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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投资银行家就是帮助别人出售新证券的人，他们提供的最具特色的服务就是帮助公司向投资者发行股票。如果发行人是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那么投资银行家帮助他们执行的项目就被称为“首次公开募股”（IPO）；如果发行人是希望通过增加股票发行募集更多的资金，那么投资银行家帮助他们执行的项目就被称为“增发”。不论采用哪种方式，投资银行家都是在帮助发行股票的公司筹措资金，主要方式就是将公司资产划分为股份，以具有吸引力的形式出售给投资者，同时帮助公司控制风险。
如果仅以其最纯粹的形式来看，投资银行家与传统银行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不吸纳储蓄存款，也不进行放贷业务。他们的专长是承销各类证券，比如新的股票，在承销过程中，他们要对发行人进行尽职调查，设计发行方案，为新的股票找到长期投资者，用自己的声誉担保证券发行，同时还要完成其他一些相关的任务以满足行政和监管的要求。
由于民众通常不与投资银行家直接接触，所以他们对民众而言就像隐形人一样，也正因为如此，投资银行家通常不会招来社会的敌对情绪，至少不会遭受其他金融从业者所遭遇的敌意，但是一旦发生金融危机，曝光了他们的业务活动，那么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在当下仍然蔓延不止的危机浪潮中，几家大投资银行（包括贝尔斯登、高盛和雷曼兄弟）都成为民众憎恶的对象。但我们不能忘记，投资银行家是现有证券市场的创始人，其中就包括股票市场。没有这群人，也就没有这些市场。
股票市场是一个十分值得赞美的发明，其重要性在于使得公司可以向民众发行股票，而发行的过程就是许多人共同从事经济活动的过程。它使得人们本能的探险精神可以在金融业内得以发挥，因为人们可以自主选择可承担的风险敞口。它分散了资金的分配，使得社会的任何一个成员都可以参与这个过程。在公司购并领域，它使得任何个人都有可能控股一家公司，并根据自己的意愿主导公司的运营。
一家公司可以发行股票这种理念由来已久，甚至都已经久远得无法追溯其创始的年份。我们知道古罗马广场的卡斯托神庙就是古罗马人交易公司股票的场所。当时交易价格的记录早已无处寻找，但是人们针对交易价格进行讨价还价的记录存留了下来。
我们更无从得知当时的社会是否存在某种意义上的投资银行家。或许古代发行的股票数额极小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投资银行家这个职业在当时还没有发展起来，当代投资银行业务模式更是当时的人们闻所未闻的。
持股的概念在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一度盛行，但即使如此也没能得到较好的发展。一个值得注意的里程碑事件是1602年荷属东印度公司的成立，这家公司设立在阿姆斯特丹，设立后不久就专门出现了一个市场用于交易其股票。法律允许这家公司的股票每天都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但是对股东的变更，公司每年只进行一次登记。实际上，人们可以通过所谓的“行号”购买股票并持有股份，也就是说经纪人代表出资的实际所有人持有实物形式的股票，并且登记相应的股份所有权。股份的权属由经纪人做担保，而公司最初对这种情况是一无所知的。一家公司的股票每天都在进行交易会对相关人员产生巨大的心理影响。人们注意到股价每天都在波动，这就为购买股票这项投资带来了更多的收益，而且拥有每天都可以自由选择进行投资或撤出投资的权力使得人们更加兴奋。这个事件的发生使金融得到了民主化和人性化的革新：它一方面在尊重人们对流动性的需求的同时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另一方面通过持股的方式使他们成为自豪的公司所有者。
阿姆斯特丹股票市场1609年出现了卖空业务（即出售借来的股票，出售者并不是真正的持股人），引发市场混乱，一度导致此项业务被废止，也就从那时起股票市场开始接受监管。随后不久社会上开始出现报纸，而问世后不久报纸上就开始定期报道荷属东印度公司的股价，这激起了民众对此项投资极大的兴趣。
最初，股份制公司（即许多人共同持股而分享公司所有权的公司）发行股票是受到限制的。如果要进行首次公开募股，每家公司都需要获得政府的特许，而特许并不容易得到。英格兰银行于1694年被特许成为股份制公司，它同时也获得了股份制公司银行业务的垄断地位。其他银行的合伙人数量都不能超过6位，这使得它们根本无法与英格兰银行展开竞争。
1720年，英国国会颁行法案进一步限制股份制公司的发展，也就是只有取得皇室特许之后才能新建股份制公司—这项法案后来被称为“泡沫法案”。他们当时这么做或许是为了支持股价不断攀升的南海公司进一步发展，而当时其股价的上涨明显是一种泡沫。
随着时间的推移，金融民主化的压力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公司也在这个时期设立起来。1826年，英国国会将英格兰银行的垄断权缩小到以伦敦为中心，半径705公里的地区以内，1844年，其垄断权被完全废止。这使得银行业务快速兴起，之后20年内银行分支机构在英国遍地开花，就算偏远小镇也都拥有了银行机构。
