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今天，星巴克都是父母结合生下的孩子。所谓的父亲是指最初成立于1971年的星巴克公司，这个公司以饱满的热情制作着世界级水平的咖啡，而且培育了自己的顾客群，使他们一杯一杯地逐步了解什么是好咖啡。

所谓的母亲是指我带给公司的价值观和见识：它结合了竞争的驱动力和确保公司内每一个伙伴都能赢的深层意愿。我想要在咖啡中调入浪漫，敢于在其他人认为不可能的事情上去努力，以创新的观念挑战失败的可能性，并以优雅的方式来做这些事情。

事实上，星巴克是在父母双方的影响下才成长为今天这个样子的。

在我发现星巴克的价值之前，它已经兴旺10年了。我从它的创办者身上了解到它的早期历史，这段故事我会在第二章中说明。这本书我将从自己的早年生活经历开始讲述它的历史，因为奠定公司的许多价值观都可追溯到纽约布鲁克林那个拥挤的公寓房子。

卑微的出身可养成进取心与同情心

我注意到浪漫的充满幻想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力图创造出一个与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截然不同的更美好的世界。这也是星巴克的目的所在。我们想在我们的故事中创造一方绿洲，一个就在你隔壁的地方，你可以去那儿小憩一番，听听爵士乐，一边喝咖啡，一边思考一下宇宙或是个人，甚至是异想天开的念头。

什么样的人会向往这样一个地方呢？

从我的个人经历来看，我得说，越是在起步阶段缺少激励的人，就越有可能以自己的想象去创造一个旁人看来不可能的世界。

对我来说，当然是这么一回事。

1956年，我们一家迁出祖母的公寓搬到湾景公共项目住宅区时，我才3岁。那个地方位于牙买加湾区的卡西纳中心地带，从机场过来只需15分钟，到科尼岛也是15分钟。回想当时，那个公共项目住宅区倒不是什么可怕的地方，而是个怡和的、庞大的、树木环绕的复合区，有着十几幢8层高的砖石楼房，都是新的。那儿有所小学，是第272小学，就在住宅区的空地上，配有运动场、棒球场。但还是没人会为住在这个地方而感到骄傲，我们的父母都是一些给人打工的人。

但我的童年还是不乏许多快乐时光的。在平民住宅区长大，使人有相当客观的价值理念，也使我结交了三教九流的朋友。仅我们一幢楼房，当时就住了150户人家，我们只有一部小电梯。每一个单元房都很小，我们一大家子挤在一个两居室的单元房里。

我父母都出身于工人家庭，在纽约的布鲁克林东区已经住了两代了。我的祖父去世时还很年轻，所以我老爸十几岁时就辍学了，开始了打工生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是驻守在南太平洋新喀里多尼亚和塞班岛的部队的卫生急救员，他在那儿染上了黄热病和疟疾。这使他的肺部后来变得非常虚弱，经常感冒。战争结束后，他干过许多不同蓝领的活儿，但从来没有显示出什么才能来，也从来没为自己的人生作过什么打算。

我的妹妹罗妮和我年龄相仿，童年时代也和我一样，吃过不少苦。不过对于弟弟迈克尔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自己是他贫困生活中的一个守护者和安慰者，这是我的父母所不能给予他的。我走到哪儿，他都脚步蹒跚地跟到哪儿。我曾叫他“影子”。虽说我们之间有8岁的年龄差距，但我们俩总是黏在一起，我尽可能像个父亲似的照顾他。我以极为骄傲的心情看着他成长为一个出色的运动员，一个强健有力的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是一个成功者。

我母亲是一名意志坚强又有干劲的女人。她叫艾莲（Elaine），但别人都叫她的绰号“芭比”。她当过接待员，不过，后来我们逐渐长大，她就整天待在家里，照顾我们三个小孩。

童年时，我和邻居的小孩们玩游戏，每天都是从一大早一直玩到天黑。老爸下了班或是周末时，一有可能就会和我们一起玩。每个星期六和星期日的早上8点，我们几百个孩子就会聚集在学校的操场里。你必须表现出色，因为你若是不能获胜，就会被淘汰出局，在旁边待着，看别人玩，直到你被允许再次进入。因此，我总是抱着非赢不可的心态去玩。

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是，我是个天生的运动员。不管是棒球、篮球还是橄榄球，我都能玩得上手，并努力成为一把好手。我曾把邻居的孩子们组织成一支篮球队或是棒球队——什么样的孩子都有，犹太人的孩子、意大利人的孩子、黑人孩子。没人告诉我们如何弥合种族差异的事儿，我们就生活在一起。

