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与英国

法国和英国面临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风暴，两国处境变得日趋险恶和艰难。尽管两国之间在许多方面存在着严重分歧，但两国都是自由的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饱受创伤，它们都未能（尽管他们已尽了最大努力）持续不断地恢复它们记忆中美好的爱德华时代的政治经济状况。两国都感到国内工人运动的沉重和日益增长的压力，公众舆论迫切要求避免另一次冲突，它们全力关心的是内政、“社会”问题，而不是外交事务。这绝不是说伦敦和巴黎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由于两国所处的地理战略位置不同，双方政府所受的压力是不同的，这两个民主国家在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上常常出现分歧。不过，尽管它们在处理手段上争论不休，但最终目的还是一致的。在1919年后的动乱年代中，法国和英国无疑是两个维持现状的强国。

20世纪30年代初，法国似乎更强、更有影响一些，至少在非常重要的欧洲舞台上如此。在那些岁月里，在大国中，法国拥有一支第二大的陆军（仅次于苏联），空军也占第二位（同样，苏联的飞机总数多一些）。从外交上看，法国具有巨大的影响，尤其在日内瓦和东欧。在1919年以后的几年里，法国经受了严重的经济动荡，被迫重新调整法郎以适应下述严峻的现实：法国不能再依赖英美的援助，德国的战争赔款远远少于所期望的数量。但是，1926年普恩加莱 所实行的稳定货币的政策，使法国工业走上了腾飞的道路：生铁产量从1920年的340万吨猛增到1929年的1030万吨，钢产量从300万吨增加到970万吨，汽车从4万辆上升到25.4万辆；化工、染料和电器产品都打破了战前德国的垄断局面。法郎的有效稳定帮助了法国的贸易，法兰西银行中大量的黄金储备使法国的影响遍及整个中欧和东欧。甚至当“大萧条”发生时，法国受到的影响似乎最小——这一方面是由于法国手里握有大量的黄金，同时有效地调整了货币；另一方面是法国经济不像其他国家（如英国）那样严重依赖国际市场。

然而，1933年后，法国经济开始发生逐步的、系统的、可怕的崩溃。当其他主要贸易国“抛售”黄金时，法国试图避免法郎的贬值是徒劳无益的。这就意味着法国的出口产品越来越没有竞争能力，外贸崩溃了：“进口额下降了60%，出口额下降了70%。”经过几年的瘫痪之后，1935年紧缩通货的决定又给奄奄一息的法国工业部门以沉重的一击；1936年人民阵线政府强迫执行一周40小时工作制和增加工资的决定，又进一步打击了工业部门。这一情况连同1936年10月法郎的严重贬值，加速了已开始的黄金大量外流，严重损害了法国的国际信贷。在农业部门，法国还有一半人口从事农业，而其产量在西欧仍然是最低的。过剩的生产使价格下跌，因而又进一步恶化了已经较低的人均收入，失业的工业人口流回农村也加速了这种趋势的发展，回乡种地的唯一好处（非常令人怀疑的好处），就是掩盖了失业的真实人数，像在意大利发生的一样；建筑业急剧衰落；新兴工业，如汽车制造业，在别的国家正在复苏，而在法国却处于停滞状态。1938年，法郎的价值只是1928年的36%，法国工业生产只是10年前的83%，钢产量和建筑面积仅为10年前的64%和61%。考虑到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含义，也许最令人生畏的数字是，在签订《慕尼黑协定》的那一年，法国国民收入比1929年下降了18%，而这种情况是在德国变得越来越危险的时刻发生的，大规模扩充军备是生命攸关的。

