足，具备一定的聪明才智……勇气可嘉”。
罗杰·克雷格说“这是一项累人的战略”。他和拉纳迪夫坐在软件公司的会议室里，回顾他们的那个梦幻赛季。拉纳迪夫站在白色书写板边上，画图解释红杉队的紧逼战略。而克雷格则坐在桌旁。
“我的队员必须比其他球队的队员更强壮。”拉纳迪夫郑重其事地说道。
“他总是让她们不停跑步。”克雷格点了点头。
“事实上，我们就是按照橄榄球的战略在打篮球。我要让她们跑起来，一直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没办法教她们技术，所以我们必须保证她们体格强健，对比赛有一个最基本的了解。在比赛中，态度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总是会累的。”
拉纳迪夫说“累”的时候特意加强了语调。他父亲是一名飞行员。因为不断挑战印度国家飞机安全问题而被政府抓进了监狱。拉纳迪夫看到了关于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份材料后，决定去那里念书。他认为那是最适合他的地方。那是20世纪70年代。出国上大学需要的外汇必须由印度政府核准发放。拉纳迪夫就驻扎在印度储备银行的办公地点外面等待，直到他最终拿到钱。拉纳迪夫身材修长，看起来骨架纤细。他走起路来有气无力的，脸上呈现出一种冷静的神色。但别把冷静和冷漠混为一谈。拉纳迪夫这种人是十分坚韧的。
他转向克雷格：“我们的口号是？”
两个大男人思索了一会儿，异口同声而又兴奋地喊道：“一，二，三，态度！”
整个红杉队的基本哲学就是他们愿意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
“有一次，队里来了新球员”，拉纳迪夫说，“我把第一次训练的话又说了一遍，‘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边说边做示范。我告诉她们，‘比赛讲的就是态度’。我很担心新来的其中一个女孩子，我怕她不明白什么是态度。我们在加油打气的时候，她摇了摇头说‘不，不，不是一，二，三，态度。而是一，二，三，态度，哈！’。”拉纳迪夫和克雷格听到后都不禁大笑起来。
1971年1月，福特汉姆大学公羊队和马萨诸塞大学红人队进行了一场篮球比赛。比赛在艾摩斯特市的传奇体育馆“鸟笼”（Cage）举行。自1969年12月以来，红人队就不曾在这里输掉一场比赛。他们曾创下11:1的优胜记录。红人队的明星球员非朱利叶斯·欧文（Julius Erving）——J博士莫属，他也是篮球运动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马萨诸塞大学篮球队非常棒，福特汉姆大学篮球队里却是一群来自布朗克斯和布鲁克林地区的斗志旺盛的年轻人。在第一周训练的时候，他们的中锋球员就膝盖韧带撕裂，退出了比赛。这就意味着他们全队最高的球员只有6英尺5英寸。他们的首发前锋——通常身高应该和中锋差不多——查理·耶维尔顿（Charlie Yelverton），身高只有6英尺2英寸。比赛哨声吹响后，公羊队就开始实行全场紧逼战略，丝毫没有放松。“我们以13:6领先，但接下来仍需继续战斗。”时任福特汉姆大学队教练的迪格·菲尔普斯（Digger Phelps）回忆道，“这些城里的孩子身体很棒。于是我们就带着对方满场跑，要知道，一个篮球场足足有94英尺长。我们知道，对方迟早会败下阵来。”菲尔普斯把一个又一个孩子派上场，防守欧文。这些孩子或来自爱尔兰家庭，或来自意大利裔家族。都有一副百折不挠的劲头。这些百折不挠的孩子又一个个因犯规而被罚下场。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球打得比欧文好。这不重要。最终，福特汉姆大学队以比分87:79赢得了比赛。
在篮球史上，有无数类似的传奇比赛。在这些比赛中，大卫采用全场紧逼战术打败了歌利亚。奇怪的是，全场紧逼战术并没有因此变得流行起来。迪格·菲尔普斯领导球队战胜马萨诸塞大学队后的一个赛季，他做了些什么？他再也没有使用过全场紧逼战略。而马萨诸塞大学队的教练杰克·利曼（Jack Leaman），他的球队在自己的体育馆被一群街头男孩打败了，他是否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在下次他带领一支弱旅的时候也使用全场紧逼战略？没有。篮球运动领域内有很多人都不相信紧逼战略，因为这种战略并不完美：一支训练有素、拥有技巧娴熟的控球员和机智敏捷传球员的队伍就能破解这种战略了。拉纳迪夫也这么认为。对手想要打败红杉队的话，就必须对她们也实行全场紧逼战术。红杉队的女孩儿们技术不够好，对此战术还无法应对。然而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拉纳迪夫领导的女孩儿们和福特汉姆大学队的街头男孩儿们都以惯常的方式来打比赛，那么他们有可能会落后对方30分。采用紧逼战术是弱者打败歌利亚的最好机会。从逻辑上来说，每一支弱队都应该采取这个战略，对吧？那他们为何不这么做呢？
