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心理学教授的笑话非常少，所以，对于仅有的几个笑话，我们都格外珍惜。下面就是其中的一个。当心理学教授们在走廊里相遇的时候，他们是怎样问候彼此的？我知道，我知道，他们会说：“你看起来不错，我好吗？”其实这个笑话并不怎么好笑。但是，人们认为这个笑话应该好笑，是因为人们可以不知道其他人感觉如何，却起码应该知道自己感觉如何。出于同样的原因，“你好吗”这句问候比“我好吗”要流行得多。然而，尽管这听起来很奇怪，但是，有时候人们似乎根本看不透自己的心思。当连体姐妹宣称自己感到幸福的时候，我们忍不住怀疑她们是否只是以为自己是幸福的。也就是说，她们也许会相信自己说的话，但是她们的说法可能是错误的。在决定是否相信人们的幸福宣言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判断这些人是不是有可能从根本上弄错了自己的感受。我们会搞错很多东西——黄豆的价格、螨虫的寿命或者法兰绒的历史，但是，难道我们也会搞错自己的情感体验吗？难道我们会在明明没有体验到某种感觉的时候认为自己体验到了吗？真的有人回答不上来这个世界上最耳熟能详的问题吗？

当然有，照照镜子，你就能发现一个。接着读吧。

被误读的情感体验

然而，在你准备继续往下读之前，我要挑战你的能力——你能够停下来仔细地、长时间地看着你的大拇指吗？现在，我敢打赌你一定会对我的挑战置之不理。我还敢打赌你一定会接着读，因为看自己的手指是一项非常容易的任务，能做到这一点根本证明不了什么，如果人人的成功率都达到100%的话，这项游戏只能以乏味来形容了。要是你觉得看自己的手指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请先考虑一下我们看到周围环境中的某样东西时实际发生的情况再下结论吧：这样东西可以是一个大拇指、一个多纳圈或者是一头愤怒的狼獾。从一样东西表面反射的光线投射到我们眼中的那一刻，到我们认出这样东西之前只有短短一瞬的时间差，在这一瞬间，我们的大脑必须提取和分析这样东西的特点，并将它们与我们记忆中存储的相关信息进行比对，从而确定它到底是什么，以决定应该对它采取什么样的措施。这是非常复杂的事情，复杂到没有哪个科学家能够准确说明这个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也没有哪台电脑能够虚拟这个过程，然而，我们的大脑却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和精准度来完成这个复杂的任务。事实上，它们的工作效率非常之高，所以，我们都有可能有这样的体验——朝左边瞥一眼，看到一只狼獾，立刻感受到恐惧，而下一秒，我们就发现自己已经藏在高大的西克莫树后面进一步思考安全脱身的办法了。

现在，来想象一下“看”的过程应该是怎样的吧！如果你要从零开始设计大脑的话，也许你会让它首先识别环境中的东西（“利牙森森、棕色皮毛、怪异轻微的响鼻声，还有热乎乎的口水——天哪！是狼獾！”），然后思考该怎么办（“现在看来离开是个明智的选择！”）。然而，人脑并不是被无中生有地设计出来的。最重要的功能是最早被设计出来的，而稍次要一些的功能则是在后来的千百万年间像铃铛和哨子一样一件件附加上去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大脑中真正重要的部分（比如控制你呼吸的部分）都在底部，而那些对延续生命可有可无的部分（比如控制你情绪的部分）则长在上面，就像是蛋筒上面的冰激凌。实践证明，迅速地从愤怒的狼獾身边逃开比认出它到底是什么重要得多。像逃跑这样的行动事实上对于我们这些陆生物种的祖先们的生存至关重要，所以，进化机器绝对不会贸然行事，它要尽职尽责地让我们的大脑先回答“我应该怎样做”这个问题，而不是“这是什么”的问题。实验表明，在遇到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的大脑只是很快地分析一下关键特征，就马上根据某些特征的有无来作出非常简单的决定：“这东西很重要吗？我必须马上就作出反应吗？”狂怒的狼獾、哭泣的婴儿、抛来的石块、召唤你的同伴、颤抖的猎物——这些东西在生存游戏中的地位举足轻重，需要我们在遇到他们的时候立刻采取行动，而不能把时间耽误在确定他们的身份这样更具体的工作上。因此，人类大脑的工作程序是：首先确定一样东西的重要性，然后再确定它是什么。这意味着，当你转头向左看的时候，最开始的一段时间你的大脑并不知道你看到的是狼獾，只是知道这东西看起来很可怕。

