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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过去几百年里，金融一直在不停地进化，银行及银行家们历经各种演变而一直存在，正是这种顽强使他们在经济生态圈里占据了一个重要的位置。银行存在的形式一直在以比较稳定的速度演进，但是它们的功能基本保持不变。它们从事的活动对于整个经济环境而言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们提供交易服务，为货币供应作贡献，从而使贸易的发展成为可能。银行与民众日常生活的结合程度极高，已经达到世人皆知的程度，去银行办业务已经成为当代世界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当今社会对银行家怀有极强的敌意，人们甚至发明了“bankster”[借用与“gangster”（劫匪）押韵而派生的新词]指代他们，而且这个称呼很快就流行起来。这个词最早是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出现的，随着民众对金融界愤怒情绪的高涨，这个词又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当中。银行家之所以遭到敌对的态度，主要在于他们接受政府救助而存活下来，并且当整个经济都深陷泥沼的时候，他们的薪酬依旧维持在很高的水平。
政府通过精心编制各类法律法规约束这些机构，使其将犯错的概率降至最低，也就使得因其犯错而导致民怨沸腾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政府注重的是预防银行系统出现不稳定，谨防引起经济衰退甚至大萧条，这些都是从历史中汲取的经验教训。但是银行是一个永动体，它们不断从本质上革新自己，其运营方式日益复杂化，其所从事业务的涵盖范围也日益扩大化。这无疑使得对银行业的监管一天比一天艰难，甚至使得监管者感到恐惧和绝望。
一个令人感到好奇的现象是，尽管民众对银行家进行了诸多批评，但是他们并没有像责难投资经理那样，将无法超越市场的指责也归咎于银行家。事实上，银行家与投资经理所从事的业务高度相似：当银行家放出贷款时，他们就是在承担风险，这与投资经理的行为本质上是一样的。民众的态度出现这种分化，原因可能在于银行家通常都不参与波动性高、经常上头条新闻的那些市场上的业务。但其原因可能也在于银行家与对冲基金经理的行为准则大相径庭，银行家通常恪守数百年来经历风雨验证的一系列行为准则，而依赖这些准则就可以解决许多特定的问题，其中包括流动性、道德风险与选择偏见以及交易服务中产生的问题等，而且他们多数情况下能为绝大多数客户提供满意的服务。
民众对银行家的愤怒情绪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看上去人们更多地指责银行家手中权力的膨胀和高高在上的态度，以及他们一门心思只为赚钱的人生哲学。发生银行业危机时，世界各国政府对救助富有的既得利益者的表态就像火上浇油，使得民众的怒火迅速升腾起来。
但是民众也意识到，银行在社会中具有中心地位，同时具有稳定性和安全性等特点，他们也知道管理银行的人对社会经济运行所取得的结果有着强大的影响力。管理银行的人也会发现，他们对身边的社会起着指导和管理的作用。
银行业从出现之日起就是社会的支柱性行业，在其运营良好的年份，能为从事这个行业工作的人带来额外的经济回报，但在当下—至少在我写作本书的这几年，这种回报似乎已经微乎其微了。
当代银行象征着保管黄金和货币的保险箱或银库。这种象征意义在人们的常识中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人们也本能地期望银行能提供一种稳妥和实在的投资服务。在现实中，当代英语“bank”（银行）一词并非来源于“safe”（安全），而是来源于15世纪的古意大利语“banca”（条桌），与现在英语里的“bench”（长条凳）有渊源，本意指的是一种长方形的桌子，而当时的银行家就坐在这种桌子后面，当着客户的面清点现款。在日常生活中，银行的象征意义远大于词源意义，银行在社会经济中具有的特殊地位使其依然成为人们存储个人钱财的最佳场所。
有钱就有忧，这促生了人们对安全存放资金的场所的需求。自从有市场经济开始，人们进行经济活动的根本性诱因就是防止自己的财富被窃走或遗失。即使在当下反金融思潮盛行的环境下，人们依然感谢银行所提供的服务，并且仍然信任银行。
过去数千年间，保护贵金属、珠宝或现金的最好方式不是把它们都存进银行，而是在院子里不显眼的地方挖个坑把它们埋起来。不幸的是，在院子里埋藏财宝的做法有一个缺陷，正如莫里哀在《吝啬鬼》中描述的，富人阿巴贡把自己的财富都埋在了花园里，他每天辗转反侧，一直担心这些东西到底还在不在原来埋它们的地方，以至于最终傻乎乎地泄漏了埋东西的位置，让盗贼顺利得手。除此之外，现代的金属探测仪也可以探知地下埋藏物品的位置，所以把黄金埋在地下的做法也不再可靠。我们无法沿袭古代这些办法，所以我们需要一种现代化的手段存储个人的积蓄。
