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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6世纪时，还有另外两个国家虽然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比明朝中国、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王朝差得远，但已展现出政治统一和经济发展的迹象。在远东，日本在其巨大邻国开始衰落的时候，正向前迈进。地理位置给了日本人最好的战略财富（就像它给予英国人的一样），因为岛国属性可使它免遭陆上入侵，而中国就不具备这点。然而日本列岛和亚洲大陆间的距离绝非不可逾越，而且大量日本文化和宗教都是从那个古老文明的国家借鉴来的。但当中国已由一个统一的官僚体系治理的时候，日本的政权还掌握在以氏族为基础的封建领主手中，天皇反倒是无足轻重的。14世纪存在过的中央集权统治被氏族间的频繁斗争所取代，这种争斗有如苏格兰氏族间的斗争。这并不是大小商人的理想环境，但也没有阻碍大量的经济活动。在海上同在陆上一样，企业家要同军阀和军事冒险家竞争，军阀和军事冒险家们都要从东亚的海上贸易中抽取利润。日本海盗沿着中国和朝鲜海岸进行掠夺。与此同时，其他日本人则热衷于与从西方来的葡萄牙和荷兰访问者交换货物。基督教传教团和欧洲货物渗透到日本社会，这在日本比在冷漠的、自给自足的明帝国容易得多。
这种虽说动乱但还活跃的场面，很快就因越来越多地使用进口的西方武器而改变了。像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形一样，日本的政权转到了那些掌握大量资源，可以招募一支佩带滑膛枪、最重要的是带有大炮的军人和集团手中。结果大军阀丰臣秀吉控制下的政权在日本巩固起来。丰臣秀吉的野心导致他两次试图征服朝鲜。当两次征讨失败后，他于1598年死去，内乱再次威胁日本。但几年之中全部政权又集中到德川家康和以他为中心的德川氏手中，这次中央集权的军事统治不会被动摇了。
在许多方面，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具有上一世纪在西方产生的“新君主制”的特点。重大的区别是幕府放弃海外扩张，实际是放弃同外部世界的一切实质上的联系。1636年，远洋船舶的建造停止了，而日本公民则禁止在公海航行。同欧洲人的贸易仅限于停靠长崎港出岛的特许荷兰船。甚至在这之前，实际上所有基督教徒（外国的和本地的）都根据幕府命令改宗或被残忍地屠杀了。这些严厉措施背后的主要动机显然是德川氏决心实现没有争议的控制，因而外国人和基督徒被看成是潜在的颠覆分子。其他封建贵族也同样被看成颠覆势力，所以要求他们每两年都要前往都城江户住一段时间协助将军处理政务，且在他们被允许住在自己领地的期间，他们的妻子得留在江户（东京），实际上是被当作人质。
这种强制性的统一本身并没有抑制经济的发展，也没有扼杀杰出的艺术成就。全国性的和平有利于商业，城镇和总人口都在增长，现金支付的发展使商人和银行家的重要性提高。然而，后者从未被容许获得意大利、尼德兰以及英国商人和银行家所取得的社会和政治的突出地位，而日本人显然还不能了解和采用别人发明的技术和工业发展的成就。像明王朝一样，德川幕府故意选择了与世隔绝的道路，只有个别领域例外。这也许并没有阻碍日本本国的经济活动，但它损害了日本的相对实力。由于轻视经商、被禁止旅行或者除庆典之外炫耀自己的武器，依附于主子的武士们过着刻板沉闷的生活。整个军事制度僵化了200年，所以当分舰队司令佩里
著名的“黑船队”于1853年来到的时候，惊慌失措的德川幕府别无他法，只得同意美国人补给和获得其他便利的请求。
在政治统一和发展时期之初，俄国看来在某些方面同日本相似。首先，它在地理上远离西方，这部分是因为交通不便，部分是因为周期性地与立陶宛、波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冲突中断了已经存在的那些道路。但俄国王室还是深受欧洲文明的影响，且不仅仅是受东正教的影响。其次，它从西方找到了对付亚洲平原骑兵攻击的解决方法，这就是滑膛枪和大炮。莫斯科用这些新式武器可自立为一个“火药帝国”，从而进行扩张。由于瑞典人和波兰人也拥有这种武器，因此向西攻击是困难的，但利用这种军事优势向南部和东部的游牧部落和汗国进行殖民扩张就变得容易得多。例如至1556年，俄国军队已到达里海。伴随这种军事扩张而来的常常是探险家和拓荒者，他们不断向乌拉尔山脉以东推进，通过西伯利亚，并在1638年前实际上抵达了太平洋西海岸。探险者和拓荒者的活动常使军事扩张黯然失色。尽管有来之不易的相对于蒙古骑兵的军事优势，但俄国的发展并非轻而易举或命中注定。被征服的民族越多，内部纷争和叛乱的可能性就越大。国内贵族也经常不安分，甚至在伊凡雷帝清洗了他们中的很多人以后也是如此。鞑靼人的克里米亚汗国仍然是一个强敌，它的军队于1571年洗劫了莫斯科，并且直到18世纪仍保持独立。来自西方的挑战更具威胁性，例如波兰人在1608到1613年之间曾占领莫斯科。
俄国更深一层的弱点是，尽管它从西方有所借鉴，但在技术上仍然是落后的，在经济上仍是不发达国家。气候严寒、距离遥远和交通不便是部分原因，严重的社会弊端也起了作用，其中包括沙皇的军事专制主义、东正教对教育的垄断、官吏们贪赃枉法和缺乏预见性，以及农奴制度——这种制度使农业处于封建和停滞状态。但尽管有这些相对落后性，尽管有种种挫折，俄国还是继续进行扩张，把用于强制俄国人顺从的军事力量和独裁统治强加给新的领土。在从西方借鉴足够多的军事实力使现存制度获得维护的同时，任何西方社会和政治“现代化”的可能性都受到颠覆的抵制，例如，住在俄国的外国人被同本地人隔离开来，以免后者受到颠覆性影响。沙皇帝国与本章提到的其他专制国家不同，它得以生存延续，并在日后成长为世界强国。但是在1500年，甚至迟至1650年，许多法国人、荷兰人和英国人未必清楚这一点，他们对俄国统治者的了解可能并不比对传说中的普雷斯特·约翰
了解的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