怎么会这样呢？如果我们还不知道这东西是什么，又怎么会知道这东西很可怕呢？为了理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要试想一下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中你如何辨认走向你的人是谁就可以了。首先吸引你注意的是远处一个移动的物体。在你盯着它看的过程中，你会很快发现这是个正在朝你移动的物体。再近一点，你会看到移动的是一种生物，然后，你看出来移动的是一种二足动物，接下来认出来它是一个人，然后是一位女性，然后是一个体形肥胖、深色头发、穿着百威啤酒T恤衫的女人，然后，你会反应过来——天啊！梅布尔阿姨在撒哈拉沙漠干什么啊？你认出梅布尔阿姨的过程是渐进的，也就是说，一开始的认识是非常笼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来越具体，直到最后，你发现原来自己是他乡遇故知了。同样的，你认出左边那只狼獾的过程也是渐进的，只不过这个过程非常快而已，而且也是从笼统到具体。研究表明，在识别过程非常早、非常笼统的阶段，我们就已经有足够的信息来确定一样东西是否可怕了，可是，此时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一旦我们的大脑判断出自己正处在危险的环境中，它们就会指示腺状组织分泌大量的荷尔蒙来造成高度心理唤醒状态——血压升高、心跳加速、瞳孔缩小、肌肉紧张，这些生理变化促使我们立刻采取行动。在我们的大脑完成全面分析、识别出这个东西的身份之前，它们就已经让我们进入了准备好逃跑的状态当中，马上就可以跳起来夺路而逃。

我们在不知道唤醒自己的到底是什么的时候就可以被唤醒，这个事实具有非常重要的启示意义，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自己识别主观情感的能力。比如，北温哥华的卡皮兰诺河面上有一座狭长的木板和铁索结构的吊桥，距离河面230英尺，来回摇摆，非常危险。研究人员对走过这座吊桥的一些年轻男子的反应进行了研究。一位年轻女士询问每一位过桥的年轻人他是否愿意参与一项调查，在他表示愿意之后，这位女士就会告诉他自己的电话号码，如果他打电话来的话，这位女士就会详细解释调查的细节。关键区别在于，那个年轻女士会在一些年轻人过桥的过程中向他们提问，而在另外一些人刚刚过了桥的时候向他们提问。结果，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在过桥过程中被提问的年轻人第二天更有可能打电话来。为什么呢？在那座破破烂烂、左右摇摆的吊桥上遇见女研究人员时，那些男青年正在经历强烈的心理唤醒，通常人们会把这种感觉称为恐惧。但是，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位迷人的女士的采访，他们会错误地认为这种感觉是性吸引。很明显，如果只是面临着可能掉下去的危险，害怕掉下去的感觉肯定会被解读成恐惧，可是在见到美女时，它就会被解读成欲望了。这项研究清楚地表明，人们确实会搞错自己的感觉。

你幸福了吗？

小说家格雷厄姆·格林曾这样写道：“看起来，在恨和爱的时候，我们体内被激活的腺体是一样的。”的确如此，研究表明，心理唤醒可以用许多方式来解释，我们对自己心理唤醒的解释取决于我们对唤醒因素的认定。人们很可能会将恐惧解读为欲望，将忧虑解读为罪恶感，将羞耻解读为焦虑。但是，不能仅仅因为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自己的情感体验，就说我们不知道这种体验到底是什么样的。也许，我们叫不出准确的名字，也许我们解释不清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但是，我们总归还是知道它们感觉起来是什么样的，不是吗？我们是不是有可能在根本就没有体验到一种情绪的时候却以为自己已经感受到它了呢？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是这样提出这个问题的：

假设在将某人催眠之后，我们告诉他，他的手腕会疼。如果催眠术有效的话，他感觉到的疼痛到底是由催眠术导致的实实在在的疼痛，还是受到催眠才感受到了不存在的疼痛呢？有人说是催眠术造成了真正的疼痛，那么，要是我们在催眠之后告诉他，“在醒来的时候你会感觉自己的手腕很疼”会怎样呢？如果这样的催眠也起作用了，情况会同前面那次催眠一样吗？相信自己正在感受痛苦和处于痛苦之中难道不是一回事吗？