文艺复兴之后，人们看待银行就如同看待城市中心的一座堡垒，如同希腊的雅典卫城一样。最有钱和最有权的人都可以把他们的金钱托付给银行保管。这也是为什么几个世纪以来，银行的大楼都仿照雅典卫城的式样建造，或者参照其他同类的城堡建造。
埋藏黄金或把黄金寄存在堡垒里的做法无法为财富所有者带来利息回报。因此人们逐渐学会了放弃一定的安全性换取相应的回报，即便在古代，人们也有把黄金交付给放贷者去投资的做法。在古罗马，这些交易的地方被称为“tabernae argentariae”（字面意思是金钱商铺）。他们向存放在自己手中的黄金的所有人支付一定的利息，而向借贷的人收取更高比例的贷款利息。庞贝古城遗址的万神庙附近就发现了7处公元1世纪的金钱商铺，它们都是一些沿街开设的小铺面（有些铺子里还有当时的钱币）。在这些商铺里通常只有一位放贷者和他的几个助手，他们并非像当代银行那样组织。当时放贷者用于清点现款的长方形桌子的支脚还清晰可见。由于可选的金钱商铺很多，当时的存款人已经可以通过同时在多个商铺存款的方式分散自己的风险。
所以说银行就是代表客户对投资进行管理的管理者，这与其他类型的投资经理扮演的角色一样，不同之处在于银行可以宣称自己的运作更安全。将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区分开的特征就是银行的投资表现为支付固定利息的存款，而非回报率不可知的投资，并且银行存款通常都具有流动性，也就是说存在银行的资金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支取出来。因此，银行存款就和埋在花园里的黄金一样随时可以取出来用，但是相比后者，银行存款的安全性和可预期回报都得到了提升。
银行所提供的安全性和回报率都值得进一步分析。他们是如何在保证流动性和承担低风险的前提下为客户提供可观回报的呢？难道说仅仅是因为政府基于稳定经济的考虑而不会放任银行破产吗？远在政府开始为居民储蓄投保或者在危机时期援救金融机构之前，银行业就已经兴盛很久了。
银行的出现解决了一个所有人都可能遇到的问题，那就是在一项投资上取得回报。如果你以个人身份将资金借给另外一个自然人，而后者用借来的资金做生意或者购买房产，你是无法在短期内把借出去的资金收回来的，你必须等到那个人的生意逐渐走上正轨并开始赚钱，或者等到房产升值时才有可能全部收回。或许你也没有渠道把自己的贷款转卖给其他投资者，所以仅就可用现金流而言你就被绑住了手脚，也就是说没有流动性可言。
银行同样无法迅速收回多数投资，但是可以通过另一种方式保证客户资金的流动性，也就是将许多储户的投资集中管理。银行不会把所有储蓄资金都投资于非流动性投资产品，而是会在手头存留一定量的资金，用于支付常规情况下储户的支取需求。所以民众的储蓄所得收益来源于非流动投资，但是单一个人的储蓄资金仍然保持着较高的流动性。这看上去完全就是个奇迹。
这个机制通常都会保持良好的运作，但是一旦出现恐慌和挤兑就会出问题：如果民众失去对银行的信任，许多人就会在同一时间要求支取在同一银行的存款，这将导致银行丧失资金供应的流动性。就算在当时的情境下，就算在没有对储蓄资金进行保险的情况下，如果政府允许银行短期内暂停资金流动，那么储户们有极大的可能取回自己在银行的所有存款，因为银行最终会将手中非流动性资产变现。
当代银行业监管者在尝试降低挤兑出现的可能性，他们采取的措施是要求银行保持足够的存款备付金（即银库中的现金或在其他银行的存款，以保证储户提出突然的支取要求时能够满足其要求）和一定的资本充足率（即银行拥有的全部资产缓冲垫，减去其负债之后，要能保证偿付所有储户的存款），这样做也就使得政府不需要再次援救陷入困境的银行。美国对存款备付金的明文规定可以追溯到1917年美联储成立之初，而美国对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自1982年起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世界范围内对资金使用的共同协议自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签署开始生效，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巴塞尔委员会对其进行了相应修改，以避免未来危机发生时政府再次救援的可能性。时间一年年过去，银行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银行业监管也随之走向复杂化。