阿雷金·托夫特也遇到了同样的困惑。当一个弱者像大卫那样战斗的时候，他往往会获胜。但大多数情况下，弱者却未能像大卫那样战斗。在阿雷金·托夫特建立的数据库中有202场双方实力悬殊的对抗，其中的152场弱势一方采用的都是和“歌利亚”面对面“决斗”的方式，119场以失败告终。1809年，秘鲁人直接与西班牙人硬碰硬，失败了；1816年，格鲁吉亚人直接与俄罗斯硬碰硬，失败了；1817年，宾德人直接与英国人硬碰硬，失败了；1817年在康提叛乱中，斯里兰卡人直接与英国人硬碰硬，失败了；1823年，缅甸人直接与英国人硬碰硬，还是失败了。类似的例子数不胜数。20世纪40年代，越南共产党叛乱令法国人苦恼不已；而在1951年，越盟
的战略家武元甲转而与法军进行常规战争，最终遭遇了一连串的失败。乔治·华盛顿在指挥美国独立战争时也重蹈覆辙——他放弃了在战争初期采用的颇为有效的游击战术。“他尽可能快的”，威廉·波尔克（William Polk）在讨论非常规战争的《暴力政治》（
Violent Politics
）一书中写道，“集中精力创建了一支英国式的军队——大陆阵线。结果，他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差点输掉了整场战争”。
单看这些事件毫无意义，只有联想到劳伦斯军队横穿沙漠到达亚喀巴的例子，你才能看到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让士兵穿着光鲜亮丽的军服，随着军乐按着节奏地行进，比让他们骑着骆驼在有大批蛇出没的沙漠里行走600英里容易多了；每得一分就撤回自己的半场享受满足的快感，放松自己的心情，也就是打一场有节奏的比赛，比一堆人挤在一起，拼命甩动手臂，在篮球场的每一寸场地争个你死我活容易多了。弱者的策略是艰难的策略。
马萨诸塞大学队有一个身材瘦小的名叫里克·皮蒂诺（Rick Pitino）的后卫，他似乎是唯一一个从福特汉姆大学和马萨诸塞大学这场著名比赛中吸取教训的人。他那天没有上场比赛。他睁大双眼坐在场边观看比赛。一直到现在，尽管已经过去40年了，他仍能说出福特汉姆大学队每个球员的名字：耶维尔顿（Yelverton），沙利文（Sullivan），马伊诺（Mainor），查尔斯（Charles），赞贝蒂（Zambetti）。“他们使用的全场紧逼战术太不可思议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球队！”皮蒂诺说，“5个队员，身高只有6英尺～6英尺5英寸。他们太有耐力，太能跑了，令人难以置信。我从中学到了许多。他们根本不可能打败我们。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球队可以在‘鸟笼’打败我们。”
1978年，皮蒂诺成为波士顿大学篮球队的主教练，时年25岁。他使用全场紧逼策略，带领球队获得了建队24年来的第一个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NCAA）冠军。之后，他又成为普维敦斯学院（Providence College）篮球队的主教练。该校篮球队在上一年以11:20的比分落败。球队的队员身材矮小，几乎没有打篮球的天赋——完全就是翻版的福特汉姆大学公羊队。在场上他们依旧紧逼对手，只差一场比赛就能参加全美冠军赛。就这样，皮蒂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带领那些并没有太多天赋的球员，打出了一场又一场非同寻常的比赛。
“每年都有很多教练来跟我学习紧逼策略。”皮蒂诺说道。他现在是路易斯维尔大学（University of Louisville）篮球队的主教练。路易斯维尔也因此成为另一个“麦加”，大卫们都来这里学习该怎么打败歌利亚们。“他们发邮件给我。告诉我说他们没办法取胜，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球员是否可以坚持到最后。”皮蒂诺摇了摇头，“我们每天训练两个小时”，他接着说，“练习过程中98%的时间球员都在球场上。我们交流的时间很少。当我们需要修正一些动作时”——意思就是说皮迪诺和他的助理教练们停下来指导球员的时候——“只需要7秒钟，这样队员们的心率就不会一下子降低。我们总是在运动。”7秒！那些来到路易斯维尔的教练们坐在看台上，看着一刻也不停息的训练过程，心里骤然感到很绝望。想以大卫的规则展开战斗？那你必须得经历绝望这一过程。你要具有足够的劣势，以至于你别无选择。而那些教练们的球队并没有糟糕到这个地步，所以大卫的规则对他们不起作用。他们也无法说服球员去打如此卖力的比赛。他们还不够绝望。但是拉纳迪夫呢？是的，他绝望极了。你也许会想，看看他队里的那些女孩儿们，她们最大的缺点就在于她们完全不懂得传球、运球、投篮。事实上，这并不是缺点，对吗？正是因为这个缺点，才让她们的获胜战略有了成功的可能。
