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设计者有时也被称为制度设计者，通常都从同一个常见问题入手，也就是寻找帮助人类摆脱困境的市场化方案，在此基础上，他们设计出新的市场及与之相关的各种协议，从而解决问题。他们运用金融和经济理论塑造出能够使人们生活得更好的“业务”，而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他们使金融更加人性化，与民众应有的福利关系也更加紧密。有时，这些人也被称为金融工程师，因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与机械或电子工程师的工作十分类似。在最理想的状态下，市场设计者与成功的工程师有着相同的实用常识、相同的创造动力以及相同的对基础科学的掌握。

艾文·罗斯是哈佛大学经济学院专门从事市场设计的教授，他最卓著的成就之一就是为肾移植创造了一个简单的市场。每年都有数千名需要进行肾移植的病人因无法找到匹配的肾脏捐赠者而死亡，问题的根源在于几乎没有人自愿捐出自己的一个肾：移植手术本身就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而且术后还有可能出现各种并发症。通常情况下，愿意捐献肾脏的人是近亲或者配偶，但这些人通常又不能满足配型的需要。

受数量经济学家劳埃德·沙普利和赫伯特·斯卡夫设计的一个理想化住房市场数学模型的启发，罗斯和他的同事们设计了一个能够解决肾源问题的新兴市场模型。他们建立了新英格兰肾脏捐赠移植计划，现在该计划由联邦器官获取及移植网运作。

这个市场的设计是一种包容激励机制的设计。一位肾病患者的配偶或兄弟姐妹都被要求捐献一个肾脏，捐赠对象不是自己的亲属，而是能与之配型成功的另一位患者。这个市场试图帮助每位患者找到合适的肾源，而不一定必须从亲属那里获取。这个过程通常包含六个步骤。以一个仅三个步骤的例子来说，A将自己的一个肾捐赠给B的亲属，B将自己的一个肾捐赠给C的亲属，而C捐赠的肾脏则回报给了A的亲属。要使这个市场能够运作，人们必须具备一个巨大的捐赠资源池，形成一个完整的匹配链条。这同时还要求几个步骤中的几个手术同时进行，以防止其中某一方在自己的亲属获得肾脏之后改变主意。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就意味着需要建立一个能够容纳多个移植手术同时进行的机构。罗斯所创造的肾脏移植市场是金融取得的真正意义的进步，因为它通过一种复杂的协议方式解决了风险、激励、道德危害和生产等诸多因素可能带来的问题。

在罗斯之前，因找不到合适的肾源而死亡的肾病患者未能引起社会的关注，原因在于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没有任何措施可以帮助这些垂死的病人。创造市场化的解决方案的好处在于，一旦市场建立起来并能正常运转，市场就会稳步地激励真正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的人朝着正确的方向集中精力地工作。

即便如此，罗斯创造的肾脏移植市场所受的限制仍然很明显，大多数需要肾脏移植的患者都还没有接触这个市场的机会。金融创新发展缓慢的现象再一次印证了人类本能的对传统和习惯的追求，以及对传统的过度依赖，这些思想会持续抑制金融创新的发展。

市场设计的不同目标

市场设计正在逐步成为一个活跃的领域。例如，现在我们有一些机制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帮助缓解全球气候变暖的现象，内化（要求温室气体的排放者补偿）他们对气候造成的危害。“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强制二氧化碳排放者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以“核证减排量”为单位进行计算的碳排放权。因此碳排放也就获得了定价，而那些可以轻易出售排放量的生产者自然会将手中的排放量转卖给需要的人，由此换取一些利润。这个机制使得厂家能以最有效的方式，在条件允许的前提下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同时也降低了厂家减排的成本。

目前世界范围内有六个气候交易所：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布拉迪斯拉发商品交易所、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纳斯达克OMX北欧证券交易所和法国未来电力交易所。与此类似，世界银行支持所谓“制冷债券”（cool bonds）的发行，这种债券仅在核证减排量出现时才向投资者支付回报。