乍一看，我们会误以为“自己正在感受痛苦”这样的说法是非常荒谬的，“感受到痛苦”和“以为自己感受到痛苦”之间的区别看来是如此的牵强，就好像是在玩文字游戏。但是，请你先考虑一下下面的场景，然后再重新考虑一下这个说法。你正坐在一家沿街的咖啡馆里，一边啜饮着香浓的现煮咖啡，一边心满意足地浏览一份周日出版的报纸。窗外行人熙熙攘攘，还不时有新的客人将明媚的春光带进咖啡馆，邻桌上那对卿卿我我的小恋人之间亲密的交谈就是春天永恒魅力的明证。从面包房随风飘来新出炉的羊角面包诱人的酵母香味，红唐纳雀婉转的啁啾之声也不时随风而至。你正在阅读关于竞选资金制度改革的文章，文章写得很有意思……一切都那么令人愉快。突然，你意识到自己现在已经看到第三段了，可是，在看第一段的时候你就嗅到了面包的香气，听到了鸟儿的歌唱，现在，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读的这篇报道说了些什么。你真的读过第二段了吗？还是只是梦见自己读过了？赶紧回头再看一下，你很肯定，这些词都很眼熟。在重读这些话的时候，你甚至记得在不久之前，头脑中刚刚有一个声音为你读了这些文字，现在，头脑中的那个声音听起来跟你一样惊讶，而他朗读的声音曾经一度被美丽的春光淹没了。

现在，我们面临两个问题。首先，在第一次阅读第二段的时候，你是否体验到阅读它了呢？其次，如果体验到了，你知道自己正在体验吗？问题的答案分别是“体验到了”和“不知道”。你的确体验到了阅读这段报道，所以，在回过头来重新看一次的时候你感到自己对那些文字很熟悉。要是当时在你的桌子上有一台视线追踪装置，它也会证明你一直都没有停止读报。事实上，你恰恰就是在持续读报的过程中，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发现自己干什么了？发现自己虽然正处在体验阅读的过程中，却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体验！现在，请允许我放慢节奏，仔细解释一下这个说法，以免你又分心去听小鸟婉转的啁啾而漏听了我的话。“体验”这个词来自拉丁词“experientia”，意思是“尝试”，“意识到”这个词来自希腊语的“horan”一词，意思是“看到”。体验暗示参与某个事件，意识强调旁观某个事件。在日常会话当中，这两个词通常可以互换而不会造成误解，但是，它们蕴涵的意思却是不同的。一个让我们有参与感，而另一个则给人能够认识到这种参与行为的感觉。一个暗示着反应，另一个则意味着被迫作出反应。事实上，我们可以把意识当做我们对自身经历的体验。当两个人争论狗是否有意识的时候，“意识”这个词的意义通常会被他们曲解得面目全非：一方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有体验的能力”，另一方则认为它的意思是“有认知的能力”；其中一个说，狗又不是石头，它当然有意识，而另一个则反驳说，狗又不是人，它当然没有意识。这两种论断都有可能是正确的。也许狗的确能够体验黄色和甜味，虽然人类无从知道它们的感觉是什么，但当狗站在一个黄色的甜的东西面前的时候，它也会有感觉。不过，正在进行体验的这条狗很可能不会像人一样立刻认识到自己正在体验什么，不会一边咀嚼还一边想“这块蛋糕味道真不错”！