所以，单从经济上来解释20世纪30年代法国军事力量崩溃的原因是非常容易的。20年代末，法国得益于相对的繁荣，并由于担心德国暗中重整军备，因而在1929～1930年和1930～1931年两个财政年度里，急剧地增加了国防开支（特别是增加了陆军的开支）。可悲的是，法国对日内瓦裁军谈判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随后又受到经济萧条的影响，这些都使法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1934年，法国国防开支仍占国民收入的4.3%，与1930～1931年相同，但因为经济衰落迅猛异常，绝对数减少了400多万法郎。尽管莱昂·勃鲁姆 的人民阵线政府试图扭转军费开支下降的局面，但直到1937年才突破了1930年的国防预算，增加的军费大部分用来弥补陆军野战部队的明显缺额以及进一步构筑工事。而在这些危机的年月里，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都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在汽车生产上，法国落后于英国和德国；在飞机制造上，法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从第一位迅速下降到第四位；其钢产量在1932～1937年只可怜地增加了30%，而德国的工业生产却增长了300%；法国煤的生产在这5年内更是严重下降，而德国的煤炭生产却是持续增长的，大多数人认为其原因是由于1935年初萨尔煤田还给了德国。

由于经济迅速衰落，债务负担和1914～1918年战争抚恤金又占了公共开支总额的一半，因此，当1937年和1938年法国把预算的30%用于国防上时，它已经不可能令人满意地重新装备三军部队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没有太大贡献的海军的装备大概是最好的，到1939年，它已拥有一支均衡发展的现代化的舰队。但它在对付德国的陆上打击时却无济于事。在各军种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法国空军，其资金一直匮乏，靠一个规模小而分散的航空工业勉强维持，在1933～1937年每月只能生产50到70架飞机，这大约是德国每月飞机总产量的l/10。例如，1937年德国生产了5606架飞机，而法国却只生产了370架（资料来源不同，也有说是743架）。只是在1938年，法国政府才开始把资金倾注到航空工业上，由于突如其来的膨胀，故不可避免地引起各个环节上的堵塞，更不用说由于要换装新型、高性能的飞机而引起的设计和试飞的困难。例如，1940年1～4月，法国空军只收到原先定购的520架“德瓦蒂纳”式战斗机中的首批80架飞机，而当法国飞行员刚刚开始练习试飞时，德军的“闪电战”就开始了。

许多历史学家承认，在这些经济和生产困难后面，还隐藏着更深刻的社会和政治问题。由于法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令人震惊的惨重损失，又为不断的经济打击而感到沮丧，政治家未能成功地战胜货币贬值、通货紧缩、每周40小时工作制、高税收和扩充军备等问题，这使得各个阶级和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关系更加紧张，到了30年代后期，法国社会在公共道义和团结方面发生了严重的崩溃。结果，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至少到西班牙内战爆发时，非但在法国远未产生神圣的联合，而且还造成了法国舆论进一步的分裂：极右派宁愿要希特勒，而不要勃鲁姆（如他们在街上高喊的那样），而左派中的许多人既不支持军费开支的增长，也不支持取消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提议。这些意识形态的冲突使党派变化无常，使两次大战之间的法国政府处于长期的不稳定状态中（1930～1940年政府更换了24次），因此所造成的印象是，法国社会有时已濒临内战的边缘。无论如何，法国已没有能力承受希特勒的鲁莽行动和墨索里尼的精神错乱。

同以前法国政治中常出现的情况一样，所有这一切都影响了军民关系以及军队在社会上的地位。但是，除了法国领导人不得不在其中工作的那种怀疑和沮丧的普遍气氛之外，还存在着以下一些具体弱点：没有一个像英国的帝国国防委员会或参谋长小组委员会那样有效的机构，来把政府中的军事部门和非军事部门联系在一起，以便系统地制订战略计划，或者协调军种之间的相互竞争。军队领导人物，如甘末林、乔治、魏刚和（在幕后的）贝当，年龄大都在六七十岁，都主张防御，个个谨小慎微，对战术革新毫无兴趣。他们不但拒绝了戴高乐关于建立一支小规模现代化坦克部队的建议，而且他们自己也不肯尽力去抓在战争中采用新式武器和新的作战方法等问题。合成兵种政策未付诸实施，作战控制和通信（例如无线电通信）中存在的问题被忽略了，飞机的作用下降了。尽管法国情报部门提供了很多关于“德国人正在考虑什么”的情报，但这些情报都被忽视了；人们对运用大规模装甲部队（如德国人在军事演习中所做的那样）的有效性表示公开怀疑；德军将领古德里安著的《小心，坦克》的多种译本都送到了法国各驻军的图书馆里，但却无人阅读。这说明，当法国工业受到刺激而生产出数目可观的坦克（很多坦克质量都是上乘的，如索米亚-35型坦克）时，却还没有与之相适应的作战理论来指导坦克的使用。一旦再发生一场大战，那么，法国军队想弥补社会政治的弊端和经济的衰退将是极其困难的。

