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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律师和金融顾问在金融社会能起到基础性作用，因为他们能够根据客户复杂的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信息。本书引言部分曾介绍过理查德·J·默南和弗兰克·利维关于劳动力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的相关理论，根据他们的理论，律师这个职业就是计算机无法取代的社会角色之一。他们以律师为例，主要是考虑到从事法律相关业务的过程中，需要从业者具备专业的思维能力和复杂的沟通能力。这一点对金融顾问而言也是一样的。
人们也曾尝试过建立能够按照专业思维运作从而帮助人们做出相关金融决策的网站，但是这些试验都没有取得显著的成绩。通过在线服务将金融和法律顾问服务推向机制化是一个重要的新发展方向。随着在线社区规模的扩大和社会媒体对金融界关注程度的提高，我们或许真的能看到以后人们通过网络的方式获得与个人金融问题相关的建议，但是这种发展趋势不会使更多更好的人工服务成为历史。信息技术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界面，一个能让使用者更方便地获取电子或人工服务的工具。
目前为大多数人称赞的网站financialengines.com是由金融理论家威廉·夏普和约瑟夫·格伦德费斯特于1998年联合创建的，创建的初衷就是在没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下为人们提供金融顾问服务，但他们最终不得不将人工的顾问服务再次引进回来。虽然不至于彻底覆盖其原有的算法，但是这个系统现在通过人工顾问帮助客户们判断如何采用最佳的方式与网站的功能互动。在我们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计算机是无法完全取代高级人工智能的，也就无法帮助自然人彻底地解决他们的金融需求。
正直的品德仍然是人类世界一股强大的力量，即便是能够自动提供金融顾问服务的网站，如financialengines.com，也只会和创建它们的人保持在同一水平。如果人们转而完全依赖机器帮助自己做出投资决策，那么他们无疑就给那些秉性不纯的投资产品打开了门户，使自己暴露在风险中。
与此完全相反的现象是：通过真人为中等收入者提供金融顾问服务变得尤其重要，这些提供顾问服务的人应该得到鼓励或资助，资助既可以来自政府也可以来自慈善家。当然，金融软件会进一步发展，它们也会成为金融顾问所使用的工具中越来越重要的一部分。社会媒体将帮助这些顾问将他们的建议传播给越来越多的人。然而要想构建令人满意的金融体系，就必须首先实现一对一的人工金融顾问服务。
律师与金融的关系非常紧密。每一种金融工具，包括股票、债券、期货和期权，其表现形式都是一份又长又复杂的法律协议，而且通常还会与多份提交给政府的法律报告关联在一起。从重要的层面来讲，律师是搭建金融工具的最直接的工程师。
但是我们对纯金融的事务和其他法律事务的划分还不到位。实际上，大多数律师要处理的协议都会涉及某些金融元素，比如雇佣合同、租房合同和离婚协议书。
在《证券法》、《企业法》、《破产法》和《合同法》方面有专长的律师通常也都是相当有争议的人物，因为民众把他们看作帮助富人赚取更多金钱的帮凶。能够帮助客户起草或审定协议的律师肯定要保护客户的利益，而他们的客户就代表了社会各行各业的人，其中不乏特殊的既得利益者。当然，他们的客户也并非都是富人。当律师撰写好债券契约之后，任何一个持有该证券的人都能从中获益—这个群体里既有富人也有穷人。
律师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取决于雇用他们的人所掌握的社会资源。如果只有富人能聘请律师，那么律师就会根据他们的需求规划自己的职业，以满足富人的需求。现实并非一定要像这样发展。
每个国家人均拥有律师的数量差异非常大。在数据可查的国家当中，人均律师拥有量最高的是以色列，每169人就能有一位律师；巴西排第二，每255人拥有一位律师；美国排第三，每273人有一位律师。接下去排在后面的是欧洲的发达国家。而在这个分布表的另一端是亚洲各国，日本平均每4197人有一位律师，韩国每5178人有一位律师，而中国每8082人才有一位律师。以色列人均律师占有量差不多是中国的50倍！