我个性中一直有一种任由自己在喜欢的事情上大肆放纵感情的倾向。我最初对棒球有一种激情。那时候，在纽约的街区，每一场谈话都是以棒球开始，以棒球结束的。把人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不是种族，也不是宗教信仰，而是你追随哪支棒球队。道奇队离开纽约去了洛杉矶（他们伤透了我父亲的心，他永远也不会原谅他们），但我们还有许多了不起的棒球人。我记得在回家的路上，可以听到院子每一扇敞开的窗子里都传出报道一场场棒球比赛的激动的声音。

我是个不可救药的扬基迷，我爸爸带我弟弟和我去看过无数场比赛。我们永远坐不上好座位，但这没关系，只要在那儿就让人很兴奋。米奇·曼托（Mickey Mantle）是我的偶像。我的衬衫上、球鞋上，我的每一样东西上都有他的号码：7号。当我开始打棒球的时候，我就模仿米奇·曼托的姿势和打法。

米奇退役时，他忠诚的拥趸们简直都不敢相信。他怎么可能不打球了呢？1968年9月18日和1969年6月8日，我父亲曾两次带我去扬基体育场看米奇·曼托的告别比赛。我看着人们对他表示敬意，听见其他队员和他道别，还听到了他的讲话。我感到深深地悲哀。从那以后，棒球对我来说就不再和从前一样了。米奇在我们生活中占据的地位是如此重要，以至当他去世时，我从几十年音讯杳无的童年时代的朋友那儿接到了许多安慰电话。

咖啡在我的童年时代并不占据重要地位。我母亲喝的是速溶咖啡。当家里有客人时，她会买来罐装咖啡，拿出她那老旧的渗滤式咖啡壶。我还记得自己听着咖啡豆倒进壶里的声音，盯着那小玻璃杯子看，直看到咖啡在里面噗噗地沸腾起来，像是跳舞的豆子一样。

等我再长大一些后，我才明白家里的经济状况有多窘迫。我们很少有机会去中国餐馆吃饭，我的父母总是商量着买什么菜，买菜基本上只能根据那天老爸的钱包里有多少钱来决定。一年夏天，我参加了户外露营，后来发现那是由政府补贴专为穷孩子们举办的，心里感到又是羞愧，又是气愤。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去那儿了。

当我进入高中时，算是明白了居住在湾景公房意味着什么。卡西纳高中离我们家不到一英里，但我得经过街边的那些独立庭院房子和双联别墅。住在那儿的人都看不起我们。

一次，我约一个住在纽约其他地方的姑娘出来。我记得她的父亲盘问我时，说着话那脸就拉下来了：

“你住哪儿？”

“布鲁克林。”我回答。

“哪儿？”

“卡西纳。”

“哪儿？”

“湾景公房区。”

“噢。”

那脸部的表情马上对我作出无言的判断，这使我非常恼怒。

作为三个孩子中的老大，我必须快快长大。我很小就开始挣钱。12岁时，我干过骑车送报的差事，后来又在本地的餐馆打工。16岁时，我在曼哈顿区的成衣区里找到了一份放学后去打工的活计，是为一个皮货商做工，拉拽动物的皮。 这份可怕的工作使我的拇指上留下了厚厚的老茧。我曾在一家运动鞋商店里度过一个炎热的夏天，在编织工厂里用蒸汽处理过纱线。我总是把我收入的一部分交给母亲——并不是她要我交，而是因为我感到父母真是太艰难了。

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美国梦充满生机，我们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有资格从中分一杯羹。我的母亲反复向我们灌输这种理想。她自己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而她最大的理想是让她的三个孩子都能受到大学教育。她是个聪明、有见识、做事有条理的人，只是有点武断，她的为人处世方式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她一直是我的榜样。她反复给我举例，说既然这些名人能成就一番事业，只要我倾心倾力做好一件事，也一定会取得成功。她鼓励我挑战自己，要敢于把自己放在具有挑战性的位置上，从而学会克服困难。我不知道她是从哪儿得来的知识，因为她自己并不以此为生活准则，但她希望我们成功。