同1914年以前的情形一样，法国在外交上的成功和一个有利的联盟战略都不能克服这些弱点。相反，随着30年代序幕的拉开，法国对外政策中的矛盾变得更加公开化。当然，第一个矛盾是，《洛迦诺条约》签订后，法国在马其诺防线后采取的战略防御，同按照条约要求法国阻止德国向东欧扩张，必要时出国援助其大陆盟国这样一种愿望，形成尖锐对立。1935年德国收复了萨尔区，重新占领了莱茵兰非军事区。这使法国向国外进攻的可能性更小了，即使法军领导者愿意采取进攻作战的话。但是，这些同1936年法国在外交和战略地位上遭到的接连不断的打击相比，简直算不了什么，这些打击包括：同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危机问题上发生的争吵，这使意大利从反对德国的潜在盟国变成了潜在的敌人；西班牙内战的爆发，预示着在法国后方又建立了一个法西斯政权；比利时出于战略上的考虑，退居中立。在这不幸的一年年底，法国再也不能把注意力仅仅集中在东北边界上了，闯入莱茵兰去帮助一个东方盟国的想法已变得脱离实际了。因此，在慕尼黑危机时期，许多法国领导人对于他们要对捷克斯洛伐克履行义务的前景感到惊恐万分。最后，一旦《慕尼黑协定》签订了，巴黎发现，苏联对于同西方合作怀有更深的敌意，不再愿意认真履行1935年签订的《法苏条约》了。

在外交、军事和经济这样不景气的情况下，法国的战略实际上是希望在未来同德国的战争中全面依赖英国的支持，这不足为奇，其中显然有很多经济上的原因。法国严重依赖进口煤（30%）、铜（100%）、石油（99%）、橡胶（100%）和其他重要原材料，其中大部分原料来自大英帝国，并且靠英国商船队运输。如果“总体战”发生，疲软的法郎又将需要英格兰银行的资助才能在世界上勉强维持。的确，到1936～1937年，法国已经严重依赖于英国和美国的财政支持了。反过来说，法国只有在英国皇家海军的援助下，才能再次切断德国来自海外的供应。到30年代末，法国也要求英国皇家空军提供援助，而援助法国也成了英国新远征军的任务。从各个方面来说，一般认为，法国的战略被动主义政策有其长期的逻辑性，假设德国对西方的任何攻击能像1914年那样被阻止，那么，英法帝国拥有的优势资源最终将占上风，而且毫无疑问，会使捷克和波兰在东部暂时失去的领土得到恢复。

法国“等待英国”的战略很难说是一件好事。显然，这是把主动权拱手让给希特勒。1934年后，希特勒不断显示出他懂得如何争取主动。此外，这一战略也束缚了法国的手脚（尽管有许多证据表明，像博内和甘末林这样的人宁愿被这样束缚住）。自1919年以来，英国一直敦促法国对德国采取一种较温和的调和的政策；希特勒上台后的几年里，英国政府及其民众对法国安全上出现的困境不以为然，英国人尤其强烈反对法国对东欧“继承人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当英法合作不可避免时，英国人向巴黎施加压力，让法国放弃它所承担的义务。甚至在捷克危机之前，英国就已经搅乱并暗中破坏法国对柏林一直推行的旧的强硬路线政策——然而，英国却没有为法国提供任何有实质内容的政策来加以代替。只是到了1939年春天，两国才真正走到一起，形成一个正式的军事同盟，即使在那时，双方之间的政治怀疑也没有消除。如我们下面将要看到的，英国虽然目光短浅，心里打着如意算盘，为一连串内政和殖民地问题所困扰，但“背信弃义”的行为并没有那么严重，这种看法似乎较为公正。但这仅仅肯定了这样的事实：即使德国的扩张主义得到遏制，英国也不过是法国政策所依靠的一根细弱的摇摆不定的墙头草。

