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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经典的交易员形象莫过于传统股票交易所的专业人士，他们通常在交易所大厅内有自己相对固定的位置，股票交易时段内他们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通过买卖自己手中存量的股票维持整个市场的有序运转。但此类专业人士仅是每分钟都在做交易的人当中的一种，除了做市商之外，还有执行交易员，这一类人帮助别人有效完成交易，同时保证不会给自己造成不利的市场影响；还有自营交易员，这一类人通过短炒为自己的账户赚钱，其中包括风险套利等行为，也就是利用市场价差赚取利润。随着世界范围内股票市场的电子化程度越来越高，绝大多数交易员可能一辈子都不会亲自到交易所的场地内进行交易，他们中大多数人也不觉得自己对维持有序市场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总的来讲，交易员所从事的工作确实使市场运作得更有序，同时也使股票价格更逼近其真实价值。
在当前的大环境下，民众对金融从业者最强烈的不满恐怕还是针对交易员的，因为在民众眼里，交易员没有以任何直接的方式向其提供服务，他们认为交易员就是不停地买卖股票，只为自己赚钱。交易员的行为还让人将其与赌博联系在一起，并且一部分精通交易的人所取得的成就确实容易激发仇富的情绪。
交易员与投资经理有很大区别，后者通常代表客户管理大型投资组合，并且为满足客户的远期目标对投资组合进行相应的设置，使其能长效运作许多年。交易员则仅为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动，他们每天的每一分钟都在主动承担风险。
每个普通人一生中总会在某一时点与短期交易行为发生关系。与别人站在对立面，而且不得不与其讨价还价，这是任何人都会感到不自在的情境。这也通常让我们感到疑惑：我们与交易对手的关系是好，还是坏？我是否有意隐瞒信息，使自己在交易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而交易员的专长就是整天思考和应对这些问题。
当然社会离不开交易员，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随时有人准备好买卖各种必需品。我们对交易员的需求就如同对二手家具商或废五金回收商的需求一样。
一辈子都从事交易业务的人通常都学会用一种不动声色的专业精神指导自己的工作，这是一种实际的道德指引，不断地提醒他们在自己的行为有可能激起民愤的时候及时收手。孟德斯鸠在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贸易精神促使人拥有一种精确的公道观念，一方面与劫掠针锋相对，另一方面与某些伦理道德背道而驰，这些伦理道德要求人们不要斤斤计较自己的利益，为了他人的利益可以舍弃自己的利益。”
由于长期在执业过程中看惯了交易对手在自视受到不公正待遇时大发雷霆的情况，交易员也都变得漠然了，这就是他们这个职业的一个组成部分，简单明了。
一辈子从事交易业务的人也会具有一种尊重市场力量的直觉。其他金融从业者都尊重交易员，他们视交易员为与生俱来就与自己不同的人，在进行重大决策时他们也经常听取交易员的建议。交易员具有此类专长与市场本该有效运作的理念是互不冲突的。没有任何一种有影响力的理论能证明交易业务无法取得常规的回报。对于市场经济而言，交易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活动，所以对于专业从事交易业务的人来讲应该能获得常规的回报。
交易员的一部分专长表现为懂得如何“占别人的便宜”，也只有懂得这种手段的人才能存活下来。交易员的职业守则严禁他们自由地讨论这些生存的智慧。任何一种职责都有其阴暗的一面，虽然不能称其为不道德的行为，但在非专业人士的眼中很难为其正名。
交易员的存在使得金融市场可以在新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及时做出反应。当一只股票的价格上涨时，赌这只股票涨价的人就获得了回报。由于交易员所从事的工作，这些人几乎在瞬间就获得了回报，这鼓励人们一次又一次地采取同样的行动。
交易员所组织的市场可以称为“估值机”，它在一个永动的环境中对诸多行为的价值做出判断，给出相应的反馈，并以明显的价格波动反映其价值判断。
