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 成功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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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究竟如何陷入了如此境地：支持我们生活方式的资源（比如石油）正消耗殆尽；支持我们生命本身的资源（比如水和空气）也日渐枯竭。为什么许多行业整体陷入危机？比如，当日复一日的过度捕捞使渔业资源几近枯竭，当年复一年的农作物产量提高导致历史上最严重的耕作层土壤破坏时，渔业和农业难道不是陷入了整个行业的危机吗？

我们到底是如何陷入这般境地的？

简单地说，是因为我们的成就。我们的成就超越了任何人最大胆的想象。

在工业革命的第一阶段（1750～1820年），大规模生产的崛起使英国的人工生产率提高了100倍。但是，工业革命不仅仅改变了我们的工作方式，也转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转变了我们看待自己的方式，转变了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人类从未有过如此之经历。

没多久，流水线等创新的生产方式就普及欧洲北部的其他国家，也传播到与欧洲相距遥远的美国内陆——在那里，人口爆炸和丰富的自然资源储备使这个前殖民地成为新的工业势力。工业繁荣昌盛，生活水平也随之提升。1820～1890年间，美国的人口一下子从1 000万增加到6 300万，工业生产率同时提高了30倍。结果，这个国家的人均生产率提升了5倍，比大洋彼岸的欧洲国家生产率增长还要快。

工业革命在多许多方面提高了生活质量，这无可否认。当工业革命在20世纪继续扩张，工业国家的人口平均寿命提高了一倍左右，文盲占总人口百分比从80%下降到10%以下。工业文明的好处超出人们的想象——从私人汽车到iPod，从航空旅行到eBay，各种产品和服务层出不穷，医学、通信、教育和娱乐的进步也日新月异。工业革命的成就如此斐然，人们大大忽视了这个成功故事的副作用，也就不足为怪了。

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繁荣的负面效应从其发端就开始积累。其中一些很难视而不见。19世纪，英国的化石燃料燃烧的水平迅速增加，水污染和空气污染也日趋严重。伦敦“雾”的坏名声逐渐为人所知，实际上这是由燃煤产生的粉尘颗粒排放在天空中的堆积。到19世纪末，伦敦“雾”导致了一场呼吸系统流行病，这种病原本只发生在煤矿工业区。到了1952年，伦敦的空气质量变得非常糟糕，有毒空气笼罩这个城市长达4天，制造了“大烟霾”，导致4 000多人死亡，也迫使政府开始开展多项防止空气污染的立法工作。

其他的副作用则逃过了人们的注意。在英国，截至19世纪末，人们看不见的二氧化碳排放从近乎为零猛增到超过100万吨。当美国经历20世纪的经济奇迹时，烧掉的化石燃料也大幅度上升。而到上世纪末，美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20亿吨，相当于每人每年平均7吨。

尽管对环境健康的重要性的认知在不断扩大，减少污染的努力也获得了一些成功，但大致总结一下，也足以表明全球的状况正从“糟糕”向“更糟糕”发展。我们下面一一分类讨论。

工业废弃物

·美国经济每年大约消耗1 000亿吨原材料，按重量计算，其中90%成为开采和生产过程中的废弃物。摊到每个人身上，大约平均每人每天一吨。
·固体和液体工业废弃物（比如塑料和石油化工的废料）渗透到地下水中，而传播于空气中的废弃物，通常要在空气中跑上几百到上千英里，才会混入雨水、土壤和水源。工业废弃物对健康既有直接影响也有间接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来，哮喘病人数量的大幅度增加就是直接影响的作用，而食物和水的质量的下降则是间接影响的例子。
·像厚厚的飞毯一样的工业废物颗粒构成了“亚洲棕云”，据称，仅在印度每年就有50万人因此死于呼吸系统疾病。
·发展中国家未经处理的工业废物的70%被排入河流、湖泊、海洋和土壤。