对法国来说，也许最大的失算是他们以为在30年代末期，英国还能够像1914年那样来帮助法国制止德国的挑战。当然，英国仍然是一个具有相当实力的大国，享有许多战略优势，在制造业的产量和工业潜力上是法国的两倍。但英国本身的地位同20年前相比，已经不大稳固了，而且有点自身难保。第一次世界大战给英国国民的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他们对随后而来的、毫无成果的“迦太基式”和平（就平民大众所能看到的）不再抱有幻想。英国公众厌恶军国主义，讨厌英国卷入欧洲大陆事务，不再关心大国间的力量对比问题，这些倾向同议会民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通过1918～1928年公民权的扩大）以及工党的崛起完全合拍。也许，英国这几十年的政治同法国相比似乎更多的是围绕着“社会”问题——其中一个事实是用于武装部队的开支在1933年只占公共开支的很小一部分（10.5%），而社会服务却占了46.6%。鲍尔温 和张伯伦 经常向他们的内阁同僚提醒说，通过干涉中欧东部国家的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来获得选票，这不是一种好风气（在白厅看来），这些国家的边界并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即使对那些关心外交事务甚于关心社会问题或选举活动的政治集团和战略计划制订者来说，1919年以后的国际舞台也意味着小心翼翼和不负责任。战争一结束，那些自治领就迫切要求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当这一要求根据1926年的《贝尔福宣言》和1931年的《威斯敏斯特法》得到实施时，这些自治领实际上已成为独立国家，（如果它们愿意的话）还可以享有自己独立的外交政策。没有一个自治领热衷于为欧洲的争端而战，某些自治领，如爱尔兰、南非甚至加拿大，不情愿为任何问题而战。如果英国希望维持帝国大一统的形象，那么它只能在可以获得自治领支持的争端上参战；即使在由于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威胁与日俱增，从而促使英国的这种孤立主义有所缓和时，伦敦仍然意识到这一重要的欧洲附属部分在其所有外交决策中的分量。从严格的军事意义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英国陆军以及皇家空军在印度、伊拉克、埃及、巴勒斯坦和其他地区的“帝国警察”行动。事实上，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大部分年头里，英国陆军又回复到维多利亚时代所起的作用：视苏联对印度的威胁为严重的战略威胁（尽管这种威胁比较抽象），日常的军事活动是使当地居民保持安定。最后，英国大战略中的这一思想，由于皇家海军力主派遣一支“主力舰队到新加坡”和白厅对保护它距离遥远且容易受到日本攻击的殖民地表示合乎情理的关注而得到加强。

的确，英国在战略上的这种两面性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但总的说来，让人更为惶恐的是，它现在不得不在极其虚弱的工业基础上来推行这种战略。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制造业已陷于萧条，原因之一是英镑恢复金本位的比率太高。尽管1929年后世界范围的大萧条使英国所遭受的灾难不如德国和美国的那样巨大，但毕竟动摇了英国衰弱的经济根基。仍占英国出口40%的纺织品生产削减了2/3；占出口10%的煤下降了1/5；造船业遭到的打击最为惨重，到1933年时，其生产下降到战前的7%；钢铁生产在1929～1932年的3年里下降了45%，生铁产量下降了53%。由于国际贸易停滞并为货币集团所取代，因此，英国在全球贸易中所占份额继续呈下降趋势，从1913年的14.15%，下降到1929年的10.75%，继而下降到1937年的9.8%。此外，过去一个世纪中靠从航运、保险和海外投资所获得的无形利润来弥补相当可观的明显贸易逆差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到20世纪30年代初，英国只能靠其资本来维持局面。1931年危机的创伤导致了英国工党政府垮台，并使政府做出抛售黄金的决定，这使政治家们意识到国家经济的脆弱性。

