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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为日常的杂事而分心过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对全面的形势进行调查，并制定出相应的政策，但是我们又不得不经受一个又一个焦虑的折磨。”这是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对他的幕僚鲍尔温的感慨，时间大约是1931年末。此刻，中国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冲突、英镑危机、第二届工党政府的倒台，正奇妙地纠缠在一起。
在中日战争结束整整60周年之后，当我们试图全面理解这场战争的起因与全部过程时，会发现如果你想理解1931年发生在沈阳的危机，也必须同样考虑1935年在埃塞俄比亚、1938年在苏台德区的危机。这些看似不相关的地区性冲突，最终酿成了全球性的战争，它们反过来又改变了地区的战势。
暂时把战争中蕴含的民族情感与个人命运放在一边，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常被理解成两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对现行世界体系的挑战。一直到1941年12月，这种挑战看来都是成功的，德国让整个欧洲陷入哀嚎，而日本几乎横扫了整个亚洲。自19世纪中叶开始出现的以大英帝国为支柱的世界秩序，彻底坍塌了。
一个勉强的参战者改变了历史的行进方式。尽管在20世纪初，美国的经济力量也是位居世界第一，但它的外交与军事的影响力却乏善可陈。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时，威尔逊总统试图向世界表明美国式的信念，却被欧洲老手们轻而易举地戏弄。
世界霸权的接力棒如何从英国递交到美国手中？而德国、日本乃至后来苏联的努力，又是如何被瓦解的？是什么因素促使了一些国家的兴起，又是什么令曾经的强大与繁荣衰落下去？这些命题令一代又一代政治家与政治学者着迷不已。前者没有充裕的时间思考，只能发出类似麦克唐纳式的感慨，而后者又太缺乏直接经验，往往纸上谈兵。有过教授与国务卿双重经验的亨利·基辛格知道这两类人的立场多么不同，多么难以相互沟通。
当耶鲁大学的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对这个命题感兴趣时，他的原意是写一本薄薄的“文章式”的小册子，只希望就过去5个世纪里有关大国不断变化的实力做出自己的阐述。在他的阅读范围内，奥波德·冯·兰克在1833年发表的一篇题为“诸大国”的文章堪称这一领域的探路者，这位19世纪普鲁士伟大的历史学者考察了西班牙衰落以后国际力量对比的情况。
但是，一个单纯的尝试很快就变成了没有尽头的冒险，肯尼迪很快发现几乎从未有历史学家涉足这一领域，没人把军事史、经济史、国际关系史这样混杂在一起，提供一幅翔实的大图景，而且前后贯穿5个世纪。当《大国的兴衰》最终在1988年出版时，它立刻引起了轰动。除去没人如此全面地展现大国的历史外，也因为它正遭遇到美国总统的竞选。像所有历史学家一样，肯尼迪克制不了预测未来的冲动，他相信，今天的美国正在重复所有大国曾经的错误——军事安全的需要攫取了过多的国家财富，“过度扩张”将不可避免地使它衰落，这速度可能比苏联还要快。
历史最终证明肯尼迪是个多么糟糕的预言家，因为仅仅一年后柏林墙就倒塌了，两年后苏联就解体了。但这些都没妨碍他扑面而来的声名，他甚至创造了一个小小的产业——专门研究、出版、评论各种类型的兴衰的作家、出版家、记者群体。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本书的弱点日益明显，按照年青一代的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的说法——它是经济决定论的产物。保罗·肯尼迪分析的基础是，在一个相对长的时间范围内，优势总是属于那些有更强的物质创造能力的国家，而技术上的突破与组织形式上的变革是物质创造的基础。这是一种典型的用单一因素来理解历史的方式，它容易被人记忆、理解和谈论，却像马克斯·韦伯所说，根本无助于理解真实的历史。过分清晰化只是学者头脑想象的产物。