除了提供流动性之外，银行还帮助自然人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即道德危害问题，这是任何一个想要通过直接投资获得回报的自然人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自然人想要通过借出现金或购买证券的方式投资一家公司，他们极有可能被获得投资的人掠走所有的财富。一家公司的管理者有多种手段将资金从公司转移到自己的朋友手中，也就等于从投资者那里偷走资金。他们可以从骗子运作的供应商那里虚开发票，养肥了供应商，也期待从供应商手中收取回报。他们甚至会有意摧毁自己的生意（或许他们一开始就没相信自己的公司会取得成功），通过清算公司资产而将财富输送到公司关联者手中。另一种情况下，这家公司可能采取极为冒险的经营举措，收益的可能性极小，而损失的可能性极大。公司或许对经济损失毫不关心，因为最终失去一切的是那帮“傻瓜”投资人。
换个角度看，多数银行都是经过了多年的磨炼，有些甚至有上百年历史，因此其有必要维护自己的声誉。（即使在储蓄金有保险的情况下声誉仍然很重要，因为多数成功的银行的储蓄金总量都在保险所能偿付的上限之上。）民众通常认为银行有很好的甄别劣质投资的嗅觉，也能避免进行此类投资。即使银行偶尔做出一两项不明智的投资，其管理的投资组合中还有无数其他的投资可以抵充，这种策略通常能够帮助银行维持自己正直的品性和声誉，只有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时，才有一部分银行会倒闭或需要接受政府救助。
银行也解决了另一个没有经验的投资者会遇到的问题：选择偏见问题。对于自己所投资的对象缺乏研究和关注的人往往会成为这个问题的牺牲品，有经验的投资者抢走了优秀的投资标的，而他们往往只得到剩下的“蹩脚货”。
大多数自然人都没有手段评估潜在投资标的的可信程度。他们可以通过报纸和杂志上发表的有关投资标的的文章或者评级机构发布的报告了解一些信息，但是这些报告往往只针对大公司，记者和分析师没有动力考察每一家需要资金支持的小公司，也就不会有相应的报告。而且这种报告对撰写人而言毫无价值，因为报告的受众不广，只有热心于搜集投资消息的人才会关心。除此之外，只要这种报告一问世，势必遭遇搭便车的问题：获得了这份报告的人会把投资消息散播给身边的人（搭便车者），而后者是不需要为报告付费的。
各类公司（特别的是大公司）都会直接公开发行公司债，一些人总会试图绕开银行家直接投资这些公司债。他们觉得既然很多其他所谓掌握信息的投资者也投资这只公司债，那么它一定是一项稳妥的投资。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不过是在别的债券投资者谨慎投资的前提下搭了便车而已，其中的风险就在于其他投资者或许也在搭乘别人的便车。最终，或许大家发现没有一个投资者真正了解发债公司所耍的把戏，而这个事实只有当危机发生时才会暴露—如暴风骤雨般降临到他们头上。
换个角度来讲，银行的网络很广，只要银行开展业务的地方通常都有分支机构。分支机构的员工都和从银行借贷的公司之间有真正的人际交往，他们收集着借贷公司业务运营情况的信息，而且还对经营公司的管理者进行评估：探究管理者的可信度、他们真实的动机以及他们未来可能的行为表现。在采集此类信息的过程中不存在搭便车的问题，因为银行不会公开这些信息。银行家通常都借出短期可展期贷款，并且要求借贷公司定期报告经营情况，公司管理层也知道，他们必须维持与银行家之间的良好关系，否则贷款随时可能被追回。
这些银行业务的流程和制度延续了几百年，原因就在于至少在市场表现正常的年份，它们都行之有效。对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缺少分析师、评级机构以及新闻杂志等渠道提供对投资标的的评估，利用银行进行借贷比直接从民间借贷更有效。因此银行业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
相比之下，过去数十年间，发达国家经济体系中传统银行的角色逐渐被淡化：这些国家经济债务中以银行贷款形式体现的部分越来越少。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针对证券的公开信息越来越多，道德危害及选择偏见等问题发生的概率已被极大地降低。
随着时间的推移，银行只会朝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演化，但是最传统的银行业务不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因为银行满足了社会太多的需求，银行的公众形象（不考虑目前危机中的状态）已经强大到令人无法忽视。
事实上，传统的银行商业模式与2007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没有任何关系，反而是一些新的商业模式导致了问题的产生，在新的模式下，银行提供给购房者的贷款并没有留在银行或其他抵押贷款放贷者的资产负债表里，而是被打包成证券的形式卖给了其他投资者，其中一些投资者也是银行—由此将银行业本应该解决的道德危机问题再次引入整个体系。
监管者（尤以美国监管机关为最）对银行业采用另类运营模式的管制放得越来越宽。过去一代人甚至允许这个国家产生了一条完整的“影子银行”行业链，完全不受传统商业银行监管机关的管制。所谓的影子银行就是在成立之初就通过精心设计，使得自身无法被定义为商业银行的金融机构。它们本身并不吸纳储户的存款，而其放出的贷款则来自其他一些方式的融资。