某种程度上，这些领导人的忧虑也许被夸大了。1934年时，经济开始慢慢回升。当北方原有工业失去活力时，新兴工业——飞机、汽车、石油化工和电器产品正在兴起。“英镑集团”内的贸易给予英国出口商以一定的支持。食品和原材料价格的下降帮助了英国消费者。但是这些表面现象对财政部来说是不够的，它担心英国在海外脆弱的信誉以及挤兑英镑的情况进一步发生。在他们看来，使国家在世界上不负任何债务应是头等大事，这意味着平衡政府收支，把税收降低到最低限度，并控制国家开支。甚至当中国东北危机在1932年打破了著名的“十年规定” 时，英国财政部仍迫不及待地声言：“决不能将此举理解为可以不顾当前严峻的财政和经济形势而增加国防开支。”

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交织在一起，促使英国同法国一样，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削减了国防开支，而就在这时，独裁国家则开始增加它们的国防开支。随后，英国用了好几年时间痛苦地研究自己的“防务不足”，同时又受到希特勒公开重整军备以及阿比西尼亚危机的震动，才在1936年对军费开支首次作了实质性的增加，但那一年的军费开支还是少于意大利，仅是德国的1/3或1/4。甚至在这个阶段，由于财政部的控制和政治家们对国内舆论的担心，全面扩充军备仍然受到阻挠，直到1938年那个危机年才真正开始实施。不过，在这之前，军方早就发出警告说，他们已不可能保卫“我们的贸易、领土和重要利益，使之同时免遭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犯”，并敦促政府减少“潜在的敌人，争取潜在盟国的支持”。换句话说，需要外交——绥靖外交来保卫这个经济上虚弱、战略上铺得太宽的帝国免遭来自远东、地中海以及欧洲本身的威胁。三军参谋长们认为，无论在哪个海外战区，英国都不够强大。即使这样一个阴暗的事实，也被德国空军惊人的飞速发展所掩盖了，后者使这个岛国的居民破天荒第一次直接暴露于敌人的军事打击之下。

还有迹象表明，如同其他所有国家的职业军人一样，英国的三军参谋长们对自己国家的前景也是忧心忡忡。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他们变得谨小慎微、悲观失望。毫无疑问，1936～1937年，在空中力量方面英国已经落后于德国；它那支微不足道的长期服役的陆军部队在欧洲大陆上起不了多大作用；同时，它的海军将不可能控制欧洲海域并把一支主力舰队派往新加坡。使英国决策者们更为不安的，也许是要找到参谋长们所企求的“潜在盟国”是极其困难的。英国为对付拿破仑而细心组成的多次联盟，1900年以后多年内达成的卓有成效的协约国和建立的友好关系，已不复存在。日本已从盟国变成了敌人，意大利也是这样。苏联，这个传统上一直同英国站在一起反对大陆霸权的“侧翼”大国（用德希奥的话说），如今在外交上陷于孤立，并且深深怀疑西方民主国家。美国，至少对受到挫折的白厅来说，其政策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到中期变得简直不可思议、难以预料：它避免承担一切外交和军事义务，至今仍不愿意加入国际联盟，强烈反对英国为收买修正主义国家而做的各种努力（如承认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向德国提供特别付款和互相交换的安排）。它通过1937年的中立法，使英国曾在1914～1917年为支持战争而采取的向美国市场借贷的方式不再适用。这样，美国固执地干扰着英国的大战略，也许是无意的，其方式如同英国干扰法国的东欧战略一样。于是，潜在的盟国只剩下法国一家和英帝国的其他自治领。然而，法国在外交上需要英国在中欧承担义务，而这是自治领所强烈反对的，也是整个“帝国防御”体系所不能承担的。另一方面，英帝国在欧洲之外的利害关系也分散了用来遏制德国威胁的注意力和资源。结果，在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陷入了全球外交和战略上的困境，找不到任何满意的对策。