消费者和商业废弃物及有毒物质

·因交通、供热和供电需要燃烧化石燃料，导致全球每年约有80亿吨碳以二氧化碳的形式排入大气，超过全球生物圈可吸收容量达50亿吨。
·全球超过90%的电脑、电视、录音录像设备、个人数字助理（PDA）和其他消费类电子产品最终废弃在填埋场。每年，全球报废2 000～3 000万辆汽车。在美国，报废汽车中的3/4（按重量计）作为废金属回收，但在发展中国家，大部分报废汽车都作为废弃物被丢到填埋场里。
·包装废弃物在过去20年中增长了4倍，主要包括纸箱和各种塑料容器及外包装。虽然有一些塑料容器有着很高的回收率（在发达国家，软饮料瓶就是如此），但全球绝大部分的塑料（超过90%）都成为固体废弃物，在美国，93%的塑料都去了填埋场。
·日用品中的有毒物在进入填埋场之前，就已经造成了明显的健康风险。例如，免疫学专家已经发现，癌症等许多疾病的影响范围现在明显扩大了，原因是我们身体中的有毒物质的增加。有毒物质不仅来自食品配料，也来源于产品中的化学品、服装中的染料、儿童玩具中的塑料化合物、电脑屏幕和家用电器。

不可再生资源

·根据一项美国政府委托的调查，美国石油工业最近的报告称：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将无法满足今后25年内日益上升的需求，可能导致油价持续上升（从2000年到2007年油价已从25美元一桶飙升到100美元一桶），供应短缺，从经济上，在生产和消费两个方面产生社会不稳定。
·美国每天消耗约2 000万桶石油，大约是全世界消费量的1/4。中国每天消耗大约600万桶石油，日本的消耗量则是每天500万桶。美国消耗的石油80%依靠进口。
·其他显著减少的矿产资源还包括锌、铜和铱，这些都是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技术创新有关的关键资源，涉及的产品包括手机和电脑。
·煤的储量相对较大，已探明煤储量按照目前的开采速度还可以持续50～100年。但煤的问题也很多。煤是美国最大的空气污染源，煤燃烧还大量排出水银等有毒物质，而煤每单位能量（BTU）所产生的二氧化碳是天然气的两倍。煤支撑了美国电力供应的54%，满足了澳大利亚电力需求的80%，也满足了中国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的80%。

可再生资源

·淡水质量。全球1/5以上的人口没有可靠的洁净饮用水源，许多人处于经常性脱水状态。河、湖和地表水等天然水源的质量持续下降。我们用水总量中约2/3是农业用水，而化肥和农药则是水的最大污染源。
·地表土壤。过去50年，过度生产造成了超过10亿公顷（相当于25亿英亩）耕作层土壤的破坏，这个面积是印度和中国两个国家的国土面积的总和。
·渔业资源。全球70%的鱼类处于经常性的被过度捕捞状态。多种鱼类已濒临灭绝，如不采取断然行动，便无法恢复。这不仅影响消费者，捕捞业自身也会受到打击。当沿海地区经济受到破坏，随之而来的失业将向内陆蔓延，失业人口将加入全球数以百万计的、不受人欢迎的流动失业大军。
·森林资源。全球森林的1/3已经在过去50年里消失。森林的消失，特别是热带雨林的消失，影响了众多社区的生活和物种的生存，降低了大气对二氧化碳这种造成气候变化的最主要的温室气体的吸收速度。

资源的持续减少和废弃物排放的不断增加可以用来解读众多的经济问题，也折射出了环境与社会的一系列失衡状况，同时进一步表明：如果没有重大变革，这些问题还将继续恶化。

第一种失衡与自然的再生能力有关。人类赖以生存的条件是自然的持续资源再生能力和提供“生态服务”的能力。自然为我们的生存提供了洁净的水、可呼吸的空气、肥沃的土壤、花粉的传播和稳定的气候条件。从经济学的角度加以审视，自然的“生态服务”要么是没有“替代品”，要么就是成本极高，基本无法用其他方法生产。 根据联合国的《千年生态评估报告》，从森林到草原再到湿地，全球提供这些服务的各类生态系统中的1/3已经处于“显著衰退”状态，还有1/3则处于“濒危”状态。从1990年至今，全球已经失去了50%的湿地。全球500条主要河流中的50%不是受到严重污染，就是下游地区逐渐干涸。过去20年，海洋的酸化（主要是由于吸收了燃烧化石燃料时产生的二氧化碳）已经造成了全球20%珊瑚礁的死亡，另有20%也处于濒危状态。这些珊瑚礁中的相当一部分是海洋生物的重要产卵区，也保护着海岸区域不受潮水引发的涝灾的困扰。

联合国的《千年生态评估报告》还讨论了另一个重要现象。我们在精神和非物质层面的幸福感受到侵蚀，这与生态系统的衰退和持续增加的污染趋于直接相关，在发达国家如此，在发展中国家也是如此。持续增长的社会压力，今天往往被当做正常现象。在发达国家，我们因焦虑、压力、过劳、怀疑、恐惧和愤怒而惶惶不可终日。借用罗伯特·布南（Robert Putnam）描述社区衰落的名言，美国不是唯一有着“孤独的保龄球客”现象的发达国家，类似的社会压力的迹象在其他国家也此起彼伏，欧洲国家中由于持续增长的非洲移民和穆斯林移民而产生的紧张关系就是一例。