体验同意识之间的区别是难以捉摸的，因为，大多数情况下，它们总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在把一块蛋糕送入口中的时候，我们体验到了香甜的味道，也知道自己正在体验香甜的味道。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体验和意识之间的关系既然如此亲密无间，那么探讨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也心存这样的疑问，那么现在最好给你的记忆倒一倒带，重新回到坐在咖啡馆里正准备要走神儿去听小鸟啁啾、闻面包香气的时刻。现在，请按下播放键，想象你的思绪从此越飘越远，不再回到阅读报纸这件事上了。对，就这样。现在，想象在体验阅读新闻报道的同时，你的意识长时间地离开了你的体验，而你却一直没有发现自己已经走神了，再也没有回到惊觉自己本该在读报的那个时刻。旁边桌上的那对小情侣恰巧停下了相互爱抚，坐直了身体，并向你询问关于竞选资金法案的最新进展。你耐心地向他们解释说你不知道，因为要是他们肯花时间注意一下彼此之外的事物的话，就一定能够发现你正愉快地倾听春天的声音而“没有在读报”。这对小情侣被你的反应搞懵了——据他们观察到的情况，你的确手拿一份报纸，你的眼球也确实正在进行着从左到右的运动，可你却说自己没有在读报。在交头接耳嘀咕了一阵，又相互亲吻一下之后，他们决定测试一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很抱歉又打扰你，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上周有多少名参议员投票支持竞选资金法案，不知您可否猜测一下呢？”因为你正在闻羊角面包的香味、听鸟儿的歌唱，并没有在读报，所以你根本就不知道有多少个参议员对这项法案投了赞成票。但是，看起来，要让这两个奇怪的人停止多管闲事，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他们些什么，所以，你就凭空捏造了一个数字。“我就猜41吧。”你说。这下大吃一惊的人就只有你自己了，因为这个数字刚好就是正确答案。

这个故事听起来太奇怪了，根本不可能是真实发生的情况，毕竟，怎么可能有41名参议员投票支持修改竞选资金法案呢？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真实可信的。我们的视觉体验同我们对体验的意识是由大脑的不同部位来控制的，所以，大脑遭到某种破坏（具体说来，就是名为“V1区域”的大脑皮层视觉信息接受区受到损伤）可以阻碍其中一个过程，导致体验和意识丧失它们通常紧密的联系。比如，那些患有盲视症的人就无法意识到自己看得见，他们会很诚实地告诉你他们完全失明了。大脑扫描也证实了他们的说法，因为他们大脑中通常与视觉体验意识相关联的那一部分脑组织不再活动了。而另一方面，大脑扫描还表明，他们脑组织中同视觉相关的部分的活动基本正常。所以，如果我们在墙上的某一点打一束光，并问盲视症患者他是否能够看到我们打出的光束。她会告诉我们：“我当然看不到。从我身边的导盲犬你也应该能够看出我是个盲人。”但是，如果我们要求她猜测一下那束光会落到墙上的哪一点——只是尝试一下，说点什么，随心所欲地猜一下，她猜对的概率却高得惊人，无法用碰巧猜对来解释。如果“看到”的意思是体验到光束，并知道它的位置，那么她其实是能看到的，可是如果“失明”意味着无法意识到自己所能看到的事实，那她又确实是“失明的”。她的眼睛不断将现实这部电影投射到其大脑的幕布上，但是，观众却正在大厅里买爆米花。

这种体验同意识的分离会造成我们情感体验中的许多怪事。有些人看起来对自己的情绪和感觉非常敏感，甚至能够像小说家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其色彩和气氛的每一点细微的变化。而另外一些人则只掌握了几个相当基本的情感类词汇，选择的表达方式不外乎“还好”、“不太好”，以及“我已经告诉你了”，这让他们的伴侣感到非常恼怒。如果我们的表达缺陷严重到在橄榄球赛结束之后还迟迟无法痊愈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被诊断患有“神经性述情障碍”，其字面意识就是“缺少描述自己情感状态的词汇”。在被要求描述自己的感觉的时候，述情障碍患者常常会说：“没有什么感觉。”当我们问他们感觉如何的时候，他们常常回答“不知道”。可惜的是，他们的疾病绝对不是靠随身携带一本同义词手册或者学习提高用词水平的课程就能够治愈的，因为述情障碍并不是缺乏传统的情感描述词汇，而是缺少了解自己情感状态的内省能力。他们看起来是有感觉的，只是他们不知道自己有感觉而已。比如，在看到像截肢或者车祸照片这类能够激发强烈情绪的图片之后，述情障碍患者的生理反应其实和正常人是一样的。但是，述情障碍患者却完全不具备正常人那种用语言表达图片所导致的悲伤感觉的能力，他们甚至无法把这些图片同雨后彩虹和可爱小狗的图片区别开来。有些证据表明，述情障碍是由大脑皮层前扣带束机能障碍造成的，这部分脑皮层组织是用来调节我们对许多事情的意识的，其中包括我们对内在情绪的感知。正如意识同视觉的分离能够造成盲视一样，意识同情绪的分离也能够造成所谓的感觉迟钝。很明显，至少在某些时候，某些人有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感到快乐、忧伤、厌倦或者好奇。