这并不是否认鲍尔温、张伯伦及其同僚们本可以有更多的建树，也不是说英国执行绥靖政策的决定性因素使丘吉尔和其他批评家所建议的别的政策方案都行不通。尽管有许多反证，但在英国政府中确实长期存在着一种对纳粹政权采取“合理的”亲近方式的意愿。对共产主义如此厌恶，使得作为反法西斯联盟潜在成员的苏联总是被忽视或贬低。脆弱的东欧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常常被视为讨厌的东西。对法国缺乏同情心则显示出灵魂非常卑鄙。根据不充足的证据，对德国和意大利的力量总是估计过高，而英国所有防御上的弱点都被用来作为不采取任何行动的理由。白厅关于欧洲大国均势的看法是利己的，只顾及眼前利益的。绥靖政策的批评家，如丘吉尔，受到有计划的审查和压制，而此时政府却宣称它只能顺应公众舆论（不是去引导公众舆论）。所以，在英国政府竭力避免同独裁国家发生冲突的背后，所有那些貌似有理、客观、正确的理由，在很大程度上在于英国政府长期以来看起来暧昧的狭隘心胸和短浅目光。

另一方面，通过对经济和战略现实的调查研究，也应当承认，到20世纪30年代末，影响英国大战略的主要问题仅仅靠改变态度甚至更换首相是不能解决的。张伯伦越是被迫放弃绥靖政策——由于希特勒的侵略行动得寸进尺，加上英国舆论的愤慨——根本矛盾也就显得越清楚。尽管英国三军参谋长们坚持要求大规模增加国防开支，但财政部认为这样的开支将导致经济崩溃。早在1937年，英国同法国一样，用于防务上的开支超过它们在1914年前危机时期的防务开支，但安全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原因很简单：利令智昏、头脑狂热的德国所花的军费还要比这高得多。但随着英国防务开支扶摇直上——从1937年占国民生产总值的5.5%上升到1938年的8.5%，到1939年的12.5%，其脆弱的经济也开始蒙受损失。甚至当政府花钱增加武器生产时，由于工厂不足和严重缺乏熟练工程师，而使期待已久的飞机、坦克和军舰的生产速度被迫放慢。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迫使军方向中立国家，如瑞典和美国订购越来越多的武器、钢板、滚珠轴承以及其他物资，而这些订货又进一步耗费了外汇储备，使收支平衡受到威胁。由于国家黄金和美元储备减少，因此国际信誉变得更为不可靠。英国财政部对1939年4月新的军备扩充议案冷静地指出：“如果我们以为自己能够像1914年那样打一场持久战，那么我们无异于把头埋在沙子里。”对于英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它的战略制定者设想他们没有可能赢得一场速决战，而只期望在一场持久战中取胜），这不是一个令人感到欣慰的预言。

战争前夕，军事方面也暴露出同样严重的矛盾。1939年英国决定再次对法国正式承担“大陆义务”，同时还决定海军部署的重点在地中海，而不是新加坡，从而解决了一些长期存在的战略问题。但这样一来，英国在远东的利益就完全暴露在日本下一个侵略行动的威胁之下。同样自相矛盾的是，1939年春，英国迅速对波兰做出保证，接着又先后对希腊、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做出保证，表明白厅在大国的大陆均势中再次发现了东欧和巴尔干半岛的重要意义，但事实上，一旦这些地区遭到德国人坚决的进攻，英国武装部队是无能为力的。

总之，无论是1939年3月后张伯伦对德国所执行的较为强硬的政策，还是1940年5月丘吉尔取而代之，都没有“解决”英国在战略和经济上的困境，他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重新确定问题。对于一个处于其历史最后阶段的、摊子铺得过大的全球性帝国来说（这个帝国仍然控制着地球表面的l/4，但制造能力和“战争潜能”却只占世界的9%到10%），绥靖政策和反绥靖政策都有不利的后果，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1939年所做的决定，即抵抗希特勒的进一步侵略行动，无疑是正确的。但到那时，为反对英国在欧洲的利益，尤其是在远东的利益而结盟的力量对英国如此不利，以致没有中立大国的干预，就很难预料怎样才能确保战胜法西斯。而争取中立大国的干预，也有不少问题。 sK58p0Hx8DYbgKt5V+87rByvhvNMDJFHNs8FQp6lExRTk9b07LxpZ2dvsPLmlCJ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