根据神经学专家里德·蒙塔古的说法：“一旦生命开始运作，评估的机制就无可避免地产生。”即使最低等的微生物都有自己的评估机制，使其具有追逐价值的冲动。蒙塔古指出，单细胞结构的大肠杆菌菌体具有衡量周边门冬氨酸氨基酸液体浓度的能力，因为菌体要依赖消耗这种氨基酸存活，这促使它们向门冬氨酸浓度高的地方聚集。人类大脑的结构极其复杂，但其基础组件从根本上讲和构成大肠杆菌的单细胞生物十分类似。人类大脑是如何使那么多基础组件完成如此复杂的协作的呢？
解答这个问题的理论之一是量化心理学家兰迪·奥赖利提出的多巴胺门控假说，与他合作的学者还有D·C·诺埃尔、乔·科恩和托德·布拉弗。他们的理论主要围绕多巴胺系统展开，这个系统处于人类大脑的脑干部分，它通过神经细胞的轴索将信号传递给大脑的各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传递给前额皮层，然后再由这个部分将信号传递回多巴胺系统。
多巴胺系统会对收到的回报做出反应，并对环境的有利程度做出评估。这个系统将人收到的信号传递到大脑的各个角落，这是人们已经完全认知的事实，而其传递的对象就包括前额皮层，这是信息汇集的中心，也是帮助人类维系目标和决定所应采取的行动的中心。最近的研究发现，多巴胺系统在“大脑所有区域的灰质”中广泛存在。
神经学专家沃尔弗拉姆·舒尔茨监测了多巴胺系统传递信息的规律，并发现这个系统仅对意外的信息做出反应，也就是说其只识别不在预想之中的回报。他更进一步地发现，这个系统不是在享受（比如吃东西）实际发生时才做出反应，而是在得知可以享受时就产生反应了。因此，如果大脑接到一个意外的消息说将要得到某种享受，多巴胺系统就会发出一串强烈的信号。而当享受的内容真正到来时，该系统发出的信号并不会增强，它会以之前就存在的强度一直持续下去。换个方式来检验，如果大脑早已收到将有某种享受到来的信息，但最终的结果并不尽如人意，那么多巴胺系统发出的信号在发现不足时就会马上降到一个异常低的水平。
根据多巴胺门控假说，多巴胺系统发出的回报激励信号能起到关闭信息屏障的作用，此时前额皮层会相应选择执行一系列神经活动。前额皮层会将选定的活动模式固化为目标，再以此目标为基础，向大脑的其他部分发出信号。
由于多巴胺系统记录回报的模式与股票市场一样，所以二者的功能也近似。当一家上市公司宣布一项新的股东特别分红计划时，股票市场里的交易员都会在计划公布后的第一时间追捧这家公司的股票。由此，他们也向全世界的人们发出一个信号，即这只股票很值钱，这就像多巴胺系统向大脑的全局发出信号一样。过一段时间后，在公司实际支付分红款项的当天，公司股价并不会大幅上涨。与多巴胺系统一样，市场在收到未来回报即将到来的信息时做出反应，而不是在回报真正到来时才采取行动。
舒尔茨对回报即将到来的信息出现前几秒到出现后几秒之间多巴胺系统发出的信号模式进行了测算和记录，他所得到的模型与金融学研究者对特别分红计划公布前和公布后一段时间内股票价格变动的“事件研究”所得的结果惊人地类似。与多巴胺系统一样，股价在额外分红的信息公布时上涨，而不是在支付红利时发生变动。不论在人的大脑里还是在一个经济体系里，这种瞬间对信息做出反应的能力正是保证回报机制能够良好运行的必备条件。
根据所谓平行进化理论，不同物种可能会演化出十分类似的机能或结构。例如，世界上曾经存在过剑齿虎和有袋剑齿类动物，二者拥有类似的牙齿，但是其进化的原因和过程互不相关。另外一对可比的例子就是蚂蚁和白蚁，这两种虫子进化的过程是相对独立的，但是它们有类似的聚居习性，并且都搭建属于自己的巢穴。经济变革过程中重新塑造与人脑类似的回报激励系统的过程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平行进化。
高速电子化交易存在的时间已经很久了，比许多人想象的时间长得多。1847年一篇新闻报道就感叹：“人们通过电报收到来自纽约的出售指令，导致市场下跌，以至于收市时损失惨重—卖方过多、买方太少。”即使回到19世纪中叶，信息的传递也已经达到了和电波同等的速率。
上面提到的就是我们当下称为高频交易或微秒交易的业务行为所带来的市场异动的开端。现在的市场上也能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2010年5月6日，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9%，几分钟后才出现反弹。根据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和美国证交会对这次“闪崩”事件的事后调查，暴跌的直接导火索是交易所接到一笔通过自动出售算法执行的高达41亿美元的卖单，而市场内高频交易买方突然终止了活动。只要引入新的科技手段，与其伴生的痛苦就会越来越多，上面提到的暴跌现象只不过是其中一种表现形式罢了。随着市场参与者经验逐渐丰富，监管者逐步学会降低市场突然变化出现的概率，这类现象将会变得越来越少。