测量情感体验的3个科学法则

很久很久以前，长着络腮胡子的上帝创造了一个小小的、扁扁的地球，并把它安在了天空的正中央，这样一来，人类就成了万物的中心。后来，物理学出现了，这幅图画也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其中又添加了核爆炸、夸克、膜,还有超弦。这些批判性分析的好处就是，在几百年后的今天，大部分人都不知道自己的方位到底在哪儿了。通过揭示出我们仅凭直觉来判断的自我理解的瑕疵，心理学家创造了许多一度不存在的新问题。也许宇宙就是大的维度中套着小的维度，也许时间终有一天会停滞或者倒流。也许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从来都没有试图弄清楚这些错综复杂的现象，但是，至少我们还可以相信自己的体验吧！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儿曾这样总结说，体验是我们唯一可以完全信赖的东西，其他任何我们自以为知晓的东西都是由我们的体验推理出来的。然而，我们已经知道，即使在基本准确地揭示了“幸福”的意思之后，我们还是无法确定同样宣布自己感到幸福的两个不同的人的体验是否一样，或者我们现在的幸福感同以前的幸福感是否不一样，或者我们到底是不是真的幸福。如果科学的目的是让我们在那些自己曾经非常了解的事物面前感到笨拙和无知，那么再没有比心理学更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的学科了。

“科学”这个词跟“幸福”一样，因为大家对它意义的理解实在是五花八门，所以反而弄不清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家父是一位杰出的生物学家，在对这个问题深思熟虑数十年之后，他对我说，心理学不能算是一门科学，因为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条件是要用到电。很明显，用电流电击你的脚踝不能算是用电，我本人对科学的定义则更加开放一些。不过，家父、我本人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都能够认可的一点是，如果我们无法量化某个事物，我们就无法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它。当然，这个无法量化的事物也是可以被研究的，有人甚至认为非定量研究的价值比所有科学研究的价值的总和都要大。然而，这毕竟不是科学；科学是同测量有关的，如果一样东西不能量化，它就不具备以科学方法来研究它的潜力，也就是说，要是不能用时钟或者尺子或者其他东西上的刻度来衡量，我们就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它。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很难在测量完一个人的幸福感之后对这个测量结果的效度和可信度充满信心。或许，人们根本就弄不清自己的感受，或者无法记住自己的感觉。即使他们弄清楚了或者记住了，科学家们也无法考量他们的描述能否如实地反映他们的体验，也就无从确知该如何解释人们的各种说法。所有这些都表明，对主观体验的科学性研究注定困难重重。

然而，这虽然困难，却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因为体验是可以通过沟通来了解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这种沟通的媒介并非6车道的钢铁桥梁，而是一条足够结实的长绳子。实现这种沟通有三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任何一位木匠都知道的：工具不合手确实让人头疼，但是总好过用自己的牙齿来拔钉子。主观体验的本质决定了根本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幸福测量计，也就是说，观察者不可能使用一件可靠的工具来精确测量其他人的主观体验——读出读数，记录测量结果，并将该结果同其他测量结果进行比较。如果一定要求有如此精确的工具，我们最好还是把视线追踪器、大脑扫描仪和色卡都打包带走，并将研究主观体验的任务留给诗人好了，毕竟，在过去的几千年里，他们的表现一直都可圈可点。但是，这样做，还不如干脆把研究一切事物的任务都交给他们。测时计、温度计、气压计、分光计以及其他所有被科学家们用来测量他们感兴趣的事物的仪器都是不完美的，每一种仪器都会有误差。要不然为什么政府机构和大学每年要花那么多钱购置各种只比原先精确了一点点的同类仪器？如果我们坚决舍弃所有只能帮助我们以不完美的方式接近真理的手段，那么，我们不但要摒弃心理学和物理学，还有法学、经济学和历史学。简而言之，如果无论做什么都强求完美，我们就只能研究数学和甲壳虫乐队的《白色专辑》了。所以，也许我们应该接受一点模糊理论并停止抱怨。