人们还提出了许多与此类似的新建市场的建议。迈克尔·克雷默和雷切尔·格伦纳斯特注意到，医药公司对于生产治疗贫困地区常见病（比如疟疾）的药品没有太大的兴趣，却通常选择性地生产富人才能消费的奢侈药，比如祛皱霜，他们针对医药公司的制药选择性偏见问题提出过市场化的解决方案。政府可以承诺购买这些治疗常见病的药品并免费分发给民众，由此也就能够促使私营企业研发和生产治疗这些疾病的药品。龙尼·何瑞斯提出了一种“社会政策债券”，这种债券由政府发行，如果政府推行的某些社会政策得到了实现或满足，政府则对债券的持有者支付更多的报酬，因此也使自由市场的参与者有动力购买这种债券，而且在持有债券之后还动脑筋思考如何使相应的政策取得理想的效果。

从寻找人生伴侣到金融市场设计

为了让读者更懂得尊重市场设计的重要性，以及市场设计如何为社会良性发展服务，我们可以试着以一个极为私密的问题为源头来思考，私密性问题会给人造成焦虑的情绪，而我们可以针对性地设计一种机制解决这个问题。

以寻找人生伴侣为例，人总是需要找一个和自己亲密地生活在一起的人，也就是自己的丈夫或妻子。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市场问题，不仅仅是找到一个令你满意的人，还需要找到一个也面临着择偶问题、也愿意将你列为他的最佳人选的人。找到丈夫或妻子的合适人选就像在金融市场中寻找合适的交易机会，其中包含着寻找到合适的市场定价（在婚姻市场中就是找准一个人对潜在配偶的吸引程度）以及在该价位所能达成的最佳交易。举这个例子并不是说我们要为每个私密性问题都强加一个商业化的解决路径，而是为了激发我们思考如何设计出更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案。

对大多数人而言，找到人生伴侣正是生命的意义所在。寻找能与自己相伴一生的人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一个人需要了解无数的可选对象才能选择一个目标，而选定之后还要花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才能知道自己找到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人们需要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令人不满意的男女关系，并且有的情况下在“浪费”了多年青春之后还不得不终止一段恋爱关系。在一个人开始寻找之初就为其提供建议是很重要的，但是从没有经济理论家将其列为一个经济体系需要解决的问题—直到最近这种观念才发生改变。

即便在掌握全面信息的情况下，提供此类帮助的人（比如约会撮合者和婚姻介绍所）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那个浪漫的“一见钟情”的事件在人一生中的某一天随机发生，中间人不能以这种现象作为撮合两个人的逻辑基础。早在1825年，一篇新闻报道就指出了寻偶问题的高度重要性：“经验证明数千人一辈子都过着独居的生活，这不是他们自主选择的结果，也不是谨慎过度的后果，原因很简单：他们的人际交往圈很小，能和自己的年龄、气质以及家境都匹配的人基本上不可能出现。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婚后不幸的矛盾，都是由年龄和气质等因素引起的，如果在他们相识之初能多花些精力深入了解，那么这些情况或许都是可以避免的。”

允许在婚前根据既定的性格特征（即适婚性）进行一段时间的寻偶的同居行为是资本主义的创举之一。举例来讲，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执行的婚姻计划邀请希望寻找配偶的人向计划执行者缴纳一笔费用以及一份个人介绍，计划执行者同时向求偶者建议撰写个人介绍时应该包括哪些基本信息。一个为男士提供的建议模板是“本人为牧师，30岁，黑眼黑发，充满活力，身体健康，有三名助手，管理着一所小型学校，本人对教学已厌倦，希望找到更具挑战性的职业，性格外向奔放”，而对女士建议的模板则是“本人高挑苗条，红褐色头发，眼睛明亮，活泼，适应性强，受教育程度高，现年24岁，仍和父亲住在一起，如果我选择的对象合他的意，他可以给我1500英镑嫁妆”。阅读这些简短信息的人当然能获得一些有价值的信息，甚至在这则女士的信息里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嫁妆数额。参与婚介计划的人可以阅读到一系列类似的自我介绍信息，同时也把自己感兴趣的意愿反馈给计划执行者。如果二者条件相当，那么计划执行者就会安排两人见面。这是一项很实在的商业模式，它改进了寻偶的过程。

以前的这些商业活动一定也帮助人们解决了市场中常见的找到匹配交易的问题，也就是不仅找到适合你的对象，同时也是一个认为你适合他的人。确实，恋爱过程中，找到二者需求不谋而合的地方是最艰难、最痛苦的问题。或许那些婚介计划执行者在运用自己婚介经验的过程中不逼迫人们缓慢地寻找，也不在一个冗长得根本没有兴趣的名单中按顺序寻找，那么他们就能帮助这些人减少过程中所要经历的痛苦，也可以加速他们找到配偶的进程。