影子银行的例证就包括现在已经倒闭的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两家公司，它们被称为投资银行，但由于它们不吸纳存款，所以不受商业银行法律法规的制约。它们之所以成为影子银行是因为其运营方式十分近似商业银行。影子银行的另一个例子是结构性投资主体（SIV），这是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商业银行创造出来的一种机构。由于结构性投资主体在法律上被视为与商业银行相对独立（也不受监管）的主体，因此其希望通过将自己的业务注入结构性投资主体而绕过监管。
影子银行可以获得商业证券化贷款或抵押贷款，并与机构投资者签订回购协议，以手中所持证券作为抵押。这种业务使机构投资者获得了具有流动性的投资，对他们而言就像存款，所以影子银行所从事的业务在实际作用上看就像创造了现金流一样。因此影子银行的业务活动也存在导致整个经济体系崩溃的风险，这一点和商业银行一样。
传统银行的业务受到这些新出现的竞争对手的挤压而遭受损失，因为传统银行业务存在准入限制，新的竞争对手很难出现，因此也使传统银行业务具有“特许价值”。由于竞争的压力，传统银行迫切需要扩展业务范围，它们只要有能力就会采取和影子银行同样的业务，比如说发行次级抵押贷款证券等非传统新兴业务，由此给经济体系带来新的风险，而传统银行业监管者将很难发现。这也就是此次危机的源头之一。
许多新的立法，以美国的《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及消费者保护法案》为代表，都以加强对影子银行业务的监管为目标，以达到预防危机重生的目的。但是立法及执法的过程是缓慢而繁杂的，监管者很难做到使立法及危机预防机制与新的影子银行的诞生保持同步。对金融系统持批评意见的人对此问题的担忧是十分有道理的。
银行家历经数百年锤炼得出的商业模式是一种伟大理念的体现，深知这个道理的人无不尝试并鼓励在更广的范围内推广这种模式。换句话说，他们正尝试着推动银行业的民主化进程，推动银行业超越其原始的角色，即不再仅仅为富人和财商卓越的人服务。这种行为就是金融扮演社会资产管理者角色的最佳例证。
历史上曾出现过几次银行业民主化进程高速发展的事件。19世纪早期，英国出现过储蓄银行运动，随后在美国也出现了一次同类事件。这些银行一开始都是由慈善家联合发起的共有制银行，设立的目的在于为低收入人群提供储蓄的渠道和动力，因此它们都不以盈利为目的。同样在19世纪，英国出现了社会建设运动，随之而来的是美国的储蓄及贷款联盟运动，二者的目的都是为民众提供购买住房的资金。
19世纪及20世纪初，邮储银行在各地兴起，这为任何一个有邮政局的小镇都提供了储蓄的渠道。20世纪出现了小额金融运动，以穆罕默德·尤努斯创办的孟加拉乡村银行为代表，其专门为被传统银行忽视的民众提供小额贷款。从随机发放的个人信用贷款业务中收集到的证据表明，类似孟加拉乡村银行所从事的业务“加强了（人们）应对风险的能力，增进了社区间的联系，并且开拓了获得非常规信贷的渠道”。如今，得益于互联网的发展，小额金融贷款业务得到了大力的推进，通过kiva.org这个网站，个人放贷者可以通过小额贷款金融机构向贫困地区的私营业主发放小额贷款，而且可以借助互联网的力量与接受其贷款的人进行一对一的互动。
银行业的民主化进程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已经持续了数百年，期间从不同形式的技术革新浪潮中得到了助力，即使在最发达的国家，这个过程也远没有结束。美联储根据2007年采集到的数据进行了一项研究，其结果表明美国收入最低的1/5的家庭没有开设任何形式的交易账户。由于缺乏最基础的银行服务，这些家庭很难积攒财富，使得他们很难支持自己拓展技能的需求，很难送孩子上大学，也无法对将来的生活做出规划。
现在已经有人提出一些鼓励银行业民主化进程的政策提案，其中包括对那些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服务的银行进行奖励，以及在退税和福利支付过程中自动开立银行账户等明文规定。我们也应该考虑鼓励民众更多地利用金融服务的另一个原因：或许我们应该仿效19世纪的储蓄银行运动，在21世纪也发起一次同类性质的慈善运动。
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人们付出巨大的努力推进银行业为社会民众中的绝大多数人提供全面的服务，但是这个工作还远没有成功。金融民主化是走向平等社会的必经之路，而银行业民主化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即便路漫漫其修远也在所不惜。同时，银行业进一步民主化也有助于缓解当下民众对银行家所持有的敌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