第二个前提是：在所有我们能够采取的、衡量主观体验的、有瑕疵的手段当中，当事人自己诚实的和实时的描述是其中瑕疵最少的一种。当然，也有许多其他衡量幸福感的方式，其中一些看起来要比当事人的自述严谨、科学和客观得多。比如，我们可以利用肌电图仪来测量面部横纹肌传递出来的电子信号，位于眼部上方的皱眉肌能够在我们感到不愉快的时候皱眉，主颧骨肌能够在我们微笑的时候把我们的嘴角向耳侧拉伸。我们可以利用生理机能测定仪来测量自主神经系统中的皮电反应、呼吸作用以及血液循环活动，当我们体验到强烈感情的时候，这些生理活动都会发生改变。脑电图、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仪，还有核磁共振仪，都能够测量大脑不同区域内电流的活动以及血液的流动情况。比如，在感受到积极和消极的情绪时，额叶前部左右两侧的大脑皮层会分别被激活。就连钟表也可以成为测量幸福的有效工具，因为在受到惊吓的时候，正处于幸福状态中的人的眨眼速度一般比正处于恐惧或焦虑状态中的人要慢一些。

科学家们在根据当事人诚实的、实时的描述来进行研究的时候，常常感觉自己有必要强调一下这些描述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同其他测量手段显示的结果一致，以证明选择这种手段的合理性。然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其实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毕竟，我们认为从肌肉运动到大脑血液流动情况这些形形色色的生理活动都是幸福的标志，而这样认为的唯一原因就是，人们在出现这些生理变化的时候说自己感到幸福。如果在颧骨肌肉收缩、眨眼速度变慢，还有左前脑充血的时候，每个人都说自己感到怒不可遏或者极度沮丧，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对这些生理变化作出不同的解释，认为它们是不幸福的标志。想要知道一个人的感觉，我们必须首先承认，有且仅有一个人的说法是最关键的：她很可能无法清楚记得自己以前的所有感受，她也可能无法清楚认知自己目前的感受，我们也许会因为她的说法而感到迷惑，怀疑她的记忆，担心她是否有着跟我们一样的语言表述的能力。然而，在经过这么多痛苦的挣扎之后，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她是唯一一个有可能来描述“此时此刻情景”的人，因此，她的说法是检验其他一切测量结果的黄金法则。如果她的说法同研究者告诉我们的情况相吻合，我们就会更加信服她的说法，并且很自信地认为，她对自己体验的描述同我们的描述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在体验到她所宣称的那些体验的时候，她的身体反应跟我们的反应也是一样的……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即使所有这些幸福的标志都天衣无缝地吻合在一起，我们还是不能完全确信自己了解了这个人的内心世界。然而，我们可以确定自己已经接近了一个研究者所能达到的极限，这样的结果也一定是足够好的。

第三个前提是：虽然测量过程的不完美经常会带来各种问题，但是，只要我们认识到了这种误差，它们就不会带来太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眼镜片上有一条很深的划痕，就会错误地认为世界裂开了一条口子，而且这条缝隙还如影随形，我们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眼镜片有划痕，就能够尽可能地将这个因素排除到我们的研究之外，并提醒自己说，之所以看起来好像空间中存在缝隙，是因为我们的测量工具有瑕疵。那么通过主观体验这个已知的天生就有瑕疵的工具，科学家们都能看到什么呢？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被统计学家们称为“大数法则”的现象。

我们中的许多人对大数抱有误解，认为它们跟小数字其实是一回事，只不过大一点而已。所以，我们期待它们能比小数字做更多的事情，却不期待它们能够做不同的事情。比如，我们知道，神经元本身绝对不可能有意识，它只会通过轴突和树突来交换电子信号。神经细胞不过是简单的组织，比西尔斯公司的对讲机还要简单，而且它们只能做一件简单的事情——在碰上化学物质的时候释放出自身的化学物质。如果我们想当然地认为数十亿个这种简单的组织只能做数十亿件简单的事情，我们就永远也想不到它们其实可以呈现出2个、10个或者10 000个神经元根本就不具备的特性。意识恰好就具有这种倏忽进化论的特性，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意识是人脑中神经元之间大量交换活动的结果，而该特性却不会呈现在这些交换的任意部分或者其中一小部分当中。量子物理学也说明了类似的道理。我们知道，亚核粒子具有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的奇异又让人着迷的能力。要是所有由这种粒子构成的东西也具有同样的特性的话，那么，所有的奶牛都能够同时出现在不同的牛棚中了。而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为稳定性是超多的超微物质交换的必然结果之一。简而言之，有时候“更多”并不仅仅是简单的量变，也可能产生质变。