在发展中国家，环境与社会的压力表现则是“硬碰硬”的经济问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从1980年到2000年，全球最底层25%的人口的收入占全球总收入的比例从2.5%下降到了1.2%。 今天，全球每年有5 000万人流动到城市寻找生计，通常是由于环境恶化、土地和（前面谈到的）渔业衰退，传统经济难以为继。如此之高的流动比例远远超过了城市经济可以容纳的能力，其结果是，约5亿人处于经常性的失业状况，在非法居住区或贫民窟栖身。

生态系统不断退化，社会和谐的持续脆弱，这些深层次的失衡不可避免地会相互作用、一再强化。穷人总是承担了工业污染和生态系统恶化所带来的大部分问题，负担完全不成比例。全球贫富极度差别现象持续多年、不断恶化，这也是原因之一。其次，饱受生理、心理和经济压力困扰的人也难以承担引领未来的重任。

这类问题的列举和分析可以没完没了地做下去，列举得越多也就越令人心力憔悴。然而，分析这些问题并不是要寻求面面俱到，而是去寻找系统的视角——看清所有这些问题背后那些更深层的模式，因为这些问题之间粗粗看去似乎并不相关。

这些例子所要表明的是：曾经为我们带来诸多益处的工业系统正在产生着大量的、危险的副作用，这些副作用正在吞没工业系统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我们将面临两种结局：要么我们就当什么问题都没有，继续日复一日、按部就班，听任那些副作用不断积累，直至我们被淹没；要么我们就“退后一步站”，退得足够远，重新思考“我们正在被引向何方”这个问题。请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首先要做的是“退后一步站”。

无论我们是个人、公司、非营利机构还是政府，在最初认可了刚才讨论过的那些问题的真实存在之后，我们的直觉反应并不是“退后一步站”。而是恰恰相反，它会让我们运用原本制造了这些问题的思想方式去寻求解决这些问题。这其实也不大令人感到意外。因为我们的注意力聚焦在现象上，聚焦在河流污染严重、二氧化碳排放太高这些症状上，忽视了这些现象的背后制造了这些症状的影响因素。于是，我们就想出各种办法，试图处理这些症状现象——通常要么就是政府出手干涉的某种权宜措施的组合，要么就是“处理坏人”的问责游戏。

聚焦于“治标”历来是最为方便的办法。吃两片阿司匹林对付头痛不失为一种“迅速而有效”的办法。但如果一个人每隔几天就会犯严重的头痛，这个毛病就可能有更为深层、持久的原因，比如说，过度压力或者是过度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有全世界的阿司匹林也帮不上忙。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阿司匹林还可能把情况搞得更糟，因为阿司匹林在缓解症状的同时，可能会掩盖存在更深问题的迹象。长此以往，“治标”方法对问题之“本”的忽视就会导致症状的加深、变坏，也引起了对更强的“对症”治标方法的需求，比如需要“更强”的药物，而这又是原有模式的继续——继续忽视病痛背后的原因。

在大多数的组织发展情况下，这个现象被称为“转移负担”，常用的手段也包括把对付困难问题的责任转移给“其他人”或者是“专家”。企业老总们用这个办法“解决问题”已有多年，他们请咨询顾问来理清他们自己持续不断的管理问题，他们雇安全问题专家来帮他们降低事故发生率。如今，他们聘请环保专家（比如污染控制专家），来试图降低一点烟尘的排放。

我们数十年来持续向专家“转移负担”。其结果是，当我们今天面对水、废弃物和有毒物质、能源和社区健康等问题时，许多人把这些问题当做是“别人的问题”。商业人士往往执著地认为政府管制效率低下，但与此同时，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是坚定地主张，这些问题应该由政府去动手解决。许多人并不是主动与政府协作，努力寻求解决根本问题的创新方法（图2.1中，下方的环形部分），而是把负担转移给院外游说团体，后者努力奋斗的却是“保持现状”（图2.1中，上方的环形部分）。

当然，政府领导人也有他们自己的一套“治标”的专家班子，像政府中与环境相关的部门，就是政府领导人转移他们的“负担”的地方。这些部门往往与其他政府核心部门（经济政策、外交政策、税务和国土安全等）没什么交往，它们的行动也因此而收效甚微。