找到完全匹配的对象是任何市场与生俱来的难题。根据具备所需特征的主体的丰富程度，人们可能在市场中盲目地寻找配偶很多年，却永远不能够预期得到什么程度的回报。前面引述过的报纸同时还暗示过，许多人一生独居不仅仅因为可供选择的熟人的范围很小，同时也是因为这些人对他们需求的具有特定性格的适婚人群的数量做出了错误的判断。用纯粹的金融术语来讲，这个过程就是询价。市场设计者有能力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当我们尝试再一次通过技术手段解决问题，或者通过某种公式界定解决方案时，我们就会发现理论上还存在很多隐性问题。由于理论上可以匹配的数量十分巨大，制定如何选择的标准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挑战。

假设我们现有一个婚介服务机构，登记了男女各100人的信息。即使用计算机储存所有人的数据，并使用计算机程序对其进行配对，也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因为这些人一共有100个阶乘配对可能性—这个数字大得令人难以理解，用通俗的话说，100的阶乘就是1的后面跟了158个0，这个数字远远超出我们现有的存储手段所能存储的数据容量。这些配对方案中的一部分肯定比其他一部分要优越很多，但是我们如何才能开始对其进行系统化分析呢？

经济理论家们也探讨了婚姻的复杂性问题。1962年出版的《美国数学学社社刊》中，戴维·盖尔和劳埃德·沙普利对特定的婚姻问题进行了界定。首先我们假设每位女士都向婚介计划执行者提供了对100名男士的排名（根据她们的个人喜好排布），其次每位男士也对所有女士进行了排名。我们怎样撰写一个电脑程序根据这些排名进行实际的配对呢？

即便在盖尔和沙普利这种进行过前提限制的情境下，解决这个问题看起来还是相当复杂。不仅可行的配对方案数量是个天文数字，到这个阶段我们都很难判断这样配对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算给予一个候选者一组最佳的理论配对方案，我们如何确定这就一定是实际当中最佳的方案呢？

根据盖尔和沙普利的理论，首要条件应该是配对方案保持“稳定”。也就是说，一旦配对方案形成，没有任何一对候选者想要改变配对方案。男女双方在接受被配给自己的对象之后，没有人会甩开配给的对象，追求自己真正喜欢的人。盖尔和沙普利在此前提下得出了一个公式，并提供给了婚介机构，使他们可以得出一套配对方案并保证方案的稳定性。但也正如他们自己展示的那样，这100对男女之间有许多不同的稳定配对可能性，所以婚介机构还要考虑究竟哪种具有最高的成功可能性。他们推敲出来的配对机制使得婚介机构可以编制出计算机程序，为男士或女士选择最佳的配对方案，但是他们的方案是互不相干的。他们最终也没有找到一种能够使所有人都配对成功的方式。

我们需要一种系统或机制克服这个问题，而这个系统的设计并不简单。如果政府不鼓励积极解决问题的企业发展，那么这种政府就是无用的。例如，婚介机构在苏联出现得较晚，数十年间，苏联经济所能提供的最佳帮助就是苏联企业给予业绩良好的工人到黑海或波罗的海沿岸休养的免费假期，这些假期最初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当时正在执行的五年计划中的狭义目标，帮助人们互相认识并不是计划的一部分。人们之间联系的加强显然作为一种副产品出现了，而不幸的是这些假期通常很短，而且假期中认识的人的居住地一般都离得很远。

苏联的核心设计者们并没有一种激励机制，能使得他们全力以赴地为满足民众的需求而工作。没有一种社会力量引导资金流向可能提供婚介服务的机构。时至今日，苏联解体后，以市场为导向的俄罗斯的婚介服务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个现象反映出俄罗斯的金融和经济理念在走向成熟，也证实了金融体系人性化的有益之处。

用婚介服务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说明即便私密性个人问题也存在数量化和理论化的复杂性，要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观点，未来就必须运用金融理论解决这些问题。在未来—多亏信息技术和经济学一直在进步，我们可以预期会有更多、更好的机制帮助我们进行经济方面的决策。

正如机械工程师设计出人造心脏，电子工程师设计出手机一样，金融工程师将在未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dTJQPWJ3ohVBECvdDzrtfoKQD02DJZspGh/3sdanEoSTBWOSP2Tc0VH4aVI0Os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