结合大数法测和概率法则，我们可以解决许多和主观体验不完美测量相关的问题。我们知道，在大家都不作弊的情况下，掷硬币出现正面和反面的概率差不多。那么，如果周二晚上你没有其他更好的安排，不如跟我一起到哈佛广场的格拉夫大街酒吧玩掷硬币游戏吧。游戏是这样玩的，我们掷出一枚硬币，我要正面，你要反面，输家就向酒保保罗支付我们两个人这一轮的啤酒钱。如果赌了4次，而我赢了3次，你肯定会把自己的失利归结为运气不好，并要求跟我比试一下掷飞镖。但是，如果我们掷了400万次硬币，而我赢了其中的300万次，你和你的朋友们就很可能会认为我作弊了，会往我身上涂柏油并粘满羽毛以示惩戒。为什么呢？因为即使不知道什么是概率，凭直觉，你也会知道在数量很小的时候，微小的不完美，比如突然吹来的风，或者指尖的汗珠，都有可能影响掷硬币的结果。但是，如果数量很大，这样的不完美就不再起作用了。也许，有几次掷硬币的时候，硬币上有汗珠；还有几次，有风吹到硬币上影响了它的转动。在只掷4次的时候，这些因素会让硬币多出现一次正面，但是，这样的微小因素让硬币多出现100万次正面的概率能有多大呢？你的直觉告诉你，这样的概率无限小。你的直觉完全正确，那就像地球上所有的东西都突然消失的概率一样小。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主观体验。假设我们让两个实验对象去体验两件可能带来幸福感的事情，比如给其中一个100万美元，给另外一个一支小口径手枪。然后，我们要求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有多幸福。一夜暴富的实验对象说她欣喜若狂，拥有武器的那位告诉我们他感觉还好（也许他并没有感受到拥有武器的人应有的兴奋）。那么，有没有可能这两个人其实主观感受是一样的，但却给出了不同的描述呢？是的，有这种可能。新出炉的百万富翁那样说也许只是为了表现礼貌而不是高兴。又或者手枪的新主人其实感到异常兴奋，但是，因为最近他刚在大堡礁附近同上帝握过手，所以说自己的感觉还行。这都是实实在在的问题、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如果我们根据他们本人的说法妄下断语，说拥有手枪不能带来幸福感，就太愚蠢了。但是，如果我们送出了100万把手枪和100万个装着巨款的信封，并且90%得到钱的人比90%得到武器的人感觉更幸福，那么我们因为言不由衷的话而上当受骗的概率就变得很小了。同样的，如果只有一个人说他今天吃香蕉奶油派比昨天吃椰蓉奶油派要快乐，我们就有理由怀疑她可能记错了以前的体验。但是，如果这种情况不断在数百甚至数千人身上发生，而且他们当中有人先吃香蕉奶油派，有人先吃椰蓉奶油派，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怀疑不同品种的派果然会带来不同的体验，其中一种比另外一种更令人愉悦。毕竟，每个人都误认为香蕉派味道比其实际味道好，而椰蓉派味道比其实际味道差的概率又能有多大呢？

体验科学所面临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无论是根据语言挤压假设，还是根据体验拉伸假设来解释，每个人的体验以及描述它们的语言之间的对应关系都是有差异的。而且，因为外人只能通过当事人的语言描述来了解他们的主观体验，所以，这些体验的本质是永远无法被完美考量的。换言之，如果每个人对体验的测量尺度都不一样，那么，科学家就不可能将两个人的说法进行比较。这是一个问题，但是，问题并非出在“比较”上，而是出在“两个”上。“2”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当数量增加到200或者2 000，测量尺度的个体差异的干扰就渐渐变小了。假如世界上所有生产卷尺、直尺和码尺工厂的工人们都在参加假日派对的时候喝多了，并生产出了数百万把尺寸稍有不同的量尺，那么如果你测量了一只恐龙而我测量了一块芜菁的尺寸，我们还不敢断言恐龙一定比芜菁大。毕竟，我们有可能用的是喝醉了之后生产出的尺子。但是，如果数百个人带着数百把量尺来测量其中一样东西，我们就可以将这些人测出的结果平均起来，并有理由相信霸王龙确实比那种蔬菜块头大。毕竟，所有测量恐龙的人使用的尺子的测量结果偏大而所有测量芜菁的人使用的尺子的测量结果都偏小的概率又能有多大呢？当然，这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而且我们可以非常精确地计算出这个概率，但是，我们可以保证，你不需要费劲计算了，因为这个概率实在太小了，如果把它写下来，恐怕这世界上所有的“0”都不够用。