但是，时间已经不多了。我们没有多少时间再能把负担转移给他人了，没有多少时间再能以简单化的“治标”的方法去掩盖深层的问题，让深层的问题短期“消失”了。

工业社会的初期，有钱人从工厂和工厂周围废弃的副产品旁边搬走，就可一走了之。其后，我们发现可以把废弃物“扔”到远离人口中心的地方（纽约市每天输出10万吨固体废弃物）。 然而，今天的世界是个相互紧密联系的世界，“眼不见，心不烦”的办法，也快要“不是办法”了。当人口和工业化水平都以几何级数增长，某一个地区产生的废弃物会对另一个地区产生经常性的影响。地球说到底是个有限的系统。远在东半球的某个工业城市排出的烟尘颗粒会对洛杉矶的空气质量产生影响，而后者又会影响纽约的哮喘发病率。我们共有的大气、海洋和地表水系统长久以来就维系着我们之间的联系。工业化活动的规模已经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区域化行动的影响已经不再仅仅是区域化的了。如今，可利用的垃圾填埋场和有毒废弃物处理场的空间正在迅速缩减，再用短期的、“即时贴”方案解决根本性问题，保证成功的操作空间也以同样的速度变得越来越小了。重新思考、从头设计的机遇，其实就在我们“手边”。

口 看整体，观大局

环境和社会危机层出不穷、日复一日，对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无论从认识上还是感情上都感到应接不暇，难以应付。难怪一听到又有消息提到气候变化造成了恶性灾害、缺水以及有毒废弃物，许多人干脆选择“关机”。看来，我们需要对付的第一个问题也很简单：我们如何才能把所有这类的坏消息都接收进来，却又不破坏我们的“神经电路”？

“系统思考”一直是我们开展组织学习工作的核心观念之一。但是，“系统思考”这个术语看上去很是吓人，不容易懂，总像是哲学博士一类的知识分子做的工作。其实，“系统思考”不是把复杂的问题搞得更复杂，再去解决。“系统思考”只是要求我们“退后一步站”，看到问题背后的那些模式。这些模式一旦清晰呈现，其实反倒更贴近直觉，更容易把握。

落基山研究院（Rocky Mountain Institute，RMI）是一家开展能源与资源研究及咨询的机构。几年前，我们与那里的研究人员一起工作的时候，开发了一个简单的“系统图解”工具，帮助人们理解我们今天所处的局面。 这个“图解”的核心是6个基本概念。

如果你想给一个十岁的孩子解释清楚我们所处的困境，这个“图解”可以是个不错的开端。

1. 工业系统，也就是我们制造、购买和使用的东西（从汽车到电视、从建筑到电厂），位于更大的自然系统之中。
2. 自然这个更大的世界，既包括有生命的、可再生的资源，比如森林、农作物、渔业资源等，也包括其他那些从人类的时间角度衡量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比如石油和矿产资源。
3. 可再生资源可以无限支撑人类的生存，只要我们的“收割”速度低于这些资源的再生速度。
4. 不可再生资源依靠采掘获得（这也是为什么矿山、石油生产和其他类似行业被称为采掘业），而且只会逐渐枯竭。由于这类资源无法自行补充，当然迟早有一天会逐渐被用完，就像今天正在发生的一样。

现代的社会结构使我们更多地关注工业社会的收益和产出，我们往往要么是看不到，或是不太注意，第5和第6这两个方面。

5. 我们为了生产和使用产品而采掘、获取自然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工业系统也会产生废物，在采掘和获取自然资源的过程中产生废弃物，在制造、使用和最终扔掉产品的过程中也产生废弃物。这些废弃物损害着自然的自我补偿能力。
6. 工业系统还处在另一个更大的系统中，其中有社区、家庭、学校和文化等等。过度生产和废弃物对自然系统造成损害，也在我们社会中造成焦虑、不平等和精神压力。

下面的图2.2a和图2.2b描述了这6个基本概念。图从工业社会的初期开始，这时候的主要驱动因素是扩大生产和就业，而当工业社会持续到最近50年，主要驱动因素则越来越以消费为主，包括了实物产品的消费（手机和iPod之类）和服务产品消费（航空旅行和音乐下载之类）。无论是实物产品还是服务产品，都是企业利用资本设备和厂房设施来生产和提供的。