大西洋的对岸，投资银行业务于1811年被注入了一剂强心剂，纽约州于当年通过一项法案，规定满足最低要求的任何个人都可以开设公司，无须政府再颁授任何特许，而这一做法也为公司的有限责任制奠定了基础。这项法案使金融实现进一步民主化，原因在于法案规定公司的股东无须为公司负债承担连带责任，这项法案也首次明确投资者可以持有多元化的投资组合，即由不同公司的股票组成的投资组合。有限责任制出现之前，由于担心所持股份的公司可能为自己招来诉讼，没有一位投资者会同时持有多家公司的股份。这个事件也使得市场上的潜在投资者规模大大增加，极大地丰富了投资银行家可以出售股票的对象。当世界其他国家看到这项举措为新生公司带来稳定的资金流之后，它们纷纷采取措施争相效仿。
当时纽约州的立法者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一个全新的市场体系的发明者。实际上，他们当时这么做主要是为了应对经济危机的到来，只不过他们的想法比别人更具有想象力而已。180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针对英国贸易的《禁运法案》，理由是英法战争期间，英国采取的行动给美国民众带来了伤害。1811年，《禁运法案》在美国本土引发了大规模的经济恐慌，因为美国当时还是出口型国家，主要向英国的纺织厂出口棉花和其他纺织原料。美国的纺织厂需要资金支持，但很少有人愿意新建本土纺织厂，因为他们认为一旦禁运令取消，本土纺织厂很难和英国的老厂竞争。1811年法案出台最直接的目的就是应对这个危机。美国历史上有一系列授予自主结社的先例，1784年首先允许了宗教社团自主结社，后来在1781年授予了大学和学术机构，1788年授予了市政府，1792年授予了图书馆，1806年授予了医疗社团，1807年授予了高速公路运营单位。直到1811年，纽约州的普通商业机构才获得了相同的权力。与此同样重要的是，法案明文规定了股东的有限责任：他们所承受的损失上限就是投资于公司股票所支付的全部资金。
这项法案的全称是“为促进羊毛、绵、大麻及亚麻纺织品生产和其他事项的法案”。最终，正是这些“其他事项”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持续的重要影响。我们在此事件中看到，为了应对短期内可见的危机而促生了一项足以改变世界的金融创新，1811年纽约州的法案成为后来世界各国制定公司法所参照的模板。
使自主成立公司的权力和股票交易不受制约这两个理念凸显出来正是我们所期盼的结果：它们以具有想象力的方式引导资金投向新的理念和新的商业模式。就算其中一些理念最终是失败的，但其中总有成功的一部分。
许多人也都争论过，股票交易与赌博无异。使人们产生这种论点的“事实”就是股票交易所交易的股票背后都是一些大公司，这些公司不会定期发行新股。斯图尔特·迈尔斯开发出了一整套关于公司融资的理论，根据他的理论，新入市资金的融资顺位有其特定的秩序，新股发行总是在最后一位才能获得资金。迈尔斯断言，增发对公司而言是一种无关痛痒的资金来源。
但实际上迈尔斯的论据并没有他声称的那么令人信服。尤金·法玛和肯尼斯·弗兰奇就争辩说，在迈尔斯开发理论的年代，增发是一种罕见的现象，但这只不过是对当时经济大环境的一种折射罢了。在其他历史时期，包括最近一段时间，发行股票仍然是筹措资金的重要途径。在迈尔斯著书立说之后，向公司员工发行股票还成为一种新的激励手段。即使股权激励计划里的股票发行条件和前提都不太一样，但它们仍然算是公司新发的股票。已发行股票的公司需要一直依赖市场估值维持自己筹措资金的能力。
任何一个与家人生活在一起的人都知道，要激励每个人都完成自己应尽的义务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通常情况下，家里总有一个人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同时也把家里家外的事情安排得妥妥当当。这种现象在公司里也同样存在。幸运的是，自从将公司权益拆分为等量股份的做法出现，人们就有了一个良好的激励方式：向关键岗位上承担重要职责的人直接发放公司股票，或以股票形式发放的奖金和期权等形式来认可他们对公司的贡献。
Facebook是由埃杜阿多·萨维林和马克·扎克伯格共同创立的。根据最近的新闻报道，萨维林仅持有公司5%的股份，而他曾一度持有34%的股份，扎克伯格的股份份额也由最高时的66%下降到了24%。为什么他们所持的股份都减少了呢？原因在于萨维林和扎克伯格需要引入其他投资者帮助公司持续发展。为什么萨维林的股份减少得更多？当然没有人从他手里抢走股份，他的持股份额下降主要是因为股权稀释：公司向每一个新进的员工发放股权激励从而不断增发新股，但与此同时扎克伯格却获得了更多的股份，这又是为什么呢？这是一个敏感的话题，他所持的股份很大程度上由一份法律文书决定，而其中另外的原因在于（而且很符合逻辑）公司董事会认为萨维林在推动公司发展方面所需的激励少，而扎克伯格需要的激励更多。
公司新发股票会导致现有股东所持股份受到不同程度的稀释，这个过程或许称得上当代金融领域最激烈的斗争，由于财富的减少，敌对阵营相继产生，各种政治把戏甚嚣尘上。我们没有办法使所有参与者都获得公平的对待。律师或许能在一些尖锐的斗争中帮助缓和事态，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通常都会看到各种荒诞的闹剧和悲惨的结局。
总体而言，新股发行和激励机制的权衡过程相比武装械斗要文明得多、平和得多，它让人类本能的攻击性在一个相对文明的环境下爆发，而其结果往往是塑造更有效率的公司，从而也对社会全局做出良好的贡献。投资银行家就像外交官一样，在利益冲突的各方之间通过协商寻求一致，一旦达成一致，他们就可以团结协作并再次专注于开展业务。本章分析得出的最后结论是，在公司的生态圈里，投资银行家是和平的护航者，同时也是进步的倡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