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异呢？我们暂时找不到任何学术文献解释这种现象，但是无疑这些差异是与国家之间的文化及社会架构差异紧密相关的。
就以色列来说，流传着很多关于以色列人好诉讼的笑话。其中一个说，在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第三次战争期间，一辆以色列坦克和埃及坦克在沙漠中发生了意外的碰撞。埃及坦克的驾驶员跳出驾驶舱，高喊“我投降”，而以色列坦克驾驶员跳出驾驶舱时却喊了一句：“闪着我脖子了！我要告你！”
以色列的文化鼓励民众采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或许这和他们的法律传统中对商业问题的关注程度有关，这种传统沿袭了数千年，而其法律的关注点又在于商业纠纷的解决。
社会中存在大量律师也反映出这个国家厚重的法律传统。贝米罗·V·J·卡斯托（Belmiro V.J.Castor）在其《新手玩不转巴西》（ Brazil Is Not for Amateurs ）一书中说，对巴西而言，“考虑到巴西法律体系不可思议的复杂性和形成过程，其法律体系所能提供的助益是有限的。律师们最愿意看到上诉、重审和延期审判，这往往是原告最不愿意看到的。通过法律的方式纠正错误或弥补损失会变成一个既纠结又昂贵的过程……有些情况下，案子的审理过程简直可以用滑稽来形容”。
根据卡斯特罗的说法，巴西法律体系的复杂性深深植根于巴西文化中。巴西人有一种性格，用当地语言形容叫做“Jeitinho”，意思是巴西人都有临场发挥的冲动，他们不愿意依赖既定的规则，他们甚至会试图利用各种歪门邪道绕过现有规则—这也使得现有规则难以被套用。这种文化产生的氛围非常有利于律师多招揽一些生意。
要想说清不同国家之间律师数量的差异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仍然值得指出的事实是，像以色列和美国这样的国家，由于律师数量较多，人们可以在从事复杂业务的过程中得到一定的保障，也能对自己行为的结果有比较可靠的预期，所以这些国家的商业也相对比较繁荣。
全球范围内还存在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中低收入人群无法获得充足的律师服务。这种匮乏对他们产生了诸多层面的影响，其中就包括无法迅速了解最简单的金融协议的真实内容，比如住房抵押贷款协议和信用卡使用协议。2007年开始的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危害加深的原因之一就是，中低收入人群所获得的法律和金融建议都是敷衍了事。
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为低收入人群应该获得的基本法律服务提供资助，一些国家在这方面的努力比其他国家更全面一些。英国就有一个专门为低收入人群提供法律顾问服务的法律服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每年的预算是20亿英镑，而其每年能够为将近200万人提供服务，折算下来也就是为每个得到服务的人支出了差不多1000英镑，或者说每个英国人少了40英镑。由于公民顾问署（Citizens Advice Bureaus）的介入，他们提供的服务又得到了提升，这个服务机构可以为人们提供更广泛的顾问建议。这些措施究竟能不能满足民众的需求，这个问题会一直存在，但是英国的社会状况明显比其他国家好得多。
加拿大也有一家政府资助的安大略法律援助机构，他们提供的法律顾问服务与英国的法律服务委员会在范围上大致相当。
大多数国家都提供一定程度的免费法律服务。由于不收费，所以此类服务的量一定是很少的。正因为如此，低收入人群不可能轻易地签订金融合约，也不能指望签订的合约会被严格遵守。这种现象导致的实际后果就是，在金融技术将繁荣带给大多数人的同时却将低收入人群排除在外。
在发达国家，金融顾问的数量和律师一样多，而且他们都承袭了金融知识的精华。根据美国劳工统计署的数据，2008年全美共有208000人从事专职的金融顾问服务，差不多每1500个美国人能分享一人。即便如此，从业人数还是太少。
我们支持政府为金融和法律顾问服务提供资助，其中一个原因是这些行为令整个社会运作得更好，这是一个客观事实，这也避免人们觉得自己被排除在金融业务之外，也就不会在未来某个时点因为不能参与其中而遭受不公平待遇。
美国现在已经存在一些形式的政府法律或金融援助资金，这些都是可以从个人所得税款项中扣除的。但是这些资助通常仅使收入较高的人群获益，因为这些人应纳税额较高，他们可以借此多增加免税的项目。我们应该努力使政府提供的法律和金融顾问服务资助金的使用更加普遍化，使其真正普惠大众，而非仅为富人带来好处。