红杉队开始赢得比赛的那一刻会出现一系列状况，其中一个状况就是对方教练会因此动怒。他们觉得红杉队让比赛变得不公平——对那些才刚刚理解比赛意义的12岁的孩子实行全场紧逼战略并不妥当。他们认为青少年篮球运动的重点在于学习篮球技术。他们感觉拉纳迪夫的队员们并不是真正在打篮球。当然，你也能用某些理由轻松地反驳这种观点，比如12岁的孩子可以从紧逼战略中学到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努力可以战胜能力，规则是可以被挑战的。然而，那些看到红杉队取得压倒性分数的对方教练则拒绝接受这种哲学式的安慰。
“有个人试图在停车场里与我打架，”拉纳迪夫说，“他长得高大威武，一看就是玩橄榄球和篮球的。在比赛中，他被瘦小的外国人给打败了。所以他想痛打我一顿。”
罗杰·克雷格还说，有时候他看到的一些情形令他震惊不已。“其他队的教练对着他们的队员咆哮，还羞辱她们。他们还对裁判大喊：‘这是犯规！犯规！’但我们并没有犯规。我们只是防守得比较积极而已。”
“有一次我们和圣荷西的一支篮球队打比赛，”拉纳迪夫说，“她们打比赛已经有一些年头了。那些女孩儿天生就是打篮球的材料。但我们仍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成绩好像是20:0吧。我们根本没有给她们发球的机会。她们的教练气疯了，拿起椅子就扔了出去。他向自己的队员咆哮。你知道的，你越对她们喊叫，她们就越紧张。”拉纳迪夫摇了摇头。你永远也不能提高嗓门。“最后，裁判把那个教练撵出了赛场。这让我心里感到害怕。我想他之所以无法忍受，是因为他明知我们金色头发的女队员实力不济，却只能眼睁睁地被打败。”
理想篮球队员的特质是优异的运动表现和精准的动作完成能力。在比赛中，如果努力重于能力，那么比赛过程将完全改变：比赛节奏混乱，手脚四处甩动，有能力的队员常常会觉得恐慌，甚至会把球扔出界。只有一个篮球运动的局外人——像刚参加比赛的菜鸟，或者一直坐在替补席上的、来自纽约的瘦小男孩儿——才会有足够的勇气这样打比赛。
T·E·劳伦斯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他的行为跟英国军官的行为相差千里。他并不是英国顶尖军事学院的毕业生。他是一个考古学家，以写散文为生。他去见高级军事长官时穿的是凉鞋，衣服则完全是贝多因风格。他的阿拉伯语讲得很流利，如母语一般；他手牵骆驼，仿佛他一生就只骑过这么一只骆驼。他不在意军事机构里的人怎么看待他手下的这群“乌合之众”，因为他本身就与这些军事机构没什么关系。于是，大卫诞生了。本来他应该知道和非利士的战争是要依照旧例展开，充满刀光剑影的。但他是一个牧羊人。在古代，牧羊人被看作是最低贱的职业之一。他对那些军事传统一窍不通。
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思考声望、丰富的资源和作为精英机构的一员是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好的，但却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思考类似的物质条件优势是如何限制我们的选择的。维威克·拉纳迪夫以局外人的观点来看待事情，却受到了对方球员父母和教练的大力批评。面对这类批评，大部分人都会退缩。而拉纳迪夫不会。就是凑巧而已。我父亲从没有打过篮球。为什么他应该要在意篮球领域的人们对他的看法？拉纳迪夫训练的是一群没有某种运动天赋的小女孩儿，他本人也对这种运动一无所知。他是一个弱者，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但他也因此可以尝试那些别人从来没想到的事情。
在全美比赛中，红杉队的女孩儿们赢得了前两场。在第三场比赛中，她们的对手是来自奥兰治县的一支篮球队。红杉队只能在对方的主场打比赛，对手甚至还要求使用自己的裁判。比赛从早上8点钟开始。为了避免交通拥堵，红杉队的队员们早上6点钟就从酒店出发了。从那之后，红杉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裁判并不相信什么“一，二，三，态度，哈”的哲学。在他看来，界外球就应该传给队友，阻碍这种传球过程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篮球运动。于是他吹了一次又一次的犯规哨。
“他们一直在吹犯规哨。”克雷格说。一个动作吹了多次犯规哨。这是一段惨痛的记忆。
“我的队员们不明白，”拉纳迪夫说，“裁判给我们吹的犯规次数是对方的4倍。”
“人们嘘声一片。”克雷格说，“情况很糟。”
“吹犯规哨的比例为2:1是可以理解的，但是4:1，会不会太夸张了？”拉纳迪夫摇了摇头。
“一个队员被罚下场。”
“我们并没有因此受到打击。我们还是有机会赢的。但是……”
拉纳迪夫取消了紧逼战略。他不得不这样做。红杉队的队员们退到自己的半场，消极地看着对方带着球攻入她们的场地。红杉队的队员没有再像之前那么跑动了。她们在每个持球回合之间也会进行停顿、休息。她们以他人期待的方式打着篮球比赛，最后她们输了。但是，她们已经证明了歌利亚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强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