多年以后，她到西雅图来，我带她参观我在西雅图支持中心的新办公室。我们四处参观，路过许多部门和工作室，看见许多人在打电话，用电脑工作，我向她介绍这个中心的运作情况和规模。看到最后，她把我拉到边上，凑着我耳朵悄声问：“谁给这些人开工资？”因为这完全超出了她的想象。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从来没有做过老板梦。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老板是我的叔叔——比尔·法伯。他在布朗克斯区有一家小小的纸厂，一度雇用我老爸做那儿的工头。我不知道自己最终会做什么，但我知道自己必须离开父母终日生活的那种环境。我必须离开廉租房，离开布鲁克林。记得有一个晚上我曾躺在床上想过：如果我有一个水晶球，并且可以从中看见自己的未来，那会是什么样呢？但我很快打消了念头，因为我知道水晶球里面不会有什么对我有利的东西，我怕会吓着自己。

我看到的唯一一条逃离现实的路径是——体育。就像是电影《篮球梦》（Hoop Dreams）里的那些孩子一样，我的朋友们和我觉得这可能是可以过上好日子的通行证。高中时，我基本上不做功课，除非没办法了才做，因为我觉得课堂里学的东西与我的理想无关。我常在运动场上一玩就是几小时甚至几天。

我永远不会忘记我成为正式运动员的那一天。作为一种荣誉的象征，我领到了自己的字母，一个大大的蓝色的C，表明了我是一个有作为的运动员的身份。但我的母亲连这印着字母C的运动衫的钱都拿不出，她要我再等一个星期，或者等到爸爸拿到钱以后再领这件衣服。我简直要崩溃了。学校里每个人在规定的日子里都必须穿上这种衣服，我不可能不穿上运动服出现在那儿，但我也没有让我母亲太为难。我从一个朋友手里借了钱买来运动衫，后来就穿着去了。但我一直把衣服藏着不让父母知道，一直到他们付得出钱才告诉他们。

高中时我最大的成功是成为橄榄球校队的四分卫，这使我在卡西纳高中的5 700名学生中成了一个名人。学校太穷，没有橄榄球场地，所有的比赛都不像比赛。我们的球队很烂，但我是其中较好的一个。

一天，有人来我们队里物色人选。我不知道他在那儿看我们的比赛。几天后，我收到一封来自北密歇根大学的信，在我的经验看来，这封信似乎来自另一个星球。他们想为一个橄榄球队招募球员，问我对此是否感兴趣。我简直乐晕了。我就像被邀参加全美橄榄球联赛一样兴奋。

北密歇根大学给我提供了橄榄球奖学金，这是我唯一得到的奖学金。没有这笔钱的话，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实现母亲想让我上大学的梦想。

我高中最后一年放春假的时候，父母驾车带我去看那个难以想象的地方。我们将驶过一千公里到达密歇根上半岛的马奎特，我还从来没走出过纽约呢，我的父母曾在这里历过险。我们驾车穿过丛林密布的山区，驶过一片片广阔的田野，经过像海洋一样的大湖。当我们到达目的地时，那个校园在我眼里就像是在电影中才能见到的美国——抽芽的树木，欢笑的学生，草坪上的飞盘。

我终于走出布鲁克林了。

巧的是，星巴克也是在这一年在西雅图诞生，这座城市在当时对我来说还是远得超乎想象。

我喜欢大学里开放的空间，虽说我最初还感到有些孤独、不合群。大学第一年我就交了一些亲密好友，我和他们在大学里做了4年室友，一同在校园里进进出出。我两次写信把弟弟叫到我们学校来玩。有一年的母亲节，我搭便车回到了纽约，给了妈妈一个惊喜。

后来，我并未如愿成为一名优秀的橄榄球运动员。为了维持学业，我贷了款，还做兼职工作和夏季工来负担我的开销。我曾晚上在酒吧做侍者，甚至还卖过血。但不管怎么说，大学生活还是很愉快的，因为几乎无须承担什么责任。由于我的兵役号码是332，我也无须担心去越南。

我的专业是传播学，主修公共讲演和人际沟通课程。高年级时，我还选修了一些商务课程，因为我开始担心毕业以后的生计问题。我的成绩一直维持在B 的平均线上，只有到了考试或是讲演前才努力一把。

4年后，我成为我们家里第一位大学毕业生。对我的父母来说，我已经得到了最大的奖赏：一张文凭。但我当时还没有人生方向。没人能帮助我看到自己拥有的知识的价值。从那以后我老是开玩笑：如果有人给我指点迷津的话，我肯定会大有作为。

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找到生活的激情。自此以后，我的每一步都迈向众人未曾涉足的领域，而且冒的风险也越来越大。当然，走出布鲁克林和获得大学文凭给了我继续做梦的勇气。

有好几年，我对人隐瞒自己在布鲁克林长大这件事。我不想撒谎，只是不想引出这个话题，因为这不是什么挺有面子的事儿。可是不管我怎么否认这个事实，早年生活的种种还是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我可能永远也无法忘记它，这是我不敢向水晶球看的另一个角度的解释——不敢面对自己的过去。