由于政府资助此类服务，民众可以获得必要的信息进行金融决策，所以这种资助行为也是极好的推动金融民主化的手段。
许多国家的政府现在都开始支持金融教育计划，政府监管机关的网站通常都会发布金融教育相关的材料。这些材料的制作既简单又便宜。
但是作为个体的自然人需要了解的不仅仅是网页上发布的信息，他们需要由真人提供的专业金融建议。这些建议必须是根据他们个人的需求谋划的，也是为他们个人的福利服务的。提出这一类建议也会变得相当昂贵。
在当代市场经济体系中，金融产品的销售人员往往扮演了重要的信息提供者的角色，但是我们不能仅仅依赖销售人员获取金融建议。一位接受政府资助的顾问应该签署道德声明，也就是他们必须保证不会为了收取佣金而故意将客户引导到购买某类特定产品的道路上。
我们可以用全美个人理财顾问协会要求所有成员签署的承诺作为范本：
全美个人理财顾问协会对收费金融顾问的定义是，此类从业人员仅从客户处收取服务顾问费，而顾问本人及其关联方不会因客户出售或购买某一特定证券而获得佣金收入。本协会的会员或其附属主体不能因客户执行从业人员制定的投资计划而收获佣金、回扣、回报、猎头费、奖金或其他任何第三方支付的款项。“费用抵消”计划、条款12b–1规定的费用、保险退费或续费以及终结费等基于交易产生的款项同样不符合全美个人理财顾问协会对收费金融顾问行为的界定。
但是聘用全美个人理财顾问协会的会员价格不菲：他们每小时的收费在75～300美元不等，这远超出大多数人的预算，即使中产阶级也很难负担。如果政府资助的金融顾问都能签署类似全美个人理财顾问协会的会员承诺的话，政府的资助行为也就合情合理了。
同样，很多人在需要心脏手术时也无力支付相应的费用，这也正是我们的政府向低收入人群提供医疗保险资助的原因。政府资助医疗顾问服务是天经地义的事。我们可以看到，在仍蔓延的此次危机中，尤其在美国，许多人都购买了错误的房产，也选择了错误类型的抵押贷款。如果他们之前能够得到适当的金融顾问的建议，这些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尽力避免再次爆发同样的金融危机，这个不争的事实足以证明政府需要为每个人应有的金融和法律顾问服务提供资助。
为未来构建一个真正反映民众需求的金融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扩宽民众使用律师和金融顾问服务的通道—一条能让普通人找到一个有耐心且同情自己境遇的顾问的通道。
如果人们能找到真正全心全意为自己说话、一心只为自己服务的金融或法律顾问，那么他们就能做出更好的决策。他们可以放心地签订各种协议，也可以尝试投资那种通过创新性地运用金融理论解决个人问题的金融产品。在评估金融产品的过程中，他们不必再追溯既往的传统来比对质量，也不用再通过从众行为试图保证自己行为的安全性，他们受那些貌似传统的操纵者玩弄的可能性也会大大降低。
有人或许会说，仅提供金融和法律顾问服务是避免不了此次这种程度的金融危机的。这或许是对的，因为大多数律师和金融顾问对引发此次危机的一些根源性问题也完全没有免疫力。在2007年金融体系的裂缝出现之前，他们甚至是同样问题的受害者，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也坚信房价永远不会下跌，也盲目相信评级机构打出的AAA评级一定是投资的良好指标，也一定是安全的。
即便如此，如果在危机爆发前，律师和金融顾问能够和客户坐下来耐心地谈一谈面临的问题，那么他们至少能降低客户犯错的程度，至少不会让他们购买最大的房子，更不会让他们一口气买两套房子。如果一个人用借来的大笔资金做投资，他就是在用风险撬动杠杆，一旦投资标的的价格出现小幅度下跌，投资者也有可能血本无归—任何一个有能力的顾问都应该清楚这种结局。顾问应该都接受过专业训练，能看到所有可投资的标的，也应该能更好地认清利用杠杆过程中原生的各种风险。
法律和金融顾问服务的进一步发展，以及政府资助这些从业者为低收入客户提供服务的现象都必将促使我们的社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文化。它将培育出一种扩大化的公众行为准则，一个能够帮助我们改变传统智慧的体系，一个能把知识和人们面对的真正问题更好地结合在一起的系统，一个可以更及时、更紧密地发挥作用的体制。人们对这些服务接触越多、认识越深，整个社会在构建金融体系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也会更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