其次，到底什么是技术上与组织上变化的基础？肯尼迪过分坦率地承认这并非他的研究领域，甚至没有表现出试图探索的稍许热情。这使得他的整本书阅读起来尽管行云流水，但读者却很少被引诱进入更深的探索。我们知道工业革命发生了，大国间的格局改变了，因为有的国家可以制造更高吨位的军舰、生产更多的钢铁、更有效地组织它的人民，却对它们为什么可以做到摸不到一点头绪。就这一点而言，哈佛大学的大卫·兰德斯或是马里兰大学的曼库森，做出的尝试显然深入得多，尽管他们的解释方式未必使人信服。
在《大国的兴衰》出版之后的17年中，肯尼迪先生仍被热烈地引用，却的确被证明为一个缺乏思想深度的历史学家。他在1993年出版的《为二十一世纪做准备》，干脆是一本报刊深入灾难报道的荟萃；他主编的全球历史系列倒是不错，但那是别人的写作。“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时，我们从他嘴里没听到任何新鲜的东西。但至今，没人可以忽略《大国的兴衰》，因为肯尼迪先生的非凡优势——将所有事件置放于一个整体框架中思考的能力，仍无人超越。判断一本书杰出与否的标志，除去它的思想深度、表达能力、想象力，显然还有一条更不可忽视——它是否具有里程碑意义。肯尼迪是第一个大胆地用如此丰富的素材来写作这一古老话题的作家，它多少帮助政治人物缓解了麦克唐纳式的焦虑，尽管其中充满了不尽如人意之处。
我得承认，这本书的名字给我带来的思考比它的内容更多。如果你成长在今日中国，很容易被“大国的兴衰”这样的题目所吸引，因为我们正处于深刻的身份焦虑之中，原因复杂而富有智力刺激。一直到20世纪初，中国仍缺乏民族国家的概念，所谓的中国是一种文化概念、心理意识，而非具体的边疆、领域面积、国民生产总值、人口统计……从19世纪中叶开始，因为西方世界的出现，我们才逐渐产生了中国可能只是世界地图中的一部分的意识。一直到今天，中国仍处于向现代国家演进的最后阶段，仍未完全通过唐德刚所说的“历史的三峡”。转变过程充满了屈辱，一代代中国精英始终充满了强烈的身份焦虑。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得越紧密，这种焦虑感越强烈：我们迫切地要获得与别人平等的地位，却总是发现仍有漫长的道路要走，要克服中国已在世界上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形象，仍需要更多的努力。经济增长与13亿人的市场是新一代中国人主要的信心来源，这种信心既容易使人膨胀，也经常脆弱不堪，因为它与个人尊严并非紧密相关。
在某种意义上，肯尼迪先生可以在中国找到最热心的读者，因为整整一个多世纪的中国人都相信，只要完成了物质上的成功，我们就将重新赢得世界的尊敬。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获得的尊敬甚至都不是民族国家性的，而是回到19世纪前的中央王国式的。外部世界对中国充满误解，因为它不知道该如何理解这个国家。中国不是一个彻底的现代国家，也不是一个单纯的文明传统，而是两者兼而有之。
人们对于中国的担忧、一部分中国人对自己的过分自满，是因为中国可能即将甚至已经进入了保罗·肯尼迪所列的大国兴衰的序列，它可能把接力棒从美国手中抢夺过去吗？国际问题作家们大可把中国的石油消耗量、中国的制造业革命、中国人遍布在世界各地的现实、美国对中国一家石油公司的态度，都放在这个分析框架中，无疑它们都已经指向了同一个历史方向。但是，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将随时冲破这种恰似清晰的分析。因为在这种分析中，我们对于同样对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民族士气、道德力量、文化创造力、政治能力、军事组织、动员能力、教育程度只字不提。这些复杂因素中的任何一个（而不仅仅是这个国家的钢铁产量），都可以在历史关头扮演支配性的因素。
关于国家兴衰的探讨仍将有声有色、漏洞百出地继续，因为它永无答案。这种讨论对今天的中国大有裨益，因为它将强迫我们把自己放在一个坐标系中。我们总是太习惯于和自己的过去作比，惊叹于我们取得的成就。但人们理应清楚，一个国家强大与否，主要取决于和其他国家的比较。而且这种比较理应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于某个狭窄的领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稍微接近“兴衰的秘密”。