1994年12月，《纽约时报》报道了星巴克的成功，也提到了我在卡西纳廉租房长大的事实。文章见报后，我收到了来自湾景和其他相邻地区的人的信。大部分是做母亲的人写来的，她们以此鼓励自己的孩子，认为我的故事给了他们希望。

我从小长大的（至今仍对我有影响）那个环境是很难看到机遇的。事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

太阳照到我了。就是这么回事儿，弟弟迈克尔总是这么告诉我。但我的故事中既有天分和运气，更有努力和坚持。我希望事情是这样的。我将生活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尽可能从他人那儿学习，尽可能抓住一切机会，一步一个脚印地踏上成功之路。最初我总是害怕失败，但当我在一次次挑战中胜出后，原先的焦虑被渐渐形成的乐观精神取代了。一旦你越过了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难关，接下来的小坎就比较容易跨过去了。只要坚持下去，大多数人都可以实现并超越梦想。我总是鼓励别人把梦做得大些，把基础打得好些，像海绵吸水一样吸收各种信息，不要害怕与传统智慧抵牾。在你还没尝试之前，先不要说做不到。

我不可能给你们一个关于成功的法则，这世上也没有什么如何一举成功的不二法门。但我自身的经历证明了，白手起家取得超乎自己梦想的成就是可能的。 我最近又回了一趟纽约，回到了卡西纳，在离开将近20年之后，我第一次回到湾景。说真的，重回故乡给我的感觉不坏，除了进门处的子弹孔和蜂鸣器上烧焦的痕迹外。我们住在那儿时，窗子无须安装铁栏栅，当时我们也没有空调。我看见一群孩子在打篮球，就像我小时候一样。我看见一个年轻的妈妈推着儿童车，一个小男孩仰头看我。我在想：不知道这些孩子当中有谁能打破命运的枷锁，实现自己的梦想。

我在卡西纳高中校门口停住了，那儿有一支橄榄球队正在训练。秋日温暖的天气，眼前蓝色的统一服装和哨声，让我回忆起往日振奋而激动人心的岁月。我问教练在哪儿，一个戴红色风帽的小个子从那群高大健壮的人中间钻了出来。令我非常惊奇的是，我面前的竟是迈克·卡马代斯，曾在一个球队和我一起打过球的家伙。他向我介绍了球队的近况，告诉我学校的橄榄球队如何终于有了自己的场地。凑巧的是，他们正准备在那个星期六举行一个以我的一个老教练的名字——弗兰克·莫罗基耶罗命名这个橄榄球场的仪式。就在那一次，我制订了一份赞助球队的5年计划。没有莫罗基耶罗教练的话，我今天会在哪里？也许我能够给予母校的礼物就是像我当年一样，去激励运动员们超越自我，去争取某种无人敢于想象的成就。

我听说有些教练面临一种两难境地。在他们的球队里有着世界级水平的运动员——他们有着最好的技术和比赛经验——关键时刻却状态不佳。可是另外那些蓝领家伙，平时训练时并非最出色的队员，在要紧关头被教练派上场后，非常努力奋进，拼了老命想要取胜。

我非常认同那些蓝领运动员。我也曾是一直非常努力地想要取胜的一个人，所以在关键时刻我特别兴奋，肾上腺素会被刺激起来。在其他人都已经停下来休息并准备重新争球的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还在跑着，追逐着某种没人看得见的东西。

够了并不是足够

1975年大学毕业后，就像许多人一样，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我不准备回纽约，于是就留在了密歇根，在附近一家溜冰场工作。我没有指导者，没有榜样，没有专门的老师来点拨我。所以我只能自己花时间去思考，但一直没有什么灵感。

每一段经历都为你的下一步作了铺垫。只是你不知道下一步是怎么回事。

一年后我回到了纽约，在施乐公司的营销部门获得了一份工作。我很幸运地在工作上有了一些突破，我进入了美国国内最好的销售培训学校——施乐公司以1亿美元在弗吉尼亚州的里斯伯格建造的培训中心。我在那儿学到的关于工作和生意的知识远比大学时代时学到的多。他们在销售和市场营销方面，在展示和表现技巧方面对我进行培训，使我能以相当健康的自尊感出外工作。施乐公司是一家口碑很好的公司，每当向别人介绍我的公司时总能赢得许多敬意。