最基本的事实就是：态度积极的当事人诚实的、实时的自述只能不完美地反映其主观体验，但我们别无选择。如果水果色拉、恋人或者爵士乐让人非常不称心，我们可以不再吃这盘色拉、不再亲吻这个恋人或者不再听这个乐队的音乐。但是，大数法则告诉我们，在一种测量工具非常令人不满意的时候，我们不能停止测量。恰恰相反，我们应该不断测量，直到这种微小的不完美在大量数据的狂轰滥炸之下趋于无穷小为止。同时在所有地方出现的亚核粒子会相互抵消彼此的行为，所以那些变成了奶牛、汽车和法裔加拿大人的聚合物可以老老实实待在我们安置它们的地方。同理，谨慎收集的大量体验自述也可以使得每次测量中的不完美相互抵消。没有哪个自述是对其自身体验无懈可击的反映，你的不行，我的也不行。但是，我们可以很自信地说，如果我们问足够多的人同一个问题，普遍的回答就可以被看做对一般体验基本精确的反映。量化情感体验的科学研究要求我们不断下赌注，虽然我们每次获取的信息都有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如果你要赌我们的结论是错误的，那就请你再掷一次硬币，拿出你的钱包，并告诉酒保保罗我要一杯健力士啤酒。

至关重要的幸福感

在流行音乐史中，那些最恼人的歌曲多数是以这类句子开头的：“感觉，就只是感觉。”在听到这样的字眼的时候，我通常会皱起眉头，因为这就像用“耶稣，就只有耶稣”来开始一首赞美诗一样。就只有感觉吗？什么东西比感觉更重要呢？当然，我们可能想到战争与和平，但是，战争与和平之所以重要，还不是因为它们带给人们的感觉吗？如果战争不让我们感到痛苦和悲痛，和平不让我们感到安逸和最起码的幸福，它们还会对我们有意义吗？战争、和平、艺术、金钱、婚姻、诞生、死亡、疾病、宗教，都是一些真正的大题目。为了它们，人类泼洒的鲜血和墨水已经可以成汪洋大海了，但是，它们之所以如此重要，原因无他，只是因为它们都是强烈的人类情感的源泉。如果它们不能让我们感觉振奋、绝望、感恩或者无望，我们也不会在它们身上浪费这么多的鲜血和墨水。柏拉图曾经问道：“除了能够带来幸福感并消除和避免痛苦之外，这些东西还有别的好处吗？当你说它们好的时候，除了痛苦和幸福的标准，你还遵循其他标准吗？”的确，感觉不但重要，它们还是重要性的意义所在。理所当然，所有在被烧伤的时候感到疼、在被喂食的时候感到高兴的生物都会宣称烧伤的感觉不好、吃东西的感觉很好。同样，期待一个没有消化道的生物也这样定义食物的好坏是非常没有道理的。几个世纪以来，道德哲学家们都在不断尝试其他定义好与坏的方法，但是，没有哪个标准能够让其他人（或者说我）心服口服。只有正确分析一样东西为什么好，才能证明它的确是好的。在研究了所有被人类称为好的事物和经验并探讨它们到底好在哪里之后，我们的结论是显而易见的：归根结底，它们之所以好，就是因为能让我们感到幸福。

鉴于感觉的重要性，如果能够精确地描述出它们的模样以及人们是如何衡量它们的就太好了。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我们的描述无法达到科学研究所推崇的那种精确程度。不过，尽管科学所开发出来的方法论和概念工具还不能让我们准确衡量个体的感觉，但它们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在黑暗中跌跌撞撞地用喝醉酒生产出来的尺子来依次衡量数十个个体的体验。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重要到无法置之不理的难题——为什么我们经常无法了解将来什么样的生活才会让我们感到幸福呢？对这个问题的科学回答很有启示意义，而且，既然已经对这个问题以及解决它的一般方法有了初步的了解，我们不妨进一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p1/UlcUBT5cfGoF0ciNFf2CK5ATzgN2tPj1iEG/RyDKfQ0zaMVVUb5vZKQFKmmb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