但是，“看到整体”很不容易（参见图2.2c和图2.2b）。直到最近，多数政治家、商业人士和媒体只关注那个“系统中的系统”，关注工业经济以及如何持续其扩张。虽然公众对于更大的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健康的关注度在持续上升，已经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主流人士仍然把这些系统当做“书的封底”，只是蜻蜓点水地提及。只是到了最近几年，大家才看到关于经济、商业和技术的头版文章提及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下降，谈到全球经济系统得以运行乃是依赖于生态系统。

大家都不太关注这些更大的问题，这完全可以理解。始料未及的副作用不被重视这一现象不仅限于环境问题，实际上，这是我们在帮助企业理解系统思考的过程中，经历的最常见到的一种基础模式。例如：企业管理人员常常因削减成本、改善短期利润而获得丰厚的奖励，但是管理人员的谋划产生的副作用，比如，员工士气低落、客户忿忿不满等，往往使得企业在长期支付了更高成本。

换一种说法，我们落到今天这步田地，就是因为我们只见局部、不见整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聚焦在即期目标（比如，短期利润）上解决问题，让我们变得技能娴熟，与此同时，我们对更大的系统（公司季报只是其一小部分）却视而不见。但是，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因为更大的现实，我们已经不能再忽视了。

口 紧急行动时刻：80–20挑战

工业时代的问题为人所了解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今天却有了很大的不同。今天，已经有了一个越来越无法躲避的明确指令，要求我们清醒起来，开始采用完全不同的方式运作——这就是全球气候变化。

虽然气候变化仅仅是全球工业增长的诸多副作用之一，但是，这个议题有两个突出而独特的方面。首先，气候变化的代价十分巨大，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不管是对富人还是穷人，都是如此。其次，用气候变化的简单明了的数字指标可以说明：我们周围的一切失衡到了什么程度，而要避免灾难，我们又需要以多快的速度、多大的规模进行调整。

尽管科学很少提供绝对确定的结论，但在科学家中间，在一个正在扩大的、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团队中间，一个共识正在形成：要想避免极端的、可能是无法控制的气候变化，就需要更大的变革，就必须采取更快的行动，其程度和速度都远远超出了我们几年前的想象。从这个意义上看，气候变化反倒是像一种特别的礼物，是一个倒计时的时钟，告诉我们工业时代正在以多快的速度走向终结。

至于说到气候变化的代价，眼下的成本已经很高了，如果我们不能更加迅速地、系统化地应对，气候变化的代价还会变得大得多。2007年，全球最大和最为人尊敬的社会组织之一乐施会（Oxfam）发布了第一份关于向穷人支付气候变化补偿金总成本估算的研究报告。报告对由气候变化引起的疾病、作物歉收和被迫搬迁所带来的损失如何进行补偿进行了评估。报告估算，全球补偿金的总额应在500亿美元的水平，同时还指出，补偿金的成本在未来几年将会急剧上升。乐施会开展这项研究的更广泛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方法，这些不断增加的成本成为“显性成本”。气候变化对于保险行业的成本，现在已经可以看清了：保险金额在佛罗里达增加了40%，在马萨诸塞的沿海地区增加了20%，针对某些石油钻井平台增加了400%，这些都反映了气候不稳定可能带来的风险。对于像佛罗里达南部这类高危地区的居民和商业，这种高额费率使得“自保险”（即“停付保费，听天由命”）更加划算。受英国政府委托，2006年发布的《斯特恩报告》（ Stern Report ）由一位前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主持开展，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报告的结论是：如果不采取迅速、断然的措施，全球气候变化的成本在未来十年将会达到或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总支出。

与其他全球社会和环境问题有所不同，气候变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比较简单，因为这个问题的基本方面都可以计量。科学家现在有了大量的证据，可以说明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如何快速在大气中积累，与历史数据对比又是怎样的结果。

在整个工业时代，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都在持续上升。现在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水平比1850年的水平高了30%以上 二氧化碳含量的水平还会持续上升，这是因为全球每年通过燃烧化石燃料，从电厂、建筑物、汽车、卡车、飞机和工厂等排放80亿吨（当量）二氧化碳，这个数量是我们能够从大气中去除的、自然生态群可以吸收的（树木、植物和浮游生物）以及海洋可以溶解的二氧化碳总量的两倍以上。

没有人真正能确定地说出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是多少就是过多了。但是，有几个基本事实正在开始获得认可，并形成共识。

首先，目前的二氧化碳含量水平，比起过去65万年以来任何时间的水平，都高了几乎1/3，而这65万年已覆盖了人类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这段时间里，除去阶段性的冰河期，总体气候状况有利于人类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