电子手段给交易业务带来的最大变革其实是信息的整理方式，而非交易发生的速度。自从使用计算机以后，人们收集、核对和存储投资相关信息变得简单多了。与此相关却不太显眼的一个好处就是交易速度得到了很大提升。在竞争性环境中，快速交易是保持竞争力的必需手段，但是它不会改变参与交易的人所从事行为的本性。他们同样在为那些不会以微秒为单位进行思考的客户提供服务。这种技术方面的革新可以与工程师从算珠演变到使用计算器相比：高频交易使交易员的工作速度提高，但是其工作核心是不变的。
比高频交易重要得多的应该是在更广的领域开展交易，也就是交易更多不同种类的商品。过去一个世纪里，交易对象的范围在逐步扩大，但是进展缓慢，许多极为重要的资产直到今天仍没有一个可流通的市场。随着广域交易概念的出现，越来越多的商品都可以用于交易。
举例来讲，有一种被称为“预测市场”的地方，其交易对象是基于某个特定事件发生的概率定价的。1988年出现的艾奥瓦电子交易市场就是预测市场中最早的一个，这个市场上交易的是一种根据特定事件的结果支付款项的合约，而这种事件可能包括参与竞选的人获得的选票多少这样的社会性事件。实际上，这些合约的价格反而成为一种预测事件结果概率的有效手段。由于预测市场的参与者将精力集中于近期即将发生的特定事件，而且向市场参与者反馈信息的速度很快，所以他们不太容易像其他市场的参与者一样受到过度投机情绪的影响，也就不会表现得像股票市场参与者那样。现在这种预测市场已经有很多，包括Intrade.com、newsfutures.com中的Lumenogic以及ideasphere.com中的Foresight Exchange。
人们也试图为宏观经济的整体需求新设一些市场。1985年，美国咖啡、焦糖和可可交易所专门为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新设了一个市场，2002年，高盛为非农劳动力统计数据新设了一个市场。与此类似的市场后来都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展开交易。欧洲投资银行公司曾于2004年试图以长寿风险为基础新设一个市场，所谓长寿风险，就是由于医疗行业研究的进步和自然环境的变化，人们的寿命比预期长（这给固定额度的年金基金带来不小的麻烦，因为退休者的寿命越大，他们支付的年金越多）或者寿命没有预期那么长（这将给人寿保险公司带来麻烦，因为这意味着他们需要提前偿付保险理赔金）。
这些新生市场很多都还没有获得流动性，交易量也非常小。通常来讲，预测市场交易量低得让人觉得这不过就是几个热心此道的人娱乐的场所，而非一个能够在宏观经济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机构。这个问题对做市商来说无疑是个挑战，它同时也引导我们正确理解做市商在发起新兴市场时所扮演的角色。
例如，我们一直没有见到住房价格衍生品市场的诞生，也没有单一家庭住房价格衍生品市场。其实商品房价格市场是早就存在的，但是对于由个人或单个家庭的住房价格总和而成的更大的住房价格市场却迟迟不见踪影。次贷危机招致2007年金融危机的到来，而诱发次贷危机的正是美国住房价格市场泡沫的破灭。如果有一个市场能够反映人们对未来房价走势的想法，我们就能避免这场危机。
我和我的同事们通过与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合作，希望发起一个以单一家庭住房价格为基础的期货市场。2006年5月22日，我们成功启动了一个反映10个美国城市单一家庭住房期货价格的市场，10个城市包括波士顿、芝加哥、丹佛、拉斯韦加斯、洛杉矶、迈阿密、纽约、圣迭戈、旧金山以及华盛顿特区，这个市场同时也编制10个城市住房价格的综合指数。当时我们也对这种新的期货产品提出了建议。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这些市场具有基石般的重要作用，因为当时还没有一种风险管理的手段能够有效应对住房价格这个巨大的风险。
我与发起此类合约的做市商中的一些人进行了访谈，他们的精神令我印象深刻。看上去，他们真心实意地想要创造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他们也为市场带来的预期感到兴奋。这些访谈使我更加坚信，大多数从事金融行业工作的人并非视赚钱为生活的唯一目标。
但他们也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他们在做市过程中必须投入自有资金。如果他们创建市场时用力过猛，也就是订单太大而使其暴露在市场风险中，那么他们就会面临突然的、灾难性的损失。