培训课程结束后，我在6个月的时间里，每天打50个推销电话。我在曼哈顿中城从第42街跑到第48街，从东河跑到第50大道，敲开许多办公室的门。那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区，但人家不让我进门坐下来推销，我只能飞快地介绍产品的种种好处。

打推销电话对于做生意是一个很好的训练。它教会我即兴思考的本事。那么多扇门在你面前“砰”地关上，你必须厚着脸皮，用最简洁的话把新款上市的所谓文字处理机那玩意儿介绍清楚。但这份活计还是挺吸引我的，并且还能使我一直保持自己的幽默感和冒险精神。我努力去竞争、比拼、尝试着成为最出色、最抢眼的人，成为销售队伍中的佼佼者。我想赢。

最后，我成功了。我成为这一领域中的全职销售员。我干得相当不错，穿着套装，上门推销，3年来挣得的佣金挺可观的。我卖出许多机器，比我许多同行都干得出色。因为我在工作中证明了自己，也就越来越有信心。我发现，做销售在许多时候是需要靠自尊心的。当然我不能说自己对于文字处理机特有激情。

我还清了大学学费贷款，和一个人在格林威治村合租了一套公寓。我们一块出游，过得很愉快。有一年夏天，我们8个人在汉普顿租了一幢周末别墅，在那儿的海滩，在1978年7月4日的那个周末，我遇上了雪莉·凯尔斯。

一头波浪般的飘逸金发，浑身永不衰竭的精力，雪莉以她无可挑剔的风度和品位吸引了我。她在研究生院攻读室内设计，夏天的周末，她也跟朋友们一起到海边来玩。她非常美丽，学识甚广，具有中西部人那种坚定的价值观。我们都刚刚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在这世界上一无挂碍。我们开始约会了，我对她了解得越多，就越意识到她是个多么好的姑娘。

当时我自己的工作还没有稳定下来，那是1979年。我想要做更具挑战性的事。一个朋友告诉我，有家名叫柏士德的瑞典公司，正筹划为他们的汉默普拉斯特家庭辅助用品在美国建立分公司。这是个令人兴奋的机会，能在一家公司从头做起。柏士德公司雇用了我，派我去瑞典接受3个月的培训。柏士德公司坐落在一个到处铺砌着鹅卵石的迷人的小镇上，我住在那儿，周末去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欧洲以其悠久的历史感和富有情趣的生活折服了我。

公司一开始把我派到一个专售建筑用品的部门。后来又把我调到了北卡罗来纳，让我去卖厨房用品构件和家具。我讨厌那些玩意儿。谁会对那些塑料膜压件产生兴趣呢？挨过了郁闷的10个月后，我实在忍不下去了。我打算放弃这份工作，重回学校，回到纽约去，跟雪莉在一起。当我威胁说要离开时，柏士德公司不仅把我派回了纽约，而且还提拔我当汉默普拉斯特的副总裁和总经理。我负责公司在美国的运作，管理大约20个独立的销售代表。他们不但给我开出了7.5万美元的年薪，还给我配了公司的车，给我一个开销账户和随意支配的差旅权限，其中包括一年4次前往斯德哥尔摩的费用。最后，我销售的是我所感兴趣的东西：瑞典设计的风格鲜明的厨房设备和家居用品。我自己是做销售出身，所以知道怎样促进我的销售团队的业务。我很快就把我们的产品打入高端零售商店，设立了销售专柜。

我这样干了3年，干得很起劲儿。到28岁时，我已小有成就。雪莉和我搬到了曼哈顿上城东区，我们在那儿买下了自己的公寓。雪莉在她的公司里业务也蒸蒸日上，她为一家意大利家具制造商设计和制作家具。她把我们家的墙壁刷成淡红色，并利用专业知识把阁楼式的空间设计成温暖的家。我们过上了非常好的生活，经常去剧院看演出，下饭店吃饭，邀请朋友们参加我们在家举行的派对。我们甚至在汉普顿租了夏季度假屋。

我的父母无法相信我这么快就过上了好日子。大学毕业才6年，我就在职场上取得了成功，获得了高薪，有了自己的房子。我过的日子是父母想都不敢想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对我的期盼。可能大多数人会满足于这样的生活了。

所以，没有人——特别是我的父母——能够理解为什么我还要折腾。但我感到好像老是在惦记着什么东西。我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可能是我的一个弱点：我总是想着我的下一步怎么办。够了并不代表足够。

于是，直到我发现了星巴克，我终于意识到什么才是攫取你的心灵和想象力的工作。 0xaqTxVq9jD+b3+5Syx/TLfqUodza9gzDR6ziJSrTezYWDBPP6uEPJpZgfWpn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