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这些新生的合约没有足够的流动性，也就无法吸引投资者的注意力。我和一些有可能在新兴市场建立头寸的投资经理谈过这个问题，他们答复我说：他们一旦交易过多的合约，就必然引发市场价格大幅波动，而在不引发价格波动前提下所能交易的股数实在太少，都不值得他们操作。
这就变成了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要想创设一个重要的新兴市场，你需要流动性；要想有流动性，你的市场就必须有相当的重要性。如果做市商有足够的资金、勇气和决心，那么他们也有可能在一定情况下绕开“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创设出一些可以实际运作的市场。但那些无疑都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对于满足个人的基本需求而言，我们现有的市场数量还是太少。
在考虑这个问题时，我建议政府给予做市商税收优惠，至少给予那些创设了具有基础性作用和重要性新兴市场的做市商优惠，他们在创设这些市场并维持市场流动性的过程中确实是在为社会提供宝贵的服务，他们的行为应该得到持续的激励，他们为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应该得到认可。
我认为我们需要增加现有的衍生品种类，也需要增加类似消费者物价指数、国内生产总值、长寿风险和房价风险等衍生品的交易，但是社会上对这种想法的反对呼声不绝于耳。民众对金融业者的诡计还抱有巨大的憎恶感，上面提到的这种想法也必然遭到严重质疑。许多持反对意见的人似乎都认为，这些新的市场只不过是给不良的从业行为制造更多的活动空间罢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并未发现（甚至都没有听说过）有人主张彻底关停既有市场内的交易业务，比如股票市场或债券市场。他们不会提出这样的主张是因为此类交易业务在既有的经济体制内发挥的作用已经重要到不可关闭的程度。那么我们又凭什么区分“好的交易”和“坏的交易”呢？如果说对公司盈利状况进行交易（即交易公司股票）是一种好的现象，那凭什么说对国内生产总值的交易就不会产生同样好的结果呢？毕竟，公司利润只不过是国内生产总值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
这也是第22章将要讨论的：人们对传统的和已熟悉的事物的冲动性需求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境之一。危机发生之后，人们都有回溯自己的道德本源的意愿，这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暗示了人们必须像以前那样做事。我们相信现在已在进行的交易是适当的—前提是滥用这些交易的人得到应有的惩罚。截至今日的金融进步（至少在此次危机爆发前的这个时点）都是我们可以接受的，因为我们都已经接受了这些新的进步，但是进步应该就此止步。
持有这种观点的人似乎并没有意识到，金融交易创造了一套与人脑的回报系统十分相似的机制，正是这个机制推动人类采取各种协同行动。他们似乎也不认可信息技术的持续进步正在为更加良好的协同经济活动提供巨大的发展机会，而金融交易就应该围绕这些新的机会展开。看上去他们也没有意识到导致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不是从业者道德的突然崩溃，而是由于从业者没能正视并控制好风险（尤其是房价风险）。他们也没有意识到，组建政府委员会预防膨胀和泡沫，虽然对缓解危机有所助益，但是却不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至少在摧毁我们现有市场体系诸多有益的特征前，他们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他们也没能意识到，拓展金融交易的领域是实现金融民主化的必由之路，因为扩展交易领域一方面使其更具代表性，另一方面使其能更真实地反映民众的需求，这也是从另一个方面延续了“占领华尔街”运动想要实现的核心目标。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市场以及市场创造者和在市场中进行交易的人是现代社会的关键环节，他们使金融体系可以对更广泛的社会中出现的变革做出反应。我们正是通过市场才懂得交易对象的真正价值，而在很多情况下，这也是预示社会发展大方向的指标之一。如果我们想要改进金融体系，我们就必须保留交易员和做市商等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